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力图创造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以利于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中苏共同边界最长，而国家关系竟恶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周恩来希望通过同柯西金的会谈能在缓和中苏边境局势方面有所突破，机场会见，经过三个多小时讨论虽然达成了缓和措施的谅解，但那还是口头上的东西，有待于落实到协议并付诸实施上来。所以他对柯西金说：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嘛，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
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始终以向前看的态度，紧紧抓住中心，力争在不受任何武力威胁的条件下开始边界谈判。能解决力争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能有效地保持边境局势的缓和。所以当柯西金讲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三个月时，他指出：要向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柯西金也认为边界问题是现有问题中最主要的。双方很快就此达成共识。接着，周总理把我国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作了简要说明，然后说，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为此他提出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三条建议，双方以此为基础展开了求实的讨论。
关于“维持边界现状”，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就是双方原来在哪里，还在哪里，没有人的地方谁也不去，维持边界现状的时限，应一直到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为止。
关于争议地区的概念，讨论的时间最长。一九六四年的边界谈判中，双方曾交换过一份地图。苏方地图在许多地段上违反有关条约规定把边界标在中国领土的纵深，造成了许多“争议地区”。这次经过双方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
关于避免武装冲突，除周恩来所提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外，柯西金还补充一条：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相互联系，协商解决。
此外双方还同意：边境居民原来在哪里生产，还在哪里生产。为避免误会，只要互相通知一下，便可一次达成协议，当然，这并不影响这些地区的主权归属，归属问题须待边界谈判解决。
周恩来总理把上述双方讨论的结果，归纳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条，再次征求苏方意见。柯西金当即表示：“你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周总理接着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就此，对方完全同意并且说：“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然后，双方还就边界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地点、双边贸易等交换了意见。
最后，双方相约，就上述协议各自向自己的中央报告后，交换信件予以确认。
二、周恩来确定谈判的方针和任务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的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代外长妓鹏飞和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
周恩来首先讲，中苏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从十月二十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接着，他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我方代表团八名成员的名单。团长是乔冠华，我被指定为代表团的副团长。团员有对中苏边界问题很有研究的苏欧司司长余湛，他是一九六四年边界谈判的我方首席代表，还有老大使章文晋和深谙苏联情况、精通俄语的王荩卿，军队方面的代表团成员有总参谋部主管边防的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和新级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王步苍。
宣布名单之后，他讲了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边界谈判。他说：两国总理会见时，双方一致同意不要因为边界问题打仗。他们不断在边界挑衅，反而一再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他们扬言要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露骨地进行战争威胁。我严肃而诚恳地告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们不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所以我当面向他们讲“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才把这个话告诉你。”今天发表的政府声明，我们又把这个态度向全世界公布。谈判只有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行，这也是一九六四年谈判的一条经验。
