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文革”中，凡是毛泽东没有明确要打倒的干部，周恩来都坚决加以保护。为此，不惜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艰难地斗争。
再次，周恩来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遍及全国的条件下，保护了一大批地方干部。为了减轻极左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为了日后党的事业的健康发展，周恩来在全国一片“打倒”声中，反其道而行之。他于1966年底向毛主席提交了一份保护地方干部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将宋任穷、张平化、江华等20多名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此外，周恩来还指示部下将林彪、江青急于迫害的陈再道藏入电梯里，躲过造反派的搜捕。
由此可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广大干部是要“整一下”的，林彪、江青集团对广大干部是要置之死地的。而周恩来则自始至终充当了全力保护干部的角色。为此，他同林彪、江青集团的斗争，多于寻求共同点；他对打倒老干部的抵制和抗争，多于相忍；他态度坚决地保护干部的努力，多于“违心”。
(二)坚持反对“极左”
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和研究，笔者发现，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率先地多次地针对毛泽东左的错误提出不同意见的，坚持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不懈斗争的，是周恩来。
1.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上明确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的提法。1966年10月，《红旗》杂志发表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其中提出了毛主席同意的口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知道后，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他专门找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周恩来对毛主席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4〕当毛主席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后，周恩来明确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在接见群众代表时，周恩来反复强调：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5〕据笔者查证，在“文革”中，明确提出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这是第一次！
2.在“六十一人”案件上同毛主席据理力争。1966年下半年，康生、江青等人制造了“六十一人”案件，诬陷一大批老同志为叛徒。9月16日，康生写下了一封诬陷信送给毛主席，同时指使造反派揪叛徒。做为知情人的毛主席当时没有表明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惧担上“包庇叛徒”的罪名，于11月24日，口气十分强硬地给毛主席写信：刘澜涛等同志自首出狱，“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6〕同时，还以中央名义电告西北局：“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7〕周恩来此时的强硬态度，使毛主席同意了他的意见。但不幸的是，到1967年2月，毛主席又改变了态度，支持康生等人的做法。全部事实经过表明，在“六十一人”案件上，周恩来不仅同康生、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也同毛泽东进行了据理力争，其“抵制”和“抗争”是显而易见的。
3.在刘少奇、陶铸问题上同“左”的势力针锋相对。1966年12月，中央文革在对待刘少奇的态度上出现过戏剧性的变化。12月18日上午，江青等人还不同意造反派打倒刘少奇，而到12月27日，中央文革的态度便惊人的一致，共同指使造反派打倒刘少奇。这说明了最高决策层的决心已定。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针锋相对地表明了不同态度。1966年12月31日，周恩来对造反派说：“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上”，“这样的提法，矛盾性质就变了”。当时，造反派根据中央文革的口径问周总理：难道刘少奇不是敌我矛盾吗？周恩来明确回答：“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呀！”〔8〕
1967年，康生、江青一伙获得毛主席的支持开始指使造反派打倒陶铸。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又一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抗争。1月7日，周恩来郑重宣布：“陶铸同志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不幸的是，在周总理抗争的第二天，毛主席就批准了打倒陶铸。
上述两件事说明，周恩来在“文革”中进行了不懈的抗争，无奈势单力孤，多以悲剧结束。
4.在阻止“文革”混乱局面，防止“文革”局势恶化的问题上，同“左”的势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初期，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始终努力阻止“文革”的混乱局面，力图维护住党和国家的基本秩序和基本稳定。1966年11月，在全国计划会议、工业交通会议上，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要求广大老干部要抱着“我们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会议制定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规定不能停产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这个规定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和指责。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于11月22日直面主席，据理力争，终于得到了主席的赞同。可惜的是，由于形势的复杂化，后来，“左”的势力还是否定了这个决定。
1967年初，“文革”形势急剧恶化，出现了对老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混乱局面。为了挽救危局，周总理几乎是大声疾呼，力图扭转这种“疯狂”局面。1967年2月，周恩来对造反派严正指出：“你们以敌对的态度对待领导干部，一斗十几天不放，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这样的搞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9〕
不久，周恩来审阅《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社论提出：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是好的，在夺权斗争中必须从这样一个正确的估计出发去对待干部。对当权派一概否定、排斥、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周恩来及时将这篇社论送毛泽东审阅，并写明自己的鲜明态度：“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
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为了制止“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不仅激烈地抨击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操纵的造反派，而且多次向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极力用自己光明磊落的正确观点来影响毛泽东。
