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锦州为北线首先攻击的目标，也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为确保我军在全国重点战场决战的胜利，力求就地歼灭东北地区国民党军，防止其撤往华东。二是攻克锦州，既切断了东北敌军退往关内的通路，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同时也切断了敌人北线两大集团的陆上联系。三是东北决战的条件最成熟，我军不仅数量上超过敌人，而且已经将敌人分别孤立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四是夺取东北后，我军将第一次获得一个巩固的战略大后方，而且还将有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部队。这对于尔后解放华北和其它地区，均会产生巨大作用。这样毛泽东、周恩来不仅将战略决战的初战，选定在对全国战局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的东北战场，而且还把初战的胜利放在了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战略决战，把第一战场选在东北，以及辽沈战役的首攻锦州、淮海战役的首歼黄百韬兵团、平津战役的首克新保安和天津，都是毛泽东、周恩来从全局利益考虑决定的。由于正确选定了南北两线的首战目标，因而迅速打开了战争新局面，使整个决战形势出现了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之势。
密切关注战场变化，不断扩大决战规模
“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14〕。周恩来密切关注着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协助毛泽东适时调整战役计划和部署，连续组织大规模战役战斗，因势利导，把整个战略决战推向空前的规模。此外，他还作了大量周密细致的组织、计划工作，有力地保障了中央军委作战方针的顺利实现。
对于东北的决战，毛泽东、周恩来开始设想用10个月的时间，组织三次战役，基本解决东北问题。9月12日，锦州战役打响后，蒋介石意识到东北国民党军撤退的大门有被关闭的危险。他急忙调集了22个师又3个旅的兵力，组成东、西两个兵团增援锦州。我军攻克锦州后，蒋介石两次飞到沈阳，部署“总退却”。他命令廖耀湘率“西进兵团”夺回锦州，掩护东北国民党军撤回关内。东北野战军首长发现敌人动向后，向军委建议在辽西地区消灭企图退往关内的全部敌军。毛泽东、周恩来认为原先设想的最理想情况已经出现，应立即抓住战机，力争迅速解放全东北。
他们指示东北野战军将廖耀湘兵团诱至辽西地区，予以歼灭，同时强调，必须以一部兵力“堵塞沈敌向营口的退路”，“只要此着成功，敌无逃路，你们就在战略上胜利了。”〔15〕第二天，长春解放。周恩来判断沈阳敌军有加速撤退的可能，再次电示东北野战军首长：“必须估计到沈阳敌人在受锦、长两处惨重失败的打击下，有选择依现态势西退或转向由海路撤退的两种可能。”〔16〕要求他们根据军委的指示，作好防止敌人从海上撤退的可能。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经过前线广大指战员的英勇作战，将原来的锦州战役迅速扩大为解放全东北的辽沈战役，原计划10个月的任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整个战略决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解放平津和全华北准备了前提，为中原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济南、辽沈两个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具备了在短时间内连续歼灭敌军重兵集团的能力，具备了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和进行大规模阵地战的能力。而国民党军不仅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完全丧失了斗志，而且它的统帅部和高级军官，在我军一连串大规模歼灭战的沉重打击下，表现的完全无所措手足，指挥毫无章法，上下处于一片混乱。毛泽东、周恩来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作战指挥上，更加大胆地连续组织大规模战役，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他们立即从南北两条战线同时进行调整，加快决战步伐。
在南线，根据辽沈战役的经验，中央军委改变原定粟裕提出的首先歼灭黄百韬兵团及援敌一部，然后夺取海州、连云港，进而向淮阴、淮安发展的“小淮海”计划，决心扩大淮海战役的规模。11月7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东、中原野战军首长：第一仗应力争歼灭敌第七兵团全部、第十三兵团一部和第三、第四两个绥靖区的部队等共21至22个师，尔后如徐州之敌仍未撤退，即可打第二仗，求歼第十二、第十六兵团，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随后又决定：“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17〕在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领导下，华东、中原野战军根据军委的作战方针和战场情况的变化，组织了三个阶段的战斗，以少胜多，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中原决战的胜利。
在北线，周恩来把辽沈战役的经验进一步运用到决战的全局上来。东北卫立煌集团的覆灭使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更加孤立，成为惊弓之鸟，随时可能撤逃。摆在华北国民党军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西撤绥远。这是傅作义所希望的。二是撤往江南。这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但是蒋、傅都认为我东北野战军经过辽沈战役后，要有较长时间的休整，才能入关作战。因此，华北尚可固守一段时间，以屏障南线作战和编练第二线部队。对于我军来说有三种可能：一是将傅作义集团全部就地歼灭，这是上策。二是歼敌大部，其余撤往绥远继续顽抗一段时间。这是中策。三是歼敌一部，主力撤往江南，这是下策。周恩来说：“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博系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18〕因此，他强调我军必须抓住当前“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的有利时机，“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津、张、保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19〕。为此，11月17日，周恩来打电报给东北野战军首长，要求他们郑重考虑东北野战军提前向关内开动的问题。周恩来对于我军华北作战的设想，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第二天，中央军委正式发布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的命令，规定东北野战军“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20〕。
