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解放以后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政策。这是我国宪法上规定了的。我国为什么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没有实行民族自治共和国那样的制度呢？自治的形式在我国叫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还有民族乡，在苏联叫自治共和国、自治省、民族州。这不单是名称的不同，制度本身也有一些不同，也就是实质上有一些不同。不同的地方，不是在自治不自治的问题上。苏联的自治共和国是给民族以自治权利，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也是给民族以自治权利。不同的地方，在于苏联的区域划分与我国有很大的不同，苏联的自治共和国的权利、权限的规定也与我国有些不同。这些不同，是从两国的历史发展的不同而来的，部分地也是由于中国和当年十月革命时代的形势不同而来的。
俄罗斯在十九世纪已经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还有很大的封建性。一方面，它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另一方面，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拥有殖民地。那个时候，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些民族，都是被沙皇这个俄罗斯政权统治着。这是一种殖民统治。而且，当时俄国的各民族多数都是一个一个地各自聚居在一块。
中国的历史同当时俄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中国的民族发展在地区上是互相交叉的，内地更是如此。汉族曾经长时期统治中原，向兄弟民族地区扩张；可是，也有不少的兄弟民族进入过内地，统治过中原。这样就形成各民族杂居的现象，而一个民族完全聚居在一个地方的比较少，甚至极少。我们常说，新疆是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但是新疆也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十三个民族。西藏比较单一一些，但这指的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管辖地区，而在其他地区，藏族也是和其他民族杂居的。我国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形成许多民族杂居的状态。由于我国各民族交叉的时代很多，互相影响就很多，甚至于互相同化也很多。汉族所以人数这样多，就是因为它吸收了别的民族。再如满族，从长白山发源，进入中原的时候，只有几十万人，到清朝最盛时，差不多有四五百万人。清朝亡了以后，满族还是存在的。满族采纳了汉族的文化，首先是文字，以后又逐渐采用了汉族的语言，把自己的语言文字丢了，好象跟汉族没有区别了，实际上还是两个民族。在清朝时候，对汉、满通婚也不是绝对限制的。到辛亥革命以后，通婚的更多了，民族间的界限也就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了。解放以后，承认了满族。在普选进行人口调查时，填表承认是满族的有二百四十万。看来比过去少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有些人和汉族通婚，又算汉族，又算满族，填表就不填满族了。其实，那就看怎样填法了。这是一种同化的现象。如果同化是一个民族用暴力摧残另一个民族，那是反动的。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是进步的。这种同化本身就有推动进步的意义。现在满族和汉族，语言文字相同，就更容易合作。满族同胞是不是主张恢复满族话呢？我看不会的，因为三四百万人从头学满族话，那不太麻烦吗？有些满族话，汉族吸收了没有？我看是有的。有许多满族语汇转为汉语，丰富了汉语。穿衣服也是这样，汉族的妇女在辛亥革命以后穿起旗袍，这还不是满族的服装？汉族吸收满族的文化很多，这也可以说是带点同化的性质。
还可以谈一谈回族的情况。回族是从阿拉伯、小亚细亚来的，并且时代并不太远，据说到现在不过一千多年，可是人口发展到三百五十多万。回族来中国有两条路，一条是从海上来的，一条是从阿富汗来的，要经过南疆，这样就不可能来很多人。但是，现在回族散布到全国，没有一个省没有回族，几乎没有一个县没有，可靠的是三分之二以上的县都有。回族所以这样多，就是因为他能把别的民族成分吸收进去，吸收了就壮大了，这有什么不好？这不也是同化吗？回族聚居的地区在甘肃省的有吴忠、陇东、银川、陇西等地，其他地方也有聚居的。这次成立回族自治区，包括了吴忠、银川和固原等地，但大多数回民还是分布在全国。
汉族同化别的民族，别的民族也同化汉族，回族是这样，满族是这样，其他民族也是这样。这种情况，越向内地越多。历史的发展使中国各民族多数是杂居的，互相同化，互相影响。中国民族多，而又互相杂居，这样的民族分布情况，就不可能设想采取如同苏联那样的民族共和国办法。因为要构成一个民族共和国，需要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绝大多数的民族人口要聚居。
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需要采取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形式。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发展情况，不能照抄别人的。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对于我们是完全适宜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仅可以在这个地方有这个民族的自治区，在另一个地方还可以有这个民族的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例如内蒙古自治区虽然地区很大，那里的蒙古族只占它本民族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即一百四十万人中的一百多万人，另外占三分之一弱的几十万蒙古族人就分在各地，比如在东北、青海、新疆还有蒙古族的自治州或自治县。