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外事系统内部并不一致。许多老干部、党团员和业务骨干等对炮打周恩来的行动十分反感，明确指出：这是“政治性错误”。但在某些造反派组织当中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炮打”总理，其“根据”是：一、不扫除来自总理的阻力，就不可能打倒陈毅；二、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三、（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总理主管外事，很多东西违反毛泽东思想；四、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不会和总理没关系（即副总理们都是在总理领导下工作）；五、运动以来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六、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
今天看来，当时的造反派们也并非一味只知打、砸、抢的狂热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也是颇有些“头脑”的。然而，和其他地区、其他部门的所有造反派一样，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完全是建立在极左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才会不惜将矛头对准为国家、为人民日夜操劳的人民的好总理！
对以上情况，我们的总理并非没有一点预感。五月十五日凌晨，他在对外事口造反派讲话中曾发人深省地道出这样一段话：“拿我个人来说，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十天之后，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也从一份材料中得知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炮打周恩来的风潮，特别是外事系统一些造反派，因陈毅“问题”而每每对周恩来进行非难和攻击。毛泽东挥笔批道：“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毛泽东的批示虽十分简短，却极不寻常，可称得上字字千钧。首先，他明确提出了“极左派”这一概念。几个月前，毛泽东也使用过这个概念，但当时指的是搞“打、砸、抢”造反派。而这次毛泽东又亲自将这一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即炮打、攻击周恩来的言行，均属“极左派”之列。这样一来，不论明里或暗中支持、怂恿这类言行的人，也就自然成了“极左派”的支持者和后台。这无疑是对江青、康生等一伙人的沉重的一击。此外，毛泽东又特别要求“文革同志”即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向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们“做说服工作”，其用意也是不言自明的。
次日，周恩来在该件上再批：此件即送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传阅。——这是周恩来以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名义，在同江青、康生一伙对抗的“棋局”中，变被动为主动，走出的一步漂亮的反“将军”！
江青等人在接到毛泽东、周恩来批件后有何想法，我们不得而知，或许这永远是个历史之谜了。但在此前对所谓“伍豪事件”（详见本书所收《“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文）装聋作哑的康生，这时却不能不有所表示了。五月三十一日，康生在写给陈伯达、江青的信中称：我建议由文革小组来召集外交部的联络站及所属核心组开会、明确指出那些“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
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毛泽东抨击“极左派”之后虽顾虑重重，但也不敢怠慢，以后也在一些场合有所“表示”。唯有那位言必称“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的江青，却一直缄口不言，若无其事，置毛泽东批示于脑后。
尽管真真假假，阳奉阴违，来自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毕竟不容抗拒。这一年六七月间，炮打周恩来的言论有所减少，非难总理的行动也有所收敛。
三、严寒的夏季
翻开新中国的外交史，人们不难发现，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八月间，是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工作的一段“非常时期”。我国同已与我建交的亚洲、非洲、欧洲的十几个国家频繁发生外交冲突，双边关系一下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其中不乏周恩来、陈毅担任外长时期致力于建立起良好睦邻关系的一些周边国家：
五月二十二日，我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强烈抗议英国外交大臣对我驻英代办的粗暴态度，宣布取消英驻华代办处向上海派驻人员的安排……
五月二十七日，我外交部发表声明，最强烈抗议蒙古当局制造的反华法西斯暴行；
六月十日，我外文部照会保加利亚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保加利亚领导人破坏中保交换留学生协议。
六月十七日，我外文部就印度政府策划袭击我驻印度大使馆的暴行，向印度当局提出严重警告和最强烈抗议；
六月二十八日，我外文部副部长召见缅甸驻华大使，强烈抗议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连续袭击我使馆等暴行；七月一日，我外文部又向缅驻华大使转文我国政府备忘录，严正拒绝缅甸政府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阻止中国人民抗议缅甸反华暴行的示威游行的无理要求，并再次要求缅甸政府立即撤除该国军队对中国大使馆和华侨居住区的包围……
七月一日，我外文部照会肯尼亚驻华大使馆，抗议肯尼亚政府无理宣布我驻肯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
七月二十七日，我外文布照会驻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抗议捷领导人破坏中捷文化合作协定；
八月六日，我外文部照会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最紧急、最强烈抗议印尼军警和暴徒又一次袭击我驻印尼大使馆的暴行，
八月十四日、二十日，我外交部先后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强烈抗议港英当局在一些边境地区制造挑衅事件，要求英国政府撤销对香港爱国报纸的停刊令……
