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协助毛主席在七十年代初打开了中日、中美关系的大门，为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准备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饮水不忘掘井人。
（李海文整理）
邓小平的“复出”
铁骥
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
——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晚七时三十分，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周恩来总理正主持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教·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邓小平，这位在六年前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引人注目地出席了今天的晚宴，其公开身份是“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戏剧性地突然露面，使在场的众多中外来宾都惊讶不已。一位有幸参加这次不寻常宴会的东欧记者，事后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奇特人物：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邓“只身孤影，默默无声”。“然而，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他现在又站在象征权力的大厅内，并且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双方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同国内依然平静的宣传报道形成鲜明对照，第二天，港台及世界的许多新闻媒介对邓小平重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都大加渲染。一时间，邓小平成了海外评论中国问题的“热点”。
一
作为亲自安排邓小平重新露面的人民大会堂宴会的主持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说，对宴会上及宴会后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一个月前，即这一年的三月十日，正是他亲自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同时提出，由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一个决定，发至全国各基层党组织，将邓小平同志复出一事通报全党及党外群众。当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下“同意”二字。由此便开始了邓小平坎坷生涯中“第二次复出”的历史性转折。
和“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样，毛泽东无疑是“解放”邓小平的最终决策者。对邓小平在这个时候复出一事，毛泽东似乎已无必要再说些什么。他要讲的话早在半年多以前就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在江西南昌郊区被“下放”达三年之久的邓小平，再次亲笔致信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批判林彪罪行，同时也向党中央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就该信批示周恩来，指出；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当然，在毛泽东这些决定性的批语之前，还冠有“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一句。这似乎便是毛作批示达七个月之久，邓才姗姗“始出”的重要原因。此外，它还引出中共中央《类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这样一大段话：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不难看出，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并没有为邓小平的所谓“错误”进行平反；相反，《决定》还以落实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为其出发点，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当时对解决邓小平问题的一种历史的局限性。然而，根据中央这个《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得以复出的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论点和做法的一种否定。它对于进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无疑是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应当说，这才是邓小平此番复出的“实质”所在。
此时，真正能够洞悉并把握这个“实质”的，便是与邓小平关系甚笃的周恩来。
二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在邓小平问题上一直谨言慎行，几乎没有讲过什么话，即使是那种为应付场面的“违心”的话。这说明，周恩来对邓小平是胸中有数的。一九六五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主席的“接班人”时，曾毫不迟疑地举出邓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掌舵”。这倒不光是毛泽东总在众人（包括外国人）面前夸耀邓小平的才干，而的的确确是因为周恩来对邓太了解了，
如果说，毛泽东是由于一九三一年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才真正认识、了解了邓小平，那么，周恩来则要比毛泽东又提前了大约十年。
一九八○年八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曾无限深情地追念起他与周恩来的不同寻常的交往。他说：
“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磨难的邓小平，是极少用这种感情色彩很浓重的语言来表达对所尊敬的人的看法的。也许，周恩来是唯一的例外。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她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提到：
“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毛毛接下来写道：
“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正是这种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把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患难相依，生死与共。
一九六九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党中央对在京的老同志作出统一“战备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十月十八日、十九日，就在林彪“一号命令”下达的同时，周恩来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待。他首先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原拟将邓小平安置赣州的意见，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且又是山区，生活条件较差，故将邓一家安排在这里不妥。随后，周恩来提出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是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是独门独院，既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江西省革委会撤回了原来的安排，最后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某步兵学校校长（少将）的住宅（通称“将军楼”），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恩来提出的那些“建议”。而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其住处不远。
一直等到江西省革委会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实，在北京的周恩来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同年十月二十日，邓小平夫妇等乘飞机离京直飞南昌。从此开始了半劳动、半读书的“嫡居”生活。
打这以后，为国内外纷繁事务缠身的周恩来，便一直念念不忘“下放”到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一家。
一年后的一九七○年秋，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林彪一伙为抢班夺权而大闹庐山。为此，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揭露了林彪集团的篡权阴谋。
庐山会议期间，实际上起着“秘书长”作用的周恩来异常忙碌、紧张。陈伯达等人事发后，他曾连续工作达三十多个小时未合眼，终因过度疲劳导致心脏病发作，在场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抢救。……
然而，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周恩来却想起了住在离庐山不远的邓小平―这位二十三岁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办事果决、举重若轻的老战友！
一天，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指江西）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即周总理保健护士，当时在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尚羽翼丰满、权力炙手可热的一九七○年秋天，周恩来竟直呼还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见邓在周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
