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他在陈伯达搞的论天才的材料上加批语，在济南军区、三十八军的报告和其他文件上加批语是甩石头，从中央和各大军区调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掺沙子；派李德生、纪登奎到北京军区是挖墙脚。
毛主席批评了把自己的老婆安排为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做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完全可以听出是指向林彪的。
毛主席还点名批评了黄永胜。
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庐山会议的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
我一听毛主席这样说，就赶紧检讨。我说：主席，我还在六号简报印发前签了名字。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犯了政治错误。
毛主席挥着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
毛主席随后的谈话好像是说这是个反革命集团或是个反革命的行动这样一类的话，因为紧张，没有听得很准。这时，吴忠说：主席，可能有坏人吧？
毛主席说：你讲得对，吴忠有忠。
毛主席还询问了北京市批陈整风的情况，我们简要地汇报了一下。
毛主席反复地说：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是坐火车回北京的。我们坐汽车回北京，下车时，纪登奎禁不住跟我说：这个问题大了！我们都感到很紧张。
从丰台回来后，我到吴忠家谈了很长时间。我和吴忠交换了意见。我们讨论了对毛主席提出的第十次路线斗争应该怎样认识等问题，还考虑是否把毛主席说的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传达一下。我提出虽然毛主席没有点林彪的名字，但提陈伯达后边是谁已经很明白了，这样，是不是需要将毛主席的谈话先给市委常委或者市委书记们吹吹风，以免将来问题出来了，大家没有思想准备。但是，怎么传达呢？毛主席终究没有点林彪的名字啊！
我们俩人商量到后半夜一点多钟，也没有考虑好怎么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我说，今天恐怕议不出来妥善办法了，明天再说吧。
回到家，我就吃了安眠药休息了。
可躺下不久，三点多钟，电话突然响起来，是周总理通知我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我迷迷糊糊地穿上衣服就去了。
我到大会堂时，可能是政治局会议刚散。我看见黄永胜等人都急匆匆上车走了。我碰见了纪登奎，就问他总理找我有什么事，纪登奎用手遥指着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说：你去找总理吧。
我进到周总理的房间，看见他正在用保密电话给各大军区打电话。周总理示意我坐下来。我看见周总理很紧张，听见他对电话中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周总理要求各大军区紧急备战。当时，有的大军区的负责人还听不明白是谁飞到蒙古去了，还在电话中提问，周总理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
我听到周总理这样说，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周总理打完电话后告诉我，林彪外逃了，曾经对山海关机场作了一个决定，没有周总理、黄水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共同签署的命令，飞机不准起飞。但林彪还是在山海关机场坐三叉戟飞机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飞去了，雷达跟踪飞机进入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二百多公里处，飞机不见了。
我说：哎呀，怎么不把它打下来？
周总理说：不能打。打下来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周总理对我说：北京军区要紧急备战。另外，还有一架直升机从沙河机场起飞了，这架飞机是周宇驰等人乘坐的，方向也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迫降它。你们要把北京市郊区各县民兵紧急动员起来，监视飞机的降落地点。周总理还说：让卫戍区派部队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防止再有飞机外逃。
我向周总理提出，战备问题，只跟我一个人谈不行，是否让北京军区和卫戍区的负责人来一起谈。
周总理同意了。由总理办公室的人立即打电话通知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立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来开会。
在陈先瑞、吴忠还没来的当儿，周总理给我讲了一些情况。林彪逃走的迹象及山海关机场有一架三叉戟飞机，是林豆豆向驻北戴河八三四一部队报告的，林豆豆和她的爱人在一起。驻北戴河部队立即将此情况报告北京，周总理让吴法宪给山海关机场打过电话，通知飞机调回，吴法宪打完电话后对周总理说飞机出了故障，暂时飞不回来。
陈先瑞、吴忠到人民大会堂后，周总理又讲了发生事件的情况，并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首都立即处于紧急备战状态，指定吴德、吴忠负责执行，对林彪外逃事件要严格保密。