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大举入关，必将使傅作义集团望风而逃，而华北解放军现有兵力无法对傅作义集团实施战略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留并抓住敌人就成为指挥谋略上的关键。周恩来建议：暂停攻太原；华北第三兵团停止实行攻打归绥的计划；东北野战军尽可能不过早暴露主力入关的行动〔21〕。中央军委采纳了这些建议，决定华北第三兵团停止进攻归绥，改向东进，包围张家口，断敌退往归绥的道路，攻其必救，迫使傅作义调主力增援张家口，然后以华北第二兵团切断张家口与北平之间的联系，使傅作义不敢轻易下决心撤往江南。中央军委还决定淮海前线部队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山东方面做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军委的这一决策在稳住敌人的同时，也完成了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华北的敌军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的绝镜。我军经过充分休整、准备，采取了集中兵力，先打两头，孤立中间的战法，迫使北平守军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为实现将国民党军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的决战目标，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战略决战的胜利，充分展现了周恩来非凡的胆略和娴熟的指挥艺术，展现了他多谋善断和驾驭战争的能力。
创造解决敌军新方式，加快战争进程
战略决战期间，在毛泽东决战思想的指导下，周恩来创造性地运用了瓦解敌军这项政治工作原则，组织策动了一系列国民党军的战场起义和和平改编工作，进而创造了解决敌军的“北平”、“绥远”两种新方式，把瓦解敌军工作上升到战略的地位。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我军认真总结了解放战争以来敌军工作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更加有力的措施，主要有：不断加强军事压力，随时做好以战斗方式解决敌人的准备；制定并公开宣布各项优待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充分利用敌人内部分崩离析、士无斗志的有利条件，以各种手段对敌开展政治攻势，进一步瓦解敌军士气；派遣各有关方面的人员深入敌人内部做策反工作。我党我军秘密战线的同志们，在周恩来的具体组织指导下，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工作，在瓦解敌军士气、打乱敌军战役企图、破坏敌军防御体系、减少战争损失、加快战役进程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我军各项政治工作中做得最有特色的工作之
济南战役中，当我军与敌人进行激烈的外围争夺战之际，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经过我军的争取，率部约2万人举行战场起义。
辽沈战役期间，在我军强有力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困守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动摇了敌人死守长春的信心。周恩来认为这是一个瓦解国民党高级将领，特别是蒋介石嫡系将领的一个极好机会。中共中央同意这个分析，由周恩来起草致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首长的电报，告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长春守军司令郑洞国“现即已动摇，可努力争取之”。随后，周恩来又亲自给郑洞国写信，劝其“回念当年黄埔革命之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22〕第二天，郑洞国率部起义，长春宣告解放。
淮海战役前夕，周恩来指示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首长，要协助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组织好战场起义。淮海战役发起的第二天，原在运河以东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部及所属两个军就撤到运河以西，另三个军也到达运河东岸，准备向徐州靠拢。在这紧要时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我党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3个半师共2.3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为我军切断敌第七兵团的退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穿插部队乘机按预定计划，穿越第三绥靖区防区，直插陇海路，切断了敌人西窜的退路。
平津战役发起前，周恩来即指示华北局加强对傅作义集团的政治攻势。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开始动摇，准备继续与我军谈判，但仍抱有幻想。人民解放军以凌厉的攻势迅速将新保安、天津之敌歼灭，迫使傅作义接受了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同意放下武器，进行和平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在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谈判中，双方还就解决绥远问题达成协议。协议规定，绥远的国民党军暂时原封不动，使它在政治上站在人民方面，以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战略决战中创造的“北平方式”、“绥远方式”，是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实行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原则的重大发展，不仅取得了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而且与攻歼天津守敌的方法并列在一起，成为尔后解决国民党军残余力量的三种基本方式，对加速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精心组织后勤保障，为决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周恩来除了参与运筹指导决战外，还承担了人民解放军庞大后勤保障的组织领导工作。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具有现代化正规战争的特点。周恩来指出：“战争已进入正规战争，一切工作方式统统要依此而改变。首先是军队，从游击战争的组织变为正规化。”“部队要正规化了，首先是后勤。”“后勤工作在正规化上要当先，又要殿后”〔23〕
