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文化大革命”前致力纠“左”、“文化大革命”中依然存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斗争中开始发展壮大，并力图实现对各项工作的正确领导。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由于党中央集体已基本失去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能力，林彪、江青集团更加为所欲为，到处伸手扩张势力，党内健康力量被严重削弱。林彪集团覆灭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李先念（后又有邓小平）等参加。这就表明，此时党内健康力量不仅存在，而且正逐步将党政军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后来进一步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提供了组织领导上的保证。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一批老同志站出来工作，更使得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改朝换代”、“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的罪恶目的遭到破产。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特别是“二月抗争”中老一辈革命家坚持恢复党的领导、保护广大老干部的这种强烈的愿望。事实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
其次，经过大力整顿，“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得到恢复，国家开始建立起较为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这个问题，也是党内健康力量与“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集团反复斗争的一个焦点。自“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革命”就与生产发生尖锐冲突，“革命”破坏生产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尽管中央多次发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但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严重存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真正恢复、建立起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的。即使局势出现表面“稳定”，也难持久。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广为宣扬的“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的谬论，周恩来曾多次予以批驳，他说：“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而只有彻底揭露和批判极左思潮煽起的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进而彻底改变管理混乱、生产下降的局面。应当说，一九七二年以来逐步实现的党的经济政策的落实和企业管理制度上的整顿，也是“文化大革命”中首次进行的大规模的“抓生产”之举，是党实行对于经济工作的有效领导的一个开端。
第三，党和人民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空头政治、个人崇拜等做法已有所认识并开始初步从思想上加以抵制。所谓“突出政治”和个人崇拜，是林彪集团借以起家和大搞阴谋的两大“法宝”。对此，党内健康力量从一开始就做过抵制和斗争，尽管这种抵制和斗争是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在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中，周恩来十分注重用事实来揭露“文化大革命”中只抓“革命”、不问生产的空头政治所造成的危害，提出政治必须落实到生产业务上，提倡要为革命学习业务，钻研技术。这就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林彪一伙鼓吹“突出政治”、大批“唯生产力论”的实质完全是为其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涉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性的错误，但人们对于恢复生产、恢复文教科技等战线的正常工作所表现出来的空前的热情和积极性，正表明人们已从思想深处开始脱离抓阶级斗争万灵的固有观念，并开始厌恶“文化大革命”所特有的那些使人眼花缭乱的空洞的政治口号，而将着眼点放在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国家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方面。这在党的工作重心没有也不可能实行转移的年代里，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掀起的狂热的个人崇拜，人们在思想感情上的冷却更是前所未有的。在人们头脑中，吹捧者与阴谋家之间已习惯性地画上等号，对极左思潮大搞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处处强加于人等极端做法产生的厌恶情绪，似乎成了人们对几年“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反省。当然，这种“冷却”和“反省”，还不可能彻底摆脱感情上的因素而真正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但与几年前的那个盲目年代相比，毕竟是要“自觉”得多了，可谓思想解放路程中的一次启蒙。
（三）全面整顿的先声
