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还努力使刘和他的妻子免受人身凌辱。一九六七年夏，建工学院的红卫兵在中南海西门外架起高音喇叭，就象对付陈毅那样。可是这次更加厉害。他们轮流上阵，动员十万大专院校的青年进行噪音战，唱歌、喊口号，要求把刘交给他们。当然，这出戏是中央文革王（力）、关（锋）、戚（本禹）导演的。叫喊声夜以继日，使得住在中南海的许多高级领导人跑到别处安身。周没有走，在噪音中坚持工作，晚上不得休息。红卫兵打算冲西门，然后又向占地广阔的中南海其他四个门进发。只要门口警卫用电话向周报告，周就在那里出现，亲自阻止红卫兵强行闯入。他说：“你们不能进入中南海。我这样说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不能把他揪出去。”
可是周恩来无法阻止刘的警卫的蛮横行为。中央文革告诉这些警卫对刘不要存有任何怜悯之心。王光美被关进了北京郊区的一所监狱里，一关就是十年。满城都贴上打倒刘的标语，连他独自一人居住的房间也是如此。
搜集来的大批有关刘的罪行的文件、资料堆积如山。〔1〕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残存的中央委员会对刘的“罪行资料”进行研究。会上指定周恩来主持讨论特别调查组的调查结果。同时周主持了对刘的问题作出决定的会议。在付诸表决的时候，周象其他在场的人一样，投票反对刘少奇，唯一例外的是一位勇敢的妇女，她的名字叫陈少敏。
九年之后，在一九七七年，我问邓颖超说：“我也写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东西。他目前已恢复名誉。当时有人向我提供了不确实的材料。现在我是不是有必要向他的夫人王光美公开道歉？”
邓颖超回答说：“有什么必要？你没有反对过他。你是听信了我们。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由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是非常令人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
周恩来和刘的关系好象并不融洽。在与苏联争论中，周坚决站在毛的一边，深信刘的主张会使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但是在处理经济改革方面，周的意见和刘一致。现在刘被谴责为内奸、叛徒、工贼，而且“永远开除”出党。
周恩来能不能拒不投票？如果他投票反对开除刘，对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毛泽东要使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大国，决心把刘开除出党。刘确实设法从毛那里攫取权力，在毛看来，刘在暗中计算他。毛认为权力落入刘的手中最终会导致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毛的这一想法也许是对的。甚至在一九六六年夏，刘还不是要求和苏联采取“联合行动”，建议派中国军队去越南，帮助越南人反对美国吗？这样一来，不是又要引起一场朝鲜战争吗？
所有人——我说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层领导，包括周的妻子邓颖超在内——都同意这一看法，周恩来有些“行动是违背他自己的心意的”。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周的一名助手、后来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的大使钱嘉东对我说：“否则整个棋局将由林彪来控制，由以毛的妻子为核心的‘四人帮’来控制。”这一看法黄华以及许多曾经和周一起工作过的人也和我谈过。“到一九六八年，总理又逐渐恢复权力。他削弱了极左分子的势力，甚至停止他们中间一些人的工作，有的还抓了起来。他谴责刘少奇是不得已的。”
显然，下决心谴责刘对周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九七○年十月的一天晚上，他向埃德加·斯诺诉说了他内疚的心情。
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是和中美关系发生变化有关的。我在他来中国这件事上也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2〕一九七○年十月那天晚上，周对一九三六年以来就相识的斯诺讲了他困难的处境。周说：“我身边没有人，以前的老同志一个也没有剩下。”他详细地谈论了这段象洪水泛滥一样危险的历史，感情上的创伤，每次巨大的政治斗争带来的苦难。在谈论过程中，他提起了“刘少奇同志”。〔3〕
斯诺对我说：“‘同志’？刘已经不是同志，他两年前就开除出党了。周叫他同志使我很吃惊，一开始我还没有弄懂其中的含义。”这就是周的自白，说明他并不同意开除刘的决定。斯诺又对我说：“周那天晚上疲惫不堪……由于悲伤，也许由于内疚。他知道我不会把他所说的话统统写下来。我不会辜负他对我的信任。”在周恩来生前，我也没有辜负周对我的信任。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十岁高龄的刘少奇被赶到河南开封，同年十一月去世。他的遗体火化了，骨灰以假名保存下来了。
周把中央文革小组中的王、关、戚三人清洗掉了，干得干净利落，削弱了毛夫人一派的势力。这三人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从此便销声匿迹了。剩下的还有一个强大的敌人：林彪。
二
