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问过我个人情况以后，要我开始汇报。首先，我汇报蒙方对失事飞机事件的态度和我方交涉的经过。总理听完，头仰枕在沙发上，半思索半自语地归纳蒙方态度的特点，然后抬起头来朝向我。“就是说蒙方还是比较友好的？”我说：“是的，从几年来中蒙关系看，这次是比较友好的。”
“好吧，你谈谈现场情况。有没有带地图来？”总理问。
“我标了一张素图。”说着就跟总理站起来，走向那张方藤桌把图摊开，外交部的几位领导也围过来看。我指着标出的小红圈，讲明苏布拉嘎盆地位置，及其与温都尔汗、乌兰巴托、我国国界的距离。
总理问：“离伊尔库茨克多远？”我答直线距离七百多公里。“我国的山海关在哪个方向？”我说在图的右下角。“多伦呢？贝勒庙呢？”我指出了这两个点在图上的位置。总理用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用力地向前一划，并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我立即吃惊地意识到，飞机是沿着这条航线飞出去的，这绝不会是迷航，而是叛逃，可能机组人员里有叛徒。
回到座位刚刚坐定，从门外进来几个人，第一位是总政主任李德生，第二位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第三位是空军副司令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我站了起来，总理只向我介绍了李主任。这时已是九月二十二日凌晨一点多钟了。
“好吧，你继续汇报吧。”总理说。
我开始讲失事飞机的情况。当我讲到飞机肚子擦草皮着陆时，邝任农同志插话：“软地面不能放起落架；放了起落架就会像钉子一样扎进地面，飞机要翻筋斗的。”总理马上制止了他的插话。我借机看了看刚进来的三位领导：李德生主任和邝任农局长都神态自若，而吴法宪司令却面色苍白，呆若木鸡，加上穿得很整齐的军装，人又那么矮胖，像塑在座位上的泥胎。我按提纲讲下去，总理似对失事飞机不大感兴趣，听着听着闭上眼睛打了一个盹，我随即放慢了语调，他马上晃了晃头，眨了一下眼睛，又精神奕奕地听着。这一瞬间，我看到了总理面容上堆集的疲劳和憔悴。后来知道，他从九月十二日下午，一直到十四日下午接到驻蒙使馆关于机毁人亡的电报，总共五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此后睡眠也很少。这怎么不令人心力交瘁呀！我讲到机翼根部那个大洞，怀疑是防空导弹打的，但是洞口朝上，下面没有穿透，而且洞口铝刺并不规则，所以还难下结论。总理点了点头，并对李德文同志讲：“这个要好好研究研究。”我一面讲一面把相关的照片递给总理，他看后分成两叠放着。
当我讲到死难者尸体时，已是二十二日凌晨两点多钟，总理精神异常贯注，已看不到一点疲劳的影子。我按编号一个个尸体详细讲，他一张张照片仔细看，有时还戴上花镜反复看，其中有几张照片他看了之后，眉毛一挑，头微微一偏，像是一种比较欣赏和满意的动作。我当时想这难道是认为照片拍得不错吗？他把这些照片全部看过一遍，然后拢在一起，用曲别针别起来，并附上纸条写上一些字。我递给他我们在现场坟堆前默哀的照片，他看也不看就放到另外一叠里。我愈加感到死难者中间有问题，但当时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一个大人物。
最后，汇报死难者的遗物情况。总理倾注地听着。我讲到那个写得乱七八糟的拍纸本，总理问写的什么内容，我说看不出来。总理看照片，因为拍照时已近黄昏光线不足，字迹辨不太清楚，他似乎感到失望，但仍然把它和死者尸体照片放在一起。当我讲到现场发现一个含有机密内容的铅印小册子，总理特别注意，让我讲具体一些。我列举了其中提到的几项国防新产品的研制，总理态度变得严峻起来。当说到这个小册子有残存的红塑料皮，内文前有“各位首长和同志们”，最后有括号里的“长时间热烈鼓掌”，像是一个讲用报告。总理听了乐起来，哈哈笑着说：“你为什么不早讲清楚这一点！？这个小册子我知道，我这里还有一本，回头可以给你看看。”顺手他就把有关这个小册子的照片扔到另一叠上。
整个汇报结束时，已经凌晨三点多钟。总理对着外交部几位领导讲，他刚回国就来汇报，搞得这么晚，够累了，带他吃夜宵，然后让他早早回去休息。接着又对我说，以后有事找李耀文同志。我心里想，能在总理身边再多呆一会儿该多么好啊。看到总理还要同在座的人讨论什么，我就退出厅来。王海容同志带我在厅旁走库的沙发上坐下，服务员端来鸡丝挂面，还有两片哈密瓜。这时，我才感到真的累了，饿了。吃了夜宵，王海容同志让我同她一起，把蒙方提出的《会谈纪要》稿子抄写一份，她一再提醒我字要写得大一些。后来听说，这份稿子和那些照片，总理送给了毛主席。
外交部几位领导从福建厅出来，坐在走廊尽头一张方桌旁，韩念龙同志亲自起草给驻蒙使馆的指示电。李耀文同志把我叫过去参加。电报的大意是，指示许大使约见蒙副外长，讲明九月十三日凌晨，中国民航飞机三叉戟二百五十六号，迷失航向误入蒙古领空，自行坠毁，再次向蒙方表示遗憾，同时向蒙方交涉，中国政府打算派专机到温都尔汗，把九具死难者尸体运回北京。电报起草好，韩念龙同志重回厅内呈批。李耀文同志要警卫派车把我送回外交部招待所。
关于运回死难者尸体，后来听说未能交涉成功。蒙方已从国际传闻中揣测到其中有大人物，于是提出了苛刻条件：中方必须澄清机上人员的准确身份，提供姓名、年龄、职业，然后才能考虑运回尸体的要求。这样的条件，我国政府怎能答应呢！
三、执行总理的指示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我到外交部办公大楼内见李耀文同志；请示下一步干些什么。李耀文同志对我说，今后几天的工作就是洗印照片，间我会不会操作，我说暗室技术懂一些。他让秘书把我带到管国外文件收发的小孙同志那里，让她协助我洗印照片。小孙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工作相当熟练，而且认真细致，昨夜递送总理的照片就是她洗印的，质量很好，每张放大为十二寸，仍然非常清晰。从这天下午开始，一直到二十七日，我几乎每天都要在暗室里工作半天以上。根据李耀文同志的要求，一批一批地把照片洗印好送到他办公室，他同我一起在照片背后用铅笔写上说明。有时我图快，字写得潦草，他就提醒我这是送给上面看的，字要写端正。
