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17〕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08〕，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
对于革命在这一年中的大发展，国民党中派是非常恐惧的。第一次东征〔109〕回来，镇压了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110〕，在沙基惨案〔111〕中，我们已看到蒋介石动摇，畏惧帝国主义。一九二五年六月，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军校参加广州的游行示威。我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学校里抽出一个营去参加。蒋介石后来知道了，非常不满意，认为不应当游行示威。廖仲恺去世以后，他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112〕，表面上是反对右派，表示革命，实际上他是为了夺取个人权力。因为胡汉民是代帅，许崇智是军界前辈，他们在，蒋介石无从提高自己在军队与政权中的地位。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113〕时，海陆丰一带的农民运动在彭湃〔114〕同志领导下，已有很大发展，农民自卫军在军队到来以前已经占领了县城，选举了彭湃同志的哥哥当县长〔115〕。蒋介石去后成了客人，这自然不能不引起蒋介石对民众运动的畏惧。特别是当时在黄埔军校内部，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大大超过孙文主义学会；军队中三个师的党代表，我们党占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七个，在连、排、班以及士兵中有了我们党的组织；各军又成立了政治部。在革命力量的发展面前，蒋介石更加动摇起来，企图加以限制。所以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东征途中，他召集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会上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当时我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央才能决定，搪塞过去了。后来他同我个别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并假惺惺地表示后者是他所不愿意的。
这时正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我从汕头回广州，和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116〕同志、苏联派到广东的国民党和政府的顾问鲍罗廷〔117〕商量。当时，我们本来确定的政策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我们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我们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在军队方面，当时的实际情况，蒋介石的第一军只有三个师，第一师是何应钦，第二师王懋功接近当时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除第一军以外都不是蒋介石的。因此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把我们的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我带着这个意见回汕头去，并等待中央回电到后，立即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当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实现上述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等了好久，中央来电不同意。更可惜的是中央居然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地拍电报到广州把大会延期一个月，等候他们，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孙科于是代表右派回到广东，把蒋介石的腰撑起来了。中央则派张国焘〔59〕做这次大会的党团书记，说我们过去把左派包办了，以后应独立形成共产派，使共产派与左派分开，让左派独立起来。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只有七个，比我们原来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左派连朱培德、谭延闿等算在内一共才十四人；右派、中派却有十五人。右派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都当选了。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的中央执委、监委是常常合在一起开会的，所以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118〕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
这次大会后，在实际行动上也是孤立了左派。大会完了，鲍罗廷回国去了，苏联军事顾问加伦〔119〕到冯玉祥〔120〕那里去了，执委中的党员大部分都走了，以至汪精卫问我们还帮不帮助他。正在这时，陈独秀因病躺起来，总书记“失踪”，中央无主，陈延年同志又到上海去开紧急会议了。另一方面，右派却纷纷回粤，张静江〔121〕、陈立夫都于一九二六年一二月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122〕的远因，也是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
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则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二月五日，蒋介石把王懋功赶走，向汪精卫做了第一次示威。他打电报要我回广州。我因为看到他与右派来往密切，并且察觉他的神色不对，报告了张太雷〔123〕同志。当时的苏联顾问不重视这事，把一个大问题当做小问题，儿戏对之。陈延年同志因三月二十日前一二天从上海才回到广州，方针上也掌握得不大稳。
李之龙同志当时是中山舰的舰长。他抓住了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走私的事，报告汪精卫。陈肇英是蒋介石的人，自然向蒋介石报告。于是蒋介石在右派的支持下，乘机发动了三月二十日事变，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他逮捕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把我也软禁了一天。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124〕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为了解释“误会”，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一点钟的政治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闿、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从此以后汪精卫“失踪”了，国民党左派束手无策。蒋介石向革命进攻，我们没有给他有力的回击，蒋介石的地位更加巩固了，于是他回过头来又打击右派，逮捕了欧阳格〔125〕，不用陈肇英，不理古应芬〔126〕、伍朝枢。胡汉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回到广东想进行活动，这时又不得不再度离粤，恰好与“失踪”的汪精卫同船到港。蒋介石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这就是他的流氓手段阴险刻毒的地方。从此以后，蒋介石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右派。这个时候，他乘机把广东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解散了，并压迫我们的党员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及黄埔军校撤出。我们已经暴露了的党员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师的有二百五十多人，其中有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蒋先云〔127〕同志，他第一个声明退出国民党。只有三十九个人退出共产党，其中第一个就是李默庵〔128〕。从此以后，第一军的元气完全丧失，战斗力一落千丈了。
