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勃列日涅夫的这些表现一传二,二传三,迅速流传开来,出现了不少关于他的笑话。一个笑话说,勃列日涅夫听见有人敲门,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会话条,念道:“这是谁呀?”另一个笑话说1980年莫斯科举行奥运会,勃列日涅夫手里拿着印在带有奥运会标志的纸上的讲话稿念道:“○!○!○!○!○!”旁边的人低声对他说:“这不是‘○’,而是奥运会的五环标志。讲话在下面!”还有一个广泛流传的笑话,说的是勃列日涅夫在机场迎接撒切尔夫人,他照着稿子念道:“亲爱的和尊敬的英迪拉?甘地夫人!”助手低声提醒他欢迎的是撒切尔夫人。勃列日涅夫不理,又口齿不清地念了一遍。助手急了,想要纠正他,他生气地说:“我自己也知道这是撒切尔夫人,但是这里写的明明是英迪拉?甘地夫人!”一般说来,人们知道勃列日涅夫有病,他们只是觉得他的某些表现滑稽可笑,说这些笑话并无多大恶意。
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勃列日涅夫成为病人后性格发生了变化,为人处世与发病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上面提到过,勃列日涅夫本来有待人宽厚、平易近人的一面,但也有虚荣心重、贪图名利的一面,不过在理智比较健全的情况下,对不好的念头和想法能够自我克制。后来神经系统出了毛病,失去了自制力,加上这时他的地位已经得到巩固,他的任何愿望都能得到满足,于是他的性格中一些不好的东西得到了恶性的发展。
他虚荣心强的缺点突出地表现在喜欢获得各种勋章和奖章上。就所得勋章和奖章的数量来说,恐怕他超过了任何领导人和其他名人,在这方面创造了一个不大容易打破的纪录。他逝世后为他送葬的行列里,手捧他的勋章和奖章的军官多达44人。后来他的遗孀把他生前所获勋章和奖章交给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勋章处。根据历史学家罗依?梅德维杰夫的说法,他获得的各种勋章和奖章的总数为200枚,而勋章处登记的数字为114枚,其中包括列宁勋章8枚,金星奖章4枚,金质镰刀和锤子奖章1枚,红旗勋章1枚,十月革命勋章2枚,胜利勋章1枚,卫国战争一级勋章1枚,红星勋章1枚,等等,还有大量外国的勋章和奖章。多数勋章和奖章是他在晚年获得的,因为这时他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勋章和奖章的浓厚兴趣,他周围的人投其所好,不断给他授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跟着这样做。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苏联政府在他60岁生日时,首次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根据档案材料记载,此事是苏斯洛夫提出来的,他说:“一个星期后是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六十岁生日。我建议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总书记是会高兴的。”于是苏共中央立即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执行。在这之后,违反最多只能三次授予该称号的规定,在已授予一次的情况下,又于1976年、1978年和1981年连续三次这样做,使勃列日涅夫这个没有建立多大战功的政工人员成为唯一的四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这种做法引起了许多老战士的不满。这还不够,1978年他又被授予苏联最高军功勋章——胜利勋章,而此勋章一般是授予战争期间指挥过大战役并取得胜利的杰出统帅的。大家知道,勃列日涅夫自己也承认没有读过*的书,对理论不感兴趣,没有研究过理论问题和写过理论文章,这些情况下面还要详细地讲。可是1977年11月苏联科学院却把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奖赏——卡尔?*金质奖章授予他,以表彰他“在发展*列宁主义理论方面取得的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成就”。勃列日涅夫当然也欣然接受了。所有这些做法虽然满足了勃列日涅夫病态的虚荣心,但是客观效果恰恰相反,没有提高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却使他成为笑料。他被称为“勋章迷”,有人编造各种笑话来贬损他。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在接受勋章后说:“同志们!有人说我给自己捞了许多奖赏,从来没有拒绝接受过。这样说不对。比如说,不久前我拒绝接受毛里塔尼亚的最高奖赏——金鼻环!”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其时期 三(1)
勃列日涅夫不仅喜欢各种勋章和奖章,而且也喜欢给别人授奖。据说,他自己曾经说过:“我像一个沙皇,只不过沙皇能够赐给村庄,而我没有村庄,只能授予勋章。”他几乎给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其他党政高级干部授过勋。到了晚年,他头脑糊涂到没有弄清一个人的真实身份就要授予勋章的地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曾任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后任戈尔巴乔夫的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在*里讲过这样一件事:勃列日涅夫非常喜欢根据作家谢苗诺夫的小说改编的多集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看了不下20遍。有一次看到电影结尾打入敌人内部的主人公什季尔利茨接到将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的通知,勃列日涅夫回过头来问周围的人:“已经授予他没有?我想亲自来做这件事。”他的警卫队长里亚边科接过话头,夸奖起扮演什季尔利茨的演员吉洪诺夫来。勃列日涅夫便说:“那么为什么不说干就干呢……”过了几天,他亲自授予演员吉洪诺夫苏联英雄称号以及金星奖章和列宁勋章,完全相信这就是什季尔利茨。这种把剧中人当成实际生活中的英雄并且把苏联英雄称号授予扮演他的演员的做法,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勃列日涅夫的这些表现,不仅使人们一直看得很重的各种称号和勋章大大贬了值,甚至可以说这是对那些真正的英雄模范的贬损和亵渎。