李耀文同志还跟我说，关于失事飞机的事不能对任何人讲，事情没有办完也不能回家，可以打个电话让家里放心，但不能离开外交部招待所。这实际上是一种暂时的“隔离”，他说得那么委婉体贴，令人乐于接受。那位蒙族翻译同志在九月二十一日半夜，正甜蜜地进入梦乡，被外文部派人找回来，家里人和邻居都感到惊慌，不知他出了什么乱子。他在外交部招待所住了三天；无所事事闲得发慌，一再埋怨我连累了他。我笑着问他：“那我受了谁的连累，也照样不能回家？”二十五日上午，外交部的秘书通知他可以回家，他一溜烟地跑掉了。然而，我住到什么时候呢？二十八日起上面就不再要照片了，没有事干实在闷得慌。李耀文同志像是猜到我的心思，要秘书通知我，可以到招待所周围走走，但不能走远，以便有事随叫随到。
九月三十日上午，李耀文同志让秘书通知我，专门洗印一批失事飞机的照片。晚饭后，秘书又通知我：十一时半在招待所门口等着，有人来接。我高兴地暗付，说不定又可以见到总理了。
秋夜的风已越来越凉了，我披着呢大衣也不感到热。一辆黑色轿车按时来到招待所门前，司机说明是接我，我上车一看只我一个人，正在纳闷，车已沿着西长安街驶向西单。不久，在西城一个胡同里的朱红大门前停下，司机下车按了一下门铃，李耀文同志从里面走出来，手中拿着我白天送给他的装有失事飞机照片的纸袋。他上车后悄声地说：“我们到总理那里去。”深夜十二点，大街上一个人、一辆车也见不到，大概人们都为准备国庆节而疲劳地睡熟了。车开得飞快，穿过府右街到了中南海西北门，门卫问明身份放我们进去，转了个弯来到总理住处的外院，停在一辆奔驰牌汽车后面。李耀文同志叮嘱我在车上等，有事时再来叫我，然后下车走去。我环顾了一下，总理的内院灯光明亮，外院却比较暗淡，但是看得出大门里面和外墙根下，整整齐齐排着一列战士，每隔两三米一个人，一直延伸到远处暗影里，他们全副武装扶枪危坐在背包上，像是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我马上意识到“一级战备”并未过去，在北京是“外松内紧”。
我在车上等了一个多小时，靠在后排座背上睡着了。司机说一声“来了”把我惊醒。李耀文与另外一个同志走过来，我急忙下车，他介绍说：“这是杨政委。”我上前握手，看得出是向总理汇报时见过的杨德中同志，我已知道他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政委。分头登车后，李耀文同志对司机讲：“跟上前面的车，去西郊机场。”杨德中同志的奔驰牌车开得很快，车速至少八九十公里，我们坐的轿车有点跟不上，我暗暗地感到遗憾，没能再见到总理。
凌晨两点半左右，来到西郊机场办公区的一座主楼前，楼内灯火通明，有几个人已经等在楼前。经杨德中同志介绍。得知两位主要负责同志，一位是空司的副参谋长，一位是空军西郊机场师政委。走进楼内坐定，在场的人都贯注地看着我们，对我这个穿便衣的，他们似乎有些诧异。从他们严肃的表情和紧张的眼神里，觉察得出一种不知所措的气氛。
杨德中同志说：“讲讲吧。”那位副参谋长翻开本子，照提纲讲起来。大意是：九月十二日傍晚，“二百五十六号”起飞去山海关机场，机上油未装满，按规定转场飞行情况下只保持十吨油。“三叉戟”载油量二十二吨，续航力五小时（其中包括一小时的保留时间），平均每小时耗油四吨半。“二百五十六号”飞山海关，虽然只有半小时，但起飞用油较多，大约共耗三吨油。从山海关起飞前临时加油数量不详，就是说，“二百五十六号”十三日凌晨零点三十二分起飞时，油量顶多十吨左右。到蒙古温都尔汗一千一百公里，加上出境前在内蒙古上空绕一圈，大约共飞行两个钟头，耗油量八至九吨。这样计算，“二百五十六号”坠段时，机上还有油一至二吨。“二百五十六号”进入蒙古上空，蒙境内雷达站没有特殊反应，只有一部蒙古雷达向乌兰巴托报告，上空发现一目标瞬间消逝，乌兰巴托要它继续监视，随后就关机了。
杨德中同志要我讲讲“二百五十六号”在现场迫降的情况，那位副参谋长听说飞机是擦肚皮着陆后起火爆炸的，显得有些出乎意外，插话说：“那天午夜没有月亮，能找到这么块平地插肚皮下来，难度是比较高的；驾驶员是师副政委潘景寅，这人驾驶技术比较好，一九七○年从巴基斯坦买这批三叉戟飞机，是他带队接回来的。”他听完我的讲述后，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说：“飞机迫降时速度比较快，又向右倾斜，肚皮和右翼尖同时着陆，猛擦地面一震可能就飘了起来，所以擦地痕迹不见了。”接着他又补充说：“这种飞机机翼和腹部都有油箱，因为机翼较短，主要油箱在腹部，一擦地皮油箱必然着火。”
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一同乘车到机场停机坪。各种照明灯都打开了，坪上如同白昼。远远看去，一排十几架飞机，整整齐齐停在那里，每架都盖了苫布，而且周围放了拒马，有至少一个班的陆军战士在荷枪巡逻。我们来到靠近中间的一架飞机前，杨德中同志命令掀掉机罩，一架完整的“三叉戟”出现在面前，机号是“二百五十二号”；副参谋长说这是与“二百五十六号”同批买回来的姊妹机，然后循着机头一部分一部分地讲解，特别指出油箱的位置。我问是否可以进到机舱看看，他说不行，已经打了铅封。来到机翼下面，一看就恍然大悟，“中国民航”四个大字朝下，“二百五十六号”翼根那个大洞自然是朝地而不是朝天了，这就确证它在爆炸前不但飘了起来，而且在空中翻了身，右翼到了左边，而左翼到了右边。我向李耀文同志说明了这个“发现”，四人就一同来到右翼下面，我指出了那个洞的位置，副参谋长讲：“这里正好是一个检查孔，是检查电线和油路用的，里面是一个油箱，要不要让机械师打开看看？”李耀文同志说算了，因为事情已经十分明白，“二百五十六号”右翼根的洞是油箱着火向下炸开的，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最后，我们走到机尾，它高高耸立着，五星红旗在夜空中仍很鲜艳，可是它的姊妹“二百五十六号”的机尾，却永远斜卧在异域沙疆了。
离开西郊机场返城时，已是十月一日凌晨五时。李耀文同志直接回家，杨德中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让我与他乘车同行。他在车上对我问长问短，完全是谈家常式的，既亲切又热情。车开过西长安街中南海门口，看到从人民大会堂开出一辆红旗轿车迎面而来。司机跟杨德中同志说：“总理回家了。”啊，总理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这时已是黎明时分，洒水汽车已沿长安大街忙碌起来，天安门前观礼台下的花坛，五彩缤纷的鲜花迎着晨曦盛开。第二十二个国庆日来到了。
四、揭开飞机坠毁之谜