蒋介石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让步下，巩固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接着又从党务上对我们展开进攻，这就是五月十五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目的完全在压共产党。他们定了几条：
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的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国民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联席会议追认。
八、国民党党员未准予脱党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国民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国民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国民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这个进攻仍然是不难打垮的。当时他的兵力仍占少数，所有民众运动完全在我们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他在这个时候是不敢决然分裂的。但党中央仍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并且派了彭述之〔129〕、张国焘来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了接不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但当有人提出意见时，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这样，又作了第三次大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
右派的蒋介石占了极大的优势。他把张静江捧出来做中央执委会的主席，实际上这人是陈果夫〔30〕的傀儡。蒋介石亲自做了组织部长，新设军人部长也是由他兼任。组织部实际上由陈立夫代理。原来我们好几个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的位置都让出来了。这样，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我们在党务方面已毫无地位了。陈果夫、陈立夫便利用他们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在北方以丁惟汾、王法勤的大同盟〔130〕为基础，收买西山会议派。从此各地方党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也更激烈起来。
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但形势还不是不可挽回的。只要我们善于反击，蒋介石右派的力量还是可以压下去的。因为到这时为止，蒋介石的直系还只有六个师。总共八个军中，他只占一个军。第二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131〕同志，第三军的党代表是朱克靖〔132〕同志，第四军的党代表是罗汉〔133〕（那时还是共产党员），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134〕同志。但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在北伐〔135〕时继续犯了极大的错误。
北伐时，军事上是有绝对把握的。我们有精密的计划，加伦保证在双十节〔136〕前打到武汉。出师以前加伦曾请我转问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我到上海请示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他这时之所以这样谦虚，是因为在北伐前，他在医院里毫无调查研究，不管政治形势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竟写了一篇反对北伐的文章，因此受到同志们的批评，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开会时，又是张国焘代理主席，也没有真正讨论，只由他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然而他的嫡系力量在战斗中是受挫的，第一军与第十七师首败于牛行，王柏龄率部队进攻南昌时全军覆没，王柏龄、缪斌〔137〕等被俘虏。这时蒋介石是惨败的。但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并没有认识这些事实，并没有终止他的错误。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蒋介石的新专制主义（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
【题解】
这是《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第一部分的节录，全文刊载于《周恩来选集》上卷。
【正文】
自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始抗战以来，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对于蒋介石国民党〔14〕亦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多缺乏深刻的了解。只有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就指出他的动摇性与被动性，抗战初期又指出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到今天更指出他的法西斯性。这些都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启示，而且有其时代意义的。因此，我现在便来讲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在这里，须先回答一些疑问。
有人问：为什么早不说蒋介石国民党是法西斯主义，偏偏现在来说？我们回答：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抗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识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等到现在，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方面日益扩大，并且著书立说，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样下去，必致抗战失败，内战重起。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过去只是因他的发展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坏，故未强调，并不是没有什么法西斯派。
于是又有人问：蒋介石国民党既是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又能抗战呢？我们回答：毛泽东同志告诉了我们，他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因为他带买办性，所以当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的时候，他能依靠别的帝国主义去抵抗，并利用民族救亡高潮，起着抗战的革命作用。同时，他又带封建性，所以当同盟国家渐渐重视中国民族抗战的时候，他又回到复古的排外的思想上去，起着反动的作用。并且正因为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对内总是反对人民，惧怕人民，压迫人民的。他的抗战是决不会彻底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争取和巩固自己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决不能成为大资产阶级的尾巴。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苏区党的代表大会上就警告了我们〔138〕的。