他所讲的经验是指，自从一九六○年苏方挑起第一次边界冲突起，中国就提出了边界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未解决前应维持现状、避免冲突的主张。一九六四年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我们再次建议这样做，但未被对方接受。结果谈了半年不仅边界问题没有任何进展，反而边界冲突越来越频繁，边界局势越来越紧张，如果不是我方尽量克制，情况还可能更为严重。
周恩来还说，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可是，九月十八日我们按照双方商定的程序，把已达成的谅解列成条文写信要他们确认，不料他们回信仅说已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命令，只字不提就谅解达成协议的事，情况似乎有变化。所以，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不然局势是缓和不下来的。
第二，关于苏联政府六月十三日的声明。周恩来指出，两国总理会见时，我们已向对方讲明，对于他们这个声明，我们要给予回答，要向人民交代，不驳斥不交代不好。但现在谈判即将开始，我们不愿为此去加剧紧张气氛，所以已同外交部商定，准备以“外交部文件”的形式予以发表，而不用政府声明。从外交上讲不对等，但从政治上讲更为有理、有利。
为什么周恩来总理说不驳斥不交代不好呢？因为这个声明实在是太不讲理了。它歪曲历史事实，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说成是“历来属于苏联的”。把中国北方的国界说成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说黑龙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历来属于俄国，中国的汉人和满人都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甚至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等等。对于这样的政府声明怎么能默不作声呢！
第三，关于谈判的领导。周恩来讲要分为一、二、三线，乔冠华、柴成文是第一线，第二线是姬鹏飞、黄永胜，第三线是党中央。实际上，整个工作都是由他亲自抓的。
第四，关于谈判的准备工作。他要求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立即集中，放下其他工作，全力以赴进行准备；首先熟悉两国政府来往的声明和照会，熟悉边界的历史和现状。他说：谈判离不开全局形势，边界该判离不开边境情况，第一步要解决的临时措施，更同全局形势紧密相连，这不只是边界谈判，而是两国关系的谈到。为此，他要求各方面收集了解到的有关情况都要向代表团集中，以保证谈判的顺利进行。
三、苏方处于被动，谈判陷入僵局
十月十九日，苏联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到达。团长是苏联第一副外长、七十岁的库兹涅佐夫。他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曾任驻华大使，嗣后任副外长，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我们外交部的很多同志都认识他，应该说是老朋友了。在当晚为欢迎客团举行的宴会上，我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是否有变，就对坐在我右手的马特洛索夫将军说：我们两大邻国之间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紧张嘛，现在大家坐下来谈，你看今天的气氛不是很好吗？他很坦率地说：不要看今天的气氛轻松，恐怕一谈起来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果然，十月二十日谈判一开始，当我们根据总理指示，把九月十八日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改写成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对方时，他们就完全改变了调子，拒不讨论，甚至根本否认两国总理达成了谅解，口口声声只要求立即开始边界谈判。对方的态度变了，后退了。
自从代表团成立以来，周恩来总理差不多三天两头找我们谈，特别是谈判开始的一段，几乎每天都找。有时到会的人多一些，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请来，有时范围小一些，只是代表团的同志。这些内部的会议，一般是先漫谈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谈判的影响，二是处理一些外交上急待处理的问题，三是解决谈判中的问题。那时我们国内的形势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下，还很不稳定。外交工作在排除了一九六七年少数坏人钻进来夺权之后正在整顿。周恩来总理想利用这次谈判来加强我们的外交工作。所以，他每次的谈话都不仅仅限于这次谈判。
