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百周年纪念文集》
作者：鲁振祥【完结】
内容简介：
为纪念周恩来同志100周年诞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98年2月17日至20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这本论文集就是在这次研讨会入会文章基础上编成的。
出版说明
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宋 平：周恩来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卓越贡献
钱其琛：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
朱光亚：深切怀念新中国科技事业的伟大奠基人周恩来
杨尚昆：相识相知五十年——我所了解的恩来同志
李 琦：关于周恩来研究的几点思考
石仲泉：周恩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又一历史伟人
姚金果：周恩来与共产国际
杨 超 刘文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周恩来的贡献*
盖 军：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贡献
王绍军 蔡继承 左树才：论周恩来对创建人民军队的卓越贡献及其现实意义
薛 钰：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试谈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对我党情报保卫工作的贡献
孙家荣 徐向群：周恩来与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童志强：从新四军的几个主要历史关节看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的统战实践
白建民 高正礼：论抗战时期周恩来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袁小伦：周恩来与战时香港文坛
金新果：周恩来与解放战争战略决战
降边嘉措：周恩来与西藏的和平解放
肖石忠 齐德学：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
米镇波：周恩来为争取156项大型建设项目所开展的对苏联外交
吴冷西：周恩来在四年调整时期的重大贡献
童小鹏 阮黄南 巩玉闽：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党和国家的巨大贡献
胡连生 刘光慧：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抗争
安建设：最后的使命——周恩来与四届人大
何友良：周恩来社会主义制度创建思想简论
庞 松：周恩来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鲁振祥：建国初期周恩来的几次理论思考
刘国光 毛立言：学习周恩来经济思想
刘景林：周恩来经济发展思想述略
徐震秋 陈石松：试论周恩来对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理论贡献
许先春：周恩来社会发展观与西方发展理论的比较研究
陈雪薇：周恩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贡献
曹应旺：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
农业部写作组：周恩来发展农业的光辉思想
谢 茹：周恩来农业经济思想探析
周恩来林业建设思想课题研究组：青山常在永续利用造福子孙后代——周恩来的林业建设思想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易先行以民促官——周恩来指导贸促会对外工作的思想和实践
宋瑞祥：周恩来与地质矿产事业
顾秀莲：周恩来与新中国的化学工业
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党组：周恩来与中国核工业
刘 东：周恩来关于环境保护的论述与实践
陈少峰 林完红：概论周恩来关于气象工作是保护人民的思想
张文清：周恩来的经济思想及其对上海建设与发展的指导
魏明生：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历史地位及现实意义
巩玉闽：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经济指导思想
柳建辉：周恩来为维持国民经济正常运转，限制“文化大革命”发动范围所作的三次努力
张 化：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中稳住农业基础——“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农业领域的贡献
王 骏：周恩来“文革”后期在对外经济工作中的贡献浅析
张凤琦：周恩来社会主义民主意识论
董希品：论周恩来在中共统战史上的重要地位
卞晋平 陈爱菲 张汝江：试论周恩来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
莫岳云：周恩来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卓越贡献
龚育之：周恩来和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董 明：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思想的理论探析
王希恩：论周恩来的民族平等观
刘宝明：周恩来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何龙群：周恩来与广西民族地区的发展
冯今源：试论周恩来的宗教观
林雄辉：周恩来与解决台湾问题历史进程
郑克卿 常 志：周恩来对港、台问题的战略思考与邓小平的新创造
毕万闻：周恩来与幽禁中的张学良
章百家：周恩来与中国步入国际政治舞台
蔡佳禾：周恩来与1954年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从多边外交视角进行的研究
爱泼斯坦著 沈苏儒译：周恩来和对外书刊出版
许怀熔：周恩来所树立的新中国外交风格
刘土尧 程瑞山：试论周恩来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
钟连文：试论周恩来政党外交思想与实践
孙大力：周恩来开拓中日友好事业的宝贵启示
邢世忠 王茂润：论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
单秀法：周恩来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的独特贡献
刘 焱；论周恩来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理论与实践
季云飞 朱之江 宗成康：论周恩来国防建设思想
徐明善 唐复全 曲维加：周恩来与新中国海防
何孝明 董晓钟：周恩来建设人民空军的理论与实践
张补旺 孙祥瑞 屠绍土：学习周恩来加强武警部队建设的思想努力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赵德强：周恩来有关人才和教育的思想与实践及其形成的基础
王凤胜 王景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贡献——论周恩来60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
陈扬勇：周恩来对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理论贡献——兼谈周恩来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
伍绍祖：周恩来与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林 枫：敢于和善于说出真理敢于和善于进行斗争——学习周恩来的重要新闻论述
冯子直：周恩来与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
张玉荣：周恩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贡献
荀德麟：论淮阴乡土文化对周恩来的影响
孟庆仁：周恩来唯物史观初探
李畅培：周恩来与唯物辩证法
丁祯彦 商孝才：论周恩来唯物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及其时代意义
李为善：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思想和实践
陈荣昌：周恩来“戒慎恐惧”思想的探析
孟继群：自我改造改造领导——学习周恩来的领导思想与实践
路 阳：运筹帷幄经纶天下——周恩来领导艺术探微
胡移山：略论周恩来政府管理思想的中国特色
夏晓明：周恩来的党性修养思想初探
甄小英：坚持党性的楷模自我完善的典范——周恩来的党性修养及启示
王乃德：周恩来精神品格的基本特征
胡康民：周恩来精神的历史特点
白石亮：高德伟人人格楷模——周恩来人格论
郑洪泉：论周恩来与红岩精神
李永鑫：周恩来与大禹精神
费虹寰：周恩来的婚恋观探析
吕荣斌：从周恩来与几位谈判对手的关系浅谈周恩来的人格力量
逄先知：把周恩来研究推向新的阶段——在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出版说明
为纪念周恩来同志100周年诞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98年2月17日至20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这本论文集就是在这次研讨会入会文章基础上编成的。
研讨会入会文章99篇。其中89篇是经过广泛征集,在各省、自治区、直直辖市,国家教委高校系统,军队系统,中央和国家机关及中央有关研究部门初评、推荐基础上,又经过专家组产生的。10篇文章是组委会特约文章。
除了99篇入会文章外,论文集还收入了江泽民同志在中央举行的纪念周恩来同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宋平、钱其琛、朱光亚同志在研讨会上的讲话,逄先知同志在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
本论文集的编辑工作由研讨会组委会办公室承担。主编鲁振祥，副主编彭红、郑昭红。
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
1998年10月
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树的卓著功勋，他崇高的精神和人格，丰碑似地屹立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深深地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里。
