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周恩来尽可能地将几位老同志的“错误”“淡化”。就在中央文革一伙人借毛泽东指责“二月逆流”之机对老同志们无限上纲、横加罪名的时候，周恩来却每每把“错误”往“思想认识”、“对群众态度”等方面引导，意在犯“错”难免，大事化小。一次，他曾亲笔改“二月逆流”提法为“二月的乱子”，凡提及几位老同志时均加上“同志”二字。一九六七年四月，在“政治生活批评会”后不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就几位老同志对二月之事所作的自我批评逐一表示认可，认为这也是一种经验的总结，有些虽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总算有所进步，应进一步创造机会，给以帮助，先行改正，以观后效。就在林彪、江青一伙强行对“二月逆流”定性以后，他还多次讲到，不能把这些老同志的所作所为都一概否定，他们有许多话是根据中央政策讲的，对他们还要“一批、二保、三看”。
三是周恩来不忘在关键时候“提醒”老同志们不要在思想上放松戒备，给林彪、江青一伙以可乘之机。一九六七年的五一节，是“全面夺权”、“天下大乱”之后的第一个重大节日，按当时惯例，大批党政军领导人都要上天安门“亮相”。能否上天安门，成为判定某人是否有问题的一个“标准”。经周恩来努力，毛泽东批准，所有被指责参与“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都在五一那天登上天安门。一时间这种表面上“团结”的气氛掩盖了几个月前党内的激烈较量，有的老同志因心情好转而思想上放松下来。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于五月五日亲笔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和谷牧（并告李富春），提出：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重犯过去“错误”；否则，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甚至走入“绝路”。信中，周恩来一反过去平等、商量的口吻，语气强硬，措词严厉，然而；他正是想以这种极其罕见的方式，来“警醒”他的战友们切不可大意，以致产生思想错觉，把“二月逆流”一事看得太轻了。果然，后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党的九大上，中央文革一伙重又煽起对“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并借党的合法会议名义对二月抗争作出污蔑性的“定性”。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周恩来预先的判断。九大召开前后，周恩来对老同志们的情况尤为关注。一九六八年底，当获悉一位老帅遭到批判后，即批示有关单位进行劝阻，强调“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党的九大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被指责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对此，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致。不久，毛泽东亲自出面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这时，在二月抗争中与老同志们“针锋相对了”、“势不两立”的江青一伙人仍在台上。尽管条件有限，周恩来却利用一切场合，不失时机地为老同志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提供机会，扫除障碍。
同年十月初，经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建议、毛泽东批准，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李先念、余秋里等均担起重任。之后，周恩来又委托李富春等老同志参加和领导有关批判林彪的学习会、座谈会；与此同时，陈毅、聂荣臻等老帅也纷纷起来揭发林彪一伙的罪恶行径。
一九七二年一月，陈毅不幸病逝。经周恩来周密组织安排，陈毅追悼会开得庄严隆重，影响深远，尤其是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的举动，给包括参加二月抗争在内的所有老同志以极大慰藉。
同年十二月中旬，周恩来亲笔致信纪登奎、汪东兴，指出“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16〕。后经毛泽东批准，谭震林从桂林被接到北京治病。
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前后，周恩来又一再批嘱外事部门：有关外事活动场合应多请一些老同志参加，并多次亲笔添加上叶剑英、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人的名字，为这些老同志的复出广造舆论。在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下，除陈毅先期病逝外。参加一九六七年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全部被选入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至此，所谓“二月逆流”一事已在事实上得到平反，从此不再提及了。
综上所述，作为二月抗争的当事人，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重又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自始至终与二月抗争这一“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从他在二月抗争及其前后的一系列言论看，其主要思想都是彼此衔接、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在抗争过程中，他的认识更是随着斗争的深入而深化，他的感情亦随着斗争的跌宕而起伏。他曾在一定程度上、以其特有的斗争先-式给予这场正义抗争以持续的和有效的支持。在抗争失利后，他又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继续起“中和”的作用，竭尽全力保住了所有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使他们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抗衡、并最终战而胜之的中坚力量。也正因为如此，后来他亲自领导的一九七二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才合乎历史发展逻辑地成为“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17〕。
【注释】
〔1〕1966年3月中下旬，毛泽东在杭州多次谈话中严厉批评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并对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表示不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4月初，中央决定重新起草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2〕即1966年6月中下旬率党政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同年7月中旬离京前往武汉、上海、大连等地。
〔3〕《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93页。
〔4〕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后，除林彪外，原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党中央副主席职务均不再提及。
〔5〕转引自王年一：《周恩来1966年8—12月的一些言论》，《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7期。
