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的另一基本保证，则是双方关于派遣苏联专家来华问题协议。这个问题也是在周恩来的直接推动下解决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1950年3月6日，周恩来即致电李富春、王稼祥，希望尽快签署专家协定。3月18日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王稼祥、伍修权电，指出：“关于中苏专家协定条文，不必再争，即照苏联政府所提条件办理。我们由此取得经验，加紧学习，谨慎工作，以便第二年精简专家，亦甚有利。”〔28〕周恩来深知“中国不仅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拿文化水平、技术水平来说，“我们的技术、文化水平是低的。”〔29〕各类建设人才匮乏。比如，鞍钢当时的制造部包括现在的机修总厂、中板厂，轧辊厂和铸管厂等，只有“一名工程师和两三名技术员”，“技术人员少得可怜。”〔30〕从全国范围看，“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比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小得多，同时在质量上也要低得多。”〔31〕为适应我国建设的急需，所以周恩来一再催促尽快就派遣专家问题同苏联达成政府间协议。
1950年3月27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使派遣专家的工作从双方原则同意到切实可以操作施行。中方全权代表是王稼祥大使。该协定共9条，对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均给予周到的规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政府将根据苏联专家之程度，“交付苏联政府每个专家每月1500～3000卢布，以补偿苏联机关或企业由于派遣自己的专家出国而受到的损失。”〔32〕这也就是后来周恩来有“为着花钱学乖，学本事”〔33〕一语的由来。实际上，这接近于国际上通行的购买智力资源的做法。
周恩来一直认真履行双方签署的专家协议。他总是尽力给苏联专家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以使其安心在中国工作，把科技知识传授给中国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1950年苏联专家组来华后，其总负责人阿尔希波夫等曾就在华苏联专家的待遇问题提出过具体意见。该意见通过苏联驻华使馆送达我外交部苏欧司。苏欧司对此有一复照，题目是《关于苏联专家待遇问题》。周恩来仔细审阅后，批示“照发”。〔34〕这样，中国方面给来华苏联专家的照顾更加周到，使苏联方面很满意。
为了让来华苏联专家对当时中国国内的方方面面情况有所了解，以便他们更好地工作，1950年12月9日周恩来批准《关于加强专家工作的几项具体办法》。其中规定：(一)每月由周恩来等分别向专家作一次关于中国政治情况和各项政策问题的报告。(二)将政府的各种政策性文件，编译成俄文供专家参考。(三)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专家工作汇报会。〔35〕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国务院成立了外国专家局，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型工业企业都成立了专家办公室，妥善地协调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正由于此，苏联专家和中国技术人员，工人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我国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根据长春汽车制造厂、沈阳机床厂、鞍山钢铁公司等大型企业所存的专家档案材料可以看出，苏联专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他们的建议得到了充分重视，并认真加以落实。查1954年11月中至12月末的原始记录，鞍山钢铁公司20多位苏联专家提出了两百多条建议，内容涉及选矿、化工、炼铁、动力、中央试验室等各个方面。从原始记录看，大部分建议都得到了落实。〔36〕
“在中央建筑工程部直属公司，从1954年1～8月，苏联专家共提出各项建议1400件。从挖土工程到屋面工程和各种安装工程，每个工序都得到了专家的及时指导”，“由于苏联专家的热情帮助，”使建设“能够按国家的全面要求进行”。〔37〕
利用大批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特殊机会，周恩来严肃地要求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抓紧时机向专家学习。他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大批科学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向现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学习，把他们当作导师来利用，而不要当作普通工作人员来利用。在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156项企业的建设和生产过程中，有系统地组织大批技术人员研究和掌握其中的新的技术原理，并且加以迅速的传授”〔38〕
1952年8～9月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时，周恩来对苏联来华专家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向斯大林说，苏联专家给中国“带来了很大好处”。〔39〕同时还表明了增派专家的愿望。
1950年～1959年苏联专家来华情况如下：