红卫兵制造混乱以后，毛派解放军去收拾残局，从而加强了林彪的势力，但是也加强了人民解放军中与林作对的人的势力。周在这些人中威信很高，因为从一九二七年起他就开始筹组军队。因此，林彪面对周的重新得势，要想通过攻击周的一些支持者来削弱他，这就毫不奇怪了。现在，周讲话的时候，自称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他表面上顺从林彪，使得林难以找茬。可是，三个与周和聂荣臻关系密切的高级军官突然于一九六八年春以犯有各种罪行而遭逮捕。这对周是一次间接的打击，当然，对林彪策划的军队人事变动。周显得泰然自若，毫不介意。林任命他的党羽黄永胜担任总参谋长。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一九六九年将举行的中共九大作准备。而在九大上林彪将被封为毛的指定接班人。
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省级领导岗位都掌握在高级军官的手中。以前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只有百分之六的人留任。周恩来在九大上处于绝对少数。
一九六八年八月俄国军队入侵捷克。这件事再度为林彪提供一次机会，他强调中国也有遭到外国入侵的危险。勃列日涅夫是利用了最近匆匆签署的“集体安全条约”。该条约规定，在社会主义阵营受到威胁时，莫斯科有权进行干预。〔4〕
林彪向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提出警告：中国将遭到苏联的进攻，备战工作再也不能拖延了。
周当然不相信会发生战争。〔5〕他说不会有全面战争，也不会发生核战争。俄国人“炫耀武力”只是进行心理战而已。
奇怪的是，局势反而对周有利，他有了一些活动余地。九月，他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国内外的敌人可能要反扑，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因此，革命委员会除部队和群众代表之外。必须有党的干部参加，巩固全面团结。青年“要到基层去投入生产……到农村、工厂、矿山去从事劳动。”
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苏之间发生了乌苏里江珍宝岛（俄国人称之为达曼斯基岛）的武装冲突。林彪关于即将爆发战争的预言似乎得到了证实。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发布了著名的“第一个号令”，使全国处于战备状态。每个城市都要挖防空掩护体，街道下面地道交叉纵横，象迷宫一般。青年人都要进行军事训练。林彪想把一些军队领导人调离北京、中央，现在可以有借口把他们派往遥远的“战备基地”去了。
在华盛顿、伦敦、巴黎和波恩的苏联外交官攻击中国“好斗成性”，对和平构成最大的威胁。据报道，俄国驻华盛顿的大使要求和美国“合作”约束中国，甚至建议袭击中国的核基地。但是美国政策已在改变，或者已经改变，新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已经向中国发出一系列的“信号”。
中共九大从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举行，共有一千五百一十二名代表出席，其中百分之四十四是军人，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看来林彪胜利在望。他被正式宣布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在讲话中声称，党的“阴暗面”已经消除，党已革新，恢复了青春。几十万青年已从城市转入农村，大会没有受到这些年轻造反派的冲击。
周虽然处于少数，但在大会的军人里面，也有他的拥护者。推选代表的时候，他推荐新疆军区的王恩茂。周给新疆革委会委员们的电报说：“新疆自治区出席九大的代表应包括王恩茂同志在内。……现在你们正面临新的困难。如说服党员干部和党内外革命群众需要时间才能选出，可先将王恩茂同志全家送来北京，以便继续工作。”〔6〕
王恩茂全家都需要到首都来，这样可以得到保护，不致发生“意外”。王在新疆已经遭到红卫兵的冲击。周给毛写信，建议让另外一个军事领导人徐海东参加大会主席团，他说：“我和军委办事组各同志商量都同意。请示主席批准，”周直接推荐军人作为九大代表，说明他有意削弱林彪的优势。尽管如此，周还是属于少数。他使得石油部长和一些军事领导人当上了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取得少量候补中委的名额，陈毅也是九大代表，经济专家陈云也是，当然还有聂荣臻。此外，还有徐向前，他负责战略研究工作，并主管空军、防空兵和民兵工作。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站到毛的一边来了。
周辛辛苦苦、不惜牺牲，付出重大代价建立起来的大厦在“文革”中残破不堪了。他现在又重振旗鼓，不屈不挠地为“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进行辩护，〔7〕他主持了李宗仁的追悼会，李宗仁和他的妻子在一九六五年回到中国，心中充满着希望……却迎来了“文化大革命”。八个非共产党的民主党派于一九六六年就宣布取消了，周在一九六九年又把它们恢复了。周把民主党派的成员交由汪东兴保护起来。汪曾负责中央的警卫工作，现在是精锐的八三四一部队的指挥官，这支部队是负责保卫中央领导的禁卫军。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恢复了，这也是周的杰作，早在与蒋介石搞统一战线时就已经开始。
周指出：对民主人士“不能以中共党内标准要求。”他大半生为之奋斗的“统一战线”遭到破坏，但他千方百计地不使统战思想消失。如果没有毛，也许他做不到这一点，这时候毛开始对林彪产生怀疑，因此对周更加依赖。周一贯小心谨慎，采取任何行动前都请示毛，和毛泽东思想挂钩，把自己所作所为都称之为贯彻毛泽东思想。到一九六九年，可以从周的讲话中看出他已经恢复了原有的自信和魄力。他不再使用为了保护自己和保护许多别的人而不得不用的语调说话。但是他还必须十分留意，不让别人抓住辫子，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他正在恢复许多党的干部的原职。所以他在今后几年中，要比过去干得更为巧妙，更为迂回曲折，表面上唯命是从。他要在毛的名义下，取消毛所做的一切错的事情。
