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思想政治观点及其改革 一（5）
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去世，戈尔巴乔夫失去了靠山，一度地位有所下降。新任总书记契尔年科重病缠身，党的上层在继承人问题上展开了明争暗斗。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表现自己对契尔年科的忠诚和对政治局同仁的尊重；另一方面加紧做继任的准备。但是到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时，关于谁当继承人的问题尚不明朗。戈尔巴乔夫正当盛年，精力充沛，用某些人的话来说，他走路不用人搀扶，说话口齿清楚，在被称为“养老院”的政治局里显得比较突出，单凭这一点就赢得了不少人的好感。但是仍然有潜在的竞争者。当时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利加乔夫主张推举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他后来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说，当时情况比较复杂，“本来有可能作出完全不同的另一些决定”，“曾经有过这种现实的危险性”。情况确实如此。在契尔年科去世的当天晚上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未能就继承人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于是开始了紧张的幕后活动。处于事件中心的利加乔夫与政治局*葛罗米柯交换了意见，与他达成了共识，并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其中很多人是中央委员）中做工作。戈尔巴乔夫还亲自出马，在政治局开会前二三十分钟与葛罗米柯见面，表示希望与他一起工作，其中也包括“在另外的岗位上工作”。这意思是说，如果葛罗米柯推举他当总书记，作为酬报，可以让其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葛罗米柯接受了戈尔巴乔夫的条件，在3月1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第一个发言，提议推荐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他的发言，如同利加乔夫所说的那样，成了“定音锤”，原来持有不同意见的委员不好再说什么，他们纷纷表态，支持葛罗米柯的建议。在随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葛罗米柯代表政治局建议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的建议被通过了。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能顺利地登上权力的顶峰，他与葛罗米柯之间的政治交易起了一定作用。
在中央全会进行选举的前一天夜里，戈尔巴乔夫开完政治局会议回到家里后，对他的妻子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根据赖莎的回忆，当时他说，“明天召开中央全会，可能提出让我领导党的问题”。说完陷入了沉思，继而喃喃自语：“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多年，到莫斯科这儿干了七年。任何宏伟重大的成熟了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仿佛有一堵墙。生活早就提出了要求！”最后他说：“不，再也不能这么生活了。”赖莎?戈尔巴乔娃：《我希望……》，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93，第7页。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在*里提到当时他同妻子的那次谈话。这一番内心表白说明，这个一直想从内部破坏掉他所憎恨的制度的人对自己多年来无所作为感到不满，对这个制度下的生活已无法忍受，如果他上台，他就要彻底改变它。现在他觉得时机就要到来了，他要行动了。
戈尔巴乔夫思想政治观点及其改革 二（1）
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就迫不及待地搞他的“改革”。他在1985年4月23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就说：生活和它的发展促使我们必须继续变化和改革（着重号是引者加的），争取达到社会的新的质的状态，而且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新的质的状态。这里他讲到“改革”时，用的是俄文“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同年6月11日，他在题为《党的经济政策的根本问题》的报告中谈到“改革”时，才使用“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词来表示。在这之后，这个术语才逐渐固定下来。我们知道，俄文“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词的直义是“改建”、“重建”，其转义才表示“改变”、“改造”、“改组”、“改革”等意思。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米洛斯拉夫斯基曾就这个问题提出质疑，他说：“如果我们能进行语言学分析，那么很快就能明白，‘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词表示‘建成另一种样子，使得不像以前那样’。但是如果是建成另一种样子，那么就要问：究竟建成什么样？”他还说，“应当请那些发明这个词的人解释清楚：他们究竟打算建成什么样的另一种样子？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意图说成积极的和创造性的，那么这大概只证明我们的幼稚、愚蠢、没有受过教育和理想主义”。照这位语言学家的分析，戈尔巴乔夫使用的这个术语包含着改变现行制度的意图，只不过当时没有说得更加明确罢了。根据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上的闭幕词中的说法，“改革”的思想是在1985年4月提出的，苏共二十七大和1987年苏共中央1月全会加以详细阐述，到这次全会“形成了完整的设想”。