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对黄河、淮河、海河、长江等大江大河的治理一直十分关心，许多重要兴利除弊水利工程的建设，都是总理亲自过问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工兴建的葛洲坝工程，从项目的审定到设计方案的重大修改等关键问题，都是总理亲自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的。记得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总理在听取葛洲坝工程中存在的问题的汇报时曾说：“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指导弹、卫星）。”
周总理在抓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还用了很多心血抓化肥、农业机械等支农工业的建设。一九七一年，总理提出，我们要从很有限的外汇中尽一切可能挤出一部分，抓紧进口一批国外的大化肥技术设备，发展自己的先进化肥工业。国家计委一九七二年一月提出进口计划方案，经李先念副总理审查同意后即报请周总理批准，先后从国外引进十三套大化肥技术设备。这十三套大化肥设备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标准化肥一千三百多万吨。与此同时，总理还亲自布置上海市制造上百套的小化肥设备，支持发展各地的小化肥工业。可以说，我国化肥工业的生产建设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是浸透了周总理的心血的。
周总理时时处处都在关心农业。这里我再讲一件使我受到深刻教育的事情。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四日总理看到《参考消息》刊登的世界气象变化的报道后，当天就给李先念等同志和我写了如下一封亲笔信：“请你们好好读一下五月十四日的《参考消息》（五二五一期）四版下栏关于世界气象变化的两篇报道，并要气象局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今年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南涝北旱的局面，请告农林部多多提醒各地坚持实行防涝抗旱的措施，不要丝毫松懈。”
“文革”十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前前后后施展了无数的阴谋诡计，进行了大童的破坏活动，妄图把农村也搞得大乱，以便于他们篡党夺权。但是，由于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进行了多方面的抵制，由于周总理与他们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全国农业生产虽然受到了严重干扰，但还是缓慢地发展，维持了城乡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三
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自我爆炸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周总理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情况开始有了转机。当时，周总理集中主要精力抓批判极左思潮，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抓解放干部的工作。同时，着手整顿经济秩序。全国的经济在一千九百六十七、一千九百六十八两年连续下降以后，一九六九年开始回升，一千九百七十、一九七一年也是增长的，但这种增长包含着很多不正常的因素，潜伏着危机。由于当时对国际形势估计的错误，在计划安排中林彪一伙一再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不顾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一九六九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二百零一亿元，一九七○年猛增到三百一十三亿元，增加了一百一十二亿元，增长五十五点六%，一九七一年又在一九七○年的基础上增加二十八亿元，总规模达到三百四十一亿元，从而使国民收入使用中的积累率由一九六九年的二十三点二%猛增到一九七一年的三十四点一%。由于基建规模膨胀，职工人数也急剧增加，一千九百七十、一千九百七十一两年，原计划全民所有制单位增加职工三百零六万人，实际却增加了九百八十三万人，突破计划二倍多。职工人数猛增，就使全国工资总额和粮食销售量也控制不住，都大大突破了原订的计划。上述情况，使一九七一年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五千万人，工资总额突破三百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八百亿斤。
“三个突破”是周总理首先发现的，他在一九七二年初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中指出：“‘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根据总理的指示，一九七二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对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作了安排，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有发展。这一年，职工人数又增加了二百九十二万人，工资总额增加了三十八亿元，粮食销售量增加了四十三亿斤。总理对经济工作中的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无政府状态，提出了严肃时批评。在准备召开一九七三年全国计划会议的时候，总理指示我们：“要按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律办事，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离开统一计划，离开各级综合平衡，积极性就变成盲目性，就会把事情搞乱。”为了克服当时经济工作中的混乱现象，总理要我们抓紧起草一个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若干规定，以利于统一思想，下发各地执行。国家计委遵照总理的指示，拟订了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草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的草稿。这个草稿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基本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提高投资效果；严格控制增加职工，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资金管理，严格财金纪律；搞好企业管理，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等十条规定。总理于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亲自听取了我们关于这个十条规定草稿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一九六九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一九七三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又说：“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去年我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这不是那么舒服的。”“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汇报中总理还指示我们：“基本建设要经常检查，全年抓。一九七○年基本建设大膨胀，一九七二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此外，总理还讲了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批评了当时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干难干易一个样等平均主义倾向。