周全面掌管外交部的工作，及时收到了尼克松总统发出的讯息。六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要把中国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除出去的动议未获通过，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带头反对莫斯科的这项建议，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周的地位，使得与林彪的冲突难以避免。
三
党组织的势力重新抬头。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群众”代表不到百分之七。党的干部和军队干部处于优势，他们的权力基础没有遭到损失。下一步要轮到党组织和军队分享权力果实。这一步对林彪不利。所有军队的指挥官并不都效忠于他。他们是效忠于毛的，虽然这种忠心有点玄妙和变化莫测。苏联“炫耀武力”（周的话）不起作用。在取得毛的同意后，周让不好对付的叶剑英进入政治局。一九六九年十月，柯西金在北京机场和周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会谈。战争不再是一触即发，林彪也就失去了他的优势。现在又出现了和华盛顿谈判的可能性。周的地位得到加强。毛更加依靠他的总理，因为周擅长于和外国人打交道。毛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和美国达成谅解，他全力支持周的行动。林彪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因为党组织又趋于活跃，军队里越来越多的人对他的显要地位不太满意，而周恩来又成为毛的无法替代的总管家。
林彪的传记作者还没有深入探索他的个性和心理状态。可以肯定，林有精神分裂的症兆，有时郁郁不乐，有时又兴高采烈，近乎疯狂。据说他吸过毒，经常打吗啡和吸鸦片，不过他什么时候染上吸毒的习惯并不清楚。他怕冷、怕风特别是怕穿堂风、怕热、又怕虫子。他患忧郁症，外出时总带着一提箱药品。聂荣臻说：“他很少说话，他老是担心自己的身体。”〔8〕聂于一九三七年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时，是林彪所率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政委。
倘若林彪想要自取灭亡的话，他现在准备采取的行动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据说有一项神秘的指示：不准和美国人有任何接触。这个指示谁发出的，无法查清。但是香港共产党报纸的记者对我说，肯定有这项指示。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九年秋天。〔9〕这无疑是十分愚蠢的一着，会触犯毛泽东，因为毛很想加强与美国的接触。
林彪把军队中忠于他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安插在政治局和中央军委里，还有他的妻子叶群。〔10〕但是他还是感到不安全。一九六九年刘少奇去世，国家主席的位置就空了出来。林彪决心要来当这个主席。可是毛在一九七○年三月已经明确提出要取消国家主席的职位，使党政合一，建立一元化的领导。然而林彪在四月十一日政治局会议上提议保留这个职位。毛告诉他的接班人说：“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林彪愚蠢得很，坚持己见。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又召开了一次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也许五十年代末那次发生激烈冲突的庐山会议的幽灵还在宽敞的大厅里游荡，使得林彪神经错乱，坚持要走自我毁灭的道路。
“天才创造历史，天才改变世界。他们和凡人不可同日而语。”陈伯达根据林彪的意旨，在庐山会议上大肆吹捧毛为天才，周首先提出反对，他说：“毛主席相信群众，相信人民。”陈伯达对周严加驳斥。难道周不承认毛是天才？难道他怀疑毛的聪明才智？
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天才的论点。后来他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证明了这一点。〔11〕八月二十五日他通知会务处把所有关于“天才”的发言都从记录中删掉，无论口头和书面的都不准传播或讨论。陈伯达的言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会上授权周恩来对陈伯达和其他发言吹捧毛为天才的人进行“批判和调查”。中央档案馆的人告诉我：“这件事两天就结束了。”毛评论道：“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是奴隶创造历史……接着，毛把整个事件比喻成，企图“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这句话他在十一年前反对彭德怀时也曾用过。
