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天以后，周恩来8月17日在中心小组发言时，一般表示同意毛泽东讲的阶级、形势、矛盾的意见，着重谈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说，关于形势，有一个时期把困难现象，说过了，但主观上是积极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客观上可能影响一些同志把形势看成漆黑一团。当然，许多同志仍然是信心十足，鼓足干劲的。这一点可以从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形势的宣传要点后绝大多数同志反映很好来证明。中央各部委同志工作都很努力，没有泄气，想方设法完成中央提出的任务，而且措施得力，见效也快，效果比预期的好。
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过程中插话说，调整工作是见效的，大家是有信心的。
刘少奇也插话说，据最近统计，今年上半年减少城镇人口的任务已经完成，减轻了粮食供应的很大负担。过去强调困难严重，因此大家才下决心减人。
七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后，接着就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它的预备会议。
预备会议历时近一个月(8月26日至9月23日)，批判“三风”比在北戴河有过之无不及，也继续修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文件。在这期间，周恩来会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分别跟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商量，逐一落实中央决定的非常措施，其中反复商议较多的是商业问题(主要是粮食、棉花、油料、肉食的购销、征调以及日用品的供销等问题)。
到了八届十中全会正式会议(9月24日至9月27日)，毛泽东在讲完全会议程后又一次更系统地讲了阶级、形势、矛盾三大问题。其中关于形势问题中，他讲了抓阶级斗争和抓调整工作的关系。因为在北戴河会议将结束时，刘少奇提出：阶级斗争问题是否不要联系那么密，有些问题可以就事论事，不上纲上线。当时没有定论。
在这次全会开幕时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切不可以因阶级斗争妨碍调整工作，请各地区、各部门务必注意。要记取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当时抓了党内斗争而抛开了工作，反右而不反“左”。这次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平行，但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已成立两个专案小组审查两个“翻案”(即彭德怀和习仲勋两冤案)的问题，不要使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大部分时间放在工作上，指定专人对付阶级斗争，如公安部门。阶级观点很重要，但要抓工作，而且要抓紧。庐山会议本来不应当受干扰。当时及其后，我们还受帝、修、反的干扰。其实我们应当不受任何干扰，无论党内外、国内外的干扰都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要努力做好调整工作，争取明后两年恢复农业。全党要团结起来，要团结包括犯过错误的所有同志。犯过错误的同志要改正，站到马列主义方面来，中央路线方面来，我们就好合作。
刘少奇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对待困难的三种态度：一是坚决克服困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被困难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利用困难向党进攻，这是反动的。刘少奇还说，今年5月会议，对困难估计多一些。如果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估计困难多一些不要紧。如果动摇，就很不好。现在看来，困难有多大，不过如此。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好转了。在刘少奇讲话过程中，毛泽东插话说，被困难吓倒，暂时动摇，提过建议的是思想认识问题，不能说是搞修正主义。至于未经中央同意就到处宣传包产到户，那是违反纪律问题。不是到处宣传，只在党内提出意见或建议，这是允许的。毛泽东这段插话，我当时理解，毛泽东把在北戴河会议中心小组内被他点名批评的田家英，同邓子恢加以区别。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意见，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后来毛泽东并没有要田家英作检讨，田家英也没有主动作检讨。当然，即使这样，批判邓子恢搞“单干风”也是错误的。
周恩来在9月25日下午讲话，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讲话和即将提交全会通过的文件和决定。他谈到形势时说，5月会议对困难估计过了一点，但工作还是积极的，信心十足、干劲十足的。强调困难不是否定工作中的成绩，这两年，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之后，做了大量的调整工作，而且收效很快。因此，我认为应当明确四点：(1)阶级斗争，如彭、习两案，已有专案组审理，调整工作不要受干扰；(2)反右必须防“左”，不要搞到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去，不要搞运动，这是庐山会议的教训；(3)要加强阶级教育，团结全党；(4)还有大量调整工作要做，要抓紧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周恩来这番话，简明扼要，针对性很强。可以说，在大刮反“三风”的那个时候，能这样直言不讳，实事求是的风格，深得大家称赞。
八届十中全会及其以前的北戴河会议，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和大批所谓“三风”，反映了党内“左”倾指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4年之后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密切相关。但是从当时的形势及其以后总的情况看，这对调整工作并没有构成重大干扰，中央领导同志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抓调整工作。只是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后来称之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多或少地影响各地的经济调整工作，加上1964年开始的“学术、文艺批判”，也为尔后的“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准备了条件。但是，无论如何，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坚持调整的方针，做了大量工作，使国民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1963年开始好转，1964年全面好转。
八
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上，作“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告：“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周恩来从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这4个主要方面，概括地列举4年来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巨大成就。
在农业方面，粮食、棉花、烤烟、甘蔗、猪、羊等主要农牧业产品的产量，都超过1957年的水平。1964年全国拥有的拖拉机数比1957年增长4倍，排灌机械马力增长12倍，农村用电增长22倍，化肥增长两倍多，农田水利建设成绩很大。
