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通过《共同纲领》的时候起，我们就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般原理和我国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我们不主张民族分立，也没有采用联邦制。我们采取这样的政策，主张合，不主张分，是适合我国的历史情况和社会环境的。我国是被帝国主义压迫过的国家，是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从民族解放运动中发展、成长起来的，因此，国内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得到了国内各民族的支持。他们都懂得，只有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威胁和侵略。一九五四年公布的宪法更对民族区域自治作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全国各民族都团结起来了，连西藏也得到了和平解放。尽管目前帝国主义进行阴谋活动，指使西藏一些上层分子闹独立，我们按照十七条协议〔378〕办事，闹独立的阴谋是难以实现的。可见，民族区域自治适合于象中国这样的从民族解放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国家，它可以防止帝国主义的挑拨，促进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现在，我讲一讲大家提到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合与分的问题。不论是从全国来看，还是从一个省来看，都需要合。为了合，就要采取一些必要的照顾少数民族的办法。今天会上李济深〔85〕副主席谈话的精神就是主张合，并且说汉族要对少数民族有所让步。合，就要多为少数民族着想，少数民族也才能为汉族着想。今天，要想一想少数民族的好处。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但地大、物博都在他们那里。从全国来说是这样，广西也是这样。将来发展工业，扩大农业，都要大力开发少数民族地区，都需要把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结合起来。可见，合则双利，分则两害。
二、可不可以讲还债的问题。不叫还债，叫赔不是也可以。讲还债这是个比喻。有些人害怕提还债会引起民族关系搞不好，这是不必要的顾虑，哪里会有这种事情？严格地批评自己，不但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会促使对方对自己缺点的注意。历来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还有些人担心，讲还债就会被帝国主义利用。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讲还债有利于民族团结，这是符合马列主义真理的。真理是驳不倒的，敌人利用也不用害怕。
历史上汉族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汉族统治阶级要么把少数民族同化，要么就把少数民族挤到边疆和生产条件差的地区。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得不到发展，因而落后了。当然不是说少数民族什么都落后，他们当中也出了许多先进人物，那是奋斗出来的。汉族如果承认这个历史事实，就应该向少数民族赔不是。这样说是不是会引起少数民族骄傲，引起少数民族来登门讨债呢？不会的。对人民的觉悟不能低估。我们不仅这样说，还要在实际上这样做，帮助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发展。就是这样，他们的发展也是不容易的。如果汉族不去帮助，就合不好，少数民族受帝国主义挑拨，提出要分，那就很不利。例如，西藏就因为有帝国主义挑拨，而发生少数上层分子闹独立这么回事，我们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说服他们要爱祖国，不要被帝国主义利用。为了合得好，汉族应该帮助少数民族。但从汉族的角度说来，宁可说是赔不是、还债，而不说帮助，这样，少数民族就会说是帮助。我深信越是劳动人民就越讲道理。
必须看到，历史上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现在也还有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当然，不自觉的多，自觉的少。这样说是不是就没有地方民族主义了呢？地方民族主义也是有的。例如藏族某些人就有。要少数民族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汉族首先就要克服大汉族主义。汉族是老大哥，应该作表率，这样才能促使他们自觉地克服地方民族主义。
三、民族感情问题。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感情，它是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并且在很长的时期里还要存在下去。民族感情有两面性，要加以分析。当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民族感情可以发挥团结人民的作用。当年苏联打败希特勒德国的侵略，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激发了社会主义感情和民族感情。但是还要承认民族感情也会被反动阶级利用，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感情发展到对外排斥一切，向外扩张领土的时候，就带有反动性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民族感情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不结合起来，不注意民族感情和民族特点，或者过分强调民族感情，都会犯错误。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对民族感情要适当的重视，无视它是不对的。一个省，甚至一个县也会有地方感情，何况一个民族呢！民族感情也好，地方感情也好，都有两面性。它在阶级社会里，总是带着阶级的烙印。但是，如果把民族感情完全说成是阶级感情那也是不对的。民族感情运用得好，能成为推动进步的力量，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运用得不好，就成为排它性的民族主义感情，分的感情。地方感情也是这样。
四、民族区域自治中的几个有关问题。