这是对林彪的警告。毛没有动林，而是按照中国的老规矩，集中批判林的支持者，特别是陈伯达。毛问起邓小平，这是对林彪的一种厉害的侧击。毛高声问周道：“小平同志怎么样了？”周请毛放心，邓在思想改造方面正在取得巨大进步。周设法使邓住在一幢舒适的两层楼房里，半天在工厂劳动，半天在家栽培花草或者看书。答话时周脸上没有露出内心喜悦的表情。又一个牛鬼蛇神——林彪——由于自己的笨拙，将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但是毛需要有人帮助，来削弱林彪建立起来的班子。大城市里的卫戍部队和司令员都是林的人，林不喜欢的指挥官都已调到边远省份去了。足智多谋的周找到一个办法。他说：“主席，为什么不恢复过去的军区司令轮换的制度呢？这样可以避免山头主义。”过去司令员在地方上呆久了，势力过大，就要调动，以免他建立自己的“山寨”。周的建议可以使毛调开林彪的党羽，而无攻击毛接班人的痕迹。很明显，林彪一直努力在经营自己的权力班底。一九六五年，四大金刚之一的吴法宪成为空军司令，林彪的儿子和女儿也加入了空军。接着是海军，一九六七年归李作鹏指挥。黄永胜则是总参谋长……
毛要换掉自己的接班人，怎样做才不至于引起大的军事骚动呢？
四
毛、林在相互角逐之中，周可以放手进行一些重大的变革。他调查了棉花和煤炭生产，改进银行和金融事业，制订陈旧工厂所需要的机器和更新设备的清单，恢复和加强与日本、西欧的贸易联系。他把工作组派往全国各地。面临中美关系突破的前景，周总管家，以其通常的高效率，整顿国内秩序。他召集地质学家和地震学家，要求他们总结工作。有些精密仪器给“革命造反派”毁坏了，他惩罚了这些造反派。“革命怎么能够意味着忽视地震，置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于不顾呢？”地震区的干部和医务人员因为没有迅速赶到现场照顾伤员和无家可归的人，受到了斥责。周高声他说：“不要浪费时间查三代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所有受害者都有权利得到救助。”他保护科学家华罗庚，华的科研论文给红卫兵没收了。“这是偷窃！我们必须为科学工作者提供必要的和更好的条件……”时不我待，周分秒必争，甚至不愿浪费时间看表。他无处不在。他查看机器，下矿井……甚至抽时间去关心一个掏粪工人。这位工人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当了劳动模范，曾受到刘少奇接见。刘成为“内奸”、“工贼”后，他就立即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周问道：“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怎么变成‘文化革命’的对象？他是资本家吗？”他使这个工人立即恢复了名誉，回到自己的家里。
一些经济专家也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了。正是在一九七○年周再次重申后来称之为“四个现代化”的纲领，周要处理集权和分权的矛盾。这个矛盾至今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头痛的问题。中央计划不行了，地方机构受益。工农业收入的百分之七十留在省里。这样中央就没有足够的财源对大型工程进行投资。周恢复了集权和中央计划，当然没有象五十年代那样严格。
需要生产更多的大米、小麦和其他粮食。这就要求更多的化肥，不仅仅是公社小化肥厂生产的化肥、肥料、塑料、人造纤维在计划中处于优先地位；加强了防洪工程，修固了水库和堤坝。周向一个日本农业代表团问了几个小时的问题，然后指示中国农业专家组研究日本的种稻技术。他命令对全国公路、铁道和航空运输进行大规模整顿。“没有运输，没有能源，拿什么去搞现代化？”他赞同建筑巨大的葛洲坝。〔12〕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二十九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爆炸了第二颗氢弹。第二年四月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聂荣臻说：“一切成就都是周大力提倡高技术的结果。核科学家得到周的保护，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未停止工作过。”
周召开了全国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会议。他严厉批评出书出得太少。马、列、毛的书当然要首先出，“但也要读历史、地理，读哲学。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知识面越来越窄，这不行，这样是不可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一个人的记忆力有限，会出错。一代人的经验不记录下来下一代人就难于吸取。周在六十岁生日时，曾劝他的同事写回忆录，要在“对往事还历历在目的时候”就动手。现在，他对旧话重提，他说：要让年轻人懂历史……“同志们说，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革命作家鲁迅的著作在一所大学里成为禁书，他愤愤地说：“这不是滑稽得很吗！”当然，周最关心的是恢复科学研究。“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否则我们永远赶不上科技的最新发展……要做的事情这样多，而时间又这样少……
周在清除林彪方面也出了力，不过做得十分巧妙，表面上丝毫不露痕迹。周城府深密，不露声色，等待着最大的牛鬼蛇神的末日来临。
【注释】
〔1〕关于收集整理刘少奇的材料的方式，包括向他的一位前妻和他的一个子女要材料，参见有关“文革”的中文版著作。
〔2〕1969年作者会见江青、康生时，为埃德加·斯诺说情，呼吁应该让他访问中国。我的请求还是取得了成果，尽管当时我并没有理解我的举动的全部含义。事后，会见时在场的熊向晖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你提得正是时候。”
〔3〕埃德加·斯诺与周的谈话部分载于斯诺最后的一本著作《漫长的革命》中。周极端苦恼的心情给斯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平常总是镇定自若的人来说，他的确透露了内心深处的东西……可是第二天他又和往常一样沉着冷静了。”