上面说过,勃列日涅夫在战争后期被提升为少将,战后在担任总政副主任期间又提升为中将。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他总觉得这个军衔不符合他的身份。根据曾担任总政主任的叶皮谢夫所言,1975年的某个时候勃列日涅夫在和军队干部谈话时不止一次地说过:“人们给我写信,他们坚持认为,既然我是最高统帅,那么就应该授予我与这职位相当的军衔……一个中将不可能充当最高统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社会舆论的压力很大,尤其是军人很有意见……”这实际上是假借别人的名义要求提高军衔。于是在1975年4月授予他大将军衔,一年后,即1976年5月,又授予他苏联元帅军衔,就这样,他终于圆了元帅梦。
当上了元帅后,他似乎还不满足。大概他认为一个领导人应该“文武双全”,于是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写作能力、自己很少写点东西的总书记希望成为一个著名作家。他约请一批特写作家和记者给他写*。有幸参加此项工作的有А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其时期 三(2)
勃列日涅夫在他执政的后期,如同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的那样,过去深埋在心里的贪婪在他失去自制的情况下显露了出来,这表现在他变得喜欢收受各种礼物上。1976年他70岁寿辰时,出现了一个给他送礼的高潮。曾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博尔金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他说:“外国使团知道总书记的嗜好,纷纷向他赠送厚礼。地方领导人也不甘落后。无须把他们赠送的字画、手笔、各种纪念杯、高档电器等礼品一一列举出来,我也不可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着重讲了其中的一件礼品——雅库特人赠送的一只喝马奶用的巧伦杯。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杯子,而是一件富于民族特色的贵重艺术品。他们用罕见的特大象牙磨制出一只杯子,镶上带有银托的各种钻石和珍宝。由于工艺复杂,镶嵌和装饰工作由莫斯科首饰厂承担。这件礼品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耗费巨大,历时数月才完成,由当地领导人亲自送给勃列日涅夫。据说,在礼品展览时没有见过这只杯子,勃列日涅夫把它拿回家去了。至于说到外国人,他们得知勃列日涅夫喜爱豪华轿车后,便一辆接一辆地送上门来,最后他拥有包括德国的梅塞德斯牌、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牌、法国的雪铁龙牌、美国的林肯牌等名牌轿车。
勃列日涅夫既喜欢受礼,也喜欢送礼。刚才提到过的那位博尔金对此也做了描述,他说: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每逢出行,必带大批礼品,从手表到金银饰品、香烟和器皿。中央办公厅主任Н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其时期 三(3)
波德戈尔内比勃列日涅夫年长,在初期曾经给他大力支持。后来他们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尤其是在对美国的政策上。同时,根据格里申回忆,有一次在聚会时性格直爽的波德戈尔内当众批评了勃列日涅夫鼓励赞扬他自己的做法,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于是勃列日涅夫便决定撤销波德戈尔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由自己兼任。首先,他指使亲信们破坏波德戈尔内的声誉,要他们在选举出席二十五大代表时设法使波德戈尔内落选。但是波德戈尔内不仅当上了代表,而且在二十五大上仍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看到采取这种方法未能达到目的,于是干脆指使亲信在1977年5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直截了当地提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的建议。中央全会通过了这个建议,并决定解除波德戈尔内政治局委员职务。6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又解除了他的主席团主席职务,宣布他将“退休”,甚至没有像通常在这样的场合所做的那样,说一句对他12年来的工作表示感谢的客套话。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止。1980年他迫使柯西金以健康原因辞职,任命他的亲信吉洪诺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从此行政事务完全直接听命于他。到此时“三驾马车”的体制彻底崩溃。波德戈尔内“退休”时年已七十有四,柯西金下台时确实已老弱多病,他们是应该休息了。按照这个道理,勃列日涅夫这个比他们只小两三岁的老病号也应该这样做。可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却给自己揽了更多的职务。由于他早已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甚至可以说,他已基本上丧失了工作能力,因此他担负的多项职务实际上多半是由他身边的人履行的。沃尔科戈诺夫称他为“傀儡”,恐怕有点言过其实,不过说他不是名副其实的领导人,则是确实无疑的。
