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我现在继续作组织上的建议。在这次马头山开山堂中，斗争的目标确定了，便须紧跟着确定在山堂开过后，要利用各路来的龙头大爷，回到苏区边境，去建立几个方面的哥老会招待处〔43〕或办事处，招纳四方豪杰、江湖好汉，来商量到白区、白军中发展哥老会和进行斗争的具体计划，从一般的斗争口号、会规、组织直到秘密的交通联络。关于斗争口号，除总的方面如上项所说外，其他部分的日常的斗争口号应按照各地哥老会的实况及其弟兄伙在各阶层中所受的压迫、剥削和痛苦定出，并应引导和联结他们的斗争到一般的工农劳苦大众的斗争之中。哥老会的会规，要将其中迷信的封建的反动的条规，用消极抵制和善意批评的办法，逐渐地将其消除，而对于其中带有进步性革命性的，则应极力宣扬，并向着更正确的道路上领导。如江湖救国会所草拟的十大条规，或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解释成新的内容，定为条规，或将红十条、黑十款、九禁令加以新的解释，这都是十分必要的。在组织方面，这次山堂开毕，应引导进山的大爷下山后向苏区以外奔走，去找未到会的或熟识的弟兄，宣扬这次开山堂的宗旨和条规，鼓动和引导他们向着新的斗争目标。对苏区内的大爷、当家、管事的，要吸引其中好的有斗争精神的去参加招待处工作，有愿去白区活动的，更所欢迎。如有愿在苏区内收拜弟的，我们不能以命令方式禁止其收，而应向其解释，在苏区内不论哥老会弟兄或非哥老会弟兄都已一样得到解放，都已分别参加工会、贫农会，都已参加了政权，哥老会没有发展必要，要发展应面孔向着外边，那里有广大的斗争，需要哥老会参加和发展。哥老会不论在白区或苏区，均不必再改名称。一切抗日救国的名称，如江湖抗日救国会之类，不必再给哥老会加上。一因这种名称不应仅限于哥老会员；二因不应将这种名称帮助哥老会发展，而应吸引哥老会弟兄去参加一般的抗日救国运动，乃至工会、农会及市民团体等；三因我们进行哥老会工作，中心在争取它已有的群众，不在替它发展。所以发展哥老会，即是收拜弟，只有在工作必要时才“背票封子下山”（即背公事下山）。一般的是在利用它已有弟兄去进行白区、白军中的工作，利用它秘密社会的关系易于在自区立足、藏身、来往和活动，利用它的宗旨、条规和禁令，易于团结他们与反革命进行斗争。我们是经过哥老会这个桥梁，去打入下层社会，去接近广大群众，而不是要在群众中发展起第二个秘密的革命党，更不应替它成立起独立的武装组织（如江湖抗日救国军等）。党员加入哥老会，也只有在必要时，并须经过党的选择和决定。为使哥老会不能利用其秘密组织在苏区内和红军中进行发展，我们一方面容许其公开，从公开中限制其发展；另一方面要教育我们的党员、团员以及工农会的会员，使他们明白哥老会没有在苏区发展的必要，如果秘密发展，必定会帮助反革命或被反革命利用来进行破坏苏区、破坏红军的活动。为了使哥老会在苏区做得真实公开，首先应教育我们党员和红色军人，要将自己参加过哥老会的事公开出来。特别要我们党员和红色军人警觉，哥老会的基础虽然建立在下层社会，但其龙头大爷不少是豪绅地主军人官吏，他们会自觉地或被收买地出卖其下层群众利益，去帮助反革命来进行前面所说的种种破坏苏区、红军的活动；并且哥老会的思想条规与组织形式，带着极浓厚的封建的迷信的保守的反动的色彩，它无疑地要影响其群众，阻碍其群众前进，发展其群众的落后思想、不良习俗（如吸大烟、充光棍等），这对于共产主义的前进思想及其运动是有极大障碍的。所以，我们站在统一战线的立场上，努力争取哥老会的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同时必须注意它的变节的出卖群众利益的领袖，逐渐地扫除与我们接近的哥老会中的一些落后思想和不良习俗，严防他们在苏区、红军中的秘密活动。我们在这次山堂会中应公开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保护一切在苏区的哥老会员，但望哥老会勿在苏区进行秘密活动，勿做违反苏维埃法律的事。凡犯了苏维埃法律的哥老会员或是替反革命做侦探做破坏苏区、红军工作的哥老会员，苏维埃要依法处理，如同处理犯法的共产党员一样。我们党员在这次山堂会中更应该提议，凡在白军当军官的（如高双成、张云衢〔44〕等），要用龙头大爷及其同辈弟兄的名义，劝其停止内战，勿再自相残杀，并要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救国。如经过几次劝阻无效，便应联合起苏区、白区的龙头大爷及哥老会弟兄，认为他已违背禁令，开除出会，并布告大众周知。对西峰镇开山堂的，也应派人去联络，要他们一致联名主张红白两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谁要不愿停战，继续残害同胞，谁就是哥老会的公敌。庆阳龙头李大爷，如利用西峰镇开山堂，继续进行破坏苏区、破坏红军的工作，应号召各地的哥老会龙头大爷弟兄坚决反对。要与为保护这解放哥老会的苏区与苏维埃红军站在一起，将苏区的哥老会员引导到保卫苏区的任务上来；将边区、白区的哥老会员引导到发展苏维埃运动上来；将一切的哥老会员统一到抗日救国的事业上来，把哥老会的反抗的侠义的精神，发扬光大为哥老会群众的英勇的革命行动；把哥老会的保守的迷信的反动的思想习惯和行动逐渐地消灭下去。这是党在争取对哥老会领导上最实际的最基本的任务。
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题解】
在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严重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受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蒋介石拒绝。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除掉蒋介石并取而代之。当时，中共中央坚持了反对新的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同志为代表去西安。经过周恩来等同志艰苦的工作，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不久，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这三份电报是在谈判过程中发给中共中央的，其中后两份是和博古同志联合署名的。