在会谈经过一段交锋之后，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说：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什么用？不能开这个端。所以他在请示毛主席后决定：要坚持地攻下去。我们列举机场会见时的记录向对方质问，对方虽无言以对，但仍不愿意就此达成协议。实在没办法时，他们就让下边的工作人员向我们透露说，这是他们最高层的意思。难道他们真的想打仗吗？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苏联大使举行招待会，我们前去祝贺。在招待会上，我向苏方的副团长说：你们向中苏边境调集那么多部队，根据西伯利亚的交通运输能力，难道说在补给上就没有困难？他耸了一下肩膀，没有否认，只是说：感谢你的坦率。谈判一直没有进展。到十一月十八日，苏联又在同我新疆接壤的地区建立了一个中亚军区。他们一方面继续对我施加军事压力，另方面又从九月的谅解倒退，到底要干什么？
原来十月二十日谈判开始后不久，二十五日苏美双方就同时宣布，苏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预备会议将于十一月十七日在赫尔辛基举行。苏联表示，苏联期望能够限制战略武器，这对双方“都不会有什么损害”。经过一个多月秘密会谈之后美苏又宣布，将在一九七○年四月继续在维也纳会谈。十一月二十四日，苏美双方又同时批准了《防止扩散核武器条约》。十二月八日，苏德就共同放弃使用武力问题在莫斯科开始举行会谈。与此同时，华沙条约的外长会议还于十月底发表联合声明，建议一九七○年上半年在赫尔辛基举行欧安会并同意美国和加拿大参加。也许他们认为同西方的外交将会有一个大的进展。看来，这种不切实际的前景对于短视的政治家产生了吸引力。
但是，在中苏谈判会场上，他们却十分被动，开始是不愿讨论临时措施，后来不得不讨论了，又不承认有所谓争议地区，硬说我方提出的争议地区概念是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在“争议地区”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他们在边界问题上的僵硬态度，一点也没有松动。一九六四年谈判时，我方主张。要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清朝同沙俄签订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但中国仍愿以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沙俄攫取的土地，任何一方违约侵占另一方的土地，原则上必须归还对方，但可通过协商以互谅互让的精神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对某些地方进行调整。而对方不仅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甚至也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就是说，无论是沙俄侵占的还是苏联侵占的中国领土，都得算是苏联的。坚持不承认存在“争议地区”的结果，使对方始终摆脱不了被动局面，也使谈判走不出僵局。
十二月下旬，库兹涅佐夫团长建议休会一段时间，他要回莫斯科一趟。我们期待着他回来时谈判能有一个转机。
四、除夕之夜，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晚上，我接到通知说，当晚十二时总理召集代表团开会。
那天下午，我驻苏使馆收到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的一份紧急照会。照会说什么中国侵占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破坏了他们的现存边界，并说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中国负责等等，口气非常强硬。照会所提两个岛的都处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一九六八年一月苏军越界侵入七里沁岛破坏我边民生产，并用装甲车撞死、压死、撞伤我边民十三人，虽经我一再抗议，苏方均不置理。珍宝岛不仅位于主航道中心线我方一侧，而且枯水期同我岸相连。由于苏方的蓄意挑衅，终于导致了举世皆知的一九六九年三月的流血冲突。这次谈判以来，在那里虽然紧张状态并未缓和，但没有再发生冲突事件。苏方突然出此一举实出我方意料。我驻苏使馆接到照会后未加翻译即电话传抄过来。代表团当即进行了研究并电话报告了总理。
这次会议是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的。总理到会最早，一个人端坐在长会议桌的北头他通常就座的位置。异乎寻常的是他的手头没有要批阅的文件夹子，而且每当一位同志到来的时候，他都起身问好并亲切握手，弄得大家措手不及只好赶忙向他跟前急走几步，才能迎得上来。原来当他坐到那里时，正是除夕之夜的最后一刻钟。会议开始时已经是一九七○年的凌晨。这是他七十年代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
会上大家就对方到底想干什么，他们讲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含义，是否想断送这次谈判等进行了讨论。当分析了国际形势、边防情况之后，大家认为无非是虚声恫吓、制造紧张。周总理没有下结论，只是说：暂不置理，要边防注意警惕，等对方团长回来。
库兹涅佐夫回来了，他的谈判处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为被动。据我个人的观察，他回去后苏联政府所走的这一步，似乎并不符合他作为一个外交家的心意。所以。当我们质问苏联政府的这个照会到底是什么用意？他们所讲的严重后果到底是什么时，他根本无法回答。会谈后，总理告诉我们，不必再攻了，看来只不过是一次并不高明的压力。
我们总是希望谈判能够成功。缓和边境紧张局势，解决边界问题，恢复睦邻关系是周总理一再向我们交代的方针。一九七○年五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曾对苏联代表团的副团长讲：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