工业方面，1964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有很大增加。4年来主要工业产品品种增加了24000多种，产品质量普遍提高，有些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成本显著降低，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
商品供应状况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城乡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同1957年相比，1964年供应的猪肉、羊肉、蔬菜等副食品、都增长30%以上，机制纸、铝制品、搪瓷制品、自行车、收音机等主要日用品，都增长50%以上。
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也有了新发展。
周恩来指出，今后10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10年，我们要建设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还要在更长的时期内，进一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总的来说，在4年调整时期，周恩来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3年“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在关系我国是衰败下去还是中兴起来的重大战略问题上，坚持调整方针，不辞辛苦，全心全力，任劳任怨，既坚持原则，又耐心说服，措施果断又步骤稳妥，历尽艰难险阻，不折不挠，对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胜利完成，对国民经济较快地恢复和发展，起了关键性的重大作用。我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的这一伟大贡献。
(作者60年代曾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童小鹏 阮黄南 巩玉闽：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党和国家的巨大贡献
一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然而山洪一旦爆发，便难于扼制。因此造成了毛泽东个人和整个国家的悲剧。在这场运动中，党内高层有兴风作浪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也有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的始终存在；同时，毛泽东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地方上也有各种派别。但谁都说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进行“革命”。这场影响了亿万人的“大革命”，其复杂性超越了党的任何历史时期。
(一)“文化大革命”兴起的特殊性
“文化大革命”运动导火线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江青到上海同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筹划，背着党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的。通过《五·一六通知》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而在幕后指挥，由康生向他请示报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也没有参加。会议主要由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讲话，出席会议的张春桥、江青、关锋、戚本禹等还不是中央委员。林彪在会上把他和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制造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同志的冤案，联结在一起，诬陷他们是“反党集团”，要搞反革命政变。并大谈历史上的“政变”事件，以迎合毛泽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错误论调。当时毛泽东对此是肯定的，并批准将林彪的讲话印发到全党。根据《五·一六通告》还成立了新的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向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的书记处已被置于一边。使“文化大革命”合法化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更是仓促举行。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仅过半数。非中央委员的“文革”小组成员以及在北大贴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也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毛泽东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来指挥、左右会议的议程，政治气氛紧张、个人专断之风兴起。全会的最后一天，8月12日，毛泽东突然提议，增加一项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议程，并提出候选人名单。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是全部通过，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人扩大为11人。林彪排在毛泽东之后，成为接班人。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陈伯达、康生为常委。原来的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只为常委，副主席根本不提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打倒“彭罗陆杨”，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得到了确认。紧接着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一线领导刘少奇、邓小平便靠边站。这场运动对周恩来来说也是突然的。由于1965年底到1966年中，“文化大革命”发动的这一段时间，他一直忙于召开棉花会议、交通运输会议和植树造林会议，以及与有关方面研究长江水利工程建设问题；再加上他处理邢台地震善后工作后，又率党政代表团出访并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因此他甚至都没有全部参加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而6月份后半月都在国外访问。〔1〕这在客观上使他较少接触运动前夕的政治斗争。随着刘少奇、邓小平被迫靠边，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便被毛泽东推上“文化大革命”的前台，并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矛盾性
