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三（3）
政论家布尔拉茨基在不止一次地听了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的录音后说：“赫鲁晓夫深受斯大林主义的伤害。这里什么都搅和在一起：既有对领袖的神秘的恐惧，又有无辜者的鲜血引起的心悸。这里有感到自己对被毁灭的生命负有责任的感觉，也有几十年来蓄积在心中、就要像锅中的蒸汽那样喷发出来的反抗。”他还说，这是因为“赫鲁晓夫本人也双手沾满了鲜血”。赫鲁晓夫自己在同沙特罗夫谈话时也承认这一点。当沙特罗夫问他对什么事感到后悔时，他回答道：最感到后悔的是让许多人流了血。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当时我虔诚地相信斯大林，什么都干……这是我心中感到最可怕的事。《自由思想》杂志1994年第10期，第22页。在布尔拉茨基看来，赫鲁晓夫发动对斯大林的批判，既是为了卸掉多年来压在自己心头的重负，求得自己内心的安宁，也是对斯大林的反抗。
历史学家叶麦利扬诺夫认为赫鲁晓夫制造关于斯大林的神话的目的有三个：第一，通过秘密报告首次披露大规模*的行为，推脱自己对许多无辜者被杀和被关押的责任；第二，力图表明是他使国家摆脱了恐惧，让代表们相信，只有他当政，才能保证不发生各种违法行为；第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名单上抹去斯大林的名字，给自己腾出位置，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俄罗斯社会学研究部门“列瓦达中心”主任列瓦达在回答是什么促使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问题时说：对赫鲁晓夫采取这一行动的动机可作不同解释，他本人也多次试图说明这一点。但是所有这些解释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这些解释当中最合理的是这样的说法：他和他的同伙懂得，他们不这样做就无法保持住自己的地位。这是主要的。以上的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赫鲁晓夫宣布他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作报告的，本来应该客观冷静，不掺杂个人的感情，可是他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并且大段大段地即兴发挥，对斯大林进行无端的攻击，这确实像是一个受了半辈子气的奴仆发泄对已故主人的愤恨，或者像布尔拉茨基说的那样，是多年来蓄积在内心的反抗的总爆发。当然，作为当年大规模*行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着重讲这个问题，也是为了争取主动，并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斯大林和贝利亚身上，为自己开脱。这样做，也如同列瓦达所说，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关于这一点，赫鲁晓夫自己在*中也曾谈到过。据他的回忆，他在劝说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同意他作秘密报告时曾说：“甚至那些犯有罪行的人哪怕一辈子有一次能够认罪，那么这即使不能使他完全得到谅解，也能受到宽容对待。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待是否应该作关于斯大林滥用职权的报告的问题，那么这样的报告只能在现在的二十大就作。到二十一大时再作就晚了，如果我们能活到那一天和不提前要我们回答的话。因此最好现在再作一个报告。”这里他也把进行劝说的时间说成“在代表大会开幕后”，实际上可能是在会前讨论是否决定作秘密报告时说的。另据他的女儿拉达证实，赫鲁晓夫在家里也说过这样的话：这是唯一的机会，要么我们现在就讲，要么让人民把我们消灭掉，而且他们那样做是对的。
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三（4）
至于说到他批判斯大林抱有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的目的这一点，也有一定的根据。上面提到过，他口头上虽然说个人崇拜是与*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然而实际上根本不理解*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论述；他虽然提出要恢复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然而实际上他在准备作秘密报告的过程中就严重违背党内生活的准则和集体领导的原则，而后来当他把党政大权掌握到自己手中后，更是凌驾在党和人民之上，飞扬跋扈，独断专行，并且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为自己做宣传，唱赞歌。当时也有一些人对他阿谀奉承，赞扬他的“功绩”，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但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眼里，赫鲁晓夫却是一个丑角一类的人物，他的种种表现，使他获得了不少雅号。人们根据他的愚昧和无知，称他为“登上宝座的傻瓜伊万”；根据他善于滔滔不绝地说空话大话和造谣撒谎，称他为“饶舌的人”。他对玉米情有独钟，不问自然条件如何，要求在苏联广阔领土上普遍种玉米，因而被称为“玉米迷”。他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开始时采取冒险主义的做法，后来仓皇撤退，遭到国际社会的耻笑。而他作为苏联政府首脑在联合国大会上脱下皮鞋拍打桌子的精彩表演，使他一时名扬世界。当年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在谈到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曾说，毫无疑问，有过个人崇拜，但是也有过值得崇拜的个人。言下之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也搞个人崇拜这一套，确实有点滑稽。