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实行“改革”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首先，做组织上的准备。戈尔巴乔夫嘴里唱着“*化”的高调，可是仍因袭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传下来的排斥异己、重用亲信、拉帮结派的陋习。在他的策划下，1985年苏共中央7月全会解除了曾可能成为他的竞争对手的罗曼诺夫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把他的朋友谢瓦尔德纳泽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任命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月迫使没有跟他走的吉洪诺夫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接着召开的苏共中央10月全会又解除了他的政治局委员职务。莫斯科作为首都，其地位特别重要，戈尔巴乔夫不顾新任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的强烈反对，派叶利钦（当时他还认为此人是自己人）到那里担任市委第一书记，以取代不是自己人的格里申。在苏共二十七大召开前，多数加盟共和国举行了党代表大会，改选了领导机构。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的主要领导人更换了19人。二十七大对全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新人在中央委员中占44％，在候补中央委员中占69％。而戈尔巴乔夫还觉得中央委员会的人员变动得太小，并为此感到后悔。政治局和书记处也大换班，叶利钦和雅科夫列夫的地位有所上升，前者先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委员，后者则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里特别要讲一下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三人集团的形成，因为这个集团在“改革”进程中（尤其是在前期）起了特殊的作用。1983年，雅科夫列夫从驻加拿大大使的任所回国休假时，要当时担任主管农工综合体的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博尔金劝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去看看那里的农业，因为他认为那里的农业效益非常好，而且劳动方式也是可以接受的。戈尔巴乔夫同意了，很快接到了加拿大政府的邀请，并于5月中旬成行。就在这次访问时，他同雅科夫列夫进行了深谈，而且谈得很投契。回国后，提出要把雅科夫列夫调回国内。在他的坚持下，雅科夫列夫不久就回国担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雅科夫列夫步步高升，到1987年6月当上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领导核心。雅科夫列夫早在加拿大时就搞了一个涉及各个方面的改革计划。据博尔金说，雅科夫列夫在主持戈尔巴乔夫的智囊团的工作后，确定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概念和制订了必须采取的实际措施，并长期领导写作班子的工作，总书记的报告和讲话中的主要提法其实都是他的发明。因此人们称他为“改革的设计师”。尽管“改革”年代担任过政治局委员和负责过意识形态工作的В
戈尔巴乔夫思想政治观点及其改革 二（2）
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曾同属所谓的“团派”。他们在学生时代就做共青团的工作，据戈尔巴乔夫说，他在1954年召开共青团十二大时就认识了谢瓦尔德纳泽，可以说他们是老相识了。后来几乎在同一时期分别当过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的共青团领导人，常有接触，建立起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因此戈尔巴乔夫深信“对于许多关键的政策问题，其中包括国家政策的问题，我们会有共同的立场”。上面说过，戈尔巴乔夫为了取得葛罗米柯的支持，与这位长期负责外交工作的*达成一项政治交易，答应让他担任礼仪性的职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一招甚为高明，一方面他在葛罗米柯的支持下达到了登上总书记宝座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剥夺了这位老人领导外交的权力，把这项工作交给毫无外交经验的老朋友谢瓦尔德纳泽负责，使自己能在这方面放开手脚地干。
这个三人集团是“改革”的主要策划者和推行者。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不知道怎么可以把我们分开，最初的改革计划可是我们三个人啊。我们不知在一起讨论了多少次，商量了多少次。三人曾经在实现既定目标方面相互配合，紧密合作。尽管后来他们分开了，谢瓦尔德纳泽于1990年12月不打招呼就宣布辞职，雅科夫列夫也与戈尔巴乔夫发生了一些分歧，但是搞垮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等大事基本上是他们共同策划的。
其次，戈尔巴乔夫十分重视为“改革”做舆论准备，为此加强了对舆论工具的控制。当时担任《共产党人》杂志主编的科索拉波夫对“改革”有他自己的看法，预言它将遭到失败，并上书总书记，嘲笑他的“市场的幻想”。当然不能让这样的人领导苏共中央的这一份最重要的理论刊物，于是当即将其撤职，由弗罗洛夫取代。在新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的策划下，撤换了一批重要报刊的主编。例如被某些文学家形容为“善于像换手套那样改变观点”的柯罗季奇被任命为在读者中有广泛影响的《星火画报》的主编，他一上任，马上扭转了办刊方向。又如从列宁的颂扬者变为“带加号的自由派”的叶戈尔?雅科夫列夫被任命为《莫斯科新闻》的总编后，也照此办理。这两家报刊成为歪曲和否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揭露和批判苏维埃制度的先锋。与此同时，撤换了影响较大的文学杂志《旗》和《新世界》的领导，委派自由派作家巴克拉诺夫和观点接近自由派的扎雷金担任主编，并且设法架空苏联作协机关报《文学报》总编、持正统派观点的恰科夫斯基。此外，还把著名的正统派杂志《十月》的主编阿纳尼耶夫拉了过去。结果大多数文学报刊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替“改革”造舆论的工具。此外，还加强了对其他重要报刊的控制。