即使如此，谈判仍无进展。以后对方为摆脱不愿达成临时措施协议的窘境，建议发表一项互不使用武力的联合声明。总理说：一项空洞的意向性的声明哪能解决大军压境的紧张局势？后来对方又改提签订互不使用武力或互不侵犯条约。周总理告诉我们说：谈缓和边境局势，连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也不愿达成，谈边界连存在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还侈谈什么条约？大概他们早就忘了，中苏之间不是还有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吗？实在是个讽刺。
在一次内部讨论中，代表团的同志讲，除了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外，苏联不愿解决边界问题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同周边国家差不多都存在边界争议，它怕引起连锁反应。总理说：谈判能否达成协议，须看双方的意愿，他不愿干，只是一厢情愿总不可能。谈总是要谈的，但关键是他们领导人的决心。
一九七二年的下半年，我离开了代表团。这次谈判一直持续了九年，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两国边界未再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今天，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多年了，可以告慰他的是，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国与原苏联的紧张局势得以解除。中国与苏联解体后诸国的边界问题也以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在解决。周恩来为扭转中苏关系、谋取缓和两国向紧张局势所作的不懈努力和对代表团全体同志的培养教育，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奋斗不息。
“乒乓外交”始末
赵正洪
从一九七一年起，我们展开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中国乒乓球队开始……
——周恩来
人的一生中，能直接参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是很少的，能直接参与世界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的。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到了晚年，“如烟往事俱忘却”的时候，这些重大事件反而更加凸现出来。我亲身经历的“乒乓外交”，就是当年轰动世界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作为这件事的直接参与者，我看了一些有关此事的文章，总感到有不尽完善和与历史有出入之处。为此，我今天尽自己所能，将当年的历史事件如实写出，供人评说。
一、战前受命
一九七○年，当时的国家体委军管会召集会议，研究我国是否派队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乒乓球队伍受到很大摧残。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主教练傅其芳被迫害致死，训练全部停止，体委机关内也是派性甚浓，再加上我国已有两届未参加世界乒乓球赛，因此是否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的确不好下决心。
在这次会上，当时的军管会负责同志说：“今年是举行第三十一届乒乓球赛的一年。世界舆论认为中国队应该参加，要是没有中国队参赛，就不能称之为世界性的比赛。因为中国乒乓球队水平高，参加比赛才能反映当今世界乒乓球运动的技术水平。”经过研究，军管会议决定，向中央写报告，请示毛主席、周总理批准派队参赛。
这时，外界的推动力越来越大了。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先生一行四人来到北京，邀请中国派乒乓球代表团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后藤先生认为没有高水平的中国队参加，就不能算“世界级”比赛，当晚就向我有关方面递交了一份会谈纪要。中日双方的会谈是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进行的，因而比较顺利，几个技术性问题很快解决了。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会议纪要。但是最后中国队是否参赛，仍有待中央拍板。
当时距比赛日期三月二十八日还有两个月，距参赛报名截止日期只剩下十天了。日期紧迫，参赛准备工作必须加速进行。军管会要我负责乒乓球队的训练工作。当时我刚刚被解除“群众专政”不久，才恢复工作，因此接受这项工作后，我基本上泡在乒乓球训练馆。运动队多年没训练了，抓起来有些吃力。但运动员、教练员热情很高，练习很刻苦。有时军管会研究参赛的政治问题也通知我参加。
有一次周总理接见军管会领导，讨论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的问题，把我也找去了，周总理主要是了解军管会的意见和参赛准备情况。他在会议结束时要求把详细情况准备一个方案，然后上报。散会后，我乘机找到周总理，提出了想回部队工作的要求。因为“文革”中我虽然在体委被批斗、关押，但我还一直保留着军籍，现在被“解放了”，我想回到部队去。周总理听完了我的话后，对我说：“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要参加的话，准备由你率队去日本。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回部队呢？这是一项重要任务，‘文革’以来第一次派队出国比赛，你可不能三心二意啊！要集中力量，抓好训练，做好思想工作，技术上要抓紧训练。”总理的一番话使我深受感动。“文革”前，乒乓球队就经常受到周总理的关怀。几次参赛回来，周总理总要设家宴招待参赛队员、教练员和团长、领队、体委副主任。总理每次都风趣地事先打招呼：“我请你们到我家吃饭，钱我出，但要自带粮票。”席间总理和大家谈笑风生。有时周总理还拉上我这个技术不怎么样的人一起打一盘乒乓球。