我和吴忠商量后向周总理提出，卫戍区的杨俊生政委应该同我们一起参加工作。周总理询问了杨俊生的情况，我们说杨是可靠的、可以信任的同志，他参加工作便于执行任务。周总理表示同意，指示北京紧急备战工作由吴德、吴忠、杨俊生三个人负责，除此之外，现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林彪外逃的消息。
随后，周总理布置了几项应急措施：
一、要监视和搜索外逃被迫降的直升机，要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也就是直接报告毛主席、周总理。
二、派卫戍区部队封闭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没有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也不允许任何飞机降落。在没有接到允许飞机起飞的命令或通知时，发现有飞机起飞，要将其击落。
三、卫戍区要加强对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警卫目标的警卫工作，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附近地区也要增派部队，加强警卫。
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并部署北京地区防空降的作战任务。
我和吴忠回到卫戍区时，天已经快亮了。我们把杨俊生找来，一起布置了任务。首先布置动员民兵监视天空，卫戍区准备好了一部分摩托部队，随时可以出发行动到飞机降落的地点。之后，我们派出卫戍区的部队封闭了北京的西郊机场、南苑机场、沙河机场、良乡机场、东郊机场共五个机场。我们命令部队进驻机场后，全都真枪实弹，对没有周总理的命令，强行起飞的飞机立即开枪、开高射炮，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阻止飞机起飞；第三要将所有飞机上的油料全部抽掉，同时加派部队看好油库。进入机场的部队在机场空军的配合下，完满地完成了任务，后来在向周总理汇报时，周总理很满意。
十三日，直升机被迫降在怀柔县沙峪，当地民兵马上报告了县武装部，县武装部长报告了驻在那里的警卫×师，×师立刻派部队包围了这个地区，对沙峪周围进行了严密戒严。上午十点，北京卫戍区办公室接到了警卫×师从怀柔××所打来的电话，报告说×师的×团和当地的民兵已经在怀柔沙峪找到了迫降的直升机，并包围了。
飞机在降落前，民兵们看到直升机在天上摇晃。后来知道，那是陈修文驾驶飞机在天空中兜圈子，陈修文与周宇驰进行了搏斗，他在抢周宇驰的手枪时，周宇驰开了枪，陈修文牺牲了。以后李伟信供称，陈修文、陈士印和周宇驰坐在前边，于新野、李伟信坐在后边。于新野在后边听到枪声，就慌里慌张向前边打了一枪，这一枪打到周宇驰的手腕上了。
陈士印把飞机降落下来后在直升机中躺下装死，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飞快跑下来。周宇驰一边走一边撕林彪的政变手令、林给黄永胜的信和安排黄、吴、李、邱去广川的飞机号码、人员表。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跑了一阵，意识到跑不了，就商量自杀。周宇驰说我先把你们两个人打死，然后我再自杀。于新野、李伟信说还是自己死吧。他们就在玉米地中，一人站在一垄上，各自开了枪。周宇驰、于新野倒下了，李伟信的枪是向天空放的，没有自杀。
卫戍区部队保护好现场，进行了仔细搜索。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九月十三日当天，空军来了一支武装的小部队到现场，可能是空军的警卫部队，他们找到卫戍区的人，提出要把人、直升机和直升机上的一切物品都交给他们带回空军，这个部队说他们是奉了命令来的。
林彪叛逃后，中央派李德生处理空军问题，坐镇空军司令部。但我们未接到这个命令，这次来的又是武装部队，卫戍区要不要按他们提出的要求执行，吴忠与我进行了商量。当时，我们不了解武装部队的人是些什么人，我说：空军出的事情，这些东西再交给空军处理，很显然是不妥当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得到周总理的指示，人和东西我们不能交。我还说要告诉卫戍区戒严的部队，没有周总理的指示，无论任何人、任何单位部不允许进入戒严区，更不允许取走任何物品。
后来，吴忠让人好好招待这个部队，但把这个武装部队的枪都收缴了。他们回去时把枪还给了他们，他们是在卫戍区的武装监视下离开的。这个情况及处置的办法，吴忠后来都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同意。
当天，把飞机上的物品和李伟信、陈士印都送到卫戍区了。地上被撕碎的纸片当天能找到的也都送来了。
我们看了拉来的物品，有一些中央文件，其中一部分是国防科委关于导弹、原子弹方面的机密文件；有一些信件，包括有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的信，有一个录音带；还有三万美元。
飞机上还有一些材料，我们都看不懂，这些材料写了一些类似“B一五十二”、“眼镜蛇”那样的暗语。
当天晚上，吴忠审问了李伟信。李伟信交待说他们有一个《“五百七十一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他当时只是想审清楚李伟信为什么要叛逃的问题，根本想不到他们还有个滔天大阴谋。吴忠拍着桌子骂李伟信说：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
我们那时都在卫戍区，吴忠审完李伟信后对我说，这小子他妈的不老实。