无论是在19世纪的俄国还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家在人民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戈尔巴乔夫深知这一点，觉得发动作家宣传“改革”能收到较好的效果。1986年6月19日，在第八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会见了一批著名作家，要求他们在反映现实生活时“进行大胆的、灵活的思考，了解处于实际生活深层的现象和情况”，写出“用高超的艺术揭示当前各种冲突和实际的矛盾、使人感到为实现既定的任务而进行斗争的激烈程度的作品”。也就是说，他要求作家揭露矛盾和问题，为开展“改革”制造舆论。于是本来还在观望的自由派作家便积极行动起来，开始在否定历史、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以及宣传“改革”的必要性方面起带头作用。
戈尔巴乔夫思想政治观点及其改革 二（3）
戈尔巴乔夫从“改革”一开始，就提出“*化”和“公开性”的口号。他宣扬两者是“社会生活的准则”，甚至说是“改革的实质”，同时又强调它们是“改革的锐利武器”。这两个口号曾一时受到群众的欢迎，因为苏维埃制度下确实存在着*发扬得不够、党和政府的活动缺乏透明度的问题，同时干部在不同程度上脱离群众，未能受到有效的监督，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常常受到不应有的限制等等，这种状态确实需要改变。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本意并不在于此，他虽然大声疾呼发扬*如何重要，反复强调*化是“时代的特征”，说什么“没有真正的*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等等。但是他作为领导人并不身体力行，起带头作用。相反，他不讲*，听不进不同意见，常常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缺乏起码的*作风。对情况比较了解的博尔金列举了不少事实来说明这一点。他说，戈尔巴乔夫到处发表自己的观点，政治局内协调发言的制度遭到了破坏，他的许多倡议和许诺政治局委员都是从报纸上得知的，有时在讨论问题时他逼着委员们表态，甚至要他们宣誓效忠于总书记。他又说，戈尔巴乔夫对人态度粗鲁，很不礼貌，常常使交谈者感到难堪和受到伤害，可是在西方人面前却表现得风度优雅和有良好的文化修养的样子。到“改革”后期，集体领导原则遭到进一步破坏，政治局一连几个月不开会，什么事都由他一个人决定。雷日科夫也说，他“喜欢搞一言堂”。本来讲*化，首先应该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发动他们参政议政，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戈尔巴乔夫根本没有这样做，没有在这些方面采取任何具体行动。他只重视和依靠少数人，其中包括对苏维埃制度心怀不满、甚至持敌视态度的人，赋予他们自由发表言论和自由行动的权利，这实际上以发扬*为名，鼓励这些人起来否定苏联的革命历史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为他推行“改革”鸣锣开道。
戈尔巴乔夫在当上总书记前曾使用过“公开性”这个术语，在1985年3月11日的就职演说中又提出“今后应当在党、苏维埃、国家的组织以及各社会组织的工作中扩大公开性”。在这之后，“公开性”一词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他要求实行“广泛的公开性”、“彻底的公开性”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等等。雷日科夫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当时为了使政府的工作向人民公开并为他们所理解，曾搞过一个叫做“苏联部长会议报道”的电视节目，向观众展示部长会议讨论问题和与会者的发言，可是苏共中央和政治局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报道。因此他说：我当时有一个印象：戈尔巴乔夫提倡公开性，自己却最怕公开性，怕露出真实面目，怕作不了伪装。难怪他在前面提到的我们头一次转播之后，以不满的口气对我说：“您就这么在电视镜头下把衣服都脱啦？！”戈尔巴乔夫口头上说，人们、劳动人民应当知道国内发生的事情，但是像“改革”这样的大事的决策过程却秘而不宣，许多事情是在密室里策划的，许多具体的措施和办法是他和少数人炮制出来的，有时甚至不让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知道。
那么，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这样卖力地宣扬“公开性”呢？答案只能是：他把它用来作为推行他的“改革”和实现他的政治目标的工具和武器。他深知，为了彻底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他需要证明自己的行动合理和合法，用欺骗手段吸引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他的“改革”，因此打出“公开性”的旗号，利用手中控制的新闻媒体，发动那些支持他的精英开展了一场宣传战。首先，掀起了苏共二十大后的第二次反斯大林的浪潮，把斯大林完全妖魔化，而且还把矛头直指列宁和*主义的创始人。其次，歪曲和捏造事实，造谣诬蔑，把苏联历史全部抹黑，把社会主义制度说得一无是处。当时已97岁高龄的卡冈诺维奇目睹国内发生的一切感到十分痛心，他说：“现在已不是批判斯大林了，而是批十月革命、社会主义了。已开始批列宁、*了。”他指出，现在报刊上只唱一个调子，“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只朝一边走”。
戈尔巴乔夫思想政治观点及其改革 二（4）