于是又有人问：法西斯主义是民族侵略主义，蒋介石国民党既还抗战以抵抗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叫他做法西斯主义呢？我们回答：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同志叫他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了。民族侵略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特征，不是唯一的特征。季米特洛夫〔139〕报告中讲的法西斯主义的四种特征〔140〕，除了民族侵略主义这一点外，中国法西斯主义都是具有的。蒋介石国民党在历史上在现在，都是向人民向劳动群众施行最残酷的进攻，以至于进行镇压革命的内战，实行疯狂猖獗的反动和反革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死敌。只是因为中国已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环境中，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无力对外侵略。至于他对国内各小民族，还不是充满了大汉族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和传统的理藩政策〔141〕的思想么？即在对外，国民党还不是有人在提倡大中华联邦应该圈入安南、泰国、缅甸、朝鲜甚至南洋群岛么？季米特洛夫曾经说过，因各国历史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因各国民族特性及国际地位不同，所以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法西斯专政本身，在各国所采取的形式也是不同的。斯大林也早说过，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是表明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削弱，资产阶级在内政方面已经不能采用旧的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来维持其统治，因此，就只得采用恐怖的手段〔142〕。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也可以用于解释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么？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和官僚资本公开的恐怖的专政，亦即特务统治。
于是又有人问：既是这样，为什么只反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而不反对整个国民党呢？为什么只主张取消法西斯主义，而不提取消法西斯主义的头子呢？我们回答：这就因为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尚存在，尚未走到只有反动性的一面的地步，因为他们的抗战旗帜尚未倒下，国民党尚能影响一部分虽然是日渐减少的人民，尚不敢公开以法西斯主义为号召（不仅因为抗战，而且也由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不能独立，因而也不敢公开承认）。故我们只反对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并不反对那些愿意抗战愿意民主的国民党员，并且还希望他们和我们一道去反对那些反动派。故我们只主张取消法西斯主义，并且还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自动地起来取消法西斯主义而真正实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故我们只主张解散法西斯的特务组织，并不主张取消国民党组织。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日渐抬头，甚至于写出一本《中国之命运》，提出最反动的取消中共的主张，故我们今天乃必须强调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及其实质。这不仅对于中国人民是一种警醒和教育，首先对于我们党内也是一种警醒和教育，并且这是最实际的肃清党内对于大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的思想。
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
【题解】
这是在延安中央党校所做的报告《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第二部分，全文刊载于《周恩来选集》上卷。
【正文】
六大〔143〕时阶级阵营有了新的分化，帝国主义、军阀都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化到反革命方面。大革命时，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对北洋军阀〔144〕的，带有革命性。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勾结，同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并同江浙的财阀南四行〔145〕勾结，在上海、广州屠杀革命的工农〔146〕，所以共产国际〔147〕第九次扩大会议指出当时的反革命是三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方面也有分化，城市小资产阶级动摇，有的跑到改组派〔148〕与第三党〔149〕方面。反映到党内，党员有的脱党，有的畏缩，有的则拼命、发狂。因此革命的力量主要依靠工农，当然也不是把小资产阶级除外。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说中国向两个极端急剧分化，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指出主要是依靠工农。当时，在城市主要依靠先进的工人，一般的大多数的工人也有些畏惧；在农村，农民也有畏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小商人、学生等）也是畏惧的。“六大”把资产阶级算成反革命，但没有主张消灭资本主义。主要依靠工农，这是对的，不能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否则便会使我们的思想混乱。但“六大”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是不清的，虽然承认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在动力上又认为只有工农，小资产阶级被除掉了，把当时某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资产阶级反对派，误认为全体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因而在策略观点上错误了。
六大对反革命方面没有分析，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与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不同。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认为反革命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六大”则把这一点翻过来，认为他们虽然有矛盾，但反共是共同的，因此他们的矛盾无法利用。这种认识是错的。毛泽东同志说，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这是关门主义的分析方法。事实上，南京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另外还有不满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对派，这是当时的第三营垒。这个第三营垒不是动摇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力量（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而是统治阶级营垒中的反对派，是政府的反对派。第三营垒开始是改组派，以后改组派跑进政府，又有史量才、杨杏佛〔150〕等代表人物。蒋介石和汪精卫〔54〕在一九二八年三四月本来要一起回南京，桂系反对汪精卫，汪精卫被阻在上海反桂系、反胡汉民〔95〕，那时蒋、汪的矛盾不明显，但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是正确的。