周总理的上述一系列重要指示；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各方面遵照总理的指示，抓经济整顿工作，调整比例关系，解决“三个突破”，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紧缩通货，控制货币投放等工作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这一年同一九七二年比较，农业增长八点四%，工业增长九点五%，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开始趋向协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增长情况是：粮食增长四百八十九亿斤、棉花增长一千二百零八万担，煤炭增长七百万吨，发电量增长一百四十四亿度，原油增长七百九十四万吨，钢增长一百八十四万吨，化肥增长八十九万吨，棉纱增长八万一千吨，布增长三亿六千米。这一年的财政情况也是好的，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四
周总理一向强调发展我国经济要有长远打算，要作中长期计划，不能走一步说一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亲自过问下制订的。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在“文革”初期国民经济遭到很大破坏的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执行的。一千九百六十七、一千九百六十八两年全国经济连续下降，一九六九年刚刚开始有所回升，周总理就指示我们要抓紧研究制订第四个五年计划，以期早作准备，使全国经济走上正常轨道。他指示我们，提“四五”计划的奋斗目标一定要考虑全面，不仅要考虑工业，而且要考虑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要全国一盘棋，搞好综合平衡，不然就会互相挤”；在方针任务的提法上，要与“三五”计划所提任务相衔接；明确写上：“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制订详细的“四五”计划的条件还不具备，总理提出可先搞出一个计划纲要，以利指导经济的发展和防止盲目性。我们在一九七○年八月份以前提出了一个“四五”计划纲要草案，周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了好多次，提出了很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并决定将纲要草案提交九月份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讨论。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林彪，陈伯达就跳出来干扰破坏，把原定的会议日程打乱了，结果“四五”计划纲要未能讨论，只作为会议参考文件印发了。
前面说到，这个计划纲要在拟订过程中，由于受林彪鼓吹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影响，过分突出建立重工业，特别是三线的军事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有些生产指标也定高了。“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总理在抓经济整顿、调整的工作中及时指示我们，要根据新的情况对“四五”计划纲要进行必要的修改，压缩过大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降低一部分过高的生产指标。同时努力发展对外贸易，抓紧国际有利时机，在已经逐步打开的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中抓紧进行成套设备和新技术的引进工作。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一九七二年根据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拟定的并由总理亲自审批的“四三”引进方案，即用四十三亿英金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其中包括：十三套大化肥设备，四套大化纤设备，三套石油化工设备，一个烷基苯厂，四十三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的一点七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等的制造技术。这个方案，国家计委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二日正式上报国务院，很快即由李先念副总理和周总理审查同意，并报毛主席批准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的引进（第一批大规模引进是“一五”计划期间的一百五十六项），也是打破多年来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局面，发展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的重大突破。
一九七一年十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从而结束了二十多年来我国被剥夺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极不公正、极不合理的现象。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确定了发展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访华，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告两国正式恢复邦交，开始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这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制定的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伟大胜利。根据国际关系的这种新形势、新变化，周总理高瞻远瞩，及时指示我们要采取积极措施，扩大出口，换取外汇，引进技术，推进四化。