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的一关是政治局。按照规定，每个被“解放”的将军最后都要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七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之前先浏览一遍。所以，每次政治局讨论老将军的“解放”，田维新都要提一大包材料进会场。
当时的政治局会议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
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
到了田维新讲材料时，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
这样，从下午七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十二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三时才结束。
田维新回忆说：“在讨论老将军‘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
在老将军的记忆中，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来虽然说话不多，但是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某个问题，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
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
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个什么错误么，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
到大家的意见都说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周恩来还会问一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人发言了，周恩来才宣布：“这事就这样了。”然后转入下一个将军“解放”问题的讨论。
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一百七十五位将军的“解放”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很顺利的。在田维新的记忆中，颜金生将军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但也连闯了江青设置的三道关。
颜金生少将是湖南茶陵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后先后任过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委，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革”开始前不久，他转业调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
文化部的副部长怎么由总政来审查“解放”呢？
田维新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说：“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错误。”
理由只有一句话，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其实呢，当时文化部系统控制在江青一伙手里。把颜金生从文化部系统调出来，由军队去安排，这就跳出了江青一伙的魔爪。这是周恩来的“解放”将军的一着巧棋。
江青一听又发难了：“颜金生有错误，他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识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么文艺路线。”
这话是有根有据的。发给政治局成员的材料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颜金生，一九一八年出生，一九三二年十四岁就加入人民军队，他能读过多少年书？！
朱德元帅一听江青又要无理取闹，一板一眼地说：“颜金生他就不识几个大字。”总司令为将军说话，一言九鼎，江青顿时哑了。
眼见这一关过去了，田维新又介绍说：“准备把颜金生同志派到陕西……”
话音未落，江青又反对了：“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他不应分配西北，应该分配到东南。”
江青自己拉帮结伙，故以“山头”度人。
针对这种猜忌之心，田维新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场是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过去的。”
李德生说：“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已经不多了。”
经过这么一番解释，颜金生将军去西北才获通过。田维新继续说：“我们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当政委。”
江青再次反对说：“他犯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这是江青第三次发难。
田维新说明；“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派颜金生同志去陕西，是考虑让他去管军工企业。现在备战，陕西军工企业很多，”
叶剑英元帅也出来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后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是合适的。”
周恩来一锤定音，颜金生总算过了关。
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开始后，解放军报社迟迟未见行动。
这也难怪。解放军报在“文革”初期最严重的一个案子是所谓的“绑架”肖力案。肖力就是李讷，江青的女儿。定案的结论上写着，绑架肖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
在一九七三年的形势下，这样的案子谁敢动！
迟浩田到解放军报任副总编后，分管政治工作。他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调查了解，认定军报的三大事件，包括所谓的“绑架”肖力案，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都是江青直接定的，不好办。迟浩田便把情况向军报主要负责人张志作了汇报。
涉及到江青的事，张志哪敢作主。他到总政治部向田维新汇报说：“田副主任，我向你反映一个情况，我们军报的三个事件，迟浩田同志经过了解，认定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都是江青定的，一动就会反映到江青那里去。所以，我们落实干部政策很难。”
不是江青直接打倒的干部，江青尚且要多方阻挠，胡搅蛮缠，若把她自己直接定的案子否定了，她还不搅个天翻地提覆？！
田维新想了想说：“能不能想个办法，不惹江青。”
“怎么能不惹江青呢？”张志问。
田维新说：“你们把事件撇开，就说这些干部没有犯什么错误，先把他们‘解放’出来，让他们恢复工作。”
张志说：“这办法行倒是行，不过风险也很大。”
田维新嘱咐说。“这件事你先别办，等我与李主任商量一下再说。”
第二天，田维新就与李德生商量。李德生认为也只能这么办了。如果不落实干部政策，于部受委屈，军报也没法办好。
解放军报社按照这个办法，“解放”了一批干部。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状，送了一大堆材料给江青，江青还真看了这些材料，在这里批一个“这是一个反革命”，在那里批一个“这是个坏人”。最后要“德生同志查处”。
李德生正坐在沙发上看江青批转的这份材料，田维新进去了。“你看吧！”李德生顺手把材料在茶几上一摔，没好气地说。
田维新一看，是解放军报的事，就说：“这是意料之中的。”
“怎么办？”李德生问。
“有两条办法。”田维新说。
“哪两条？”李德生紧追着问。
“第一条，再把他们都关起来。”田维新说。
“那不行，哪能这样干。”李德生未加思索，立即否定了这一个办法。
田维新了解李德生的想法，他不慌不忙地说出了第二条办法：“那就拖。”
“拖得了吗？”李德生不放心。
“拖不了，还能再把他们关起来吗？只有拖。”田维新说。
“那能拖多久？”李德生问。
“能拖个半年。”田维新说，“江青第一次问，你可以说，材料收到了，还没来得及看。第二次问，说刚看，还没有看完。第三次问，说刚看完，还没查。如果再问，说刚查一两个，还真没问题，其他的还没有查。”
“能那么老拖着？”李德生又问了一句。
“起码可以拖半年，”田维新满有把握地说：“她还有那么多精力问哪！”
这件事果然拖了下来，不了了之。总政治部对迟浩田也有了一个好印象，认为这个干部能够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事件过去以后，迟浩田从军报副总编（副军级）直接走上了北京军区副政委的领导岗位。后来他又先后出任副总参谋长、济南军区政委、总参谋长，现在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经过一年多时间紧张艰难的工作，全军一百七十五位被打倒的高级将领终于全部得到了“解放”，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这里倾注着周恩来总理的一片心血。