〔4〕关于入侵捷克，见弗朗索瓦·费若所著《中国与苏联：从联盟到冲突》，1973年塞伊出版社出版，第389页及其他地方。
〔5〕中国外交部有人向作者明确指出。不会爆发战争。这是在1969年末，和林彪所称苏联要对中国发动战争的说法，是针锋相对的。
〔6〕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3页。
〔7〕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603页。
〔8〕聂荣臻与作者在1988年10月的谈话。亦见《聂荣臻回忆录》。
〔9〕1969年末我在香港。当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正设法与中国新闻记者接触。我为他说情，因为他到处碰壁。有人告诉我上面有“命令”，不准任何人和美国人交谈。
〔10〕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由他们把持了当时的军委办事组。
〔11〕埃德加·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引用了毛1970年12月与他的谈话：“四个伟大，这也伟大，那也伟大……讨嫌得很！”这说明毛对林彪和陈伯达对他的肉麻的吹捧很反感。
〔12〕见周恩来给毛泽东的关于建设葛洲坝的信。周从50年代起就研究在长江上筑坝的问题。这封信是1970年12月24日写的。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607页。
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
吴德
林彪自我爆炸，既在预料之外，也在预料之中。
——周恩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毛主席“领导了粉碎林越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就我所经历的情况，记忆可及者，谈一下。
一九七○年以前，我是处在被当作叛徒嫌疑暗中审查的。虽说是背靠背的审查，但我也能感觉到，总是有些事情不大对劲，别别扭扭，例如市里的有些会议没让我参加，中央的一些重要决定也不告诉我。虽然在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在那个年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党的生活极不正常，我一方面思想有所准备，另一方面则泰然处之，相信党、相信人民总是会分清是非的。一九七○年八月，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带着北京市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庐山开会。这种正常的通知，反倒使我有如获意外的感受，舒了口气，心中真有些激动。我记得同我一起去的，有吴忠、杨俊生、黄作珍、倪志福、刘锡昌、张世忠、聂元梓等。
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
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混合编的。华北组的组长是李雪峰，我是副组长，其余的副组长还有天津的解学恭，山西的陈水贵，内蒙古的吴涛，军队的郑维山。编在华北组的还有陈伯达、汪东兴等。
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是两个内容，讨论修改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毛主席会前又提出了讨论形势的问题，大会结束时还通过了关于战备问题的报告。
为了修改宪法，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主席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委员会下设有一个小组，成员可能是康生、陈伯达、吴法宪、张春桥等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人员，宪法中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就是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最早是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来的。毛主席以后为此又打过招呼，提出过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次，一次是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一次是在林彪提出还是要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之后，毛主席有一个批示，认为“此议不妥”。汪东兴传达的时间是在林彪坚持提出设国家主席之前。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三点，毛主席宣布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林彪讲话。