九月十三日，我们一天都没有睡觉。我、吴忠、杨俊生连夜听了录音，拼对已撕碎了的信。录音机放出来的声音都是吱吱哇哇的，怎么听也听不出个名堂来。我和杨俊生对信，对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有个用红铅笔写的“林彪”两字的纸片，然后又对出来个“永胜”，这个“胜”字的“月”字边是第二天才从现场找回来的。周宇驰共撕碎了三张信纸。
晚上，周总理打来电话询问收缴了些什么东西。
我报告周总理说，录音，我们听不懂，信，我们也没有对出来，我向周总理提出，我们不懂这方面的技术，工作很慢。
周总理指示：你告诉公安部，由他们派人解决。
公安部李震、于桑来了，经过公安部的技术处理，我们再听录音就很清楚了，信也经技术处理后很快就对出来了。李伟信交待：这个录音，是叶群与黄永胜通话时林立果偷录的。公安部的同志后来告诉我，林立果在录音时，对录音的速度进行了变换，录音是分别用几种速度录的。
信拼对出来了。一件是林彪的那个政变手令，一件是林彪写给黄水胜的信，要他有事和王飞接洽。林彪的这个手令和给黄永胜的信在周宇驰的手里，周宇驰是否见过黄永胜，黄永胜的态度是怎么样的，黄永胜后来矢口否认他知道这件事，拒不坦白。
另有一张纸也被对出来了，是林、叶、黄、吴，季、邱等人南下时乘坐飞机的安排表。后来知道，林彪曾有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党和国家的阴谋。他们得知了毛主席南巡讲话后。曾阴谋在杭州、上海及主席返京途中谋害主席，由于主席警觉，提前回到北京。他们惶恐惊惧，不敢南去广州而仓皇叛国北逃，这一阴谋遂告破灭。
这些证据在林彪专案中都会找到。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登记起来，开出了一张清单。我和吴忠、杨俊生、于桑等人在清单上签字后，就报送中央了。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成立了林彪专案组，组长是周总理，日常工作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中央指定我和吴忠参加了专案组的工作。
九月十四日，周总理打电话来，要求把整理出来的主要材料送给他。
过了一两天，我和公安部商量，先把对出来的几件重要材料报送周总理。我记得一共报送了五件：第一件是林彪的手令；第二件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第三件是“小舰队”的名单；第四件是南下飞机的号码、人员安排表；第五件是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刘兴元传达毛主席南巡时和他们的谈话，顾同舟还在信上表忠心，说他在继续观察情况，后来知道这封信是顾同舟派他的老婆送给林立果的。
《“五百七十一工程”纪要》是在以后的几天才发现的，它不在直升机上。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检起来的。林彪叛逃后，李德生动员空军学院人员揭发情况，这个公务员就把写有《“五百七十一工程”纪要》的本子上交了。
《“五百七十一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政治局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他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我们把五件材料报送周总理后，政治局开了一次会议，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都参加了，也通知我列席了。我去时，就看见周总理拿着几份东西在看，然后，周总理拿出林彪给黄水胜的那封信让黄永胜看，黄永胜看完后很紧张，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没有说他是否看见过这封信。
周总理又拿出一个名单给吴法宪看。这时，吴法宪也紧张了，手直哆嗦，他看完后说这些人都是空军的。这张信纸的下角上写了一个江字，吴法宪说这个名单的字迹是江腾蛟写的，他认识。周总理拿着名单很仔细地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问，问他们的职务、家庭住址等情况。当时，我想总理为什么要给他们看这些材料呢，我担心这样会出问题。事实上，周总理走着很稳妥的步骤和做着很及时的调查，把重要情况都立即掌握起来，他们逃不出周总理的掌心。
以后，这些“小舰队”的人都被抓起来了。大概有一个人没抓，他是人民日报社鲁瑛的弟弟，叫鲁珉。林立果他们商最让他驾驶飞机去炸桥，然后轰炸毛主席的专列。鲁珉接到“小舰队”的命令后，让他当医生的老婆用盐水把他的眼睛擦红肿了，进了医院，以此来应付林立果等人。
这些人被逮捕后，我们把他们的口供与李伟信的口供进行了对证。这样，我们才知道有一个“小舰队”，《“五百七十一”工程纪要》就是他们搞的，才看懂了这个《纪要》，“五百七十一”就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五百七十一工程”也就是要搞反革命武装暴乱、计划谋害毛主席的行动方案。
林立果他们在京有五个据点，西苑机场有二个，空军学院有一个，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有一个，沙河机场有一个。我去查看过西苑机场、空军学院和东交民巷的据点，吴忠对全部据点都查看了。林立果这些人政治上反动，生活上也十分糜烂。据点是“小舰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场所，也是他们吃喝玩乐的地方。据点里有一些从日本进口的录音、录像器材，当时，我们都没见过这样先进的器材。还有很多录音带、录像带、唱片等东西，录像带里有一些是为林立果选“妃子”一时一些被选上的人在小据点里的录像。还有一箱子被选“妃子”的照片。