在周总理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四五”计划期间我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由一九七○年的四十五亿九千美元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一百四十七亿五千美元，五年中增长了二点二倍。为了扩大新的出口货源，总理指示我们要利用当时国际贸易的有利形势和我国已开发的石油资源，多出口些石油，使石油的年出口量由一九七○年的三十八万五千吨，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一千一百九十七万九千吨，五年中增长了三十倍，为国家赚取了很大一笔外汇。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我国的港口设施能力和远洋运物能力明显不相适应的矛盾突出出来。为此，周总理在“九·一三”事件以后不久，就及时指示我们要抓港口建设，提出港口建设计划。一九七三年二月，中央政治局在听取国民经济计划汇报时，又专门讨论了港口建设问题，总理指出：“交通是先行，是基础工业，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很快把它搞上去。”并发出了“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号召。同一期间，总理还提出要在积极发展自己造船工业的同时，利用中国银行的贷款，在有利的条件下，适当购买一批外国货船，包括仍可行驶的旧船，组成自己的远洋船队，力争在一九七五年基本改变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应当说，我国能有现在的二百五十多个万吨级以上的深水码头泊位和现代化装卸设施，能有一支将近二千万吨的远洋运输船队，是同当时周总理的远见卓识、正确决策分不开的。
出口贸易的扩大，外汇收入的增加，不但还清了当时的外债，而且使我们有可能拿出相当数量的外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推进我国工业的现代化。由周总理指示和亲自审定的上述“四三”引进方案，就是在这种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下，排除“四人帮”的干扰而提出和实施的。通过引进这一批成套的先进技术设备，我们兴建了二十六个大型骨干项目，不但增强了我国基础工业的力量，增添了新的工业门类，提高了现代化技术水平，填补了一些缺门产品，而且培养了一批能掌握现代化先进技术的工人和管理人才。这是周总理为实现“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四五”计划任务所做的巨大贡献。
这里还应当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建设起来的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焦枝线铁路、成昆线铁路、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望亭电厂等许多重点工程，以及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等重大科学技术成就，也无一不是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结果，无一不浸透了周总理的心血。
五
周总理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斗争正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展开的时候，结成反党联盟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甚为恐惧，深知这样下去，他们的罪责势难逃脱。于是他们在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掀起了一股所谓“反右倾复辟”的逆流。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把周总理主持中央工作所采取的各项正确政策、措施，诬蔑为“修正主义的黑线回潮”，坚持要批“极右”，反对批极左。到了一九七四年初，“四人帮”又丧心病狂地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他们不批林、假批孔，却在大批“周公”、“宰相”和所谓的“现代大儒”，把罪恶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总理。这股逆流，使刚刚趋于稳定的全国局势又动乱起来，刚刚开始好转的全国经济又急剧恶化。
毛主席很快察觉了江青一伙借机进行篡权的阴谋活动，多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一九七四年七月，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江青一伙不要搞“四人小宗派”。鉴于周总理病情严重，十月四日毛主席提议邓小平同志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是一个严重障碍。他们更加疯狂地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中央在十月十一日发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中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十一月，毛主席又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四人帮”一意孤行，根本不听毛主席的意见，不接受毛主席的警告、批评，加紧进行篡权组阁活动。十月十七日，江青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蓄意制造了“风庆轮事件”，诬蔑周总理、邓小平同志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邓小平同志针铎相对，对他们进行了严厉驳斥。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上，选举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同时通过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这使“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总理抱病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申了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宏伟目标：“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次会议，任命邓小平同志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二月一日，周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讲了各位副总理的分工问题，接着又主持召开了有各部部长参加的全体会议。总理在常务会议上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的，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我听到这里，再看看总理被病魔折磨的憔悴面容，心里非常难过，衷心盼望他老人家能够康复。