即将建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那里的回族人口只有五十七万，占自治区一百七十二万人口的三分之一，只是全国回族三百五十多万的零头，就全国来说也是少数。还有三百万分散在全国各地，怎么办呢？当然还是在各地方设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藏族也是这样。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所管辖的地区，藏族只有一百多万，可是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自治州、自治县还有一百多万藏族人口，这些地方和所在省的经济关系更密切，便于合作。在成立壮族自治区的问题上，我们也正是用同样的理由说服了汉族的。到底是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有利，还是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利？单一的壮族自治区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即使把广西壮族聚居的地方，再加上云南、贵州的壮族地区，划在一起，作为一个壮族自治区，它内部还有一百多万汉族人，而且其中的两个瑶族自治县也有四十多万人，汉族，瑶族合起来有一两百万，所以也不可能是纯粹单一的民族自治区。如果这样划分，壮族自治区就很孤立了，不利于发展经济。在交通上，铁路要和广西汉族地区分割；经济上，把东边的农业和西边的工矿业分开。这是很不利于共同发展的，而合起来就很便利了。所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也是一个民族合作的自治区。
从以上几个大的自治区来看，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宜于建立也无法建立民族共和国。历史发展没有给我们造成这样的条件，我们就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历史发展给我们造成了另一种条件，就是中国各民族杂居的条件，这种条件适宜于民族合作，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一个民族不仅可以在一个地区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区，而且可以分别在很多地方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回族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没有什么不好，而是很好。我们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种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从人口多的民族到人口少的民族，从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族，几乎都成了相当的自治单位，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权利。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十月革命时，俄国无产阶级是首先在城市中起义取得了政权，然后才普及到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俄国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候打这个擂台是不容易的。同时，它又是在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里进行革命的，所以必须摧毁旧有的殖民地关系。为了把各民族反对沙皇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同无产阶级、农民反对资产阶级、地主的斗争联合起来，列宁当时强调民族自决权这个口号，并且承认各民族有分立的权利，你愿意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也可以，你愿意参加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来也可以。当时要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站住脚，就必须强调民族自决权这个口号，允许民族分立。这样才能把过去那种帝国主义政治关系摆脱，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主义国家站住脚。当时的具体情况要求俄国无产阶级这样做。
中国是处在另一种历史情况之下。旧中国虽然有北洋军阀〔144〕和后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压迫劳动人民，压迫兄弟民族，但是整个中国则是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成为半殖民地，部分地区则成为殖民地。我们是从这种情况下解放出来的。革命的发展情况也和苏联不同。我们不是首先在大城市起义或者在工业发达的地方起义取得政权，而是主要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长期奋斗，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才得到了解放。因此，我国各民族的密切联系，在革命战争中就建立了起来。例如，在内蒙也有革命根据地，在新疆也有过反对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在我党领导的西南游击区也有各兄弟民族参加，内地许多兄弟民族都参加了解放军，红军长征经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时，留下了革命的影响，并且在少数民族中吸收了干部。总之，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对外曾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内部是各民族在革命战争中同甘苦结成了战斗友谊，使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得到了解放。我们这种内部、外部的关系，使我们不需要采取十月革命时俄国所强调的实行民族自决、允许民族分立的政策。