战略决战中，我军后勤工作遇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事关战争全局的突出问题。诸如：战斗激烈，武器弹药消耗大，单靠战场缴获及部队自身的储备，难以满足部队作战需求，要靠中央统筹解决；人员伤亡巨大，需要加快做好俘虏兵的改造工作，动员新兵员；部队高度集中，粮草供应困难，仅华东地区的部队和支前民工每天需要粮草就达500万斤，需要从其他战略区调拨；大部分战斗在新解放区、半新解放区进行，需解决货币在当地购买生活物资；战场范围广，部队运动快，战斗间隙短，大量物资难以及时送到前线部队手中，需要组织大批民工和调集汽车、火车等现代运输工具；救护、后运、医疗伤员的组织，药品、器材的保障等等，都遇到了许多困难。我军原有的后勤保障方式，已难以适应大规模决战的需要。如何解决人力、物力资源的筹集、分配、调拨、运输、供给等问题，直接影响到决战全局的发展。
为解决这些问题，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周恩来要求军委及各级后勤部门的工作必须一切服从前线，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要使全体从事后勤工作的同志明白：解放战争进行到现在和过去大不相同，往往一个战场上就有几十万人马与敌人战斗，责任极为重大。可以说现在已进入大规模的组织战争时期。所谓组织战争，就是将前后方各种建设及各部门工作都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战略与战役布置。后勤工作是大规模战争整体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完备而有力的后勤工作，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更谈不上组织战争。后勤工作做得好，就能使前线更顺利地进行胜利的战争，进行持久的连续战役。〔24〕周恩来首先抓了组织建设，将各大军区原先的供给部改建成后勤部和后勤司令部，下设供给、卫生、军械、运输等部门，逐步健全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供应系统。例如，济南战役前夕，周恩来专门电示华东军区组织一个“坚强健全的后勤司令部，分遣其所属机构和兵站随军工作。”〔25〕为确实了解前线实际情况，及时帮助部队解决困难，他还派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到淮海战役前线指导和协助后勤工作。
周恩来在每个战役开始之前，都要召开后勤工作会议，研究战役的后勤保障计划，他从兵员补充到武器弹药的生产和分配，从财政经费到物资供应，都逐一进行研究，作出细致周密的安排，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役进行中间，根据战场出现的新情况，及时加以调整和补充。战后则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后勤保障能力。济南战役发起前，周恩来向华东、中原两大战略区领导发出了济南战役后勤保障的任务部署。淮海战役发起前，他在西柏坡亲自主持淮海战役后勤业务会议，研究后勤保障问题。他指示杨立三：山炮炮弹全部存山东，另由华北再送九万发八二迫击炮弹、十万斤硝铵炸药。弹药均由杨掌握，并运至接近济南、兖州两地适中地点，“待军委电令及时增补前线”。“对炸药、迫击炮弹都应尽一切可能增加生产，以利济徐战役的补充。”〔26〕淮海战役发起后，我军迅速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合围。周恩来认为战役已“有由歼灭黄百韬兵团扩大到歼灭邱、李两兵团并继续夺取徐州之极大可能”〔27〕。因此，他立即电令华东局和杨立三，“速集中一切公私汽车赶送弹药两个基数”限时赶到前线，以保证部队有连续作战的能力。〔28〕他还多次查问前线粮食供应情况，强调解决粮食问题是实行战役总方针的重要环节，要求各级后勤部门必须解决好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东北野战军南下锦州地区作战，为解决大兵团粮食供应的困难，批准他们征借粮草，将来由人民政府偿还。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之前，他又预先指示华北军区为之准备粮草。
为了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建设，1948年12月26日，周恩来组织召开了军委后勤工作会议，总结战略决战阶段后勤保障工作的新经验。会议总结了解放战争两年半来的后勤工作，为了更有效地保障大规模的决战和向南方的大进军，制定了后勤工作的方针；一是军委后勤统一领导，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调度与统一规律标准，各大军区在军委后勤的指导下，分担后勤各种任务，保证野战军的供应。二是健全组织机构；三是坚持与贯彻各种制度，克服贪污浪费的现象。四是加强工作的科学性和纪律性，以提高工作效率。〔29〕他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战争是五年计划三年完成，后勤工作就加重、加快、加大了。前后方合作才能更快地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取得全国胜利。”他提出“部队要正规化，首先是后勤工作要正规化”的思想，指出：“后勤工作的中心关键在于检查效率”〔30〕，全国后方勤务工作要“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在可能与必须的条件下，有重点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31〕
周恩来组织领导战略决战期间后勤保障工作的实践，以及对后勤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考，为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对人民解放军的后勤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
注释：
〔1〕〔2〕〔4〕〔10〕《周恩来讲军事问题》，1948年9月13日，记录稿。
〔3〕〔3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7页，第313页。
〔5〕《中央军委致许世友、谭震林、杨立三电》，1948年9月19日。
〔6〕《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第423页。
〔7〕周恩来：《军事原则》。
〔8〕〔11〕〔12〕《毛泽东传》1893-1949，第860页、第865页。
〔9〕《周恩来传》1898-1949，第730页。