国庆节两天假期过得颇不寂寞，我的爱人带着孩子前来招待所看我，驻蒙使馆前后回国的同志也来叙谈。他们有的人问我究竟回来干什么，怎么被“隔离”起来。我开玩笑地说：“烛影斧声，千秋疑案。”的确是，两周来许多现象扑朔迷离，思想认识虽有所前进，但总觉这个谜还很深，难以猜透。我这个人好联想，但却想不出个明确结论。
十月三日下午，接电话通知，四时去外交部礼堂听报告。我到礼堂时已黑压压坐满了人，我插入前几排办公厅的干部中间就坐。韩念龙副部长宣读中共中央（一九七一）第五十七号文件：“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我的脑袋轰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啊，竟然是他！怎么会是他呢？我继续听下去：“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段。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事的叛徒卖国贼。”文件时间是九月十八日，正是我们从温都尔汗回到乌兰巴托，向国内发了现场视察电报的第二天。我眼前不由得出现了失事现场那九具尸体，晃来晃去，使我一阵阵头晕恶心，对五十七号文件后面几段话几乎没听进什么。传达报告结束后，回到办公厅，王海容同志正好在那里，问我：“这会儿清楚了吧？”我回答：“清楚了，完全没有想到。”她说：“你的任务完成了，明天可以回家了。”我又去见李耀文同志，他说：“本来十七级以上干部是国庆节前听传达的，我们从工作考虑，让你晚一些知道。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完成得很好。你把照片、胶卷和书面资料清理一下，移交给秘书，明天派车送你回家。”我当即去把经手的一切东西清理好，做了移交，然后返回招待所。
夜里，久久不能成眠。从九月十四日到十月一日凌晨，从飞机失事现场到回国汇报，从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到西郊机场看“三叉戟”，像过电影一般，一幕一幕地晃过来，又晃过去。已经到了半夜还是睡不着，我索性爬起来，站到阳台上吹吹风。风很凉，有点像苏布拉嘎盆地那种肃杀秋风，我紧紧裹住大衣。
新修的前三门宽阔马路空空荡荡，阒寂无人。头脑在凉风中逐渐冷却，我把这二十天的印象联缀起来，感到这个莫名其妙的谜终于彻底揭开了：……林彪的阴谋败露，他们全家仓皇出逃，乘“三叉戟”二百五十六号飞出国界，目标是苏联的伊尔库茨克，飞至蒙古的温都尔汗以东，油料不够了，只得迫降，他们明知带油迫降有机毁人亡的危险，但在蒙古上空，到处可能有防空武器，不敢为了把油耗尽而在空中盘旋太久（按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耗尽，避免着陆时起火爆炸。“二百五十六号”在空中要把油耗尽，至少得盘旋二十分钟）。看来决心是林彪亲自下的，根据现场尸体位置判断，叶群当时可能坐在驾驶员潘景寅的旁边。迫降前他们做了准备，每个人都脱掉鞋，拿掉身上的硬东西，飞机冒着极大危险带油迫降，这就注定了他们无法逃脱的死亡的命运。果然，飞机擦地着火，而且空飘翻身，无法打开紧急出口放下充气滑梯，瞬间飞机爆炸，机身裂成碎片，人被抛向高空，恰巧草地枯黄，一燃使火势凶猛，有的人即使摔昏而未死定，也逃不脱草地大火的焚烧和一氧化碳中毒。
俗语说，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假设，”二百五十六号”寻觅降落场，把盘旋半径扩大到七十公里以上，就飞到了平展展的温都尔汗大草原上空，很容易找到那个硬地面的简易机场。假设，飞机落地不翻身，他们几秒钟之内就可放下救生充气滑梯滑到地面，在飞机爆炸前逃离；假设，迫降场没有那么高的枯草，或者像我国关内九月，草绿而不黄，即使飞机爆炸，有的人摔昏后还可能复活……然而，这些都不过是假设，不可改变的事实则是，叛徒们受到了理所当然的惩罚。
我不禁仰望满天星斗的夜空，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一个铁面无私的主宰吗？难道无垠的苍天真有一个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网吗？我不禁笑自己怎么迷信起来，我应当寻找唯物主义的答案。记得五十年代学哲学时对于“事物的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这条原理，总觉得不好理解，后来在工作实践中懂得了一些，但也并未看透。今天，这不是找到了最清楚不过的答案吗？林彪一伙死得如此偶然，也死得如此合乎逻辑！
我不由自主地又想起苏布拉嘎焦土上那些赤裸裸的尸体。在中国历史上，历代不乏大的叛徒和卖国贼，他们无不一一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供后人訾和诅咒。但他们的下场都很少有林彪死得这么惨，葬身于异国他乡之域，暴尸三日于光天化日之下。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曾经天真地认为国家就要走上坦途了，可是，谁想到去年出了个陈伯达，今年又出了个林彪，我们的党怎么这样多灾多难？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怎么就没看透林彪呢？……我忽然想到周总理看林彪等人尸体照片时的表情，那不是“欣赏和满意”，而是“宽慰和庆幸”，为整个国家和民族庆幸。总理听了我的汇报，当机立断地作出了“三叉戟二百五十六号飞机系自行坠毁”的判断，这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结论，也是高度政治睿智的结晶，使一个国际事件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国内问题。在总理一生经历的无数惊涛骇浪中，“林彪外逃”事件该算一桩大事吧，但在他的主持处置下，国内什么动乱也没发生，人们照常生活、作息。再过两个星期，美国的基辛格就要二次来华了，在北京他会看到什么？美国记者也许会写，中国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人民生活一切如常……
第二天，十月四日上午，我带着彻夜未眠的困倦，和需待重新思考的一些疑团，结束了十四天的“隔离”生活，离开了正义路口的外交部招待所。
高举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
