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岁月》
作者：安建设【完结】
内容简介：
这本书对历史的叙述或许不是最好的，但周恩来自身的人格魅力，足以令这本书熠熠生辉。
本书内容包括在“红卫兵运动” 中、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次较量、和“大闹怀仁堂”的战友们、大树参天护英华、“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共和国总理心中的“抓革命、促生产”、七亿人民的“总管家”、特殊年代里的中央传委会、从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向周总理汇报、高举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在外交部“夺权”前后、中苏总理北京机场会晤之后、“乒乓外交”始末、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饮水不忘掘井人”——中日建交纪实、邓小平的“复出”、175位将军的“解放”、“长沙决策”、最后的斗争、在周总理身边、邮后的使命的内容。
中共中央、老一辈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评价
在“红卫兵运动”中
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次斗争
和“大闹怀仁堂”的战友们
大树参天护英华
“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
共和国总理心中的“抓革命、促生产”
七亿人民的“总管家”
特殊年代里的中央专委会
从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
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
向周总理汇报
高举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
在外交部“夺权”前后
中苏总理北京机场会晤之后
“乒乓外交”始末
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饮水不忘挖井人”——中日建交纪实
邓小平的“复出”
一百七十五位将军的“解放”
“长沙决策”
最后的斗争
在周总理身边
最后的使命
附录周恩来著作及生平大事年表（1966—1976）
后记
校订说明
中共中央、老一辈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评价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摘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整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活，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邓小平
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
——陈云
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一开始就引起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干部私群众对他们的抵制。……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叶剑英
恩来同志在长期斗争中，同党内党外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建立了亲密的感情。尤其在十年动乱时期，环境复杂而又艰险，他如同“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几乎耗尽了所有精力，做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减少政治损失，维持经济生活，保护广大干部，支持正义群众，改善对外关系，等等。恩来同志这种为共产主义理想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以至在国际人士中，树立了忠诚、亲切、勤奋、坚毅、无私、无畏的崇高形象。
——李先念
在“红卫兵运动”中
雍文涛
这样大的局面，我是做梦也没想到过……
——周恩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央决定将我从广州市委调到北京，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和中宣部副部长。八月，又兼任北京新市委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新市委书记。时值“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因为工作关系，我同敬爱的周总理有过较多的接触，当面聆听他的教导，根据他的指示开展工作，处理问题，一直到十二月中旬我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为止。每当我想起这一段往事，周总理严肃坚定地与林彪、江青一伙作斗争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在这篇文章里，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读者介绍“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全国局势，耐心说服青少年所做的不懈努力，并以此表达我对敬爱的周总理深深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新市委根据周总理指示，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地址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筹备了两天，二十六日即召开了联络总站成立大会。
一开始，市委决定我以市委书记身份兼任党委书记主持总站工作。当时，即将在联络总站工作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对于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总站和如何进行工作都缺乏思想准备，普遍有惶惑之感。但是，就在联络总站成立的当天，周总理亲自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做了重要讲话，周总理说，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这就为我们明确了方向，规定了任务。紧接着于九月一日和九月十日召开了两次红卫兵座谈会。在这两次会上，总理首先倾听同学们提出的意见和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两次大会之后，我们不仅从开始时存在的困惑心情中走了出来，并发现站到第一线亲自解决问题，正确宣传、解释党的政策的，首先是我们的周总理。