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谈到他的剧本《济金根》时说：“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也可以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实际存在的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历史人物的行为的动机。
我们知道，在十月革命前后有一大批来自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被革命的潮流卷了进来。其中有许多人在革命的洪炉里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自觉的学习改造，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但是也有人抱着个人目的参加革命队伍，放松甚至不进行自我改造，凭着自己较强的工作能力以及适应环境和迎合领导的本领，在革命队伍内扎下了根，甚至步步高升，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他们一方面在正确路线的指引和斯大林严格的管束下，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和赢得反侵略战争胜利出过力；另一方面在政策出现偏差和错误时，由于他们的过分热心和努力，给事业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同时由于制度上存在种种弊端和缺陷，由于未能很好发扬党内*和社会主义*以及未能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监督机制，他们逐渐形成一个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既得利益集团。赫鲁晓夫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表。他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否定斯大林，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这个集团的愿望和意志的表现，是这个集团为维护本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
斯大林逝世后，国际形势和苏联国内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在“冷战”中做法有所改变，开始对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思想宣传和思想渗透，并在其内部培养亲西方势力和寻找代理人。而在苏联国内，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30年代和战后*行动中的冤假错案需要*，并做好善后工作。党内和社会上普遍有一种希望改变现状的情绪。在西方的影响下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抬头，这在知识界表现得尤其明显，而领导集团中相当多的人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思想。可以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和他的同伙借口反对个人崇拜否定斯大林，是为了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其时期 一（1）
2006年12月19日是勃列日涅夫的百岁诞辰。在这前后俄罗斯举行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各报刊发表了不少纪念文章，一时勃列日涅夫的是非功过和他当政时期的成败得失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尽管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但是人们的态度明显地变得冷静和客观多了。本章将从纪念活动的情况说起，讲一讲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问题。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出生在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卡缅斯科耶村（今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的一个冶金工人家庭。1921年进库尔斯克榨油厂当工人。1927年毕业于库尔斯克土地规划学校。在这之后到1930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后回到故乡。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5年毕业于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函授冶金学院，该校不久改为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后勃列日涅夫曾一度在工厂工作，不久成为党政干部，1939年2月被任命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负责宣传工作的书记。战争时期一直在前线做政治工作，担任过第十八集团军和第四乌克兰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1944年11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战后曾先后担任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委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1950~1952年调任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在这之后曾一度担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在这期间被提升为中将。随着开垦荒地的计划的实施，勃列日涅夫被调到哈萨克斯坦工作，先后担任该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1956年调回莫斯科，担任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委员等职。1960年5月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直至1964年7月。1964年10月14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为第一书记（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后改称总书记），以接替“因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而请求解除他的职务的赫鲁晓夫，从而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他在总书记的岗位上一直待到1982年11月10日去世。