〔13〕《中央军委关于攻济打援应能应付最坏情况致粟裕电》，1948年8月28日。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5-216页。
〔1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01页、第105页。
〔16〕《辽沈战役》第153页。
〔17〕《淮海战役》第124页。
〔18〕〔19〕〔20〕〔21〕《平津战役》第68页、第54页、第71页、第265页。
〔23〕〔24〕〔25〕〔26〕〔17〕〔28〕〔29〕刘瑞龙：《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754-755页、第268页、第335页、第374页、第534页、第535页、第745-746页。
〔30〕《周恩来在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1月14日。
〔3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第181页。
降边嘉措：周恩来与西藏的和平解放
为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党中央、毛泽东站在历史的高度，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原则、方针和政策。周恩来作为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为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原则、方针和政策，顺利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说，他自己做“老夫人”，让周恩来扮“红娘”，具体指导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新中国建立前后，西藏问题始终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1948年8月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和西北野战军的电报里，对十世班禅问题作了专门指示，特别强调：“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1〕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酉北野战军很快与居留在青海塔尔寺的班禅及其行辕取得联系。10月1日，几乎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红旗的同时，班禅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致敬电，热烈祝贺新中国成立。并表示，“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2〕
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班禅，明确表示：“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但是，以摄政达扎为首的极少数亲帝国主义分裂主义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顽固地拒绝中央人民政府的和平召唤。在这种情况下，进藏人民解放军被迫进行了昌都战役。
1950年10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分三路强渡金沙江，19日，解放西藏东部重镇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1950年11月，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尤其是拉萨三大寺僧众的强烈反对下，摄政达扎被迫下台，年仅15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前亲政。达赖亲政后，开始纠正过去亲帝分裂主义分子的错误政策，倾心内向。1951年1月27日，达赖喇嘛致信中央人民政府，报告他亲政情况，并表达谋求和平的愿望。中央立即复电祝贺他亲政，并欢迎他派代表来京进行和谈。不久，双方商定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谈判。中央特别邀请十世班禅到京，共同协商。
毛泽东对这次和谈非常关心和重视，在一切重大的方针、政策决定后，让周恩来负责实施。谈判开始前，毛泽东风趣地对周恩来和李维汉(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政务院秘书长)说：我不懂藏话，汉话也说得不好(指方音很重)，虽不能说相貌丑陋，但也不太招人喜欢，不像二位，一表人才，风度翩翩。我只能演老夫人，偶尔出出场，点拨一下；你们是花旦，可以扮红娘。这次西藏的客人，就由你们二位接待，少奇也同意我的意见。一定要在各方面照顾好，让他们感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而不要让人家觉得到了北京，受了冷落和委屈。毛泽东以京剧《西厢记》的人物作比喻，说自己扮“老夫人”，关键时起作用，而让周恩来和李维汉去演“红娘”。
当时西藏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一是，妥善地处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使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怀抱。同时要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主要是消除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实行《共同纲领》规定的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核心内容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国家分裂。二是，公平合理地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促进西藏民族内部、主要是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之间的团结。
周恩来忠实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泽东的决策，为和谈的圆满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限于篇幅，不能叙述和谈的全过程。仅从一些具体事情，就可以看出西藏问题的复杂性和中央所采取的慎重态度，可以看到周恩来的宽广胸怀和处理复杂问题的卓越才能。
