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就是改造，就是要把“五毒”去掉。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再犯再去，再犯再去，长期斗争，用改造的方法来解决。
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强调改造，是因为今天有人民民主政权，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工农联盟的广大基础，资产阶级在数量上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在城市中，所有工商业者加上他们家庭的人口，也不过两百多万。而资产阶级的家庭已经起了变化，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很多。在全国约五十万工商户中，还有一部分是独立劳动者。我们能够改造地主分子，那么，为什么不能够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呢？何况资产阶级还跟我们共同走过一段建设的道路，而封建地主阶级除少数开明绅士外却根本没有跟我们一同走过。
有些外国朋友听说我们改造地主就摇头。“地主还能改造？”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他们那里的封建主跟中国的地主不同，多是大贵族、大封建主，人数也很少，可以把他们赶到外国去。中国的地主人数上千万，有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那么多，而且分散得很，你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呢？只有改造他们。能不能改造呢？在农村人口中，农民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说农村人口是四亿的话，农民有三亿六千万以上，占绝对优势，而他们又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教育。有这样大的一个基础，怎么不能监督和改造地主呢？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跟我们有过近三十年的生死斗争，对地主都可以改造，那么，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一般说来是中立的，有一部分同情革命，有一部分还参加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在新中国又是五种经济成分〔285〕之一，他们还有利可图，而我们还有政权，有军队、法庭，有无产阶级强大的领导力量，为什么不能够改造他们呢？当然在改造中会有少数人走向反动，甚至会有个别的分子勾结国外敌人企图造反，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总是少数。如果工作做得好，即使世界大战打起来了，多数还是能够跟着我们走的，或者是观望动摇的。当然也会有少数人没有改造好，这就需要我们加紧做工作。
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什么样子呢？就是要使他们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办事，以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要求，适合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要求，适合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要求。所谓改造，在经济上，就是要使他们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但又要使他们有利可图，有适当的发展；在政治上，要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并使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在文化上，要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逐步地改造他们的思想，以至改造他们的家庭。改造的结果，就会使他们走上《共同纲领》规定的轨道。
我们要给他们指出广阔的前途，不要向他们隐讳社会主义的前途。《共同纲领》没有写社会主义前途，是因为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虽然把这个前途写出来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点强加于他们，所以我们采取等待的政策，没有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但是这个前途是肯定了的。我们要向他们指出，在这个前途中，他们也是有份的，当然不是指他们那个阶级，而是指资产阶级分子说的。根据刘少奇同志去年讲的一些意见，我在一月五日的讲话里说了，经过改造，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前途，并且在将来还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财产。有人说，这样一来，资本家就不把钱投资到事业上来了，就要全部变成消费财产了。这是片面的说法。如果他们想到在社会主义社会还能够有前途，那么今天也就会好好经营，培养经营的本事和能力，这样的本事和能力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用得着。所以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
