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检讨了自己没有贯彻执行总理关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指示所犯锦标主义的错误。周总理接着严厉地批评了知道情况的有关方面负责人。他说要派人到朝鲜赔礼道歉，“负荆请罪”。
后来由我、韩念龙、宋中以及那位我国运动员一起到了朝鲜。我们受到朝鲜方面的热烈欢迎，住到平壤郊区的一个高级宾馆里。到后第三天，金日成主席接见了我们。首先是韩念龙同志把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决定我们来朝鲜的意思报告了金日成主席，接着我国那位运动员表示了歉意。我马上接着说：“我是团长，没有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这是我的错。”金日成同志马上插话：“你说的不对，你当团长，你们党和国家叫你带队出去比赛，光打败仗行吗？比赛都想战胜对方，这是人之常情嘛。就连老子和儿子下棋也是谁也不让谁嘛！在世界锦标赛上，哪有一个国家愿意输给另一个国家，没有这个道理嘛。在比赛的时候，你当运动员，谁让谁呀！我理解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中朝两党、两国友谊作出的努力。请转告他们，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牢不可破的！”金日成同志的一番话反映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当天晚上，朝鲜外交部长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欢送我们。我们圆满地完成了那次“负荆请罪”的外交使命。
事隔二十年了，事后想想，那次中国乒乓球队出师东瀛，决不仅仅是与美国队开展了“乒乓外交”。实际上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毛主席、周总理之所以为全队定下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基调，就是以体育作为整个外交政策的突破口。我们在这次比赛中还拒绝与朗诺集团对垒，庄则栋对记者发表的不与朗诺集团队员比赛的声明，影响很大。这样的比赛的确要服从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我们在比赛中不仅仅对美国开展了“乒乓外文”，应当说中国队从出国比赛之日起，中国对世界的“乒乓外交”就开始了。重温这一段历史，对我们今天进行改革、开放，也是有其借鉴作用的，我相信，后来者在评价还将举行的一届又一届乒乓球世界锦标赛时，一定会特别关注第三十一届，因为那一次球桌上的“乒乓”声的确震动了世界。
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魏史言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周恩来
自基辛格秘密访华与我商定的尼克松访华公告发表后，中美双方对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访问都做了充分准备。尼克松为确保访问成功，一九七一年十月，又派基辛格公开来华，商谈他访华的具体日期和公报草案；翌年一月，又派黑格率先遣组来华，商谈了他的活动安排和电视转播等事务，尼克松本人不但请了一些著名的中国通给他介绍情况，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而且熟记了不少毛主席的诗词，甚至还学会了用筷子进餐。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他于二月十七日乘“七六年精神号”专机来华。
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我方也作了细致周到的准备。当时考虑到两国过去敌对多年，无外交关系，而尼克松又以国家元首身份首次来访的实际情况，我方在礼遇上选择了“以礼相待，不亢不卑，不冷不热，不强加于人”的方针，决定在机场悬挂两国国旗，在北京检阅三军仪仗队、军乐队，但不采用分列式，不鸣礼炮，不请外交使团，不搞群众欢迎，只由周总理等领导人前往迎送。在会谈方面，决定坚持一贯立场，高屋建瓴，主动灵活，争取谈成，改善关系。讨论国际形势时，以印度支那问题为中心，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等问题次之。讨论双边关系时，着重谈台湾问题，双边贸易、科技文化和人员交流问题次之。为避开美方白宫和国务院的矛盾，周总理还把会谈分成四个层次：一是毛主席同尼克松会见，二是周总理同尼克松会谈，三是姬鹏飞外长同罗杰斯国务卿会谈，四是全体会议。在其他活动安排上则根据客人的不同情况做了多套准备，供他们选择。为了创造一个与迎宾相适应的环境和气氛，周总理还布置客人拟去的各地方刷去了街上的反帝标语，恢复了店铺的老字号名称，甚至在宴会上要演奏的中美两国民间乐曲都进行了精心选择。
一、尼克松同周总理历史性握手
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尼克松总统的专机飞抵上海，稍事休息用餐后，即由专程前往迎接的乔冠华、章文晋、王海容等陪同，于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到达北京。周恩来、郭沫若、李先念、叶剑英、吴德、姬鹏飞等党政军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约百人前往欢迎。
抵达北京机场时，尼克松刻意要在这一举世瞩目之时纠正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下令不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握手的傲慢失礼行为，突出他本人非同凡响的举动，特安排在他同周总理握手前，随行人员暂缓下机。此事虽已事先通知，但他仍不放心，临时又派一名高大的警卫把守在机舱口，以防其他人员紧随其后下机。当他和他的夫人快走到舷梯的尽头时、他就在掌声中急忙伸手向周总理走去，主动同周总理热情握手。这代历史性场面被摄影师一一摄入镜头。尼克松事后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随后，其他美国客人始鱼贯下机，周总理将前来欢迎的中方人员向他们逐一作了介绍。军乐队奏起两国国歌，周总理陪同尼克松检阅了仪仗队后，两人一同登上中国的红旗轿车，驶往钓鱼台国宾馆。在离开机场时，周总理寓意深长地对尼克松表示：“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车到钓鱼台十八号楼，邓颖超、于立群站在楼前迎接。在客厅待茶时，周总理一一同美国客人打了招呼，然后让尼克松和罗杰斯到各自的下榻处休息。