当时他身边的人有两类。一类是政界的老人,例如苏斯洛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等,这些人大都年事已高,思想僵化,只图保持权位,不思进取;另一类人则是他的亲信和心腹。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大概知道自己缺乏领袖人物的威望和过人的智慧,无法用自己的思想品德去影响人和吸引人,他觉得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和巩固自己的地位,需要培植一批“自己人”,因此一直亲自抓干部工作。一方面,他警惕地注视着实际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的言论和行动,寻找机会给他们以打击,例如对谢列平、波利扬斯基、谢列斯特等人就是这样做的。另一方面,拉帮结派,培植亲信,其具体做法是在自己的同乡、同学、老同事和老部下当中挑选一些忠诚于自己的人,给他们以信任,委他们以重任,让他们领导一些重要部门,同时关心照顾他们,必要时进行庇护。就这样,逐步形成了一个被称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有时由于有些成员与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共过事,因而也叫“摩尔达维亚帮”)。其重要成员有50年代曾在摩尔达维亚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工作过的契尔年科,有50年代担任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吉洪诺夫,有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当过摩尔达维亚中央第二书记、从1966年起担任苏联内务部长这一要职的肖洛科夫,有在50年代担任过摩尔达维亚克格勃副主席、1967年升任苏联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茨维贡,有曾经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后升任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的谢尔比茨基等等。所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平庸,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仕途上节节上升,最后占据高位,主要原因在于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忠诚和得到他的信任。就拿契尔年科来说,他在1950年担任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职务期间结识了调到该共和国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赏识。1965年被调到苏共中央工作后,长期担任中央总务部长,后升任中央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委员。他领导的总务部是苏共中央20个部当中编制最大的一个部,领导和管理着中央许多方面的事务。作为这个部的部长的契尔年科,长期扮演着勃列日涅夫的大总管的角色。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不能正常工作后,契尔年科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实际上的当家人。许多了解情况的人都认为,此人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学识短浅、墨守成规的机关工作人员。而后来接替柯西金的吉洪诺夫,根据阿尔巴托夫的说法,是一个“不学无术缺乏天赋”的人,他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这一责任重大的职务,“为国家的经济衰退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其时期 三(4)
上面说过,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前期,国家经过几年的治理,出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到70年代初,更遇到了一个难得的机遇。由于中东战争,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大幅度提高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而苏联西西伯利亚的秋明大油田正好在这时开始投产,石油的出口使得苏联外汇收入大大增加,这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非常有利。与此同时,苏联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知道,7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科技革命的新浪潮。科技革命的新成果促使各个经济部门向自动化、电子化和信息化发展,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有了显著的提高。科技革命也引起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的重大变化。毫无疑问,这场革命使得苏联各个经济部门比例失调和某些领域技术落后的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显,迫切要求解决。有洞察力和进取精神的领导人应该审时度势,一方面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挥自己的优势;另一方面进一步进行改革和调整,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在保证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情况下适应形势的发展和世界的潮流,以求得快速的可持续的发展。可惜的是,后期的勃列日涅夫和他周围的人思想已经僵化,已没有锐意进取的精神和要求,只图维持现状,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诚然,他们也谈到要“迅速开展科技革命”,但是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没有在60年代柯西金进行的改革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因而其中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变得更加突出。主要由于这些原因,到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放慢,处于落后状态的部门有所增加。农业歉收造成的粮食缺口只好用卖石油得来的外汇大量进口来弥补。工业的产业结构未能及时调整,使得轻工业生产仍然大大滞后,生活必需品不足的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