勃列日涅夫领导苏联达18年之久，时间之长仅次于斯大林，占苏联整个74年历史的将近1/4。应该说，这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和平发展的重要时期。可是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不到3年出现的“改革”浪潮中，这个时期笼统地被称为“停滞”时期。这种说法为许多人所接受而广泛流传开来，勃列日涅夫的名字也就成为保守、落后和腐朽的代名词。人们只是在揭露批判过去时以鄙夷的语气提到他，后来他逐渐被淡忘了。1991年曾出版过著名历史学家罗依?梅德维杰夫的《个人与时代——勃列日涅夫的政治肖像》一书，此书似乎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这种情况大概持续到90年代中期。1996年他90岁诞辰时，只有极个别的报纸想起他，发表了纪念文章，这种冷冷清清的状况与1976年他过70岁生日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不过从《真理报-5》发表的一篇题为《得到原谅的勃列日涅夫》的文章见1996年12月18日《真理报-5》。里已可看出有人开始对他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
在这之后，随着俄罗斯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和社会上怀旧情绪的出现，情况发生明显的变化。报刊上讲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1998年，勃列日涅夫的孙子、现为全俄共产主义社会运动总书记的安德烈?勃列日涅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赞扬他祖父执政时社会稳定，秩序良好。这篇文章引起相当大的反响。许多人纷纷给安德烈写信表示支持。1999年，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德米拉出版了《总书记的侄女》一书，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写这本书并不想为勃列日涅夫*，只是试图展示她的伯父的另一个方面，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给他公正的评价”。2002年，在勃列日涅夫逝世20周年前后，除了发表了一些纪念文章外，还出版了历史学家谢马诺夫的《勃列日涅夫——“黄金时代”的执政者》一书，作者对这位苏联领导人的生平和事业做了全面介绍，同时对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做了积极的评价，并把他领导的时期称为“黄金时代”。我们记得，卫国战争期间勃列日涅夫曾在新罗西斯克市西南被称为“小地”的地方参加过战斗。2004年秋，该市市政当局在市中心为勃列日涅夫树立了一座青铜纪念像。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其时期 一（2）
2006年勃列日涅夫百岁诞辰的纪念活动规模不小，形式多样。各大报都发表了纪念文章。《文学报》组织了一场如何评价勃列日涅夫和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讨论，从9月到12月总共发表了18篇文章，参加讨论的有著名政论家米哈依尔?安东诺夫、卡拉-穆尔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著名历史学家谢马诺夫、卡恰诺夫，著名作家和批评家博罗金、叶辛、米哈依尔?波波夫、瓦尔拉莫夫、安宁斯基等。谢马诺夫为纪念勃列日涅夫百岁诞辰推出了他的新著《善良的列昂尼德》。
俄罗斯某些电视台敏锐地觉察到广大观众思想情绪的变化和他们的需求，在勃列日涅夫百岁诞辰前后推出了新拍摄的影片《列昂尼德?伊里奇本人》，重映了一年多前放映过的电视连续剧《勃列日涅夫》。出人意料的是，独立电视台重映了1976年为庆祝勃列日涅夫70岁诞辰专门拍摄的纪实影片《一个共产党员的故事》，把勃列日涅夫的生活经历和对他的热情颂扬重新展现在今日的观众面前。根据《俄罗斯报》报导，俄罗斯其他电视频道还安排了另一些纪念性节目。该报评论员风趣地说，就差没有转播代表大会会堂举行纪念会和音乐会的实况了。
俄罗斯共产党人对纪念勃列日涅夫百岁诞辰表现出了较大的热情。俄共中央主席团曾就开展纪念活动的问题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在纪念日到来时，俄共领导人向克里姆林宫墙旁的勃列日涅夫墓献了花圈和鲜花，久加诺夫发表谈话，肯定勃列日涅夫的功绩，说“国家应该向他表示感谢”。俄共领导机关还在一个工厂的文化宫礼堂举行了纪念大会，久加诺夫、利加乔夫、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担任过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佳热利尼科夫、著名作家卡尔波夫等讲了话，他们肯定勃列日涅夫时代取得的成就，表示要努力恢复“我们的英雄时代的真相”。在这之前，《真理报》编辑部为纪念勃列日涅夫百岁诞辰召开了“圆桌会议”，邀请参加共产党联盟—苏共的各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会上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克兰的代表发了言，俄共中央书记诺维科夫做了总结。与会者肯定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和苏联人民安定健康的生活，并且指出，为了全面评价勃列日涅夫所作的贡献，去掉各种政治标签和揭穿公开的谎言，还需要做许多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勃列日涅夫的故乡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政当局和各界人士没有忘记他们的这位老乡。该市举行了有500人参加的纪念会，举办了展览，同时决定用勃列日涅夫的名字命名市内的一个最好的公园。勃列日涅夫战后工作过的扎波罗热市打算建立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馆。就连勃列日涅夫青少年时代劳动和学习过的库尔斯克市也想起了他，在他上过学的学校旧址门前挂上了一块纪念牌。库尔斯克的共产党人向州杜马提出以勃列日涅夫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的提案，但未获通过。