资产阶级的思想本质是唯利是图、投机取巧、损人利己，当然不好。但就他们取得利润来说，中间还包括国家的利益。这次黄炎培〔229〕先生打算在全国工商联代表会议的致词中传达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这是毛泽东同志面告他的。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会议上说过“四马分肥”，就是把利润分成四份，其中国家一份，就是税收；工人一份，就是福利费；还有一份是公积金，作为再生产之用；第四份就是私人应该得到的纯利。实际上，资本家得到的是一份多一些，因为公积金在将来发展生产中的所得又可分成四份，在四份中他又得到了一份。资本家得的利润如果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就是合法的利润。我们要鼓励他们这样去取得利润。
当然，如果说资产阶级是“为崇高的目的奋斗”，那也是骗人的。资产阶级分子经过改造，许多人是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的，但是今天还是要唯利是图，否则他们就不是资产阶级了。这个合法利润是应该承认的，并且要鼓励他们取得这个利润。在这一点上，过去没有向他们解释清楚。毛泽东同志给黄炎培讲了这样一个道理之后，他很高兴。所以我们是应该向他们解释的。
我看了一个同志的发言，他好象认为跟资产阶级做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讲“外交”、应付、说空话。这是不对的。难道毛泽东同志是在那里闲着没事做，把黄炎培找去聊天讲闲话吗？大家晓得，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闲工夫。他找一个人去总是有目的的。毛泽东同志向黄炎培讲清道理后，黄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首先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有时候跟他们应酬是免不了的，但是这个应酬一定是要有要求的，有政策的，有思想的。毫无目的，毫无政策，毫无要求，简单地应酬一番，吃饭、跳舞，那是不对的，那就是混同于资产阶级。如果是有目的地应酬，有目的地团结，那是必要的。经过他们把党的政策传达到他们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民中去，这是很有效的。
为什么说黄炎培是进步分子呢？有的人还不大懂。我们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就是因为他跟资产阶级有来往有交情，能够把他们的话说出来，又能够把我们的话经过他说给资产阶级。当然在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说得不完全，这也不奇怪，他又不是共产党员。在政务会议上，常常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映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讲出来之后，我们觉得有错的，适当地加以批评，他们能够听取并接受我们的意见，这就是进步分子。为什么政务会议每个星期要开一次呢？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干，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那个会不象我们开会那样，意见都差不多，一个人发言之后，顶多有一点补充。在那样的会议上有的是不同的意见，有资产阶级的话，有开明士绅的话，也有小资产阶级的话；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我们听到这些话就能够启发思想。毛泽东同志常常讲“兼听则明，偏信则暗”〔340〕，正是这样一个道理。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对我们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分辨出哪些意见是对的，哪些意见是不对的。这对于我们也是一个锻炼、教育和学习。所以说对资产阶级采取敷衍的态度是错误的。
还有一些同志不大愿意见党外人士，象毛泽东同志说的有些羞羞答答。这是不大好的。我们总是跟自己的同志在一起，所说的话都是相同的，有点闭塞。而跟党外人士接触，则可以听到各方面的意见。当然这对你也是一个考验，如果你的立场不稳，思想不清，人家说什么都是对的，那就要受资产阶级的影响，甚至要被糖衣炮弹击中。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这样，要学习，要考验自己，要发展党的政策，又可以使自己进步。当然不能说在工作中就毫无错误，但是我们不要怕，要在工作中好好学习。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团结改造的政策，所以，在工作中不要采取畏惧的态度，不要采取草率的态度，也不要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而是应该采取坚定的、稳健的、谨慎的态度。
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国民经济（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题解】
这是在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后，同若干资本家代表人物的谈话纪要。
【正文】
目前，国内的政治形势，一般地说是好的。国家建设中当前有两项重要任务：一项是政治的任务，要使国内各方面更加紧密团结；另一项是组织的任务，要大量培养国家建设的干部。
经过“三反”〔339〕、“五反”〔336〕运动，全国工商联筹委会已经在六月间成立，建立了工商界的全国性组织。今后在政治上要更加促进团结，《共同纲领》〔280〕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听说各地在传达全国工商联会议的各项报告时，个别地方有一些出入，强调了一面，忽略了另一面。这种情形，在工作中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比如工商联开会，讲工商界的困难时就会强调困难这一面。既然客观上存在着困难，汇报情况的时候，当然应该把困难讲出来。这是许可的，不能说没有顾到国家的利益。但讲困难的时候，还要看到另外一面，即私营工商业发展的一面。这就是说，必须注意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样才是全面的，完整的。现阶段我们的纲领是《共同纲领》，是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团结的要求上反“五毒”〔337〕，反“五毒”也是为了团结。