与此同时,政治体制进一步僵化。干部终身制的实际确立,使领导干部老龄化,出现了老人治国的不正常现象。据统计,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席团委员)的平均年龄在斯大林去世时为55岁,赫鲁晓夫下台时为61岁,到1980年超过了70岁。党和政府的机构愈来愈臃肿。与此同时,权力愈来愈集中到少数领导人手里,党内外*和监督机制遭到破坏和削弱,各级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愈来愈严重,许多人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革命意志衰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大搞特权,大肆挥霍国家财产,成为脱离群众和享有特权的官僚。他们不仅自己如此,而且为其亲属谋取各种好处。勃列日涅夫公然带头这样做。他庇护他那行为*的女儿和嗜酒如命的儿子,把女儿最后的一个丈夫丘尔巴诺夫从一个普通的警官擢升为中将,委以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要职,给他的酒鬼儿子安排了外贸部第一副部长的肥缺。他的一个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这位总书记的“恩泽”还及于他的其他亲属。上行下效,其他许多领导干部也跟着这么做,任人唯亲成为普遍现象。就这样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即所谓的特权阶层。
相当多的掌握党政大权的官僚们并不以享受规定的待遇和特权为满足,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贪污盗窃,于是*现象普遍蔓延开来,成为一大社会公害。而勃列日涅夫不但不采取坚决措施与之进行斗争,反而在事情涉及他的亲信时进行庇护。例如,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麦杜诺夫被揭发出有严重的滥用职权、行贿受贿的问题,他的错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受到严肃批评后,勃列日涅夫立即打电话安慰自己的这位亲信,叫他“别背包袱”,结果在勃列日涅夫的直接干预下麦杜诺夫没有受到追究,只被调离原有领导岗位到莫斯科当某部副部长了事。许多州和共和国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贪污*的现象。还有一点应该指出,不少领导干部利用自己领导的企业和事业单位进行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他们开始与各种从事非法活动的团伙勾结在一起,成为各种犯罪分子的保护伞。实际上,这样的人已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其时期 三(5)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在他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使得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国力明显增强,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在他执政的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衰败现象。病人当政,个人专权,使国家的整个生活很不正常。政治上拉帮结派,破坏了党内生活的准则和各种法规,导致办事效率低下,贪污*盛行。尤其是勃列日涅夫个人的种种不正常的表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严重损害了作为执政党的苏共的形象,败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在对外政策上,也出现了很大失误。像出兵阿富汗这样的大事,勃列日涅夫只和政治局的少数人商量就决定了下来,结果陷入了泥潭。可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老人政府”对实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视而不见,他们继续在大会小会上唱高调,说大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不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各种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特别是日用品短缺的问题。人民群众在失望之余,对他们言行不一的表现感到反感和厌恶,不再相信他们,并且用说政治笑话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辛辣的讽刺。这大概是造成现在许多人怀念过去而不愿回到过去的矛盾心态的主要原因。
尤其严重的是,许多人的社会主义信念因而发生了动摇,开始向往西方的自由*和生活方式,这样的人在知识界为数不少。有的人公开站出来反对,成为所谓的“*者”;有的人没有把对现实的不满直接表现出来,开始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支持者和鼓吹者。干部队伍的变化也是惊人的。很多人同样也开始不再相信社会主义,但是处在他们的地位上不得不心里想一套,嘴上讲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他们跟着上面高喊漂亮的口号,为的是保住自己的职位,进一步得到升迁和捞取更多的实惠。很难想象,这样的人还能领导群众建设什么社会主义。等到形势一发生变化,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就公开站出来反对社会主义,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人就是这些人的主要代表。