周恩来同志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叶。那是中华民族饱经内忧外患、在灾难的深渊中苦斗的时期。一八九八年，即周恩来同志出生的那一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大连，法国强占广州湾，英国强占威海卫和九龙新界。他三岁那年，八国联军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达一年之久。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灭亡边缘。
周恩来同志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救国，“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发愤读书。他在中学的一篇作文中写道：“鸦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战，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为了救国救民，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等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探索过、奋斗过，都有自己的贡献和历史的地位，但是中华民族付出巨大代价，依然苦难深重。周恩来同志一九一七年东渡日本，开始探求新的道路。他提出要“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人人心中有著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他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九年四月周恩来同志从日本回国，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一九二0年一月，他被反动政府拘捕，在狱中继续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出狱后，他到欧洲勤工俭学，经过实际考察并对各种思潮进行比较，终于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一九二一年，他在巴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周恩来同志回国后，立即投身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浪潮。在广东，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是我们党内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他建立的政治工作制度，使国民革命军面目为之一新，对保证两次东征和北伐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并由我们党创建的人民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加以继承和发展。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党的六大后的近两年时间内，周恩来同志实际上成为党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他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机智勇敢地保卫了党的中央机关，保护了党的大批领导骨干。他为发展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为联系和指导各地的武装斗争，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九三一年底，周恩来同志由上海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和朱德同志共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成功经验。一九三四年秋，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再度处于危急关头。为扭转这种危急的局面，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道，支援召开遵义会议，支援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开始“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历史性转折。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周恩来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助手，一直工作在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在西安事变中，他根据党中央的方针，运筹帷幄，多方斡旋，促使其和平解决，从而实现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抗战期间，他参与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出师敌后和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的筹划。他代表我们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取得他们的信任和合作。他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有勇有谋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为了制止内战，他率领我党代表团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人民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在陕北，他同毛泽东、任弼时同志率领中央机关以大无畏的气概与敌人周旋，指挥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西柏坡，他协助毛泽东同志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部署与指挥了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战略大决战。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代表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共同纲领》，全力以赴地投身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担任共和国政府总理长达二十六年。他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他日理万机，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各行各业的发展，各个方面的建设，无不浸透著他的心血。
周恩来同志总理国务，组织领导国家的经济建设，是他工作的首要课题。他认为：“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开国之初，他和陈云同志负责领导繁重的经济恢复工作，扭转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崩溃的局面。北韩战争爆发后，他一边协助毛泽东同志组织指挥抗美援朝，一边下大力抓水患严重的淮河治理和全国铁路的修复。他和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一起负责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他们几次出访莫斯科，先后达成了苏联援建我国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的协议。这些重点工程和环绕它的几百项工程建设，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大跃进”之后，我国面临著严重的经济困难。周恩来同志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使经济形势实现好转。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和艰难的环境中，周恩来同志和李先念等同志一起，坚持排除干扰，始终没有放松经济工作。在他重病期间，仍全力支援邓小平同志对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进行的全面整顿。周恩来同志不仅参与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且精心组织，部署实施。他特别关注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建设和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在解放之初还不能制造一辆汽车，而到六十年代后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很快相继研制成功，周恩来同志为此作出了卓越贡献。
周恩来同志是重视科学技术和尊重知识分子的典范。他提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和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同志领导制定并组织落实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一规划提前五年于一九六二年基本完成，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大大缩小了我国科学技术水准同世界先进水准的差距。周恩来同志还领导制定了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尽管规划的实施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但仍取得不少成就。周恩来同志指出，建设社会主义“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人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他为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扩大知识分子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和业务水准，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他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广州会议上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希望知识分子沿著又红又专的道路继续进步。周恩来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论述，受到党内外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有效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积极性。