〔6〕即由部分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讨论党政业务问题的会议。
〔7〕即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和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
〔8〕1967年1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发布的旨在限制军内开展大民主、制止冲击军事机关的八条规定。
〔9〕1967年2月17日在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10〕1967年2月16日晚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及造反派代表的讲话，1967年2月18日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11〕1967年2月下旬，周恩来对南方某省省委主动向造反派“让权”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指出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错误”。
〔12〕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
〔13〕方钜成、姜佳侬著：《周恩来传略》。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页。
〔14〕详见该书第4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5〕即1966年8月21日《关于机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8月23日，对该报告作了批示、批注。
〔16〕《周恩来书信选集》，第620页。
〔17〕《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大树参天护英华
傅崇碧
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对他们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
——周恩来
我常常以深深怀念的心情，想起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两年，周总理领导我们同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反革命逆流作斗争的日日夜夜。那时我负责首都卫戍工作，是同周总理接触最多的两年，那些日子，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打击、摧残、迫害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跟随毛主席革命多年的大批老干部，掀起了阵阵恶浪。周总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砥柱中流，力排干扰，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党历来的干部政策，关心和保护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今天，当我回忆起这些往事，看到受过周总理关心保护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带领群众斗志昂扬地迈进在四化征途上时，怎能不深切地怀念周总理了！
“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掀起打、砸、抢和抄家抓人的恶浪。社会主义法制遭到肆意践踏，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对于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这股邪风恶浪，周总理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江青、戚本禹等策动一些人，把当时中共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万里等几个负责人抓走了。总理得知，焦虑不安。叛徒江青得意洋洋，说：“小将们干得真漂亮！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是保不住的。这一下你这个卫戍司令也甘拜下风了吧！”周总理立即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他指示卫戍区立即把人找回，要保护好被抓的人。我们很快找到了被抓走的人，报告了总理。总理批评了抓人的群众组织，给他们耐心地做工作，让他们把抓去的人交给卫戍区。我们按照总理的要求，制订好方案，报总理批准，把人送到总理指示的安全的地方。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利令智昏，他们哪里会听从总理的严肃劝告！他们煽起的打、砸、抢和抄、抓之风有增无已。在他们的指使、蛊惑下，有一些人竟要把重病在院的罗瑞卿同志抓走。总理知道了，让我告诉这些人：“绝不能乱抓人！”为此，陈伯达、江青一伙对我施加很大压力，质问我为什么不让抓？为什么阻挠和压制“革命群众的造反行动”？你对罗瑞卿是什么感情，为什么保护他？为什么“开红灯不开绿灯”？等等。话是对着我讲的，实际上矛头指向周总理。当时我回答他们：“要是允许随便抓人，警卫邵队就没法按中央军委批准的警卫规定执行任务了！”但是，那些人根本不听总理的劝阻，还是想方设法把罗瑞卿同志抓走了。后来，经过总理反复做工作，才把瑞卿同志交给卫戍区。
从此，周总理更加注意指示我们加强警卫工作，提高警惕性。有一段时间。宋任穷同志住在京西宾馆，林彪、江青一伙在辽宁的支持者带领一群人去抓他。他们事先进行侦察和预谋活动，在夜间突然闯入宾馆，直奔宋任穷同志住室。我们的警卫部队闻讯赶去，那一伙人知道从楼道抓不走，便企图把宋任穷同志绑起来从窗口吊送到地面。楼房那样高，宋任穷同志年龄又大了，万一有点闪失。就会粉身碎骨！此刻，我们的警卫战士迅速赶到，才把宋任穷同志解救下来，把那伙人赶走。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非常关切地问：宋任穷同志挨打了没有？受伤了没有？要求我们继续做好对宋任穷同志的安全保卫工作。
不久，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毛主席、周总理通知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来北京谈问题，让他们住在京西宾馆，实际上是把他们保护了起来。这时，林彪、江青一伙又是蒙蔽群众开大会，又是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发泄他们对在“七二○事件”中不赞成中央文革一套做法的陈再道等同志的仇恨，并煽动一些人冲击京西宾馆。有一天，七千多人突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到楼上，情况非常紧急！总理要我和卫戍区另一位领导同志先后赶到现场，并指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立即采取了应急措施，按事先制订好并经总理同意的方案，让陈再道等同志躲进一个不常用的电梯里，把电梯在九层与八层之间停下，告诉他们只有听到指定人给的信号才能出来，同时，反复地给冲击宾馆的人做工作，劝他们退出去。但是，由于有戚本禹等人在背后捣乱，这些人仍然不走。总理就把戚本禹找去，责令他“退兵”。总理严肃地说。“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主席作出交代！”迫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我们保证了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的安全，粉碎了林彪、江青一伙把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置于死地的阴谋。