5.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坚持批判“极左”思潮。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就意识到，党内、国内存在着较严重的“极左”思潮，这对于党的事业危害极大。所以，从1966年起，周恩来便时常发出与“左”的势力不和谐的声音。1966年10月3日，正值全国从上到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登峰造极之时，周恩来却明确指出：“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犯了路线性错误而没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一般犯错误的人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态度。”10月22日，周恩来接见造反派时又严正指出：“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这些讲话实际上是对“极左”思潮的严肃批判。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周恩来抓住“左”的势力严重受挫的有力时机，明确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从1972年秋开始，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一公安工作会议、出版工作座谈会、科学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尤其是1972年8月1日周总理在向外事部门负责人作报告时，较系统、较详细地分析批判了林彪的极左，批判了“顶峰论”，阐述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他明确指出：“极左”思潮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根据周恩来的多次指示，《人民日报》于1972年10月14日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3篇文章，公开地批判了“极左”思潮。
从大量史料的分析中，我们认识到，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号召，实际上是发动全党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开展严正斗争，克服我党“左”的错误的动员令，是争取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有力抗争。可惜的是，由于批判“极左”思潮威胁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命运，动摇了毛泽东“左”的理论的权威地位，所以，在江青等人的干扰之下，1972年底，毛泽东禁止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
(三)贯彻整顿方针
1971年秋，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周恩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开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1972年12月5日，在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周恩来指出：“现在管理乱得很，要整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务院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1973年2月16日，周恩来在听取《关于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起草情况汇报时又一次指出：“整顿方针要写清楚。”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想方设法推动整顿工作在全国全面展开。
首先，抓紧进行解放老干部的工作。林彪机毁人亡事件一出，周恩来便着手做解放老干部的工作。1971年11月，周恩来派人到贵州找贺龙的夫人薛明，嘱他将贺龙生前最后一段情况如实报告中央。这实际上是控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贺龙的迫害。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毙后，治病救人》。文中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在这一社论的推动下，一些老干部获解放。陈云、王震、滕代远出席了建国45周年的招待会。几乎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指示卫生部立即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根据这一指示，1972年5月，北京十大医院对近500名副部长以上的同志进行了体检。其中有许多人体检后便在总理的干预下得到了解放。为了加快解放老干部的步伐，1973年春，周恩来还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并提出了先易后难的具体方案。根据总理的指示，中组部提出了待解放干部的名单，有300多人。周恩来连续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并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着极为艰苦的斗争。叶剑英当时曾动情地赋诗一首，表达解放老干部艰难和周总理的不懈努力：“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其次，全力扭转国民经济惨遭破坏的局面。1972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宣传角度发生明显变化。社论强调：要“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在周恩来的主持下，1972年4月1日出版的《红旗》发表了《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的文章，提出“对业务工作中的客观规律认识越多，钻研技术越深就对人民的贡献越大，就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两篇文章，表明了周总理克服“极左”思潮，抓紧进行经济建设的决心。同时，周恩来还抓紧了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的工作和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的工作。针对农村工作中政策过左的问题，周恩来明确提出：“不要把党的方针所提倡和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针对工业企业秩序混乱问题，周恩来指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烂，这是极左思潮。”〔10〕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国务院推出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关于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等文件。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包括恢复岗位责任制、考勤制、经济核算制、奖励制等。
再次，适时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在教育方面，周恩来于1972年7月指示北京大学重视理科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了全国教育工作秩序的恢复。在文化工作方面，周恩来强调要恢复文化、出版工作秩序，“要广开言路”，出版一些历史、地理书籍；要恢复和开放图书馆等等。〔11〕
周恩来在1972年至1973年所进行的整顿，影响十分深远。第一，在十年“文革”之中，是周恩来第一个提出了整顿的方针。整顿的提出，说明周恩来已经正式表达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抵制和抗争的态度。第二，周恩来进行整顿的努力，激发了人们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勇气，改变了党内正确力量同“左”的势力的力量对比。经过这次整顿，周恩来已使党和国家的权力事实上转到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老同志的手里。第三，周恩来进行整顿的努力，为邓小平领导1975年全面整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而使从周恩来开始，由邓小平全面铺开的整顿，成为十年动乱期间最有组织、最具规模、最有成效的一次全面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行动。