在国际关系方面，国家与国家之间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冲突，即使是长期友好的国家也不能完全避免个别时候、个别事件上的摩擦。这是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情况千差万别，各个国家和人民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政策法律乃至风俗习惯等都不是一日所形成，既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更有复杂的现实因素。因此，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与国关系。可惜的是，这个本来由中国、印度、缅甸三国共同倡导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却在一九六七年夏季几乎被破坏殆尽，造成新中国外交史上最冷的一段时期。对于当时的每个事件的细微末节以致双方“责任”大小、先后等，这里且不去也无必要都一一加以考证、评判，但我们不妨从周恩来总理后来同缅甸联邦主席奈温将军的一篇谈话中，来冷静地反思一下这段沉重的历史。
“今天上午主席阁下谈到一九六七年的事情，这个事正如阁下所说，的确是很遗憾的。发生这个事件的原因，边界问题关系不是太大。……你知道，一九六七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一九六七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为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湘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夫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们担心会发生像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护住了，没有发生像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七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件事也被我挡住了。”“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这是周总理一九七一年八月间的一次谈话。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干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它损害了中国同缅甸等国家的关系，也损害了我们整个对外工作。周恩来在谈话中特别提到的我们同英国关系遭到更多、更大的破坏。指的是同一时期在北京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重大涉外事件。就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外事部门的造反派擅自宣布在外交部“夺权”，使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为毛主席、周总理直接掌握的外交大权，一连数日失控（在外交部“夺权”之前，极左思潮已严重影响了整个对外工作，造成上述一系列严重后果），直至发生“火烧”事件。有关外交部“夺权”的来龙去脉，还需再回过头来从前面说起……
就在毛泽东批评“极左派”以流言袭扰“周公”的那个极不寻常的五月份之后，外事口的造反派确实“安静”了一阵子。迫于形势，有的造反派组织还不得不就炮打总理的言行展开内部“整风”，作了“检讨”。尽管如此，外事口造反派们仍念念不忘外交部陈毅的“问题”。这一时期，陈毅虽因“二月逆流”问题奉命“请假检讨”，但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他仍时常出现在一些外交场合，或陪同周恩来赴机场迎送客人，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单独接见外宾。
六月下旬，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在一次宴会席间，与外事系统风马牛不相及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即赫赫有名的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韩爱晶借敬酒机会对陈毅说：“陈老总，我们喊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这种半是讨好，半是挑衅性的语言，陈老总听罢不由得怒火中烧，瞪起了眼睛。这时，猛见周总理正用眼神暗示：外交场合，注意影响。于是，外交部长迅速恢复了平静，他不动声色，未置一词，把这位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尴尬地晾在了一边。
几天之后，周总理对外交部造反派宣布：陈毅同志现在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检查”）了。你们坚持批判“错误”，我也同意，但对陈毅同志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也可以来听你们的意见，但中央对此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即使批判“错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宣布“打倒”。当造反派提出要对五月间的事作“检讨”时，周总理把手一摆，轻松地一笑，“我不听，我不计较这些。计较这些，我还做这个工作吗？年轻人，许可你们犯错误，”
我们的总理，以他那博大的胸怀，又一次宽容了屡犯错误的年轻人。
这一年七月，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武汉“七·二○”事件，该事件由中央派往武汉处理问题的谢富治、王力所引发。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因擅自发表支持某造反派观点的“声明”，引起另一派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怒，将王揪去辩论，混乱中将其打伤。为保护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和妥善处理当地两派纠纷，周恩来不顾个人危险和劳累，乘飞机频繁往来于武汉、北京之间，最后将毛泽东转移，将王力救出。这本来是一件由许多偶然因素所促发的事件，其中，作为中央代表的王力本人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林彪、江青却各怀不可告人的目的，借此大作“文章”，向武汉军区领导人和某派群众组织施以高压手段；与此同时，没有什么名气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也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了“正确处理”武汉问题的“光荣的中央代表”。