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政治局通知我们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反复听了两遍。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华北组开第一次小组会，讨论林彪讲话。这个会我没有参加。好像是林彪办公室通知让几个省、市分别整理出一份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的材料，北京市也在被通知之列。因为催得很急，要求限时送到，我对情况又不了解，市委秘书长黄作珍提出由几个人凑一凑，整理出一个材料来。于是，我和黄作珍，还有我们带到庐山去工作的市委办公厅主任陈一夫，一起凑材料。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待首先发言，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讲了一通“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并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并且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路了。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
汪东兴跟着讲了话，主要的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
当时，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惑，汪东兴一讲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多的是相信他的讲话。
散会后，吴忠告诉我发言的情况，他说陈伯达、汪东兴讲了话，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
我急忙问，是谁反对毛主席。
吴忠说，他们没有点名，不知道是谁。
这时，大家已经议论纷纷了。
晚上，我和李雪峰在会场碰到了汪东兴，我问汪东兴。有人反对毛主席，是什么人。
汪东兴说：“有人。枪杆子、笔杆子。“
我问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也不清楚。
我更不明白这是指什么人了。
晚上十一点多钟时。我和李雪峰、解学恭吃夜餐，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在华北组的简报组，他参加了整理简报的工作，他把整理好的简报稿子拿来送审。简报的内容就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内容。解学恭拿着稿子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我没有参加会，发言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我对李雪峰说，印发简报你们签字就行了，我就不签字了。
李雪峰说，简报是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整理的，签字付印是照例工作，你就签个字吧。
这样，我也就在要付印的简报稿子上签了个“吴”宇。
我们签完字后，简报就送中央办公厅了，很快印好就发了。这个简报就是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全会的第六号简报。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华北组继续开会。经过一夜的沸沸扬扬，人们的发言都集中到了所谓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上。部队同志的发言更激动更气愤。连陈毅同志也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
当时，北京组的聂元梓又显示出了“造反派”的能量，极其活跃，到处串连，她找了河北的同志、找了军队后勤部门的同志，一直串联到了吴忠。她对吴忠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要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吴忠问她是谁反对毛主席，聂元梓也不说具体人。吴忠对聂元梓其人是有警惕的，他说他不清楚情况，也不清楚是什么人反对毛主席，表示不愿意与聂元梓谈这样的问题。吴忠随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说聂元梓在串联。
这时，一些工人中选出来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也找我说，别人都表态了，他们也要发言表态。
我对这些同志说：这个态你们怎么表呢？假如问题涉及中央的负责人，按照党的原则，应该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庐山呢！
这时，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在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了言，到处点火，气氛相当紧张。我还发现王洪文和上海组的人在到处探听消息。
八月二十五日，我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是我和陈一夫同志商量后由他起草的。信的内容是反映聂元梓在到处串联，揪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会议有些不正常。我把这些情况报告周总理后，还请示周总理以后的会议怎样开下去。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华北组继续开会。李雪峰接到通知，到毛主席处开会去了，华北组的会议改由我主持。河北省四名劳动模范出身的候补中委先后发言，对新宪法不设国家主席问题提出质疑，认为宪法起草小组和委员会有问题，点了康生的名字。他们的发言，口径完全一致。