（1）我国和苏联的情况很不同。在我国，汉族人口多，占的地方少，少数民族人口少，占的地方大，悬殊很大；在苏联，俄罗斯人口多，但占的地方也大。中国如果采取联邦制，就会在各民族间增加界墙，增加民族纠纷。因为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同汉族长期共同聚居在一个地区，有些地区，如内蒙古、广西、云南，汉族都占很大比重，若实行严格的单一民族的联邦制，很多人就要搬家，这对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都很不利。所以我们不采取这种办法，而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我们的区域自治政策，利于合，利于团结，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但是要承认自治地方中有多数与少数的问题，即承认矛盾，然后取得统一，共同发展，合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要用事实证明，自治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发展下去不会对少数民族不利，不会把他们挤掉。我们应该创造一些范例，使少数民族感到汉族人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不是压迫他们的，而是同他们合作的。在这方面，绥远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就是个范例，广西也应该这样做。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复杂问题，必须交群众广泛讨论。
（2）在建立壮族自治区问题上，绝大多数人认为合有利，分不利。从坏的方面想，万一搞不好，也只好分。但是我们要争取合，合是方向。这个问题，还要提到人民群众中去讨论。在讨论的时候，可能有局部地区的群众由于一时不了解情况而赞成分，但是只要把道理跟他们讲清楚，他们还是会赞成合的。
（3）团结与制约的问题。几个民族居住在一起总会有矛盾。怎么办呢？要承认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在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自治，汉族又占多数，因而可以考虑将来在自治区的执行机关和权力机关中对各民族人员作适当的安排。既然是壮族自治区，行政领导人就应该由壮族人担任；因为汉族占多数，在人民代表中，汉族代表比例应该与人口比例相适应，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也可以考虑是汉族人。这样才符合实际情况，可以起互相制约的作用。这是可以研究的问题，不是今天说了就算决定了。有团结，有制约，政治运用上安排恰当，目的是为了团结。
（4）实质与形式问题。如果我前面所说的在少数民族地区占人口多数的汉族参加自治区，合比分好，有团结、有制约等问题，大家都同意，那么，基本问题即实质问题就解决了。仅仅剩下名称问题就好解决，因为这已经不是实质问题而是形式问题了。现在大多数人同意用“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如果有比这更好的名称，未尝不可以考虑。这次可以不做结论。名称总要使少数民族感觉到是个自治区，不要为保留一个“省”字，把广西各民族人民共同前进的道路阻挡了，那样将来我们的子孙会笑话我们的。
三
再讲一讲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具体措施。
首先，要发动群众讨论。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一件大事情。广西建省的历史很长。绥远建省的历史比广西短得多，但是并入内蒙古自治区还花了五年功夫。因此，必须广泛地发动广西各族人民群众进行讨论。不仅要提到省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去展开讨论，而且还可以提到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去展开讨论。还可以选择一些汉族聚居的区、乡去讨论。一方面要发动各族人民群众进行讨论，一方面又要向他们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作。要确定建立壮族自治区，汉族和壮族合作，这些方针肯定了，发动群众讨论才有方向。
至于有人提出采取公民投票的方法，那是不妥当的。公民投票和民族自决口号一样，名字好听，但是容易被帝国主义利用。在座的都是爱国主义者，对于这一点是不能不深思熟虑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搞公民投票，就可能对立起来，不利于团结，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在建立壮族自治区问题上，还是应该有领导地确定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既要适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也要照顾到少数人的不同意见，目的是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接受。
广西讨论的时候，还可以组织参观团去那里参观和参加讨论，吸收在全国各地工作的有代表性的广西人和关心这个问题而又愿意去的人士参加。
其次，要做好筹备工作。在自治区成立以前，汉族要多负些责任，自治区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以后，壮族就要多做工作。当然，汉族也不能旁观。建立自治区的有关问题，要设想得更细致些，要比李维汉同志发言中已经提到过的更加详细具体些。
再次，要做好宣传工作。从历史的阐明到各项具体政策的解释，都要认真做好。广西有上千年的历史，远的且不说它，近的从太平天国以来汉族和壮族就有亲密合作的历史。要用这些历史事实去向群众做宣传教育工作。
如果这些工作都做好了，建立自治区问题，就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最后，关于壮族名称使用哪个汉字的问题。“僮”字的确容易念错。依照本民族的自愿选择，改变一个好一点的汉字是可以的，这里不做结论。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题解】
这是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正文】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主要是讲中国共产党跟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党派的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也曾经想争取同社会革命党〔379〕合作，同少数派孟什维克〔380〕合作，甚至想争取资产阶级能够赞成国家资本主义。但是，由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当时正遭到十四个国家的武装干涉，同时又进行着国内战争，俄国资产阶级和其他党派都敌视苏维埃政权，只剩下一个俄国共产党继续把十月革命的胜利坚持下去，因此在苏联就没有完全实现列宁提出的跟各党派合作的设想。然而，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列宁的设想实现了。这是因为我国革命的性质给了我们这个便利。我们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不能发展，他们想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压迫民主党派，因此他们就要反对国民党的独裁。这种历史条件，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大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当然，单是有了历史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党的政策。党领导得正确，才能使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既然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都能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团结在一起，那么，怎么能够设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能同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继续合作下去呢？这是说不出道理的。可是，共产党内总是有一部分人思想不那么通，好象讲到社会主义，就只应该有一个党才对。这是教条主义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并不都是一个党嘛！战后历史的发展已经不是象当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那样了。