年度经济专家科教文卫专家总计
1949～1951〕5〔25〕1〔96〕7〔21〕
1952～1953〕〔10〕〔19〕2〔33〕〔12〕〔52〕
1954～1955〕〔19〕〔73〕4〔34〕〔24〕〔07〕
1956～1957〕〔39〕〔74〕7〔80〕〔47〕〔54〕
1958～1959〕〔22〕〔86〕3〔72〕〔26〕〔58〕
从上表可以看出，1956～1957年来华专家最多，而这时，156项的实施也正紧。
苏联专家来华问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限于篇幅在此不再展开。
综上所述，周恩来在“一五”计划建设时期，在为争取苏联援建156项大型企业项目的外交活动中向后人昭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这主要是：
(一)打开国门求发展的发展观
对外开放，在与外界的交流中求国家的发展。这是现代国家走向进步强盛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也是周恩来的一贯主张。新中国诞生后，50年代，周恩来就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引进156项大型工业企业项目的方案(这当中自然包括中共中央集体决定的意见)，并从开展对苏联外交工作开始，积极组织落实。在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方面做了奠基式的工作。这是对外开放打开国门求发展的具体实践。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严重对抗的冷战环境下，当时的开放还只能是对苏联和东欧开放。正如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所说：“我们建国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对外开放，只不过是对苏联东欧开放。”周恩来关于打开国门求发展的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它为邓小平所继承和发展，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国际形势已出现新的变化，由两极对抗走向多极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为我们扩大开放在与外界交流中求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我们应当进一步发扬周恩来这一思想，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二)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观
在156项大型企业项目立项签约及后来实施落实的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坚持平等互利的外交对等原则。坚决主张156项弓引进的过程，是中苏两国之间互相支持，友好互利的过程，决不是单方面的援助，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原则不被损害。为此，他推动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用我国的农产品和稀有金属矿来交换苏联先进的工矿企业设备或偿还贷款。双方交换的价格则完全根据当时世界市场的价格。
在争取156项大型企业项目立项谈判的阶段，我们队伍内部曾出现一种有害的糊涂观念。这些同志认为：“现在，我们革命胜利了。如果说我们的兄弟国家重工业有基础，让他们搞重工业，我们搞轻工业。”〔40〕周恩来狠狠地批评了这种既天真又糊涂的有害观点。他指出：“发展重工业，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工业化。”〔41〕他反复强调，实现中国国家工业化，“这是不可动摇的。”〔42〕他强烈地反对上述糊涂观念中所隐含着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际分工论”。周恩来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之间也应遵循独立自主地发展的原则。“那种以为不必建立我国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43〕事实证明，周恩来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观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156项大型工业企业项目谈判成功，是建国初期周恩来对苏联外交的光辉一页，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50年代初，周恩来对此曾作过这样的说明：“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和改造的重大工业建设项目约有600个，大家知道的苏联协助我国建设的141个(后来增至156项——引者)项目就是其中的骨干。在这些项目中，有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有色冶金企业、煤矿企业、石油企业，各类重型机械制造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飞机制造厂、电力站、化学工厂等。这些建设项目的完成将使我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使我们可以自己生产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采油设备、锻压设备，自己生产汽车、火车头、拖拉机、飞机，并且将使我们有新的工业区域和工业基地，使我国目前工业分布上的不合理状态开始发生变化。”〔44〕的确，156项大型企业项目的完成所起的奠基作用，影响是深远的。周恩来在与此相关的外交活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注释：