前途问题。过去我曾经讲过多次，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
当前中国经济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成分共同发展。五种经济成分犹如人手的五指。当然，国营经济是领导经济，有国家强大力量的支持，发展的量会更大，质也会更高。私营工商业者从国家和人民利益来考虑，对于国营经济的发展，也应该是热烈欢迎的。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资产阶级的本质相同，但面目不同。因为：（一）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过去就掌握了政权，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后，虽然一度参加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但马上就受到排斥。（二）希特勒侵占东欧各国后，资产阶级投降希特勒，组织傀儡政权，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一般没有和敌伪政权合作，许多代表人物并撤退到抗战后方。（三）苏联红军解放东欧后，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一部分逃跑了，一部分则留下捣乱，破坏人民的政权，因而国家很快就没收了他们的企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除极少数人跟随蒋介石外，许多代表人物站到了人民方面。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般地是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全国解放后，在三年来的合作中，是和我们共过患难的，特别是在维持生产、医治战争的创伤、改造旧的社会经济方面，尽过一定的力量，对国家建设也有一份贡献。所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一定的历史贡献和发展前途的。
在国家建设中，组织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毛主席曾说过，广大的农民和城市的手工业者是两个大海。全国的农业人口约达四亿七千万人，要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化，大约需要十年、二十年。城市的手工业者也有很大数量，全国的工商户大约有四百万户，如果连摊贩在内，可能有六百多万户，其中有很大一批是手工业者，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实现合作化，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无论农民或手工业者都应该组织起来，逐步合作化，否则其中很多人将因分化而走向破产，也将影响国家的工业化。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国营经济，今后都将得到发展。私营工商业，特别是工业，一定会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而发展。国家现在投资的重点是重工业，如燃料工业、机械工业。在轻工业方面，私营工商业还有广阔的发展园地。国家工业的发展对私营工厂的改进和发展都有好处，比如国家机械工业发展了，能大量生产纺织机、造纸机，就有利于私营纺织业、造纸业的改进和发展。当然，国营和私营企业，发展的速度是不同的，在相对的比重方面，国营将会更大，但在绝对数字上国营和私营都将会不断增加。因此，不应该担心私营工商业没有发展前途。
市场问题。私营商业有一些困难，这是一时的现象。在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劳资关系方面，有些问题一时还没有调整好。但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的购买力会有大幅度的提高。农业增产后，农产品如粮食、油料、工业原料、土产、畜产等，不仅可以供应国内市场的需要，还可以大量出口。农民需要大量工业品，其中很大部分是生活资料，这不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可以包下来的。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和对工业品需求的增加，势必会刺激市场的活跃。所以，今后私营工商业一定会得到发展，首先是工业，其次是商业。当然，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是要受到一定限制的。施复亮〔341〕先生在天津讲演时，说到资方的三权〔342〕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不是随个人的意愿为所欲为的。这种解释是妥当的。
私营工商业者的经营发展，不应该只是为了生活享受，而应该继续扩大企业的规模。听说目前有一部分拥有资财的人大吃大喝，使餐馆舞厅的生意繁荣，这反映了一部分人在政治上有苦闷、消沉的情绪。应该说服教育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只要正当经营，就会有前途、有出路。
利润问题和市场问题，目前都还没有完全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是会有一些麻烦的，但不要怕麻烦。对市场问题，中央正委托陈云〔300〕同志进行研究，其中也包括这次工商联会议中提出的问题。要把这些问题处理得更好，既要照顾国家的利益，又要照顾私人的利益。工商联应该把这次会议提出的问题，提到中财委研究，但不一定一次就能够完全解决。对于工业资本家，要使他们得到的利润除了用之于扩大再生产外，还能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将来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资本家仍然会保有他们的消费财产，生活水平总会比普通公务人员和工人更高。此外，还要照顾到那些三年来对恢复国民经济有贡献、今天因为社会经济改组而破产的人。他们如果生活困难，国家应给予照顾，要作出范例，使人感到“老有所归”。对正当的私营工商业者，不仅应使他们得到正当利润，而且要在政治上提高他们，使他们感到政治上有希望，认识到对国家多做贡献，是会有好处的。