六大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基本上没有错，但不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明确。“六大”决议中说对地主是没收一切土地，对富农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在雇农反对富农时，我们要站在雇农方面（这同后来的加紧反对富农是不同的），但对小地主、富农没有进一步分析。
大革命时是四个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这四者有区别：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是基本的革命力量；小资产阶级有动摇性；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有时参加革命，有时反对革命。大革命时，有些带买办性的资产阶级也投机参加了，这是国共合作初期的国民党右派，不能算作革命的动力。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北洋军阀时是革命的，但也有软弱性，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联系。
武汉政府当时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府，还有谭延闿〔105〕、孙科〔83〕、唐生智〔151〕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物坐在政府中，汪精卫则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当时我们应把改变武汉政府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当作努力的方向，当时实现这一种方向也是可能的。共产国际把国民党〔14〕看做阶级联盟，内分左、中、右三派，右派是大资产阶级，中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左派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包括我们党。但是那时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却把我们从左派划出来，叫共产派，没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民党中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
现在我举出几个典型人物来研究一下。
（一）胡汉民。他是彻头彻尾的右派，是买办阶级的思想。他在广东时反对工农很厉害，反对农民组织武装队伍，站在机器工会〔152〕方面反对工人群众。他下面的大将有吴铁城〔153〕、马超俊〔154〕、古应芬〔126〕。刺廖仲恺〔18〕便是他的弟弟胡毅生〔155〕干的，而他知道。
（二）蒋介石。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但也不否认他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性多些，是中派，但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四一二”〔156〕这期间，群众起来，他便反共。一九二六年“三二○”事件〔122〕时他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其灵魂便是戴季陶〔55〕。“四一二”后他便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表面上却仍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
（三）汪精卫。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虽有时很“左”，却不赞成没收地主土地，对工农有戒心。汪精卫在大革命初期并不积极，孙中山曾说：精卫、展堂已不能代表俄国式的革命〔157〕。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117〕起草，由瞿秋白〔158〕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汪精卫乘机积极起来，在广东又被选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汪精卫由俄国回来，并没有想反蒋。他一到上海，蒋介石就找他开会。这时陈独秀找他写了个“汪陈宣言”〔159〕，此事被蒋介石知道了，汪精卫又想不发表，而报馆已上版来不及抽回。第二天汪精卫又去开会，吴稚晖〔160〕在会上大骂，汪精卫一怒，拔腿就跑到武汉去了。就这样他成了左派的领袖，大叫革命的向左边来，这完全是投机的。抗战期间他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为卖国贼。
（四）廖仲恺〔81〕。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没有买办性。他是华侨，但不大富有，对帝国主义很仇视，反对封建势力，同情农民减租减息，但对工人反对中国资本家却采取调和的态度，对反对外国资本家则是赞助的。在黄埔军校〔35〕，当我们青年军人联合会〔102〕反孙文主义学会〔82〕时，他采取调和的态度。他是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五）邓演达〔89〕。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开始他相信无政府主义。当他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他是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军队有些关系。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大革命失败，他很苦闷，同俄国顾问一起走了，后来回国组织了第三党。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应该批评斗争，但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这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在“九一八”〔38〕以后，蒋介石把他杀了。
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谓公式化，是教条地搬用俄国一九○五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一九三○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至于大革命失败后，是否还可以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问题，我也讲一下。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但在南昌起义之后，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叛变了，这时再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就会使群众的认识发生混乱。对三民主义不革命的方面应该批驳，对三民主义革命的方面应该保留下来，而我们当时却是对它全部否定了，没有给以历史的科学的分析。
论统一战线（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
【题解】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正文】
同志们：