那么，民主党派究竟存在多长时间呢？能不能说共产党多活几年，其他党派少活几年？如果这样想，就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了。因为，这些民主党派还会有发展，还会有一部分人愿意参加，而这些党派的成员又很努力工作，大家团结在一起，只是思想上有些不同意见，那么，就没有理由说谁先结束，谁后结束。也有人会说，如果这些人都参加共产党，不是就变成一个党了吗？当然，这是可以设想的。但为什么一定要其他的民主党派都参加共产党呢？一些民主人士继续留在民主党派里面，和我们一道合作，有什么不好？
各民主党派联系群众的方面不同，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意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有利的。比如民革〔236〕，它就是跟原国民党出身的、曾经当过政的一些人有联系，不管是上层的、中层的或下层的意见，它都可以听到，而这些正是共产党不大容易听到的。又如民盟〔208〕，它在知识分子圈里可以听到更多的意见。有一次我来杭州，回去时在飞机上看了费孝通〔381〕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共产党内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再如九三学社〔266〕联系的科学家比较多；民建〔237〕主要是联系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民进〔301〕联系中小学教员方面。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对象和特点。不仅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是社会主义建成以后，由于成分来源的不同，人们的思想动态还会有不同的。工商业者在一起，总是可以把工商业者的心里话多说一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一起，可以谈他们心灵深处的话。我也有一些党外朋友，而且过去很熟，我总希望通过他们知道一些不同意见。可是他们到了我面前，就是愿意说，也要保留几分。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共产党的负责人，说话总不免要考虑考虑。甚至我的弟弟，他的心里话也不都跟我说。这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反映。我们是从一个复杂的阶级社会来的。认为只要有一个共产党，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这是一个简单化的想法。这样做必然会使我们的耳目闭塞起来。大家都是“王麻子”〔382〕，都是“张小泉”〔383〕，那就不行了。还是多几个牌号好一点。所以，从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只要还有党派的时候，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求大同存小异，这并没有坏处。毛病虽然总会有一些，但这并不奇怪。就是共产党也不能保证不出问题，不但过去出了陈独秀〔118〕、张国焘〔59〕、高岗〔384〕，就是将来也会出问题。因此，对民主党派来说，要不出一点毛病，那也不可能。所以，从种种方面看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以共产党为核心，为领导，各党派团结合作，有什么不好？
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必须由共产党提出，而且必须要共产党真正做到。因为我们党不提，别的党派不好提；我们提了，大家就心安了。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早就指出，从共产党成立的那天起，就准备将来的消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
互相监督，首先应该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因为共产党是领导的党，它过去搞革命，为革命而奋斗，为人民立了功，人民拥护它，欢迎它。正是因为这样，也就带来了一个不利方面。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一旦取得了全国政权，就带来一个危险，就有一些人可能会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腐蚀，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这方面的危险是随时存在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警惕。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最好的办法是有人监督。当然，共产党员首先要党的监督，可是整个党的工作，也还要其他党派来监督。同样，每个党员也要其他民主党派监督。因为，多一个监督，做起事来总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我们有一部分党员觉得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不错，共产党是有一份，但是，离开了人民，共产党有什么本事？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嘛！你做得对，人民拥护，做得不对，人民就不拥护。民主党派参加了革命和建设，那么他就有一份功劳，他是人民的一分子，他就有权来说话。你要他监督，有什么不好？所以，不应该不服气。不服气就是骄傲，就是自满，这是危险的根源。应该服气，应该谦虚，应该愿意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当然，反过来，民主党派也应该愿意接受共产党的监督，但这个问题并不怎么严重。重要的是共产党要承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们只要是一个敢于面对现实的人，敢于揭露错误、批判错误、改正错误的人，那就不怕监督。越是监督我们，我们越是能进步。只有怕人家揭露错误，自己又没有勇气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人，才怕人家监督。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际上是扩大民主。我们是六亿人口的国家。要把六亿人的生活搞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互相监督，不扩大民主，是不可能做得好的。因此，互相监督的面还要扩大，不能缩小。我们要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并且使下级对上级也能够有监督的责任。这对我们的民主化有极大的好处。民主集中制是我们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我们的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这方面过去有足够的解释，现在要多强调民主的扩大。