二、“我队应去”
向周总理汇报后，军管会根据总理接见时的指示精神，组成了出席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的中国代表团。经上级批准，代表团领导班子由我、符志行、鲁挺、王晓云和宋中组成。我任团长，符志行、鲁挺、王晓云任副团长，宋中代乒协主席，符志行实际上是代表团政委，我仍分工抓训练。经过一段突击训练，运动员基本恢复了原来的技术水平。当时我国年轻一代选手中有几名后起之秀，外国人不摸底。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但是，当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苏对峙，苏联大军压境。美国虽然开始与我国进行某种接触，但中美关系在当时仍是严峻的。中日并无外交关系。我国参赛的消息传出后，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日本右翼势力纷纷活动，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国家体委领导班子对是否派队参加又有些犹豫。三月十四日晚，召开了有体委领导、代表团成员参加的会议，研究去不去的问题。我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展开了争论，基本上分成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我们应该去。理由是我们已经报了名，如果不去，有损我国信誉。另一种意见是，在国际上有几股敌对势力千方百计想破坏我队参赛，我队不应该去。有的同志说，“我国乒乓球队在世界上很有名望。我们花那么大本钱培养出的这支队伍，把家底都端出去如果出了问题，那损失可太大了。”会上不同意去的占多数。我虽然认为我队应该去，但自己刚出来工作，无职无权不宜表态。
大家讨论完，已经是下半夜了。周总理打电话要听汇报。韩念龙、王新亭、刘春、曹诚、宋中和我去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听完汇报，沉思片刻说：“不去怎么能行？我们怎么能不守信用呢？”他耐心地阐明了我队要去的理由，最后果断地说：“我们信守诺言，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总理边说边抽出铅笔亲自给毛主席写报告。写完后马上由秘书送给毛主席。当天早上，毛主席批示传到体委。毛主席批示：“照办。”还批道：“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至此尘埃落定，我队决定出征日本。
三、出征之前
毛主席的批示下来后，准备工作更加紧张地进行了。由于是停赛多年后第一次参赛，不少同志心情紧张。我也是如此。当时军管会的一些同志对我说：“七个冠军都要拿回来，一个也不能丢！”有的甚至说：“这次比赛一定要打好，打不好，不仅是个检讨的问题。”有的老同志和我开玩笑说：“老赵啊，这可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出去啊，要不拿几个冠军回来，你就在飞机上跳海吧，别回来了。”虽然是玩笑话，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当时周总理常强调，体育比赛中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有关领导却强调“七个冠军都要”。当时我队虽然经过训练，水平有所恢复，但如何把强调友谊和拿冠军的关系处理好，我心中没底。为了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希望，不辜负周总理的信任，我决心扎扎实实做好工作。
我认为千条万条，抓好运动员的工作是基础。我先后找了教练员徐寅生，运动员庄则栋、李景光、梁戈亮、郑敏之、林慧卿等个别谈心、摸底。庄则栋说：“拼，没事。”李富荣说：“这次比赛男女各拿一两个冠军问题不大，都拿不可能。”一些新队员表示：“我们没有参加国际比赛的经验，但我们拚命去干。”运动员斗志高昂，刻苦准备，我心里感到踏实了些。
代表团党委开展了强有力的思想工作。主要是针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比赛中可能遇上的情况，加强教育。要求大家在国际斗争中既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又要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广交朋友，扩大影响。新运动员则加强心理素质训练。在技术上组织教练员、运动员逐一检查，针对弱点加强训练，研究制服主要对手的方法和策略。全体队员决心争取胜利。我也增强了信心。
三月十六日晚九点三十分，周总理接见即将在第二天启程的全体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包括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和代表团领导共六十余人。