二
在“文化大革命”中，叶剑英、陈毅等人曾经进行过抗争，被打成“二月逆流”；邓小平由于领导了1975年的全面整顿，被第二次打倒。周恩来既然也进行了抗争，为何未被打倒？是不是因为他“相忍”、“违心”而保住了自己？对此，有必要做下述说明：
第一，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抵制和抗争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难抓把柄。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抗争，一般采用四种方法：
(1)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借题发挥。当时，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不借助毛主席的指示将寸步难行。所以，他十分注意巧妙运用主席指示做文章。在保护解放干部的问题上，周恩来都是根据主席对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指示，便推而广之，保护或解放一大批干部。例如，1967年1月11日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主席说了，政治局不要公开点贺龙的名，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了。”此后，周总理不仅力保贺龙，而且多次宣布主席是保贺龙的。
(2)直面主席，据理力争，寻求主席的理解和支持。十年动乱期间，周恩来经常以其人格魅力和真诚态度，向毛主席耐心说明情况，陈述利弊，据理力争。如1966年10月28日，周总理便直接向主席提出：农村、城市、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不发展、不组织红卫兵，不对外串连。不能停止生产业务闹革命。军队、公安、法院、报社、电台等必须高度集中，要控制在党的手上，不能让红卫兵占领。对党政各级领导，红卫兵无权决定停职反省或罢官，也不应该扣人、抄家。〔12〕在给贺龙平反的问题上，在四届人大“组阁”的问题上以及在解放部分老干部的问题上，周恩来也都采取了这种办法。
(3)捕捉时机，顺势而为。周恩来作为一位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政治家，很注意借助客观形势的变化来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大批“极左”思潮，贯彻整顿方针，就抓住了林彪机毁人亡的有利时机。此时，江青集团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毛泽东陷入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尴尬之中，思想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抵制”和“抗争”便容易而顺利展开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安排组成了由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陈士榘等10人为成员的军委办公会议；让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军委三总部工作，十分巧妙地将权力转到老同志手里。
(4)坚持原则，适当有度。在“文革”中，周恩来较好地处理了忠于毛主席和坚持原则的关系。他坚持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和抗争，有时甚至向主席提出不同意见。但在毛主席固执己见的时候，他依然维护毛主席的威信，服从领导，做好工作。
以上分析说明，周恩来在“文革”中没有“沉没”的原因，主要不在于“相忍”和“违心”，而在于他更注意抵制和抗争的方法。
第二，事实上，由于周恩来的抵制和抗争，“整”周的活动一直未断。(1)由于周恩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不同看法，1966年10月31日，姚文元秉承江青旨意，在北京7000多人的会议上煽动说：有些“正人君子，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类文字的社论，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2)1967年5月，周恩来“抵制”和“抗争”的态度已经显而易见。于是，江青抛出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企图将周恩来打成叛徒。(3)周恩来批“极左”和进行整顿，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1973年12月，毛泽东批评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同时又发动全国搞批林批孔运动，要批“克己复礼”。毛泽东还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公开表示了对周恩来批“极左”思潮和整顿的不满，从而开始了含沙射影批周公的运动。
但由于下述原因，周恩来在“文革”中未能被“整”倒。其一，周恩来在“文革”中担负着繁重的国务管理工作。毛泽东非常清楚，他既需要康生、江青等人搞“文化大革命”，也需要周恩来处理纷繁复杂的国务。周恩来所承担的工作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所以，尽管周恩来在多方面表现出对“文革”的不同意见，毛泽东也还是要考虑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周恩来高尚的人格，使他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爱戴。他的崇高威望和高尚的人格，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既想扳倒他，但又惧怕他。他们深知，反周不得人心。这是周恩来在“文革”中未被“整”倒的重要原因。
总之，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进行了不懈的抵制和抗争。从一定意义上说，周恩来的抵制和抗争，对后来的“文革”走向，以及对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注释：
〔1〕参见《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95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页。
〔3〕〔7〕〔10〕〔1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0页、第452页、第462页、第470-471页。
〔4〕〔9〕〔1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2-73页、第128页、第84页。
〔5〕参见高文谦：《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人民日报》1986年1月5日)。
〔6〕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25页。
〔8〕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47页。
安建设：最后的使命——周恩来与四届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1970年3月筹备工作开始，到1975年1月大会正式召开，历时近5年时间。其间，在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胜利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阴谋，并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进行了艰巨的斗争。四届人大确定的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是党内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反复较量后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它对于当时以及后来党和国家的前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斗志，成为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的政治遗嘱。