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和国务院的工作，他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精神，坚定地大刀阔斧地抓各方面的整顿工作，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全国的局势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又开始回升，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一九七五年二月一日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后，周总理的健康状况更加令人担忧，我虽然不可能再直接聆听总理的指示、教海，但仍能从邓小平、李先念副总理那里听到总理的一些指示。一九七六年初我在广州，一月七日接到王震同志的电话，告诉我总理病危，要我赶快回来见老人家一面。当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只想赶快找到飞机飞回北京。一月八日我乘飞机回北京，原想从飞机场直接去医院看望周总理，但一下飞机就听到了周总理不幸逝世的消息。此时此刻，我满含悲痛的泪水，说不出一句话，只是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绝不会这样早地离开他一生所依靠并为之服务的十亿中国人民。
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私奉献；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和他的崇高品德，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特殊年代里的中央专委会
刘杰、刘柏罗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夜得宽余。——喝酒吧！
——周恩来
我国的尖端科技事业，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从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到一九七四年周总理病重住院，在十几年时间里，他共主持了四十多次专委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会。他对尖端科技事业的领导是深入具体的。从方针、政策、基本原则的提出到各级专门机构的组建，专业人才的培养、专业队伍的聚集和思想建设，从发展规划的提出和制定、组织项目攻关、各个方面的协调，到每次试验的通盘部署、具体组织，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智慧。他对发展我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卓越贡献是多方面的。
一、组织专门机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际斗争日趋激烈，霸权主义者乞灵于核讹诈政策，东方和整个世界的和平都受到核战争的威胁。毛泽东同志纵观世界风云，瞩望人类前途，看到要稳定世界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消除核恐怖，打破核垄断，粉碎核讹诈。为此，他对一位夸大原子弹威力的外宾说：“原子弹威力再大，无非是从中国炸进去，从美国炸出来，有什么可怕。”他针对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当时，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是严峻的。“大跃进”的失误加上接连发生的天灾，使我国的国民经济陷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生产损失巨大，人民生活困难严重，边境上又遭到外来的武装侵扰。此时，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所有的中苏经济技术合同，使我国的经济雪上加霜，受到严重的损失。而原子能工业更是首当其冲，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开始，苏方就已停运各种器材，拒绝交付技术资料，想把中国初生的原子能工业扼杀在襁褓里；而美国早就对我们实行着严密的封锁。
但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被任何困难压倒，从来不对任何压力屈服。面对这内忧外患的重重困难，毅然吹响了向尖端科技高峰攀登的号角。
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向党中央呈送了发展我国尖端事业的报告。报告中引用了第二机械工业部关于一九六四年做好爆炸原子弹准备工作的设想，建议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尖端事业的领导。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彭核阅。”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件事要请总理（指周恩来同志）出面才行。”政治局几位领导同志都表示赞成。
小平同志说，你们的计划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现在就是你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讲话，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总理为主任，由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加强对核武器研制和核工业建设的领导，以加速实现原子弹爆炸试验计划。
从此，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中，又肩负起一项新的重担——领导我们开创尖端科技事业，并很快就以高屋建瓴之势排除万难，走上了迅猛发展的轨道。
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央专委成立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九次会议，及时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一百多个重大问题。
二、加速研制氢弹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周总理问刘杰同志对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刘回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总理说，五年是不是太慢了。的确，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四年多，但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认真分析了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形势，认识到氢弹研制的技术难度虽然很大，但有利条件也很多：我国核武器科研人员掌握了原子弹的有关理论和计算技术，系统地查明了原子弹内部的物理图象和各种物理规律，为研制氢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研制原子弹时，氢弹的原理探索已经开始，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必需的装料氘化锂一六生产线接近建成。国产每秒五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已经开机，计算手段有了一定改善，等等。经过反复论证，二机部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一九六五年二月三日和四日，周总理主持第十次专委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一九六八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广大科技人员下决心抢在法国的前头实现氢弹爆炸试验。