正是这个王力，在外交部“夺权”等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七月二十五日，就在周恩来离京赴武汉之际，外事口一些院校红卫兵置周总理多次批评、警告于脑后，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涌至外文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决不收兵。对此揪陈行动，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谢富治（谢于七月二十二日从武汉返京），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等人，不仅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前往“营寨”“慰问”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于是，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不得安宁，昼夜喧嚣声不绝于耳，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八月七日晚，因武汉事件受伤的王力（与谢富治同日返京）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对陈毅“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的造反派代表，凭着他们的“直觉”，感到同这位中央文革大员谈话十分入味、投机，便将其想法和不满等，一古脑地和盘托出：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仍很大。
这时，王力插话：“外交部运动阻力大？（轻蔑地）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就对了？”
当“汇报”到现外交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真正打倒，业务工作还是由原来的班子抓时，王力突然发出一连串的提问：
“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总理不是讲过‘老、中、青’‘三结合’吗？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造反派回答：“有人批评外交部夺权过头，说业务大权是中央的……”
王力（异常激动地）：“这话不对！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嘛！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实权才有威风。现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干外交）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对那些不革命的、不拥护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统统打倒！有人不赞成‘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外交部竟出现这类怪现象，令人深思。”
当谈到陈毅“问题”时，王力认为：“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接受检查，就是可以揪，……方法间越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的那么严重！”
最后，造反派还十分抱屈地提到，造反派在内部“整风”中检查了对总理问题上的错误，但有些同志感到“压抑”，“联络站”成立半年，“整风”就用了三个月，“检查”了好几次……
王力不以为然地说：“‘整风’，应长革命派的志气，把毛病去掉，但不能磨掉锐气。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的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有什么过火？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就是为后人谑称之“王八七”讲话的主要内容。对于一个月来一直感到“压抑”的造反派来说，这番讲话不啻是一针“强心剂”，那刺激效应可想而知。在造反派眼里，王力不仅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且是刚刚在武汉“七·二○”事件中光荣负伤、“胜利”凯旋的一位英雄！这时候，即便是头脑再迟钝的人，也不会忽略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王力在武汉事件中可以“代表中央”全权处理一切问题，那为什么不可以在外事口运动方面“代表中央”说话？至于王力讲话中的许多观点与周总理历来的讲话大相径庭，甚至露骨地批驳了总理的一些看法，这再次证明总理和中央文革在对造反派态度上的格格不入，证明外事口运动的“阻力”全都来自于总理！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百忙中的周恩来开始连续出席外事部门的“批陈”会议。他亲自到会的行动，不仅是履行过去的诺言，也是以“陪斗”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老战友，防止发生意外。由于外事口单位多，有时一周内要安排好几场“批判会”，总理实在抽不出身来，他就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富春代他出席会议，并派出自己的秘书和卫士长一同前往，以便随时了解、掌握情况。在此之前，总理还就会议的具体形式、方法等同造反派订下“约法三章”，即：“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造反派当面答应了。
然而，从第一次“批判会”开始，造反派就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导演了一出出撕毁协议的恶作剧：
八月七日午后一时，周总理冒着盛夏酷暑，驱车赶到外交部小礼堂，准备出席在这里召开的小范围的“批判会”。他刚走到会场门口，便得到卫士长成元功的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已经踏上礼堂门前石阶的总理立刻止住脚步，当面质问会议主持人：“昨天说的好好的，已经达成‘协议’了嘛。你们还这样干！”说罢，他站在台阶上不劫了，坚持要造反派撤下标语后才入场。三伏天的北京，骄阳似火，即便是站在树荫下还觉热气蒸人。然而，年近七旬的总理却抱臂站在烈日之下，等候造反派撤去“打倒”的标语！僵持了整整一个钟头之后，造反派自知理亏，才被迫摘掉了会场内的标语……
第二次开会时，周总理因有外事活动不能到会，而被“王八七”讲话冲昏头脑的造反派闻讯后，紧急调来几百人冲入会场，准备“揪”走陈毅。为防止陈毅“溜走”，造反派还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总理派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将陈老总临时藏入一盥洗室内，在场的总理秘书钱嘉东紧急向总理报告情况。傍晚时分，由总理亲自布置，北京卫戍区两个连队的战士迅速开来，与正搜寻陈毅的造反派们对峙、周旋。而陈毅却在成元功等的保护下，从后门撤出，换上卫戍区的汽车，平安返回中南海。