当新闻媒体打着“公开性”的旗号掀起一个又一个*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时，政治局的多数委员表示严重不安，自发地议论这个问题，希望进行必要的干预。同时人民群众对那些造谣诬蔑的文章感到愤慨，他们的来信如同潮水一般涌向中央。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说几句应付的话，但是没有就此做出任何决定和采取任何措施。其实，这种状况是他有意造成的，也许他觉得某些报刊做得有点过头，但是总的说来，这正是他所需要的。而他对批评“改革”、反对否定苏联革命历史和建设成就的意见采取了完全另一种态度。最突出的例子是组织对列宁格勒工学院教师安德烈耶娃的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长篇来信（刊登在1988年3月13日的《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批判。这封信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提出哪个阶级或阶层应是改革的领导力量和动员力量、承认不承认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和起什么样的作用等重大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这封信是“反对改革的行动纲领”，雅科夫列夫也认为它是“反改革的，从标题到所有观点和前提都是反改革的”。可是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没有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有的人甚至赞同安德烈耶娃的观点。于是戈尔巴乔夫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统一思想”，逼每个人表态。会议开了两天，某些委员被迫改变自己的看法，同意对安德烈耶娃进行批判。当即组织人马写了一篇题为《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的批判文章，经雅科夫列夫修改定稿后由《真理报》作为编辑部文章发表，并指示各报刊群起围攻，开展了一场批判“反改革势力”的运动。据利加乔夫透露，当时任《真理报》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曾对他说：“是硬逼着我们刊登这篇文章的，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做了这件事。”著名作家、当时任苏联作协第一书记的卡尔波夫对这种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甚为不满，他在一次会议上对戈尔巴乔夫说：“什么时候才停止对安娜?安德烈耶娃的*？难道她没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吗？要知道，她还是位妇女，宽容点吧。”利加乔夫认为这是搞“双重标准”。更加严重的是，那些宣扬“*化”和“公开性”的人还企图查封发表安德烈耶娃的信的《苏维埃俄罗斯报》，揪出她的后台，这实际上是要搞政治*了。
戈尔巴乔夫在提出“改革”之初，不能不看到苏联国内和苏*内还有许多人相信*列宁主义，而且党纲党章仍然写明*列宁主义是指导思想。他认为在发表讲话和采取行动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后来他在与日本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苏联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必须考虑到一个特殊的情况。那就是，不能公开去抵触意识形态这条底线。只要不去动这条敏感的底线，其他的就可以着手进行。因此，不管是谁，就算您是苏共中央总书记，也不允许您与*列宁主义的原则背道而驰。倘若背离了正统，脱离了原则，甚至与之有所冲突，就会被视为违背了党与无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那么，挨批判、受谴责便理所当然。也就是说，他认为要推行他的“改革”，需要继续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号，至少不公开背弃它，只有采取这种两面派的手法，才能保住职位，得到支持，最后达到他的目的。他在上台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没有去触动他所说的“敏感的底线”。
戈尔巴乔夫思想政治观点及其改革 三（1）
我们记得，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苏共中央“在制订长期的和重大的任务时，一贯遵循*列宁主义这一社会发展的真正的科学理论”。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他在作报告和发表讲话时也都这样说。实际上，他只是口头说要按照*列宁主义原理办事，行动上却反其道而行之，人们很快看清了他的真实意图。民间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讽刺他的笑话：一个美国记者在采访他时问，戈尔巴乔夫先生，为什么您屁股朝前倒骑着党的马，并且脸朝右，却朝左走？他回答道，现在的政治形势要求有这样的灵活性。这里需要做一点说明。在“改革”年代，在许多人的思想意识中和主流媒体上左右是颠倒的，使劲鼓吹“改革”和搞资本主义被认为是“左”，而坚持社会主义则被看做是“保守”，是“右”的表现。笑话里说戈尔巴乔夫“脸朝右”，却“朝左走”，是讽刺他口头上还讲*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在搞倒退。这与我国流传的“打左灯，向右转”的说法有相似之处。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在上台之初就做出忠于列宁的学说和按照列宁的指示办事的样子。他在后来被宣布为“改革”起点的1985年4月中央全会上信誓旦旦地说，列宁的学说“对我们来说过去是、今天仍旧是行动的指南，获得灵感的源泉，确定前进的战略和策略的可靠的指南针”。他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多次引用列宁的话，表示要牢记列宁的教导，在实际工作中依靠列宁的“取之不尽的丰富思想”。后来在许多报告和讲话中不断说过类似的话。大概为了表明自己对列宁的忠诚，他曾到革命前列宁的流放地西伯利亚的舒申斯科耶村去朝拜，回来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那里的纪念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多部领袖传记的作者沃尔科戈诺夫说，这是苏共所有总书记当中唯一这样做的人。戈尔巴乔夫还学习赫鲁晓夫的榜样，把列宁与斯大林完全对立起来，用列宁打斯大林，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恢复列宁主义的原则和传统。