〔1〕参见薄一波《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92页。
〔2〕〔3〕〔29〕〔31〕〔38〕〔40〕〔41〕〔42〕〔43〕〔44〕《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80页、第180页、第160页、第233页、第238页、第158——159页、第158一159、288-289页、第158-159、288-289页、第158-159、288一289页、第180-181页。
〔4〕〔5〕〔7〕〔28〕〔3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47、254、255页、第247、254、255页、第256页、第29页、第104页。
〔6〕〔27〕《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第298页、第299页。
〔8〕〔9〕〔10〕〔11〕〔23〕〔24〕〔25〕〔26〕〔39〕俄罗斯《近代史》杂志，1997年第2期，阿·列多夫斯基《1952年8-9月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速记记录)(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5期)。
〔12〕〔14〕〔15〕〔16〕康·伊·科瓦尔《1953年斯大林与周恩来在莫斯科，1954年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在北京的会谈》，苏《近现代史》杂志1989年第5期。科瓦尔曾经任苏联外经贸委主席。据该文披露，周恩来还向斯大林提出援建两个露天煤矿，建设发电量为470万千瓦电厂等项目。
〔13〕刘英《忆张闻天出使莫斯科》(《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二辑)。
〔17〕1954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第1版。
〔18〕〔19〕《斯大林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马贵凡译《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7期；原文见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编辑出版的《国际冷战史研究通讯》1995年一1996年，第6-7期。
〔20〕〔21〕〔22〕《中苏两国政府间贸易协定》原文，藏外交部档案馆。
〔30〕元东洙《鞍钢人的回忆》第〔90〕148页。
〔32〕《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第4条。原件藏外交部档案馆。
〔33〕见周恩来《认真向专家学本事》一文。
〔34〕原件藏外交部档案馆。
〔36〕《苏联专家建议登记表》鞍山钢铁公司1954年11月一12月。鞍钢档案馆藏档案号907-2。1—〔60〕。
〔37〕《在施工中应认真贯彻苏联专家的建议》1954年10月5日《吉林日报》社论。
吴冷西：周恩来在四年调整时期的重大贡献
一
四年调整时期(1961年至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新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重大转折。周恩来在这关系我国国民经济盛衰的关键时刻，同当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作出了永铭人心的卓越贡献，为国民经济经过“大跃进”的挫折而恢复发展，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从1958年南宁会议开始的“大跃进”，连续3年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损失。1958年底开始的调整工作因庐山会议而中断，同时正在掀起的国际反华浪潮又迫使我党中央不得不以大部分精力来对付。
1960年7月，国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鉴于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即开始酝酿进行调整，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六字方针。周恩来在讨论这个方针时，采纳了“巩固”和“提高”，把“整顿”改为“调整”，还增加一项“充实”，这样就形成了八个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方针。周恩来在他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解释：“整顿”含义不如“调整”确切，也易于为人接受；大跃进中搞了许多大架子、空架子，需要加以“充实”，不只是“巩固”和“提高”的问题。当时，正值苏联宣布毁除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合同，撕破一切协议，撤回全部在中国协助工作的专家。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争论也正在激烈进行。中苏关系处于严重恶化之中。因此，在1960年夏季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按会议要求，周恩来还就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苏两党关系作了一个详尽的报告。
但是，无论如何，作为调整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毕竟在周恩来主持下提出来了。