【正文】
一与宋子文谈判情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甲）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45〕昨到西安。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乙）今日我及张〔46〕、杨〔47〕与宋谈判。
第一部分，我提出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
子、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以上六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
第二部分，宋提办法及讨论情况：
子、宋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48〕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或邵力子（张、杨推荐）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我们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49〕等入行政院。宋力言此为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抗日面幕揭开后，再彻底改组。我们原则同意，要宋负责；杜、沈、章等可为次长。
丑、宋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京，到后再释爱国七领袖〔50〕。我们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
寅、我们提议在这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以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实行训练补充，由南京负责接济。宋答此事可转蒋。
卯、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前述六项）。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
（丙）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
二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甲）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乙）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丙）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丁）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戊）现在军事布置仍旧，并加紧戒备。
（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三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我们以下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一、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就是：
子、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
丑、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
寅、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
卯、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
二、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指示着阶级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结合，特别是资产阶级营垒之决定性的分化过程，其意义就在推动和加速了资产阶级营垒中左派之集中，打击了中间道路之思想。然而分化过程没有终结，大致的情况仍然存在着三个营垒：抗日、降日、中间。新的变动就在：
子、抗日力量的增强与合法化（至少部分地）；
丑、亲日派遭受一致命打击；
寅、中间派开始接近于左派（虽然依旧不免动摇地缓慢地，即保存中间之基础）。
方针：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之左派，影响与吸收中派。
三、孔、宋政府是一个过渡的政府。这个政府在目前基本问题——对日问题上将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在民主问题上或许可有一小步之前进，但显然在许多方面仍然会继续着旧的路线。我们对孔、宋政府，应当以过渡政府看待，即是：推动与赞助其抗日倾向，争取逐步的即使不大的民主改革，同时丝毫不放松对他的批评。如一切过渡政府一样，有着必然的摇摆与不同可能的前途，我们应与他每一个摇摆斗争，而争取他过渡到抗日政府。