当年戈尔巴乔夫就曾受到勃列日涅夫的器重而步步高升,当上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则从格鲁吉亚内务部长一下子升任该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并且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了最高领导层;叶利钦也在勃列日涅夫的关照下,被破格提拔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当然,对当时苏联人民群众思想情绪的变化和干部队伍的蜕变来说,西方进行的反苏宣传和思想渗透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如果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大公无私,清正廉洁,言行一致,真正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的话,如果各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谋私利,勤勤恳恳地工作,真正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话,那么西方的宣传很可能起不了多么大的作用。总而言之,通过勃列日涅夫的努力,被赫鲁晓夫搞乱了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一度出现了转机,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又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对此勃列日涅夫是难辞其咎的。不过在谈到勃列日涅夫对他的失误和不正常行为造成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应负的责任时,不能不考虑到他是一个病人,许多不光彩的坏事是在他中枢神经系统受到损害、已不能完全正常地思维和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因此不能像要求一个正常人那样要求他。也许正因为这一点,人民群众对他晚年的行为的态度比较宽容,以至于今天还有人怀念他。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其时期 三(6)
但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怎么会让一个丧失正常的思维能力、言语不清、行动不便的有病老人领导达*年之久呢?根据勃列日涅夫身边的许多人以及他的亲属的回忆,这位总书记曾主动提出要退下来,但是遭到政治局委员们的一致反对。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说他从可靠的来源得知,勃列日涅夫曾两次向政治局提出引退的问题,但是老人们(吉洪诺夫、索洛缅采夫、葛罗米柯、契尔年科、乌斯季诺夫)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说道:“你怎么啦,廖尼亚(勃列日涅夫的名字列昂尼德的爱称。——引者),我们需要你这面旗帜,人民都跟着你走。你应当留下来。”勃列日涅夫的孙子安德烈回忆道,母亲对他说过,1978年爷爷真的想要退休,曾与奶奶谈论过这件事。但是人们不让他退下来,说道:“列昂尼德?伊里奇,您在我们这里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您是那样的有才干和那样的有经验,完全是当之无愧的。”根据有些论者分析,勃列日涅夫的那些“战友”挽留他,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们拿不准勃列日涅夫是真心想退位或者这只是一种试探,为了避免遭到谢列平和波德戈尔内等人的下场,不敢贸然同意。确实,勃列日涅夫说这话前后的行动表明,他权力欲不仅没有消减,而且想方设法要把更多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因而不大可能真正想退位。这也可由他的亲信谢尔比茨基的回忆来证明。他说,他跟随勃列日涅夫到华沙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时,私下曾对勃列日涅夫谈到,年岁大了,精力不够了,看来该是考虑安度晚年的时候了。勃列日涅夫听后生气地说:“你说什么,沃洛佳(谢尔比茨基的名字弗拉基米尔的爱称。——引者)?没有想到你会说这话……”说着,眼泪都流出来了。在这之后,他就再也没有重提这个问题。
然而,在勃列日涅夫自己主动表示要退下来(哪怕这不是真心话)时,他的那些“战友”和亲信如果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可以顺水推舟,结束病人专权误国的状态,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因此对勃列日涅夫后期的种种失误,他们也是负有责任的。然而话又要说回来了,当时最高领导层严重老化,不少人体弱多病,而勃列日涅夫重用的亲信又大多平庸无能。至于说到比较年轻的人,他们虽然年富力强,但是思想观点已发生很大变化,缺乏政治上的可靠性。后继无人的问题显得非常突出,确实也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替代他,他死后发生的事说明了这一点。他死后接连出现两位昙花一现的总书记(患严重肾病的安德罗波夫在这岗位上只待了15个月,而患严重肺气肿的契尔年科仅待了13个月),接着便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搞垮了苏联。
那么这种“勃列日涅夫现象”(“брежневщина”)是如何造成的呢?直接原因在于政治体制和干部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弊端。首先是由于最高领导人职位实行实际上的终身制,在勃列日涅夫年老有病不能履行他的职责时仍让他留在岗位上。其次,没有在充分发扬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和严格实行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和监督制度,这使得勃列日涅夫能明目张胆地重用亲信,拉帮结派,并在自己培植的帮派势力的支持下一直留在领导岗位上直到去世。他的那种信任和重用同乡、同学、老同事和老部下,与他们结成帮派的做法,影响极坏,危害极大。