十三日，根据中央的指示，为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一北京军区命令三十八军的×个机械化师、坦克×师、坦克×师和炮兵×师共×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这样，卫戍区的兵力，原有的×个师加上新配的×个师，就有××个师了。我们感觉到责任很重，也很紧张，不知道要出什么事。经过研究，确定了重点防御区域，北至××，东到××××一带，南达××以北。在十三日或十四日，部队就进到了预定位置。十五日，在卫戍区召开了作战会议，我和吴忠、杨俊生都到场，各个师的负责人全参加。当时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全力对付内外勾结的阴谋颠覆社会主义祖国的敌人。
十四日或十五日，我们还给卫戍区开过一次会。“九·一三”事件后，因为卫戍区要执行一些任务，当时强调保密，下边又不知道情况，执行任务时，遇到一些问题，也老有人问，很不好办。报经周总理同意，我们开了卫戍区的师以上的干部会议，我讲了一下林彪叛逃的情况和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参加会议的人听到林彪叛逃了，都大吃一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林彪是副统帅啊！
我还要说明一个问题，“九·一三”事件中，周总理的指示和卫戍区执行的一系列应急措施，我们认为实际上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对外就是对着苏联的。像这样的重大部署，按常规必须向中央军委、各总部请示报告的。但是那时已不能按常规来办事了。我和吴忠做了分析，认为黄、吴、李、邱都是军委、总部的负责人，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他们服林彪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伙的。我们认为，对黄、吴、李、邱等人，中央虽然没有采取措施，但不等于他们就没有问题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很特殊，我们商量后决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必须确保卫戍区的部队置于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指挥下。我们指示卫戍区的机关、部队对来自军委、总部的电讯只收听，不汇报，就是只接收来的电话、电报，但不汇报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布置的应变措施的情况。当时，卫戍区的副政委邹平光极尽职守，昼夜在作战室值班，保证了这一指示的落实。
九月十六日，周总理告诉我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向我们提出了抗议，抗议我们的武装飞机进入他们的国境。这架飞机已在蒙古境内坠毁。
周总理指示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向蒙古方面道歉，说明是中国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境内的，要求把死亡人员的尸体运回来。蒙古方面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人坐的飞机坠毁了，由于我们已经道歉了，也没有再多为难我们，但他们不同意把尸体运回中国，提议就地安葬。周总理考虑，苏联当时还不知道林彪叛逃的情况，怕因运回尸体问题同蒙古发生争执会提醒苏联，就同意了蒙方的建议。尸体埋葬前，中国大使馆派人到现场察看和进行了拍照。尸体都烧焦了，认不出面目了。照片很快送回国内。周总理还让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去看过，叶群还能看得出来，她有长头发，林立果在腰上插着两支手枪也能看出来。
后来知道，林彪出逃时非常狼狈，连为林立果选好的对象张宁都没带上，林彪的侍卫长不跟林彪跑，从车里跳出来了，好像他还挨了一枪。林彪到飞机场后，把驾驶员潘景寅（空军×师长）等人叫上，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上了飞机。林彪慌慌张张，来不及从飞机扶梯上，而从到飞机驾驶舱的小爬梯上强登，林彪的帽子都丢在地上了，叶群还喊：快、快、快。飞机起飞时翅膀还碰了一下加油车，飞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起飞的。最大的问题是飞机上的联络员没带上，没有联络员。通讯联络不上，飞机到了温都尔汗找不到乌兰巴托了，可能还有油也不够了。温都尔汗是一个草原，飞机就迫降了。
使馆的同志回来后说，飞机的翅膀在飞机降落时，折断了一个，以后飞机冲出了一千多米，机身因此破裂、着火。人可能是被猛烈的冲击甩出来的。草地上一片狼藉。
开始，苏联没有发觉。后来听说苏联怀疑到有问题，就把死尸挖出来锯下头骨弄回苏联。林彪曾在苏联治过病，从他口腔的牙齿可以判明是否是林彪。当时，好像还甩出来一个空军什么人的证件。这样，苏联鉴定出死者就是林彪。传说勃列日涅夫连说：可惜呀，可惜！
有人怀疑飞机是被打下来的，不是。我们没有打，蒙古方面也没有打。
周总理说，如果林彪不摔下来，可能要到苏联发表广播讲话。
林彪叛逃后，空气很紧张，还要保密。那时，街上贴有如“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大标语，我们提出清除一下，都不让动。
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等待黄水胜等人悔过自新，向党作出认真交待，但黄永胜他们什么都不坦白，他们住在西山，烧毁文件、搞串联、统，谈问题的口径。