上述纪念活动虽然就其规模和热烈程度来说与1976年庆祝勃列日涅夫70岁寿辰的活动无法相比，但是在10年前这是不可能和无法想象的事。一家报纸认为这些活动说明社会意识发生了“悄悄的和天鹅绒般的转折”，说明人们“变愤怒为宽恕，似乎原谅了这位停滞时代的年老领导人”。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但是人们对勃列日涅夫的态度确实发生了变化。尽管如此，他们对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看法不尽相同，不同意见甚至进行了交锋。但是以前的那种讽刺嘲笑的态度已经少见了，多数人都能根据自己了解的事实和感受说话，不再笼统地否定或肯定了。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其时期 一（3）
这次纪念勃列日涅夫百岁诞辰的活动与一般的纪念活动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人们除了对这位领导人表示怀念外，还力图趁此机会公开讨论有关的问题，像著名政论家、现任《莫斯科新闻》总编的特列季亚科夫所说的那样，通过讨论弄清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得到了什么和失去了什么，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少纪念文章的作者不仅发表了自己对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看法，而且联系今天俄罗斯的现实，就俄罗斯今后应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它们的作者们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首先，对勃列日涅夫这个人物的看法就有所不同。有的人认为他是“模范的苏联领导人”，“很强的政治家”；有的人则相反，不承认他是杰出的政治家，甚至认为他不是政治家。有的人肯定他的业绩和贡献；而有的人认为他要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承担一定责任，甚至说他是苏联的“真正掘墓人”。有的人认为，他不像他的前辈那样具有远大理想和革命热情，思想上比较保守，同时又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水平不高，理论修养很差，缺乏开阔的视野和独立的见解，因此显得甚为平庸；有的人则肯定他有相当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和丰富的机关工作经验，是一个能干的实际工作者，不过承认他作为最高领导人有其明显的缺欠。被称为“所有总书记的助理”的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在*里这样说：有一天列昂尼德?伊里奇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陷入了沉思，对我说：“安德烈，你知道我在回顾所走过的道路时还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担任过的职位当中最好的职位是党的州委书记。可以做更多的事，同时自己既能直观地看到实际情况，又能看到自己工作的结果。”我觉得这是可以用来说明勃列日涅夫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工作人员的特点的重要自白。他生气勃勃，行动积极（当然我指的是他身体健康的时候），喜欢与人交往，而与此同时，不大适合于从事大范围的国务活动，不适合于进行概括，更不适合作理论结论。勃列日涅夫本人确定了他最能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这是州一级水平的很好的实际工作者，但是对担任伟大的强国和伟大的党的领导人的职位来说，他明显地缺少许多东西。他在内心里（这又是在他身体健康的时候）无疑意识到了这一点。由此而产生了这样的一些品质，例如在作重要决定时特别谨慎，缺乏信心，经常需要听取别人的意见，同时常常摇摆不定，甚至行动上出现矛盾……可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勃列日涅夫办事比较稳重的思想作风恰恰得到了对赫鲁晓夫的瞎折腾感到厌烦的干部和群众的认可，他对待一般人比较宽厚的性格博得了不少人的好感，这使他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按照梅德维杰夫的说法，勃列日涅夫是应“时代的征召”上台的。特列季亚科夫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这样说道：“看来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精明的机关工作人员，但是，他当然完全不适于扮演一个强国领导人的角色，是机遇和官僚们的勾心斗角使他成为领导人的。”一个国家交给像勃列日涅夫这样的人来领导，可能会在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上一时取得某些成绩，但是由于这样的人缺乏高瞻远瞩和把握发展方向的能力，不能及时发现深层次的矛盾并加以解决，可能使国家陷入新的危机。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其时期 一（4）