安建设
一定要批透极左思潮。
——周恩来
一
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党和人民中的一些健康力量就已开始同党内“左”倾错误以及林彪、江青一伙的极端做法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有限的斗争。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斗争均遭失利，造成极左思潮泛滥，“文化大革命”灾难被迅速推向全国。一九七一年秋，即“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的第五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随之引起中国国内政局一系列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给一直处于极度困难条件下的党和人民的斗争带来了重大影响，成为一九七二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历史契机。
（一）人民的惊醒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给党和人民以极大的震动。作为这种震动的直接现实表现，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人们通过党中央下发的一批批材料和林彪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表演，逐步认清了林彪这个两面派、阴谋家的本来面目，对其策动武装政变，谋杀毛泽东主席的罪行激起了强烈义愤，同时，人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深感过去所受林彪一伙的欺骗和愚弄：长期以来，正是由于绝大多数人都真诚地相信了林彪―这位瞬间跃过毛泽东周围所有领导人而成为唯一“副统帅”所独创出的那套信誓旦旦之词，才不曾料到他在背地里干下的种种阴谋诡计。也正因如此，千百万善良的人们才更痛感历史给予的无情嘲讽和莫大羞辱。由此，突来的林彪事件便成为许多人认识上的一个转折点，尔后，人们更信服的是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所盛行的口号式的说教。
由于林彪的自我爆炸，引发人们不可避免地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系列严酷的现实，进而打破了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固有观念，人们不能不开始对毛泽东的绝对正确、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产生疑虑。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规律”，人们尽管从林彪事件中得到了某种“印证”，但在大多数人的内心深处，更为真实的感觉却是路线斗争深不可测，政治运动无止无休。“文化大革命”——这件“反修防修”的“头等大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实际上已开始发生从未有过的动摇。
党中央统一领导的批林整风运动，对于揭批林彪一伙起到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中大批遭迫害、受压抑的老同志挤到有了出头之日，广大干部群众对党和毛泽东仍发自内心地拥护和信赖。但是，由于这场批判运动回避了毛泽东及其发动一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错误，因而不能正确解释过去的历史和回答人们头脑中的大量的疑问。尤其是宣传中一再将粉碎林彪集团归结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而掩盖了这一集团及其煽动的极左思潮正是“文化大革命”产物的事实。这种结论与事实的尖锐对立，造成人们现实思想和实践中许多难以解脱的矛盾。力求正确解答这些矛盾的不断思索，促使已开始变化了的人们的认识又进一步发展、深化。
（二）毛泽东的松动
林彪事件的发生，也为毛泽东本人始料所不及。“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林彪的一些极端言论和做法不满意（如对林进行过某些含蓄的批评）是事实，但他重用林彪一伙也是事实。在逐步失去对林彪信任的最后一刻，他也未必想到林彪会谋害自己，叛国外逃。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曾援引“折戟沉沙”的唐诗来形容林彪之死，并连连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表露出他心中的无限感慨，因为毕竟这位“亲密战友”是毛泽东自己所选定的。然而，铁一般的事实却判定了毛泽东的失误。由此，他不能不重新考虑过去因信任林彪而采取的一些做法是否正确，进而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某些政策进行局部性的调整。
“九·一三”事件之前，在一九七○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即开始揭露、批判陈伯达，并由此入手，批评林彪一伙的错误。随后，毛泽东又表示对个人崇拜“讨嫌”，对“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存在的讲假话和虐待“俘虏”的情况表示“不满意”，表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要错误已有所认识，出现松动的“前兆”。林彪事件之后，从一九七一年十月起至翌年初，毛泽东在一系列言论中集中批判了林彪，同时，肯定了受到林彪一伙打击、迫害的老同志。