从八月下旬总站成立到十二月中旬我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周总理为教育引导青少年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四十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无论是大型会议，还是小型个别会见，周总理都不失时机地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做了大量工作。有些会议长达四五个小时，有些会见谈话则是通宵达旦进行的。周总理在青少年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那种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激发了同志们宣传党的政策的热情，克服了畏难情绪。那段时间，联络总站平均每天接待人民群众来访上千人次（来信、来电话及外出联系办事的计算在内）。迄今回顾起来，当时没有出现大的失误，与周总理的身教言教是密不可分的。
二
在联络总站成立之前，北京市内已掀起了破“四旧”的浪潮，从八月下旬到九月下旬，形成全市性的高潮。据九月五日的统计，到八月底止，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被抄家的一万多户。许多被斗、被打、被抄家的家属等到联络总站申诉。一些学校的校长、教员、支部书记被斗致死，不少学校校长、教师被编入“劳改队”。革命烈士董振堂的女儿董光苔是女三中的支部书记，刚刚生下一个女儿，就被拉出去强迫劳改（后经毛主席批示由联络总站负责营救出来）。在抄家的同时，发生了驱赶市民的情况，从八月二十三日到九月九日，仅崇文区被迫搬迁出市区的就有四千余人，随迁的家属六千多人，红卫兵在一些服装店、理发店张贴了“最后通牒”，说他们搞了奇装异服、奇怪发式，勒令关门停业。有的红卫兵在荣宝斋张贴了对联，“遗老遗少杂七杂八大毒草，黑诗黑画妖风鬼雨蛇神窝”、横批是“鬼聚堂”。那时，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恐怖气氛笼罩着北京城。
对社会上出现的严重情况，联络总站均以简报形式，分别向党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作了汇报，当时主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央文革，对我们上报的情况，表面上未置可否，但实际上已经不满，认为我们的观点、立场不对。九月五日，中央文革发了一期破“四旧”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称“红卫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战果是“把资产阶级打得威风扫地”，“扫除了封建迷信”，“消灭了资本主义”。紧接着，在后来的天安门大会上，林彪公开表扬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说什么，革命的洪流正在涤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林彪、江青一伙对红卫兵的这种“表扬”、“鼓励”其实是在煽动红卫兵抛弃党的政策，把整个社会秩序搞乱，就连红卫兵中一部分人，也在思考为什么这样干？焦躁不安地寻求解答。
正是在这个关健时刻，周总理于九月一日、十日、十三日，三次长时间听取红卫兵的意见，并向他们反复耐心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求把红卫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谈到武斗打人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我们手里，有政权，有武装，人有错误，可以批评，犯了法可以关起来，可以送去劳改。至于煞他们的威风问题，那也有人民的威力，有解放军的威力。所以，我们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就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分子，也应该是这样。在谈到对待五类分子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要团结大多数，特别要争取团结中间力量。敌人总是少数，朋友总是多数，打击面太大，就会失掉中间派的同情。不是所有地富反坏右出身的都打倒，我们要打击的是那些暗藏的反革命，现在还在搞反革命活动的，有民愤、有血债、查有证据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只要摘了帽子就不叫右派。对资产阶级，我们要批的是他们的思想体系和违法行为。对一般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我们也是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不能动不动就搜查、抄家。即使对逃亡地主，他们原有的土地已经被分了，到这里已经落户了，也不需要再把他们赶走，不能把一切人都赶走。要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由你们去赶，那也不一定好。如果这样做，我看就是派出所想卸包袱，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了，你们就把这些人往火车上一赶，以为就完事了，其实没那么简单。不能把一切黑五类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都清除掉，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历来主张要改造他们。对知名人士，一定要慎重对待。宋庆龄是我们革命的长期合作者，到她家里去贴大字报就不恰当。这只是说贴大字报，若进一步超过这个范围，如打人、搜查、抄家，那就属于法律制裁问题了。十五中同学同我谈话时说，理发馆都是资产阶级的，不要了。我反问他们，北京几万理发工人怎么办呢？他们一家子生活怎么去解决呢？有的同学说留长辫子不行，但短辫子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就算资产阶级思想吗？他们一下子被我问住了，在谈到宗教信仰问题时，周总理说。不能把清真寺都办成学校，都作为公共的机关。像新疆一些地方，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改变那个习惯，需要时间，宣传是可以的，强制就不对了。针对一些人破坏公共设施、烧毁文物等，周总理提出。要保护国家财产，保护群众利益。有些东西国内不能用的，可以出口，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出口，非毁掉不可，其实卖出去可以换取外汇，买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嘛！