二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是在1960年11月全世界八十一党莫斯科会议就共同声明达成协议之后举行的。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分析形势时一致认为，由于莫斯科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终于达成协议，中苏关系至少可以缓和一个时期，我党中央的工作重点，应从国际问题转移到国内问题。因此，这次全会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汇报八十一党会议情况和分析外，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已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中央常委已确定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今年应当是大战役后大休整的一年，要通盘考虑全面调整，至少今明两年内要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济工作如此，其他工作也应如此。因此这次全会集中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批准了这个计划和这个计划中提出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毛泽东讲话时肯定调整方针，并提出1961年为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也才能方法对。
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组织调查组去农村调查研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纷纷下农村，去工厂，进行广泛、细致和系统的调查研究。中央多次开会讨论，会后形成了调整各方面工作的一系列文件草案，《农业60条》、《工业70条》、商业40条》、手工业35条》、高教60条》、科研14条》以及根据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意见而后来形成的《文艺8条》等等。
但是，中央决定的调整方针和各项政策，贯彻执行中进展缓慢，干扰和阻力很大。主要原因是党内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情况不明、思想不通、决心不大，总想搞多一点，搞快一点，或者总想少退一些，迟一些再退，拖延观望。他们对于中央下达的调整文件，有的置之不理，自行其是，或者各取所需，大打折扣，有的甚至不传达、不讨论、不执行。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于在调查中发现的这种情况十分重视，经几次讨论，决定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省、地、县(团)四级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着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以贯彻调整方针。
三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62年1月举行，参加的有七千多人，通称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在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既肯定了成绩又指出了失误，着重批评妨碍纠正“左”的错误、贯彻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分散主义倾向，并代表党中央政治局作自我批评，承担大跃进年之中“左”倾错误的主要责任。他明确指出，在中央已经提出纠正这些错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后，全党当前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决定的方针政策，坚决反对妨碍落实这些方针政策的分散主义倾向，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也作自我批评。他声明：1958～1960年这3年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主要责任应由他承担。他着重讲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批评各级党组织中缺乏民主，书记说了算，并严厉提出他偏要摸那些屁股摸不得的“老虎”。他号召分组召开“出气会”，对中央和省委提意见，像竹筒倒豆子那样交心见面。七千人大会出现了坦诚相见、热烈感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新高潮。因为实际上对中央的意见，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时已提得差不多了，这时主要是各县委对各省委的意见。
周恩来在2月7日讲话。他首先作自我批评。他说这3年中的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委负有很大责任。有关国家计划和政策的文件，许多是国务院提请党中央批准的，国务院负有主要责任。他以“四高”、“三多”为例加以说明。“四高”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调出，国务院应负主要责任。“三多”是计划变动多、基建项目多、权力下放过多，国务院也应负很大责任。至于有些政策性文件，未经中央批准而擅自下达，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则应负全部责任。