本文通过考察四届人大从筹备到召开的艰难历程，集中论述这一时期实际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坚韧不拔，持续奋斗，在关键时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他为国家、为民族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的规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于1968年至1969年内召开。然而，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严重打乱了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问题一直没有提到议事日程。
1970年3月，国内局势趋于平缓。毛泽东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还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毛泽东的意见，表明他力图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态、尽快恢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愿望。然而，宪法修改草案讨论过程中关于“国家主席”以及所谓“天才问题”的争论，却酿成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厮杀”。野心日愈膨胀的林彪一伙，看准四届人大进行权力再分配的机会，借庐山会议发难，煽惑与会中央委员接受他们的意图。毛泽东识破了林彪的图谋，在会议期间揭露和批判了投靠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尽管中央全会上爆发了一场严重斗争，会后发表的公报仍引人注目地公布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信息”。只是由于庐山会议暴露出来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已暂时搁置。
从庐山会议林彪集团暴露到“九一三”事件林彪一伙自取灭亡，短短一年时间里，中国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在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全力辅助毛泽东，起到他人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综观林彪事件前后，周恩来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在维护大局的同时着眼将来，捍卫了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纠正极左。庐山会议后，周恩来开始注意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在舆论宣传方面的“左”的倾向。1971年1月，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陶铸签发的一份党中央文件(内容是关于毛泽东批评、制止宣扬个人崇拜的一些指示)上批道：“此件不因人废言，因为是主席的指示，中央批准的，必须严格执行。”“照毛主席思想，主要不是谦逊，而是不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无止境的，永远不能说‘顶峰’、说‘最高最活’。”同年5月底，周恩来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上作长篇报告，批评对外宣传特别是对党的历史和领袖宣传中存在的大量虚假夸张、强加于人的现象，强调对这些不正视历史、不实事求是的宣传要当场给予纠正，并承认错误。周恩来的这些认识，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盛行的极左言行包括对个人崇拜问题的一种反思。以上纠“左”的努力，对后来揭露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实质，深入开展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起到启蒙和舆论先导的作用。
(二)反对分裂。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力量所在，体现着全党全民的最高利益。“文化大革命”期间，为维护这一最高利益，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以致多次检讨自己。然而，林彪一伙为实现篡党夺权的目的，全然不顾党和国家的大局，阴谋搞“南北分治”，另立中央，甚至谋害领袖，叛国外逃。周恩来同林彪一伙的分裂行径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庐山会议期间，在陈伯达等人事发后，周恩来对陈伯达及有关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后，他先后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和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试图教育挽救黄永胜等人。当林彪一伙终于走上与党和人民为敌的道路时，周恩来义无反顾，当机立断，直接领导指挥了同这伙反革命集团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全力维护了党、国家和军队的统一，避免了一场大分裂、大内战。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这里讲的“真正的内战”，就是“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大打”，就是分裂。〔1〕
(三)稳定政局。林彪事件后，党中央下达一系列文件，在全党全国开展“批林整风”，旨在统一人们的认识，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进而稳定全国政局。这是在特定环境下所必先解决的重大问题。被客观现实推至“第二把手”位置的周恩来，毅然担起历史的重任，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直接领导清查与林彪一伙有关的人和事，使之在最短时间、最小范围内稳妥解决。1972年5、6月间，党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向与会党政军高级干部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长篇报告，站在高度党性原则的立场上，以现身说法阐明确立毛泽东作为全党领袖、毛泽东的路线作为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对历史上自己所犯错误进行严厉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和剖析。周恩来在这个时候作这样的报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有利于增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有利于全党全军全国团结、稳定的大局。这也正是周恩来几十年来所恪守的立党为公、照顾大局的人格精神的体现。
(四)“解放”干部。在初步稳定政局的基础上，周恩来抓住历史契机，提出进一步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尤其注重党的干部政策的落实。1970年在进行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已开始做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他曾向毛泽东建议安排张闻天、王稼祥等当人大代表。同年7月，他亲自起草国务院《关于张霖之同志死亡处理意见》，在十分有限的条件下，为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冤逝的国务院部长平反。1972年初，长期遭林彪、江青一伙迫害的陈毅不幸病故。由毛泽东出席、周恩来致悼词的“文化大革命”以来规格空前的陈毅追悼会，在党内外产生巨大影响，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的深深的慰藉。此后，因一些老同志相继去世，加重了周恩来落实干部政策的紧迫感。经他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2〕同年下半年，毛泽东作出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周恩来迅即传达贯彻。1973年春，在周恩来直接安排下，邓小平回京复职，由此带动、加快了一大批老干部“解放”的进程，形成一种由老一辈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重新进入领导岗位、继续掌握党和国家重要权力的舆论氛围。周恩来这一时期落实干部政策的种种努力，实际上也是在具体批判和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极端做法，为最终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和国家的权力机构和运作机制创造必要的前提。