“长沙决策”
铁骥
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已是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几乎就在中央文件下达的同时，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几个月里一直不苟言笑的周恩来，这几天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一
然而，一九七四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平静的。
元旦那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发出了“批林”也要联系“批孔”的信号。
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十八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继而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即运动。
江青等人果真是要“批林批孔”吗？人们记得：一九七二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的过程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意欲将批林斗争引向深入。正是由于江青一伙从中作梗，才使得批林运动陷于夭折。
至于“批孔”，更不过是江青等人为“联系现实斗争”而玩弄的一套障眼法。早在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召开之前，江青就借要“评法批儒”，试图把所谓“儒法斗争”内容塞入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结果被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由，否定了江青的主张。
这一次，江青等人又打出“批林批孔”的招牌，似乎只有把死于两千多年前的孔丘拉出来批一通。才能将死于两年多以前的林彪一伙“批深批透”。这一弥天大谎，恰恰是“四人帮”自己把它揭破的。
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等人俨然以党中央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负责人自居，颐指气使，动辄训人，无限上纲，置到会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他们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要批判所谓“走后门”问题，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是企图利用群众对“走后门”的不满，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而整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而“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正是由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才“解放”并使用了许多老干部。因此，“四人帮”一伙的矛头，最终是对准周恩来的。
就在“一·二五”大会前后，江青等人还制造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
他们以个人名义向军队系统大量写信、送“材料”，还勒令《解放军报》停刊数月，在军内大搞“放火烧荒”；
他们围剿《三上桃峰》等剧目，批所谓“黑画”，批纪录片《中国》，以“回击文艺黑线复辟”；
他们一手制造了“马振扶公社中学逼死女生”、“黄帅驳‘王亚卓’”、“北京永乐中学学生被逼跳楼”等事件，以“证实”“教育黑线回潮”；
他们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所谓“蜗牛事件”，以“证明”国务院领导人批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是“崇洋媚外”，等等。
所有这些，都成了江青一伙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无怪乎当时便有了“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说法，而江青等人更仿佛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再现。
这时的周恩来，正值癌症发展、病情日趋加重之际。从一月下旬起，他连日便血，不得不施行癌细胞的控制治疗，尚需配合以恢复、休息。但在“四人帮”一次次进攻面前，周恩来既不可能安心地放下工作去休息，也不会不闻不问地表示沉默。他此时的一桩心事是：在自己病倒之前，必须有一个人能够取代他现在的地位，以便在今后的斗争中同“四人帮”一伙继续周旋、抗衡。
周恩来思虑已久的这个能够接替他的人，便是邓小平。
二
周恩来清楚，邓小平刚刚恢复党政军职务不久，必须抓紧时机，安排好邓的实际权力，并创造一切条件，为邓小平提高声望，扩大他在党内外、国内外的影响。因为自己一旦病倒，就再难回到工作岗位。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等参加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之后，政治局会议又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得到毛的赞同。这样，便走出了邓小平接替周恩来格局的第一步。
对江青等人在“一·二五”大会前后搞的“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的阴谋，周恩来早就深谙其意。二月初，他亲笔致信毛泽东，阐明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提出：如运动中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就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对“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在这之前，叶剑英也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一问题。不久，毛泽东痛斥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的做法是“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同时，毛还制止下发“四人帮”一伙在“一·二五”大会上的发言稿，阻止了他们欲将矛头对准一大批老干部的阴谋。
江青等人在头一回合的较量中失利后，仍不甘罢休。同年三月，在讨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人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公开把目标指向邓小平，以种种理由不同意外交部提出的（实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的建议。这是自邓小平复职后，“四人帮”第一次直接向邓小平发难。
由于江青的反对，政治局第一次讨论议而未决。第二天，周恩来不顾江青阻挠，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见批件后勃然大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报告。
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讨论出席联大会议人选时，由于周恩来事前努力，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闹政治局。会后，毛泽东得知江青表现，甚为不满。他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迫使江青收敛气焰。
这样，周恩来又赢得同“四人帮”较量的第二个回合的胜利，
实践表明，邓小平此次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无论从国内或国际方面看，都意义重大。它对于迅速提高刚复职不久的邓小平的威望，巩固和加强他已经取得的中央领导工作的地位，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为此，周恩来对邓小平这次出行亦给予高度重视。对飞行安全问题，也亲自过问、把关，不容有丝毫疏忽。
行前，周恩来多次召集民航等有关部门开会，反复研究飞行方案，对许多技术细节都作出指示。例如，他曾向负责此次飞行任务的机组人员建议，为确保航线畅通，预先可安排东、西两线同时试飞。这样，届时如果一条航线因故不能飞，还可以走另一条航线。当机组人员提出过去从未飞过西线，困难较大时，周恩来再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可以找法国航空公司驻京办事处，请他们帮助解决。”经联系后，法航很快提供了试飞所需各种资料，并主动派出领航员跟机协助。在周恩来精心指导下，东、西两线均试航成功，邓小平出国的时间和安全都有了可靠保障。