一九六七年八月份，在一次批斗会上，林彪的一个死党目无党纪国法，打了陈再道同志两个耳光。这一罪恶行径得到江青一伙的赏识，江青说他是造反派，有气魄。周总理当即严肃地指出：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不能这样干嘛！总理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打人、挂黑牌子等歪风，苦口婆心地给群众做工作，讲道理，宣传党的政策和光荣传统，对群众进行正确的引导。
“谁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
我终生难忘周总理对陈毅同志的保护。陈毅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林彪、江青一伙要剪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煽起了一股又一股打倒陈毅同志的妖风。周总理旗帜鲜明地同他们进行了斗争。他们策动一些人批斗陈毅同志，想在批斗会上把陈毅同志揪走。周总理就指示我们，警卫部队部署在主席台下边，把陈毅同志保护起来。周总理还亲自参加天会，坚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口号。为了表明他的态度，教育受蒙蔽的群加不等“批判会”开完，他愤然退出会场，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同志也离开会场。但有一伙人居然把陈毅同志抢走了。总理立即指示我们派部队把他救护出来。有一次，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一伙人围攻总理，扬言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揪斗陈毅同志，致使总理连续十八个小时不能吃饭，心脏病犯了。总理气愤地说：“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还有一次，由陈毅副总理主持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当时，林彪、江青一伙正煽动一些人抓陈毅同志，揪斗陈毅同志。周总理指示我们，一定要保证陈老总的安全！陈毅副总理对我们开玩笑说：“呵！总理把我交给你们了！”去北京饭店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到了饭店，我们发现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我们便把陈毅同志的汽车停在正门，没等招待会结束，就把车子开走了，那伙人被引到车子开去的方向；招待会结束后，我们用另外准备的车，从另外的门，把陈毅同志接回中南海。陈毅同志笑着说：“谢谢你们了！”这时，总理又查问此事，得知陈毅同志已安全返回，才放了心。由于总理坚持斗争，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揪斗陈毅同志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当我军杰出的领导人罗瑞卿同志遭到林彪、江青一伙残酷折磨的时候，周总理要求我们对罗瑞卿同志“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那股歪风，总理规定，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打人，不要挂黑牌子，不准游斗，不准抢走。后来还指示不准体罚，不准侮辱人格，要保障生命安全，等等。我们坚决执行了总理提出的这些保护罗瑞卿等同志的措施和要求，这就再一次触动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神经。他们在一次会上对我横加指责，说什么“群众要求”斗罗瑞卿，这是出于“义愤”，你为什么搞条条框框？江青破口大骂罗瑞卿同志是什么“反革命”，质问我：你不斗他，他就斗你，你懂吗？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罗瑞卿是十九兵团的，当过你的政委嘛！我说：我们是按中央指示办的，不遵守中央指示，我们怎样完成任务？以后，罗瑞卿向志几次住院做手术，林彪、江青一伙残酷地摧残折磨他，伤口还没愈合，就要他参加批斗会。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一次罗瑞卿同志动大手术，我们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在手术期间不宜批斗的请示，很快得到周总理和叶剑英、聂荣臻同志的批准。但是，林彪、江青一伙早就想把罗瑞卿同志置于死地。他们根本不顾总理一再指示，也不顾罗瑞卿同志病重身残，操纵一伙人最终将罗瑞卿强行抢走，频频地批斗，使罗瑞卿同志备受折磨。
“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呵！”
周总理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工作，许多国际友人都说他是“世界上最忙的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最动乱的年代，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党和人民操劳。他常常顾不上吃饭，顾不上睡觉，有时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我们见他操劳过度，日益消瘦，劝他适当注意休息。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呵！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周总理对许多受到林彪、江青一伙凶暴批斗的老干部、老同志，总是竭尽可能加以保护。他领导我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不仅交任务，还教方法。听说一位老干部被批斗，他告诉我们事先怎样准备好部队，怎样准备好汽车，万一发生危及被批斗人安全的事态，立即把人抢救走。有一次，他亲自指示我们要准备好一架直升飞机，当被批斗的同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立即运走。
周总理和聂荣臻同志曾经指示我们，给科学家们增加警卫力量。但是，江青却说：为什么要保护“反动学术权威”？有一次，林彪、江青一伙策动一些人批斗一位对我国国防现代化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这位科学家被接出家门时。总理要求我们向他报告情况。随后，在到达会场中、在大会进行时、在把人送回后，又多次要我们报告情况，直到这位科学家安全地回了家，周总理才放了心。
周总理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作指示。在林彪、江青一伙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时，有一些群众组织受这帮反革命的煽动、蒙蔽，要冲击老帅们的住地。我们把得到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把我们找去研究保护措施，要我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强那里的警卫工作，并与我们一起研究万一这些老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胁时，需要采取什么应急措施。当我们把落实的情况向他报告时，他还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老帅们。