即使对斯大林，他在上台之初也不敢完全表明自己的真实态度。1985年4月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使得批判斯大林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这只能带来损失，我们至今在某种程度上还无法把碎片粘合起来。”他这样说，似乎想表明他并不赞同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1986年2月4日，他在接受法国《人道报》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是共产主义的敌人杜撰出来的，它被广泛地利用，目的是要把苏联和整个社会全部抹黑。” 1987年10月1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讨论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时说，“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认为那个时期是“解决国家往哪里走的问题”的“决定性阶段”，肯定斯大林在那个时期的巨大功绩。后来在报告的定稿中曾三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肯定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捍卫列宁主义和在卫国战争中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功绩。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思想。切尔尼亚耶夫这样说过，戈尔巴乔夫只是在公开场合“用词谨慎”，而对他的亲信或在小范围内说话要直率得多。根据这位总书记助理的回忆，戈尔巴乔夫就在部分肯定斯大林之前的几个月对他说过，斯大林不只是1937年的问题，而是一个“包括从经济到思想意识的体系”，“今天需要克服的一切，都是从那里来的”。这充分说明戈尔巴乔夫具有工于心计、不说实话的特点。
戈尔巴乔夫思想政治观点及其改革 三（2）
随着“改革”的开展和“公开性”方针的实施，*列宁主义遭到否定，列宁受到攻击，斯大林被说成十恶不赦的罪人，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思想被搞乱，有的人接受蛊惑宣传，对共产主义开始失去信仰，这时戈尔巴乔夫的顾忌少了，说话不再那么装腔作势了。只要把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文件与二十七大的文件做一比较，就可看出这种变化。二十八大不再提以整个*列宁主义为指导，强调要对它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和摆脱对它的“教条主义的解释”，并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主张，宣布抛弃“意识形态垄断主义”，把“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并列作为苏共纲领性目标的基础。到1991年更进了一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7月全会的报告中提出，苏共应把本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和*主义思想的全部财富，而不单单把*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他对列宁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格拉乔夫曾指出，在“改革”之初的大约三年的时间里，列宁曾是戈尔巴乔夫的“第一个和主要的权威”，后来他实际上已扮演“反列宁的角色”。至于说到斯大林，他开始公开地进行全盘的否定，而且也使用他反对过的“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到此时他已脱下自己的伪装。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在讲要以*列宁主义为指导时，强调发展和创新，把一些违背*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东西作为“创新理论”加以兜售，欺骗群众。最典型的例子是：他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说成是“完全符合*的思想”的东西；他抽去*的阶级内容，提出要把这种*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认为这是“从理论上完成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最后提出了所谓“人道的*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大肆宣扬这是对*列宁主义的发展，而实际上它完全背离了*列宁主义，而且是对老修正主义者的陈词滥调的重复，毫无“创新”可言。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讲到。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里谈到他在1985年中央4月全会上所作的报告时这样写道：如今重读报告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当年摒弃意识形态的那套陈腐论调是何等艰难，克服那些根深蒂固的教条和偏见又是如何煞费苦心。报告时我像三月份那样，从确认苏共二十六大方针的连续性开始。当时不提这类誓言和保证根本不行。上面说过，“改革”的问题就是他在这次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来的。他为了提出这个问题并且能使人们所接受，确实“煞费苦心”。他和智囊团的成员挖空心思地寻找合适的词句，反复推敲每一个提法，有时达到玩弄词句和做文字游戏的地步。