总之，尽管林彪事件干扰和推迟了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正常进行，但以上周恩来的一系列努力，则为这次会议的最终召开扫除了一大障碍，同时又不失时机地为会议的关键问题——人事安排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
如前所述，林彪事件后，在周恩来领导下各地各部门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绩、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过程。这就必然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集团的仇视和反对。
和林彪集团一样，江青集团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这两个集团就相互勾结，彼此利用。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江青等人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197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开始不久，江青私自召集会议，攻击、污蔑周恩来，同时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的覆灭，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解除了一个直接威胁。但随后开展的对林彪的批判，特别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又造成对江青一伙的新的更大威胁。这是因为，极左思潮与“文化大革命”有着不解之缘，煽动极左思潮的不仅有林彪一伙，原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更脱不了“干系”。在江青一伙眼里，“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3〕
1973年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召开四届人大。但随着情况的变化，原定计划又一再推迟。直到同年8月中共十大之后，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才重新提了出来。〔4〕就在这时，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开始联合向周恩来反扑。在他们授意、操纵下，全国报刊上发表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四人帮”在北京及各地的亲信和骨干分子也大肆活动，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对准老一辈革命家和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四人帮”的干扰，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周恩来对江青一伙的动向是有所警觉的。在可能的条件下，他批评和制止了北京及外地出现的一些不利稳定政局的非组织活动。但周恩来考虑更多的，还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批判或者“靠边站”的老同志。
首先，周恩来对邓小平复职及工作安排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亲自宣讲、落实。这一年3月，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党委，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在谈到邓小平复出这件事时，周恩来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又说，邓小平同志身体很好，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邓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中央政治局讨论重大事项时邓列席。〔5〕不久，周恩来亲自安排邓小平出席外事活动，对外公布了邓小平的复职。在筹备召开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重申：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6〕此外，周恩来还直接向一些重要外宾介绍邓小平。他当面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赞邓小平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中国领导人。同年12月，周恩来亲笔草拟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在党中央和军委任职的通知。〔7〕邓小平的复出，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对党的十大前后复出的其他老同志，周恩来也努力为他们创造“出头露面”的机会，实际上是为他们进一步恢复名誉和扩大影响。
1974年元旦，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再次发出“迎接”四届人大召开的消息。但仅过半个多月，全国就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1月25日，迟群等人在江青鼓动召开的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含沙射影地指责和批判周恩来、叶剑英。随后，江青又连续制造了一系列事件，称“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国务院有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媚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身患绝症的周恩来没有退缩。就在“一二五”大会之后，他嘱告一位因“批林批孔”不力受到指责、打算“辞职”的老同志：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事实证明，这也是周恩来自己内心世界的独白，表明他已准备斗争到底的决心。
和林彪集团比较，江青集团具有作乱更久、能量更大、身份特殊等特点。同他们斗争，尤其要讲究方式和策略，善于掌握“火候”，捕捉时机。从这一年3月到12月，在毛泽东的决策和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进行了反复较量，最终取得四届人大“组阁”斗争的胜利。
关于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人选。进入3月以来，周恩来因癌症复发每日失血达100多毫升。然而，他在审阅医疗组《检查治疗方案》时却表示：根据目前情况，对《方案》所提切除手术一事“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8〕周恩来讲的“目前情况”，包括这时悬而未决的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团长人选问题。在周恩来病情加重、四届人大准备召开之际，由谁代表中国政府登上国际讲坛，向世界阐述中国的内外方针，事关重大。它对四届人大产生的新一届国务院人选有着直接影响。毛泽东敏锐地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建议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立即表示拥护，并经过工作使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赞同此议。尽管江青一再阻挠，无奈已成孤家寡人。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最终成行。此次斗争的结果，给予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以沉重打击。