在一九六八年或这之前突破氢弹技术，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这个目标有实现的可能性，但决不是轻而易举的，是必须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才能达到的。
由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关键是理论上的突破。周总理一贯强调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的关系，主张给理论研究以重要位置，反对忽视理论研究的近视倾向。他早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就指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做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当我们在《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中把原理探素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提出来时，得到了他的首肯。后来，正是由于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才有氢弹新设计方案的形成和付诸试验，并得到了完全胜利。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总理还给我们制定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指导方针。这十六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总理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特点和规律。由于我们切实贯彻执行了上述方针，从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的浪费。
我国导弹核弹头的第一次结合试验，囿于当时的技术状况，是采用带有核弹头的导弹飞行方式进行的，导弹的发射、路径、爆点都在本土及其上空，风险很大。在这次试验的准备过程中，周总理一再指示要“绝对保证安全”，指示七机部要保证导弹正常飞行，指示二机部要做到在导弹掉下来的情况下不发生核爆炸。根据总理的指示，二、七机部分别在导弹和核弹头上采取了多级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装置。但是，周总理对此仍不放心，主持召开了两次专委会研究两弹结合试验的安全问题，并指示进行两弹结合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的两项“冷”试验，然后根据试验情况决定是否进行“热”试验。国防科委、二、七机部密切配合进行了上述两项试验，进一步验证了两弹结合试验的安全可靠性。至此总理才批准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飞行爆炸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左右，核武器研制基地报告，首次热核试验用的热核装置有一个部件加工时出了一些质量问题，但不严重。当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刘杰同志乘专机前往处理。当刘对乘专机有些犹豫时，总理严肃地说：“飞机就是为了检查工作用的，你们就是要利用飞机争取时间。”刘到核武器基地，实地观察加工好的部件，发现那不过是用放大镜才能看见的擦痕，经和科研人员研究，认为这不能算是一个质量事故，已加工出的部件可用，不会对爆炸试验产生影响。这样，总理才放了心，才批准按新设计方案研制的氢弹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二时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氢弹研制的关键理论和技术问题都获得了解决。
这时候，已经被“文革”动乱严重干扰的周总理，在得知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的消息后，他当即把刘杰同志等几个人召集到西花厅，听取汇报，庆贺试验成功。他还特地为我们准备了晚餐，并且备了酒。这时二机部的造反派却到了中南海的西北门外，扬言要打倒我们，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周总理闻知后；风趣地说，他们反对我，我引为光荣。随后，周总理念起毛主席《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两句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提醒和勉励我们要经受得起风吹浪打的考验，接着，他又举起酒杯，风趣地说，今夜得宽余，喝酒吧！
这次试验，无论从原理、结构，还是从达到的比威力和聚变比等指标看，就是一次氢弹地面试验。因此，半年之后，即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我国便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三百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
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提前实现了毛主席一九五八年作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的预言，提前实现了周总理提出的一九六八年进行氢弹爆炸试验的目标，实现了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第二次突破，为系列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和装备部队莫定了基础。