尽管人们普遍地认为需要通过改革消除各种不正常现象，但是在“改革”初期，苏*内和整个社会上还有许多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有一些人虽然不赞成社会主义，但是采取爱国主义立场，反对否定苏联取得的成就。主张西化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尚未占优势，形形色色的*分子还在窥测方向，等待时机。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持，采取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的策略。他在一段时间内所作的报告以及发表的讲话和著作反复强调他提倡的“改革”是不超出社会主义范围的内部革新，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例如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说：我想再一次强调：我们进行的一切改造都是符合社会主义选择的，我们是在社会主义范围之内、而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外寻找对生活提出的问题的答案的。我们用社会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一切成绩和错误。谁希望我们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他就会大失所望。我们改革的整个纲领及其各个组成部分是完全以“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这个原则为根据的。这话显然是说给党内外拥护社会主义的广大人民群众听的，不这样说就会遭到反对，甚至有被赶下台的危险。他的助手扎格拉金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过：那时戈尔巴乔夫不能开诚布公地说实话，他知道，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不支持他的立场。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这一点。他应当变得有点像狡猾的狐狸，不能什么都说出来，有时应当嘴里说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雅科夫列夫在回顾“改革”的最初阶段时也说：是的，在刚开始改革时，我也持完善社会主义的立场。现在我认为，那时采取这样的立场是对的。请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在1985年初就说应当转而实行另一种社会制度……让我们建立另一种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那会怎么样？我们会被送到什么地方去？最近也得被送往马加丹马加丹位于西伯利亚东北端。，而且可能没有到达那里就完了……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在提出“改革”的方针时，强调要通过“改革”使社会达到“新的质的状态”，后来又反复表示要进行“彻底改革”，要对社会进行“真正革命的和全面的改造”，说“改革”是“根本的转折”，等等。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在讲了不放弃社会主义选择后接着讲“改革就是革命”，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这些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他打算彻底改变现行制度，只不过说得比较抽象和含糊罢了。
戈尔巴乔夫思想政治观点及其改革 三（3）
戈尔巴乔夫这一策略取得了成功。他宣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论得到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的支持，而他的“改革就是革命”的口号使包括自由派在内的一心想改变现行制度的人大受鼓舞，他们便开始采取积极行动。这时的戈尔巴乔夫可谓“左右逢源”，一时成为受到广泛欢迎的风云人物。他倡导的“改革”在“公开性”和“*化”的口号下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而等到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反社会主义势力时，戈尔巴乔夫便少提完善社会主义，更多地强调彻底变革了。
1988年7月，他在会见波兰知识界代表时用形象的语言谈到了他所进行的“改革”：我们的改革是从弄清楚下列情况开始的：我们生活在一座什么样的大厦里，这座大厦发生了什么事，它的地基、墙壁看上去是什么样的，在那里面居住的所有人的情况如何，是需要修理门面还是需要大修。现在弄清楚了：修理门面是不够的。这座大厦需要认真地改建，而且它的所有部分，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和道德的部分以及科学和文化都需要这样做。读到戈尔巴乔夫这段话，我们才明白他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把他的“改革”称为“перестройка”，原来在他思想上一直把苏联比作一座大厦，他就是要对它进行“改建”。一年多后，他在一篇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纲领性文章里重申了这一点，他说：改革的历史已经接近五个年头。1985年4月的决定所开始的革命性的社会改造过程正在进行，并且具有新的更广泛的规模和新的深度……如果说在初期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指的只是纠正社会机体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不仅只是说说而已，而且要在改革所有制关系、经济机制和政治体制，改变社会上的精神和道德气候等方面采取实际步骤 这就说得非常明确了。他就是要改变整个社会主义制度。这里需要指出一点。戈尔巴乔夫说他及其同伙在初期还是想完善社会主义的，到这时才明确要根本改变整个制度。后来他为了进行自我辩护，多次说过他有过改善社会主义的“幻想”。那么不禁要问：既然他曾经想要改善社会主义，为什么同时又说“彻底改革”、“真正的革命改造”、使社会达到“新的质的状态”呢？他如何把这些话与他所说的改善社会主义的“幻想”协调起来呢？应该说，他从一开始就要搞掉社会主义，所谓“改善”也者，只不过是欺人之谈。