关于香港问题（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题解】
这是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讲话的节录。
【正文】
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
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现在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对其在香港的企业则不要去变动它。但过去已经公私合营的，如南洋烟厂，再转回私营也不必要。没有合营的不要合营，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象“三反”〔339〕、“五反”〔336〕那样的搞法。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经济力量会更加强大。所以在香港的人，一般不要回来，在那里发展这个阵地有好处。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他们当中如果有些人主动坚决要求回来，可以同意。但不要动员他们回来，要让他们留在那里经营自己的企业。我们可以同他们内外合作，不使人家吃亏。至于有些人一时还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有怀疑，可以让他们再看一看，看一二十年都可以。我们不要歧视他们，责怪他们。如果内地有一些人想出去，也是允许的。毛主席说，这一条我们过去就是不放心。现在应该是来去自由，不加歧视。香港的生活方式，当然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带有腐化性。有些朋友想要出去过一阵也可以，我们不要抓得那么紧，但也不是主动去号召。不要强留一些人在内地，有些人在外面过一阵还会回来的。凡有爱国心的人，我们就欢迎。对他们不要强劝回来，也不强留。
我们过去对有些事情处理方法上有些问题，但不能说大的方面做错了。有偏差可以纠正，如对外贸易，应该管制，但不能管得太严。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过去我们搞得比较死，但总的说是对的，否则上不了轨道。现在既上了轨道，有些政策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改变。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题解】
这是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立社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正文】
黄任老〔229〕要我来参加今天的会，很早就跟我说过。我同职教社〔302〕是有一段因缘的——在重庆职教社所办的“星期讲座”讲演过，给《国讯》〔385〕写过文章。今天来参加会，能够见见各位朋友，很高兴。但是讲话却没有准备。任老送给我一些材料，我又没有功夫看。到底讲个什么题目好呢？我想，还是抓一个现实问题来谈谈。
共产党现在要整风，任老把整风比作种牛痘。从种牛痘这个问题，可以联系到我们自己，联系到各位。职教社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从职教社所走的道路，也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爱国热情的。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座的李维汉〔230〕同志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们都受过两种教育——资产阶级教育和封建教育。几老〔386〕自不待言了。我不能称老，但也留过辫子，受过封建教育。毛主席说过，他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最近，我陪波兰总理去天津，对天津的大学生讲话时也说过，我在南开受的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它对我有没有作用呢？应该说，起了启蒙的作用。好处不要抹煞。但是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教育有它不好的一面。如果看不到不好的一面，不进行自我改造，就会阻碍我们前进。
知识分子，在今天中国社会中是重要的、急需的，我在去年一月间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讲得很多。毛主席在今年二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都讲过。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共大约是五百万人，高级知识分子并不多，按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来说，很不够。所以要很好地重视这个问题。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排了一下队，大学教授和中小学教师约有两百多万人，其中教授和副教授大约只有九千人，加上讲师、助教一起大约也不到六万人。在这些知识分子中，大多数是年轻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他方面，如各机关、科学部门、产业部门、卫生部门和军队中的技术人员，也是年轻的占多数。尽管开国时把旧中国的职员包了下来，但是他们现在占的比例毕竟很少。应该说，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新中国培养的。不过，新的离不开老的，总要老一辈的帮助。因此，直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虽然不多，但绝大多数总还是要受到它的影响。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个长期的工作。