历史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不去强调民族分立。现在若要强调民族可以分立，帝国主义就正好来利用。即使它不会成功，也会增加各民族合作中的麻烦。例如新疆，在解放前，有些反动分子进行东土耳其斯坦〔389〕之类的分裂活动，就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了的。有鉴于此，在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我们没有赞成采用维吾尔斯坦这个名称。新疆不仅有维吾尔一个民族，还有其他十二个民族，也不能把十三个民族搞成十三个斯坦。党和政府最后确定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的同志也同意。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帽子”还是戴的维吾尔民族，因为维吾尔族在新疆是主体民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民族也共同戴这个帽子。至于“新疆”二字，意思是新的土地，没有侵略的意思，跟“绥远”二字的意思不同。西藏、内蒙的名称是双关的，又是地名，又是族名。名称问题好象是次要的，但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却是很重要的，这里有一个民族合作的意思在里面。要讲清楚这个问题。
以上这些都说明，我们是根据中国民族历史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革命的发展，采取了最适当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不采取民族共和国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体的多民族的国家，而不是联邦国家，也无法采取联邦制度。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分别情况，成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或者民族乡，使所有少数民族不论聚居或者杂居都能实行真正的自治。这就有利于少数民族普遍行使自治权利，也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合作互助。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也是从历史上来的，经济基础是这样，上层建筑也是这样。要想趋向平衡，就要各民族合作互助，不能孤立地讲发展。以新疆来说，那里有石油资源，有各种有色金属资源，有可以开垦的农田，适宜种植棉花，但这只是好的条件，不要忘记那里还有困难。新疆水利不够，要大大地改善水利系统，才能够开发。交通也很困难，不仅要修通从兰州到新疆的铁路，而且要修通北疆到南疆的铁路，才能开发。要开矿、垦田，可以用机械，但最根本的有两个问题：一是要有资金，一是要有人力。即使有了机械，也还要有人力、财力才能得到发展。仅仅依靠新疆一个自治区的五百万人口，不可能积累多少资金，而且人力也不够。必须要靠全国的力量，国家的力量，中央的力量，把我们计划经济中能够积累的资金拿出一部分投资到新疆增加财力，从内地动员一部分人力到新疆增加劳动力，这样才能使新疆大发展。这就必须民族合作。不能设想，新疆孤立地只靠现有的人力、物力，就可以解决问题。
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应当强调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对民族分裂，民族“单干”。我们民族大家庭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我们普遍地实行民族的自治，有利于我们发展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我们不要想民族分立，更不应该想民族“单干”。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宪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
三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
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民族繁荣的基础上前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有民族繁荣，所以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比封建主义更优越。历史证明，过去许多兄弟民族不是走向繁荣，而是走向衰亡。为什么？就是因为过去的反动统治者采取歧视兄弟民族，以至削弱和消灭兄弟民族的政策。两千年来历史上有记载的兄弟民族，有些现在不见了，其中有的可能向远方迁移了，有的可能和汉族或者和其他民族融合起来了。这些变化的情况，还有待历史学家的研究。
上面讲过，满族从几十万人变成了几百万人，吸收了汉族的文化。满族建立的清朝政权，统治了中国近三百年。清朝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清朝起了统一的作用。另一件事就是繁荣了人口。中国人口的增长，在清朝是相当大的。这是它有功的一面。但是，它不是繁荣所有民族的人口。例如在清朝统治下，汉族人口增长了。可是对某些兄弟民族，它的政策则是削弱。如蒙古和藏这两个民族，在清朝的时候人口是减少了的。蒙古民族在最盛的时候据说有四五百万人口，但是到了清朝就减少了。藏民族在唐朝时是很强大的，有很大的发展，曾到过陕西的关中北部、长安附近，到过甘肃的南部，还到过四川、云南，人口据说有四五百万。现在藏族人口合起来不到三百万。这两个民族，显然是在清代削弱了。这说明，封建主义的民族政策是要削弱别的民族的。