二、毛主席会见尼克松
基辛格在飞往北京的旅途中即向乔冠华表示，他想在午后三时单独会见周总理，谈谈活动安排问题。但在客人刚吃完午饭不久，毛主席突然决定，要立即会见尼克松。下午二时许，周总应急忙亲自找基辛格说，毛主席想很快见到尼克松总统，并问美方谁一同去。基辛格答，他去，让洛德去做记录，并说，这件事不要告诉国务院的人，特别是洛德参加会见事更不能告诉他人，而且在新闻、照片、电视上都不能出现洛德，不然国务院的意见就更大了。基辛格报告尼克松后，即去中南海。
二时四十分，毛主席在他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周总理，翻译唐闻生、记录王海容；美方在场的有基辛格，记录洛德。这次会见因毛主席大病初愈，到三时五十分即结束。在一个小时零十分钟的会见中，毛主席谈笑风生，寓意深刻。他向尼克松表示欢迎和寒暄后风趣地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要我们所吹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基辛格马上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毛主席说：“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尼克松则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主席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接着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主席话锋一转，很自然地引出了台湾问题。
然后，毛主席又转向基辛格说。“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基辛格很得体地称赞了尼克松的大胆决策。毛主席又幽默地说基辛格：“他不像个特务。”实际是称赞他秘密访华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尼克松笑道：“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基辛格慌忙解释：“她们不知道，我是利用她们做掩护的。”毛主席问：“是在巴黎吗？”尼克松又说：“凡是能用漂亮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毛主席反问：“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啊？”尼克松申辩说：“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周总理点上一句：“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引起大家哈哈大笑。
接着大选的话题，毛主席说：“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他打交道。”尼克松说：“这个我们懂得，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毛主席爽朗地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你一票的。”尼克松说：“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家伙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毛主席说：“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是右派，你们共和党是右派。”“我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尼克松说：“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
随后在谈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时，毛主席说：是巴基斯坦总统把你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们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不过我们是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总统。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统。然而在那段时间，你们也没有想通。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多少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哲学，主要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尼克松想接着谈台湾、越南、朝鲜、日本、苏联等问题，毛主席打断他的话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总理）跟你谈的事。”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来往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随后毛主席说：“你们下午还有事，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这时，尼克松又说，他这次应邀来访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作出这个决定实属不易，他还表示，他读过毛主席的一些著作，懂得“只争朝夕”。毛主席说：“只争朝夕。”“大概我这种人放空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建设社会主义。”尼克松微笑着说：“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毛主席说：“就个人来说，你可能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最后，毛主席也称赞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写得不错。尼克松说：“你读得太多了。”毛主席说：“读得太少，对美国了解太少了，对美国不懂。要请你派教员来，特别是历史和地理教员。”然后他又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这时双方已经站了起来，尼克松握着毛主席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主席对尼克松这句话未置可否，只说：我就不送你了。”