一九六七年“八一”建军节前后，林彪、江青一伙掀起了冲击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恶浪。“八一”招待会前夕，总理告诉我们，徐向前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路上不出事！我们把徐帅护送到招待会上，总理又嘱托我们，一定要保证徐帅在回家的路上不出事。我们考虑，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卫，协同有关单位，用三辆警卫车跟着他，并兜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一九六七年夏天，住在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老同志，先后被人抓走游斗。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指示我们派出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还让我们把住在招待所的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立即送到卫戍区部队的一个安全的住所保护起来，并嘱咐我们要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听说找不到这些同志了，竟当着总理的面声色俱厉地问我，把人弄到哪里去了？接连两天吵吵闹闹。我见总理不理睬他们，也就不吭声。追问紧了，我就说了句：“上面知道。”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向他报告了对这些同态的保护措施，主席赞同地说：“总理做得好一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来拍看桌子追问，我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去问主席吧！他们一听，不敢再追问了，只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不是早就说过上面指示的吗！事后我把向主席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爽朗地大笑起来。那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的负责同志被保护在卫戍区部队营房以后，总理还专门指派了一位同志，每隔一天去探望一次，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形，给他们送文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在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贺龙同志的时候，周总理亲自派人把他接到中南海，以后又亲自参与研究，给他选定一处隐蔽、清静、保密的住所，指示我们派部队把他保护起来。总理亲自过问他的旅疗和生活问题。但是，尽管有总理的极力关怀和保护，林彪、江青一伙还是加紧了对贺龙同志的迫害，设立专案对他进行审查，有关贺龙同志的事都改由专案组负责。他们多方刁难、折磨贺龙同志，经林彪的死党批准，用偷梁换柱的办法，从外地派了一个脑系科护士，冒充卫戍区的医生，把原来护理贺龙同志的医生换走。在他们的折磨摧残下，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贺老总，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万万没有想到，我按照总理指示，保护毛主席领导下的大批老干部、老同志，竟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的眼中钉，他们对我也下了毒手。我个人也亲身领受了周总理充满阶级深情的保护和关怀。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夜，林彪、江青一伙一手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假案。我遭受政治迫害离开北京的那天，总理的处境虽然十分困难，仍然与我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吃了饭，分别时，总理紧握着我的手说：“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住考验，以后有的是工作做！”他还嘱咐有关的领导同志照顾好我的生活。一九七四年，毛主席亲自批准为我平反冤案，我回到北京，见到了总理，总理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见到你太高兴了！”我这个在炮火硝烟中长大的人，很少哭过，这时也禁不住流下热泪，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昭雪我的冤案，那几年，总理不知花了多少心血。这是多么令人铭心刻骨的关怀啊！
我回忆的仅仅是若干往事中的几件，对于总理的关怀和保护，许多老同志都有各自的亲身感受。我们的周总理真是参天大树护英华啊！想起这一切，就牵动我对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特别是当我参加一些重要会议或者一些重要活动，看到健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同志们聚集一堂，共商党和国家大事的时候，就想起了总理的亲切教诲，想起了总理对老干部的关怀。当时如果没有周总理顶着林彪、“四人帮”掀起的逆流，保护了这些老同志，他们今天会是怎样呢？真是不堪设想啊！
敬爱的总理，我们深深怀念您！
“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
所谓“伍豪事件”，是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炮制，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拿来诬陷和攻击周恩来同志的一桩我党历史上罕见的反革命阴谋事件。“文化大革命”中，当江青反革命集团再三利用由国民党特务假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欺骗群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指出此系“国民党造谣污蔑”，周恩来同志作了多次严正的声明，陈云同志根据事实也作T有力的证明。但由于未在党内传达，知道真实情况的人很少。现在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虽已多年，但流毒未彻底清除，党内外仍可能有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受其欺骗。为了弄清真相，使全党同志从这一事件中受到教育，我们采取郑重的负责的态度根据已经收集到的材料，扼要整理如下。
一、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真相
一九三二年二月间，国民党反动派用周恩来同志的一个别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等以及国内其他地方的一些报纸上，刊登了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通过这则启事，达到诬蔑周恩来同志和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的目的。
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革命根据地发动的三次“围剿”，都在红军的反“围剿”中遭到惨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不抗日，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企图集中力量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他们积极准备第四次“围剿”，同时阴谋一举消灭当时设在上海的我党中央。他们搜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这时期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中央情报保卫工作，他的工作对国民党反动派威胁很大。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伪造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政治背景。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原为我党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事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国民党反动派有了一举破坏我党中央的可能。幸而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党员钱壮飞同志等及时向党中央报告了这一消息，周恩来同志得知后，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转移中央机关和改变负责人住处，改变党的工作方法，等等。使局势转危为安。六月二十二日，又发生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周恩来同志又采取了果断措施。这样，一再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叛徒将我党中央一网打尽的阴谋。敌人深知粉碎他们阴谋的真正组织者是周恩来同志，恨之入骨。乃于九月一日下令“悬赏通缉”周恩来同志等，继而又于十一月底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企图用金钱收买叛徒告密。但这些均告无效。于是乃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刊登出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目的是想在我党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我党涣散解体。