大家知道，勃列日涅夫时期过去曾被称为“停滞时期”。根据特列季亚科夫的说法，早在勃列日涅夫在世时，就有人这样称呼。而一般认为“停滞”这个词是戈尔巴乔夫首先使用的。他于1987年1月27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题为《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里谈到“停滞的思想和心理”，提出“改革是坚决克服停滞的过程”。在这之后各种报刊就用“停滞”一词来形容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说法为许多人所接受。也许戈尔巴乔夫本人并不认为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停滞时期，也许后来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最近他这样说道：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头几年做了许多事情。但是第二个时期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当时石油价格上涨，而我们未能加以利用。另一些错误发生在对外政策上。例如布拉格之春和阿富汗战争……上面提到过，好几年前就有人对“停滞时期”的说法提出异议，开始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为“黄金时代”。现在称这个时期为“黄金时代”的人有所增加。例如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某种‘黄金时代’，是它的‘维多利亚时代’”，是它“最繁荣和最强大的时期”。政论家卡拉-穆尔扎认为，只要把所谓的“停滞时期”与今天比较一下就可看出，这是“再也不会重复出现的黄金时代”。然而尽管如此，关于在这个时期是否存在着停滞的争论并未结束，而且有时意见是完全对立的。例如，苏联英雄、前黑海舰队司令员巴尔金断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确确实实不存在停滞”，他说：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创造的。当时每年有六百多个企业投产。没有寡头、乞丐和流落街头的儿童。国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威望。担任俄联邦政府驻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和仲裁法庭代表的律师巴尔谢夫斯基的看法完全与之相反，认为“当然存在着停滞”，他说：整个社会，包括经济、精神和品德，完全退化。这是一个完全玩世不恭、双重标准和缺乏任何自由思想的时期。这一切不能用当时能买到的两卢布二十戈比的香肠来抵消。这里可以看到，两人在说明是否存在停滞时，所用的论据是不一样的。
一般说来，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不是停滞时期的人，强调这一时期生产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强调社会的稳定和生活的改善，强调人们享有各种社会福利，可以免费上学、得到免费分配的住房以及享受公费医疗等等，不必为这些问题操心，用他们的话来说，可以“对未来充满信心地生活”。他们把自己今天的处境与过去相比，更觉得昔日的生活的可贵。许多左派人士大多从这些方面来看待勃列日涅夫时期。例如俄共中央书记诺维科夫在《真理报》编辑部召开的“圆桌会议”上说：在这个时期国家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实际的进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在文化、科学和教育领域，在征服宇宙空间、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十八年里工业增长了两倍多，农业增长了三分之一。建立了许多工业部门——电子工业、微生物学工业、原子机器制造等等。全国人口增加了一千二百万。这怎能说是“停滞”呢？勃列日涅夫的孙子安德烈说：在十八年里国家生活平静而安定，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停滞”中。说实话，我不明白人们用来称呼这个时期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当时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25％～3％，一亿六千万人得到了免费住房，人口增长一千二百多万。如果想起这些并且概括一下的话，那么可以说，这是一个正常时期。而坚持“停滞说”的人则主要着眼于政治制度和思想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着眼于人们精神的退化和理想的丧失。其中有的人则强调这个时期缺乏自由和*。一位名叫博洛托夫的论者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称为“苏联官僚取得完全胜利的时代”。一位署名“知识分子”的论者则认为，在这个时期“具有思想觉悟的共产主义建设者最后变成了消费者”。著名作家博罗金指出，勃列日涅夫当政的最后几年是一个“全面地没有信仰和玩世不恭的时期”，“人们已经什么也不相信，但是继续遵守着游戏规则：承担社会义务，‘支持和赞同’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决议等等”。作家米哈依尔?波波夫根据青年时代在青年近卫军出版集团实习时的所见所闻说，他所见到的人“没有一个真诚地拥护苏维埃政权”，“他们一股劲儿地编造关于勃列日涅夫的笑话，然后皱着眉头到《青年共产党人》杂志去工作挣钱”。他得出结论说：“停滞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仇视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其时期 一（5）
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这一点完全是事实，今天的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吃它的老本儿，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至于生活安定而有保障，所有过来人都有切身的体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切坚持“停滞说”的人无法加以否认。但是，勃列日涅夫时期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这一点也必须承认，否则就会像政论家基瓦所说的那样，“一味给那个时代唱赞歌，那将会无法理解，为什么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的社会主义’会在刚刮起改革之风就像硬纸板搭的房子那样倒塌，把世界上第二个超级大国埋在下面”。2006年11月15～21日《文学报》。因此如果各执一端，无疑都有片面性，不能全面反映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真实情况。于是有人试图对这个时期做全面的考察和说明。