三月底，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小平同志出国一事，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四月六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仪式，以壮行色。获准后，周恩来又告诉民航负责人和有关部门；“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我们要为他圆满完成任务打通道路，增添光彩，并为他铺上红地毯。”这是当时中国外交礼仪上的最高规格。
四月六日清晨七时许，周恩来虽通宵未眠，却精神抖擞，毫无倦意，驱车亲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进行。机场上彩旗飘扬，数千名群众身着鲜艳服装，载歌载舞，热烈欢送。
四月十日，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四月十九日，邓小平率团载誉而归。周恩来再度赴机场并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为老战友“接风洗尘”。
此时此刻，只有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少数几位医生知道，一个多月里，周恩来一直是在抱病操劳，以致不得不一再推迟自己住院治疗的日期，三月中旬，当周恩来每日便血达一百毫升时，他才接受医生建议，前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被确诊是癌症复发。但这时周恩来仍表示还不能马上住院治疗。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每天工作仍达十几个小时，甚至夜以继日，超负荷运转。
有关周恩来一再推迟住院治疗时间的缘由，直至周恩来去世数年之后，邓颖超才向身边工作人员作了“透露”。她说：在那段时间里，恩来一直对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担心江青那些人乘他住院时对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离开工作岗位……
三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终于不胜其劳，心力交瘁，住进离中南海不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百零五医院接受治疗。这时，江青一伙以为时机又到，不遗余力地重又煽起批“宰相”、批“周公”、批“党内大儒”的一股股恶浪。
六月中旬，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等连续接见“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在谈话中，竭力宣扬所谓“现代的儒法斗争”。江青提出：“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一直贯穿到现在，即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斗争，现在也有，不能说没有。”又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不然，不会搞这么大的运动。”之后，江青又跑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散布“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的论调，极其露骨地影射、攻击周恩来。
就在“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机大肆进行“批周公”的阴谋活动之际，因患老年性白内障眼病准备赴外地休养的毛泽东，于七月十七日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在医院的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当头棒喝江青一伙：“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指着江青说道：“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他还严厉批评江青：“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当着全体到会的政治局委员郑重宣布：“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党内高层指出“四人帮”的问题，并实际上已点明，这个帮派的头目即江青。
毛泽东此时严厉批评、警告“四人帮”一伙，表明他对江青等人自“批林批孔”以来所作所为的极端不满，亦是对“四人帮’的一次沉重打击。慑于毛泽东的警诫，从七月中旬至九月底，江青等人攻击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活动稍有收敛，但他们仍在喘息中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九月二十九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党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个在当时条件下的有限的平反文件，仍是“四人帮”一伙极不情愿看到的。因为这又意味着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一批老干部要被平反，被“解放”。
九月三十日，周恩来抱病来到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建国二十五周年盛大招待会，受到在场近五千人的极其热烈的欢迎。周恩来所致简短的祝酒词，竟被全场雷鸣般的掌声打断好几次。人们对自己总理所表达的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正是对“四人帮”一伙批“周公”、批“大儒”等龌龊行径的有力回击。
十月四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同时还提出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作出的这个重要决定，成为邓小平即将全面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的最具体、最有效的步骤。
同林彪一伙一样，权欲熏心的江青集团，早就在打四届人大的主意了。他们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组阁”的关键时刻。这时，他们的“对手”不仅有周恩来，而且又添了一个邓小平。必须用一切手段打败“对手”，抓住“组阁”的大权。
十月六日晚上，已得知毛泽东人事安排意见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医院，向刚接待完外宾尚未恢复疲劳的周恩来一连串地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队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实际上是想在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全面开始之前，搞“先入为主”和“先发制人”。病中的周恩来这时虽然身体虚弱，却头脑清楚。他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了整整两个钟头，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字表态，实际上是不赞成江青的“意见”。江青一无所获，败兴而归。她一回住所便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权利！”借以发泄对周恩来的不满。
此时江青还不知道，就在她赶到医院之前，邓小平已经同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谈话。两天之后，邓小平又再次与周恩来在病室长谈。自然，两位老战友谈的是有关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问题。
四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与此同时，有关四届人大由谁来“组阁”的斗争，也一天天明朗、尖锐。
十月十三日，正到处寻机发难的江青从《阁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江青如获至宝，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紧随其后，异口同声地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与“四人帮”大段大段横加指责、上“纲”上“线”的批语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仅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而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两位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对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均不屑一顾。
十月十七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所谓“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