八月十一日下午，外事口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陈毅。这次，周总理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奉陪”到底了。会前，他亲自向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部署应急方案，将警卫部队安排在主席台下，以防不测；同时，再三叮嘱陈毅同志不可轻易离他外出。根据前几次“批判会”的“经验”，他还把几个造反派头头也都“拉上”主席台，以备出事时找人对案。果然，就在大会发言时，突然从会场二楼吊下一条“打倒陈毅”的大标语！顿时，整个会场上一片哗然。这显然是事先策划好的！此时，总理尚不清楚王力“八·七”讲话的具体内容，否则，他就不会对如此不守信用的造反派们一次次“违约”行为感到震惊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周恩来用逼人的目光紧盯住主席台上那几个坐立不安的造反派头头，足有几分钟不说话。随即，他愤然站起，当众退场，以示抗议，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离开会场。在一身正气的周恩来面前，人多势众的造反派却不敢动陈毅的一根毫毛，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
在周恩来的舍身保护下，陈毅历经大大小小八次“批判会”，虽几番遇“险”，却安然无恙。可周总理却因过度紧张、劳累，引起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几次吸氧。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一度沉寂的炮打周恩来的标语、口号又再次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王力“八·七”讲话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总理的一次次批评、警告，于八月十六日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并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接着，造反派又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部领导白天均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直至晚间八时才放出向造反派“汇报”……由此，整个外交工作陷于混乱，一直由毛主席、周总理掌握的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
就在外交部“夺权”的当天，毛泽东在外地得到有关报告，于是，他对一批正来访的外宾轻松地谈起这件事：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那谁当外交部长、副部长呀？……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到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袭”，不“打倒”。
然而，这时的造反派已在开始行使“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职权”：在他们的“批准”下，短短几天内，已有几十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名义签署的电报飞往各国的我外交机构，其中，还公然写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强令我驻外使馆“贯彻执行”……
八月二十二日晚。被极左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红卫兵，在抗议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而举行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活动中，置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于脑后，竟冲击、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给我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冰点”。
四年之后，周总理在同缅甸联邦主席奈温将军的谈话中，对火烧英代办处曾作了这样的叙述：“运动发展到八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对群众的冲、烧行为）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
事情很明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之举，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煽动下一小撮坏人所为，是与中国党和政府历来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艰辛开创的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的一次严重破坏。由于这一破坏行为是在外交部“夺权”后不久发生的，因此，毛泽东、周恩来后来才多次将“火烧”事件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派”和极左思潮联系在一起，每每加以痛斥、批判。
一九七○年十二月，在开始批判陈伯达反党乱军的罪行时，毛泽东提到过这件事，指出：“一九六七年七月和八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一九七二年六月，在开展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批运动中，毛泽东又以此为例，痛斥那些“极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而对于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举世公认的著名外交家周恩来来说，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更是他整个外交生涯中的一次“切肤之痛”。也正由于此，我们的总理才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独具的博大胸怀、气度和坦诚，来直接、恰当、稳妥地处理这一外交事件的一系列善后工作。