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现在谈“献厂”，没有必要。有人觉得这样正好可以丢包袱，这是一种消极态度。今天有人在忍受着困难积极从事生产，国家和工商联都应该给以鼓励。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现在谈“献厂”，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发生大的偏差。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
干部问题。国家即将开始大规模的建设，需要大量干部。大学生的分配要适当照顾私营企业，今年暑期曾分配了四百多人给私营企业，明年还可以增多一些，否则私营企业就难于不断地改进生产经营。今后在培养技术人才方面，除国家和人民团体负有责任外，私营企业也要负起责任来。
国营工厂的技术改进和先进经验，是应该介绍给私营工厂的。不然，同是工人阶级，在国营工厂就能掌握先进技术，在私营工厂就只能掌握落后技术，这样在整个工人阶级内部也会造成不团结。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私营工厂的人才还是远远赶不上需要的。工商业家，是中国人民的一分子，也是参加国家政权的一员。除少数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和“五毒”俱全的分子外，广大的私营工商业者都是有光明前途的。
民主党派的工作要同国家的中心任务相配合（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
【题解】
这是在招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正文】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236〕的三中全会扩大会开得很好。民革几年来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当然也有缺点，大家在会上已经做了检查和讨论，并做出了结论，在这方面我提不出更多的意见。《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指出，今年的三大任务是抗美援朝〔310〕、国家建设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下面，我就谈谈各民主党派如何配合这三大任务的几个问题。
一抗美援朝
如何支持抗美援朝的斗争，两年来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开始时，大家还缺乏经验和胜利的信心，有些人甚至采取了保留的态度。经过两年来的广泛动员和深刻教育，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全国人民从抗美援朝的斗争中得出一个重要的认识，就是处在两个阵营对立的世界中必须分清敌我友。这在国际和国内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国内的敌人虽然已打倒，但反革命分子并没有完全肃清，即使完全肃清了，帝国主义还存在，各种阴谋集团还可能产生出来。搞暗杀、搞阴谋破坏是没落阶级必然要走的亡命之路。美帝国主义长期在中国搞特务活动，过去它与戴笠〔201〕合作杀害革命分子和民主人士。直到现在，美国还支持郑介民〔343〕在香港大肆进行特务活动。蒋介石失去了中国大陆，是不会甘心的。应该提高警惕。中共方面应该多提供一些特务活动的材料给各友党的朋友们看看。
分清敌我。我们的敌人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不是孤立的，是同国内的敌人有联系的。我们不应麻痹，要互相提醒，以先觉觉后觉。中共在这方面的经验比友党要多一些，而在这方面友党经验就少一些。如李任潮〔85〕先生有一个时期还对蒋介石认识不足，认为可以和他谈判，但一到南京就被蒋介石囚禁起来了。余心清〔344〕不听我的劝告，去和孙连仲〔345〕、美国领事馆谈兵变问题，结果几乎送命。我讲这些话对诸位可能有些刺激，但刺激一下可以提高警惕性。在我们党内也发生过叛变的事，如顾顺章〔346〕的叛变。当时我还在上海，好在消息知道得快才免遭大的破坏。共产党也上过当、受过骗，不过少一点。蒋介石搞特务活动有经验，加上美国的帮助，今后他还会来搞，这一条不能忘记。公开的战争，志愿军在朝鲜打得很好；隐蔽的战争，要大家来打，不参加这个战争就不是爱国分子，不是革命党员。民盟出了个张东荪〔347〕，他在解放后还供给美国情报，这件事是不可饶恕的。任潮先生曾写信给毛主席要求严办，这是正气。张东荪在解放前与美、日、蒋、共四方面都有联系，有人说他是“押四宝”。过去的事情以一九四九年为限，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就不追究了，以后仍在搞这些活动就不可饶恕了。说毛主席厚道，共产党宽大，这是对好人、对能改过自新的人而言的，如果对敌人宽大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张东荪事件应引起严重注意。
民革〔236〕是革国民党反动派之命，坚持中山先生主张的。蒋介石破坏中山先生的主张，也会来破坏民革，会来钻空子，很值得民革朋友们注意。我以民革的朋友的身份提醒大家注意这件事情。上面讲的这些是说要警惕敌人的阴谋破坏，不是说我们不愿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但和平共处不能高枕无忧。对帝国主义一定要划清界限，对于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一定要给以批评和教育，教育别人也教育自己。中山先生太厚道，与共产党合作之前常上敌人的当，受帝国主义的骗，就是因为他有时把敌人也当成朋友，如头山满〔348〕曾帮助过同盟会〔12〕，中山先生就认为他是朋友，而不知道他帮助同盟会是别有用心的。由此可见，国内国外都必须分清敌我友。毛主席说分清敌我友是一个战略上的问题。这个关键问题必须搞清楚。