周恩来同志把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比作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主张相辅而行，相互促进。他对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任务，方针和政策，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进，教育工作者思想政治和业务水准的提高，青少年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等，多次提出重要的意见。他同许多文化界人士有著广泛的联系和交往。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卫生健康水准，他不仅参与领导制定发展卫生、体育事业的政策措施，而且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领导开展人民卫生工作。
周恩来同志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为统一战线的创建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他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常倾听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意见，同他们平等对话，广交朋友，以诚相待。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进行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的工作。他坚持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参与制定并组织实施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为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周恩来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我们党的外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是我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他以超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勇气和智慧，致力于制定和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领导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结束一百年来旧中国历届政府丧权辱国的外交屈辱史，为我国外交事业作出了全面的杰出的贡献。周恩来同志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早提出者，他还同印度、缅甸总理共同倡议把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在繁忙的外事活动中，周恩来同志为促进世界和平，为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立、主权和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为增进我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友谊，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为推动广泛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付出了艰辛劳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友好人士的普遍尊敬。七十年代初，他协助毛泽东同志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今天我国外交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同志杰出的外交思想、丰富的外交经验、精湛的外交艺术、坦诚的外交风格，使每一个中国人引为自豪。
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努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一年，他协助毛泽东同志挫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九·一三”事件后，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他身患绝症，仍顽强坚持工作，并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一起，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都同周恩来同志的辛勤工作分不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周恩来同志促成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召开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召开四届人大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任命邓小平同志为副总理,促成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常务工作和代行总理职权。这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政局，而且为未来中国的健康发展准备了条件。
周恩来同志从一九二七年起就是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他经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参与了党中央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决策的制定和组织实施。可以说，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是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和取得崇高国际威望的历史的一个缩影。
周恩来同志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发现和总结人民群众历史创造活动中的新鲜经验，善于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世界文明中吸取智慧。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有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今天仍有重要启示作用的思想理论观点。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一个不朽的名字。在他的身上，凝铸著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工人阶级的优秀品格。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感召和哺育著一代一代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种巨大力量。
周恩来的精神，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结合。他一生遵奉著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他在革命遇到挫折时从没有灰心过，在敌人血腥压迫下从没有胆怯过，面对帝国主义封锁禁运从没有退缩过，面对自然灾害或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严重困难从没有泄气过，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特别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总是认准方向和目标，坚韧不拔。他坚持实事求是，要求大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他反对好高骛远，善于在务虚与务实、目标与步骤的统一中扎实工作。在经济建设中，他反覆强调要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主张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确定发展速度，既积极又稳妥，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周恩来的精神，就是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的结合。他总是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他是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又是关心同志、关心群众的模范。作为人民共和国总理，他自觉地维护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他真诚地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切切实实，兢兢业业，履行著“为人民服务而死”的诺言。他每天都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工作著，这成了他毕生勤勉的显著标志。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心里时时记挂著人民群众，只要是关系群众生老病死的事情，他总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他飞临抗洪前线，奔赴地震现场，哪有灾情，哪有群众的困难，就及时出现在哪。直到临终前，他还嘱咐解决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问题。越是功高如山，他越是谦虚谨慎，心胸似海，善于倾听各种意见，博采众长。他严于律己，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真正做到了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