与此同时,出现这种现象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经过赫鲁晓夫10年的折腾,苏联国内的思想政治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列宁主义遭到了歪曲和修正,列宁创建的苏联共产党已不再是革命的政党。勃列日涅夫这个不懂得*列宁主义和缺乏治国安邦才能的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最高领导人的,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常现象。他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其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思想倾向和行为准则适应了苏*内和苏联国内比较普遍存在的理想失落和追求个人安宁的思想情绪,同时也符合相当多的干部希望实现社会稳定和保持其既得利益的政治要求。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勃列日涅夫在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而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勃列日涅夫当政18年给苏联社会主义的声誉造成的损害和给它的失败埋下的种子以及后来苏联解体的沉痛教训说明,领导权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里,如何对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
戈尔巴乔夫思想政治观点及其改革 一(1)
关于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物和他实行的所谓“改革”,我们国内已有很多评述。相当多的论者对他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但也有人肯定他的所作所为,甚至加以赞扬。这种认识上的差别和评价上的分歧,当然主要来源于各人的立场和观点的不同,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性格的矛盾性和问题的复杂性造成的。现在离戈尔巴乔夫搞垮苏联和他自己下台已经有十六七个年头了。在时间上拉开一点距离来看那时发生的事情,似乎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些。本章试图把这个人物及其活动放到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着重说明他的思想政治观点的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探究其历史渊源,揭示他实行所谓的“改革”的动机和真实目的以及为达到此目的而采取的策略和手段。这样做将有助于进一步认清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和他实行的“改革”的本质,对他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评价,更好地从他造成的历史大悲剧中吸取教训。
戈尔巴乔夫于1931年出生在大高加索山北侧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出生前后,正值农业集体化运动。他的祖父不参加集体农庄,坚持单干,而外祖父却是当地集体化的带头人,表现得甚为积极。1934年祖父以“怠工”的罪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伐木,因表现不错获准提前回到了老家。外祖父则在1937年大清洗高潮中被诬陷为托洛茨基分子而遭关押,最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了。外祖父能正确对待,没有责怪苏维埃政权,仍努力工作。但是这些事却在已开始懂事的戈尔巴乔夫的心灵上留下了第一道伤痕,他一直没有忘记,事隔50多年还去查看有关的档案,并且在*和一些著作里一再提起它。
戈尔巴乔夫的父亲谢尔盖是当地农机站的机务人员。卫国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随部队转战各地,曾多次立功受奖,并且在火线上加入了共产党。战后他回到故乡,重操旧业,工作甚为出色。1947年他因驾驶联合收割机超额完成脱粒任务而荣获列宁勋章,1976年因突发脑溢血而去世。戈尔巴乔夫在回首往事时说,外祖父和父亲为他“树立了精神上的典范”,实际上他并没有从先辈那里学到什么,后来却背叛了他们献身的事业。他少年时代的朋友雅科文科这样说过:要是谢廖沙戈尔巴乔夫的父亲谢尔盖的昵称。大叔知道他的儿子对国家、对他曾经为之浴血奋战的国家所做的那些事,一定会亲手把他……见В
戈尔巴乔夫思想政治观点及其改革 一(2)
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甚至已把改变现行制度作为他奋斗的目标。我们知道,俄国19世纪的著名作家赫尔岑和他的好友奥加廖夫曾在莫斯科城郊的麻雀山上发誓要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而斗争。这座麻雀山在苏维埃时代改名为列宁山,莫斯科大学的新校舍就建在这里。曾在“改革”后期任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副主席、与戈尔巴乔夫有过密切接触的乌克兰作家奥列依尼克说过,戈尔巴乔夫承认,当年他与某人一起在自己的“麻雀山”散步时,也发誓要破坏掉苏联的“这个腐朽的制度”。见《青年近卫军》1993年第4期,第28页。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五年间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1950年夏天首次跨入莫霍瓦亚大街莫斯科大学旧址。大楼的那个“工农青年”和五年后准备前往斯塔夫罗波尔的莫大毕业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判若两人。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戈尔巴乔夫携他的妻子赖莎回到了他的家乡斯塔夫罗波尔。他按照所学专业先被安排到当地的检察机关,随即转到共青团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工作,担任宣传鼓动部部长。不久,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作了批判个人崇拜的报告,大反斯大林。戈尔巴乔夫赞成赫鲁晓夫的做法,认为这是“大无畏的行为”。他作为共青团宣传部门的领导人曾组织人员到各地宣讲二十大精神,同时自己带头这样做,表现得甚为积极。1958年10月,赫鲁晓夫到斯塔夫罗波尔给边疆区授勋,戈尔巴乔夫初次见到了自己心目中的这位英雄,仔细观察了他的行为举止,发现他坦率真诚,具有独特的人民性和与所有人打交道的愿望。