这就是说，我国现在的知识分子，从思想意识看，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旧的思想意识要它一下子都不存在是不可能的。以为到了新社会，人们的思想就自然都是新的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思想改造不可能把旧的思想一刀斩断，而要长期进行。解放以后，我每次讲知识分子问题，总喜欢把自己的切身经验对大家说说，这样比较亲切些。拿我自己说，受共产党教育三十多年了，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已经完全没有了呢？不是的，甚至于封建思想残余有时候脑子里还蹦一点出来。有的时候，说话没有经过仔细考虑，讲了错话，或是工作上发生一些偏见，这是为什么呢？有的就是因为思想上还有旧的残余，或者说旧思想的影响还存在。我们要反对两种主要的错误思想：一是教条主义，一是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是把原理、原则当教条，到处背诵，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样办事当然是行不通的。修正主义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加以修改，这种修改是完全错误的，实质上就是受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整风，就是要把共产党员的错误的政治主张、行动作风和错误思想加以分析批判，进行改造。不能认为成了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就一定是完全改造好了。他们信仰共产主义，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愿意从事工人阶级的事业，这是一回事；至于思想作风上的一些毛病，需要通过长期改造来克服，这又是一回事。当然，觉悟高，学习好，在实践中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改造得就快一些。觉悟低，学习差，不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改造得就慢一些。这种情况，在党外的知识分子中同样存在。
过去，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在受外国侵略和封建统治的旧中国，所以往往产生救国革新的要求，再往前进，就有革命的要求。自从鸦片战争〔387〕到五四运动〔13〕，知识分子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例如，太平天国是农民运动，但领导人洪秀全〔324〕也还是知识分子。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革命派。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又推动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就是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五四运动基础上成立的。以后的学生运动，从九一八事变〔38〕、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65〕到后来的反蒋运动，知识分子大多是站在前面，受革命的吸引，同情革命的。反动统治者不给知识分子以发展机会，知识分子不能施展其才能，他们不仅政治上受压迫，生活上也没有出路。所以知识分子总是要求改革现状，要求进步。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是，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消极的一面。看不到这一面，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短处。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中国社会的产物。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不带有旧社会的习气，有的还有所谓士大夫习气。我自己的家庭就是士大夫家庭。士大夫总有它的保守的一面。记得一九四六年土改的时候，我和任老谈过，我们的亲戚朋友如果来反映土改的情况，要注意从两面去听，工作有偏差也许是事实，但还要想一想他为什么来反映。我们中间有些人是从剥削阶级来的，应该懂得剥削阶级是会给人们带来偏见，使他们把好得很的事情看成糟得很。中国士大夫有自尊心，有民族气节，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念旧，不加分析地觉得旧的都可怀念，这些却是他们的毛病。还有，就是受旧中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庚子（一九○○）年以前还比较少，那时候士大夫的保守性主要是盲目排外。到了庚子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外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逐渐加深，盲目排外就逐渐变成盲目崇外了。还是拿我来说，我从南开受到了启蒙教育，因为学了一些新知识才能进一步接受革命的思潮。这是好的一面。而另一面，我也受到了资产阶级教育的消极影响，沾上洋气，似乎凡是新的都好。我相信过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388〕，后来在斗争中才逐渐相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是逼出来的。人民灾难深重，不革命不行。知识分子改造也是一样，总要有人逼，走革命的路才快一些。我们知识分子要革命，就得摆脱旧的东西，克服封建习气、资产阶级思想、士大夫习气和洋气。这些旧东西，只要稍许不留心，就会在头脑里冒出来。所以必须经常注意进行思想改造。我们批判洋气，并不是说不要学外国的好东西，而是要批判那种以为外国什么东西都好的错误看法。中国知识分子的旧东西，和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可能不那样根深蒂固。西方知识分子是不轻易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中国知识分子比较容易抛弃旧包袱，这是因为他们的“资本”不厚。这当然是相对而言的，实际上“资本”尽管不厚，也不是短期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和风细雨地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尽管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已经胜利，但是思想意识的改造毕竟是长期的事。今天，我对职教社的朋友们贡献一点意见，那就是要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停顿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思想生锈。共产党员也是一样。
我们正处在继往开来的时期，放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应该很好学习，努力改造，只有不断地学习、改造，才会不断地前进。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
【题解】
这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正文】
各位同志：