九月二十三日的晚上，周总理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厅我记不住了。我进去时，看见汪东兴、杨德中在那里，汪东兴和杨德中都说，黄、吴、李、邱这些人是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我们正说着，周总理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讲了要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意见。杨德中说黄永胜在烧材料。周总理说，你们先等一等，说完他就同汪东兴一块出去了。
过了不长时间，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把黄、吴、李、邱逮捕起来。
我们研究了怎么逮捕黄永胜这些人的办法。周总理对我说，明天早上李先念同志要去越南访问，周总理去送，邱会作也去送，让我也去，从机场回来时，对邱会作说有毛主席的指示要传达，这样就可以先抓邱会作。
周总理说，另外再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是听毛主席的指示的传达，黄永胜等人来后，先跟他们谈话，然后再逮捕。
周总理让我回去同吴忠商量，由卫戍区落实逮捕、押送、关押地点等问题。
我们对卫戍区是这样布置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后，周总理和叶帅、纪登奎先与他们谈话，然后把他们带走。黄、吴、李分别由卫戍区的司令员、副司令员、副政委陪同，关押地点安排在卫戍区的第×师。
布置好卫戍区的准备工作后，我到人民大会堂汇报，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在场。我记得是在东大厅的小房子里边，我们四个人坐在一张方桌旁。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飞机场送先念同志时，周总理镇定自然，谈笑风生。我是很紧张的，心里老觉得绷着。邱会作从机场回来后，周总理、叶帅和纪登奎跟他先谈话，然后有人把他带走了。
通知黄永胜等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后，他们过了半小时的时间都没来，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和我坐在那里焦急地等。叶帅问卫戍区有没有部队在黄永胜等人住地附近。
我打电话问了吴忠，然后向叶帅报告说，有一个团在附近。
叶帅说，如果他们不来，或者抵抗，就用硬办法把他们逮捕。
又过一段时间，黄水胜等人来了。周总理、叶帅、纪登奎到福建厅去与他们谈话、宣布决定，周总理让我和吴忠等候在东大厅，招呼卫戍区的人。
周总理与他们的谈话谈了很久，我听到黄永胜在嚷嚷，说他们冤枉等等。
我们又等了很久，怕出意外，我让昊忠到会场上看一看情况，吴忠进去后又等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出来。黄永胜是第一个出来的，吴法宪好像是第二个，他们依次被带走了。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被带走后，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了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会议，会议由周总理、叶剑英主持。
周总理让我参加这个会议，我对周总理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秘书、警卫、司机怎么处理。当时，把这些人的枪、公文包都缴了，他们坐的汽车也都搜查了。
周总理说，卫戍区找一个地方，农场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把他们弄到那里去办学习班，让他们学习、揭发，不要让他们太紧张了，黄、吴、李、邱有问题，并不等于他们有问题。
我对周总理说，这个问题过去没考虑到，现在需要布置一下，我得去卫戍区一趟。
吴忠等卫戍区的负责人陪着黄永胜等人走了，卫戍区只留下邹副政委在，我向他作了布置。黄永胜等人的秘书、警卫、司机被拉到团河附近的一个农场去了，邹副政委亲自到农场去安排的，这个农场有一个连的部队。
这个问题解决后，时间已经很晚了。周总理通知让我回人民大会堂。我回到人民大会堂后，周总理交待让我守在电话机旁，了解黄永胜等人是否已押送到关押地点、到达后怎样安置等情况。当时，卫戍区从师里、团里专门调了一些干部去看管他们。
不久，这些人顺利到达关押地点的情况先后报告上来，我都立即报告了周总理，让他放下心。
这时我已有两天一夜没有睡觉了，眼睛熬得通红，脑子都发木了。
应该再补充一个情况，说明完全是林彪自绝于毛主席、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一九七一年十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要到中国访问。之前，周总理要求组织二十万群众，从机场一直到天安门、国宾馆，进行夹道欢迎。我们发愁了，怕“小舰队”还有一些什么人漏网，进行破坏活动。我担心在当时的形势下夹道欢迎会不安全，就提出只在飞机场欢迎的建议。周总理说，不行，还是要组织夹道欢迎。我意识到周总理的这一布置，是表示中国政局是稳定的。
我们就布置了，有组织地安排了人员，在主要的地点都安排了公安局、卫戍区的人员。
十月六日，外宾到北京时我们都到机场去接了，没有出现问题。塞拉西皇帝来后，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接见时，除我以外，肖劲光和你一起陪同参加接见。”