据曾因逮捕顾顺章而获得蒋介石嘉奖的国民党中统特务黄凯（一九三二年二月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沪调查员）一九五三年供称，这个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他和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上海各报刊载。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上午，送到申报馆广告门市部。广告处律师看了后认为，这个启事称二百四十三人脱党而具名只“伍豪”一人，有明显漏洞，“决定十六日暂不刊出。”但二月十六、十七日，《时报早晨号外》首先刊出了这一启事，十八日，《新闻报》也刊登了。十九日，国民党设在上海的新闻检查处派人到申报馆质问为何不登这个启事，《申报》遂于二十、二十一日刊登。《时事新报》也在这两天刊登。
二、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采取了多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伪造启事
早在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报纸上刊登这个伪造启事之前两个多月，周恩来同志已经按照党的决定，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离开上海，中旬经福建永定进入苏区，十二月底到达瑞金。足见，伪造启事在上海各报刊出时，他已不在上海。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迅速地采取了各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造谣诬蔑。
当时，《申报》在上海影响最大，党和申报馆有一定的关系。二月十八日，党派人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党所代写的《伍豪启事》，以否定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但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看后说：《申报》没有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所以不便刊登《伍豪启事》。
二月二十日，党在上海散发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传单、这一传单由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二月二十日，《申报》也刊登了伪造启事。因此，党又派同志于当日上午到申报馆询问：已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为何不登《伍豪启事》？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答称：铺保手续不合，不能刊登《伍豪启事》。几经交涉后，终于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这是当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的一种方法。正如陈云同志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指出的：“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十一期上，刊登了党所代写的另一《伍豪启事》。《伍豪启事》指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同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文章。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接着，党还采取了更加明确有力的公开辟谣措施，以周恩来同志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以否认伪造启事，进一步肃清其影响。巴和律师为《申报》常年法律顾问。经付以重金后，在三月四日的《申报》上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这一启事公开刊登后，便在党内外进一步澄清了问题。
一九三二年二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布告中说：“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据国民党特务黄凯于一九五三年六月供称，伪造启事“丝毫未达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国民党反动派演出的伪造启事这一丑剧，最后不得不毫无结果而终。
三、江青等人企图利用伪造启事诬蔑陷害周恩来同志
由上可见，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反动派炮制出来用以造谣诬蔑我们党和周恩来同志的，这是历史上早已澄清了的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人却一再妄图用这一伪造启事来诬陷、攻击周恩来同志。
一九六七年夏，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知道伍豪是周恩来同志的别名后，于五月十二日将载有这一伪造启事的报纸的抄件送与江青。江青收到后，不做任何调查研究，采取突然袭击手段，于五月十七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把伪造启事的抄件摆在他们三人面前，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这封信实际上是逼周恩来同志作出交代的通牒。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同志迅速地、断然地予以反驳。五月十九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高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这一天，周恩来同志查阅了上海各旧报，亲自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并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给毛泽东同志。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
毛泽东同志看了周恩来同志送去的信和材料以后批：“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六七年底，北京有一个学生向毛泽东同志写信重提此事，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批：“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同志又在一次谈话中说：“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毛泽东同志除了上述两次亲自澄清伪造启事外，还曾经嘱周恩来同志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