四、在这个情况下召集抗日救国会议的运动，在发动、觉醒、组织群众及推动时局的进展上，均具有重大之意义。应该把要求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和人民的促进运动联结起来。但会议召集的时期及胜利的保证，依靠于促进运动之开展，这是局势开展之一个重要的环节，加强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性的关键。
五、局势开展之另一个中心环节是巩固西北，将西北变成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地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需要：
子、规定和实现三方面共同合作的纲领和西北的军事计划；
丑、张、杨两部之巩固与改造，红军的休整与在新的基础上之正规化，以及三方面的休戚相关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和互助；
寅、群众运动之开展和发动，在这个基础上地方政权之民主化与改造；
卯、宁、青、甘西之解决回民问题。
六、坚持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发动者的立场：一方面，在抗日与打击亲日分子的基础上，和南京左派合作，吸取中间派到我们方面来；另一方面，结合南京之外的各派，以西北为中心，以抗日为目的和条件，为推动南京向左之力量。
七、转变党的全部工作，使之适合于新的环境，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
子、恢复在大城市，首先在工人阶级中的党的工作。
丑、改变各地零散的游击队为农民自卫武装，并成为农民运动之策源地。
寅、迁移中央至便于领导全国政治生活之地区。
卯、教育与重新教育干部。
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八日）
【题解】
这是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期间，写给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胡服（刘少奇）并转河北省委的信。
【正文】
（一）在执行党今天巩固和平、加速准备抗日的总任务下，东北军与东北流亡人民中的工作仍是最重要的一环。“双二”杀王事变〔51〕所造成东北军内部的分化，因为亲日派的播弄，还在继续下去。东北军的东调，将更增加亲日派分裂它的危险性。为要克服这个分化，使东北军更加团结起来，我们除掉在东北军中加强秘密党的工作之外，今天最好的方法便是加紧东北各救国团体的统一运动，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
（二）估计到目前在调赴豫、皖的东北军中工作的困难及一部分左派站不住脚逃避平津，估计到东北军及东北人民在河北有很大的数目并有相当的组织，因此，建立东北群众的统一战线并用群众统一战线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这一任务，现在应当主要地由北方党来负担起来。
（三）建立整个东北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在今天可以作为建立东北群众统一战线活动的中心。为要进行这一工作，我提议：
一、把现有北方的东北各种救国团体加以整理并充实其群众基础。首先，把北平、天津等地的东北救国团体的总会建立起来。然后，号召并筹备东北的救国联合会的召集。
二、在这些团体中，用最大力量来吸收并罗致东北名流，特别是东北军官来参加。
三、在进行这一工作过程中，应当采用各种宣传与组织的方法来团结东北军的官长，提高部队抗日情绪。
四、这一工作，应特别注意到团结整个东北人民与军队。否则，只是以团结一部分左倾分子为满足，那不但无益，反而会加深东北军的分裂。
五、应当注意到，把建立整个东北团体联合会的工作和国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联系起来，利用选举运动来团结东北军内部。
（四）关于建立北方东北军中党的工作，我有如下的意见。即是党的基础建筑在中下级官兵身上，但在今天发展的对象，应多注意到团营长，吸收其中个别的先进分子入党。下级官兵中的工作，应当多采取动员群众联欢慰劳提高抗日情绪，以及经师团营长自上而下地组织俱乐部等方法。要使得这些工作易于进行，党必须加紧上层的向军长等的活动。这虽然是困难的，但是对于工作开展上是有很大作用的。
（五）为要担负这一工作，党做东北军工作的干部要大大地加强。尤其在华北，最好的干部应当做军队工作。
我提议把联络局及地方党内的东北干部和群众关系做一次研究，以便适当地配备干部。为着帮助北方东北军工作，现在调宋、袁〔52〕二同志前来，参加东北军工作。袁同志在五十三军上层有很多关系，宋原在“东委”〔53〕工作，可做计划与推动东北群众工作。
根据此地“东委”工作的经验，党必须把东北军的上下层工作分开。上层工作由上层工作委员会来负责，党的工作由工委来负责。上层工委书记参加工委。
五天前曾经有一封信给你们，里面有一些建议，未知收到没有。
独立自主地动员群众与领导群众（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题解】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山西太原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日事宜。在太原期间，他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胡服（刘少奇）联合发出了这份指示电。
【正文】
八路军及各地方党部应即依照下列各项去独立自主地动员群众与领导群众。
（一）在被敌占领区域，共产党与八路军以自己的名义，公开直接去领导群众。