十月八日，毛主席接见塞拉西皇帝。我和萧劲光同志提前到达接见地点等候。外宾来访之前，我们进去见毛主席，发现他老人家满脸倦容。毛主席缓慢地说：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让治。他说原来准备在三中全会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安排林彪的工作的。毛主席还说：高岗不自杀，也准备安排他的工作。显然，关于林彪的事情，他到这时还没有撇下，甚至还困扰着他。
毛主席与我们正谈着，周总理陪着外宾来了。塞拉西皇帝很健谈，他讲一阵，毛主席只答复他两三句。谈了很久，周总理看毛主席太疲乏了，就对外宾说：两国之间的问题，我们具体再谈。这样，皇帝才告辞。
毛主席与我和萧劲光同志的谈话，再一次反映了毛主席对林彪“治病救人”的思想态度。
毛主席曾经认为”文化大革命”会在两三年内得以结束。九大召开后，他对党和政府的重建问题予以重视，并作了一系列指示。整党建党活动中，虽然整个建党的方针不能说是正确的，但重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稳定了经济、政治、社会的局势，一九七○年三月，毛主席又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建议，要想解决政府重建的问题，但他又多次明确说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
九大时，林彪被确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同时，林彪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这个集团，这时已经把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看成是他们篡党篡国阴谋活动的重要时机。他们妄图利用这一时机，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企图，以便在更多的领域内夺取权力。表面上看，是林彪一反一贯紧跟毛主席的做法，建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但实际上，叶群才说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叶群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文化大革命”中还有更为复杂的一面。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形成了另一个集团——江青集团（以后的“四人帮”）。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均由野心家组成，他们分别图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因为在打倒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某些领导干部时有着共同的利益，曾经结成过短哲的联盟。互相勾结，相互利用，以排除异己，企图乘机夺权。但庐山会议前，林彪意识到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野心，又使得他们之间爆发了尖锐的冲突。在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及林彪集团的其他成员就是企图借打击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阴谋篡党篡国。
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失败后，一再拒绝毛主席对他们的教育、批评和挽救，反而决心铤而走险。林彪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准备工作，一九七一年三月，《“五百七十一工程”纪要》制订完成，《纪要》提出准备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主席。林彪反革命集团由此走上了历史上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所走过的自取灭亡的道路。
林彪的野心在庐山会议上暴露以后，毛主席立即采取了措施，在庐山上就宣布对林招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进行审查。一九七○年九月毛主席从庐山回来时与我们的谈话，虽然没有点林彪的名字，但已经是在教育我们对庐山的矛盾要进行更深的思考。从这以后，毛主席领导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由庐山会议暴露出来的问题。一九七○年十月，毛主席分别在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上批示，严厉批评了吴、叶及军委办事组林彪集团的成员。十一月，中央成立了组织宣传组。组员中没有林彪集团的成员；同月，中央发出高级干部要学习马列著作的通知，提出高级干部“只有读一些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十二月，毛主席在中共三十八军委员会《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北京军区开会讨论解决“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使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的太上皇”的问题；同月，毛主席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四个伟大”是形式主义，讨嫌。