周恩来具体举例说明自己的错误。一个例子是他在1959年8月人大常委会上汇报政府工作时，说过农业每年增产10%就是跃进，增产15%就是大跃进，增产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20%是跃进，增产25%是大跃进，增产30%是特大跃进。周恩来说，他提出这样的增产幅度，本意是想说服那些认为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才算大跃进的同志，但无论农业或工业，那样大幅度的增产是根本不可能的。周恩来说，美国在过去100年中，前50年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20%，后50年为1.1%。美国从年产十几万吨增加到年产1000万吨钢，用了28年(1872～1900)，我国只用了10年(1949～1959，1958年产1070万吨不能算数，当年好钢不到850万吨)，已经是很高的速度了。大跃进中“欲速不达”，1960年硬要年产1800万吨钢，1961年还要生产900万吨，结果今年计划只有降到750万吨。“以钢为纲”，结果挤了其他产业，破坏了综合平衡，也损坏了本身生产设备，难以为继，结果不得不掉了下来。这是我们违反客观规律的结果，是对我们的惩罚。
周恩来还举另一个例子说明他自己犯错误，那就是权力下放过多。他说他曾号召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产值超过农业总值，形成多个工业体系，他亲自起草文件，重工业下放76.5%，轻工业下放85%，财权也下放许多，造成了很大的恶果。他身为一国总理，困难时连1000吨钢也调不到，真是自食其果。
周恩来说，由于“四高”、“三多”给许多同志造成很大压力，伤害了许多同志，我乘此机会向大家道歉。
周恩来出自肺腑的自我批评，极大地感动了到会同志。
周恩来指出，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加上自然灾害，目前全国经济困难非常严重，农业大大减产，轻工业生产自1960年起下降，重工业硬撑到去年也不得不往下掉，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不少农村饿死人，城市供应严重短缺，浮肿病在蔓延。我们必须全党动员，尽最大努力克服困难。
周恩来在讲话最后提出克服困难的八大措施，即：坚决压缩城镇人口、争取农业首先是粮棉油增产、努力增加工业特别是人民生活用品工业的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全面彻底清理仓库物资、严禁走后门和搞好市场供应、坚决偿还外债并履行外援合同、建立新秩序和新风气。其中最关键的措施是压缩城镇人口，1961年压缩1000万人，1962年上半年还要压缩700万人。
七千人大会总结了3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纠正“左”的错误的方针政策，尽管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左”倾指导思想，但毕竟是我党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长征”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全党干部中为继续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只是因为当时大家议论中心是民主集中制，加上当时对困难的估计仍有不足，中央决定的有关调整的方针政策，周恩来讲话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八大措施，没有具体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四
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地贯彻调整方针，继续分别研究各部门的工作。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即通称的西楼会议)在2月下旬分别听取财经部门的汇报，发现4年(1958～1961年)财政收支不是像过去说的那样收大于支，结余39亿元，而是支大于收，结余是虚假的，实际财政赤字达270亿元。由此，政治局要求各部、委进一步弄清情况，如实向中央报告。经过紧张而认真的摸情况，摆事实，作比较，终于发现当前的经济困难比过去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陈云根据他缜密的调查研究，首先在他主持的中央财政经济小组中，继而在政治局会议上，尖锐地提出：要如实地正视当前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和克服这些困难的难度，同时也要看到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和争取较快克服这些困难的可能。要考虑到农业恢复需要时间，现在的计划和摆开的架子要放下来，硬撑着等恢复不是办法。出路只能是城镇减小、全力保证农业增产、保证市场供应、按短线产品安排计划。
周恩来大力支持陈云的意见，他强调退要退够，要退到可靠的阵地上，站稳脚跟，着力调整，然后再向前进。因此要对原计划作大幅度的调整。他将陈云提出的办法概括为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周恩来提议，请陈云和李富春把严重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向中央党政军机关高级干部讲清楚，进一步统一大家对形势的看法，以便首先在中央机关全面落实调整方针，政治局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提议。于是有2月26日在国务院小礼堂举行中央各机关党组成员的高干会议，这个会议对陈云的报告，反应热烈，掌声雷动，前所未有。
3月间，政治局在听取中央各部委党组讨论上述3个报告的情况汇报后，对他们提出的意见进行议论。各部委意见中主要有两个问题争论较多：一个是目前时期应称调整时期还是称恢复时期，这关系到对八字方针的理解和执行；另一个是恢复农业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有的认为需要3年到5年，有的认为需要5年到8年，这关系对调整的信心和成效。