戈尔巴乔夫用欺骗手段把人们引上他的“改革”道路后，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直关心如何使它“不可逆转”的问题。等到“改革”全面铺开，各种后果不断出现时，人们虽然开始感到怀疑和不满，但是为时已晚，要扭转事变的进程已经比较困难了。到这时他便站出来说，“后退的路是没有的”，要求人们和他一起走下去见М
叶利钦其人和历史作用 一（1）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于2007年4月23日去世。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动过心脏大手术、后来旧病多次复发的老病号，因而对此并不感到突然。2006年2月初，俄罗斯领导人打破常规，大操大办给他过75岁生日，在克里姆林宫里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祝寿会，他们之所以抓紧时间这样做，大概也预感到此人已来日无多了。其实，叶利钦的政治生命早已结束了，在他的晚年，有的俄罗斯人称他为“活尸”。如今他在生活道路上也走到了尽头。笔者趁此机会想对他的生平和活动做一个简要的考察，看一看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了些什么，在俄罗斯历史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1931年2月1日出生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当时叫乌拉尔州，现为叶卡捷琳堡州）塔利茨基区布特卡村的一个富农家庭。他家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被没收财产，被迫迁居他乡。爷爷被剥夺了公民权，父亲到建筑工地务工，因牵涉进一个案件，被判三年劳改。叶利钦在《总统札记》里谈到全家的遭遇时，愤慨地说：他们受到这样的对待，全是因为有财产，干得多，得的也多。见Б
叶利钦其人和历史作用 一（2）
叶利钦当上了州委第一书记后，他的权力欲得到了一时的满足。后来他在谈到当时的感受时说，“权力的魅力令人陶醉……州委第一书记是一州的上帝、沙皇和主人”。В
叶利钦其人和历史作用 一（3）
戈尔巴乔夫关注着叶利钦的一举一动，起初对他在莫斯科市委的工作表示支持，不久发现此人有野心，开始把他看成自己的对手。而作为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利加乔夫对叶利钦在莫斯科的做法很不满意，认为他使得莫斯科处于崩溃状态，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检查莫斯科市委的工作。这就激怒了叶利钦。两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于是叶利钦于1987年9月12日给戈尔巴乔夫写信，提出辞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问题，实际上带有某种要挟的性质。戈尔巴乔夫没有搭理。10月15日，政治局开会讨论戈尔巴乔夫将在十月革命70周年庆祝大会上作的报告初稿。叶利钦脱离讨论的主题，提了20条意见，惹怒了戈尔巴乔夫，遭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训斥，两人的分歧公开化。在10月21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叶利钦再次发言，重申自己的看法，遭到了许多中央委员的批评，最后他承认自己的发言“是一个错误”。11月11日，莫斯科市委举行全体会议，批评了叶利钦的错误，并决定解除他的第一书记的职务。此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就这样叶利钦在一场政治较量中败下阵来。他十分懊丧，甚至想要自杀，但心里很不服气，在1988年6月底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发言，要求大会为他“恢复名誉”。利加乔夫当场进行驳斥，大声地说：“鲍里斯，你不对！”他指出叶利钦所具有的“不是创造性的精力，而是破坏性的精力”。别的代表也对他提出批评。但是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同情和支持他。
1989年初，叶利钦竞选苏联人民代表成功，并在五六月间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勉强当上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委员。9月，他首次访问美国，在纽约进行游览和参观后，对记者讲了自己的感想，他说：我是第一次来到你们这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直在我头脑中灌输着：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美国人粗野、好斗而没有礼貌，他们的城市和楼房像一座座墓碑。一天半的时间，我的这种观念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资本主义欣欣向荣，美国人是善良、好客和非常文明的民族。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城市和楼房是非常有创意的建筑作品。В
叶利钦其人和历史作用 一（4）
叶利钦是一个没有思想信念和明确的政治纲领的政客，他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根据是否对自己有利的原则选择盟友，在参加议会活动时，靠拢了所谓的“*派”。而“*派”根据叶利钦对“改革”持激进态度这一点，也把他当做自己人。于是他成为当时由“*派”组成的反对派组织“跨地区议员团”和“*纲领派”的领导人之一。波尔托拉宁后来这样谈到叶利钦和他参加反对派的情况：叶利钦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我记得他到跨地区议员团来时，第一次讲话用的是党的头头的典型的腔调，大家很不爱听。但是那里有经济学家波波夫这样有头脑的人，还有阿法纳西耶夫、帕尔姆、博恰罗夫……叶利钦像海绵一样，什么都吸收，然后大讲这些思想。他的纲领纯粹是我们制定的。1998年11月18日《独立报》。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依靠“*派”的支持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同年7月，他做出了退出苏共的决定，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声明说：“鉴于我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和俄罗斯人民赋予我的重大责任，考虑到社会向多党制过渡，我不能只履行共产党的决定。我必须服从人民的意愿，因此，鉴于我承担的义务，我宣布退党。”