一九七一年春，经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外交部具体负责的英驻华代办处修复工程竣工，英代办处机构及工作人员等迁入新居。对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在一次招待会上向英代办当面表示：一九六七年火烧代办处是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现在，我们给你们修复了，你们迁入新居，让我们举杯庆贺。但是，当时这位同志却因招待会上有许多外国使节在场，不好开口说这番话。回来后，周总理批评他说：你本人也是当时极左思潮的受害者嘛，这些话你为什么不说？当着其他国家的大使说有什么要紧？而且还应该大声说！毛主席几次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讲话你们都学了，学而不用，不去实践，这就叫极左思潮的影响嘛！我们在外交关系上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是平等的。人家来到我国，我们用压的办法是不对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们的同胞，那是它不对，但不能因此而烧它的代办处。你搞他，他可以报复，那只能破坏外交关系，甚至断交。那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的路线。……总理的亲切教诲，使这位同志深受感动和启发。之后，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召见了英国代办，向他讲了上述意思，英代办当场表示理解和感谢。
就在这一年，英国政府向我表示愿意撤销英在台湾淡水领事馆，并希望就中英两国外交关系升格问题进行谈判。一九七二年三月，鉴于英方接受我方建交条件，两国终于达成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的协议。至此，中英两国由“半外交关系”进入“全外交关系”，从而为日后两国关系正常化（包括香港问题的解决）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四、江青痛失“车、马、炮”
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一九六七年夏季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于后来一系列事情发展所起的“深刻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动极左思潮的头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历史作用”，这就是：迫使那个一年多来乱党、乱国、乱军的“祸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组收敛气焰，开始走下坡之路，成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一直坚持主张并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重要“起点”。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根据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规定成立的。这个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着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多次肆无忌惮地攻击、污蔑、栽赃于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陶铸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的事实，便是中央文革拥有这种非其其属的“特权”的有力证明。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才绝对容不得那些堂堂正正的革命者和所谓“保皇派”。仅半年多时间，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就先后将原在中央文革任职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保皇”人物打倒，同时，又对尹达、谢镗忠、穆欣等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几个成员施加迫害，一一排挤出“小组”之列。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便成为由“大三”（即江青、陈伯达、康生）”加“军师”（张春桥）加“刀笔吏”（姚文元）加”小三”（即王力、关锋、戚本禹）为其基本阵容的盘踞在党内高层的一块“毒痈”。直至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自行“消亡”却“死而不僵”；在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上，原“小组”内的“中坚力量”又将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拉在一起，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此害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在外交部“夺权”前后，周恩来和陈毅在外事口一系列问题上所作的种种斗争，归根到底，也是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场斗争。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如前所述，一九六七年夏天发生的外交部“夺权”，以至其后发生的火烧英国旅华代办件事件、确使新中国的外李事业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害；但另一方面，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行径，也暴露了借此“操纵群众运动”和“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的坏人。周恩来正是以此为契机，将中央文革中那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断地实行“处置”，拆去了中央文革这座“阎王殿”的一角。在这个“拆庙”过程中，王力、关锋二人首当其冲，接下来，便是戚本禹。“小三”（王、关、戚）们的相继倒台，一使江青一伙痛失“车”、“马”、“炮”，标志着中央文革这个怪物走“背运”的开始。
以下，便是“火烧”事件发生后一周内，周恩来与中央文革之间直接或间接较量的过程：
八月二十三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两个多钟头，周恩来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们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重大步骤，知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文上输了理。
五、你们其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尽管现在批评你们，对于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误，还需要由中央来负责，这个责任，我是不会推的，要报告主席，我们犯了错误，没有领导好……
就在这次召见中，有的造反派头头仍显得很不服气，他们甚至公开顶撞、插断总理批评他们的话，还有人抬出了王力的那个“八·七”讲话，极力为自己的极端行为辩解、打掩护，因而引起周恩来的注意。