陈云本来体弱多病，几个月来主持调整工作日夜操劳，又病倒了，3月初即赴南方休养。调整工作由周恩来代为主持。周恩来综合大家意见，提出很有说服力的看法。他说，关于第一个问题，看来以称调整时期比较适当。因为八字方针领头两字就是调整，九中全会决定也是讲调整，七千人大会更称当前为调整时期，没有必要改称恢复时期，以免国内外产生误会。但是这个时期的工作内容，实质上是恢复，关键是农业恢复。可以这样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0年农业各项实际产量都比1957年下降很多：粮食下降26%，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棉花下降35%，相当1951年水平；油料下降50%，为1949年水平以下；生猪存栏数下降56%，比1949年还差。由于农业减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从1960年起即连续3年下降。重工业则增长过快，1960年比1957年增长两倍多，不仅破坏了工农业生产的平衡，农业养不起工业，也破坏工业内部的平衡，轻工业供应不了过度增长的城镇人口。我们实际上干的是损农促工，这样的比例失调是难以持久的。重工业在1961年也大幅度下降了，1962年钢产量计划指标只好降到870万吨，约等于1958年生产的1070万吨中的好钢。因此要全力支援农业恢复，还要恢复因“以钢为纲”被挤掉的其他工业部门。当然，不是所有产业行业都是恢复，有的还得减产，短线产品还要增产。所以称调整时期是适当的，有利于贯彻八字方针。
刘少奇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并认为：我国当前经济困难严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工作搞得不好，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可以说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危机之中。这是非常时期，只有采取非常措施才能克服经济困难，渡过经济危机。刘少奇说，看来我们在七千人大会时因情况没有完全摸清楚，对经济困难估计不足。现在进一步了解情况，过去的估计可以改变，也应当改变；采取的措施也要相应的加强。对情况的分析，估计得严重一些，利多弊少；估计不足，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弊多利少。宁可估计得严重些，将来实际证明没有那么严重，岂不更好。现在就怕估计不足，决心不大，措施不力，结果误了大事。刘少奇说，根据毛主席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过去1年中，我们对情况逐步明了了，应当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抓紧调整工作，不能再耽误宝贵的时机。
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意见，得到在京政治局委员的一致赞成。会后，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一起，于3月中旬起程从北京飞武汉，向在那里休息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政治局会议的意见，并批发了陈云和李富春、李先念的3个报告。
五
根据西楼会议的决定，中央财经小组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重新修改了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解决工农业间和工业内部比例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非常措施，以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
刘少奇于5月初起接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方案。会上李富春、李先念、姚依林和邓子恢分别作了计划、财政、工商业和农村工作的专题汇报。谢富治和林枫也分别就公安和文教问题发言。
5月11日，周恩来综合会议上的发言，作了长篇讲话。
周恩来说，经过这1年多的实践，证明毛主席在九中全会提出大搞调查研究，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是非常及时、正确的。
周恩来说，要做好“情况明”不容易，是逐步认识的。现在可以说，我们对困难发展的趋势是看清楚了，即在10年中有5年是调整时期，主要指恢复。这一点在高级干部中绝大多数人看法比较一致，但各人所处的具体情况不同，还不能说完全清楚了，预料不到、估计不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把困难说够，甚至讲得过头一点，没有什么坏处。领导者一定要从最坏的情况出发，这是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1945年延安七大时毛主席讲了十几条可能出现的困难，叫大家作最坏的思想准备，后来实际上没有出现那么多困难，不是很好吗！我们讲困难，不是为了吓人，而是为了战胜困难。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不是共产党人，我党是在不断克服千难万苦的战斗过程中逐渐壮大、坚强，直到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新中国。从我个人体会，对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居多，因而工作中经常陷于被动应付。主观上应努力争取快点克服困难，但具体工作安排上应准备可能慢一些才能克服。各部门的领导同志要对干部多做思想工作，使他们了解全面，争取快，准备慢。