周恩来的精神，就是高度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的结合。无论是对敌斗争还是处理人民内部的、党内的矛盾，无论是在外交活动还是在国内工作中，周恩来同志总是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方法的灵活性统一起来。他说：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这中间有许多艰苦的、细致的工作，要灵活地处理很多问题，才能使真理具体化，为大家所接受。周恩来同志思虑机智而周全，处事敏捷而缜密，是驾驭复杂局势的能手，处理危急事件的巨匠。他善于把握大局，统筹兼顾，寓刚于柔，寄理于情，显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政治经验。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努力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并努力贯彻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去，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周恩来同志喜欢引述毛泽东同志《咏梅》词中的两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寄托著他对无数为革命牺牲而没有亲眼看到事业成功的先烈们的深情，也寄托著他对党和人民事业取得胜利的欣喜和取得更大胜利的期望。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周恩来同志的是：他离开我们二十二年来，我们的国家已经成功地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理论，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刚刚过去的一九九七年，中国政府顺利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一洗香港被侵占的百年耻辱；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作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部署。我们的事业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周恩来同志一生的杰出功业和伟大精神，将会继续鼓舞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人民日报》1998年2月24日
宋 平：周恩来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卓越贡献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首都北京举行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切磋和交流周恩来研究的丰硕成果，这是对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的很好纪念。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本世纪20年代初，他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从1927年起，他一直是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为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一生，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领域都建立了不朽功勋，他的光辉业绩永远铭记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我这里着重就周恩来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情况谈几点看法和体会。
新中国诞生后，周恩来担任开国总理，长达26年。这26年，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领导人民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周恩来为之耗费了大量心血。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周恩来肩负着新中国经济建设主要组织者的重任，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等同志是他领导经济工作方面的得力助手。
建国初，为了收拾国民党政权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的烂摊子，周恩来向党中央建议，把陈云从东北调来北京，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他积极支持陈云等同志大刀阔斧地开展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结束了自抗战以来连续十二年使我国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财政收支接近平衡，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周恩来坚决执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正确方针，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并在短短三年时间奇迹般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组织实施了以156个大型项目为主体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国家经济建设顺利发展的情况下，一度出现急躁冒进的现象。周恩来等同志及时觉察到这一情况，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并采取措施，保证经济建设继续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到1956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为国家工业化初步奠定了基础，并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人民几年时间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
从1957年9、10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周恩来等同志反对急躁冒进的正确主张，接二连三地受到批判。随即，党内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急剧膨胀，“大跃进”运动迅速兴起。仅仅过了一年，就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到1960年，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周恩来在国务院审议国家计委报告时，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在毛泽东支持下，他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果断措施，排除重重困难和阻力，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调整。1962年底，全面调整工作初见成效，国民经济在连续两年大幅度下降后开始上升，到1964年全面好转，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周恩来领导经济建设的卓越才干，在这一时期又一次得到了充分发挥。
1966年开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灾难。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殚精竭虑，苦撑危局，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大智大勇的斗争，努力减少严重内乱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保证国计民生最基本的需要，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同时，千方百计地保护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著名民主人士和专家学者。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周恩来冲破“四人帮”的阻挠，力促邓小平出来工作，经毛泽东同意，终于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收到显著成效，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刻，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如陈云所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杰出贡献是难以一一列举的，可以说，建国以后26年中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每一重大成就，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周恩来在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十分鲜明的特点和风格。