三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荒漠里的一声猛烈爆炸，历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胎的彻底覆亡。在处置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的前前后后，周恩来以其毕生所铸就的信念、智慧和忠诚，全力辅助毛泽东，保护毛泽东。
同年十一月五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内，“享受”了一次相当“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一起听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九月十八日）的文件传达。这时，已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五十余天了。对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饱经风雨的邓小平只对家人说了八个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
“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实际上是对经历了五年多劫难的党和国家的“创伤”做某些“愈合”工作，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初步纠正。就在领导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不幸病逝。一月十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由于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含义。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泽东连声称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文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此时，他多么希望这些老同志早一些得到“解放”啊！
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捅”出去。
同年一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这里，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直接将邓小平划到了林彪一伙的对立面，实际上等于说，邓也是属于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这些老人”之列。
同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其中写道：
“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千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那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可以看出，这些文字，在当时都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随后，中央又批准邓小平提出的关于让其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
这一年八月中旬，毛泽东作出了前面提到的关于邓小平问题的至关重要的批语。照常理说，邓小平的“解放”已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这时，一向令人难以捉摸的中国的政治风向突然又发生了逆转。
四
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在这之前，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但是，从七月中、下旬起，当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涉入“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教、科技界之后，便立即遇到重重阻力，受到巨大干扰。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这些单位和部门从“文革”一开始便首当其冲，并长期为江青等人所严密控制，同时也是由于生产“精神食粮”工作者的特性，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难度。对于经历了数年动乱之苦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思想认识上的顾虑和障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例如，一九七一年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便如同两副巨大的精神枷锁，令广大教师透不过气来。
为此，一九七二年的七月下旬，时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的周培源直接上书周恩来，向中央反映了该校教师中的各种思想状况，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八月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提出：各单位都要好好批透极左思潮；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认识不清楚，就还会犯错误。
随即，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从教育、科技、宣传等部门入手，具体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力排干扰，扫除障碍，推动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深入。
周恩来坚决要求批判和肃清各个领域、各个单位极左思潮的举动，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一伙人的极大恐慌和不安。
同年九月，姚文元居心叵测地一连几次删去由周恩来审定的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
十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根据周恩来多次指示，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的批极左的文章横加指责，无限上纲，称之为“一股修正主义的回潮”。
十一月底，在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上，江青、张春桥又再次对“批判极左思潮”发出诘难，竟挥笔质问周恩来：“批林（彪）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云云。实际上是挑明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即：批极左不是维护“文化大革命”，而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十二月中旬，正当周恩来与江青一伙之间在批极左问题上斗争相持不下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对“争论”作出最后裁定，指出：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批判林彪应批其极右实质。
至此，周恩来领导的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便被迫中断。
从事情的内在联系上看，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邓小平“复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对周恩来来说，“解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老干部，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邓小平的复出，无疑将对这场斗争产生极为有利的巨大影响。
对于江青一伙来说，凡是不利于“文化大革命”名声的事情，都必然坚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干部，特别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复出”。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便悄悄地集中了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却迟迟不见“下文”。似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五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被“搁置”了四个月之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井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带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
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及毛泽东于“昨晚”（即十二月十七日）谈及谭震林——这位一九六七年“大闹怀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时，又着意提到邓小平。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昨晚”的谈话中未必提及邓的问题；而周恩来信中却强调毛泽东过去“曾提过几次”，其中，自然包括四个月前他对邓小平来信作的长近二百字的批语。周恩来之所以旧事重提，要求“考虑”邓小平的问题，正表明他对这件事的不同寻常的关注。
正是从周恩来写这封信的时候开始，“批判极左思潮”的字眼从他本人的口头上和文字上消逝了。但是，周恩来却在思想上、在行动上继续坚持肃清极左路线流毒的工作。解除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的审查和囚禁，治疗他们的疾病，恢复他们的健康，已成为这一时期周恩来工作的重心。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革”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出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
对于解放老干部，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解释：“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