一九七一年一月，毛主席指示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这就是毛主席在南巡谈话中所说的“挖墙脚”。二月，毛主席严厉批评军委办事组召开的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四月，毛主席指示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由黄水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这就是毛主席在南巡谈话中所说的“掺沙子”。同月，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总理在总结讲话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政抬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希望他们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一系列重要指示、措施的贯彻执行，一方面意在提高广大高级干部识别问题的能力，教育、批评和挽救林彪集团的成员改正错误。另一方面也从实际出发，削弱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势力。
林彪事件后，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在庐山会议后的一系列讲话、批示，使我受教育最深的就是毛主席、周总理在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这一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始终相信我们的人民、始终相信我们的党、始终相信我们的军队。除此之外，还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存着，我们的党、军队、国务院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党和军队，他所创建、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亿万人民，始终把毛主席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
（刘志男、朱元石协助记录、整理）
向周总理汇报
孙一先
林彪之死，天造地合。
——周恩来
一、紧急回国
九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许，我们来到温都尔汗机场登上飞机，那位接待我们的副省长到场送行。飞机飞上蔚蓝的秋空，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令人心旷神怡，顿扫几天以来缺眠的疲劳。回头向东北望去，苏布拉嘎一带埋在一抹尘雾之中，那九个死难者，将永远留在那里，做异国他乡之鬼了。后来，一九七二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去观看林彪在毛家湾的住所。林彪卧室墙上贴了不少他们一家人相互酬答的题词，其中有一条是林彪在叶群生日时题的，套用戏剧《关汉卿》中的两句诗而改动了一个字：“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这使我马上联想到苏布拉嘎盆地的荒草孤坟，感到历史如此铁面无情，他们当年的誓言，竟变成了应验无误的谶语。
九月十七日中午，我们回到了乌兰巴托。在使馆党委会上作了汇报之后，我就起草现场视察的报告，电报国内。
翌日上午，接到国内指示。要使馆派人立即回国汇报，搭乘飞机，越快越好。使馆党委决定派我回去担负这一任务。但是，中蒙之间的航线早已停航，乘飞机得从乌兰巴托飞到苏联的伊尔库茨克，改乘星期天（二十日）从莫斯科飞北京的中国民航回国，而中蒙苏之间的国际联运列车，星期天早上经乌兰巴托南下，行驶大约三十一个小时，星期一（二十一日）下午即可到达北京。经请示国内同意，决定乘火车回国。我周详地做了汇报的准备。花了整整两天时间。为了旅途安全，许大使让回国探亲的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公司（援蒙建筑项目，一九六六年底工程陷于停顿）的一位蒙族翻译同志与我同行。
列车离开乌兰巴托，穿过市南的山区，奔驰在广袤的戈壁草原上，到处是一片深秋萧瑟景象。我看到铁路两旁的外国军事基地，它们显得格外繁忙。无论是离乌市七十多公里（铁路里程；直线距离约为五十公里）的后勤基地，还是巴彦（离乌市一百多公里）、乔依尔（离乌市二百五十公里）的军用机场，气氛都显得异常。傍晚，到了边境重镇赛音山德，看到更多的外国军队，以及相当数量的坦克、大炮和装甲输送车。我嘱咐同行的翻译同志提高警惕，预防不测，最重要的是把回国汇报的资料保管好，绝对不能出差错。夜间九时四十分抵达蒙古边境车站——扎门乌德，车站上蒙古士兵站岗巡逻人数大增，往常带班的尉官已换成校级军官。但是，登车检查的边防军官和海关人员，态度都相当友好，做做例行公事就下车了。
深夜十一时十三分，列车抵达我国边境车站——二连。边防检查站的王站长在站台上等着我，亲切热情地接至他的办公室。这次，他一反往常那样对蒙古境内情况问长问短，只是随便闲聊。我看到车站内外，解放军明显增多，干部们都佩带手枪，感到有些异样，在我询问下他悄悄地讲：“现在是一级战备。”我心中陡然一惊，无怪乎蒙古境内外军队活动异常，难道这同失事飞机有什么联系？