听说民族工作座谈会开得很好，大家交换了许多意见，也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已得到了解决。我想讲一讲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原则性的问题，和大家交换意见。一、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就是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问题；二、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三、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四、关于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的问题。
一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
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一方面，如果在汉族中还有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歧视的错误；另一方面，如果在兄弟民族中存在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分裂的倾向。总之，这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不利于我们民族间的团结，而且会造成我们各民族间的对立，甚至于分裂。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我们认为，除了极少数人的问题以外，在民族问题上的这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应当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解决，就是运用毛主席提出的公式，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要在一个什么新的基础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呢？我想对这个问题多讲一讲。
这个新的基础，就是我们各民族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建设这样的祖国，就是我们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基础。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目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家庭，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哪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我们五十多个民族所共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所共有。
全国解放后，经过八年来的努力，我们把全国各民族都团结在一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各民族所共同遵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我们要把独立了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就是要把我们拥有五十多个民族、六亿人口的大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代表六亿人民意志的大宪章，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努力奋斗，争取实现宪法的要求。我们各民族必须在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新的基础上来达到新的团结。因此，我们就必须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妨碍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加强民族间的团结的。
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必须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共同目标出发。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目标，就反对不了这两种民族主义。比如说，站在人口最多的汉族方面批评兄弟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时，如果不想到这个共同目标，就很容易发生一些民族歧视的错误。因为兄弟民族多数是处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状态，汉族同志在批评时，就容易去指责这些客观存在的落后现象，这就变成民族歧视了。如果从为着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共同目标出发，就会想到那些落后状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什么错误的倾向，而是经济、文化不发达的现象。应该去帮助各兄弟民族实现经济文化的发展，不能把这些客观现象当成兄弟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就是有一些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也要研究它的来源，其中很多是有客观原因的，如果把这些客观原因改变了，这些倾向就会不存在了。比如说，处在边远地区的兄弟民族，他们对内地的情况不了解，对一些进步和发展的现象不认识，因而发生一些怀疑，不晓得汉族到底对兄弟民族的态度怎样。尤其是因为历史上汉族的反动统治者压迫少数民族，剥削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免不了带着怀疑的眼光看汉族，这是很自然的。因此，不能把这些由于历史、社会、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一些怀疑和不信任，都说成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不应该简单地去批评某些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而是应该诚恳地帮助兄弟民族了解产生这些倾向的根源，去掉他们的怀疑。当然，要去掉产生这些倾向的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根源，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共同目标下，经过长期努力，发展全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掉这种怀疑。这需要时间，需要工作，而不应该简单地不加分析地批评，只是简单的没有分析的批评，有时甚至会引起误会，造成错误。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站在少数民族方面批评汉族中的大汉族主义时，如果不从共同目标出发，也容易造成对立。因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今天还存在，历史上反动统治压迫的后果也还存在。少数民族如果对汉族只注意这些历史痕迹，就很容易在少数民族中产生民族对立的倾向：我不信任你，你人口多，总是对我们不利，因为你是多数，经济、文化发展一些，总是会利用发展的优势继续过去的歧视和压迫。这样，怀疑的心理就增加了，甚至觉得和过去差不太多，这就容易助长民族分裂、不团结的倾向。因此，我们希望少数民族的同志也一定要在共同目标下批评汉族中的大汉族主义。就是说，要把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事实上不平等的现状逐步加以改变，为共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这就需要各民族互相团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批评。汉族同志中如果确实有大汉族主义倾向和民族歧视的错误，就批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而不要简单地、不加分析地指责，不要对汉族的整体产生怀疑、不信任。不然就会助长民族分裂的倾向，不能达到民族间的团结。