这些苦口婆心的讲话，在当时很有针对性，联络总站和下属分站，立即用各种形式和办法，分别向各学校进行了传达。据九月二十四日统计，听传达的大、中学校的师生达数万人次。联络总站组织传达之后，下面反映很好。普遍认为周总理的报告像是一场及时雨。有的同学还说，这些问题我们都争论过，总理好像都知道一样。
三
一九六六年秋末冬初，“文化大革命”的势头更加猛烈。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少年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联。他们到处造反，导致生产混乱，社会动荡。对这些被推上历史舞台的青少年是因势利导，苦口婆心地批评教育呢？还是推波助澜心怀叵测地蒙骗、利用？两种态度，两种做法，反映了一场争夺育少年的斗争。
江青多次借接见红卫兵之机，口蜜腹剑地吹捧小将们的“革命”行动和“伟大”作用。所谓的理论家陈伯达，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大作文章，胡说什么：同学们的发言水平很高，在“文化大革命”中进步很快，逐步逐步地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了，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巩固的保证，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保证，是防止我国出现修正主义的保证，是我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把那些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使我们站到前面的保证。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夺权，竟无耻地把无知的青少年当作炮灰和工具加以利用，他们用心之险恶，对青少年毒害之深重，令人发指。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对待青少年的问题上，周总理与林彪、江青一伙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总理在九月一Q日对红卫兵讲话中，先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具有朝气蓬勃的精神，但必须保持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作风，你们要学习解放军的组织性、纪律性。因为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的知识毕竟有限，你们知道的各方面情况和党的政策并不是很完全的。一个新事物出现，你们的好处是善于接受下来。但要从实践中检验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对，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这样的精神，你们是应该有的。周总理还多次指出红卫兵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他特别强调学习任务。强调只有学习好才能宣传好，学习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明天。
周总理针对青少年正在成长中的特点谆谆教导说：从学校走到社会，你们已碰到很多不熟悉的事情，要想自己少犯错误，就要抓好两头。首先要学习毛主席的书；另一方面要练好基本功，先进行调查研究，这就得深入群众，接触广大不熟悉的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对任何事情，都要先做学生，要做一个勤勤恳恳的小学生，人民永远是我们的先生。周总理的这些话，不只讲过一次，特别是在大型的集会上多次对红卫兵反复讲这些思想。他那循循诱导、诲人不倦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
四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周总理参加了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周总理着重讲了红卫兵既是战斗队，又是学习队、宣传队。讲到战斗队时，周总理又特别讲了两点：一是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二是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周总理提到有人问犯了路线、方向性错误的人是不是黑帮的问题时，十分明确地说，不能那样讲。并说不应当滥用黑帮这个名词。还有下次，也是在接见各地代表的大会上。正当周恩来讲话时，会场的一个角落忽然响起一声“打倒刘少奇！”接着又有几个人与之呼应。会场里人头浮动起来。正循循善诱地讲着话的周总理听到后，脸色骤然严峻起来。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只见周总理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这个明显的动作表明不同意这个口号的鲜明态度。总理这一举动震撼了大会，使险些混乱起来的会场立刻平静下来，全场千万双眼睛重新把日光投向了周总理。少顷，周总理转回身来，面容依然十分严肃。一场凶涛恶浪过去了，大家长长地舒了口气，但刚才周总理威严的身影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接着，周总理作了较长一段讲话。他说，犯了路线错误能不能就说他不革命？不能这样说。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党史就清楚了，在我们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党中央曾发生过四次路线错误，即遵义会议以前，曾经胜利过，也失败过；发展过，也缩小过。周总理列举了四次路线错误的简况后说，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五年初，也不能说当时的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他们主观还是革命的，但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报失。党在那以后，还是领导人民前进的。所以，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这和反革命集团、独立王国、分裂出去组织另一个党是不同的，要区别开。周总理最后更为严肃地说，我是过来人，在长征以前，我犯过路线上的错误，但是，毛主席并不因此不让我改正错误。上面讲的，是我的亲身体会，如果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我愿意与他坐在一起说理、辩论。这时，会场安静肃穆，一直持续到周总理讲完散会。