列车从二连开出是凌晨一时四十九分。到了国内心情放松，便纳头熟睡。清晨六点多钟，被车站上的嘈杂声惊醒，原来已到内蒙古的集宁车站。我掀开窗帘立即看到，一列军用列车正在卸下各种军车和重型武器，相当数量的部队在忙来忙去。为什么国内也这么紧张呢？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半，国际列车抵达北京站。一下车就看到站台上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同志和一位秘书，他说是特意来接我，让我把拍摄的胶卷交给秘书同志，去外交部招待所下榻。我说明在北京有家，他说：“不，要先住在外交部招待所。”我向他介绍了同行的蒙族翻译同志，他问明是中建驻蒙公司的陪同人员，未去过飞机失事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就让他回家了。车站上，人们熙熙攘攘，一派正常生活景象，看不到有什么异样。
到了外交部招待所，符浩同志说：“先休息一下，做好汇报准备，可能随时找你。”既没有说谁找，也没说在哪里汇报，他就同秘书走了。我环顾一下室内，是布置比较讲究的两大间套房，是大使级的下榻之处。晚饭后，洗了个澡，然后重新看了一下汇报材料，稍微改动了一下汇报提纲。估计是向外交部领导汇报，思想上没有什么压力。准备完已十点多钟，和衣躺下正蒙胧入睡。突然，有人敲门，看看表是十一时半。进来一位衣着朴素、面庞清瘦、精神奕奕的女同志。她一进门就自我介绍：“我是王海容”，接着以命令式的口吻：“走，到人民大会堂汇报去。”说着，把洗印好的飞机失事现场照片递给我，我装入文件皮包跟她登车而去。
深夜，长安大街上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只偶尔有小汽车飞驰而过。风依然带有夏天的余温，不像蒙古秋风那么冷那么硬。然而，这足以使我从蒙胧中清醒，心中嘀咕：听汇报的看来不是外交部领导，那会是谁呢？
二、向周总理汇报
我们从人民大会堂北门登上台阶，两名警卫迎上前来，紧贴着站在我面前。王海容同志向他们作了说明，就被客气地让进了大会堂的北门。
穿过宴会厅楼下的走廊，王海容同志带我走到福建厅门外，让我坐下把照片分类整理一下，刚刚整理好，她唤我进去。我一进门，蓦然间眼前一亮，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他背向门厅站着，正向一位穿军装的同志交待事情。这不是周总理吗？我顿时感到心脏急促跳动，胸闷有些出不来气，急忙走前几步，总理已转过身来，握住我的手，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回来了？好，请坐。”并向我介绍站在旁边的军人：“这是杨德中同志。”总理让我坐在他身旁的藤编沙发上，与他中间隔着半米宽的藤茶几。我环顾了一下大厅，座位分做内外两层，内层是十几个藤沙发和茶几，及一张藤编方桌，外层是一圈织锦缎大沙发和暗红髹漆茶几。在内层的座位上坐了几个人，有外交部军代表李耀文同志，副部长韩念龙同志，办公厅主任符浩同志，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同志。
坐定以后，总理问我：“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哪去了？”我答：“他回家了。”总理立即严厉地问：“谁让他回家的？”我看了看符浩同志，总理随即转向符更严厉地问了一遍。符浩同志回答是他让走的，因为那个翻译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总理说：“那也不行，飞机摔掉了他总知道吧，派人把他找回来！”批评符浩同志：“你不是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你过去不是也当过兵吗？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嘛！”总理的严厉态度，使我刚刚平静下来的心脏又急促地跳起来，暗想今晚要“砸”了，汇报可能过不了关，因而愈加感到紧张。总理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严厉呢？后来知道当时林彪的余党，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大金刚”，一个都没有捉，中央对这些人的能量有多大不够了解，怕林彪摔死的消息走露，会迫使这些人铤而走险。九月十四日，驻蒙使馆一位回国休假的干部，在二连边防站向王站长讲了我国有一架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边防站把这消息逐级上报到军区，总理得知后，立即要这个干部所在的机关将其隔离，并限令军区采取措施，让已知这个消息的二十六人谁也不许扩散。
我坐在那里口渴得直抿嘴唇，总理看出我的紧张心情，温和地说。“喝茶嘛，这是很好的龙井茶，多喝一点。”还一再打桌铃让服务员给我添茶。总理服下护士送来的药片以后，开始像谈家常一样，问我姓名、年龄、籍贯、参加革命时间，工作经历，一一亲自记在纸上，当听说我一九四八年就来到中央机关，赞许地点了点头。我的紧张心情逐渐松弛下来，一面回答问题，一面注视着总理。我在中央机关工作二十余年，多次见过总理，但坐在他的身边直接汇报还是第一次，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总理穿着一身灰白色中山装，头发已经花白了，面庞也不像过去那么丰腴，而是比较清癯白皙，几小块老人斑显得较为突出，浓眉下的双眼炯炯有神，不时注视着我，像是要透过我的话把脑袋里的思维抓住。他手背上的老人斑似乎更多一些，右手放在膝上时，可以看得出有些轻微颤抖。由此证实了一个传说，一九六七年，外交部以姚登山为首的造反派，在王力、戚本禹等人支持下夺了外交大权，总理怎么说服也不听，被气出心脏病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