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就深入地思考了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便是这种思考的结果。“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毛泽东一方面鼓励和动员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起来革命，进行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要在“天下大乱”中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另一方面对于全国出现的严重混乱状况，毛泽东又设法加以约束，也认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保护了一些干部，要求夺权后实行“大联合”、“三结合”；工矿企业、农村生产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业余闹革命；人民解放军要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但是毛泽东这种在总体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又要在局部问题上纠正某些过火行为的做法，使扭转动乱的局面十分困难。因此，“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愈烧愈旺，只是在严重的动乱局面危及国家政权时，毛泽东才在一定程度上制定和批准周恩来提出的制止局势恶化的措施。当然也就不可能使“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纠“左”和治理整顿彻底进行下去，更不要说在他生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所作所为，既有支持、纵容，又有警惕、批评。毛泽东批准成立的实际上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就成了发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工具，对文革小组他是不允许别人批评的。毛泽东曾对李富春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90%以上是对的，只有1～2%有错误，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同时，毛泽东把林彪选定为接班人，并以林彪掌握的军队为实力，统领全局。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攫取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但是，当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阴谋不断暴露、野心极力膨胀时，毛泽东则严厉批评，并采取措施予以防范。他在1970年8月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挫败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阴谋活动后，又对林彪集团采取“搬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办法，瓦解林彪控制的军事力量。同时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揭露“天才论”的骗局。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后，他支持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对江青集团，指出了“四人帮”问题，并在政治局会议上予以批评，又挫败江青企图“组阁”的阴谋。这一切也为粉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兴风作浪的破坏性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成了野心家们兴风作浪的天赐良机。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大野心家，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部分领导权，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们打着“最革命”的旗号，煽动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把“左”倾错误推向极端。他们指使和放纵一批投机分子、冒险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煽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一股“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形成全国范围的大内乱，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正常秩序受到巨大的破坏，国民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之中。
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勾结利用，又勾心斗角，在极左的伪装下，搅浑政治形势，破坏安定团结。同时，为了各自的利益，“九大”以后，两个集团的矛盾越来越多，对权力的追逐由暗斗转为明争，并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爆发出来。林彪集团最后走上武装政变，妄图以杀害党的领袖毛泽东来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在毛泽东、周恩来明察秋毫、严加防范下以失败而告终。此后，江青集团加紧对最高权力的追求，进行所谓继续革命。因此，周恩来主持的批林和纠“左”，被他们视为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损害他们名声的活动。他们利用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全局的肯定，以及否定批林为批“左”，而应批极右的态度，进一步把运动的矛头指向周恩来。这样又挑起事端，使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权欲熏心的江青集团同林彪一伙一样，早就在打四届人大的主意，妄图抓住“组阁”大权，终因毛泽东反对和周恩来、邓小平等的斗争而败下阵来。
(四)群众运动展开与社会力量参与的广泛性
“文化大革命”运动长达10年之久，有各种各样的运动穿插其中，如：红卫兵运动、批“二月逆流”、斗批改运动、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反右倾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这些运动都在毛泽东的号召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帜下展开着，影响到全国各方面，使社会长期动荡不安。
“文化大革命”兴起后，全国的大动荡局面随之出现，而且波及到各个角落，涉及到干家万户。成为运动先锋的青年学生组织了红卫兵。毛泽东以其巨大的威望和号召力吸引了他们充满激情地参加这场运动，并把它推向深入。串联、造反、闹革命直至夺权，各种关系复杂化，整个民族不再冷静。在祖国的大地上出现各种各样的“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广泛的社会力量被发动起来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文化大革命”最初是从文化教育界开始，从“横扫牛鬼蛇神”逐步冲向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广大群众接受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的观点，把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不满释放在运动中。当然，群众的这种参与热情，既有真诚的，也有投机的；既有自觉的，也有盲从的。随着时间的发展，许多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对它产生的暴力和混乱感到失望，并不断觉醒。这场没有坚实基础的运动终究是要失败。