帝国主义更是如此。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总是把当地的民族搞得很穷困，穷困以后就要衰弱了。大家知道，帝国主义是从西方来的，起初主要是英国和法国，以后是美国。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对任何殖民地的原有民族，都是采取削弱的政策。例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到美洲殖民，把原来占当地人口多数的印地安人削弱成了少数。又如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到非洲殖民，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力图削弱非洲的黑人民族。只有不甘心于做殖民地奴隶、奋起反抗取得胜利的民族才慢慢好了，如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等。所以，从世界史上可以看出来，不管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都是削弱被压迫民族的。反动统治者不仅压迫本民族的劳动阶级，也削弱它统治的其他民族。东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比西方落后，曾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削弱的地位。只有争得民族独立，他们才能免于被削弱。在民族政策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根本不同。我们要帮助各兄弟民族的繁荣，必要的时候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民族也给予帮助。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绝不能说这个民族是优越的，那个民族是劣等的，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种族主义的想法。德国法西斯认为日尔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说德国日尔曼血统是最好的血统，这是极端反动的思想。我们认为，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有智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世界上所以有些民族比较落后，这是环境造成的，是因为没有给他们发展和锻炼的机会。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所以，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我们的根本政策是要达到各民族的繁荣。以往的历史发展使有的民族削弱了，人口减少了，有的很落后，生活水平很低，这是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后果。我在前面讲了清朝对西藏的政策，如果讲到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时代，那就更反动了。尽管孙中山先生提倡五族共和〔390〕，到了蒋介石，首先就不承认回族，把他们叫做生活习惯特殊的人。国民党连民族都不承认〔391〕，更谈不到帮助各民族发展了。这种对待各民族的反动统治、反动政策，我们历来是反对的。
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是对民族繁荣的很多不利的条件。我们必须把这些不利的条件逐步地去掉。要去掉这些不利于民族繁荣的条件，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社会改革。各个少数民族过去由于处在反动统治下面，被反动统治者所压迫，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得不到增长，生活得不到改善，使这些兄弟民族不能够发展。我们新中国就是要帮助各民族发展，这就必须实行一个根本性的措施，就是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是我们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性的问题。汉族也要经过改革才能够发展。我们所说的社会改革，最根本的是经济改革。为什么要改革？因为要建设社会主义，要人民生活富裕起来。要富裕就要有工业，一个民族没有工业不可能富裕起来。因此，我们中国要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使生产发展。而要工业化，就得首先在农业上实行改革，把农业上的封建制度、奴隶制度废除。农民得到了解放，才能够使农业经济得到发展，才能有工业发展的基础。农业能够大量增产，才可能积累资金，才可能供给工业原料，才可能解放劳动力参加工业生产。只有建立起工业基地来，这个民族才有发展的基础。所以每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经济改革。现在，各兄弟民族地区绝大多数实行了土地改革〔309〕，有不少兄弟民族进一步实现了农业上的社会主义改造，组织了农业合作社〔392〕，这就一定会使农民的生产力得到解放，能够在合作社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基础上大大增产，这样才能够促进工业的发展。可是还有不少兄弟民族，经济改革或者还没有开始，或者还没有完成。经济改革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改革，即土地改革，第二步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不进行经济改革，维持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多数的人民还是奴隶、农奴和封建制农民，生产力就不能够解放。生产的东西大部分被剥削去了，劳动者本身还是穷困的，他们就不可能有增产的积极性。