周总理首先强调了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的重要意义，同时对参赛的政治、技术情况及有利条件讲得一清二楚。总理把大道理讲得通俗易懂，对乒乓技术也讲到了点子上。他很懂乒乓球。最后，他又再三强调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我们原打算由庄则栋代表全团同志讲话，庄则栋也作了准备。但当庄则栋要讲的时候，周总理制止他说：“让赵团长讲。”我说：“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周总理的指示办，组织好参赛。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广交朋友，提高警惕，保证安全，力争政治、技术双丰收，为国争光。请总理并转告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我讲完后，总理点了点头。
接见结束时，大家都走了之后，周总理又对我说：“这次参加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派运动队出去参加世界比赛，它的意义是很大的，责任重大，情况极端复杂。你是打仗出身的，也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人。西路军打得很残酷，你跟李先念同志打到新疆，是很艰难，很不容易的。这次去，与真枪实弹面对敌人打仗是大不一样的。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你要很深刻地理解主席的指示。”我向总理保证，主席的指示，已经字字句句记在心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决完成任务。”总理说。“好！这是主席批给我的，你不仅要记住，还要认真贯彻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方针。在复杂的情况下，遇事要十分慎重，要多与党委同志们研究。要提高警惕，保证大家的安全。”我表示一定要按总理的指示办，坚决执行主席和总理的命令。总理紧紧地握了我的手，我更加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
四、初到日本
总理接见后第二天，代表团乘飞机到广州，再由广州乘火车抵达香港。为了保证代表团全体同志的安全，到香港时没有住旅馆，全团住进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办公室。
在香港等飞机时，周总理非常关心运动员的健康，派专人给我们送来了当时国内很紧张的球蛋白针剂，总理在电话中亲自对我交待：“球蛋白是预防感冒的，你要亲自过问这项工作，让每个人都打一针，代表团全体同志都要打。特别是运动员一定要打。你要一个人一个人落实。”周总理还让人送来一份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纪念文章，让我们组织学习。
为了代表团的安全，周总理亲自安排代表团搭乘两架联邦德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日本。联邦德国那家航空公司的总经理为了表示重视，亲自乘坐我所乘的那架飞机一同前往，另一架飞机也有那家航空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陪乘。
三月二十一日，飞机准时从香港起飞。飞机飞临台湾上空时，联邦德国那位总经理向我介绍：“下面是台湾海峡。”我特别向下看了看。想到当年在空军率部队到福建参战，把蒋介石的飞机赶出福建省上空，不禁感慨万千。又想到眼下这场国际舞台上的斗争，想到周总理的关怀、指示，更加感到任务的艰巨。
两个多小时后，飞机到达日本上空。先到的一架飞机在空中逗留，等我们的飞机先着陆。飞机停稳后，我从飞机的窗口往下一看，羽田机场停机坪到处是人。我们还未下飞机，日本方面几位负责接待的人就上来接我们。日本警察也登机了，对我表示要尽力保护代表团的安全。刚下飞机，记者和来欢迎的人就围得水泄不通。我被人群前呼后拥地推上了汽车，连我们自己的记者都来不及拍照了。机场警备森严，警察出动了大约三四千人。机场人群中有拿五星红旗的，也有手持台湾旗的。
乘车去住处的沿途，道路两边到处是欢迎代表团的人群，有人举着五星红旗，喊着欢迎代表团的口号。当然也有少数人拿着青天白日旗，拿着扩音器吱啦吱啦到处乱窜。这也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日本警察还是很负责任的。代表团统一住在东京一家大旅馆。日方到处都派有警察站岗。爱国华侨也自发地组织起来，在旅馆轮流站岗。我在日本期间有八个人形影不离地跟着，四位日本警察，四位华侨。气氛相当紧张。
到东京第二天，我们代表团就到一所学校开始训练，后来和日本学生一起训练，随便参观。这一下轰动了。东京各报纷纷发表文章说：“中国变了。其它国家训练时保密，不允许别人看，而中国队却是公开训练，不论是运动员、学生、市民都可以看。”还赞扬我们：“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友好态度，出乎预料之外。”公开训练扩大了我国与日本广大人民群众的接触，广泛影响了日本各界人士，各国记者也广为报道，扩大了我国民间体育外交的影响面。
五、在名古屋
代表团在东京短暂停留后，移师名古屋，包下了一家滕久观光旅馆。爱知县警察总部布置了大批警察，日本警视厅特地派专员到名古屋坐镇指挥。就是这样，每天仍有七八起国民党的特务和反动分子到中国代表团住处游行、骂街、烧毛主席像、烧中国国旗。他们一来，我们就向日方提出抗议。当局就派警察驱赶。有时还有坏人乘我们到训练和比赛场时，向我们扔只燃烧不爆炸的火药包。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强大的祖国作后盾，根本不怕这些人捣乱，照样去训练，去接触群众。但是为了完成周总理文给我的任务，我的工作是十分紧张的。除了和运动员一起去训练、比赛场地外，在旅馆时就让翻译给我读当天的各种报纸，注意分析日本各界舆论。当时日本新闻界和有关方面拼命挖新闻，有时到了很让人担心的程度。甚至有时代表团领导人之间的开会谈话，第二天就见报了！