历史已经表明，邓小平等领导的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是党内健康力量为纠正“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左”倾错误而进行的一次空前壮举。此举对于后来进一步启发党和人民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认识、对于加速江青集团的覆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历史性影响。然而，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各个发展阶段相互联系的一个过程。如果说，邓小平等领导的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斗争的一次高潮的话，那么，周恩来领导的一九七二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则是这一高潮的先导，它为一九七五年的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第一，这次纠“左”，为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联系各条战线实际、揭批林彪一伙的倒行逆施的过程中，周恩来曾多次指出，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各条战线的各项工作都要一分为二，不能全盘否定。这就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何以发动的问题。按照毛泽东准备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系列讲话及《五·一六通知》等文件，“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乃是由于混进党政军的一大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在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几乎全部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统治，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形势如此严重，方有必要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来公开地、全面地揭发上述“阴暗面”。而周恩来对于十七年各项工作成绩的肯定，无疑是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化大革命”发动论点的否定，使上述判断难以成立。这就为重新调整党的各项政策、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概否定的前十七年的正常工作和合理规章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应当说，从一九七二年的初步整顿到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都是以此为基本依据的。
第二，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解放和复出，即以事实宣布了要“斗倒、斗垮、斗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目的的失败，由此恢复和建立起久经考脸的老一辈革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一九七二年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已多次感觉自己病体难支，力不从心。为使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后继有人，坚持下去，在毛泽东的过问下，他大力推荐了相当一批党政军重要领导骨干。尤其是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前后邓小平等老同志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对于此时结成“四人帮”的江青集团势力多有钳制。如此，一九七四年周恩来病重住院之后，才能够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健康力量，继续进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反对江青集团的斗争。
第三，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纵观全局，采取了为当时客观条件所允许的方式方法，成为后来邓小平等领导的一九七五年斗争的重要借鉴。
例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仍为实现整一个斗争的一个基本条件。此时毛泽东虽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如加快国民经济发展、解放更多老干部、开展灵活多样外交等方面，仍作出不少正确决策，对克服极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许多场合下，毛泽东的支持，往往成为排除江青集团干扰破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应当说，在邓小平等领导的一九七五年的斗争中，则更多地利用了这一有利因素同江青集团进行了反复较量。
再如，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首先从经济领域入手，联系实际，解决林彪一伙干扰破坏的问题。这也是一条重要经验。“文化大革命”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而国民经济的发展又与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密切相关。在经济工作中实行整顿，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合理的规章制度，较易为人们所接受，施行起来思想障碍容易扫除。另一方面，经济工作也是江青一伙插手较少、不很熟悉的一个领域。周恩来在纠“左”过程中虽然也遇到江青集团从中作梗，但他们终究不能抓到更多的理由加以反对。这同文教科技等江青集团一手控制的“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比起来，经济领域的整顿毕竟要容易一些，可谓先易后难，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也是采取了类似的方法，首先从国民经济中关系国计民生的最重要部门入手，再扩及其他部门、其他领域，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整顿方针，进而取得巨大成效。
最后，舆论宣传作用十分重要，必须牢牢掌握在党的健康力量手中。这是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五年两次斗争的共同经验。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正是通过报刊广播等宣传手段来扩大、施加其恶劣影响的。大造反革命舆论，确是林彪、江青集团，尤其是江青一伙的看家本领。为此，必须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才能有效地实现各项工作的整顿。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后，由于周恩来失去了对《人民日报》这一重要部门的控制，使得江青集团重新窃取了宣传主动权，随即掀起大批修正主义“回潮”、“复辟”的阵阵恶浪，成为批判极左思潮斗争不断受挫、被迫进入尾声的一个原因。鉴于这一教训，邓小平等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舆论工作。他在宣传大权不完全掌握在手中的不利条件下，利用多种场合，以其特有的简洁、犀利的语言来抨击“左”的错误，批驳江青一伙的谬论，道出了人们想要说而又不能说出的话。根据他多次讲话精神，这一时期产生的《论总纲》等文件，更是从理论上深入论析“文化大革命”错误，切中江青集团的要害，因而深得党内外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应当说，正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大造革命舆论方面的成功努力，才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明辨了是非，为一九七六年的“四·五”强大抗议运动提供了思想条件。