在我们新中国这个社会里，许多地方不但封建制度不存在了，连个体经济制度都不存在了，进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了，有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孤立地处在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的统治之下，这怎么可能存在下去呢！它是一定要受到外界的影响的。例如，凉山彝族地区的改革，就是受了外界的影响。奴隶娃子起来了，他们要求改革。现在凉山彝族的一些头人也同意改革，愿意放弃剥削。改革以后，他们还可以得到政府很好的待遇，生活得到保障。如果他们不赞成改革，就要被奴隶娃子推翻，什么也得不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西昌坝子实行了土地改革，就不能不影响凉山。大家都是在一个民族大家庭里，土地改革也好，社会主义改造也好，浪潮起来了，都会互相影响。不可能设想，某一个地方能够长期地永远地孤立在一个地方“单干”。我们要对现在还处在剥削者地位的兄弟民族上层分子说清楚这个问题：如果他放弃剥削，他所得到的好处，比反对这个改革所得到的要多得多；如果他抗拒改革，被群众起来推翻了，他就得不到好处，或者得到的少了。如果他赞成改革，国家和政府会照顾他，群众可以对他宽大些。这是一点。另一点，如果从长远来看，他继续长期剥削，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孤独地搞下去，终归要失败，而且剥削越维持得久，他将来失掉的越多。谁要幻想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长期地保留他的剥削，甚至于过那种极度豪华的生活，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全中国都不那么豪华，少数人要那样豪华是不能允许的。我们主张，各个兄弟民族的人民，包括他们的上层分子，觉悟到需要改革的时候，再去改革。某些地方推迟改革，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改革，更和平地改革，更有准备地改革，但总是要改革。一定要把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改革只是一个先后问题，缓急问题，而不是改革不改革的问题。不改革，民族就要贫穷。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是要大家幸福，包括兄弟民族上层分子也要得到真正的幸福。改革就是使大家都幸福，不是少数人幸福。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改革后的一个时候，上层分子不能象过去那样生活便当，用钱也不那样方便了，因为收入是有一定数额的了。但是，前途是有保障了。将来工业更发展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更提高。这一点，我们要对所有兄弟民族的上层分子也讲清楚。
前面已经讲过，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我们有这样一个气概，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真正平等友爱的气概。我们不能使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如果让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这就是不平等，就是错误。
这种改革，不仅是经济制度的改革，也会影响到别的方面。因为经济基础变动了，上层建筑也要受影响，就是说，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受影响。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思想也要适合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
有的宗教界朋友担心，既然经济基础的改革会影响到思想方面，那么，是否也会影响到宗教呢？经济基础的改革对思想方面有影响是必然的。但是，思想方面的变化，不会象政治制度的改革那样发展。思想变化的过程是最慢的。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现在我们只把宗教信仰肯定为人民的思想信仰问题，而不涉及政治问题。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不管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大家一样地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共产党内有很多农民党员，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参加合作社，干得很积极。他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在组织上是按合作社的章程办事，并且许多人是乡政权的干部。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都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要求，但是，一到了晚上，有的就怕鬼。你说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不怕鬼，我就不相信。人的思想有各种各样，只要他不妨碍政治生活，不妨碍经济生产，我们就不要干涉。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至于将来发展如何，要看将来的情况。但是，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有的信仰具有宗教形式。有的信仰没有宗教形式。宗教界的朋友们不必担心宗教能不能存在。按照唯物论的观点，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现在应该担心的不是宗教能不能存在，而是民族能不能繁荣。