代表团领导人根据总理“友谊第一”的指示，开展了体育外交活动。在东京我先后会见了中岛健藏先生、后藤钾二先生、西原寺公一先生，王晓云会见日本朋友就更多了。我们参观了名古屋的大学和丰田汽车厂。所到之处，我们感到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很友好的。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对代表团的生活、安全都花了很多的心血。名古屋电视台请我和庄则栋由后藤先生陪同到电视台，向日本人民讲话。我们还拜访了朝鲜侨民协会会长，大家一起开了联欢会，共唱《金日成之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乒乓球代表团也参加了，气氛颇为热烈。
正式比赛开始了。我每天在看台上观战，有时下来到比赛休息厅和运动员们谈谈，鼓鼓劲。在团体比赛中，气氛很紧张，我的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儿，双手握拳，手心都湿了，比过去打仗还紧张。如果那时有心脏病，早就发作了。尤其是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刚出来工作的我，心理压力实在是大，为了保证运动员的安全，每次带队外出，我都等在车门口，运动员上齐后，我才上车。为此有些日方官员好心地向我提出劝告，怕我这个团长遭到枪击不好交待。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我仍坚持这样做。
我队在男子团体比赛中夺得了冠军。新秀粱戈亮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大家都很高兴。接者是女子团体决赛，我队由林慧娜、郑敏之参加与日本队的决赛。结果我队输给了日本队。下场后，林、郑失声痛哭，气得连饭都不想吃。我就对她们说：“胜败是兵家常事嘛！我看你们本领就是比日本队员强，谁个不说中国这对横拍女将技术高强，本领好，这次就是输了几个球嘛！是偶然的失手嘛，还有两场比赛，把女单、女双都夺过来，依我看你们完全有这个本领。我过去打仗。一次仗没打好，也很生气，下决心第二仗一定要打好。你们痛哭流涕，不想吃饭，这种心情我很理解，很同情。你们再比赛，我在台上用心给你们使劲。打球我不会，也上不了台。打仗我保险要冲在你们前面。打球我是无能的人，全看你们的了。”
女子单打、双打，中国队双双夺魁，她们高兴得哭起来了。我就跟她们开玩笑：“我是孔明，估计正确吧。我给你们编个顺口溜：林郑输也哭，赢也哭，林郑的眼泪是珍珠，先流的是银珍珠，后流的是黄珍珠。”她们又打又闹，非常高兴，经过全体运动员的努力，又夺得男女混合双打冠军，我才松了一口气。但另有一件事让我紧张起来了。
六、“乒乓外交”
有一天，我队从比赛馆乘汽车回旅馆。开车之前，一个长头发的美国运动员科恩向大轿车连连招手，跳上车时，他才发现上错了车。大轿车内的中国运动员倒都认出他是美国运动员科恩。庄则栋这时站在科恩身边。他亲切地对科恩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令天你到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上车。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出访前，曾有过规定：不和美国队员握手拉手；不与美国人主动交谈；比赛场上不与美国队交换国旗。看到庄则栋这些举动，我心里颇为紧张，拉了他一下。庄则栋笑着对我说：“你当团长顾虑多，我是运动员没关系，你放心吧。”庄则栋送给科恩一幅杭州织锦，织锦上是黄山风景画。科恩非常高兴地说：“你们邀请了好多国家运动员访问中国，我们美国运动员能不能去？”这一消息在当地马上传开了。有的记者问科恩是否愿意访华，科恩回答的很干脆：“中国人非常好，我当然想去。”
团体赛结束后，组织观光，中国运动员又一次与美国运动员有所接触。他们问：“听说你们邀请了加拿大和英国乒乓球队去你们国家访问，是真的吗？”我们说：“有此事。”他们又问：“什么时候能轮到我们美国队去呢？”我们当时不好回答，只是一笑了之。
实际上在科恩与庄则栋接触后，我们就及时报告了北京。北京第二天回答，“告诉美国朋友，将来访华总是有机会的。”美国队再度提出访华后，我们又打电话请示北京，答复还是那句话。当时代表团天天与北京通话两次。毛主席看到有关中美队员接触的简报后，提出一天要通话四次。代表团由外交部一个同志专门负责此事，在北京外交部也有专人负责，双方听到熟悉的声音后才通报情况。北京几次回电都是那句话。我们就根据北京的指示，把这个意思向日本朋友和有关方面发布了。后藤钾二先生多次询问，我们也以此相告。
四月七日上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滕久观光旅馆的花园里举行游园会，我们兴致勃勃地跟亚非拉各国运动员、教练员和领队在欢乐的乐曲声中互相交谈、唱歌、跳舞时，一位工作人员匆匆走到我跟前，急促地说：“赵团长，北京来电话，叫你立即回房去。”我回房间后，工作人员把电话记录本递给我，电话记录上写着：“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一事，考虑到该队已多次提出要求，表现热情友好，现在决定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内来我国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旅费不足可补助。请将办理情况，该队来华人数，动身时间等情况及时报回。”看完电话记录后，我既高兴又紧张，马上派人把宋中叫回，宋中看了电话记录后，我马上叫他去找美国乒乓球队，向他们正式发出邀请。当时比赛已结束，去晚了可能美国队就回国了。与此同时又派人去请日本文化交流协会的村岗久平先生来，请他把邀请美国队访华一事迅速转告后藤钾二先生。由于事情突然，我们来不及事先和后藤先打招呼，请村岗久平向后藤先生转达我们的歉意。
安排完毕后，由我向外界宣布，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邀请美国队访华。这一下哄动了。记者里三层，外三层，纷纷询向我是不是真的发出邀请了。其中日本记者最多。我一再回答。“我们确实发出邀请了。”