（二）在我军的后方，共产党与八路军应努力争取公开地位与公开直接动员群众的权利。各地党部在可能时应有公开代表在群众中活动，完全代表党的态度，传布党的主张，号召群众起来提出要求为改善生活而斗争，组织工会、农会，参加自卫队、游击队等；并公开批评一切同盟者的错误，反对统制民众运动的自杀政策，但不应号召群众与抗日的政府、军队、团体对立，相反，还应援助他们。唯一般地方党员的面目，还不应暴露。
（三）扩大与深入共产党、八路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用地方党、八路军名义公开各自发表宣言，广泛散发对地方群众的传单、刊物、标语等，并尽可能联络各地方民众团体举行盛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大会，提出当地群众的要求和口号。
（四）地方党及八路军各级政治部，要以自己公开的面目和主张动员群众，扩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运动，要使自己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组织者，但不要因为独立自主地动员群众与领导群众，便拒绝与各民众团体及其他党派进行联合运动或一切都要包办。
（五）一切共产党员在群众运动中，要完全依照党的主张去领导群众运动，不许在群众中模糊党的主张。
（六）一切共产党员要坚决地去发动与领导工农群众的经济斗争，实际去改善群众的生活，并坚决去组织工会、农会等独立的群众团体。
（七）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员要切实地建立各地方的党部。各地方党的工作员与八路军在游击区活动时，要以共产党代表的面目在群众中出现，不要使群众只看见八路军看不见党。
（八）八路军在各地要努力直接去扩大我军，地方党要动员群众去加入八路军。
（九）在游击区域中应注意去筹措经费，除没收汉奸财产外，可向富户募集救国捐，以充实地方工作及游击队的经费。
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和守则（提纲）（一九三九年八月四日）
【题解】
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节录。
【正文】
统一战线的策略
一、开展反对汪逆汉奸〔54〕及其党羽的斗争，使国内阶级得到适当的分化，以巩固统一战线。
二、帮助友党、友军进步，首先要给以适时的批评，具体的建议，并帮助其进步分子的发展。
三、坚持我军在敌后游击战争的胜利与发展，树立模范作用，以影响友党、友军。
四、坚持民主政治，首先在陕甘宁、晋冀察等边区树立模范的民主政治，以推动全国。
五、坚持全民的动员，首先在敌后游击区域及边区做出各种动员的成绩，以影响全国。
六、积极扶持同情分子，努力争取中间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及公正绅商参加抗战，以扩大统一战线。
七、坚决进行反顽固分子的斗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我必犯人。不过，对这种人仍是自卫的性质。
八、对目前全国倒退的现象，必须给以严正的批评、适当的抗议与必要的压力，以促其进步。
九、对国际关系，要联合各国朝野的同情人士，扩大国际影响，以集中火力反对国际法西斯及民主国家中的妥协派。
十、正确地解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实质与关系，并宣传科学思想、民族解放思想、民主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民族美德与优良传统，以反对复古的反动的向后倒退的思想。
统一战线的方法
一、在斗争上，我们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我们要争取时机，但不要操之过切，咄咄逼人。
二、在组织上，要不暴露，不威胁，不刺激，以求实际的发展，但不能走向死路，也不要自投陷阱。
三、在工作上，要使竞争互助让步相互为用，但竞争不应损人，克己互助不要舍己耘人，让步不能损害主力。
四、在方式上，要讲手续，重实际，勤报告，重信义，守时间，以扩大影响，便利工作。
统一战线的守则
一、坚定的立场。
二、谦诚的态度。
三、学习的精神。
四、勤勉的工作。
五、刻苦的生活。
六、高度的警觉性。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提纲）（一九三九年八月四日）
【题解】
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节录。
【正文】
一、共产主义是我们的信仰，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
二、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及哲学方法论上有基本的不同，即在民族、民主及社会政策上也有许多差异。
三、真正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既不是汪精卫〔54〕的伪三民主义，也不是戴季陶〔55〕的修正三民主义，当然也不能是我们某些同志企图马克思主义化的三民主义，因为这只能使三民主义混乱起来，而不能还它真正的革命面目。
四、我们的态度，应该赞助真正了解和实行孙中山真正的革命之三民主义的人去发展三民主义，同时我们自己也应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政策实行和发展起来，使它能与我们的民族解放政纲配合起来前进。