在此之前，即八月中旬召开的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毛泽东同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已在一些人中传开。九月十日，在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上，有个别红卫兵递条子问周总理毛主席写了大字报的事，说是从一位权威的人那儿听来的，间情况是否属实。周总理严肃地回答说：现在你们中传说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要正式声明，主席的文件，只有根据主席授权，党中央机关、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出版社发表的，才是正式的。任何传说，不管有什么根据，都不算数。今天我声明，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这句话，看成是对一切领导都打。否则，就成了一切党政机关都不能相信了，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对于毛主席的大字报内容是怎样流传出去的问题，中央文革还贼喊捉贼地追查了一阵，胡说是某某高干子弟首先传开的。但事隔不久，林彪、江青一伙为了陷害刘少奇同志，终于按捺不住，公开跳了出来。关锋、戚本禹在中宣部会见北航和地质学院的红卫兵时，戚本禹说了一段蛊惑人心的话，恶毒攻击刘少奇同志，他说：毛主席批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有错误的东西，一九四五年有人要交出武器，合作化时解散合作社（关锋插话：还有四大自由），不是一般的问题。……那是有地位的人。很多事不能讲了。高岗、饶漱石早就公开了的。这几年，一九六二年“三自一包”，困难时期，斗争非常激烈。那时候我们伟大的舵手若是不在，稍微离开，那我们国家就很危险。那时主张包产到户的，不是底下的同志，不是基层干部，而是从上面一条线贯下去。一千九百六十二至一九六六年，有些党内问题不能公开讲。你们可以好好看看党的公报，可以看懂的。戚本禹这段话，既是明枪也藏暗箭。这是中央文革成员公开出来作政治大煽动，还提供了那么多的炮弹。《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所以很快流传，紧接着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这绝不能认为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毛主席的大字报就是指的刘邓路线”，“经过这几天，同志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了这个来源……”林彪这里所说的经过这几天才比较清楚的来源，其实早在十多天前，他们就已经在红卫兵中故意泄露出去，煽风点火，必欲打倒刘少奇同志而甘心。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五
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把矛头指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更多的知识分子，又有意混淆当权派与走资派、领导干部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的界限，以致“文化大革命”初期“黑报”、“黑线”被滥用，并由“一小撮”很快扩大为“一大批”，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在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曾经塞进了“黑帮”、“黑线”的内容，由于周总理和陶铸同志的坚决反对，并经毛主席同意后，才被删去，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他们在“十六条”公布后，继续在他们控制的刊物上登载与“十六条”相违背的文章，使用“黑帮”、“黑线”的叫法，诸如什么“在林枫大红伞保护下，众多黑帮分子始终不同大家见面”，什么“周扬——田汉黑线下的大毒瘤”等。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大讲。“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吴文彬（厂负责人）这条黑线。”在他们的蛊惑煽动下，“黑帮”、“黑线”的叫法，到处可以听到、见到，揪斗“黑帮分子”、“黑线人物”之风，不仅在首都，在各省市也都越刮越猛。为此，周总理在红卫兵的几次大型集会上都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告诫大家，不要滥用这个字眼，要学会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九月十日，周总理和陶铸同志接见哈尔滨工大的三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当汇报到省一级的领导除潘复生外，大多挨斗戴了高帽子游了街，省委已经瘫倒不能工作，厅、局长一级干部二百多人中有一百多人都挨斗戴了高帽子，对这些被斗对象，有的被称为“走资派”，有的被称为“黑帮分子”、“黑线人物”时，周总理打断他们的汇报说：这就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了。同学们，要冷静地想想这个问题。周总理接着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我跟北京红卫兵讲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不是毛主席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所以，主席考虑之后，在“十六条”上没用这个话，本来草案上有“黑帮”、“黑线”，后来，主席考虑还是决定不用。接见结束，三派代表一致表示，回去之后，要贯彻周总理及陶铸同志的讲话精神。
但是，滥用、滥揪、滥斗“黑帮”问题，始终没有停止。不久，即发生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要揪斗“黑帮”一事。上海市委打电话请示周总理，周总理在回话中说：“你们不是‘黑帮’，你们还是革命的。”十月十三日，在先农坛红卫兵大会上，就有人向周总理发难，问周总理是否说过这个话。周总理坚定明确地回答说：我是这样讲的，因为今天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不革命的、反革命的。至于工作正确与不正确，那是路线上的问题，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十月十五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负责人，江青参加了。在提问题时，一位造反司令部的成员挑衅地说：“上海以传达总理的讲话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为盾牌，压制革命。”周总理当即严词回答说：“我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但未说过他们一切都是正确的。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经讲过多次了。”