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再一次震动了世界。我国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试验，其间不过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从达到的比威力等指标看，其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三、抓紧“两弹结合试验”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周总理就及时提出，立即抓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特别提出“两弹结合试验”为下一步重点。中央批准了二机部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长远规划和一些科研课题，如：重水、分子筛、科研和教学用的反应堆及核心设备的攻关等；周总理还指示要加强二机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扶持二机部做好全面安排，进一步明确了二机部一系列后方建设的重要政策，要求学习“萨尔图”（即大庆）经验。在做了上述全面安排后，周恩来总理又决定把批准权下放给二机部，并指出不要什么问题都拿到专委会上来，今后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分头负责。周总理之所以决定这样做，是为了通过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同时充分发挥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作用，以保证专委会的工作重点顺利地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要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安排，由吴克华同志抓紧组建第二炮兵，同时指出，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为了“两弹结合”试验，要从东风二号抓起。周总理在出国访问回京途中，还亲自在基地看了我们的导弹试验。回京后，又检查了核弹头准备工作，然后指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这体现了周总理以接连不断地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战略思想。
在讨论导弹问题时，周总理提出要在五院的基础上成立一个部。后来的第七机械工业部就是由一个研究院再划过来一些工厂发展为部的。这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部院合并”的又一个雏形。“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反对这样做法。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次专委小会上，针对两派大闹部院合并问题，有个造反组织要求批斗罗瑞卿同志，周总理说：“这个主意是我首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在怀仁堂开了几天会，刘少奇主席主持的，贺、聂、刘亚楼、罗瑞卿参加了，王秉璋也参加了，这过程要从一九六一年说起，这个问题我提得最早，一九六二年我就说合起来，部院合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三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周总理就这样简单明了地驳斥了造反派，坚持正确意见，保护了干部。
有一次专委会上，周总理听七机部一位领导汇报规划，其中估计了过多的失败反复的因素，把导弹试飞的时间拖得很晚。周总理听到这里立即指出，为什么那样慢呢？你们回去发动群众讨论，该要条件的给保证，不要乱要，我看群众会比你们看得准些。周总理另指派专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同志带了几个人下去，经多次征求钱学森、任新民、黄伟禄、谢光选、梁守梁、肖淦、崔国良等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并和部领导组织了广泛的讨论会，先在一院摸了一个月的底，修改了试验计划，提出了中远程的全面规划。回来由七机部向专委会议重新做了汇报，一下就定下来了。结果把新导弹试飞的时间从一九六八年提前到了一九六六年，投资比原来也大大减少了。接着，周总理和赵尔陆同志又指定我们到其他各院做工作，也都取得满意的结果。当时聂荣臻元帅语重心长地对专委的同志们说：“技术民主问题，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现在大家尝到味道了。”
专委第十三次会议确定的战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总理进一步明确新的工作重点，指出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并解释说，“没有舍就没有得”，论证了重点与全面的关系。随后，第十四次专委会议连续开了三天，讨论近期规划。周总理在会上提出了系统任务，他说，明年是导弹年，要有收获。他要求实行军民结合，专业协作，各部门不要单搞一套。他说：“七机部接过上海机电二局和工厂以后，要军民结合，我们是一家子，原协作类系要保持，要为地方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一这个提法很好，“上海的协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周总理还满怀信心地对刘柏罗同志说：“明年就用这种（专委）办法抓飞机。”若不是十年浩劫，我国的航空工业早就会有新的发展了。周总理有一个一贯的思想，就是抓重点带动一般，抓尖端带动常规。在第十四次专委会上，就曾在原则批准了攻击型核潜艇的同时，讨论了整个国防工业“以两年时间完成三年任务”的要求，并批准了“一千九百六十六、一千九百六十七两年规划”，主要项目是各种战术导弹和核潜艇、人造卫星等重大课题。
有一次刘柏罗同志在汇报导弹地面设备的研制工作时提到了必须组织科研、生产、使用单位的三结合。周总理指示说：“你们这个三结合提法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事实上是两个三结合，即科研、生产、使用三结合和科技人员、工人、领导干部三结合。他说，要坚持两个三结合、群众路线，要以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科学态度，树立兢兢业业、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贯彻大力协同精神。对导弹地面设备，他说：“一、二、三、四、五机部应当分别组织联合设计，广泛吸收使用部队意见，由七机部提出设计要求，否则各部都自己搞，来个万事不求人，是什么也搞不出来的。”周总理经常用这些至理名言和具体而微的要求教育同志们。他的每句话都深入人心，成为指导尖端事业迅速发展的思想动力。
由于要求明确，各方面工作抓得很紧，华北、华东、东北的工作都进展很快，到一九六七年九月，我防空部队终于打破了将近两年没有战功的沉寂，用国产新型地空导弹把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下来。
四、在动乱中排除干扰继续前进
十年动乱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核工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核工业在动乱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
一九六七年春，全国夺权、武斗的风暴殃及核工业，刘杰同志已靠边站了。许多工厂和研究机构也先后发生了夺权、武斗，乃至出现了停产等严重问题，广大职工生活受到影响，工厂安全受到威胁。针对这一状况，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中旬到十一月底的八个半月时间里，周总理亲自多次打电话，并签发了十一封特急电报，明确指出：这些单位“是国家重要的国防绝密工厂，对国防建设，加强战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保证工厂绝对安全，保证工厂稳定生产”。周总理还两次派调查团（组）到原子能联合企业和核武器研制基地了解情况，制止武斗，维护正常生产。所有这些保护措施，对核工业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各项工作大体仍能按计划进行起了重大作用。