八月二十七日凌晨，外事口造反派继续在陈毅“问题”上做文章，一再无理阻挠周总理出席“批判”陈毅大会，并威胁将组织“群众”冲击会场。对此，周恩来无比愤怒！他义正词严地向造反派指出：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二十六日）中午二点到现在，整整十八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在这之前，周总理的心脏已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后仍不见好转。总理的保健医生曾把总理病情写在纸条上，当面交给一造反派头头，却被置之不理！听到以上总理对造反派、更是对那些幕后策划，纵容者的痛斥、揭露后，保健医生忍无可忍，冲到造反派头头面前大声警告：“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罢，搀扶总理离开会场。这时，造反派们仍在后面叫嚷不休：“我们就是要拦陈毅汽车！”“我们还要再冲会场！”……
此刻，走到门口的肩恩来陡然转身，眼中喷射出愤怒的火焰：“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汽车中，保健医生含泪给病势加重的总理紧急吸氧。由于心脏病发作，周恩来从这时起到二十八日下午五时，整整三十六个小时无法工作……
狂热中的造反派这时还不知道，就在周恩来病倒之前，一项经周总理反复考虑制定的解决王力、关锋二人问题的重大决策，已经酝酿成熟。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伙同王力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等有关材料，也已报到毛泽东处。对那篇“王八七”讲话，毛泽东批了五个字：“大、大、大毒草”！毛泽东还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二人实行隔离审查，对戚本禹则视其表现，再作处理。
当了解到周总理国劳累过度，引起心脏病发作等情况后，毛泽东建议：告诉总理，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
八月三十日，是处理王力、关锋两人的日子。据王力本人后来回忆，这一天，他与关锋在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而戚本禹暂还在台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江青、康生给王力加上了“国民党特务”的罪名，同时诬蔑其妻王平权的家里是“一窝黑货”。随即，王、关二人被送入秦城监狱。
九月四日，还在“台上”的戚本禹致信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其中，也向毛泽东反映了处置王、关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引起的剧烈震动。
“最近以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关锋、王力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王力同志在外交问题上犯错误，就同我有关（事由我起）……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许多问题。……我真怕什么时候自己不争气，离开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给革命造成损失。……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她叫春桥同志和我去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
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再次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头头及部党委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他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造反派头头：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对于前一时期“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周总理毫不客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他还提出，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
第二天，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当着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尖锐指出：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话。现在算起来，一九二二年入党，四十六年了（注：据一九八五年党中央批准的中央组织部报告：周恩来入党时间确定为一九二一年）。这四十六年里是犯了不少错误。说了不少错话，写了不少错误的文章。但是，我最终是跟着毛主席走的，今天，我的工作岗位和所负责的工作总还要我本人去做，一刻不能休息，不能袖手旁观，所以，我还是要干下去。现在我申明，对某些人的“帮助”我欢迎，只要他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来要挟，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活动，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在痛失“小三”（戚本禹虽留下来，已不再被重用）之后，中央文革内部发生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江青等人对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虽然从骨子里势不两立，恨得咬牙切齿，但无奈毛泽东已经发了话，王力、关锋他们又闯下如此大祸。在周恩来一次次强有力的反击面前，刚刚受到重创的江青一伙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他们在这种场合下只能随声附和，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于是，在这一时期由中央文革所把持的舆论宣传上出现了一种十分反常的现象：自上海“一月夺权”以来一直大喊“打倒”、“砸烂”、“夺权”和“反翻案”、“反复辟”的笔杆子们，忽然改变了腔调，扭扭捏捏地反起“极左”、“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来了。那个“刀笔吏”姚文元，还率先提出要“彻底揭露”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要抓反革命的“黑手”云云，真可称得上贼喊捉贼，欲盖弥彰！