他们讲完后不久，李雪峰就回来了。李雪峰告诉我，会议立刻停止。我问他为什么要停止，李雪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详情以后再谈。李雪峰当场宣布会议停止。
在散会回来的路上，我又问李雪峰出了什么事情，会议为什么停止了。
李雪峰说毛主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批评了天才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是毛主席提出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的。
我对李雪峰说：毛主席早就讲过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打招呼。你们河北为什么还有四位同志发言反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他们点名批判宪法起草委员会，是怎么回事？
李雪峰说。这是中央全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什么意见，可以自由发言。
八月二十五日晚上，我正在看电影，周总理派人找到我，要我去谈话。
周总理说：我已把你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
周总理指示我回去以后，组织代表中的工人同志开个会，批评聂元梓，解决她串联的问题。
我向周总理汇报了河北省几位同志发言批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情况。
周总理说：可能是关于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的问题，在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发表的社论上，毛主席用去了这个内容。我已经要北京查一下档案。对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在会场上对他们进行反驳？
我说：我不了解情况，不好发言。
周总理说：不是很好讲的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是毛主席嘛，副主任是林彪嘛！你们反对宪法起草委员会，不是反对毛主席吗？你为什么不讲？
周总理批评了我。
我向周总理提出小组会如何开下去的问题，周总理说，照原计刘继续开，
我从周总理处回来，就开了批评聂元梓的会。会上批评了聂元棒的非组织活动。
我们把批评聂元梓会议的情况，手写了一份情况简报，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批示政治局传阅了。我记得林彪还在简报上划了圈。后来出现了林彪问题，我才意识到我们写的这个简报有多大风险。
这时听到他们说反对毛主席的是张春桥，也是对着江青、康生等人的。
停止小组会后，政治局作了一个决定，要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检讨，还决定收回六号简报。
开检讨会时，周总理、康生主持，各大组组长参加了。我不是组长，但周总理通知让我听他们检讨。陈伯达是第一个检讨的，吴法宪、李作鹏等也检讨了。陈伯达等人的检讨很不像样子。
汪东兴找李雪峰和我谈过一次，他说是毛主席让他找华北组的几个组长谈一谈的，他犯了错误，毛主席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这个意见还是他传达的，但在这次会上，他又提出了与毛主席相反的意见。汪东兴还在华北组检讨过一次。汪东兴讲话的内容与陈伯达讲话的思想有所不同，他是听了陈的讲话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一时愤激的发言，是被人利用了。后来调查，也没有发现他参与林彪集团的活动。
毛主席对汪东兴一直是保护的。汪东兴回北京后在机关检讨了几次后就不再检讨了。
八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这以后，宪法问题不讨论了，计划问题也不讨论了，大家都转到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毛主席讲了话，讲话着重强调了对干部进行路线教育、学习马列、团结等问题。周总理和康生也讲了话。周总理是部署批陈整风的工作，康生是从理论上分析“天才”论等问题，中央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九月，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我被通知同纪登奎、陈先瑞、吴忠到丰台车站去，等候毛主席与我们谈话。
我们到丰台时，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达，毛主席在火车上与我们谈了话，汪东兴也参加了。整个谈话内容，总的意思基本上是《我的一点意见》上的内容。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一点是说共产党要搞唯物论，不能搞唯心论；另一点是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
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主席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我记得谈话结束时，陈先瑞还高喊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毛主席继续坐火车回北京。我们是坐汽车回来的。