一九七二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因种种原因而被迫中断，但党和人民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反对江青一伙的斗争并未停止。一九七五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一九七二年斗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脸，吸取教训，重整旗鼓，向着“左”倾错误和“四人帮”一伙展开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
在外交部“夺权”前后
金戈
外交部大权属中央，谁也不能夺！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从此，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产生了自己的第一任外交部长。
九年之后，一九五八年二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卸去所兼外交部长一职，同时任命陈毅副总理为新中国的第二任外交部长。
在陈毅接替周恩来所兼外长职务后不久，党中央和国务院又作出决定：中央设立外事小组，国务院设立外事办公室，由陈毅担任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这样，建国后一直为繁重的内政外交事务而超负荷工作的周总理，终于有了一位十分得力的助手。应当说，这也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领导核心长期考察、选择的结果。
这先后两任外长，一位是开国总理，一位是三军元帅；既是上下级，又是老战友。他们之间的友谊，可一直远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一批中华英才旅欧勤工俭学时期。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不仅锻造了两位革命家坚韧的意志和超人的胆识，同时，他们的革命情谊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发展、加深。正是这两副铁肩，承担起开创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新局面的重任。至一九六五年底，已有四十九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冲决障碍，与日俱增。
然而，就在陈毅外长任职的第九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新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外交格局受到严重干扰，既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也随之一个个被打乱、被破坏。面对这突如其来、变幻不定的形势。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周恩来、陈毅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担忧之中。与此同时，几十年斗争中培养起来的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以及对自己亲手创建的人民共和国的深厚感情和高度责任感，又使得两位革命家奋不顾身地投入面前的激流，同林彪，江青一伙煽动起来的种种极左言行进行不屈不挠的反复的斗争。其间，这两位革命战友之间的友谊也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一、周恩来以身作盾
对这场从一九六六年春夏开始愈刮愈猛的政治风暴，即使是几十年一直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周恩来也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每每陷于被动。“红卫兵运动”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坦露心迹：我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局面，想不到会发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对主席思想紧跟、紧学、紧做，但还是跟不上，还常常要掉队，犯错误。当然，由于经历、地位、性格的不同，身为“第三号”领导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自然要慎重一些，含蓄一些。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就是实事求是，注意政策。
例如，一在“炮打”、“炮轰”、“打倒”等口号满天飞的情况下，周恩来从不随行就市，人云亦云，而是反复强调党的一贯政策，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借以劝导、说服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党领导下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因此，不能说所有地区、所有部门都是“黑线”、“黑帮”，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说的各项工作，自然包括建国以来他和陈毅先后担任外长时期的外交工作。运动初期，周恩来第一个下去蹲点的单位就是北京的一所外语学院，他曾多次直接听取陈毅外长关于外事口运动情况的汇报，对有关外事系统运动的指示，也常常是由周恩来、陈毅二人联名发出。
新中国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生性豪爽、坦率，长年戎马生涯，仍诗兴不减。据说，他是党内高级领导人当中唯一能在毛泽东面前无拘无束的人，也是毛泽东少有的几位“诗友”之一。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使多少人改弦更张，朝秦暮楚，每每“知今是而昨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大革命”确实是暴露人们灵魂的一次“洗礼”。但是，在此顺之者荣昌，逆之者遭殃的“潮流”面前，我们这位陈毅外长却偏偏“不识时务”，不管是什么场合，小到几十人，大到几万人的会上，他都要甩出几句心里话，给正陷于“革命”狂热中的人们泼上几瓢冷水。