江青等人则企图利用伪造启事陷害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七年十月，江青在北京市钓鱼台接见吴法宪等人时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同一时期，“四人帮”把持下的上海市革委会的《抓叛徒》简报中，列入“伍豪启事”一条。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档案馆的造反派头头刘和德将诬蔑周恩来同志的材料密封起来交给了吴法宪。
周恩来同志注意到江青等人居心叵测，因而曾就此事多次作了严正声明。除上述外，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一月，他先后将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同志的信拍照存档。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通知她将有关材料拍照存档的事，信中并说：“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二九三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谢富治家属记载，谢富治在死之前说：“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象。”现已查明，康生的确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曾先后在涉及这个问题的两份材料上批道：“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事”。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他口授了一个记录，出面证实，“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始，毛泽东同志要周恩来同志在会上讲讲这个问题，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问题列入了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议程。参加了这次会议的陈云同志，在六月十三日发言中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同一天，陈云同志还写了书面发言，说：“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专门报告了这个问题，再次说明这是敌人的造谣诬陷。
对于周恩来同志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伪造启事所做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和政治局曾提出将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存档，但是会后却被搁置下来未办。而且王洪文于七月间还叫人从上海档案馆寻找“伍豪的材料”。上海档案馆“查到一份伍豪等人的启事”，于七月十七日报王洪文。王洪文批道：“此件先存敬标同志外，再等一个时期处理，可能中央有指示。”一九七二年冬，上海有人证明一九三二年二月为驳斥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伍豪等启事”而设法刊登党所代写的“伍豪启事”的情况，启事内容说“报载事实不符，谣传不足凭信”。这一材料被张春桥、徐景贤扣压，不报中央。这些都说明江青一伙的陷害之心不死。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同志病重，在入手术室前他要来了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报告的记录，用已经颤抖的手亲笔在上面签了名，并注明了报告日期。这说明了他对这件事的关切。
周恩来同志一生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英勇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党性纯洁，立场坚定，不能容忍敌人的诬蔑对他的玷污，不能容忍这种诬蔑给我们党带来不良影响。为了保护党的荣誉和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他为澄清所谓“伍豪等启事”作了多次努力。经过他的努力、毛泽东同志的说明和陈云等同志的证明，事情已经完全清楚，江青等人企图利用伪造启事的阴谋早已破产。但是，由于一九六七年五月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始终没有一个党的正式文件澄清此事，至今还有许多同志不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曾经在一部分人当中传播，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至今尚未清除，因此，现在根据历史事实写出这份材料，向全党同志如实地介绍国民党反动派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以及我党反击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诬蔑的经过，仍属必要。这不仅符合周恩来同志的遗愿，也符合全党同志的愿望。
共和国总理心中的“抓革命、促生产”
周延
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十年。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曾这样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决定》据此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正是在这个文件里，第一次公开使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
然而，历史是最客观、最公正的。试图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观愿望，已被社会动乱、全面内战的活生生的事实所无情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大试验”。其结论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不仅不会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相反，只会使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物质基础遭到破坏，乃至根本动摇。同时，这场“大革命”也是一次“大考验”。在国家动乱，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肆虐横行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党外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立志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立场和信念；他们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仍坚守岗位，坚持生产，钻研业务，忘我工作。正是由于这种执著的不懈的努力，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遭受严重损失的国民经济，也才能在一定时期或某些方面取得宝贵的进展。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担任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和国务院总理职务的周恩来，更是为之付出了巨大勇气、智慧和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