利加乔夫在他的长篇纪念文章的一开头就说：勃列日涅夫时代，如同这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本身一样，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个时期对绝大多数苏联公民来说的确可被认为是稳定的和安居乐业的时期，是从事建设和创造的时期。与此同时，正是在那时，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思想、政治和文化生活方面，都开始出现一些不良的倾向，后来将其称为（可能不完全确切）“停滞”。他根据自己当时担任苏共托木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时的亲身经历，叙述了大规模建设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同时也讲了错误和失算。但是总的说来，他较多地肯定勃列日涅夫时期取得的成就。
一位名叫济金的论者同样既讲成就，也讲问题。他在《勃列日涅夫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一文中说，尽管改革年代多数人都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看做停滞时期，但是苏联的经济状况证明情况完全相反。他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建了十六亿平方米住房，这相当于1980年苏联全部住房的44％。一亿六千万人分到了新的住房。在军事上与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达到了势均力敌的程度。苏联一系列关键性和高技术部门，诸如航空、造船、金属加工、动力工程等，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高速进行了道路建筑，快速发展了住房公用事业，对犯罪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打击。正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小汽车生产急剧增加。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藏书——这在西方也是罕见的现象。他接着说，“与此同时，存在着停滞”，它“发生在精英身上，在社会的思想道德气候上”，许多人对“克里姆林宫的老人们”多少年来一直高谈阔论党的作用感到厌烦，许多迫切的生活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一点给人民群众造成“苏维埃制度具有根本缺陷的印象”，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他还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愈来愈根据“对上级领导人个人的忠诚”作为选拔干部的原则，“上层本身几乎没有变化，而在它下面立即形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名利之徒的阶层”，而在上层人物当中“自上而下消灭社会主义的思想最终占了上风”，“在这样的条件下必然会有戈尔巴乔夫掌权的结局”。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死亡和苏联的覆灭，在很大程度上是勃列日涅夫集团和他本人的“功劳”。与利加乔夫相比，他对勃列日涅夫的错误和失算及其产生的后果看得更严重些。
上面讲的是最近俄罗斯舆论界对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看法。那么普通人民群众是什么态度呢？2006年12月9～10日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在44个联邦主体的100个居民点询问了1500人，有61％的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是安居乐业的时期，17％的人不那么认为。在问到如何评价这位总书记的历史作用时，50％的人认为他在历史上起了积极作用，16％的人认为他起的是消极作用。调查时，还向被询问者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提到勃列日涅夫时你产生哪些感情、思想和联想？有2/3的人做了回答。他们说得最多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生活得很好，大家都有工作，比较富裕。14％的人觉得这是“黄金时代”；8％的人说，提到勃列日涅夫，他们就产生“最好的回忆”、“非常好的联想和感情”，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特点是稳定、有秩序、平静；3％的人怀念那个时期；3％的人称勃列日涅夫是“好人”，“杰出的领导人和经济管理人员”，“强有力的政治家和领袖”；2％的人提到免费教育和公费医疗；1％的人提到巨大的建筑工程、富裕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1％的人谈到低廉的物价；1％的人谈到苏联那时是伟大的强国。总的说来，反面的议论要少得多。6％的人称勃列日涅夫时期为“停滞时期”，说“全国处于停滞状态”，是一个“泥潭”；5％的人说他们产生很不愉快的联想：“讨厌”、“恶感”、“厌恶”、“没有什么好的东西”；2％的人想起了“商品短缺，货架空空”；1％的人对总书记本人提出批评；1％的人指出他对奖赏的爱好等等。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民众对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看法和评价基本上是与舆论界人士吻合的。