二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局面，特别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破坏，“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斗”，顶天立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凭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以其超人的精力、胆识和才华，做出了令世人赞叹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一)尽力维持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文化大革命”兴起后，毛泽东一开口，各地红卫兵蜂拥进京串联，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多达1100多万人次。加上以后的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千百万红卫兵给北京和各地政府，以及交通运输部门的压力是令人无法想像的。周恩来发挥其卓越超群的行政组织能力，组织各机关、学校妥善接待，并不失时机地、苦口婆心地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引导他们走上正轨。由于周恩来等人不断努力，在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后，红卫兵串联才停止下来。
周恩来很注意不让造反派冲击党、政机关和军队。1966年11月，中央调查部的造反派以查“黑材料”为名要冲入档案室，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李质忠前去制止。江青唆使红卫兵冲进陈云家中，以“破四旧”为名，要搜查档案，周恩来立即派童小鹏去阻止。接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由中央、国务院发出保护党和国家机密档案的规定。1967年2月17日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头头时，周恩来当面下令逮捕拒不执行指示，操纵造反派叫党组“靠边站”，抢夺财政部业务大权的副部长杜向光，并宣布“凡是没有经过中央承认的夺权都不算数”。〔2〕1967年8月底，周恩来把王力8月7日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和外交部被夺权、英代办处被烧的材料通过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对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后又逮捕夺外交部权的姚登山，文革小组的另一成员戚本禹于1968年1月也被捕。
“文化大革命”初，周恩来支持军队叶剑英等领导人“长城不能毁”的观点，制定稳定军队的措施。1967年1月14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经叶剑英等老帅力争，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以后还颁发了“军委八条”和《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稳定军队的重要，并批评冲击军队的行为。
1967年后，经过周恩来的大量工作，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中央连续发布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物资设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命令，采取保护外国使领馆和外国侨民的措施，并决定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切无不倾注了周恩来的心血，终使严重混乱状态在1968年初得到遏制。但由于毛泽东坚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破坏，运动根本不可能像毛泽东所设想的那样二、三年内结束，而是拖了10年。正因为周恩来的存在和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工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这场历史性灾难的打击，并维持了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二)极力降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根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设法把“革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全力保护生产少受干扰和损失，使人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得以保障，并使生产稍有发展。他曾对在国务院协助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3〕可是愈演愈烈的运动不断冲击着经济建设，因此，周恩来、陶铸等多次强调革命与生产要两手抓，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生产的重要性。鼓吹“革命”的文革小组，1966年底开始非难和攻击周恩来的观点，认为是以生产压革命，并请出了林彪，他们把“革命”看成至高无上，其它损失都是最小的。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周恩来无法抵制这场“大革命”的兴起，但他始终对人民和国家负责，并不退缩回避，而是尽可能使生产建设遭到较少的破坏，减少经济损失。在工业、交通和农业等经济部门，实施了各种措施，保持稳定。对于混乱的铁路、交通部门和工矿企业则实行军管。国内形势稍趋稳定时，周恩来便着手恢复国民经济工作，制定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恢复各主要工业部门和其它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加强了从宏观上对国民经济的调控。
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还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保护老干部，并最终使党内健康力量成为主流，战胜了两个反革命集团，使党和国家坚持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各级领导干部，他反复告诫揪斗老干部的“造反派”：“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为了篡党夺权，首要的便是尽可能多地打倒各级领导干部。因此，这一斗争也是极为尖锐复杂的。运动之初，周恩来竭尽全力保护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免受伤害，如彭真、邓小平、杨尚昆、薄一波等，又利用毛泽东批给他要保护章士钊的信，确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其中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人士以及国家副部长以上高级领导人。周恩来作了很多批示和指示，使许多人渡过难关。1967年“二月抗争”后，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受到批判、冲击，周恩来尽可能淡化处理，要求他们多做自我批评，并把握机会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亮相”，保持重新工作的形象。周恩来保护一大批老干部，减少了政治上的损失，老干部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抗衡，并最终战胜他们的中坚力量。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首先着重解决“三个突破”问题，即1971年全国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0亿元，粮食销售突破800亿斤。根据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抓经济整顿工作，调整比例关系，严格控制基建规模，紧缩通货，控制货币投放等工作都取得明显成效。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财政收支平衡。这一年成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也为以后的治理整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周恩来在经济调整中，还以战略家的眼光，打开对外合作的大门。1972年根据周恩来、李先念的指示拟定的用43亿美元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国外先进的化肥、化纤技术设备的方案，在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经毛泽东、周恩来审批后于1973年初执行。这是新中国的第二批大规模的引进，提高了我国工业的技术含量，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推进了工业的现代化。