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他在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批判了林彪搞的形式主义和选拔干部的所谓“三条标准”，实际上是否定了林彪自一九六○年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所搞的“突出政治”的那一套作法。而这些做法，过去毛泽东本人也曾加以肯定过。之后，毛泽东又对林彪鼓吹和“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紧跟”等提法表示异议，他说：什么“紧跟”，我就不愿听，不能跟人，要跟党，跟路线。同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又亲自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认为“二月逆流”的性质是老同志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一九七二年一月初，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叶剑英的谈话中进一步否定了存在所谓“二月逆流”，并请周、叶二人将此意转达陈毅，一月十日，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对陈毅的一生作出高度评价。这样，毛泽东不仅在内部场合，而且也在公开场合表明了他对“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错误的纠正。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短短几个月里所作出的这些“松动”，是他后来所做更大量“松动”的一个开端，实际上也是在非正式地回答因林彪事件而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种种疑问。应当说，此时毛泽东不断作自我批评，不断对自己以往一些作做采取否定态度，确实难能可贵。例如，经过反复考虑，毛泽东同意发表他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致江青的一封信，就包含了一种含蓄的自我批评。这对于人们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不少有利条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如同一九五八年冬至一九五九年春纠正“大跃进”中的某些具体错误，但不从根本上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一样，毛泽东虽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错误，但他并未真正放弃“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坚信“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反修防修这样一场“大革命”的必要性。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还是毛泽东关于“二月逆流”的解释。在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性质的判断上，他只讲老同志们向林彪一伙斗争的一面，而只字未提老同志们同时向江青、张春桥等斗争的事实，实际上是绕过了这场斗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质。关于这一事件，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党的九大曾将其定性为“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替已经被打倒的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因此，如果真正为“二月逆流”平反，却肯定了这场斗争的正确性，那么，就同样需要由党的正式会议作出决议，推翻过去的错误结论。而这样做的一个首要前提是：公开否定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和“文化大革命”，承认“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反动路线”不复存在，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文化大革命”推翻了“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而林彪事件则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可惜的是，毛泽东当时不可能这样去认识，直到他去世之前，党中央终未作出任何决议为所谓“二月逆流”正式平反。
历史发展表明，毛泽东这种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即所谓“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认识，给党和人民后来的斗争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和难以遏止的消极影响。
（三）江青集团的“退却”
江青集团是“文化大革命”孕育出来的又一畸形儿。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它与林彪集团就开始勾结。一九六六年四月中共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即是这两个集团借“文化大革命”互相勾结，共同进行阴谋活动的有力见证。“文化大革命”发动后，这两个集团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动乱中又都分别加强了各自的势力，并开始着手实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同一目标，正是如此，在它们之间，除有互相勾结、利用的一面外，也必然存在矛盾和斗争的另一面。从一定意义上说，林彪发动的未遂的反革命政变，也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的殊死斗争进入白热化的一种表现。