嗣后，基辛格单独与周总理商定了会谈安排和发布毛主席会见尼克松的消息问题。六至七时举行双方全体会议，商讨和宣布了会谈办法和公报的形式与内容。会上，周总理很艺术和自然地解释了毛主席突然会见和没有让其他美国客人参加的原因，以调和美方的内部矛盾。
晚七时，周总理设国宴招待全体美国客人。席间军乐队演奏了中美两国民歌，尼克松听到演奏《美丽的阿美利加》时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他最喜欢并指定在就任总统典礼上演奏的乐曲。敬酒时，他特地到乐队前表示感谢，并要给他们发奖。
三、周总理同尼克松会谈
尼克松在京期间，上午安排参观，下午会谈，晚上参加宴会和文艺晚会。周总理同他谈了五次，北京四次，上海一次。双方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坦率而探入地交换了看法。尼克松从台湾问题谈起，重申了他处理台湾问题的五项原则：（一）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二）不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三）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阻日本进入台湾，也不鼓励日本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四）支持任何关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不支持台湾当局用任何军事方法回到大陆的企图，（五）寻求美中关系正常化，决定在四年内逐步从台湾撤走军事人员和设施。他强调在政治方面有困难，还不能马上丢掉台湾，希望在其第二届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周总理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意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什么说‘争取’呢？因为这是两方面的事。我们要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干怎么办？”“我坦率地说，就是希望在你（下届）任期内解决，因为蒋介石已为时不多了。”
他们还就朝鲜、印度、裁军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周总理还就美苏军备竞赛高瞻远瞩地说：“你们两家搞军备竞赛，水涨船高。你们的军费是公布的，苏联的不公布，但它占的比例不会少。所以他们国内人民生活很困苦。农业生产上不去，不能仅仅说是气候的原因。苏联同加拿大的气候差不多，加拿大的农业并不坏嘛，就是因为军费太多。这样浪费，搞核武器花那么多钱，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用，到一定时候还要报废，下个世纪（人民）会批评为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搞核武器。我们希望你们达成协议，减少核军备。美苏搞好关系，我们赞成。”可见周总理论断之精辟和风格之高。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周总理同尼克松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
四、姬鹏飞同罗杰斯谈双边关系
在周总理同尼克松会谈实质问题的同时，姬鹏飞外长同罗杰斯国务卿也举行了五次会谈，北京四次，上海一次。中方有总理助理熊向晖等参加，美方有助理国务卿格林等参加。
罗杰斯首先提出要弄清关系正常化是什么意思？他认为关系正常化就是改善关系，就是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改善关系。姬鹏飞则说，关系正常化是指建立外交关系。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可以改善关系，走向正常化。
会谈开始不久，美方就闹了一个笑话。美方翻译的上衣口袋里突然响出声来，急忙用手去按，但没按住。不久，詹金斯和格林的口袋里也响了起来。齐格勒递了一个条子给罗杰斯。罗即说，拿出来吧。并表白说，这是同总统联系的小电话。实际上是小型录音机发生故障响了起来。因为双方原来商定会谈不用录音，只让记录。美方暗中使用录音机的行为暴露，显得十分尴尬。
接着，罗杰斯反复强调建立常设联系机构的必要性，建议互设贸易、旅游等办公处。姬鹏飞外长表示，台湾问题不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的解决就受影响。蒋介石集团在美国还有代表的情况下，要我们派人去美国，就使我们为难。罗杰斯又表示可在第三国大使馆内设办公室，并强调建立电话联系也佷必要。姬鹏飞不把门关死，推说可以再考虑考虑，看看能否找到什么办法。
罗杰斯还提出，增进来往可能是最迫切的问题。他认为可以在文化、体育、医学等方面进行人员交流，并具体建议互派杂技、篮球、田径、体操、游泳、医生等团队访问。姬鹏飞外长表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前，这种交流只能通过民间机构，双方政府给予协助和方便。熊向晖还询问罗杰斯，美国还要不要入境的人按手印。罗杰斯新任国务卿，不太熟悉，马上到另一房间打电话询问后回来说，这个规定已取消了。中国访美人员不需要按手印。
罗杰斯还说，中美开展贸易的经济意义不大，可有可无。美方并不急于同中国开展贸易，如果中国觉得有利，可以搞一点，姬鹏飞外长明确指出，贸易是美方上次提出的，我们的政策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中美贸易可以不搞，问题是许多美国商人向中国外贸部门提出了做生意的要求。熊向晖当即报告周总理。周总理即问基辛格，你们说要搞贸易，而你们的国务卿却不感兴趣啊。基辛格听了很生气，马上冲出去，报告了尼克松。
翌日会谈时，罗杰斯首先解释说，关于中美贸易问题昨天他所说的话可能引起误会，他想加以澄清。他说，美国对开展中美贸易是有兴趣的，如果中国也有兴趣的话，对愿同中国做生意的商人，美国将给予便利。以后姬鹏飞外长又说明了中美关系的历史背景和中方的原则立场。罗杰斯也谈了美方的立场和愿望。但他一边谈美国没有制造“两个中国”的意图，而又说大陆与台湾是两个“实体”。对此姬鹏飞外长再次重申了我方的立场。
罗杰斯还突然提出，他和姬鹏飞外长应积极参与公报起草工作，并进行“监督”，因为“政策是要我们执行的”。姬鹏飞表示，先等乔冠华副部长和基辛格博士搞出一个草稿再说。
周总理得知罗杰斯要参加起草公报工作的汇报后，在同尼克松会谈时说，有一个问题要向总统说一下，你们的国务卿要参加公报的会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已说定了，双方已分别指定乔冠华和基辛格博士负责此事。当时国务卿没有说话呀。尼克松解释说，我想这事可能有点误解，可能罗杰斯对公报有些想法。他认为可以同你们外长谈谈这些想法。我们指定基辛格谈公报，你们指定乔冠华谈公报，现在还是这样。