对江青一伙在这个问题上虽不死心，但对周总理义正词严的答复，无力反驳，语塞作罢。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对林彪、江青一伙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倒行逆施勇于针锋相对，严词驳斥，而对被他们迷惑和利用的青少年，则是耐心地教育说服。这种表面平静，实质尖锐的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而日趋激烈，当时，周总理大义凛然的立场，敏锐的令人信服的宣传解释，在广大青少年、干部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当时夜空中高悬的一颗北斗明星。他那忠诚、正直、不屈的光辉形象，长留在人民的心中，周总理在十年动乱中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呕心沥血，力挽危局，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所作的不懈努力将永留史册。
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次斗争
穆欣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周恩来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到处煽风点火，篡夺权力。祖国大地顿时沧海横流，风雨如晦，党和国家陷入动乱和分裂的严峻局面。在此关系到党和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周恩来总理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始终坚持自己的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稳定局势，消除动乱。既要维持国家各方面工作继续运转，又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这些努力引起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大忌恨，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对他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文革”初期，我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在未被江青一伙投入监狱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曾经见到、听到有关周恩来总理同林彪、江青一伙斗争穆的一些事情。总理的大智大勇，给我留下铭心刻骨的记忆。
一、在工作组存废问题上的抗争
运动伊始，林彪、江青一伙就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发生了“工作组事件”。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党常甩派工作组的方法加强领导，发动群众。“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则是维持党的领导和社会秩序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在组织上也是符合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这次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领导运动，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并且事先请示过在外地的毛泽东，征得了他的同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当初不但没有表示异议，陈伯达还当了全国第一个工作组——中央派往人民日报社临时工作组组长。不久，这事却被毛泽东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指责为镇压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成为刘少奇下台的直接导火线。
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去北京大学。当时经周恩来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请示，获得同意。第二天，又由刘少奇起草，刘、周、邓联名写信给毛泽东书面请示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一事：“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张承先于六月一日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新华社并于六月三日向全国作了报道。此后，北京和全国各地区陆续派出工作组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以克服有关单位正在急骤蔓延的无政府状态和日趋严重的混乱局面。
工作组受到各校大多数师生的欢迎，也遭到少数“造反派”的反对。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不合理性和在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同毛泽东对运动的指导思想有分歧，注定了工作组必然要犯所谓错误。江青和陈伯达、康生一伙这时乘机煽动，从中捣鬼，鼓吹“造反有理”、“打倒一切，致使群众在如何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有些学校发生赶工作组的现象。这个时候毛泽东在派工作组问题的态度上有所改变。六月九日，他在杭州忽然对前去汇报运动情况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实际上，这时需要派工作组的地方都已经派去了。
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了“六·一八”事件。这天上午，北大几个系的一些学生，将四十多名校、系领导干部和教授带上“斗鬼台”，采取了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子、罚跪等极端行动。工作组当即加以制止，扭转了局势。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同意工作组的做法，极少数造反派则认为这次事件是“革命行动”。刘少奇于六月二十日将驻北大工作组关子这次事件处理情况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中共中央的批示说：“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但是，在武汉的毛泽东却认为“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变化，陈伯达和康生、江青是清楚的。这时中央文革小组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间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加深了。