会上，江青首先站起来质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对江青一伙的这种惯用伎俩，邓小平过去已碰见多次了。但他一般都以沉默来表示“态度”。而这一次，江青那种骄横无理、唯我独尊的腔调和做派，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邓小平逼视对手，严词回击道：“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这是邓小平自一九七三年复出以来，第一次公开“顶撞”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对此，江青颇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突然明白过来。在一阵撒泼之后，又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漫骂邓小平。
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起身，退出会场。这时，在一旁静观事态的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的背影，恨恨地说道。“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
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当夜，“四人帮”在江青处碰头。经过一番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
第二天，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往长沙。下午，刚抵长沙的王洪文便按照他们几个人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匆匆向毛泽东作“汇报”。他说，昨天，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同志与邓小平同志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在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那样大的情绪，可能和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事有关。王洪文又说：我这次来这里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来往这样频繁，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应当说，在毛泽东刚批评过江青等人的宗派活动后不久，“四人帮”又旧病复发，千里迢迢派人状告周恩来、邓小平，确实是一次极不寻常之举。他们矛头所指已不仅仅是邓小平，而且还包括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支持邓小平的老一辈革命家。这样，在“风庆轮事件”及其实质―四届人大“组阁”的问题上，便出现老一辈革命家与梦想“改朝换代”的江青一伙“两军对垒，阵线分明”的局面。
听了王洪文的“汇报”后，毛泽东当即对王进行严厉批评，指出：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回。
在北京，江青等人派出王洪文后、仍不放心。当他们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后，便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唐二人，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甚至诬告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然而，就在邓小平即将飞赴长沙之前，王海容、唐闻生连夜赶到三百零五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的图谋。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又说，对这件事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原来，在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之后；周恩来已从邓小平等政治成委员的谈话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他十分清楚，江青等人大加攻击的所谓“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问题，不仅是对一邓小平，也完全是冲着自己来的。几年前，正是经他批准，适当购进了一些外国船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胡搅蛮缠，真是太过分了！
十月二十日，王海容、唐闻生二人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在毛泽东会见外宾之后，王、唐向毛汇报了江青等人的不正常活动，同时，转述了周恩来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听罢十分恼火。他把这件事同两天前王洪文“告状”的举动联系在一起，愈感江青的所作所为非同一般。他告诉王、唐二人：抓‘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件小事，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可江青还这么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他要王、唐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他还要求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最后，毛泽东郑重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江青一伙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在政治局发难和赴长沙告状的结果，竟是邓小平一再升职，重权在握，
五
王洪文自长沙回到北京后，在一周内便数次同周恩来谈话，其间，自然不敢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对参与“四人帮”宗派活动作些“检讨”。
与此同时，王海容、唐闻生也频繁出入三百零五医院，向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周恩来听罢倍觉欣慰，
十一月初，周恩来在病室伏案疾书，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的指示。并告：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近期召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周恩来还在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表示：衷心拥护毛主席的指示，要继续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
从十月底至十一月中旬这段时间里，三百零五医院门前车水马龙，来客不断。周恩来简直是将西花厅的办公室、会客室、会议厅统统“搬”到了病房。
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陪同外宾再赴长沙，会见毛泽东。当天下午，毛泽东向邓提及十月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风波”，对邓小平公开抵制江青一事十分赞赏，高声说道：“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又说，“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邓答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她（指江青）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兴奋地点头：“这个好！”
谈话中，邓小平又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笑道：“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囉。”
最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考虑到周恩来身体的承受能力，他要求报告稿不便太长，只三五干字即可。邓小平当即应诺下毛泽东的重托。
同日，对江青已极度不满的毛泽东，提笔在江青写来的一封继续要求“组阁”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在短短一个月内，毛泽东已数次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发出警告，但这些都未能改变江青一伙的本性。在接到毛泽东的批评信后，江青又于十一月十九日复信毛泽东，名为“检讨”，实为伸手要官。她写道：“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为二地分析。”接下来，她揭去伪装，露出“峥嵘”：“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对此，毛泽本毫不让步，他一针见血地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不久，毛泽东又针对江青提出的“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的“组阁”意见给予痛斥：“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这时，离四届人大开幕时间已不到一个月了。