看来尼克松是不让国务院的人参加实质会谈，而国务院的人对此很有意见。美国助理国务卿格林在会谈休息时就向姬鹏飞说：“似乎你们认为只是总统愿意改善中美关系，而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不愿改善中美关系，其实美国国务院也是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
五、中美两国联合公报商谈经过
基辛格一九七一年十月访华期间，双方商谈联合公报问题时，美方想搞一个老套格式、粉饰一致的公报。周总理则主张不搞官样文件，应如实分别写上双方的分歧和共同点，以反映真实情况。经过多次会谈，搞出一个公报草案。这个草案无论形式或内容都有新颖创造。序言概述了尼克松总统一行访华情况，第一部分双方各自阐明了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第二部分确定了建立中美两国关系的共同原则。第三部分写明了双方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改善双边关系的协议。但当时还有几个问题未达成协议，以后黑格带来的方案我方也未接受，故留待这次继续商谈。
这次基辛格一来，就向周总理说明，国务院的人根本不知道双方已经起草了整个公报，罗杰斯也只知公报草案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两句措词。美方将由他本人负责商谈公报，只有涉及大的原则问题时，总统才会过问。还说，南亚问题因情况变化，需要考虑修改措词，人员来往和贸易问题还需补充，台湾问题也需进一步讨论。还说黑格提交的措词中方表示可以考虑。意欲先发制人，肯定他们的方案。周总理当即指出：“当时我就说，不同意黑格带来的措词，而倾向于我们原来的方案。如何办当然还可考虑。”周总理指定由乔冠华、章文晋负责谈，熊向晖在参加两国外长会谈之余，有空也参与，必要时周总理则亲自过问。
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基辛格提出了美国的新方案，二十四日上午乔冠华口头谈了我方的方案。随后对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作了评论。第一。既然美方承认，所有台湾海峡两岸的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台湾问题用什么办法解决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得干涉。中方的措词是“希望”争取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美方的措词是“关心”它的和平解决。这两个词的含意显然不同，中国不能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第二，台湾本来是中国的领土，而美国把它作为军事基地使用，美军当然应该全部撤走。而美方的措词则是“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设施。这符合中美双方的声明吗？第三，既然美方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内部的问题，当然美国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应全部撤走，所以中方的措词是，“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而美方只讲“逐步削减”而不讲完全撤出这个目标，中方不能同意。基辛格说如果找不到双方满意的措词怎么办？乔冠华答，那就难说了，不发表公报也行嘛，基辛格显得有些紧张地说，有此可能，但又马上改口说，应作积极努力。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基辛格同周总理单独谈话时提出公报中关于台湾那段措词。周总理劝解说：“反正双方已经接近了嘛，我们已经报告毛主席，说已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基辛格即说：“我们十分欣赏总理和副外长所表现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周总理又说：”关于‘人民要革命’的问题。还是这样吧，反正这是我们方面的立场嘛，另外我们还有四点共同点准备去实行，这是重要的。”基辛格说：“对，那是次要的问题，可以那样。”
二月二十六日凌晨二时，公报终于谈妥。但在由北京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看了公报后又提出若干修改意见。当晚基辛格同乔冠华又谈到次日凌晨二时，对公报中台湾部分以外的多处文字作了修改，最后终于定稿，并于二十八日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改为：“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另对反对霸权主义一条改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最后在公报中还加入了双边贸易问题，“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基辛格和乔冠华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中美《联合公报》（亦称《上海公报》）发表讲话，引起了国际上的巨大反响和强烈震动。晚上，上海市举行宴会，为尼克松等送行。此时此刻的尼克松，心情舒畅，开怀畅饮，即席讲话中说他“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不管怎样，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确实对中美关系和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深远影响。
“饮水不忘挖井人”——中日建交纪实
姬鹏飞
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是中日建交的日子。以后，我常想起当年周总理引用的一句中国古语：“饮水不忘掘井人。”他是教诲我们不要忘记为中日建交作出贡献的日本老朋友。其实为中日建交付出心血最多的是我们的周总理，他是中日友好之桥的奠基人。