五、假使不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分别清楚，不仅国民党〔14〕人可以有两种看法，即一种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既没有分别，共产党大可不必再相信共产主义；另一种是三民主义既可包括共产主义，则共产主义在中国便无存在的必要。便连非国民党人也要这样想，共产主义、三民主义既是没有分别，至少是现在没有分别，共产党人何不先将三民主义做好，而不必再说什么共产主义，至少是现在可以不谈。甚至共产党人也会这样想，共产主义是将来的事，现在做的完全是三民主义的事，或者想将三民主义解释成为共产党的东西来符合我们民族、民主的乃至社会主义的纲领。这都是不妥的，只能模糊社会视听，增加国民党的自大心理，并不能帮助统一战线展。
应立即停止一切破坏抗日的反共活动（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题解】
这是写给国民党代表张冲，并要他转告蒋介石的一封信。当时，抗日战争处于困难时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更加动摇，不断制造反共事件，再次掀起反共高潮。这封信是为指斥国民党顽固派，以延长国共合作时间，坚持抗战而写的。
【正文】
淮南〔58〕先生勋鉴：
承面示关于参政会〔57〕下届人选问题，甚感。惟叶青〔58〕与张国焘〔59〕无丝毫差别，且张之破坏团结过于叶青，而其罪直等于陈炯明〔9〕之于贵党。犹忆当年蒋先生因陈炯明辱及贵党，诬及孙先生，不惜绝裾而去，此等民族气节，正弟等所愿敬谨效法者也。故张国焘虽属江西选出，但为党部所指定，解铃系铃，权在中央。苟为下届参政会示团结，弟敢请兄以弟意转呈委座，当必能蒙俯允也。
又，最近各地反共事件纷起，其目的显欲逼成事变，兹择要告兄数事如下：
一、现在璧山附近，中央机关已发现有“防共即是救国”标语，闻其指令系出自中央党部。
二、《新华日报》〔60〕被扣、被删之稿件、文句，常至极无理地步，如本月七号中苏文化协会之妇女晚会的特写上有“团结打日寇，团结打汉奸”字句，亦被删去。
三、第十八集团军原驻蓉代表罗世文前为抢米案〔61〕所陷害，被特务机关捕去。现闻已与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负责人车耀先〔62〕先生同时被杀。
四、目前，大后方如川、黔、湘、鄂、赣、皖、陕、甘等省，捕杀中共党员及所谓可疑之抗战分子，日有所闻，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清洗异党分子更弄得人心惶惶。
五、第十八集团军驻秋林二战区之联络处王世英参谋及其处内人员十余人，全数被中央军六十一师派兵捕去。经交涉结果，该师声明捕王系误会，但联络处人员仍未释放。
六、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联络处，主要在担任采办、运输军中所需要补充之交通、卫生器材，但最近为军政部驻桂办事处威胁撤销，限期结束。
七、第十八集团军由西安赴延安、绥德之军车及其所载之人员、资材，常被无故拘捕、扣留。最近且闻西安特务机关规定办法多种，专门为难十八集团军之交通运输，使其人员、资材无法补充和转移。
类此事件，多至不可胜数。弟等为团结计，殊不欲扩大范围，但愿其早日归于平息。惟目前最严重之事件，莫过于新四军江南部队已整装上道，而一切补给犹无着落；新四军、八路军在江北部队已听命停止冲突，而山东之东北军与安徽之广西军犹向之着着进逼。其尤甚者，则为李鹤龄〔63〕主席所指挥之两个师已越淮南而东，新四军支队东退，彼竟直逼滁县，并在该处设立剿共司令部；是李主席直欲切断新四军大江南北之联络，并与江苏方面友军配合，造成对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之半包围的形势，直逼之于江海之滨，尚有何渡江北移之可能？另一方面，重庆若干报纸已奉命公开反共，而《商务日报》更公开揭载所谓中共脱党分子之宣言，以示挑衅。似此举动，其目的绝不仅限于执行军纪，其意图必更另有所在，纵弟团结有心，亦极难作适宜之解释也。素信先生坚持团结，想对此严重现象，必有以和缓而调解之之道。弟信笔直书，亦唯望先生能转呈于委座之前，而求得其平，殊不胜企盼之至。专此。
敬颂勋祺！
弟
周恩来启
十二月二十一日
致各党派领导人士〔64〕书（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
【题解】
一九四○年十月，国民党顽固派开始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十七日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和审判叶挺军长的命令。为了打退顽固派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了严重抗议，并拒绝出席第二届参政会。这封信是就中共提出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致各党派领导人士的。署名的还有董必武、邓颖超。
【正文】
敬启者，数日来承奔走团结，钦感无既。敝党代表之碍难出席此参政会〔57〕，所有苦衷，早经洞鉴。现为顾全大局起见，特与敝党中央往返电商，改定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65〕，具见于与参政会公函中。凡有可以谋团结之道者，同人等无不惟力是赴。今兹所提，已力求容忍，倘能得有结果，并获有明确保证，必武〔66〕、颖超〔67〕必亲往参政会报到。考其形，容或有负诸先生之望；察其心，又知诸先生之必能见谅。方命事小，国家事大，惟求诸先生能一致主张，俾此临时办法早得结果，斯真国家民族之福。万一因一时扞格，大局趋于恶化，同人等实已委曲求全，问心可告无愧。而诸先生尤为爱国先进，届时必有更多匡时宏谟，同人等窃愿追随不懈也。延安诸同人闻诸先生之热诚苦心，亦极感奋，并电嘱转致谢意。特此奉达。敬请公安！
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九四三年春）
【题解】
这是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做的报告。
【正文】