关于朋友问题。我们的朋友遍及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和原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朝鲜人民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要援助朝鲜，不抗美援朝我们也就不能进行和平建设。
敌人的矛盾可以利用。不管什么政府，只要它反对侵略战争，我们就和它联合，因为这样暂时的联合对人民有利。但这种朋友是临时的策略上的朋友。这类国家一方面和我们作朋友，一方面又对我们进行破坏，我们只有提高警惕才不会上当。我们真正可靠的朋友是全世界的人民，这是战略上的朋友。两种朋友不能混淆，混淆就要吃亏。在国内公开的敌人是台湾的蒋介石，大家都认识得比较清楚，但还有一种人面目不清，还藏在我们的朋友里面，大家要警惕。这种人，民主党派不能吸收他们做党员。民主党派是我们的友党。作朋友一定要做畏友，在大的关键问题上要互相提醒，才是真正的朋友。
二国家建设
民革有很大数量的成员在机关工作，对国家建设将有很大的贡献。如何配合国家建设呢？第一，要保证完成国家建设任务。在国家建设中，每个螺丝钉都有作用。特别在今天，我们正处在国家走上工业化，农业走上集体化，国防走上近代化，文教走上大众化的伟大时代，需要动员每个人都来积极参加这些巨大的工作。各党派要动员自己的成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保证完成国家的建设任务，要他们身体力行，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共产党领导下一道前进。第二，要严格遵守国家纪律，大家要步调一致。国家建设一开始还不能实行全面计划，乡村的个体农业和城市的小工商业是两个大海，要把他们纳入国家建设计划的轨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要稳步前进。国民经济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现在，我们国家的建设还面临着敌人破坏的危险。因此，我们要严格遵守国家纪律，保守国家机密，不然，工作上就会出偏差，政治上也会出乱子。
三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实行普选
人民代表大会制属于苏维埃工农代表大会制的体系，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议会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假民主，而人民代表大会，是经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
人民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也是有不同的。苏联是两院平行制，除联盟院外，还有民族院。这是因为苏联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的数量很大，如不成立民族院将不能完备地表现出民族平等。而中国的少数民族的人数只占全国人口的十四分之一，可以不成立民族院，但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少数民族代表按人口的比例数要大于汉族代表的比例数。此外，苏联只是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的联盟，而中国是四个阶级的联盟，这也是不同的。
各党派的成员怎样才能被选为人民代表？我们应该把普选看作是检查工作和考验干部的机会，不要为选举而选举，不要采取资产阶级竞选那一套。资产阶级往往是为了竞选而组党，在竞选的时候讲的是好话，但那是骗人的，他们并不真正为人民服务。我们应该通过选举来检查工作和考验干部。能不能选得上决定于人民的态度，如果你工作做得好，人民当然会选你。有人认为只有共产党员才能被选上，这是不对的。即使是共产党员，如果人民不信任你，也选不上。
对民主党派的要求，当然不能象对共产党员那样严格。在考虑人民代表时，既要掌握原则的严肃性，还要有实际的灵活性，对友党要宽些，但原则是一致的，要选出肯为人民服务的人。只要真心为人民服务，民主党派朋友是可以得到照顾和安排的。
人民在四年中才考验我们一次，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好工作。
民主党派成员学习和参加建设的问题（一九五三年六月四日）
【题解】
这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招待中国民主同盟七中全会代表的茶话会上的讲话节录。
【正文】
现在各民主党派都强调学习，大家也很热心于学习，这是很好的事情。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一般地说，我们的政治学习是有进步的。最主要的学习是参加了许多革命运动，完成了许多革命任务。比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工厂里面的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和最近领导机关开展的新“三反”运动〔349〕、社会上贯彻婚姻法运动等等，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虽然每个人参加运动有多少的不同，但都受到了锻炼。就文教界来说，参加思想改造运动也是一种学习。这个运动把大家震动了一下，是必要的。共产党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当中，最大的震动是延安整风。经过了一九四二到一九四四年的整风运动，才有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这次大会为我们取得全国胜利做了准备。
共产党并不是生下来就那么健康的，也曾经犯过多次错误。所以说，各民主党派在这几年中经过一些震动也是必要的，这就为我们今后的进步打下了基础。但是，仅靠这些运动还不能把学习成果巩固下来，还需要有经常的学习。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思想问题，一个是如何号召学习的问题。