在这次会谈之初，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代表团和十世班禅及行辕主要负责人到京时，怎样接待，首先就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由于清朝政府的错误政策和英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致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失和，九世班禅于民国期间被迫流亡内地，最后在风雪弥漫的巴颜喀喇山下圆寂。从此，噶厦政府(即原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领导的堪布会议厅之间，产生了很深的矛盾和隔阂。长时期以来，尤其在和谈期间，他们都互相戒备。从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到国民政府，对藏族人民在内的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而在各少数民族内部，则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实行分而治之的手段控制全局。这时，他们不理解、也不相信共产党、毛主席会实行一种与历代中央政府和反动统治阶级截然不同的、全新的民族政策。因此，双方都十分注意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对自己和对对方的态度，都担心中央偏袒一方。班禅方面担心中央为了争取达赖，为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大局，牺牲他们的利益。噶厦方面则担心中央把班禅作为自己手中的工具，与达赖抗衡，削弱达赖的影响和作用。在他们看来，虽然国民党同共产党势不两立，但是对付藏民时，汉人的利益、立场和政策，总是一致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分清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民族政策的根本区别。
为了消除双方的疑虑，促进达赖与班禅两个方面的团结，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在处理有关问题时，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既考虑历史因素，又考虑现实情况，更着眼于今后的发展，尽可能做到公正、合理，有利于促进西藏的团结、稳定、进步和发展。即使是迎来送往、请客会见等礼仪性的事，也做了周密安排，不刺激和伤害任何一方。为了早日举行和谈，中央原来决定阿沛一行经重庆乘飞机直飞北京，但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指示他们先飞往西安，由西安改乘火车来北京，周恩来决定亲自到前门车站迎接。同时建议班禅一行也从西安乘火车到京，周恩来亲往车站迎接。这样，双方都感到满意。
1951年4月27日，是十世班禅终生难忘的日子，第一次进京的十世班禅受到周恩来的亲自迎接和款待。这是他第一次会见周恩来，也是第一次参加如此重要的政务活动。当时他年仅13岁。13岁，毕竟还是少年，班禅一脸的稚气，在一批饱经革命烽火锻炼的共和国领导人面前，更显得年幼，也有些拘谨。但是，他毕竟不同于一般少年。活佛这一特殊的地位，使他从小备受优崇，受到良好的教育，使他懂得礼仪，能应付各种场面；高原人特有的体格，又使他比同龄人的个头要高一些，更像个青年人，他同周恩来站在一起，已到周恩来的耳际那么高。那天，周恩来穿了一身藏青色的中山服，白衬衫虽然是旧的，但客人们注意到，显然是刚刚洗过，整洁而又朴素。班禅大师穿一身桔黄色的缎子藏袍，显得庄重、潇洒、飘逸。班禅向周恩来献了一条质地很好的洁白的哈达，表示自己的崇敬之心。周恩来同班禅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谈话内容十分广泛，从中国革命的胜利到藏民族的前途；从即将开始的和谈到班禅在京期间的活动；从藏、汉两个兄弟民族的团结到达赖、班禅两位活佛的关系，周恩来都谈到了，都想到了，连最细小的生活琐事也没有忽略。这使班禅和在座的其他藏胞深受感动。不知不觉中，宾主之间变得十分和谐融洽，班禅最初的那种紧张和拘谨情绪消失了。尽管13岁的班禅当时还不能理解周恩来谈话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但他已经意识到，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巨人，不但是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自己最可信赖的导师和长辈。
谈话结束，周恩来陪班禅步入宴会厅。在门口，周恩来停住脚步，伸出左手，请大师先行，班禅则双手合十，微微弯腰低头，十分恭敬地请周恩来先行。两个人谦让一会儿之后，周恩来挽着班禅的右臂，并肩进入宴会厅。席间，周恩来不断地给班禅夹菜，介绍各种菜的味道和特点，偶尔还讲一点烹调技术。由于有些名词术语的专业性太强，在藏语中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语，使翻译有些为难。细心的周恩来立即转换话题。周恩来一再说，在我们中间，翻译最辛苦。我们可以轮流吃饭，轮流说话，翻译同志却一刻也不能休息。周恩来亲自为翻译夹菜，还不断地问：您喜欢吃什么？周恩来还风趣地说：“我提议大家都不要说话，让翻译同志吃一点吧。”计晋美(曾任班禅驻重庆办事处主任，汉语讲得很好)赶紧说：“总理，您讲吧，我来翻译。”
整个宴会上，班禅很少说话，但他彬彬有礼，落落大方，非常得体。他转动那双聪慧的大眼睛，用好奇的目光注视一切，观察一切，而敬爱的周恩来又是他注意的中心。周恩来渊博的知识，诚恳的态度，谦虚的作风，端庄的举止，慈祥的笑容，炯炯有神、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眼睛，给班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后来班禅曾对人说，为了听懂周总理的讲话，我也要好好学习汉语文。
同样，班禅也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后，周恩来对班禅的评价是：“少年活佛，英俊潇洒。”他们之间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友谊，班禅始终把周恩来当作自己的长辈和导师。为了促进噶厦政府与班禅堪布会议厅之间的团结，加强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在谈话时，要十分尊重并充分听取班禅和勘布会议厅的意见。
当时，阿沛·阿旺晋美奉达赖喇嘛之命，也已率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
毛泽东对阿沛和张国华说：和谈期间，你们“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要商量着办。”周恩来排除各种于扰，忠实地坚持“商量办事”的原则
班禅和阿沛到京后，毛泽东决定接见他们，指示有关部门作出具体安排。但怎么接见，先见谁，后见谁，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各方面的意见也不一致。周恩来找双方人士交谈，也征求了一些在京的藏族同志的意见，最后，周恩来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当举国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时接见。这一建议得到批准，于是皆大欢喜。