周恩来又说，领导决心来自情况明，情况明了决心才能大。中央对调整工作的决心是大的，去年九中全会时是大的，去年9月庐山会议时也是大的，今年七千人大会也是大的，现在经过2月西楼会议，决心更大了。拿减少城镇人口这个问题来说，去年1年减少了1000万，今年开始准备上半年减700万，3月决定减1300万，现在决定减2000万人。这是史无前例的，表明中央决心非常大。中央这个决心，要通过各级党委做思想政治工作，变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决心。
周恩来还说，现在中央财经小组想了克服困难的一些办法，提出了若干调整国民经济的非常措施，但可以说还很不够，还要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只要我们领导者把情况说清楚，广大干部和群众会想出许多办法的。
周恩来在讲话中回答会议中有些同志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七干人大会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现在又说过去对困难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似乎前后有些矛盾，应如何看待，如何解决。
周恩来说，一般说最困难时期已经渡过，这是可以的，这主要是指去年1年中，中央下大力进行调整，已重新制订许多方针政策，以纠正3年大跃进中诸方面的“左”的错误。这是争取经济情况好转的基础。但是当时的确没有发现还有最近3、4个月中发现的那些严重的困难，如4年财政收支不是有39亿元结余，而是有270亿元赤字，从而导致通货膨胀，仅去年就多发了60亿元票子。现在的情况是经济困难尚未见缓解。
一是今年粮食产量能否完成3000亿斤(1957年年产3900亿斤)的指标不容乐观，因为各地报来的情况已肯定减产300亿斤。
二是不少省的灾荒造成的后果没有消除，有些地方仍有饿死人的现象。
三是中央今年计划征购粮食736亿斤，各省报来的不到700亿斤，差额30亿斤，相当于供应1000万城市人口的1年口粮。
四是城镇口粮供应仍然不足，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粮食人均(包括工业用粮只有381斤，经常需要423斤)，分配到个人，机关干部每月人均只有2.4斤左右。城市中浮肿病在增加。
五是去年进口粮食不足以补充挖空了的库存，今年进口主要用于救灾。
六是棉花生产预计不会增产很快，因为粮田挤了棉田。城镇每人棉布定量供应只能保持3尺。
七是城市猪肉供应，已从过去每年30亿斤降到10亿斤，只能维持目前的低水平供应。
周恩来说，以上主要是从农业方面来说的困难，而农业是基础，农业困难没有缓解，其他困难，尤其在城市、在工矿区，就难以好转。从这些方面说，不能认为最困难时期已经渡过。
周恩来强调说：当前时机是紧迫的，条件是成熟的，我们再也不能犹豫不决，该退的一定要退够。最紧迫的措施，关键是坚决减少城镇人口。中央决定减少2000万人口。这是釜底抽薪。大批基本建设项目要下马，工矿企业要关闭一批、停产一批、合并一批、转业一批，即使伤筋动骨，也在所不惜，为的是全力支援农业恢复，否则没有出路，不可能渡过困难，不可能争取好转。
刘少奇赞成周恩来的意见，他说减少城镇人口两千万是很大的决心，两千万人减下去了，最困难时期也就渡过了。
就这样，5月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进一步调整的方案。
六
1962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建议召开的。这个会议没有开全体大会，只开小组会议，但主要问题在中心小组讨论，中心小组由毛泽东主持，除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外，还有各大区书记、中央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这次会议本来的议题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工业支援农业等问题，但为了落实调整方案(包括减少城镇人口、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关停并转一大批工厂企业等)，中央工作会议还套了一个城市工作会议。
但是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在中心小组接连发表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多次讲话，会议逐渐就转到以反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为主要内容。这次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以及其后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8月26日至9月23日在北京举行)和十中全会(9月24日至9月27日)都是沿着这条路线发展的。周恩来参加中心小组的会议，中心小组不开会时就主持城市工作会议。
北戴河会议大批“单干风”，主要是批评邓子恢主张推广安徽实行“五统一”下的“责任田”制度(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批评田家英去湖南、浙江调查后认为“包产到户”在特别困难的地方不失为渡过困难的有效办法，也批我主持的新华社《内部参考》刊出介绍“包产到户”的材料过多。
所谓“翻案风”，是指彭德怀在6月间给中央的申诉信，信中认为中央在庐山会议上对他的批判和结论是不符合事实的，要求重新审查，作出正确的结论。经毛泽东在中心小组提出，会议对彭德怀大加批评，其后在十中全会及其预备会议上尤其激烈。
至于所谓“黑暗风”，按毛泽东的说法，是指对形势的估计，说当时有一股只许讲形势一片黑暗，不许讲形势有一点光明，丧失信心，前途悲观。工作会议各组大批“黑暗风”，自然影响城市工作会议落实调整措施。我和田家英除参加中心小组外，也参加城市工作会议，因为周恩来要我们去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根据中央已经批准的方案，城市工作会议要具体落实到每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方案主要是：