到一九六六年秋天，经过党内最高层的连续三次发动（即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文化大革命”终于在全国铺开，天下大乱的局面迫在眼前。这时，对“内忧必起外患”有着切身体会的陈老总，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他到处奔走疾呼，仗义执言，在党内、军内率先抨击“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种种错误做法。
在阴谋家们的指点、支持下，没过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部长陈毅。
就在所谓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恶浪刚一掀起，周恩来立即站出来。挺身挡住一颗颗射向陈毅外长的炮弹，竭力保护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下面是周总理两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组织代表谈话的部分内容，从中可略见当时“形势”之一斑。
第一次谈话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晚七时，地点在国务院会议厅。正式谈话前，到会学生代表纷纷对外交部派驻外院工作组负责人、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表示不满。
总理（对一学生）：你今年才二十多岁嘛，活到我这么大还有四十年。你晓得将来会越到什么样的“牛鬼蛇神”吗？怎么把刘新权说得那么可怕？
学生：刘新权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总理（摇头）：还不能作这样的结论。
学主：我们就作了。
总理：我还没有同意。
学生（不服地）：那我们各自保留看法吧！
谈到北京外事系统院校运动不能开展，“左派”学生受压制时……
众学生：陈毅同志时此要负很大责任，他总是“和稀泥”。
总班：你们说他“和稀泥”，他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学生：他说反毛主席不算反党，他就反过两次，毛主序上台后还团结他……
总理：说反对毛主席不算反革命，如果是指党内路线斗争，也可以这样讲，他没有把当时情况讲清楚。他是把这个问题孤立起来谈了。“走火”就在这个地方。
学生：十一月十三日他向华事院校学生讲话，好多学校转播，同学中对立情绪马上增加，停止了几个月的大辩论又开始了。
总理：有这么大作用？
学生：“多数派”同学揭发，陈毅骗了他们，见他们时支持“多数派”，见“少数派”时又另说一套……
总理：陈老总没有单独见过“多数派”。
学生：他说工作组检查两三次就行了，还说是毛主席说的……
总理（点头）：有这样的事，是讲李雪峰同志。李雪峰检查相当好，主席讲，检查两三次就可以了。
学生：陈毅在外交部红卫兵解农大会上还讲“多数派”守纪律。
总理：你们对陈毅同志说过的话，就要求那么严？这样听起来，你们是对他有偏见，专抓“小辫子”。
学生：……反正陈毅同志的许多讲话没起好作用。他还说刘新权是我陈毅派出的，我担一半责任。
总理（点头，满意地）：是负责任的话。刘新权是外交部派出的，陈毅同志是外文部长，他当然要负一部分责任。这很好。
学生：他还说，将来你们对就立一功，不对就向我道歉。
总理（肯定地）：成听陈毅同志这样说过。
这时，总理神情严肃，提高了声调：
我今天没时间多讲陈毅同志的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他是我们觉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邵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你们要考虑国际国内影响。至于对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我和他相处几十年，一起管外文，经常一起向主席报告工作，我晓得这个同志，他不会说假话。
学生：他要我们别总揪住工作组不放，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
总理：这样说他可能承认。我们也说过不理解嘛！
学生：他总强调个人经验。
总理：这是一番好意。可能地点、时间不合适，没讲清楚。当然，这也是这个同志的优点，没有隐瞒观点，脱口而出。他以为用现身说法可以帮助你们，而你们需要的又不是那样的话。……
最后，周总理告诫在场的学生代表：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击外交部。如果你们要冲，我势必出面干预，最后你们还得走开。
十天之后，十二月十三日晚至次日凌晨，周总理连续五个小时再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谈话，在场学生仍抓住陈毅“问题”不放，实际是逼总理在此问题上松口、表态。下面是双方谈话最后结束时的几段：
学生（咄咄逼人地）：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问题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作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的观点。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总理：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送来一大叠东西（注：即十二月十三日接见时外院学生代表要总理转交中央的有关陈毅“问题”的材料），我还没有看。总得先让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学生（插断）：总理，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
总理（生气地）：你讲，我一直在听，耐心地听嘛！但你不能总要我马上回答你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知火如荼”，天天出大事才痛快。我过去对你们说过，这样大的局面，我做梦也没敢想过；也许你们想到了，算你们有伟大的预见！事物发展常常超过我们的预计，包括各个行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犯了错误，认识到了，就要马上承认、改正。我这是对你们讲的老实话。所以，在我理解你们情绪的同时，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的问题，还发了这么大脾气，对不住了！
说罢，总理退场。