一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文化大革命”出现转机，国内形势发生一系列变化。与此同时在外交战线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二月访华。毛主席会见了尼克松，周总理同尼克松进行会谈，二十八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中美国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在联合公报的声明中，表明它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周总理一直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者中美两国在对抗二十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尼克松访华，在国际上被称为尼克松冲击波，日本首当其冲。
台湾问题一直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也是阻碍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完全听命于美国敌视、封锁新中国的旨意。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急需扶植日本作为远东的反共基地，十分担心在与日本签订和约之后，日本为贸易和其他经济的利益而同中国改善关系，动摇美国的对华政策。当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事后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媾和独立后的日本在北京和台湾之间究竟选择哪一方为建交的对象，便成为美国特别关心的重大的问题。因此，日本才决定在美国参议院批准和约和其他条约之前，向美方表示：日本只同国民政府恢复邦交。这就是我在一九五一年底给杜勒斯特使写信的原因。”
所以，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美国单方面和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的同一天，日本同台湾签订了和平条约。在条约中台湾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这就是所谓的《日华（台湾）和平条约》。当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这一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早在一九五四年周总理就指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不在中国方面。旧金山条约不承认中国，而承认台湾，说台湾代表中国。中国人很伤心。”
一九五六年周总理向日本朋友指出：“日本政府在中日建交上有困难，困难不仅在内部，而且更大的困难是由于外来的干涉和压力。”这个外来的干涉和压力就是来自美国。美国和日本在一九五一年九月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条约允许美军无限期、无限制地驻扎日本。
可是这次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却将日本撇在一边，使佐藤内阁十分尴尬。
尼克松访华后，在日本要求与中国建交的舆论占了上风，给佐藤内阁造成很大的压力。
从建国初周总理就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他提出“以民间促官方”的方针，一九五七年之后针对岸信介、佐藤内阁的反华政策，提出“政治三原则”、“经济三原则”、“中日复交三原则”。周总理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到一九七二年夏水到渠成，中日建交提到历史日程上来了。
二
周总理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一般多是由廖承志同志协助。我作为外交部长参与了中日建交谈判的全过程，现仅就这段历史回忆周总理的丰功伟绩。
大家都知道，虽然一九七二年全国开始批判林彪集团，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左”的思潮并未能得到认真的清查，周总理一方面要协助毛主席打开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另一方面还要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同时要教育、说服受“左”的思潮影响的同志。不少同志对于打开中美、中日关系的重大意义不理解，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要同“右派”打交道。所以毛主席在会见尼克松时说：“我喜欢右派。”尼克松则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毛主席的部署，周总理对毛主席的思想作了进一步阐述。一九七二年八月，他在接见一个兄弟党的领导人时说：
“一。我们外交行动的方针是争取当权派，可以跟他来往，因为如果我们跟一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没有来往，我们就无法接近群众。跟上层来往就要跟他的当权派来往，而且要跟当权派的头子来往，否则就不能解决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上层和人民有矛盾，上层的外交来往总还要保持一定的外交关系吧，跟人民的来往是民间的来往。我们倾向于把两条路线不要摘得太密切了，要分开一点，外交归外交，民间来往归民间来往。
“二。上层来往还是按原则办事，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必须要有原则性，才能允许可能范围的灵活性。
“三。根据我们搞上层统一战线几十年的历史得出两条经验：第一，当我们跟资产阶级决裂的时候，容易犯‘左’倾错误，把它看成铁板一块、只有斗争，反对一切，没有联合，第二，当我们跟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容易犯右倾错误，只有联合，没有斗争。”
限于当时的情况，总理没有讲明，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一九七二年，“左”的倾向很有市场，总理讲这些话是用心良苦。他深知中日建交的时机就国内外来讲条件都已成熟，必须抓紧，否则一纵即失，不知要推迟到何时。所以总理对这项工作抓得非常紧。