首先讲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思想问题。过去中央统战部曾经和各民主党派研究过，各民主党派应该以“承认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思想作为领导思想。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各民主党派的思想就是工人阶级思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各民主党派里面事实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现在还不能取消，而是要逐步地改造。因为阶级还存在，你怎么能够取消这些思想呢？如果取消的话，就不符合马列主义了。
在民主党派里面允许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合法存在，但这些思想要受《共同纲领》的限制，不能让它自由泛滥。如果这些思想跟工人阶级的思想对立，敌视共产党，就要受到批判。我们并不否认这种斗争。现在民盟的一些进步朋友学习马列主义，大家都愿意进步，这是一种好现象。然而，我们却不能要求民盟的思想跟共产党一样。那样就把自己弄得很狭窄，失掉民主党派的作用了。
那么，为什么在共产党里面只许有马列主义的思想呢？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党，它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它领导我们国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所以，共产党里面的思想就只能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如果在共产党里面允许别种思想存在，共产党就不能成为国家的领导党，我们的国家就失掉前进的方向了。当然，共产党员也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但是，这种思想在共产党内是非法的，一冒出来马上就要受到批判。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需要各民主党派把各种分子团结起来，不断地教育他们，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当然，我是说使民主党派的分子逐步进入社会主义，而不是说资产阶级进入社会主义，如果资产阶级能够进入社会主义，那就不叫社会主义了。各民主党派要有个分工，分别去教育和改造各种分子，使他们的思想逐步提高，逐步进步。但是，在民主党派里面，就不能象共产党那样，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存在，而是要辨明哪种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有利，哪种不利，然后分别对待。
有些民主党派朋友急躁地说：“与其这样麻烦，还不如使我们这个党成为马列主义的党，这不是很省事吗？”省事是省事，但是不符合实际，不实事求是。我们承认，民主党派的工作是麻烦一些。难道怕麻烦就不革命，就不建设了吗？跟帝国主义斗争很麻烦，可是还要斗下去。这是为咱们的子孙幸福着想。所以，在民主党派里面，既要允许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存在，又要区别情况，加以限制和批判。至于如何区别，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我一下子定出许多规矩来，我也定不出来。在座的朋友读马列主义的书也不少，你们要负起这个责任。比如说，资产阶级的“五毒”〔337〕思想就不能允许存在，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的思想，就是在民盟里面也要受到批判。因为有这种思想，就不能积极参加国家的建设，就会敌我不分，泄露国家机密，这是不行的，是要受到限制的。
现在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中国又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我们不能够冒进。当然，最痛快的是现在就宣布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收私营工厂。但是那就违背了《共同纲领》，就要闯大乱子。在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成分很多，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等等，这个数量是大海大洋，工人阶级并不占多数，资产阶级的人数也不多。自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以后，资产阶级思想经过小资产阶级，经过知识分子，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受到了批判。但是，要肃清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还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对各民主党派来说，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任务，不能急躁。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状态，因此我们的工作也就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
再讲如何号召学习的问题。我们可以号召各民主党派的成员来学习马列主义，但是我们不能够号召所有的人都来学习。因为有些人一时还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号召，即使参加了这种学习，也是口头上同意，思想上并不赞成，这就不好，不实事求是。学习要根据自愿，如果他不愿意学习马列主义，可以学习《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也是根据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写出来的，是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共同政治纲领。