六月二十日，即在北京不少院校师生造反派学生驱逐工作组并已知道毛泽东态度改变了的时候，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上提出一个书面建议，其中说道：“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的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他主张撤出派到各学校和各单位的工作组。
在工作组存废去留的问题上，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陈伯达的意见，会上没有讨论陈伯达的这个建议。
这天深夜，陈伯达气急败坏地回到钓鱼台，谈起此事唉声叹气，满腹牢骚。他说：我这个小组长不能干了。今天晚上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我在会上写了一个条子，提出取消工作组。他对我的意见根本不理，把字条往旁边一扔，不在会上讨论。我这个组长还怎么当？
陈值达撤销工作组的意见，以“撂挑子”相威胁的计谋没有奏效，在中央的会议上遭到反对，他并不认输（因为他已摸清了毛泽东的“底”）。又在七月十三、十九、二十二日的中央会议上，连续三次对工作组提出非议。当时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同意立即撤出所有的工作组，陈伯达的意见被否决。
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从武汉回到北京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七月二十四日，他在钓鱼台十二楼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大区书记谈话时说：“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当然不是一切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撤销工作组。
这个时候，江青和康生、陈伯达把派工作组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并把工作组说得一无是处。在中央的会议上，周恩来对派工作组的事承担了责任。他说，派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地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
二、殚精竭虑保护老一辈革命家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始终把周恩来看作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他们强烈反对周恩来的情绪，随时随地流露出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是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这位一代巨人的华诞，重印了一九五六年初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新编选的周恩来题写书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这两部书各送中来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十一月初的一天晚上，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十六楼开会，办公室趁机发书。秘书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她一眼看到封面上总理的字，就像疯了似的，伸手把书扔到地板上，抬起双脚践踏。她一边用劲踩，一边呶呶不休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同时大肆咒骂宋庆龄，给她乱扣许多大帽子。十二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江青也拒绝参加。
江青如此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并且迁怒于周恩来，绝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既有“积怨”又有“新仇”。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宋庆龄也是受害者。上海的红卫兵破坏了宋庆龄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推倒石碑。当墓地遭受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来的时候，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廖梦醒把这些照片送给周恩来，周恩来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并在竣工之后拍照片寄给宋庆龄。
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也被造反派闯进去。她在北京后海北沿的寓所没有被人闯进来，是由于周恩来的及时拦阻。这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送毛泽东批准，名单上的头一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两天后，九月一日，在北京出现了大字报，要求把宋庆龄这位非党人士的国家副主席职务撤掉，并且扬言要冲进宋庆龄的寓所，同时发生了孙中山塑像被毁事件，周恩来严厉告诫北京的红卫兵：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国外，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原来，在此以前，毛泽东曾派江青探访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在深受这场浩劫巨大伤害的宋庆龄心目中，江青只是一个“报复心强而又权欲熏心的女人”。这时处于鼎盛时期的江青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完全采取教训人的腔调，把红卫兵捧上了天。宋庆龄向她建议：“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江青的脸立刻沉下来，结果不欢而散。宋庆龄的冷漠和批评，使她不能容忍，时思报复而又受阻于周恩来的“保护名单”。她对周恩来极力保护宋庆龄免遭冲击极为不满。有一次，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江青曾经放肆地对着周恩来叫嚣：“这个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不让斗，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