正当周恩来总理苦口婆心，以身作盾之际，有些人的讲话却与周恩来所言大不一样。就在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代表的同一天（十二月十三日），江青来到中南海西门，向为《红旗》杂志发表某篇社论前来“报喜”（注：名曰“报喜”，实则让领导人出来接见，发表讲话。以获取“中央首长”支持的资本，此举为当时北京所司空见惯）的红卫兵发表讲话，宣称：“你们的造反精神非常好，你们是我们的革命战友，你们是我们的革命小将；革命小将要勇敢，要不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人！”她还鼓动说：“你们不要怕，要有硬骨头”，“我们是心连心的，我们一块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这位权势显赫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注：凡遇组长陈伯达“称疾”时，她便成为“代组长”）此时此地的这番言词，绝不是一时兴起，随便说说而已。她实际上是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连受阻的情况下，向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公开亮出了“后台老板”的招牌，煽动天真的“革命小将”在前面打冲锋！她知道，自己的这篇讲话，当天便会以“中央首长重要指示”为题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继而传遍全国。与此同时，她手中还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帽子”和“棍子”：你要劝阻、引导这些青年学生吗？那便是“给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定框框、泼冷水”，你要制止乱打乱揪吗？那便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运”……
特别是对十一月间陈毅等几位老帅们的讲话，中央文革一班人早就心存不满，伺机反扑了。一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一次会上“定调”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随即，中央文革的其他要员们也马上在不同场合与其主子呼应：“群众起来了，有人想压是压不住的”；“对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不能指手画脚地指责”，“（老帅们的）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教育”等等。
在后台老板们的“指点”下，北京各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响应。包括军队中的造反派，也打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招牌。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来势凶猛，冲击整个北京城。
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军内造反派背着周总理和中央军委，擅自决定于一月五日召开“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筹备处”指名要求陈毅、叶剑英二人到会“接受教育”。就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周恩来亲自出面加以劝阻，指出：军队造反派把批判矛头指向陈毅、叶剑英两位军委副主席是“搞错了方向”。以陈、叶二人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他还明确表示“不赞成”开这样的大会，也不准备参加这样的大会，“因为于全军不利，攻击的矛头错了”。
就这样，在周恩来的挺身保护下，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来自外交、军队等系统的批判陈毅、反击“十一月黑风”的势头才不得不减弱下来，中央文革中的某些大员也开始变换出另一副面孔，在不同场合“表态”，称陈毅、叶剑英二位副主席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云云。
然而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二、在全面“夺权”的狂潮中
一九六七年工月，上海“一月革命”的台风骤然刮起，全国上下到处一片“夺权”之声，真可谓“搅得周天寒彻”！由此，外事口造反派们又活跃起来，他们再次寻机就批判陈毅问题逼迫周恩来让步，要求召开整个外事系统“批判以陈毅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万人大会，并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实际上是夺取整个外交大权的前奏曲。
在狂澜面前，周恩来稳若泰山。他坚持过去观点，毫不退让。对召开外事口万人批判大会的事，他指出，这要经中央同意，我即使到会讲话，也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中央的。对“打倒陈毅”的口号，他说，我的看法和你们有距离，我坚决反对这个口号，不能接受这个口号，这样简单不行；必要时我可以和你们辩论一番，但我现在不和你们辩论。
这一年的一月中下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各地区、各部门的造反派把原来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掌握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到手里。一月二十二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上海说得更加露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是有不同看法的。他从一开始就坚持一条，造反派只能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能夺权各业务部门的权力；各业务部门仍应当由原来熟悉业务的干部掌握、领导，造反派只能实行“监督”。这样，周恩来不可避免地与中央文革一伙人发生了冲突。
一月十七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周恩来当着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人的面，提出：上海和其他一些单位夺权的经验不是每个单位都可以学过来的，因为夺权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首先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其他方面可先实行监督……话未说完，江青便气势汹汹地插话：“业务权也要夺，不会学嘛！”类似的争执，在一个月内就发生了几次。
但周恩来并没有因此让步。
几乎是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在“夺权”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同时，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表声明，宣布在外交部“夺取”。
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委托陈毅前往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由陈毅代表部党委表示“祝贺”，实际上是就外交部“夺权”问题表态。陈毅在对造反派代表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联络站”所夺之权是“外交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外交部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仍由部党委研究决定，但可由造反派参加的“业务监督小组”实行“监督”。不言而喻，外交部造反派所夺的不过是“虚权”，整个外交业务大权并未掌握在造反派手里。