在调查中还问被调查的人，他们希望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生活中的哪些特点移植到今天来，哪些特点不希望见到，有2/3的人做了回答，结果是：14％和12％的人分别希望把免费教育和享受公费医疗放到今天来，11％的人希望能实现充分就业，9％的人希望价格低廉，7％的人希望能得到像样的工资和养老金，6％的人希望能得到免费住房。特别要指出的是，13％的人提到能有过去那样的稳定和对明天的信心。在说到今天不希望见到过去的哪些特点时，18％的人提到商品短缺、排长队和发票证，6％的人提到缺乏言论自由和其他自由以及政治上的强制，3％的人不希望有“铁幕”，2％的人不希望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和实行平均主义”。尽管多数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旧日的好时光”，但是把它与今天相比时，只有41％的人认为它好于今天，而认为今天更可取的人占31％，前者的优势并不明显。而在问到是否可让国家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去时，只有36％的人赞成，反对者却占42％。《俄罗斯报》就此调查结果发表了题为《我们喜欢，但不愿意》一文，说俄罗斯人怀念社会主义，可是选择资本主义。这说明俄罗斯人的心态是矛盾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矛盾的心态，值得深思。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其时期 二（1）
根据以上所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又有严重的失误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因此笼统地称之为“停滞时期”，可能不符合实际；而把它叫做“黄金时代”，也未免言过其实。于是卡拉-穆尔扎提出是否可称为“黄金的‘停滞’”（“золотой‘застой’”）的问题。这个说法比较费解，而且问题不仅在于名称。如果再仔细考察一下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个年头，那么可以发现，前期与后期有明显的差别。前期显得比较有生气，取得的成就比较突出，后期则死气沉沉，许多消极现象大多出现在这个时期，或者这些现象前期虽已存在，但到后期变得更加严重。俄罗斯早就有人提出存在两个勃列日涅夫的问题。曾任《真理报》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说：我头脑中有两个勃列日涅夫，一个是1976年夏季以前，即在他身患重病之前的勃列日涅夫；另一个是那个夏季以后的勃列日涅夫。前一个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精力充沛、活跃、有所作为的人……后一个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重病缠身、不爱活动、少言寡语、不善思索的人，他的敏感和感伤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尤其喜欢阿谀奉承、贪图荣誉、奖赏和礼品。被称为“安德罗波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终身顾问”、曾担任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的阿尔巴托夫也说：“我所知的勃列日涅夫有两个：病前的和病后的。”他进一步解释说，“这并不是说一个是好的，另一个是坏的”，他具有“内行的机关工作人员固有的一切通病”，但也有“超出大多数人之上的若干才能，他善于倾听意见，就任之初对自己的能力有清醒而不夸大的估计；政治上的谨慎和持重，刻意回避冲突、尽可能通过协商谋求和解——对外政策方面如此，对内政策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而“疾病使身上的优点逐渐枯萎，接着是大部分消失，而缺点则迅速发展起来”。曾担任苏共中央某部专家组组长、多次参加过苏共中央重要文件起草的鲍文的说法也与上述二人相似，他说：“我知道两个勃列日涅夫——早期的和晚期的。”根据他的了解，早期的勃列日涅夫比较谦虚，从来不羞于说他有不知道的事，可以和他争论，可以说服他，他不摆首长的架子，比较平易近人。晚期的勃列日涅夫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有病，因而爱生气，听不进反对意见，不再参加文件的起草，常常一个人待在别墅里，只让少数几个人去见他，特别喜欢勋章、称号和赞扬。这就是说，疾病不仅使勃列日涅夫身体变得虚弱，而且思想上和精神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根据了解情况的人的回忆，勃列日涅夫的病情是逐步加重的。曾先后担任卫生部第四管理局局长和卫生部部长、被称为“御医”的恰佐夫在他的*《健康与权力》里说，1957年勃列日涅夫的心脏出现过小的变化，不过只是一个病灶，从那时起没有发生过心肌梗塞和中风。外界关于他患心脏病的传说不确。1968年8月，他在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谈判时突然语言不清，浑身无力，第一次发出了中枢神经系统机能弱化的信号。从1973年春天起，开始周期性发作，而且由于过量服用安眠药而变得愈来愈严重。1974年11月勃列日涅夫到远东军事基地与美国总统福特会晤时再次发病，从此一蹶不振，无法正常工作。如果在时间上做一个大致的划分，那么从1964年10月到1974年10月这10年是他身体健康或基本上健康、尚未丧失工作能力的时期，而从1974年11月到1982年11月去世的8年，他基本上是一个病人，已无法坚持正常工作了。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其时期 二（2）
曾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布尔拉茨基根据自己的观察，在*《领袖与谋士》一书中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久的表现做了一些描述，他写道，当时勃列日涅夫能经常征求其他领导人的意见，给人以“平和、安详、和蔼可亲的印象”，中央书记处或主席团讨论问题时，他“几乎从来不第一个发言，让所有愿意发言的人先说，自己注意地听着，如果意见不一致，宁愿先把问题放下，再做研究，同大家商议后重新拿出来审议”，不过“在决定干部问题时，采取的是截然相反的做法”。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把他与被赶下台的赫鲁晓夫做了比较，然后说道：勃列日涅夫也是一个贪图名利的活动家，但是要谨慎得多，不大自信和自负，比较喜欢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怕当众向别人请教……他也像赫鲁晓夫那样狡诈，但是看来在实现自己的意图时前后比较一贯，比较稳重，不大喜欢把自己的情绪和意图一下子显示在大家面前。当然，这个人要宽容和有耐心得多，甚至对人们怀有好意（在一定限度内）。但是他表现出的这种使人感到高兴的善意也是不无算计的……我们看到，布尔拉茨基主要讲了勃列日涅夫的表现，而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则进一步揭示了他的某些性格特点。