民族繁荣是我们各民族的共同事业，对此不能有任何轻视。只有改革才能使民族繁荣。经济改革是各民族必须走的路。走这条路才能工业化、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这里要顺便说一下，就是有些兄弟民族还需要增加人口，但汉族人口增加得太快了，所以汉族地方要提倡节制生育。
四关于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的问题
肯定地说，民族自治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凡是宪法上规定的民族自治权利，以及根据宪法制定的有关民族自治权利的各种法规、法令，统统应该受到尊重。在这方面，从中央政府一直到地方政府，有的时候是注意不够的。我们应该多检查，多批评。同时，在这方面，因为汉族人数多，容易忽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大汉族主义的缺点也是比较容易发生的。忽视民族自治权利的倾向，多半是从大汉族主义来的，应该批判。
另一个问题，就是民族化问题。既然承认各民族的存在，而我们又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化问题就必须重视。因为经过民族化，民族自治权利才会被尊重。例如，民族的语言文字，就要尊重它。没有文字的，要按照本民族的意愿帮助他们创造文字。在民族自治地方，主要民族的文字应该成为第一种文字。既然是民族自治，就要培养民族干部。既然承认民族，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就要受到尊重。这些就是民族化。如果不重视这些民族化的问题，就不符合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使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
对以上两个问题，国家、行政机关、汉族应当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最容易忽视。关于干部方面的民族化，就是民族干部应当有一定的比例。在汉族人多的地方，容易忽略少数民族干部的一定比例。即使少数民族人口少，也必须照顾这一点。所以民族自治权利问题、民族化问题，政府机关要多注意。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行政机构，是不是一定要跟省、专区、县一样？这个问题还值得研究。过去太求同了，不那么妥当。各省之间都不应当完全一样，自治区与省，自治州与专区，自治县与县，就更不应当一样，应当因地制宜。
在每个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干部应该做负责工作。当然不是所有的负责人都不能由汉族干部担任，但是民族干部总要负更多的责任。因此，就应当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干部，要派好的干部到中央、省来学习，也要多把好的干部派回去，这才有利。这一方面，以后中央和省应当多注意些。另一方面，也应当派汉族干部去帮助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工作。有些地方汉族多，更不能不要汉族干部。象内蒙，汉族那样多，在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机关、企业机构，当然要有汉族干部。广西也是这样。将来宁夏回族自治区也是这样。就是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方，象新疆、西藏，也不可能没有汉族干部。在那些兄弟民族占多数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派汉族干部应当少而精，就是要派好的、得力的干部，不能多而滥。领导干部很关重要，不论是党的还是政府的，都要照顾双方面，要力求合作。如果干部问题解决不好，一切政策就都没有人实施。如果干部闹对立、包办、单干、歧视、分裂，则一切都搞不好。
我们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在中国存在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这两类人应该彼此相处得很好。我们从来不象有些国家那样在宗教问题上争执得那么厉害，甚至被帝国主义者挑拨引起战争。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本来是可以合作的。我国信佛教的最多，第二是信伊斯兰教的，第三是信天主教的，第四是信基督教的。我国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向来就是合作的。不信仰宗教的人应当尊重信仰宗教的人，信仰宗教的人也应当尊重不信仰宗教的人。不信仰宗教的人和信仰宗教的人都可以合作。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也可以合作。这对我们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互助合作是有利的。
民族的风俗习惯比宗教信仰还要广泛，因为一个民族不一定都信仰一种宗教。有很多民族是信仰多种宗教的，也有几个民族是信仰同一种宗教的，如回族和新疆几个民族是信仰同一种宗教的，蒙古族和藏族也是信仰同一种宗教的，但风俗习惯常常是一个民族一种，因此，风俗习惯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如果不尊重，就很容易刺激感情。比如我们对回族和新疆的各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吃猪肉的风俗习惯就要尊重。另一方面，对于反映在文化方面的风俗习惯，不要随便加以修改。现在有些文工团到兄弟民族地区学习音乐舞蹈，特别是舞蹈，常常拿汉族的想法来修改，兄弟民族对此很不高兴。这是强加于人，不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有些汉族人总觉得他自己的都是好的，人家的是落后的，这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人家的风俗习惯是建立在自己的生活条件的基础上的。风俗习惯的改革，要依靠民族经济基础本身的发展，不要乱改。