六
已拖延一Q年之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开之不易。
一九七○年，林彪一伙为在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上设国家主席（实际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曾大闹当年的庐山会议。四年之后，江青等人又瞅准四届人大的时机，不择手段地阴谋由他们来“组阁”。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不除，才真是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间，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频繁做治疗手术、体质每况愈下的不利状况，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毅然担当起筹备召开四届人大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重任。
十二月中旬，他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若干老干部的名额。随即，他又审阅、修改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并予以批准。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斟酌，煞费苦心。针对“四人帮”一伙竭力要把他们选定的“新生力最”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多次进行研究，商量对策。最后确定，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步，应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文化部、体委则可作些妥协，以封住“四人帮”的嘴。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周恩来在医院里同邓小平作一九七四年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定下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重要方案。至此，历经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午，周恩来准备离开三百零五医院，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他便中潜血，应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时，一直参与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叶剑英经慎重考虑后，代表几位老同志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眼下暂不能提这件事，他要求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必须尽一切努力，控制住病情，保证周恩来往返途中和在长沙时的绝对安全。
当天，周恩来和同往的王洪文飞抵长沙。在湖南省委九所宾馆六号楼会议室内，周恩来、王洪文与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便请周恩来坐到自己身边，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一一作了回答。
从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连续进行了四次谈话。鉴于江青一伙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一次次的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四人帮”这个提法。毛泽东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告诫王洪文：“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
在严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说：“他（指邓）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指脑袋。“P零litica（英语‘政治’）比他强。”毛泽东的手又指向王洪文：“他（指王）没有邓小平强。，
为强调言中之意，毛泽东抓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很大的“强”字。周恩来见状，十分赞同地重重地点头。在场的王洪文此时不仅尴尬，且十分紧张，他呆在一旁不知所措。
谈话中，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根据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时，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就这样。让小平同志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他又在纸上写下“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深解其意，脱口说道：“人才难得。”毛泽东含笑搁笔。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关照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再次郑重地点头。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天，他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自己与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指示，并同周恩来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各项人事安排方案，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长沙决策”。
半个月之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国务院领导核心，“长沙决策”得以实现。至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梦寐以求的“组阁”阴谋彻底破产。
一千九百七十四——历史将永远记下这非凡的一页。
最后的斗争
铁骥
你（邓小平）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
一九七四年底“长沙决策”之后，重病中的周恩来便把希望寄托在复出后的邓小平身上。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邓小平已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这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状况正如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父亲复出后，在他眼前呈现的，是一片被‘文革’的飓风横扫得满目疮痍的零落景象。
“父亲被打倒过一次了，而他没有因此而存有丝毫的犹豫。
“他当机立断，运用毛主席赋予他的权力，凭着对灾难深重的国家的前途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义无返顾地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整顿。”
病室中的周恩来，将生命的最后光华，化作无形的巨大能量，全力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斗争，谱写了一千九百七十五——这艰难而辉煌的一页。
一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晚，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厅灯火通明，庄严肃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闭幕会正在这里举行。
刚从医院赶来会场的周恩来，身着略显宽大的深灰色制服，面容清癯而双目炯炯有神。他端坐在主席台上，亲自主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在通过全会各项议程之后，周恩来用迟缓、沉稳的语调向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发表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