5月1日上午10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登上城楼。在城楼上众多的领导人和贵宾当中，班禅和阿沛特别引人注目。班禅穿了身桔黄色的缎子藏袍，显得庄重，潇洒。阿沛是噶厦政府的噶伦，领三品衔。他穿了身藏袍，头戴礼帽。他俩的这身装束，在整个天安门城楼上十分显眼。当他们走向毛主席时，很多人投以友好而好奇的目光。班禅庄重而又十分恭敬地向毛主席敬献哈达，然后双手合十，虔诚地为毛主席祈祷祝福。阿沛也向毛主席敬献哈达。毛泽东高兴地接过哈达，举起来，轻轻挥动，满怀笑容地让周围的其他领导人看。
毛泽东高兴地向班禅表示感谢，又慈祥地对他说：“很久以来，中国的历史，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对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压迫的政策，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我们国家的统一，使西藏没有被帝国主义霸占去。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毛泽东又亲切地说：“要搞好团结。国内各民族要团结，西藏内部也要团结。要与达赖喇嘛搞好团结。你可以给达赖喇嘛发电报，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保护寺院，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毛泽东又对阿沛和张国华说：“你们要好好谈，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要商量着办。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来。”毛泽东又说：“祝你们谈判顺利，取得成功。祝你们在北京生活得愉快。”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西藏的领袖人物，虽然是礼节性的，但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坚持平等团结、协商办事的原则，与西藏代表肝胆相照，坦诚相待，终于指导谈判取得了圆满成功
1951年5月2日，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以阿沛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举行谈判。开始时，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提出10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本原则。这是1950年5月29日经中央批准，在邓小平主持下，西南局拟定的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基本原则，共10条，后被称为“十大政策”，即：“(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的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3〕谈判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第二，西藏内部的团结问题，主要是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的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提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反对西藏独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军西藏，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边疆。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地方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但是，他们坚决反对解放军到西藏，主张照清朝旧制，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驻西藏，领导和监督西藏工作。
这一问题，争论最激烈，谈判几近破裂。党中央、毛泽东的态度非常明确：西藏地方政府不但要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谈也必须以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为前提条件。遵照这一基本原则，周恩来一方面指示李维汉等中央代表耐心细致地对西藏代表做工作，阐述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点。同时找阿沛等人交谈，反复强调：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西南国防，防止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人民解放军保护酉藏人民的利益，帮助西藏人民发展进步，而绝不会伤害西藏人民的利益。帮助西藏建设，是中央人民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一点你们完全可以放心，更不用害怕。后来，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在致达赖喇嘛的信中，再次重申了这一政策。信中说：“帮助西藏地方政府及僧俗人民进行工商业及其他有利于人民的建设，是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确定政策。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遵循着这一政策，因为这是符合西藏僧俗人民的愿望和祖国利益的。”〔4〕
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周恩来亲自到代表的住地北京饭店去看望，与代表共进晚餐，沟通感情，消除隔阂，缓和紧张气氛，使谈判能继续进行下去。有一次，周恩来还请参加过1949年国共北京和谈的张治中、邵力子等前国民党政府代表与西藏代表见面，他们以自身经历对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进行开导，说服他们以国家统一、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为重，来对待和谈中出现的各种分歧。张治中真诚地对阿沛等人说：“现在，除台湾和西藏而外，全国都已解放。昌都战役之后，解放军已经过了金沙江。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怎么可能不向西藏进军？不到拉萨？我真心希望你们接受北平和谈破裂的历史教训。说服你们的政府，积极响应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召唤，让人民解放军唱着歌、而不是开着炮进军西藏，把五星红旗插在喜马拉雅山上，让我们伟大的祖国，实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团结、大统一。”