以上我一共讲了四个问题。这些问题还要继续研究，今天我只是把原则性的问题讲一讲，供大家参考。
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范围内有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题解】
这是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正文】
民主党派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有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这种政治自由，是适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的自由。如果把它理解为资产阶级的自由，超出“六条政治标准”〔393〕之外的自由，破坏大多数人利益的自由，那是我们所反对的。今天，在我们的国家，只有为社会主义服务，认识客观的必然性，人们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
在人剥削人的社会里，劳动人民处在被剥削的地位，不能得到自由。而剥削阶级包括奴隶主、封建主和资产阶级在内，都是只追求少数人的自由，他们都不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都是盲目的，结果是自己埋葬了自己。只是在无产阶级成了自觉的阶级，社会发展规律被人类认识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人类才开始取得最大的自由，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所以，阶级社会是人类历史的前期，不是正本。
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天地很大，可做的事很多，个人活动范围也很大。合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在统一战线范围之内，就有很大的自由。当然，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是不容易的。许多朋友有事愿和共产党商量，就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没有把握。对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也不能说都认识到了。尽管大的原则方面掌握了，但是具体问题还常常难于掌握。所以我们大家遇事总是要多商量。我们是从旧社会来的，思想上本来有锈，旧东西多一点，更容易走老路。青年人敢想、敢做，这是可贵的，但是缺乏经验，也会闯乱子，出轨道。所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就要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各党派有事找统战部商量，也是需要的。各党派朋友间也要互相商量。总之，彼此要推心置腹，要有最基本的信任。
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宪法范围和六条政治标准以内，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是充分的。有时由于不认识客观规律搞错了，受点批评也不要紧，只要吸取教训，努力改正，就能不断得到进步。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题解】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茶话会上的讲话。
【正文】
这是个别开生面的会，只请了年满六十岁的政协委员参加。陈毅〔194〕和彭真〔394〕两位副主席例外，他们是“候补老人”。我也只有到今年才敢召开这个会，因为今年刚过六十岁。陈毅同志喜欢用《秋江》里的一句台词，说过了六十岁又是一个新花甲。老道理新解，很好。
这几天我参加了政协分组会，见大家精神很饱满，在新中国大家都获得了新生。现在六十岁以上的委员有三百八十三人，占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还多。老年人占的比例很大也证明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了。老年人得到了新生是可喜的事，但也要辩证地看问题。按照自然规律，人满了六十岁，今后的日子总是比中青年人少一点了。有些人不服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有时熬夜多了就会出点小毛病。陈叔老〔278〕也不服老，最近得了流行性感冒以后，才说服老了。老年人不能和充满生命力的年轻人比，但要做到人老精神不老。据说过去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四十岁。现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也比旧社会好得多，大家精神愉快，长寿的人也越来越多。希望大家在新社会多活几年，多做些事，即使多看几年也是好的。
在分组会上听了几位老先生的发言，很有感触，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谈谈工作安排的问题，希望过了六十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这是从已故的程砚秋〔264〕同志那里得到的启示。程砚秋同志的艺术修养很高，解放后在政治上和作风上也有很大进步，但总还是有点孤僻。在旧社会，他是孤身奋斗出来的，养成了洁身自好的习气，不大收徒弟，因此他的唱腔也就流传不广。解放以后，我曾劝他收徒弟。今年纪念他逝世一周年时，算了一下，他的徒弟不过十几个。程派唱腔又难学，徒弟们还没有学得好，他就去世了，录下来的唱片也不多。从这个问题联想到，凡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总是多给社会留下一些东西好。