(三)努力清除“左”的影响，筹划光明的未来
周恩来在1967年就反对过极左思潮；1968年又提出，“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1970年6月他指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1971年上半年更是反复强调批判极左的重要性。〔4〕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极端做法，努力减少“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又一次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代表党内健康力量，高举批判极左的大旗，与“四人帮”进行不懈的斗争，并使其“文化大革命”以来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逐步转变为党的具体政策，在实际工作中生效。这一努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花大力气平反部分冤假错案，解放一批领导干部；二是整顿企业，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局面；三是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四是迅速打开对外工作局面，改善对外关系。
周恩来纠“左”努力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是通过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设法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为党和国家工作。这一事实本身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有力否定。周恩来妥善处理“九·一三”事件后，即向毛泽东力荐叶剑英负责军委日常工作。这就为军队掌握在党内健康力量手中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避免了江青等人插手军队的祸害。对于解放老干部，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解释：“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榜样’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容易了。”〔5〕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化大革命”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干部先后复出、复职。特别是促成邓小平的复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党内存在一个“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说法，事实上否定了由此制定的有关决议及其“左”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更多的老同志获得解放，恢复工作，并削弱帮派势力，使党内健康力量不断发展，为以后粉碎“四人帮”积蓄了中坚力量。
周恩来在其纠“左”努力受挫，并一度受到批判、攻击的情况下，并没有因为时日不多而退缩。他带着病弱之躯，在医院里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筹划着党和国家的未来。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重申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计划，筹备并主持四届人大。在取得毛泽东的支持下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确定了以他和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这也为以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组织基础。二是支持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贯彻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计划。他毫无保留地、全力支持邓小平。
三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为党和国家的贡献举世公认。他之所以能做出别人做不出的贡献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一)根本原因——深厚的群众基础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有“文化大革命”初《二月提纲》的拟定、派工作组问题、工交座谈会，以及1967年的“二月抗争”、1972年的批极“左”、1975年的全面整顿，直至最后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因为这种斗争，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一定的进展；党尽管道到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破坏，但最终战胜了他们。周恩来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挥了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的作用，成为以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心的党内健康力量的杰出代表。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党和人民的斗争不得不表现为各种迂回曲折的形式，“时而公开地、更多的是默默地自行其是”。〔6〕这也就决定了周恩来的斗争方式不可能是直接地、公开地、大刀阔斧地反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甚至在许多方面还要借助毛泽东)的力量，才能取得治乱、纠“左”的效果。“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的斗争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党和人民在实践中逐步提高认识的过程。最初大多数人拥护，很多人是在不理解的情况下被动卷入，而青年们大多是盲目的狂热。随着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特别是林彪事件发生后，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政治觉悟和识别能力。人们与“左”倾错误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左”倾错误的斗争也基本上是这样发展过来的。从最初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但尽力不让运动干扰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把运动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而力挽狂澜；到自觉地清除“左”的影响，保存党内健康力量，阻止国民经济的崩溃而殚精竭虑；以至最后以重病之躯，直接与“四人帮”斗争，积极筹划党和国家的未来而鞠躬尽瘁。