(1)城镇人口减少2000万人。
(2)基本建设项目，投资从1960年的384亿元减到1962年的67亿元，开工项目从1960年的1800项压缩到1962年的1000项。
(3)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1962年比1961年降低5%～20%。现有6万多个工厂企业，保住一批，缩小一批，合并一批，转业一批，关闭一批。
上述主要方案，在当时北戴河刮起的大批“黑暗风”的浪潮下，受到很大冲击。城市工作会议上，不少同志认为中央在2月会议和5月会议上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把困难说得过多，因而提出的措施过多。许多地方和部门纷纷要求城镇人口少减一些，基建项目少下马一些，工厂企业少关停并转一些。有些同志认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非常措施对我国国民经济“伤筋动骨”、“大伤元气”，有的甚至不指名地责备主持调整工作的周恩来。
周恩来在会上反复解释中央为什么采取这些非常措施。
他指出，3年大跃进中我们(包括中央在内)只想快些多些，没想好些、省些，长期不觉悟，问题积累越来越重，以致非下最大决心调整不可。
基本建设战线确实太长了。1957年基建投资只有100亿元左右，1958～1960年基建投资共达1112亿元，年均278亿元。
施工项目，1957年只有900多项，1960年达1815项。
工厂企业增加太多，职工人数3年内增加3000多万人。
许多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劳动生产率下降30%。城镇人口，1957年只有9900万人，1960年增加到1.3亿人。周恩来指出，过去几年，工业大踏步向前发展了，而农业却大踏步向后退了。以粮食为例，1957年产粮3900亿斤，1961年只有2800亿斤。今年计划粮食产量为2900亿斤，即使完成计划，也不足供养1.2亿城镇人口，甚至即使恢复到1957年的粮食产量，也负担不了目前城镇人口的正常供应。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严酷现实。
周恩来说，中央决定上述3项措施，确是非同寻常。有同志说是“伤筋动骨”，实际上确是“伤筋动骨”，因为整个架子太大了，我国的物力、财力承受不了，只能卸架子，只能“伤筋动骨”。砍那么多基建项目，关停那么多工厂、企业，岂止是“伤筋动骨”，每砍一刀都是血淋淋的呀，因为这些都是用人民的血汗钱建设起来的呀！你说中央就那么忍心，就那么狠心？这是从全局着想，迫不得已的呀！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被压垮，我国将会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地衰败下去。不调整，不采取非常措施，犹豫拖延，就会坐失时机，拖垮我们的国家，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周恩来在城市工作会议中，坚持原则，维护中央决策，有若中流砥柱，坚如磐石而又耐心说服，理情兼备，令人十分感动。
在北戴河，我和田家英在旁听城市工作会议时，耳闻目睹各种不同议论。对中央决策，尤其是减少城市人口、基建项目下马、关停并转相当部分工矿企业，有赞成的，有怀疑的，也有反对的。特别是有关本城市、本部门的，好些同志是讨价还价，最差的甚至断然拒绝；有的甚至乘反对所谓“黑暗风”之机，责备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替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小组工作的周恩来，只差没有公开点名，但人们一听便知是针对谁的。我和田家英深感有些同志对中央态度不正确，对总理极不公平，很是愤慨，但在会上不便发言。有一天晚饭后，我同田家英(还有梅行)议论此事时有如鲠骨在喉，不吐难受。于是打电话给总理秘书许明，要求面见总理。周恩来刚在白天参加意见纷纭的会议，夜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但很快就把我们叫去了。我们向他诉说城市工作会议上空气不好，有些同志发言极不正常，不顾大局，特别是有的同志在2月西楼会议和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赞同中央决策的，现在又反悔埋怨，甚至影射周总理，说话非常难听。我们说着说着就流泪，担心中央决定的非常措施落实不了。我们认为这些同志对国家大事如此轻妄，怎么得了。
周恩来一面安慰我们不要激动，一面又严肃地对我们说，非常措施是中央会议决定并经毛主席同意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执行这些措施涉及各方面的实际利益，难度很大，有同志一时想不通是可以理解的，这要耐心说服，稳妥帮助。他深有感慨地说，1959年春调整时，我身为一国总理，竟然连调1000吨钢也做不到。现在又遇到这么大的阻力，可见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不容易。现在证明七千人大会十分必要，但只靠一次大会，虽然开了一个多月，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他很激动地对我们说，过去指挥千军万马，有时为了全局的胜利，不惜牺牲局部，军令如山倒，成千成万的战士，视死如归，慷慨捐躯，没有遇到像现在和平建设时期做调整工作这样困难。但是，你们可以相信，中央是坚持原则的，议而有决，决则必行。我已同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谈过，抓阶级斗争不能影响调整工作，毛主席也表示赞成。
这次谈话一直到深夜，我们在门口向总理告别时，田家英还热泪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