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周恩来亲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有外事口各单位造反派参加的陈毅“检查”大会。大会以国务院的名义召集，由周总理亲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以及陈伯达、江青等均出席大会。
会上，周恩来首先对陈毅“检查”事一拖再拖的情况承担了全部“责任”，理由是，“我的工作很忙”。接着，陈毅在大会上念“检查”。这篇不到三千字的“检查”，是经周恩来再三修改、推敲后定稿的，其要点是：一、在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二、犯错误的思想上的原因是因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三、“出于好意”和“希望群众掌握政策”而讲的一些话对运动“起了阻碍作用”；四、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认识和改正错误表现得很“迟缓”；五、欢迎大家继续给予批评、帮助，以便“改正错误”。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发表讲话，指出：“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我们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陈毅同志的工作”；“他为党工作了四十多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晚年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这样，我才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工作，周恩来强调：“一切外交重大问题，都是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十七年来就形成外事方面的辉煌的业绩。”
整个大会，由于周总理亲自掌握，精心布置，选择时机，因而进行顺利，仅用一个半钟头便告结束。由此，陈毅外长闯过了万人大会“检查”这一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我们的陈老总如果就此顺势下个台阶，今后在一些场合只讲些不痛不痒的“应景”的话，他的外交部长的座位该是坐得比较稳当的——陈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陈老总毕竟还是陈老总！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党的威信，为了他和周总理共同开创的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也为了总理这位几十年同舟共济的战友。他可以向造反派承认“错误”，当面“检讨”。但面对日益猖狂的邪恶势力，他决不低头，他还要讲话，还要仗义执言！
时过三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下午，在周总理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向着乱党乱国乱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发动了一次总攻！这就是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在这场总攻击中，我们的陈老总又理所当然地站出来讲话，成为“大闹怀仁堂”的主力之一。据说，毛泽东事后在听取张春桥、王力等汇报时，对其他老同志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言论都未动声色，似不介意，唯“汇报”到陈毅翻出历史旧帐，反对沿袭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大搞整人（周恩来当时是被整对象之一）那一套“左”的做法时，毛泽东才变了脸色，乃至最终大发“无产阶级的震怒”。
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日子里，陈老总沉默了。三月、四月、五月，那近百个日日夜夜，“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帅、副总理的日子都不好过。只是在三月十八日，最后一次“中央政治生活批评会”（即批斗“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同志的会议）开过之后，我们的外交部长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叹道：“这‘三·一八’可真不是个好日子哟！”陈老总在这里指的是四十年前，反动军阀段祺瑞在北京制造的屠杀示威群众的“三·一八”惨案。那时，二十六岁的陈毅曾亲自组织参加了这场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群众斗争。当然，陈毅的这句“牢骚”话是私下里说给身边工作人员听的。
然而，在“后台老板”的鼓动下，外事系统的造反派们却一天也没有沉默。就在江青、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一伙人对陈毅等老帅和副总理们大兴问罪之师之际，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们也争先恐后，一起动作，纷纷把“炮火”集中到陈毅身上。为表明自己最“革命”，造反派们所使用的口号也越来越升级，由原来“批判”、“火烧”，发展为“炮轰”、“打倒”，直至最后竟使用了“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种最极端的口号。一时间，对陈毅“问题”持什么态度，用什么口号，都成为划分某个群众组织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的标志。由此，不少群众组织内部出现分裂，不同观点的派别之间相互不服，纷争不已。最后，只要坚持“批判”而不同意“打倒”陈毅的组织，都一概被戴上“保守”、“折衷”的大帽子。
为证明本组织是“坚定的左派”，一些持极端观点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还竞相冲击外交部，并在首都主要街道大搞游行示威，把“打倒陈毅”的口号公之于众，以率先“揪”外交部长的行动，来显示本组织已获取外事口批判陈毅的“领导权”。对此，周总理不顾自己被攻击、受责难的危险，再次挺身而出，坚决顶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陈毅的狂潮。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晚至十二日凌晨，周恩来连续与外事部门造反派代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近来一系列极端行径，并为一直拖延不开的第二次外事系统“批陈”大会与造反派据理力争，反复周旋。下面是总理同造反派们的部分对话：