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重新走向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他在一九二四年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了我们党起草的宣言，使三民主义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当时，国民党〔14〕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国民党和他的三民主义，靠着我们才得以把影响扩大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国民党改组后，由于我们党的努力，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大大发展起来。各省国民党的组织，也由于我们同志的努力而建立和发展起来。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如湖北的董必武〔66〕、陈潭秋〔68〕同志，湖南的何叔衡〔69〕、夏曦〔70〕同志，浙江的宣中华〔71〕同志，江苏的侯绍裘〔72〕同志，北方的李大钊〔73〕同志、于树德〔74〕（那时是共产党员）和李永声〔75〕、于方舟〔76〕同志等。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孙中山先生北上〔77〕的时候，我们党在全国组织了各界的召集国民会议运动〔78〕，各地纷纷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妇女界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因为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宣言中没有明确说应有妇女参加）。这样，孙中山北上才有了群众作后盾，他和国民党的影响才得以更广泛地扩大到北方。
在当时形势下，国民党在组织上自然而然地形成各种派别，对三民主义也自然而然地作各种解释。国民党改组时，反对改组最坚决的是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冯自由、谢持〔79〕这些人。当时，这些人被孙中山痛骂过，并被开除了党籍。改组首先受到他们的反对与破坏是不奇怪的，因为广东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革命在广东的发展，锋芒必然朝向英帝国主义，也就必然侵犯依赖英帝国主义为生的广东买办资产阶级。冯自由等在广东革命势力向上发展时，首先分裂出去，充分地说明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地域性。孙中山去世以后，公开起来反对国民党革命的，是西山会议派〔80〕。他们公开分裂出去，成立独立的组织。他们大骂广东的国民党，大骂国民党左派的廖仲恺先生，大骂广东被赤化了，但一般地不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在香港办报纸，公开活动，对广东国民党进行分化工作。他们的策略是打击廖仲恺〔81〕，拉拢蒋介石。他们对蒋介石是看对了的。这些右派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全国革命风起云涌地起来以后，始终是反对革命的。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是戴季陶〔55〕。他虽然也在孙中山的遗嘱上签了字，表面上不赞成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也说要维持国民党的统一，但他采用的是打入广东国民党从内部来分裂国民党的阴谋。他从思想上大大发展了孙中山的消极方面，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完全抽去了孙中山学说中的一切革命的东西。他大讲道统，说孙中山的道统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他见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讲其“孙文主义”，从上海讲到广东，又从广东讲到上海。他到黄埔军官学校〔35〕讲演，进行分化工作。在他讲演以后不久，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黄埔军校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82〕，这是右派的组织。另一个右派头子是孙科〔83〕。他是资产阶级两面派，表面上有时赞成革命，实际上反对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他还是耍两面派，有时主张民主，实际上他的民主是国民党“五五宪草”〔84〕式的民主。国民党中派表面上与我们合作，赞成革命，但并不是真心和我们合作，而是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的，其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实际上是与右派合作的，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在一个短时期内，他算是国民党的中派，但后来便成了公开的右派。