勃列日涅夫在上台之初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威望，地位不稳固，因此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的同时，表现得谦虚谨慎和有*作风，以争取更多的盟友。他甚至在小圈子里说：“领导人需要威信。请支持我吧。”自然这时他比较能够与别人合作，在领导层较快地形成了由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三人组成的被称为“三驾马车”的政治核心，党和国家的机器运转得比较正常。1964年11月16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把州、边疆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的决议》，恢复了被赫鲁晓夫搞乱的政治体制。1966年4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撤销了1961年二十二大通过的关于干部按比例定期轮换的硬性规定，这对在一段时间内稳定干部队伍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到后来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在经济建设上，勃列日涅夫亲自抓农业，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从1965年开始实行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一系列大规模的建设工程陆续上马，其中西西伯利亚油气田的发现和开发，对此后的经济发展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顺利完成，给全国人民以很大鼓舞。这个五年计划被称为“黄金的五年计划”，在这五年间年均生产总值提高74％，建设了1900个大型企业。到197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的工业总产值的80％，而农业总产值则达到了85％。到这时，苏联已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大国，而在世界上则仅次于美国占第二位。军事力量的增强，使苏联成为可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与此同时，大力抓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住房公用事业。随着生产的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有明显的提高。整个国家出现了上面多次提到过的、目前许多俄罗斯人所怀念的社会稳定和生活有保障的局面。应该说，其中有勃列日涅夫的一份功劳。
根据医生和警卫人员的回忆，勃列日涅夫病情加重后，语言发生障碍，有时说话吐字不清，思维能力衰退，丧失自制能力，性情变得暴躁易怒，行动缓慢，上下楼梯显得比较困难。为了缓解病情而服用安眠药，结果上了瘾，有时缠着医生要他多给几片。见《明天报》2004年第49期。他本来有吸烟的习惯，发病后医生开头进行限制，后来干脆禁止他吸烟。有时他烟瘾发作，忍耐不住，便叫警卫人员在他周围抽烟，使他哪怕能闻到烟味。有时他乘坐的车开过来，一打开车门，一股股烟雾随着他冒出来。他甚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也叫身旁的翻译点起烟一边吸着，一边朝他的脸上喷烟。一个国家领导人公然在外国客人面前这样做，说明他无法控制自己，不顾什么“政治影响”了。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其时期 二（3）
尽管勃列日涅夫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但是他作为领导人在许多场合又非说话不可，有时还要作长篇报告。当然，即使是在得病前，他在历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上作报告以及在其他重要会议以及各种庆典上发表讲话时，也是照写作班子准备的稿子念的。得病后，当然还是按照老规矩办，不过有时不免拿错了稿子，却照念不误而自己没有发现。1981年秋，在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勃列日涅夫来到巴库授勋。秘书班子给他准备了不同会议上讲话的稿子。在召开庆祝大会时，忙中出错，给了他一份在另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稿。勃列日涅夫专心致志地和慢条斯理地读了几分钟，完全没有理会后台有人对他的提醒，最后他的助手只好来到台上，扯了扯他的袖子，递给他另一份稿子。这时他才明白过来，笑了笑，对听众说：“同志们，这可不是我的过错！……”这句话引起了一阵笑声，有的人甚至鼓起掌来。这给严肃的庆祝大会增添了几分喜剧色彩。
勃列日涅夫得病后，他身边的人不仅照例要给他准备长篇的讲话稿，而且要为他接见各界人士和外宾准备“会话条”，到时候由秘书或翻译根据谈话进展，把这些事先用大号字印好的条子递给他，由他“照本宣科”。如果是礼仪性的会见，这样的条子还比较容易准备；而如果他要与外国领导人会谈，那么准备起来就比较困难了，需要根据讨论的问题准备一大摞条子，甚至需要估计可能出现的情况，准备几种不同的答复。根据著名外事翻译苏霍德列夫的回忆，1979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奥地利维也纳与美国总统卡特举行会谈时，事先秘书班子估计到卡特对某一个问题可能会有宽窄两种提法，做了相应的准备：如果卡特提的问题比较宽，那么勃列日涅夫就需要把整个纸条念完；如果提得比较窄，只需要念前半部分就行了。结果卡特提的问题比较窄，苏霍德列夫把纸条的后半部分划掉，递给了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念到被划掉的地方突然回过头来大声问翻译：“怎么，后半部分不需要念吗？”翻译为了让他能听得见，只好也大声地回答：“不需要，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样的场面在外交谈判时可能是难得一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