外交部“联络站”（理直气壮地）：今天上午游行是我们联络站发起的，支持我们的还有外事系统的九个组织。我们发起游行的主要一点是要求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根据“揭发”的材料，陈毅是外文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从他一月二十四日大会“检查”之后，他至今没有到群众中来，这是有意逃避群众的揭发批判……
总理：本来“五·一”前，我已有安排，准备让陈毅再作检查。但“五·一”节耽搁了一下，没安排上……今天，你们外文部带头搞这样一个示威游行，还声称要把陈毅同志抓走！我不能答应你们，也没法担这个风险。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不是学校，不是红卫兵，你们是外文部，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有“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我希望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防止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一切行动。
一造反派：总理，刚才您说联络站游行效果不好，我不太懂，请您讲清楚些。
总理：外文部要揪陈毅同志，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参加外事活动嘛！特别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揪外交邵长，这史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陈毅同志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但不能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批准，这不是必须服从的命令。
造反派：您不主张陈毅到群众中去？
总理：我们要创造环境，现在你们把人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怎么行？
众人：总理应当相信群众。现在外文那环境很好。对陈毅我们就是要批判。
总理：批判错误可以，但揪人不行。即使批判，也还要继续创造条件。
众人：什么条件？
总理：要研究其体的方式方法，商全好了我陪陈毅同志到会。
众人：好几个月了，他（指陈毅）总也不露面。
总理：是几个月了，但中间有反复嘛，这是正常的，何必多问！
造反派：陈毅不到群众中来，是心里有鬼。
总理：“有鬼”是你们的看法。可你们想用游行的办法压中央，把陈毅同志揪去，这又像什么样子！
造反派：五月四日，我们就给陈毅去了“照会”，但他到现在也没有回答。
总理：五月四日，他已经患肠炎了。
众人（命令式地）：请总理把陈毅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搞游街、武斗，你要相信群众。
总理（生气地）：我说过，还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要创造条件。你们不要在这里给我施加压力……（岔开谈开批判会的方式）
一造反派（突然地）：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外院造反派）？
总理。现在还不能交给你们。（气愤地）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这是强加于我，我要抗议！（时众人）你们大家证明，我没有说“三反分子”。你们想“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轻易举手赞成你们的。不要在这里摘什么花样，乱加形容词嘛！……我说了，陈毅同志现正患肠炎，等肠炎好了，我再陪他参加大会。
造反派：总理，是不是把陈毅交给（批陈）联络站？
总理：那也不行，我不能这样做。陈毅同志不是商品，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外文部长。交“批陈联络站，也不行。
“批陈联络站”：应交给我们先批判，然后再交（外文部）联络站。
总理：那你们满场的“打倒”口号。
众人：我们就是要打倒陈毅，我们下定决心。
总理（激动地）：你们下定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现在是跟你们商量其体方式，你们随便哪个人就推翻了，还有没有民主啊？
众人：我们是为了维护主席思想开这个大会。
总理：正是主席思想不同意这样做，不赞成用你们的方式。
一造反派（狂妄地）：该打倒，就打倒！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
总理（气极）：这样子就没有商量余地了！我说了，现在条件不成熟，大会还是不能开！我现在跟你们商量问题，可你们却用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对付我……
众人（和缓下来）：我们是对付陈毅，不是对总理。我们相信总理是支持我们的。
总理：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中央不同意采取揪斗的方式。至于批判“错误”，还要创造条件，现在，我不过讲了几句冷静的话，你们就这样围攻、起哄、向我施加压力，那陈毅同志还怎么来？……总之，开大会时我一定要陪陈毅同志来，不光是他，还有几位副总理，我都要一个一个地保，否则无法向主席交待。
造反派：总理为什么还称“陈毅同志”？
总理：主序批判刘少奇也称“同志”呢，刘还是中央常委嘛！你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情，你不能这样提问。难道中央必须跟你们走？不能这样，那就没有领导了！
……
两天之后，周恩来得悉外语学院的一些红卫兵为“揪”斗陈毅已强行冲入外交部，又于十五日凌晨紧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及外事系统院校红卫兵代表，向他们发出警告：“你们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当即宣布：“我要下命令让部队开去，以加强外交部的保卫！今后，谁也不许再去冲，不管哪一派，谁去我就扣留谁！”对仍在陈毅问题上无理纠缠的造反派，他斩钉截铁，寸步不让：“你们以为想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滑稽！”
以上是这一年的五月间，周恩来连续数次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谈话的一部分。与”二月逆流”前比较，很明显，造反派的口气变得更加强硬，其来势也更加凶猛、更加无所顾忌、咄咄逼人了。从中已不难看出，总理本人当时的困难处境和暗藏的某种危险预兆。
果然，从五月十六日起，外事口的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先后贴出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如：“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