“从上到下”。最“上头”为谁？此时非邓小平莫属。自毛泽东作出关于邓小平同志的“八·一四”批示后，周恩来原本打算先树起这一最大的“标杆”，以明确政策，“解放”一大片。而当批判极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难点”后，他不得不绕开“难度大的”，走“先易后难”之路；即选择“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继而打开全局。
六
终于，历史叩开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
一九七三年二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当然，这也许已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邓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了。几天后，邓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三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自二月下旬起至三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
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呢？
自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亲自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体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一九七二年五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诫。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守“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同年三月下旬，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随即，邓小平又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同毛泽东见面。
四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
四月十二日，周恩来、邓小平两人同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即本文开篇所描述的一幕。
之后，邓小平开始参加国务院业务会议，行使国务院副总理之职。
五月下旬，邓小平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向与会者强调：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同年八月，邓小平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党的十大后，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考虑”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这是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第一次考虑由邓小平同时集中央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的问题。
十二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拍板定案：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高声说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
毛泽东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十二月二十二日，病势沉重而心情轻松的周恩来，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的全文：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纽：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至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抱病苦撑了整整八年的周恩来，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下一口气。
一百七十五位将军的“解放”
谢国民
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
——周恩来
风云变幻的北京，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清查林彪集团尘埃落定，纠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关系着千百万人命运的重要谈话正在进行。
毛泽东拍案面起：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
周恩来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建议：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点点头，下了决心：对，这个问题就由你组织落实吧！
周恩来宣布，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资，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
周恩来还规定，“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一
“文革”初期，军内被打倒被关押的军以上干部多达数百人。级别最高的是两位元帅：彭德怀和贺龙。总政治部考虑到毛泽东说过，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于是，派保卫部部长蒋润观持介绍信前往中央专案组一办索取贺龙元帅的材料。
一办的负责人回答：“贺龙同志是要平反的。但是，毛主席和总理没有说贺龙同志的案子让你们总政治部去平反。”
蒋润观解释：“我们考虑贺龙同志是元帅，军委副主席，贺帅的事我们总政应该办。”
那位负责人又说：“贺龙同志不光是元帅，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没有说贺龙的案子让你们平反，材料不能给你们。”
保卫部部长乘兴而去，失望而回。落实干部政策从什么地方下手呢？
正当总政治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班子不知从何入手之时，周恩来亲自为他们选定了突破口。
一九七三年初的一天，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将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大会，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有事找他。田维新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好吧。”
于是，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赶来。
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上将和钟汉华中将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一九六七年的所谓“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六年之久。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以后，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虽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陈再道上将“解放”后，再回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比较困难。考虑给他安排一个与原职级相当的职位，可是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人，这可遇上了难题。田维新将军便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先委曲一下陈再道将军，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的职位。
田维新将军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到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回答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话虽只有一句，意思是很明白的。让老上级去当副手，这工作确实不太好开展，可是，别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维新再次给这位司令员打电话，司令员干脆直说了：“老田，千万别让他来。”就这样，找来找去，最后炸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韩先楚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难得他爽朗表态：欢迎陈再道来福州。这才算解决了一个难题。
陈再道上将后来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
钟汉华“解放”后，先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装甲兵政委和成都军区政委。
一九五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有五十七位将军获上将军衔，上将是继十大元帅十位大将之后的第三级军衔。能晋身上将之列的将军，都是勇冠三军、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
到七十年代初，已经有几位中将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却汇聚了四位上将。福州军区乃一块福地。
那是陈再道上将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不久，王建安上将也得到“解放”，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与陈再道将军一样。王建安的资格也很老。他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被打倒。现任大军区司令员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级。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田维新将军只好又去请求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说。“你找韩先楚再谈一谈。”