当时一些日本在野党希望由他们联合组阁来和中国建交。周总理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美国都没有革命形势。他说：如果等到日本的左派执政再恢复中日邦交，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呀，这样中国就没有几个国家可以建交了，只能跟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建交，这不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吗？他也反对同一向敌视中国的佐藤内阁建交，而主张和自民党中主张中日友好的一派谈判建交。
七月七日，田中当选为首相，马上宣布：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七月九日，周总理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中说：“田中内阁七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这是值得欢迎的”七个字，字字千钧，一下子使中日关系明朗化。中国反应之快，大大出乎日本的预料，给田中内阁极大的鼓舞。
七月十二日，周总理授权我发表声明：中国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来中国访问，会谈并解决中日邦交问题。进一步坚定了田中访华的决心。
与此同时，周总理事事向毛主席报告，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使“四人帮”无隙可乘。为使工作万无一失，总理指定我、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人组成日本组。总理白天接见外宾，那时到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特别多，夜晚将我们找到西花厅或钓鱼台开会研究中日建交问题，或带我们一起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开会，向主席汇报。在主席那里决定了大政方针后，回来总理又同我们一起研究、安排，事无巨细，总理都一一过问，一一想到。他常说：“外交授权有限，外交无小事。”这时他已是七十四岁的高龄，并已查明身患癌症、他就是这样带病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二十个小时。总理的精神感人至深，总理的举止言谈、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
由于政策明确，方法得当，从七月七日起只用了八十一天的时间就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告中日之间不正常状态结束。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不仅大大出乎美苏的意料，而且为世界各国观察家叹为观止。周总理以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办事缜密周到，无可挑剔，令人折服。
三
为了使全国人民理解毛主席打开中日关系大门的意义，周总理从九月一日起修改《外交部关于接待田中首相访华宣传提纲》，并于九月四日亲自批发这个文件，要求各大城市“在九月二十日做到家喻户晓”，经政治局讨论后，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这个文件针对极“左”思潮回答了、解决了人民中存在的疑问。对于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和拨乱反正起到很好的作用，使“四人帮”不能有所作为。
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半，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到达北京机场，受到周总理的欢迎。下午一点五十分周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举行第一次会谈。田中首相和总理都没有休息。总理为人周到礼貌，首先问候首相：“你也没得休息一下，吃了饭就来了。”田中谈到中午的茅台酒很好喝。总理说：茅台酒比“伏特加”好，不上头，疲劳的时候喝一点能起振奋作用。你觉得好喝我们送一点给你，把你的“威士忌”改成茅台。大家都知道伏特加是苏联产的酒，威士忌是美国产的酒，总理的话一下子把大家说笑了。会谈在轻松、亲切的气氛中进行。这是周总理一贯的作风，首先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
周总理回忆了田中执政四十多天以来的情况，他说：“首相阁下在外交上以这样高速度地进行，这在日本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我很欣赏首相阁下九月二十一日直布访华日期时跟记者所讲的，一定要使会谈取得成功，而且肯定会取得成功。我们以这样的心情欢迎首相阁下来访问。”
田中首相表示了对周总理的敬意，他说：尽管从我的愿望来讲，希望加紧实现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但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如果时机不成熟，这种愿望也是不容易实现的。但周总理马上对我这个愿望表示了欢迎，并邀请我到中国来访问。也就是说，周总理马上抓住了这个时机，配合了我的愿望，做出了表示，所以我们才能迎接这个日子。我原来心里想，到中国来访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今天我能这么快到中国来访问，感到喜出望外。
随后，进行小范围（限制性）会谈。田中首相提出希望二十九日发表联合声明，这样可以不用在日本国会通过。首相十分坦率，一下子就涉及核心问题。他和大平外相提出台湾问题和第三国问题。他说：我们要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就只有自动取消和台湾的关系。可是一定要避免混乱。因为日本国会批准过日华（台）条约。
关于第三国的关系，大平外相说：日本和美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紧密的关系，日美关系对日本具有重大意义。日本政府要注意，不能从日本政府方面损害和美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要在此情况下，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
周总理已身患绝症，在会谈中不得不出去服药，休息片刻。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说：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我们对日美安全条约有意见，但在联合声明中不提它，因为这是你们的事。