关于“风庆轮事件”。10月初，毛泽东向中央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进而确定了接替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表明四届人大已经进入“组阁”的关键时刻。这自然是江青一伙所不能接受的。10月14日，江青看到有关风庆轮的内部报道，其中有批判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便要求政治局对此“表态”。但周恩来、邓小平都未予理睬。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一伙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强迫邓就风庆轮一事表态。邓小平忍无可忍，据理驳斥。会后，“四人帮”暗中策划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但他们没有料到毛泽东当场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不久毛泽东又明确提出：总理还是总理，邓小乎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得知毛泽东意见后，周恩来分三批约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适时解决了“风庆轮事件”问题。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表示：“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9〕不言而喻，“风庆轮事件”的实质，仍然是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权欲熏心的江青一伙一再将矛头对准周恩来和邓小平，实际上也是在对抗毛泽东。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江青，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同时托人转告周恩来，除已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副总理人选外，其他四届人大的人事问题均由周恩来主持安排。这样，四届人大“组阁”之权已基本掌握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手中。
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21日，周恩来召集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讨论新一届国务院各部委人事安排问题。江青、张春桥等竭力想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周恩来经与李先念等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不能放手，文化部和体委可作些让步。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作出的必要妥协，为的是换取全局的稳定与成功。事后，国外的观察家也注意到，在“国务院任命的29个部长中，绝大部分不是文革前的官员，就是同周恩来个人非常之接近的同事”。〔10〕同一天，周恩来还拟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方案。至此，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商定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抱病出行的周恩来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11〕在长沙，毛泽东继续严厉批评了“四人帮”，同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提出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三个职务。122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单独长谈，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任职问题最后定夺。经过分析比较，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包括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长沙之行，周恩来不辱使命。
毛泽东、周恩来共同制定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是老一辈革命家持续斗争的胜利成果，它宣告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长期以来企图“组阁”阴谋的破产。
三
1975年1月13日，历经磨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会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他重申了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3〕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整个《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是《报告》的精髓所在。少年时代起就立志中华“崛起”和“腾飞”的周恩来，在他担任共和国总理的20多年里，更时时不忘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早在1954年的一届人大上，他就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意见。1959年二届人大之后，他又号召加快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直到1964年三届人大上，周恩来完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设想。
1966年4月，国内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时周恩来对实现“四个现代化”仍充满希望，他说：“不论遇到什么风浪，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4〕面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周恩来不得不花费巨大精力来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心系国家和人民的周恩来所思所虑依然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农业方面。“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农作物收成主要是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增长，但就全国来说，农业生产水平还很低，还不能摆脱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加上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现行政策不能适应农村实际，因而束缚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对农村经济工作常抓不懈的同时，周恩来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状况决定了基本的国情。他多次提出：中国的国民经济实力按人口比例计算，比日本、西德还差；我们还没有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因此不能算强大。不这样认识，就会自满、骄傲、不实际。为此，他十分注重了解、掌握发达国家的农业情况，要求有关部门不要忽视向“送上门来的老师”(即来自发达国家的农业团体)学习的机会。周恩来的目的很明确：借鉴、吸收国外的经验，尽快改变国内农村落后面貌，逐步接近和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
工业方面。和农业比较，“文化大革命”对工业生产的冲击和破坏要严重得多。在周恩来勉力支撑下，整个工业生产情况直至1969年九大之后才有所好转。但从1970年起，全国又出现工伤事故大幅度增加、产品质量普遍下降等问题。究其原因，除企业领导和职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外，设备陈旧、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低下，也是客观存在的重要因素。1972年春天，周恩来亲自抓日用工业品和出口产品的质量问题。针对国内企业屡次出现不合格产品的情况，他指出：我们经济上仍很落后，底子就是“一穷二白”，所以，不好、不行的地方要敢于承认，需要进口的还得进口。正是从这时起，周恩来把目标对准西方发达国家，批准引进了大批成套新型生产设备，并确定了“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