我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着重讲国共关系，一个是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合起来说，都是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
一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
自从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到去年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国民党〔14〕对于我们的主张，不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好，民主共和国也好，联合政府也好，总是反对的。因为他是站在极少数人的利益的立场上，反对我们代表的极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告诉我们，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我们知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38〕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从“九一八”到现在，可以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161〕；第二个阶段，是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第三个阶段，是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撤退；第四个阶段，是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到去年国民参政会〔57〕开会；最后一个阶段，是从我们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一直继续到现在。在这五个阶段中，国共两党在全国抗日与民主的问题上，长期地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和严重的斗争。
第一个阶段，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有五年多时间。国共两方面斗争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我们这方面，在全国人民面前所提出的，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面前所提出、所坚持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就是内战的方针。“九一八”以后，我们向全国国民党的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已经写了。我们的号召得到了若干国民党军队的响应。例如察北同盟军〔162〕、福建人民政府〔21〕和十九路军，以后的东北军、十七路军，都响应我们，跟我们合作。其他一些地方系的军队虽然不是完全同意我们的口号，也和我们有某些合作。就连国民党中央系的军队，在江西打我们时，也有主张开到华北去抗日的。但是那时国民党蒋介石怎样对付呢？对于我们，是不断的“围剿”，更加猖狂的内战。对于那些和我们合作的友军，是进攻他们，解散他们，消灭他们。对于自己的嫡系军队，他发过这样一个命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就是谁敢多说抗日的话，就杀了他。以后，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发生了，我们的红军主力北上了，我们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并且在一九三六年给国民党的信〔163〕中，提议召集国防会议，发动抗战，召集民选的国民大会，实现民主共和国。在行动上，我们东渡黄河抗日〔164〕，响应那时华北的“一二九”运动〔165〕，掀起了全国的救亡运动。这时候国民党当局却调了大兵到山西阻拦我们抗日，目的是想把我们消灭在西北地方。在西安事变时，我曾经问蒋介石：“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他说：“我等你们到西北来。”我说：“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他就没有话说了。他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在西北消灭我们。所以在西安事变前，还有山城堡的一仗〔166〕。东边也堵，西边也堵，就是要消灭我们。对于全国的救亡运动，他是极力地压迫，最后发生七君子〔50〕入狱的事。所以那时毛泽东同志写的我们党给国民党的信里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虽然这样，但是因为我们不断地要求，全国人民不断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所以国民党先派了两个代表到瓦窑堡来谈判，以后我们就派了代表潘汉年〔167〕同志去跟他们谈判。国民党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的想法，要把我们的军队顶多编三千人到五千人。至于对国民党军队中很多愿意抗日的军队，特别是东北军，就压迫他们。蒋介石对张学良〔46〕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陈诚〔90〕来了，蒋鼎文〔168〕也来了，是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来一个西安事变。对西安事变，我们党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取得了张学良、杨虎城〔47〕将军的同意，把蒋介石放回去。蒋介石本人当时具体的诺言是什么呢？就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但是张学良送他到南京以后，他就把张学良扣起来，把杨虎城送出洋。这样一来，就激动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几乎把和平破坏。而且他又拿军队来压迫，派特务挑拨，闹出了杀王以哲〔51〕的事情。从此可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他的内战思想还没有死，并且一直没有死过。现在还可以说一件事，宋子文〔45〕也是当时谈判的所谓和平使者，那时他答应在蒋介石出去以后，负责改组南京政府。结果这话一直到今天，已经有八年，仍没有兑现。去年我在重庆见他时，说过这样一句讽刺话，我说：“西安事变时你答应的诺言，我还没有给你宣布过。”事实证明他一直没有兑现。所以在这第一个阶段，虽然内战是停止了，和平是取得了，但这是逼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方针：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内战之心并没有死。
第二个阶段，从西安事变到“七七”抗战，大概有半年多时间。两方面争论的中心，是真正准备抗战，还是空谈准备抗战。当时我们党在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毛泽东同志在党的苏区代表会议的报告〔169〕中，都是这样说：要真正地实行民主自由，真正地准备抗战。要真正准备抗战就要有民主。我们的中心口号是以民主来推动抗战。国民党当时的方针是什么呢？是“根绝赤祸”，拖延抗战。就是要把共产党的活动消灭、根绝，就是在准备抗战的借口下把抗战拖下去。这是当时蒋介石的思想。