到1961年10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已升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作为代表出席,亲眼目睹了赫鲁晓夫再次掀起的反斯大林的浪潮及其导演的把斯大林的灵柩从陵墓中迁出的闹剧,亲耳聆听了“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呓语以及“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宏论,心里自然是赞成的,而且把这些东西接受下来了。尽管后来他认为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时还受“某种刻权公式的束缚”,未能揭露所批判的现象的“深层基础”,但是充分肯定赫鲁晓夫的“胆略和勇气,果断和逆流而上的勇气”。他还说:这一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应当算是赫鲁晓夫的功劳、他的支持者的功劳。苏共二十大无论是对苏联国内的政治生活还是对国际关系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以及在它之后召开的二十二大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以及所制定的修正主义的纲领和路线,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对刚走上生活道路和开始从事政治活动的年轻人来说尤其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就属于这样的年轻人。他多次谈到自己是“二十大的产儿”,是所谓的“六十年代人”。“二十大的产儿”和“六十年代人”指的都是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从斯大林逝世到60年代中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例如他在1994年就说过:“赫鲁晓夫的经验没有白白地丢掉。后来的一代改革者认为自己是‘二十大的产儿’并不是偶然的。”《自由思想》1994年第10期,第19页。当然他是把自己归入“后来的一代改革者”之列的。他又说:“要知道,不管怎么说,我和您,弗拉基米尔?叶梅利扬诺维奇弗拉基米尔?叶梅利扬诺维奇指作家、*者马克西莫夫。,都是六十年代人!”。2001年他在接受灯塔电台采访时宣称:“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产儿。二十大后我们的思想发生了转折。”近来他又指出他这一代人的政治活动发端于苏共二十大,开展于60年代,因而称为“六十年代人”。
戈尔巴乔夫思想政治观点及其改革 一(3)
这一代人遍布了党政机关和知识界,后来他们在演变过程中大致分为两种人。一种人公开发表他们的政治观点,也就是说成为所谓的“体制外的反对派”,后来被称为“*者”。苏联政府曾对他们实行压制和*的政策。不少人被迫流亡国外,有的人直接成为西方进行反苏宣传的帮手。另一种人虽然也向往西方的自由*,希望改变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他们不把自己的真实思想表露出来,决定留在体制内部,从内部来改变这个制度。“改革”年代一度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的雅科夫列夫在接受《消息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了自己丧失信念的经过以及他为什么留在体制内并担任重要职位的原因:当然啰,应当设法把它(指苏维埃制度。——引者)搞掉。有不同的途径,譬如说,走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但是这是毫无希望的。当时应当在内部活动。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借助极权主义的党的纪律从内部破坏极权主义制度。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样的话。应该说,这既是像他这一类人的共识,也是他们的经验之谈。
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于1999年在土耳其安卡拉美国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消灭共产主义,消灭对人的无法容忍的专政,是我整个一生的目标。我的妻子对我表示完全赞同,她甚至比我更早地明白了这样做的必要性。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利用了自己在党内和国家里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我的妻子一直总是敦促我继续不断地占据国家里越来越高的地位。有人曾对此演讲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根据了解,戈尔巴乔夫承认他发表过演讲,而演讲的记录稿曾在东欧和俄罗斯几家报刊发表过。由于是不同的人记录的,又经过翻译,在文字表达方面有些差异,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这里戈尔巴乔夫强调“消灭共产主义”是他“整个一生的目标”,而不提他早年曾相信过它和后来抛弃它的事实,这大概是为了向他的同道们说明他是“先知先觉”,要比他们“高明”,同时像利加乔夫所说的那样,也为了“不想被打上‘背叛者’、‘叛徒’的烙印”。至于说到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在妻子的敦促下努力向上爬这一点,完全符合实际,他就是这样做的。在这方面,他不仅要比*者聪明得多,而且也比雅科夫列夫更进一步。雅科夫列夫只讲到从内部来破坏苏维埃制度,而戈尔巴乔夫则提出占据高位,篡夺领导权,自上而下改变整个制度的问题。前*者、著名哲学家和作家季诺维耶夫早在1978年就这样说过:苏维埃结构中最容易攻破的地方是苏共中央。如果一个亲西方的人当了总书记,那么苏联的共产主义就有可能在几个月内被消灭掉。当然,季诺维耶夫为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和引起人们的重视,说这话时不免带有几分夸张,但是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确实只过了短短的几年,苏维埃制度就被他搞垮了。