关于台湾问题，周总理表示：日中关系一恢复，日蒋条约就自然失效了。他指出：我们希望从政治上来解决一些历史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日蒋的外交关系不能保存，但日本在台湾的侨民可以找到一个办法。
关于宣告结束战争状态的问题，我们不同意日方的说法“确认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周总理说这样写，会变成从缔结旧金山和约到现在这段时期。中日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而我们又不是当事者，不包括在内。总理提议由两国的外长找出一个办法，即双方都同意的一句话。
总理坚持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要我和大平考虑每一项原则如何在联合声明中表达出来的问题。最后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就结束了，但中日邦交还没有正常化，中日还没有建交，这在中国人民的感情上是不顺畅的，我们这一次要使他们在感情上顺畅起来，推动中日友好。
当晚，周总理在欢迎田中首相的宴会上，提出“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对日本侵华战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谈判原则。他最后提出：“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可是，田中的讲话引起了波澜。他说：“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周总理和我们在座的中国同志对“添了麻烦”。这句话十分反感，会场气氛一下子由热烈变得冷清。
第二天上午，我和大平外相会谈，具体地讨论联合公报的内容。日方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首先发言：第一、不同意我方方案“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宣告结束”，认为这样日华条约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第二、对我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他认为应分开写，第三条“日华条约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必须予以废除”不能上。第三、关于台湾问题，他认为根据旧金山条约日本已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现在已无必要对此再作出法律上的认定。第四、关于赔偿问题，他说我们对于中国方面主动提出放弃赔偿要求，给予高度评价和感谢。但认为蒋介石在日台条约中放弃了赔偿，如果现在声明上的文字表达上出现明确，意味着“日本和台湾缔造和约从一开始就无效”，日方则不赞成。
高岛发言的中心是台湾问题，他只拘泥于法律条文，他的发言给中日谈判带来了阴影。
当天下午。周总理和田中举行第二次会谈。日方有大平、二阶堂、桥本恕参加。中方有我、廖承志、韩念龙参加。总理开门见山地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周总理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的损害，而侵略战争的结果，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中国解放后，毛泽东主席一再强调，要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周总理直率地说，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了麻烦”。这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含意不一样。
田中解释说：从日文来说“添了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如果你们有更适当的词汇，可以按你们的习惯改。
道歉的问题解决了。
总理说：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就要同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和约、日台条约都拿来作根据，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说只有在你们充分理解我们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照顾你们面临的一些困难，而不是相反。日台条约在于你们同台湾之间，但这个事实是当时的美蒋关系造成的。这次在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但不能让我们承认这个条约的存在和合法。不然就等于中国是从今天才算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这是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的。
关于赔偿问题，周总理批驳高岛的说法：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概。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过去我们也负担过赔偿，使中国人民受苦。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偿，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这个人是个温和的人，但听了这个话，简直不能忍受。
周总理的谈话入情入理，明白简要地阐明了中国的立场。日本首相表示：完全明白了。
下午五点多，我和大平外相就条文的具体内容进行磋商。我方提出的方案，在前言中写了中国人民迫切要求结束中日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写日本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而回避出现《日台条约》。双方议定在声明中宣布今后中日完全存在和平关系，不明确说战争状态何时结束。这两个问题一解决，其他技术性的问题就好办了。中方指定由张香山带几个同志，日方由吉田等参加具体协商。问题解决之后，九月二十七日毛主席会见了田中首相。二十九日顺利地在人民大会堂签订了中日联合公报。中日关系揭开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