林彪一伙的覆灭，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解除了一个直接的威胁，其势力必然借机得到加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情况是，随后开展的对林彪的批判，又造成了对江青集团的新的威胁。为此，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尽管这场运动回避了“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错误），江青一伙一扫昔日“中央文革”的成风，开始悄悄“退却”了。这是因为，江青一伙无法抹去它与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利用的大量事实，更无法从理论上区别它与林彪一伙“何其相似”的极左面目和一贯手法。特别是这两个集团的共同本质，使得它们那必然将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党和人民对于林彪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罪行的批判越深入，江青一伙的反动面目也就随之暴露得越清楚。
人们看到，这个靠煽风点火、大造反革命舆论起家的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在林彪事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忽然变得极少出头露面，更不见一篇像“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所谓“黑帮”、“黑线”的气势汹汹的大块文章（“文化大革命”最早的吹鼓手姚文元早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便开始闭门读马列，以示与陈伯达“一类骗子”划清界限）。这个集团的头面人物江青，则在“九·一三”后的一些场合里极力表白她同林彪的“斗争”，把自己扮作林彪一伙的受害者和反林的“功臣”。江青集团的这些异乎寻常的表现，除暴露出他们与林彪集团有着共同的反动本质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林彪事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冲击。
（四）周恩来身负重任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艰难：他既要在总体上维护并表示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要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极端做法，努力减少“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运动中，由于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被打倒或靠边站，加之拿“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篡了愈来愈多的权力，使得包括周恩来在的党内健康力量愈显势单力薄。
林彪集团的覆灭，使政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毛泽东在有限的范围内调整了政策，江青集团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尤其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饱尝动乱之苦后已开始省悟，党心民心渴望安定团结，渴望把生产搞上去，生活得到改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亿万人民面前。如果说，在林彪事件中，人们对毛泽东主要是因免遭林彪谋害而深感庆幸，那么，对周恩来则更多的是一种油然而生的敬重和感激之情。在人们的心目中，周恩来的形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大。他对领袖的忠诚不是在言词上下功夫，而是全部表现在实际行动中。特别是在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中，周恩来表现出的沉着、机敏、果断的领导指挥才干，更令人钦佩不已。人们看到，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只有周恩来才能真正辅助毛泽东、保护毛泽东。相比之下，自诩为“反林英雄”的江青一伙却毫无作为。
毛泽东自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九，一三”之后，他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把党政军的重要权力交给周恩来、叶剑英等。这样，就使得党内上层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党内健康力量获得了极大加强，成为周恩来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公开地、主动地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个基本条件。
二
“九·一三”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持续近两年之久，即自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到一九七三年下半年被迫中断。而在此之前，周恩来已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为便于进行全面考察，有必要将这一斗争过程向前延伸，增加“九·一三”前周恩来批判极左的内容。这样，全部斗争共由“先声”、“展开”、“深入”、“继续”和“尾声”五个阶段所组成。