田维新再次找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
碰了一个软钉子，田维新半开玩笑地说：“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
韩先楚还是不松口。
田维新深感棘手，又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略一沉吟：“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与他谈。”
几天后，韩先楚奉命进京。田维新一见韩先楚便招呼：“老韩，这次总理找你谈了，你不能不给总理面子吧？”
“见了总理，我也还是有困难啊。”韩先楚说，“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又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哪。”
韩先楚说的也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韩先楚那个时候还是师长。谁知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就心悦诚服地同意了。于是，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员。
红军时代就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上将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
四位上将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二
当时，在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周恩来点的方式又总是十分巧妙的。
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
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舰。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
“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点到为止，从不划框框，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
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
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革”初期被莫名其妙打倒的。有周恩来点将，两位将军的“解放”工作虽然也费了一番周折，但最终都解决了。
廖汉生将军复出后，先后担任过军事科学院政委、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后来他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
杨勇将军复出后，也担任了大军区的领导职务。由于他的大度，使他的结论经历了一番反复，从而体现出周恩来对干部的一片爱心。
杨勇将军被打倒时，林彪一伙无限上纲，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事，一古脑儿地算到杨勇的帐上。
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将军的结论出来后，周恩来总理批示：“请田维新同志找杨勇同志谈一下，征求一下杨勇同志本人对结论的意见。”
田维新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征求杨勇对审查结论的意见。杨勇很大度地说：“总政做的结论我没意见。”田维新说：“结论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对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总理让我跟你谈一谈，你有什么意见，总理会重视的。”杨勇还是说：“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意见。”
结论做出后，杨勇将军等了半年，才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过了不久，中央调杨勇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在杨勇的结论上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我们给杨勇做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田维新将军深知其中分量。他再次带着总政干部部的一位处长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对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把这件事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
吴克华中将是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文革”初期，他在炮兵司令员的任上被打倒后，便失踪了。
“吴克华哪里去了？”周恩来在政治局讨论落实干部政策会议上发问。
总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展开调查。可是炮兵司令部的干部和一些造反派都说不知道吴克华在什么地方。后来从一位干事口中获悉：吴克华被秘密关押在地下室里。
得知了吴克华将军的下落，下一个难题是怎么把他安全地接出来？因为总政治部并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万一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闻讯拒交或把将军转移，将使问题复杂化。
李德生主任听了汇报以后，灵机一动，写下了一纸手令：“提审吴克华”，令总政保卫部当晚派人前去提人。关押吴克华将军的那伙人，一看李德生的亲笔手令，以为总政与他们持同样观点，爽快地将吴克华交了出来。
人是找到了，却引来了一场误会。
保卫战士把吴克华将军带到京西宾馆的一个会客室，向坐在那里的李德生主任和田维新副主任报告说：“报告首长，吴克华带到。”
李雄生挥了挥手：“知道了！”小战士便退了出去。李德生在沙发上欠了欠身说：“吴克华同志，请坐。”
吴克华将军听说又要“提审”，以为自己又要挨整了。他对李德生主任说话口气和用词的变化毫无觉察，不敢入坐。
李德生知道吴克华误会了，便解释说：“吴克华同志，我们是奉周总理之命来找你谈话的。”
吴克华将军仍不敢相信这戏剧性的重大变化——从“提审”一变而为同志间的谈话。“文革”这几年，挨斗挨批，受骗多了。他却一时反应不过来。
眼见时过半夜，而吴克华将军显然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这一反差巨大的突变。李德生只好顺其自然，请吴克华吃夜宵，先休息一下，然后找他再谈……几经周折，吴克华终于得到了“解放”。
吴克华将军解放后，出任过铁道兵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和广州军区司令员。
又是一次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提出：“秦基伟、李成芳到哪里去了？”
秦基伟和李成芳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都在刘邓大军和志愿军部队担任过军长，都于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开始时，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是政委。
贺龙元帅受诬陷后，秦基伟和李成芳立即被关押了起来。
秦基伟是一员战功卓著的虎将。抗美援朝时的上甘岭战役就是他指挥的。
为了打倒秦基伟这员虎将，林彪一伙到处散布说，秦基伟是贺龙的人。
如果在贺龙元帅与秦基伟将军之间一定要扯上一点什么关系的话，那是志愿军回国之后，秦基伟先后出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而昆明军区是建国初期的西南军区撤销后组建的两大军区之一（另一个是成都军区）。贺帅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
田维新把调查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说到秦基伟、李成芳被打倒的情况时，周恩来指出：“他那儿是一锅端，军区六位主要领导全部被免职。”’
田维新汇报说：“根据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秦基伟被关押在湖南，由广州军区负责，具体情况还不很清楚。”
周恩来当即指示：“把他调回来嘛！”
秦基伟到北京以后，住在京东海运仓第一招待所。当时这家招待所的后楼成了即将“解放”的将军们的驻地。将军们在这里就恢复了自由，可以外出逛街散步，探亲访友。
一天，周恩来通知田维新说，他要见见秦基伟。这个时候，总政尚未给秦基伟做结论。秦基伟的工作安排还没有定下来。在田维新的印象中，周恩来召见尚未做结论的将军，仅秦基伟一人。
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田维新立即打电话到招待所，后楼服务员回答说，秦基伟将军散步去了。田维新告诉服务员：“你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让他马上给我回一个电话，总理要见他。”
不一会儿，秦基伟的电话便过来了。他听说周恩来总理要见他，很激动，在电话中问道：“总理要见我，我穿什么衣服去？”田维新说；“穿军装。”秦基伟间：“那我还戴领章吗？”田维新说：“当然戴。”
军装，尤其是领章，是军人的标志。但是秦基伟在“文革”中受迫售七年，被剥夺了戴领章的权利七年。此刻他刚刚恢复自由，尚未恢复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问。
田维新把秦基伟领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后便走了，周恩来与秦基伟作了一次单独长谈。
落实政策后，李成芳任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秦基伟先后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后来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三
“解放”老将军的工作，大体上有个工作程序。
第一步是由总政治部审查鉴别原先把老将军打倒时所做的结论，确认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颠倒黑白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
然后，总政治部拿出来的审查结论，还必须与把老将军打倒的原单位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