我们的学习是不是要有重点呢？应该有重点。对民主党派在国家机关、文教机关工作的成员，应该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以便跟国家的领导思想相一致，跟国家的经济建设、文教建设的方针相一致，使我们写的东西，编写的教科书等等，眼国家机关制定的政策相一致。
关于参加国家建设的问题。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国家建设了。民盟的成员很多是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岗位上工作的，应该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地参加建设。民主党派的责任，就是要推动自己的成员积极地参加各自岗位上的建设工作，而不是由每个党派都直接领导建设。如果那样，我们的国家建设就成为多头领导了，就变成无政府状态了。就是工人阶级、共产党也不能是任何一个工人、一个党员都去领导国家建设。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笑话吗？有一家私营商店里的一个东家和一个店员，两方面争辩谁领导谁，店员说，我是工人阶级，我领导你；东家说，我是店东，还不是我领导你嘛！结果是吵不清。这就不对头。工人阶级领导并不是任何一个工人都去领导，如果任何一个工人都去领导，那就是多头领导了，那就不成为一个国家了。所以无论工人阶级也好，共产党也好，必须经过国家，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经过政府机关，经过经济领导机关去进行领导。国营经济领导私营企业，并不是任何一个国营企业都去领导私营企业。如王府井大街的一个国营商店对隔壁一家私营商店说，我领导你，我让你关门你就得关门。那就不行。如果那样就乱了。所以，一定要经过国家经济领导机关去领导。学校也是如此，共产党对学校的领导只能经过校务委员会或它的上级领导机关教育部。这就叫作民主集中制，也就是一切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然后再到群众中贯彻下去。这是我们新民主主义的特点。没有集中就没有民主，有民主就需要集中，没有集中的民主就是极端民主，就是无政府主义；只有集中没有民主那就是专制主义，个人独裁。我们要反对这两种倾向，实行民主集中制。所以，民主党派在各个机关、企业、学校参加建设工作的成员，都要服从那个机关、企业、学校的领导，一直到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最高的领导。这样，整个国家才能有计划地、有组织地、有步骤地进行建设。
民主党派在机关、企业、学校的基层组织的任务，就是要推动自己的成员在这个机关、企业、学校里面起积极分子的作用，同共产党合作，并且教育推动它所联系的群众跟我们一起前进。推动了别人进步，也就教育了自己。
各民主党派既要积极参加各种建设工作，同时也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因为我们是政党，政治觉悟总是高一些，所以就应该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并在其中起推动作用。过去各民主党派参加了各种革命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后参加国家建设，还要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矛盾。听说有的民主党派成员因积极参加各种政治运动而放松了业务，或者忙上了业务就不问政治，把政治和业务两者对立起来了。这里也有客观原因。建国三年来，政治运动很多，工作很紧张，大家忙于运动，而把业务放松了。在座的很多位教授就吃过这个苦，政治运动参加得多，课教不好，学生不满意，结果是过去的名教授，现在变成了受批评的教授。另一方面，我们现在要进行建设，过去学的那一套很多都不适用了，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钻研业务，而钻研业务，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据说许多位教授最近很紧张，清华大学的教授平均每人每星期要有六十个小时的工作，每天要工作十个小时。用脑筋的工作每天十小时是够累的了。
这种情况很多学校都同样存在，我们政务院讨论高等教育的时候研究了这个问题，准备作适当的调整。过去大家搞政治运动很紧张，现在搞建设又很紧张，如果一直这样紧张下去，不作适当的调整，那就会使大家都得神经衰弱病。听说现在年老一点的教授都失眠，不吃安眠药就睡不着觉。如果大家都吃安眠药那就成问题了，所以必须作适当的调整。现在政府机关把每天一个半小时的学习取消了，机关干部对这件事很赞成，过去的确是疲劳得很。这是一大德政。本来，政治与业务不是对立的，而是结合的，但是要结合得好，时间就不能太紧。
现在，开会太多也是一个问题，要设法调整。我们应该看到，业务里面也有政治。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就是政治，研究如何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也是政治学习。今后如何把紧张情形改变过来，是我们领导机关应负的责任。
社会主义改造与国家资本主义（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
【题解】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十九次常委扩大会上总结发言的节录。
【正文】
《共同纲领》已经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次会议全面地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指明国家资本主义是引导私营工商业走上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为的是把改造的性质和目标更加明确起来。
改造当然不限于经济方面，整个社会都在改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