(二)直接原因——高超的斗争艺术
周恩来经过长期革命实践，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艺术，而且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与毛泽东形成了别人不可比拟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他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运用娴熟的斗争艺术，顶天立地，在那么困难复杂的环境中如履薄冰地运用毛泽东的威望以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尽其所能地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
周恩来讲究斗争策略，从斗争的实际效果出发，以清醒和理智的态度，牢牢掌握斗争的分寸和火候，尽可能避免在党和国家已经遭受严重危难的时刻出现任何更加不幸的局面。表现了他的坚定的斗争精神与灵活的策略运用高度结合的才能，以及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周恩来在当时极端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考虑斗争策略和方法，采取了迂回、渐进、韧性的斗争；坚持在重大原则上决不退让的前提下，作若干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在自己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以后，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继续自己的努力；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争，在忍辱负重的回旋中，等待历史的转机。周恩来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一切从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遏制动乱，稳定局势，减少危害。事实上，他所采取的策略和方式，基本上达到了这一目的，这只有令我们为之赞叹，为“文化大革命”有周恩来的存在而庆幸。同时也理解他的某些违心之举。周恩来曾经说过：“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党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意见。所以正确意见的掌握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的过程是痛苦的。”7可以说这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真实心情和斗争韬略的写照。
(三)内在原因——高尚的个人品德
周恩来是个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用现代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完美结合。他的高尚个人品德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周恩来，具有温和、谦逊、平静、忍让的个性，但他温柔而不失原则意志。他的思想感情无不反映先进阶级的愿望、体现人民的呼声、把握时代的脉搏。他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以及极端负责的态度支配了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没有拂袖而去或直接抗争，而是把自己的进退与国家的安危、党和人民的需要以及自己的责任联系起来，选择了一条痛苦而艰难的道路，尽管他受到各种明里暗里的攻击、诬陷、围攻，举步维艰，却仍像一条忍辱负重的老黄牛为中国人民奉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心血和生命，真正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一息尚存，就得奋斗。”〔8〕他在“文化大革命”兴起时，曾对造反派发人深省地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几十年还怕这个？”〔9〕他就是这样，面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到挫折，个人名誉有可能受损的情况下，以“入地狱、下苦海”牺牲自己的精神，顶住恶浪，勇往直前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的高尚品德是成就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党和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内在原因。没有这种品德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做出这种贡献。这也说明了周恩来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同时，也使他各方面的才智得到了发挥，并登上其人生境界的最高峰。
(四)外在原因——崇高的领导地位
周恩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凭着自己的才干和贡献，在党和人民中享有谁也无法撼动的崇高威望。这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减少损失的外在原因。
周恩来的权力和地位是在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而奋斗中自然形成的，并反过来用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中。他从来都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公仆，认真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因为他把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看成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并努力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因此也就赢得了干部和群众的信任和爱戴，愿意追随左右，接受他的领导，执行他的决定。他从1927年5月起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1949年又担任了新中国政府总理，直到1976年逝世。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历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风风雨雨，领导了党、政府、军队、统战、经济、文教科技、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工作，有着十分丰富的经历和崇高的威望。他又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加上他那无私奉献的精神、渊博的学识、聪慧过人的才智、谦逊求实的品格，使他能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大无畏的气魄、杰出的才能、高超练达的领导水平妥善解决复杂的难题，为人民和国家建立不朽的功勋。