他还没有讲完，大厅里就发出一片“叛徒可耻！”的喊声。他讲完后走出大厅时，过道两边的人都大声嘘他。叶利钦退党后，一些“*派”的领导人，例如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人，也宣布退出苏共。在叶利钦的带动下，全党出现了退党的浪潮，一时烧毁党证成为一种时髦，成为随处可见的现象。俄罗斯著名政论家欣施泰因把叶利钦等人的行为比作从快要沉没的轮船上逃走的耗子，他说，促使这艘轮船开始沉没的破坏工作，“不无这些耗子的直接参与”。А
叶利钦其人和历史作用 一（5）
在这之后不久，发生了著名的“8?19事件”。刚从哈萨克斯坦访问回来的叶利钦到了白宫，他的部下和亲信也陆续到了那里，于是白宫成为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中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派部队围住了白宫，而叶利钦的支持者们也前来保卫白宫，一时形成对峙的局面。8月19日中午，叶利钦爬上了白宫门前的坦克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是非法的，没有法律效力的。他的这一行动赢得了他的支持者狂热的喝彩，被他们视为英雄壮举。善于见风使舵的诗人叶夫图申科甚至写《八月十九日》一诗来歌颂他。但是当时形势复杂而严峻，白宫随时都有被攻破的危险。叶利钦心里也很紧张，躲进地下室饮酒消愁，准备了几种紧急撤退的方案，一种方案是设法逃到近在咫尺的美国大使馆，美国人已敞开后门做了接待他的准备，但是叶利钦考虑到这将成为政治避难，意味着自己的彻底失败，最后放弃了。另一种方案是乔装打扮，从地下管线到乌克兰大饭店附近某一地点，由等在那里的车辆送出莫斯科到外省某地隐蔽，为此给叶利钦准备了假发和胡子。但是由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迟疑不决，害怕引起流血冲突而撤销了攻打白宫的命令，加上部队内部某些将领倒向叶利钦一边，结果“8?19事件”以失败告终。美国总统布什立即发表谈话，“说叶利钦凭勇气和坚定扭转了局势”，称赞叶利钦是“英雄”。西方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对叶利钦表示敬意，答应将给他提供援助。
“8?19事件”结束后的第二天，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议会宣布，事件的所有参加者已被逮捕并将受审。他乘机想取消共产党，接连签署了停止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活动以及宣布苏共和俄共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均归俄罗斯联邦所有的命令。而在这时复职后的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也发布命令，要求苏共在苏联武装力量、内务部、克格勃等护法机关和军事单位以及国家机关中停止活动，宣布将苏共的财产交给苏维埃保管。这样一来，苏共停止了活动，国家机关、军队和企业的党组织被取消，苏共中央以及各级组织的办公楼被查封，财产被没收，档案被接管，具有93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已不复存在。
接着，叶利钦采取彻底搞垮苏联的步骤。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后，苏联出现了混乱状态，民族矛盾加剧，离心倾向日益严重，一些加盟共和国纷纷发表主权宣言和宣布独立。戈尔巴乔夫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主张保留苏联，同意把苏联改名为“主权国家联盟”，提出起草和签订一项新的联盟条约的建议。由于“8?19事件”，此项工作一度中断。“8?19事件”后，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而叶利钦对签订这样的条约并不感兴趣。他于12月7日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在白俄罗斯明斯克西南靠近波兰边境的别洛韦日密林进行密谋，于12月8日在明斯克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的协定，并发表声明说：鉴于起草新联盟条约的谈判已经走入死胡同，各共和国退出苏联和建立独立国家的客观进程已成为现实；指出中央缺乏远见的政策导致了深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生产崩溃和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注意到前苏联许多地区社会紧张局势升级，导致有众多人员伤亡的族际冲突；意识到对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负起责任以及实际上实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我们声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三方于1991年12月8日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1991年12月10日《苏维埃白俄罗斯报》。协定的序言说：我们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曾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发起国签署过1922年的联盟条约，现在我们三国明确指出，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将停止存在。见1991年12月22日《消息报》。简言之，他们签署了建立独联体的协定，同时宣布苏联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