从庐山回来后不久，周总理把我找去，他把我写给他的信和那份批评聂元梓的简报交给我，他要我把它处理掉。我一回来就把这两个材料处理掉了。这时，我更意识到了这里边的问题，周总理想得周到。
一九七○年十二月，召开了华北会议。召开华北会议，表明问题越趋严重了。华北会议好像是由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主持的。会前，周总理找我们几个人谈话，他先谈了毛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然后要我、李雪峰、解学恭、郑维山检讨，揭批陈伯达。我们几个人在会议上检讨了。华北组在庐山时有两个问题，一是六号简报，一个是跟着陈伯达起哄。吴忠等人也在华北会议上检讨了在庐山上的错误表态等问题。
华北会议开得好紧张！江青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字，还说他把河北省会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个阴谋。
李雪峰调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时，陈伯达与他一起去了河北。陈伯达在唐山发表了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的讲话，使很多人受到迫害，一些人死亡，制造了一起大冤案。
陈伯达问题株连到李雪峰、郑维山。李雪峰紧张极了，派他的秘书回石家庄去烧有关的文件、档案。李雪峰派秘书回去的情况，不知怎么被人知道了，他的秘书还没把文件、档案销毁，就被紧跟而来的人将这些材料全部没收并把李雪峰的家也抄了。事情更闹大了。
周总理让我们去帮助李雪峰，我到京西宾馆去看了他，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后一次见李雪峰。
华北会议上说李雪峰与陈伯达有关系。根据当时情况，我认为李雪峰与陈伯达没有特殊关系，他在北京市工作不到七十天，他的思想状态我知道一些，他与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有些问题上有对立情绪。
李雪峰后来被撤销了职务，关到安徽的农场去了，后来又被开除了党籍，整得很惨。郑维山也被免职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在一个招待所见过李雪峰。后来，他的党籍也恢复了，先任政协委员，后又到中央顾问委员会任委员。
在华北会议前期，我主要是检讨了我被陈伯达的讲话所迷惑和在六号简报上签字等问题。因为我没有参加八月二十四日的小组会，我也没有在八月二十五日的小组会上表态，所以也检讨不到更多的问题。后来从抄李雪峰家的材料中发现了李雪峰写的一本庐山会议日志，他在日志上记叙了八月二十五日他与我在河北的几位同志发言一事上有不同意见。
纪登奎告诉我发现李雪峰的日志后，中央认为我和陈伯达、李雪峰这些人没有关系，也没有参加八月二十四日的小组会。这样，周总理找我谈话了，周总理批评我没有参加会议为什么要在简报上签字，他要我在大会上作一个发言，揭批陈伯达，要我不必再作检讨。
我对周总理说我不很清楚陈伯达的问题，只能根据中共中央准备发出的《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批判陈伯达，然后也还检讨一下我的错误。
再谈一下“九·一三”事件前后的情况。
毛主席在每年的国庆节前出巡各地然后回北京是有规律的。一九七一年这一次南巡是经津浦路回来的，在途中到达济南时通知李德生、纪登奎、我和吴忠到丰台谈话。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我们在丰台上了毛主席的专列。毛主席与我们谈话时，汪东兴也参加了。谈话开始，李德生向毛主席汇报了他去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李德生汇报时，我们就看出毛主席显得很不耐烦。毛主席说霍查“他是左派，我是右派”。这样，李德生不再汇报了。
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很多，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讲了去年庐山会议的问题，还讲了庐山会议后的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措施，以及华北会议问题。
毛主席讲过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后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过十次，张国焘搞分裂后，党内多次有人搞分裂，但都未能把党分裂了。毛主席说路线决定一切，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毛主席说庐山会议是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出简报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庐山会议显然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称天才”。毛主席说：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了头嘛！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还说：庐山会议的事情还未完结，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毛主席还问我们说，这第十次是不是路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