一九六九年，林彪利用所谓备战，决定核燃料工厂搬迁。反应堆和核燃料后处理工厂具有强烈放射性，根本不能搬迁，其他核工厂搬迁也必然中断生产。核事业面临着一场灾难。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二日，周总理主持专委会讨论这个问题，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生产，加紧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周总理确定的这一正确方针，避免了搬迁可能带给核工业的致命的破坏。
一九七○年初到一九七四年，特别是后两年，周总理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一方面，“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越来越疯狂，另一方面，癌症对他的折磨也日益加重。然而，为了民族的繁荣昌盛，国家的安全富强，周总理以压侧一切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忍着病痛。在全国动乱之中，主持着党和国家的要务。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他仍然挤出难得的宝贵时间，继续为发展我国尖端事业呕心沥血。在这段时间里，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亲自主持召开了二十多次专委会议，对我国尖端事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做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性的指示。这些指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一九七○年二月、七月、十一月，他先后三次指出我国要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的用电问题。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四月十二日，是周总理生前亲自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专委会议，看得出，他是以惊人的毅力忍受了巨大的病痛，主持这次会议的。也许他已估计到参加专委会议的时间不多了，在这次会议上，他做长篇讲话，对我国尖端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三月三十一日，周总理主持专委会审查批准了上海核电站工程（即现在的浙江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要求绝对安全可靠，并指示有关部门选派好的设计人员支援上海，通过这个工程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他要求二机部、七机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总结经验，并指派了专人抓这件事；他指示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他十分关心“三废”（废渣、废液、废气）的处理，详细询问了各种处理方案，一一作了指示；他强调要想到二十一、二十二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他指出尖端科研队伍已被林彪一伙搞乱了，要整顿，要从体制上抓。
总理多次指示以后，二机部、水电部、上海市、二机部的有关厂、院（所）和高等院校，在科研设计、设备试制和元件研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由于十年动乱，国家对核电建设不可能有明确的方针和全面的规划，各有关方面也难以协同动作，以周总理一九七○年二月八日提出搞核电站的时间命名的七百二十八工程（即今日的秦山核电厂）在”文革”期间始终未动一锹一镐。
四月十二日，他主持专委会议审查另一项工程时，再次谈到，要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影响，要克服派性，和派性作斗争，要采取措施进行整顿。他详细听取了有关工程设计的汇报，对原设计方案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没有钻探，水文、地质不镐清楚就定点，是很危险的；他认为搞成“洞内洞外连成一片”、“门当户对”的设计，是严重的失误；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今后搞基本建设，一定要注意用水量的问题，他说，水抽多了，地面要下沉，不懂这些就要出漏洞。他一再叮咛大家，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要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一九七四年八月，周总理最后一次听取二机部的工作汇报，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此后不久，为我国核工业的发展呕心沥血、辛勤操劳的周总理便过早地永远离开了我们。
从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
[英]韩素音
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周恩来
一
一九六六年末，“文化大革命”奔腾向前，刘少奇正遭到不指名的批判。周曾劝告刘和他的妻子“不要离开中南海这块安全地带”。可是王光美却被骗出了中南海。有人打电话说她的女儿出了事。王急急忙忙赶到学校校园，一群嘲弄她的红卫兵把她包围起来，使她遭到难堪的屈辱。她被迫在台上站了几个小时，脖子上挂了一圈乒乓球制成的项链。周恩来得到消息后，派他的秘书把王救了出来。江青是这起事件的主使者，因为她觉得王光美是她的对头。王和她的丈夫去印尼进行国事访问时带着一圈珍珠项链，还穿上绸缎衣服和高跟鞋。江青批评说：“她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刘少奇所著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被付之一炬。这些书都被看成毒草，可是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延安时期，它们是帮助毛得势的理论基础。难道已经没有人记得刘对毛和毛泽东思想的兴起所作的贡献了吗？刘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自我检查，但是过不了关，一九六七年公开指名道姓地谴责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此以前，只是对他影射攻击。然而周恩来严格遵照党的规章办事，他并不喜欢刘，而且打倒刘少奇的巨幅标语全城到处都是，但是他仍然给刘以国家主席应有的尊重。有一次，刘拒绝出席天安门的群众大会，周来看他，对他说：“你是国家主席。标语上说要打倒你，但是党还没有说话。你还是我们中间的一员。”周亲自安排刘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位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和宋庆龄在他的旁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