在座的委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具体工作岗位的，担任着科学、医药、工程、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这部分同志很忙，有的连写东西的时间也没有。老舍〔395〕同志有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了我一“军”，要求给他安排些时间搞业务。对这部分同志要加以照顾，不要弄得太紧张。高龄的委员精力集中使用，工作的年头可以更长一些。到各地视察既是政协委员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但是要量力而行，有的可以不去，也可以就近视察。这次张文白〔203〕先生提出在北京附近视察，我们就赞成。以后，可以把老年人组织在一起视察，少看多休息，不能和年轻人一样对待。另一种是年老体弱没有具体工作岗位的，但他们都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过去这方面的工作组织得不好，没有能使他们的力量发挥出来。许多人在历史、科技、文化、艺术或其他方面是有研究的，如果自己不能动笔，可以带徒弟写点东西。
我们都是过六十岁的人了，至少是戊戌年出生的。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过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144〕、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十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五四运动距今才四十年，那时候的事情现在的青年们已经不大了解了，对甲午战争〔396〕、戊戌变法〔397〕的情况他们就更不熟悉了。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如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衰亡的。那些典型人物，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社会虽然灭亡了，有的本人也死亡了，但事迹可以作为史料记载下来。我国大小凉山有过半奴隶制，现在已经进行了民主改革。西藏是农奴制，再过几年也要改革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五四时代就提倡叛逆精神。一个人的转变不是偶然的。我如果有时间，也愿意写点东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对袁世凯〔3〕我不熟悉，谁要写蒋介石的历史，我还可以供给一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我和他来往不少。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人们都赞扬我国的古代文化，其中就包括很丰富的历史记载，不仅有正史，还有野史、笔记等。汉文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
顾颉刚〔398〕先生说他想做些考据，但是政治运动很多，虽然有所得，却把时间都占了，在考据方面的贡献就少了。做考据工作只靠个人不行，要组织起来，也可以带点徒弟。
写东西不一定只限于文化史。在座的有搞军事的，可以写军事史，如从八旗〔399〕、绿营〔400〕、湘军〔401〕、淮军〔402〕、新军〔403〕一直到国民党军队的发展史，都可以写。在座的还有不少工商业者，可以写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可以写其中的一个行业，如银行、纺织业等。其他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也都可以写。
政协是联系各方面的，要注意组织这项工作。全国政协要开常委会，成立工作组，其中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各位委员回去，可以利用地方政协和文史馆两个机构做做这项工作。在具体做法上要从容一点，不要象青年人那样，喜欢放“卫星”〔404〕，也不要规定一个月写多少字，有精力的时候可以多做些。收集史料的工作一定要从容一点。
昨天有两个黄埔军校〔35〕的朋友讲起三二○事变〔122〕和皖南事变〔195〕，听起来很有味，但我因有事只听了一个半小时就告辞了。有些朋友的观点不一定正确，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记载下来。例如昨天两个朋友讲的三二○事变的情况就可以补充已有史料的不足。他们说，在事变发生前一星期蒋介石想走。乍一听不容易理解，这次事变是蒋介石向共产党的进攻，怎么他又想跑走呢？青年人听了根本不会相信，但根据蒋介石一贯的作风来看，这是可能的。蒋介石在陈炯明〔9〕、孙中山手下时都曾拂袖而去。在黄埔军校时他同苏联顾问闹翻了，也是走了又请回来的。他当权后，这种事又有过三次：一九二七年下野去日本，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前躲回奉化，一九四九年和平谈判时退居幕后要李宗仁代总统。他常以退为进。三二○事变前他可能想走，等到摸清我们毫无戒备的时候，就大举进攻。历史是曲折的。我早说过蒋介石是最好的反面教员。蒋介石这一集团是很有些东西可写的，在座的不少人熟悉这方面的情况。
今天梁思成〔405〕先生没有来，康同璧〔406〕先生来了，他们二位如果对维新派〔407〕有兴趣也可以写。去年学术界对戊戌变法作了评价〔408〕，也还可以重新估量。国外有专门研究戊戌变法的，但我国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很少。
现在先提一提这件事，大家好作安排，具体的组织工作由政协常委会秘书处与各方面联系。
上面这些话可能对六十岁以上的人有些用，所以耽误大家不少时间。
接见首批特赦战犯溥仪等十一人时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正文】
你们出来几天了，有些问题先谈一谈好。
我们党和政府，是说话算话的，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根据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来释放你们的。现在和你们谈四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