戈尔巴乔夫的道路是一条最无风险的平坦大道。走这样的道路的人不必担惊受怕,不会像*者那样受到批判、流放和关押,相反,常常以卫道者的面目出现,批判别人;他们由于手中掌握越来越大的权力,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支配别人的命运;他们可以尽情享受各种待遇和特权,过着一般人梦想不到的优裕生活,而且惠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属。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必须把自己真实思想和意图深深埋在心里,想方设法将其掩盖起来;必须坚决贯彻上级的任何指示,至少也要做到阳奉阴违;必须抛掉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学会伪装,学会说假话或者跟着说空话和套话,甚至摆出教育者的姿态,开导别人。而最重要的一条是迎合巴结领导,取得领导的信任,以得到提拔和重用。如同雅科夫列夫自述那样,他们这一类人“过着三重的生活:想的是一套,说的是另一套,而做的则是第三套”应该说,这一类人是苏维埃制度产下的怪胎,是埋在这个制度内部的定时炸弹,是它最危险的敌人。
戈尔巴乔夫思想政治观点及其改革 一(4)
作为“六十年代人”的代表的戈尔巴乔夫,在同类人当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他出身农民家庭,经历无可挑剔,名牌大学毕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和工作能力,后来又上了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的函授班,使得自己的知识更加全面。他年轻力壮,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同时为人机敏,能迅速领会领导意图,并能同周围的人搞好关系,因此从他跨入政界后就受到重用,可以说一帆风顺。1960年库拉科夫出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后,把他提升为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接着又让他担任边疆区党委组织工作部部长这一重要职务。1964年库拉科夫上调中央后,仍不忘这位老部下,戈尔巴乔夫能在1968年和1970年先后顺利地当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的支持。
斯塔夫罗波尔境内高加索山麓下有许多矿泉,建有许多矿泉疗养院。不少党政要人常到这里来疗养。这为当上了所谓的“疗养地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提供了结交上层人士的机会。他热情接待这些前来疗养的领导人,与他们建立了私人关系,得到了他们的照顾、支持和培植。在这些领导人当中,对他此后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安德罗波夫。
安德罗波夫也是斯塔夫罗波尔人,常到老家来休息和疗养。戈尔巴乔夫是在1969年认识这位政治局委员和克格勃主席的,很快两人就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在*里曾说过:“我同安德罗波夫是老朋友,两家的关系也很好。我同他多次无拘无束地交谈过,我们的观点一致。”显然,安德罗波夫是器重戈尔巴乔夫的,这使得后者在苏共上层除了库拉科夫外,又多了一个靠山。
1978年,库拉科夫突然死亡,苏共中央需要物色一个接替他职位的人,戈尔巴乔夫成为填补空缺的第一人选。但是高级领导人产生的程序要求总书记亲自与其谈话,当面“相亲”。这时正好勃列日涅夫由契尔年科陪同到阿塞拜疆的巴库去授勋,途经斯塔夫罗波尔的矿水城,于是正在老家休养的安德罗波夫带着戈尔巴乔夫到车站去迎接,四人在站台上漫步时作了简短的交谈,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四位现任的和未来的总书记的会见”。有人认为这次会见是安德罗波夫安排的。这样事情就决定下来了,戈尔巴乔夫于1978年11月调到苏共中央担任负责农工综合体的书记。一年后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再过一年又升任政治局委员,进入了苏共领导的最高层。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作为新任总书记的亲信,地位大大加强,实际上成为党内的第二把手。在有些人眼中,他几乎成为将要继承王位的王子。戈尔巴乔夫在*里谈到,安德罗波夫于1982年底曾意味深长地对他说:知道吗,米哈依尔米哈依尔是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你不要把自己的职责范围局限在农业方面。要多多考虑全盘工作。总之,你要像万一有一天需要你挑起全副担子那样去干。我这话是认真的。这段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做好接他的班的准备。但是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也并不是完全放心的。根据克留奇科夫的回忆,安德罗波夫在去世前两三个月曾在小圈子里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急性子的人”,这一点使他“感到不安”。但是这位曾长期担任克格勃主席、目光敏锐的总书记毕竟没有完全看清戈尔巴乔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和曲意逢迎他的真实意图,帮助此人一步步爬上权力的顶峰。曾任戈尔巴乔夫顾问的格拉乔夫这样写道:“安德罗波夫上班时四处搜寻体制的敌人和反对派,并往往采取最强硬的方式将其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而在下班后精心培育、反复训练、准备让其充当自己接班人角色的,也许就是那个唯一真正有效的*者”,他认为这是“历史的嘲弄”。而登上权力顶峰后的戈尔巴乔夫对安德罗波夫并不抱丝毫感激之情,相反,听到有人赞扬这位已故总书记时感到妒忌和愤怒。据曾任总书记助理和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的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有一次忍不住说道:安德罗波夫为国家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你想想,对这位前克格勃主席、这位把*者投入监狱和精神病院并把不少人赶到国外去的人,国内大众传媒为什么不把他彻底搞臭呢?就因为他是“两面派”,所以国内外的人都把他当成自家人而不侮辱他。大概这个指责别人是两面派的人忘记了自己心怀异志、口是心非、两面三刀的种种表演,忘记了自己作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曾把一个名叫萨德科夫的*者批得“体无完肤”的往事,应该说,他本人恰恰是地道的两面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