（一）斗争的先声
林彪事件之前，处境艰难的周恩来一直在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减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保护干部、恢复生产、制止武斗做了大量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一九六七年，他就表示反对极左思潮。一九六八年，又提出“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党的九大以后，周恩来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更加明显：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对“文化大革命”中否定一切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建国二十年来成绩是“主要的”，砸烂一切规章制度是“极左思潮”。此后，在诸多场合，周恩来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挨整、造反派掌权的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周恩来更是忧心忡忡，百思不解。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经过一个革命时期和不经过一个革命时期是不一样的，现在一次造反就成了响当当的革命派，而革命近半个世纪的一大批老干部倒成了“走资派”，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吗？革命的历史传统是属于一代人的，保护老一代，就是保护革命的历史和传统。正是出于这种内心的动力，周恩来把保护广大老干部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用实际行动抵制和纠正“打倒一切”的极端做法。
一九七○年七月，他亲自起草了国务院关于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死亡问题的通知，指明张是革命干部，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家属和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同年十月，他又在第四机械工业部党组的一份报告上批示，肯定了王诤的革命功绩，指出对其应“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不要上纲太多”。
一九七○年九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这不仅是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沉重打击，也是对江青集团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冲击。在随即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先后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对陈伯达进行了揭发、批判，对黄永胜等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进而在一定范围内批判了林彪、江青一伙及其煽动的极左思潮，成为周恩来大力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重要起点。
随后，掌握了纠“左”领导权的周恩来开始把目标转向一些“敏感”单位和部门：一九七○年九月，他在同文化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人废文、没有书看的情况，提出“要有点辩证法”，以便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同年十一月，周恩来又连续就外语教学发表谈话，要求提高外语教学的质量，提倡多练、苦练的基本功，强调不但要有政治水平，同时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周恩来在相继召开的全国一系列专业会议上，更多次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几乎是逢会必讲，反复加以批判。
一九七一年初，在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他根据毛泽东关于“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指示，明确宣布：在公安战线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不能说“文化大革命”前是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等于否认毛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同年上半年，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期间，周恩来几次接见与会代表，一再指出：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知识面越来越窄，这不行。不能不讲历史、割断历史。“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经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中写道：这次会议，“批判了极左思潮，批判了‘文化工作危险’论”。