村岗久平乘车到后藤钾二先生家中时，很多记者正围着后藤先生问：“据美国代表团的消息，中国代表团已邀请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是否有此事？”后藤先生再三说：“没有这回事。中国代表团不会邀请美国作表团访华的。”正在大家扯着嗓子大喊大叫时，村岗久平到了后藤面前，对他说：“中国代表团赵团长要我转告您，他们刚刚向美国代表团发出邀请，请他们去中国……”没等村岗说完，后藤大发脾气：“这么大的事也不打个招呼，太不够朋友了！我刚刚答复了新闻界，中国决不会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这下子让我说什么好呢？”村岗说：“赵团长说事情突然决定了，来不及先通报，请您原谅。”过了一会，后藤亲自找到我们，问是怎么回事。我就把详情对他做了说明。这样他的气也消了。
朱中和翻译王家栋找到美国乒乓球队负责人哈里森和斯廷霍文，对他们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哈里森感到很突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平静下来后，连连说：“真没想到，但这是件好事，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美国队经过请示国内，接受了邀请。美国队负责人哈里森办完了访问中国的一切手续之后，我们代表团也离开了名古屋，访问了大阪、神户、福冈、札幌等地。所到之处受到当地政府周到的接待，日本人民对我们很友好。
在这期间，日本各大报连篇累牍地报道了“乒乓外交”这一戏剧性事件，都登在头版头条，叫做“小球推动了地球”。
七、返国途中
四月二十八日，代表团在东京乘飞机回国。飞行途中，我反复考虑，毛主席、周总理交给的任务是否完成了，有没有辜负毛主席、周总理的重托。这次比赛，中国队拿了四项第一（男子团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男女混合双打）也算不错了。更重要的是，通过运动员之间的交往，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使中美关系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在比赛中。我们还与亚非拉许多国家的运动员、教练员交了朋友。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都执行了，自己觉得很高兴，不由得在飞机上哼起了我最喜欢唱的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树呀树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啊。张灯又结彩啊，唱一支国际歌庆祝苏维埃（这首歌是一九三一年在江西成立苏维埃时唱的）。战争年代，打了胜仗，我总要叫警卫员买只鸡，叫几个战友吃一吃、唱一唱。
下午，飞机到达香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灵光、祁峰和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费彝民等都到机场来欢迎我们。出机场后，又遇上了成千自发地来欢迎我们的香港同胞。他们和运动员又握手，又拥抱，唱歌、高呼口号，情景感人。
代表团在香港住了五天，新华社梁、祁社长及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等分别为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白天，代表团中的运动员分别到工厂、学校为工人、学生做乒乓球表演。九龙的有关方面为了应付广大群众观看乒乓球表演的要求，专门修了一个能坐二千人的大棚子。观看比赛的群众情绪高涨，气氛热烈。
代表团离开香港时，成千上万的同胞夹道欢送代表团，争先恐后地与代表团成员握手、拥抱。更为感人的是有三百多名同胞陪代表团一起乘火车到深圳。我们要分开时，难分难舍，热泪滚滚。
代表团到广州时，广东省的党政军领导到车站热烈欢迎。他们纷纷说：“代表团取得了政治、技术双丰收胜利。”此时我的心情用我在香港写的一首诗来表达，是最恰当不过了：
终出牛棚心不静，蹉跎岁月情难平。
总理给我交重任，率领球队到东瀛。
乒乓外文举世惊，赛场内外传友情。
发出小球转地球，中美关系化坚冰。
哪知回国后又遇上一个小小的波澜。
八、赛后余波
出国参赛前，有关领导对我队一旦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相遇时的对策，从中朝友谊的大局出发，曾研究过一个意见。由于我当时刚刚工作，负责此事的同志并未告诉我，结果在比赛中，我队一个主力队员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的一个主力队员淘汰了。在比赛前，我曾考虑过是否“让”一下，但有个同志说：“世界比赛哪有让他国之理？”我觉得也对，便未坚持。回国后总理问及此事，我主动承担了责任。后来总理了解到我确实不知道情况，气就不那么大了。但他又批评了我另一件事。比赛结束后，中日两队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中日双方各派四名男运动员、四名女运动员参加。教练问我如何打，我想反正是友谊比赛，就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结果把日本男女队员全打败了。在场的日本朋友都有点面子上下不来。回国后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批评我说：“已定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你为什么‘八仙过海’啊？”总理对李先念同志说；“赵正洪是你的老部下，是跟你过祁连山到新疆的老同志啦，你也批评批评他。”李先念同志说：“赵正洪啊，赵正洪，你哪来那么多旧东西呢？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要好好认识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