“文化大革命”中，地位最高的毛泽东，虽然也有一些正确的决策，在一定范围内纠正错误，在一些重大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但他的主导作用是错误的，造成十年动乱的主要责任当然是他。地位与周恩来相当的，如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人，被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这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了。相反，周恩来不仅没有被打倒、靠边站，而是一直处在最高领导层里。历史地看，周恩来对毛泽东是心悦诚服，衷心拥护，竭力相助。因此毛泽东虽然对周恩来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从未失去对周恩来的信任，并在关键时刻出面保护他。周恩来的无私和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毛泽东清楚治理国家的混乱局面需要周恩来，对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需要周恩来。几十年来，周恩来都是毛泽东的最得力助手，毛泽东也离不开周恩来。这样，周恩来才有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作用，对党和国家作出这样巨大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周恩来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所遇到的艰难困苦，超过了过去任何时期。他既要竭力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又要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也要以坚强的革命毅力忍受恶性癌症的痛苦，最后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周恩来的最后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十年！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统战部、福建漳州市委党校、福建漳州市委党史办)
注释：
〔1〕〔2〕〔9〕参阅《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第8-39页、第127页、第153页。
〔3〕《我们的周总理》第18页。
〔4〕参阅《开国总理周恩来》第469页。
〔5〕转引自《周恩来的历程》下册，第467页。
〔6〕《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246-247页。
〔7〕《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7页。
〔8〕转引自《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359页。
胡连生 刘光慧：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抗争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离开我们已有20多年了。20多年来，他鞠躬尽瘁、无私为民的崇高品质、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伟大精神一直激励着所有正直的人们。正因如此，近些年来，研究周恩来的著述层出不穷。但也须看到，国内关于周恩来的研究与宣传亦有薄弱之处。例如，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我们的研究和宣传就有待深化。目前，较有代表性和影响性的观点是，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相忍为国、相忍为党，在复杂的政治矛盾中尽量寻求共同点，努力减少“左”的错误的危害，将其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他在“文革”中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这是周恩来承受巨大痛苦和牺牲不得不做的选择。〔1〕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和宣传有失偏颇。虽然周恩来在“文革”中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这不是他的主要活动。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动是“抵制”和“抗争”。
一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抵制和抗争，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全力保护干部
“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全面迫害革命干部的运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中兴风作浪的险恶用心之一，就是打倒革命干部，为他们阴谋篡党夺权扫除障碍。而对于毛泽东来说，“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2〕这也是他在“文革”中的主要心态。正因如此，是积极参与打倒革命干部，还是努力保护革命干部，便成了拥护“文化大革命”，还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标志。周恩来在“文革”初期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凭他的力量阻止“‘文革”的发生已经不可能。想办法保护干部，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减少党的损失的唯一途径。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以“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来入虎穴？”的决心，投身到保护革命干部的努力之中。
首先，周恩来在左倾狂热、打倒一切的险恶环境下，挺身而出保护了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和部分党内高级干部。1966年8月底，正值造反派对老干部进行批斗和抄家已近疯狂时，周恩来根据毛主席关于对章士钊先生“应当予以保护”的批示，借题发挥，写下了一份大范围的保护名单。其中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拥、蔡廷楷、沙千里、张奚若”。此外还有人大副委员长、常委、国家副主席、部长、副部长、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李宗仁。〔3〕由于周恩来的保护，绝大多数民主党派人士和大部分副总理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比较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极左势力危害的蔓延。
其次，周恩来保护了许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欲置之死地的人物。在“文革”中，一些德高望重、刚直不阿的老同志是极左势力阴谋得逞的主要障碍。因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始终伺机将这些同志置于死地。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针锋相对的是周恩来同志。为了保护这些老同志，他没有“相忍”、“违心”和寻求共同点，而是坚决保护，旗帜鲜明，凛然不屈。1967年，在林彪、江青等人授意下，造反派开始揪斗贺龙。周恩来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保护。他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什么事我顶着。”并将贺龙接到自己家中暂住。后来又秘密将贺龙安排到京郊山区躲避。1967年2月9日，林彪、江青集团指使造反派要批斗朱德。周恩来闻知，当即表示：“如果你们要批斗朱老总，我将前往陪斗！”在周恩来的坚决保护下，批斗朱德的阴谋终告破产。1967年8月，林彪、江青集团指使造反派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揪斗陈毅。对此，周恩来措词严厉地说：“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由于周恩来态度坚决，使批斗陈毅的阴谋未能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