为什么要着重提出经济改造？因为经济是基础，其他都是上层建筑，如果经济不得到改造，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立不住。毛主席说过，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不能有依赖心理呢？比如由苏联搞重工业、国防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行不行呢？我看不行。我国是一个近六亿人口的大国，地下资源很丰富，如果不努力建设自己的工业，特别是建设重工业，那就不能立足于世界。旧中国的工业基础很薄弱。孙中山先生说过：我们要迎头赶上。现在我们有机会，要加紧赶，不赶就要全盘皆输，就站不住脚。今天的世界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抗美援朝〔310〕的胜利，打乱和推迟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时间表。但是，我们不能松懈，有备则无患。否则，帝国主义就要钻空子。我们必须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建设国防工业，这是不能推迟的。工业建设不是短时期的事，例如，基本建设一百四十一项要全部完成，就需要七年的时间。有人说：“到那时也不过才赶上七七事变时日本的水平，算什么？”但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是不容易的事。如果不搞，连这个水平也达不到。总之，经济是基础，经济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础，而国家工业化又是实现经济改造的关键。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这是一百多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所追求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宏伟事业。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希望大家仔细地想想这个问题。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我国便进入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中心内容，就是实行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现在的国家制度，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但和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完全相同。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我国革命则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两国情况不同。我国政治上居于领导地位的是工人阶级，经济上居于领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我们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四个阶级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一直到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集中地说，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一九四九年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产值比重是公四私六，到去年底变成了公六私四。在绝对数字上公私都增加了，但国营增加得更多。这个趋势就说明了我国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不要隐讳这个趋势。
毛主席说：“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就是说，国家资本主义是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经之路。现在要把这个问题明确化，肯定下来。至于具体化，还要做许多工作，这是今后的任务。目前，国家资本主义在工业方面有公私合营、加工定货和收购产品三种形式，以后或许还会创造其他的形式。商业方面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出现了公私合营、代购代销、代批发等形式，但现在还很不成熟，还需要摸索经验，总结提高。
国家资本主义并不就是将私人企业收归国家所有。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国家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而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至于这种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占多少，那要看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高低而有所不同。因此，不能说实现了国家资本主义就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取消资本主义所有制，它只是有限制的资本主义，还需继续改造和提高。当然，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和西欧的自由资本主义是不同的，它不能自由泛滥。即使未参加国家资本主义的私人工商业，也不容许自由泛滥，随便关厂、让工人失业就不行，囤积居奇或销毁产品也不行，投机倒把的那就一定要受到惩治。资本家的企业所有权、用人权、经营管理权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如果资本家要辞退工人，必须到劳动局打招呼，生产管理也要和工人协商。有人说这种资本主义是新型的资本主义，这个说法不完全，如果科学地加以解释，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国营经济领导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