筹办黄埔军官学校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二三年以前，孙中山部下比较带有一点革命性的部队，是李济深〔85〕的第一师。这是邓铿〔86〕系统的部队，大革命时代的张发奎〔87〕、叶挺〔88〕、邓演达〔89〕以至陈诚〔90〕，都出自这个师。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上失败的结果。辛亥革命〔10〕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91〕，另一个是会党运动〔92〕。辛亥革命以后，他的活动渐渐变成了拉拢军阀，结果是不断遭到失败。这就教训了孙中山，所以他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懂得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一九二三年决策，一九二四年正式开办黄埔军校，并决定由蒋介石当校长。
蒋介石为什么能接近孙中山以至于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呢？蒋与孙的接近首先是因为陈其美〔93〕的关系。陈其美从事政治活动以后，始终追随孙中山。例如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94〕，要求参加者在誓词上打手印，许多士家出身的如胡汉民〔95〕、汪精卫〔54〕等都不干，黄克强〔96〕则更是反对，而陈其美却第一个宣了誓，打了手印。因此陈在当时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之一，因而得与孙中山接近。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永丰舰〔97〕的事情上蒋介石投了一个机。一九二二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98〕，赶走了孙中山。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与陈炯明相持了五十多天。当时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失败了，看到这个机可投，特意从上海跑到永丰舰，表示誓与孙中山共存亡。从此蒋介石与孙中山比较密切起来。一直到现在，蒋介石还常以这件事作为他是孙总理忠实信徒的资本，把他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的相处，作为他为孙总理赴难的证据。孙中山和苏联建立关系后，因为邓铿等离不开广东，就派蒋介石到苏联去参观，后来叫他当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有一次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蒋介石对这些人是提防、限制的。他的军阀思想在那时也是发展的。他让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99〕负责训育。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对经王柏龄介绍的何应钦，这第二个奴才，他却非常相信。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可用我周恩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100〕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我推荐我党的鲁易〔101〕同志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他就用鲁易同志为党代表。第一次东征以前，一九二五年二月，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102〕，他接着就在四月，在戴季陶的分裂阴谋下，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相牵制。
当时广东的国民党内，中派是少数，左派占极大多数。廖仲恺是国民党的左派。因为他是华侨出身，与国内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关系较少，所以更多地带着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派的倾向。在广州商团事件〔103〕上，他开始就是主张坚决镇压的。省港罢工〔104〕以后，他是同情工人，站在工人方面的。当时农民运动在广东有发展，他也是和我们站在一起赞助和推动农民运动的。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有其动摇性，对工人、农民和我党的力量有所畏惧，但他晚年的政治生活是光荣的。他尊重苏联顾问的意见，但他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坚强的代表。汪精卫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代表。当他还革命时，他会把苏联顾问和我们党的意见加以发挥，会做一个很好的留声机。胡汉民从思想上说是右派，虽然有时也可以同左派妥协，但有他地主阶级的独立的立场。因此商团事变时，他是最主张妥协的；而暗杀廖仲恺〔18〕，他是知情的。谭延闿〔105〕实际上也是右派，但在利害关系上，由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日渐扩张，他想发展自己的实力，所以在行动上有时与左派靠近。朱培德〔106〕有时靠近汪精卫，有时靠近蒋介石。程潜〔107〕也是因为要想扩大自己的军队而靠近汪精卫。但这些人总是害怕民众。他们在广东之所以还没有公开反对民众，是因为民众运动在广东的发展还没有直接侵害到他们本身的利益。一旦民众运动在他们的家乡湖南、湖北、江西发展起来，他们反对民众的面目便马上暴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