我们来看事实。在一九三七年二月，我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上，提出了四项诺言、五项要求。四项诺言大意是，答应改编我们的军队，把我们的苏区改为民主的边区，停止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五项要求大意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给人民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召集各党派会议，真正实行抗战的准备，改善民生。而国民党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来一个“根绝赤祸”的决议案。那决议有四条：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这个文章一直埋伏到现在，还是要取消我们的军队和政权。那时候国民党内也发生了一部分人跟我们合作的运动。这一部分人，孙科〔83〕、冯玉祥〔120〕等也在内，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决议案，但是没有被通过。那时我们曾经主张召开民选的国民大会，成立民主的政府。毛泽东同志在五月代表会上做了报告，我奉中央命令也写了一篇文章〔170〕，国内国外的民主分子都很赞成。但是国民党的回答是什么呢？搞包办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现在准备召开的国大的祸根，就是那时候种下的。那时我们主张召开各党派会议，但国民党来了个庐山谈话会〔171〕，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作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这个谈话会的方式，一直到上次王世杰〔172〕同我谈判时，还想采用，提议组织什么政治咨询会，结果还是谈话会。不过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134〕、博古〔173〕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现在他们提议的办法，是给个“公开”，我看就是差了这一点。我们同国民党的谈判一次在西安，一次在杭州西湖，两次在庐山进行〔174〕。谈判的对象是顾祝同〔175〕、蒋介石等人。谈判的内容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国民党蒋介石的回答是什么呢？他只准我们编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而且无论如何不给建立统帅部，他要直接指挥。对边区呢？开始承认了，但是抗战以后又推翻了。蒋介石有一次对朱总司令说：“你抗战了还要边区！”他想给个总司令的名义，就可以取消边区。结果平型关打了一个胜仗〔176〕，他又承认了，那是在行政院第三百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到南京撤退，他又把这个决议束之高阁，直到现在还没有承认。对我们的党，就更荒唐了。我们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建立各党派的联盟，但他在庐山第一次谈话会上居然敢说：“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你看，他竟会这样想！我们这样好好地同他谈判，他却以送杨虎城出洋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关于发表国共合作的宣言问题，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要不是“八一三”打响了，就不会允许我们建立八路军总指挥部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组织。朱总司令和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的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后来宣言也发表了，但蒋介石又发表了一个谈话，一方面是承认我们，可是另一方面，还是说要取消红军，取消苏区。他说我们是一个派，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党，强调要集中在国民党领导之下，还是以阿Q的精神来对付我们。
这些经历证明，我们的主张把全国人民振奋起来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战。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同时又证明，只有人民有力量才能逼成。而且还证明，蒋介石的反共思想是不变的。
第三个阶段，从“七七”抗战到武汉撤退，大概有一年半时间。这个时期斗争的中心，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我们党的口号，是持久战争、人民战争，就是全面的抗战、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是要速决战，只许政府抗战，不许人民起来，以此来对抗我们的持久战争、人民战争的方针。首先是“八一三”后发生的对出兵问题的争论。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要分批出兵，不要一下子开出去。我们主要是到华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去创造华北战场，作持久战的准备，这样才能取得胜利。而国民党要求我们一次开出去，并只指定五台山东北边的小块地方（如涞源、蔚县）为我们的防区，企图在那个山屹崂里叫日本人把我们包围消灭。
在全国范围内，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坚持持久战。而国民党呢？是幻想速胜。他们觉得，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引起国际的干涉。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英美在上海干涉。所以他们就打阵地战，把一二百万军队都调到上海，拿去拼，牺牲极大。在南京快丢失之前，蒋介石曾打电报给斯大林说：啊呀！我这个地方已经不能苟安了，请你赶快出兵吧！他还要求同苏联缔结军事协定。事实上，苏联已经帮助了中国的抗战，帮助了军火、飞机，还和中国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177〕，在政治上给以帮助。蒋介石实行阵地战的结果，把主力拼掉了很多，所以在南京撤退的时候曾一度动摇过，想议和，不过没有搞成，因为日本的条件很苛刻，主要的还是全国的抗战高潮已经起来了，他不敢投降。由于国共双方采取这样不同的方针和做法，结果我们在华北就创造了游击战场、根据地，而他就失掉了华北和华中的大块土地，一直到武汉撤退，在许多次的阵地战中，损伤了很大的兵力。这是战略方面不同的意见。当然那个时候在武汉，我们自己也有错误。就是说，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所以在武汉时期，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工作，没有能象华北一样，利用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候，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在武汉谈判当中，我们还是继续坚持各党派联盟的主张，就是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制订共同纲领，改革那时的政治机构。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提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想把我们吸收到国民党里头去，加以溶化。他们那时叫“溶共政策”，好象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们没有做贾宝玉，化不了。另外，他们提议，只要你们加进来就好了。我们说，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是可以的，你们是一份，我们也是一份，各有独立的组织。我们进到国民党里面去，要保持我们共产党的独立的组织，也可以象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样。但蒋介石又不干，他说，党外不能有党。我们说，你那个党内就有派，党外有党有什么关系！他说，你们可以进党来作为共产派，不要在外面。他就是想把我们溶化，当然用这个办法是谈不通的。他组织三青团，我们也主张共同参加，发展青年运动，但蒋介石也不干，他就是要拿三青团把一切青年组织都取消，统一到他那里，不许有别的党派在里面活动。这当然也就谈不通。他对我们在敌后的政策，就是让我们到敌后打敌人，削弱我们。正如朱德同志那天说的，国民党在华北很快地就退走了，不能不让我们去。所以武汉时期，他答应要我们到华北、山东去发展游击战争。徐向前〔178〕同志带一一五师到山东去，还得到了他的同意。但是他看到我们的游击战争有发展，人民力量有发展，建立了根据地，就害怕，所以紧跟着就派鹿钟麟、张荫梧〔179〕带兵同我们磨擦。我们在政治上主张要改革政治，成立民意机关。他那个时候，一方面搞参政会，另方面还是一党专政，参政会只是一个“作客的机关”，并且还解散了一些人民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