在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里，周恩来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他所能保护的党内外干部。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许多人过关，使他们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得到安全。至于他极力保护陈毅、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更是众所周知，令人感动。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挫败了江青一伙打倒一切、改朝换代的险恶阴谋。
三、挫败江青镇压“联动”的阴谋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支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纠察队联系，指导他们的活动，动员他们尽力把混乱的局势稳定下来。尽管这个组织如同其他许多群众组织一样，难免在人员上鱼龙混杂，“西纠”及其他地区的纠察队里有人做了些不利于稳定的事，但是总的说来，“西纠”等组织在抑制混乱方面起过一定作用。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它的活动。八月六日，最早组织纠察队的西城区和清华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在天桥剧场开会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都到会，江青想要拉拢他们，故意和他们套近乎，还曾把几个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找到一间化妆室里，诡秘地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要注意，现在我们站在前台来支持你们，但是背后有人给你们捅刀子。你们要知道，中央内部也不一致啊。”八月三十一日，林彪还曾戴着“西纠”的红袖章参加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但当他们日益认清了林彪、江青篡党夺权的真面目，组成“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起来造“中央文革”的反，张贴反对林彪、江青的大标语时，江青一伙就翻脸不认人，站到他们的对立面，残忍地把这些稚气未退的中学生打成“反革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帽子扣到这些青少年的头上，并对周恩来进行突然袭击。
十二月十六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那天，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头都去参加大会，叫我先到会场照料。在这次大会上，江青活像一个泼妇，竟对“小将”们撕破脸皮，破口大骂。她威吓说：“对于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这样一小撮，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她事先未向周恩来打招呼，突然当场点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和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名字，诬陷他们是“保守组织”的“后台”，还逼周荣鑫、雍文涛到前台低头认罪，并且指着他们的鼻子说：“我希望你们对于青年的、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在江青还没有讲完话的时候就来问我（在江青后面接着先要讲话的是陈伯达）：是否还请总理讲话？毕生经过无数惊涛骇浪，挫败过蒋介石、杜勒斯这些超级反动人物的周恩来，岂能被江青这般鼠类的恶作剧所吓退？况且先已宣布总理要讲话，这也是在场的绝大多数红卫兵的殷切期望。我回答说：应照原定议程不变。
在陈伯达讲话后，总理从容自若地走到台前。针对江青对“西纠”声色俱厉的指责漫骂，他亲切地关注地说：“总结这四个月的经验，成绩是主要的，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毛病，没有缺点，没有错误，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像一个新生的孩子，刚从胎里出来，毛手毛脚的，长一个疮呀、长一个疱呀，把它割去就是了，新生的力量总是要成长起来的。”这个时候，全场响起的长久不息的热烈响亮的掌声，说明了人们的意向。
江青一伙策划这次会议的背景是：这时从中学到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中，早已兴起来势凶猛的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怒潮。十二月五日成立的“联动”组织，把斗争矛头直指“中央文革”，贴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的标语，震撼了江青一伙。十二月十二日，《红旗》杂志专门发表社论，提出“斗争矛头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十三日，康生恶狠狠地说：“对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严厉的镇压！”十四日，康生再次恫吓：“对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这天江青在台上这番咬牙切齿的漫骂，不过是这种恫吓伎俩的继续。实际上，对“联动”的镇压行动已经开始：“西纠”、“东纠”和海淀区纠察队都有许多人被捕。总理讲到那些被捕红卫兵的时候沉痛地说：“因为他们是青年，只要他们诚心悔过，交代出犯错误的原因，就应该得到宽大处理，这样也可以更好地教育我们大家。”
同时，总理深知，江青一伙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做得出来的，唯恐这些青少年继续遭受他们的镇压摧残。总理出于真诚的爱护，在第二天接着召开的“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上，为了尽早解除江青一伙镇压的口实，劝告各纠察队马上自动解散。总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