四五月间，周恩来又分别在国家旅游、援外会议和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作重要报告，系统阐述了党的对外方针政策，批评了极左思潮在外事工作中的种种表现。在经周恩来批示下发的对外宣传的大量文件中，比较突出地揭露了不实事求是、强加于人等极端做法。据此，中联部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要求深入批判“极左的反动思潮”，“彻底肃清其流毒”，以改变对外宣传工作的不适应状况。
七月六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针对会议上关于十七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向各地、各部门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作了一次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详细叙述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犯的几次“左”倾错误，提出党长期以来吃了“左”的大亏，并含意深刻地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一股极左思潮，借以提醒人们警惕“左”的错误。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对体育、卫生、科技等部门的工作作了多次指示，一再肯定这些战线解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给予各方面工作造成的严重破坏。
应当指出，以上周恩来在“处境很困难”的情况下对批判极左思潮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是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一些认识分不开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和不断深入，林彪、江青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达到了难以遏制的程度，造成了对内对外的一系列恶性事件。这些事件，不仅影响极坏，也背离毛泽东的某些初衷。为此，毛泽东早于一九六七年就提出要批判无政府主义，强调对内对外宣传都应实事求是，不要强加于人。在耳闻目睹全国一片混乱的局面之后，毛泽东一方面肯定“形势大好”，另一方面，又开始在若干具体问题上着重纠“左”。如他提出要正确对待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告诫造反派和红卫兵“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求对“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实行“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等等。党的九大期间，他又提出当前主要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即存在打击面宽和扩大化问题，并一再表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收尾阶段，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完成“斗、批、改”任务。之后，毛泽东即开始考虑恢复党的组织，召开人大和建立政府机构等方面的问题。一九七○年八月，在毛泽东领导下，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挫败了林彪集团的抢班阴谋，更为周恩来进一步纠“左”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些背景下，周恩来不断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
还应当说明，在这一时期，林彪、江青一伙也曾打出批判极左的旗帜，喊过反对极左的口号。但他们这样做的真实目的完全是为掩护他们自己，以便偷偷摸摸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例如，他们或采用“贼喊捉贼”的伎俩，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罪名转嫁给“那几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或在“坚决反对武斗”的幌子下提倡“文攻武卫”，煽动所谓必要的“还击”。此外，林彪、江青等人还借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之机，残酷迫害对他们不满的干部、群众，造成清队工作的严重扩大化。因此，林彪、江青一伙的“批极左”，既不同于毛泽东团结大多数人、争取“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主观愿望，更不同于周恩来纠正“左”的错误，摆脱“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实际努力。
总之，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以前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虽因毛泽东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和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而收效不大，但毕竟已开始造成一种纠“左”的舆论。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周恩来初步掌握了纠“左”领导权，从批判陈伯达入手，使林彪集团日趋暴露，在党内高层干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林彪事件后党和人民进一步斗争的准备和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