我们的国家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在古代又是不完全统一的，甚至各民族彼此作战，不是你侵犯我，就是我侵犯你。民族间的互相侵犯，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上是很多的。在各民族互相侵犯中，如果算总帐，汉族侵犯兄弟民族的次数多、时间长。虽然历史上汉族也被一些兄弟民族多次侵犯过，被统治的时间也不算短，如：北朝、辽、金、元、清。但从整个历史来看，还是汉族侵犯兄弟民族的时候多。站在兄弟民族的地位来想，总会想到历史上的这些痕迹。因为汉族在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一些，就有条件向各方面发展，以致兄弟民族被挤到边远寒苦地区，生活就更困难，经济、文化也就更不容易发展。这种历史痕迹在兄弟民族中的印象是很深的。各个兄弟民族如果不想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共同目标，就很容易产生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这对民族间的团结不利，对祖国的统一和发展不利。因此，各兄弟民族也必须想一想，尽管历史给我们遗留下这些痕迹，但这总是过去的事情了。这些事情在新中国诞生以前是存在着的。而在新中国诞生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我们的宪法上，在国家的政策中，规定了民族平等。在平等友爱的民族大家庭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祖国，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为着这个目的，我们要把历史上的痕迹消除掉，要把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逐步消除掉。当然这不是短时间所能做得到的，需要共同努力。
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若不强大起来，不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就要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当然，解放以来，我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不受欺侮了，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我们永远不受欺侮，必须把社会主义祖国真正建设强大了才有保证。处于帝国主义现在还存在的世界，虽然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发展了，但是帝国主义还不死心。它一有机会还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这就要求我们提高警惕，更要着重强调我们各民族间的团结，以利于共同努力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不如此，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站起来以后，还会栽跟头，还会是一个落后的、贫困的、受欺侮的国家。
应该认识清楚，如果不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的。要摆脱这种状态，只有我们五十多个民族，大家合作起来，共同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要建设这样的国家，不能单靠汉族。汉族人口多，经济、文化比较发展，但是可开垦的土地已经不多，地下资源也不如兄弟民族地区丰富。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是祖国工业化的有力后盾。但是，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还没有开发，劳动力少，技术不够，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可能单独发展。因此，各个民族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在共同发展的目标下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这样，两种民族主义错误才会逐步减少，民族歧视的倾向和民族分裂的倾向也才会减少。举个例子，要把包头建设成为中国的一个工业基地，就必须把那里的铁和大同的煤结合起来。现在包钢已经开始建设了，将来会成为很大的工业中心。这就必须各个民族共同努力，首先是蒙古族和汉族共同努力。在这个共同目的之下，在积极的建设当中，即使有大汉族主义倾向，或者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也可以逐步地减少。有了共同的、积极的发展目标，就可以克服那些消极的、不满的对立情绪。当然，我不是说有了积极的目标，就不要注意克服消极的因素了，那还是需要克服的。我是说，有了积极的目标，消极的因素才会被积极的因素所代替。同样也可以设想，要在新疆建立起包括克拉玛依油田和乌鲁木齐地区的将来的工业中心，如果没有新疆各民族和内地汉族的共同努力，就搞不成功。首先铁路就修不成。铁路通了，劳动力不够，资金不够，也没有办法来开发。这就必须用全国的力量去支援。我只举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出其他了。为着一个伟大的共同发展的目的，我们就必须把由于各民族之间的偏见所产生的偏向，逐步地减少下去。
我们想到将来强大的祖国，就必须在今天强调各民族的团结，为建设社会主义共同努力。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的目的，对妨碍我们团结的、妨碍我们共同努力的两种民族主义错误，都应当批判。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判，以消除或减少民族歧视的错误和民族分裂的倾向。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到新的认识上来，不要避讳这种批判，而是要从正面指出这个问题。两种错误的倾向都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为了祖国的伟大的建设，我们就应当自觉地克服大汉族主义错误和地方民族主义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