第一，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周恩来提出，“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不抓生产，“没有饭吃，其他一切都没有办法”。他认为，要从政治上使我们的新中国巩固起来，就要靠军事来保卫，而军事的基础又是经济建设。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经济工作。建国初期，可谓百端待举，百废待兴，国内局部地区还在打仗，朝鲜战争烽烟又起。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驾驭全局，坚持国防与建设并重，妥善处理了战争与建设的关系。当国内局势稳定下来，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就不失时机地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是我们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也是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内乱的情况下，他也不放松经济工作。他以极其焦虑的心情对一些同志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决不能停。”他不顾“四人帮”“以生产压革命”的指责，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持生产和供应，使国民经济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领域还有所发展，在尖端科技领域甚至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
周恩来最早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他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个思想后来被写进八大通过的党章。以后，周恩来又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年，他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他积极倡导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并同许多著名科学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友谊，吸引了一些旅居海外的科学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主张勒紧裤带也要把一些高技术项目搞上去，并亲自抓“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科技水平和国际地位。
周恩来主张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争取可能的外援，用以发展我们自己。但是帝国主义严密封锁，从各方面给我们制造困难。周恩来想尽一切办法打破封锁，譬如利用东西方阵营的矛盾开展工作、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通过第三方发展转口贸易、同国外科技界建立广泛联系、开展同日本等国的民间贸易等等。七十年代初，他协助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重大决策，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实现了同日本邦交正常化，恢复了我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西欧、北美和南太平洋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促进了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极大改善了我国的国际环境。
第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必须同国力相适应。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应该有一个较高的速度，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但是，我们所争取的应该是有现实可能和实际意义的发展速度，不能脱离实际，盲目蛮干，甚至虚报浮夸，自欺欺人。他建议要算两笔帐，一个除法，一个乘法。一是把生产增长的数字除以6亿5千万人口，增长就不多了；一是把每人多吃的数字乘以6亿5千万，那消费就不少了。我们应该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种指标”。当经济建设出现冒进后，他提出要“保证重点，适当收缩”。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当发展速度超过现实可能，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时，他提出必须坚决进行调整，要舍得伤筋动骨，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六十年代初的调整，压缩了一大批基建项目，精简了2000多万在“大跃进”中进城的职工。由于精简人员的安置和生活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妥善解决，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从而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实践证明，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调整，改善结构，能够带来新的发展。
经济工作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搞好调查研究。只有通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同时，调查研究本身也要实事求是，事实是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对，结论放在后面。1962年初，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周恩来参加小组会时，听到下面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搞浮夸、讲假话等坏作风给党的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严重危害，他感慨地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讲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他提倡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反对强迫命令、形式主义那一套东西。并严肃指出，从现在起，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
第三，统筹全局，全面安排，正确处理经济工作中的重大关系，做到协调发展。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只有首先保证全国人民的基本消费，使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才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更好地进行建设。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周恩来十分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关系、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的关系等，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曾经概括了一副对联：“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他主张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
工业和农业是两个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至关重要。周恩来提出并坚定不移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领导农业”的经济建设思路。他认为，发展工业，首先必须抓好农业，农业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因而始终把农业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为了改变我国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水患连年，给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历史状况，建国伊始，他就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主张要下决心兴修水利，根治水患，并亲自抓大江大河的治理。在工业方面，周恩来注意处理好重点建设与全面安排的关系，用极大的力量抓好对国民经济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型骨干项目的建设。他认为，像我们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大国，资金短缺是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成几件大事。我国在“一五”时期建成投产的许多重点项目，至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十分强调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积极推广“鞍钢宪法”，倡导大庆“两论起家”、“三老四严”经验，增强职工主人翁责任感和创造性。他强调要搞好各方面的综合平衡，特别是要搞好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并要留有必要的物力、财力后备，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在抓经济工作的同时，他十分重视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主张根据国家财政状况和可能，从资金上予以优先安排。他比较早地注意到我国人口增长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问题，强调在增加生产和实行计划生育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素质和消费水平。早在1956年4月，他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做到有计划生育。但在当时情况下，这一正确意见未能得到有效贯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