这一年九月，正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连续接见各地驻军及有关省、市负责人，向他们提出：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口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倒是毛泽东把话挑明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亲自过问、部署外交工作，要求彻底肃清两个多月来极左思潮对外事系统的恶劣影响，并对外交部“夺权”、提“打倒刘、邓，陈”口号、“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极端言行进行组织上的清查。于是，一度被“打倒”、关押的老干部们又重新恢复了工作，少数造反派们也相继被审查、处理。整个外交大权再次回到党中央、国务院手里……
其实，外交部“夺权”前后被造反派多次批斗的陈毅，在这以后并没有真正“沉默”。在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他仍以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身份昂然出现在各种内外场合：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晚，陈毅出现在周总理主持的国庆十八周年招待会上；
十月一日上午，陈毅与其他“二月逆流”的副总理和老帅们一起登上天安门；
十一月六日下午，陈毅陪同周总理来到北京东郊机场迎接归来的我援外专家；
十一月三十日，陈毅外长又与周总理联名电贺南也门人民共和国独立；
……
可以说，在那个政治气候依然冷峻的“严冬季节”，两位革命家、外交家和老战友的每次公开露面，都是对成千上万为中国前途命运担忧的富有正义感的人们的莫大慰藉；同时，也是对那几个不安好心、专以整人为嗜好的政治小丑的辛辣讽刺！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节，待到雪化时。”
——陈毅元帅于一九六○年冬天题写的这首著名诗篇，正是数年之后那个“严寒岁月”里周恩来、陈毅以及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高风亮节的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像这不朽的诗句一样，周恩来、陈毅这两位开创新中国外交基业的历史巨人，将永远与人民共和国同在，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同在。
中苏总理北京机场会晤之后
柴成文
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
——周恩来
对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我们要说的话实在是太多了。作为曾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一名普通战士，回忆起他对我的谆谆教诲和爱护入微，真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这里仅忆述他领导我们进行外交谈判的一段往事，以寄托对他的思念之情。
一、中苏总理“机场会见”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十时三十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乘坐的伊尔六十二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同机到达的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等苏联党政要员。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前往迎接。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进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在那里开始了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长达三小时又四十分钟坦率而诚恳的会谈。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谈称为“机场会见”。
在会谈将要结束的时候，柯西金以比较轻松的口气说：“我们走了一段弯路。”原来，他们在参加了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葬礼之后传话说，希望途经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面。因中转环节耽搁了一些时间，他未能及时得到回音而不得不取道印度回国。九月十日，当他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才得到回音：中国总理欢迎同他会晤。于是他又转经伊尔库茨克于九月十一日上午到达北京。他接着说：“但我们并不遗憾，我们很高兴到这里来。”可以看得出，他本人对刚才会谈的结果是满意的。
当时的中苏关系，岂止是在走着一段小小的“弯路”，而是仍然深陷在大弯路的泥潭里。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中苏两党之间在原则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本可用平等讨论的办法，求同存异，让分歧通过实践进行检验。然而当时的苏共领导人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横施压力，企图逼迫中国党就范——不服，就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这样就导致了两党关系的破裂和两国关系的全面紧张。一九六四年十月，苏联政府的更迭为扭转中苏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借祝贺十月革命节的机会，寻求两国关系好转的途径。不料，勃列日涅夫不顾我党一再希望和解的表示，当面向周恩来说：苏联在国际共运问题上，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同以前“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实际上，他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增兵边境，进军蒙古，接连挑起边境冲突。在任命前火箭军副司令担任远东军区司令的前后，大肆宣扬苏联核武器的威力。甚至扬言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现代冒险家”是那时苏联传播媒介“赐”给中国领导人的称号。一九六九年六月，苏共领导在筹备多年才得以召开的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上，除极力攻击中共以外，又提出旨在包围中国的“亚安体系”。无怪乎访苏回国的美国前副总统汉弗莱得到的印象是，苏联由于对中国的深切担心，愿意改善苏美关系；日本外相得出的印象是，比起日美关系来，苏联更怕日中友好。中苏关系达到这种地步，要扭转过来，该是何等的艰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