张治中等人的一席肺腑之言，使阿沛等人深受启发。在周恩来的耐心教育和热情开导下，双方代表经过激烈的争论、艰苦的谈判、坦诚的协商和友好的交往，终于达成协议，取得圆满结果。最后签订的协议中明确规定了如下内容：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的关系，噶厦政府已经指示谈判代表，班禅问题不能谈，西藏内部的问题回西藏解决。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李维汉明确表示：西藏的其他问题可以回西藏解决，但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关系，必须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过问，必须在这次的谈判中妥善解决。
在中央代表的坚持下，双方开始讨论西藏内部的问题。这里的焦点也是两个：“一、承认不承认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合法地位；二、怎样恢复班禅固有的地位和职权。
西藏代表提出，现在的十世班禅未经合法的认选程序，未经金瓶掣签，是汉人选定的，他们不予承认。他们说：西藏现有两位候选灵童，待和谈结束，局势稳定，把几位候选灵童都请到拉萨，按照惯例，占卜考核，金瓶掣签，最后请中央人民政府审核批准。
中央代表认为，十世班禅是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批准的，具有合法性，应该予以承认。如果否定已经认定的活佛，另选灵童，不利于西藏内部的团结与稳定。
这些问题亦争论了很久，一直得不到解决。这时，周恩来又同阿沛和其他代表亲切交谈。周恩来指出：达赖和班禅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历代达赖和班禅的关系是很友好的。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失和，是英帝国主义挑拨离间造成的，清朝政府和北洋政府实施错误的政策，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应该把一切仇恨集中到帝国主义身上，集中到腐败的清朝政府和北洋政府身上。我们自己再不应该纠缠过去的历史旧账。周恩来说：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全国各族人民都要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亲密地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西藏民族内部也要加强团结，尤其要搞好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的团结，这样才能有利于西藏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在周恩来的耐心说服和亲切指导下，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
关于达赖与班禅的关系，协议有如下规定：
“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的地位和职权。”〔5〕
此外，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对于在统一的大家庭里，西藏如何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如何实行社会制度的改革；如何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寺庙；如何将藏军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怎样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等问题的谈判，开始时也分歧较大，并发生了激烈争论。每到这种关键时刻，周恩来不但指示李维汉等中央代表认真听取西藏方面的意见，充分考虑他们意见中的合理因素，而且亲自同阿沛等人交谈，以平等的态度进行友好协商；遇到不同意见时，耐心地进行解释，讲清道理。周恩来对李维汉说：我们这次同西藏方面的谈判，不同于当年同国民党代表的谈判，国共两党是两个对立的政党，代表着两个不同的阶级，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次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的谈判，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毛主席说，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要商量着办。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诚待人，平等协商，充分尊重西藏朋友的意见，绝不能以势压人，强加于人。
根据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方针和原则，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经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共同努力，加上班禅方面的积极配合，终于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通称《十七条协议》。1951年5月2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下，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
当天下午，毛泽东即召见李维汉、张国华等人，听取汇报。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哇，你们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之后，特别叮嘱李维汉、张国华：“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6〕毛泽东提出的“慎重稳进”的思想，成了党指导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5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阿沛等和谈代表和班禅一行。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等领导人。当晚，毛泽东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协议》的签订。阿沛·阿旺晋美和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等人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应邀出席，充分说明了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西藏人民的亲切关怀。毛泽东在宴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