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面积广大，资源丰富，但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周恩来十分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要求国务院各部门从政策上和投入上加以重点扶持。他对贫困地区人民的关怀也是十分令人感动的。1973年，甘肃中部持续大旱，使本来就很贫困的这一地区的人民雪上加霜，许多群众缺食少衣，饮水都十分困难。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解放20多年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那里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随后，他迅速派出国务院七八个部委组成的工作组，赴甘肃灾区紧急救济，调查研究，并帮助干旱地区找出发展经济的路子。直到今天，甘肃人民仍然铭记着周总理的亲切关怀。
第四，自觉坚持民主作风，认真并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周恩来经常提醒大家，我们的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独断专行。他说，光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成为官僚主义了。“所谓多谋善断，‘多谋’来自民主，‘断’就是集中。”他主持会议和处理各种问题时，从不唱独角戏，而是努力营造轻松和谐的民主气氛，鼓励和启发大家各抒己见，特别是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从中汲取正确的成份。即使人家提出的意见有错误，也不横加指责，而是耐心听完，然后循循善诱，用事实和道理阐明自己的观点。有时讨论重大经济问题，他专门交待要请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参加，请民主党派的同志参加，让大家都讲心里话。他说：允许有不同意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才有心情舒畅。他常举唐太宗能听魏征的不同意见，做到兼听则明的例子教育干部。
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解决紧迫的全国性粮荒问题，周恩来单独约见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谈，就达115次之多。当时，许多重大决策和具体措施，就是在这种坦诚的讨论与磋商中逐步形成的。这样，一方面从中了解了更多和更准确的情况，便于科学决策，保证出台的政策和措施的正确；另一方面，沟通和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凝聚力，使大家能够同心协力地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他以自己的言行，为全党树立了发扬民主的楷模。
第五，严谨细致，一丝不苟。这是周恩来的一贯作风，很多接触过他的同志，对此都留有深刻的印象。建国后，我在国家计委工作。计委送给他的重要报告和材料，他都认真审阅，凡涉及国民经济的一些重要数据，往往要亲自核算。如有疑问，有时半夜把我们找去查对，直到彻底核实清楚为止。审议某些重要项目，他总是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组织专家充分论证，从项目的原料、材料供应，产品需求，运输状况，资金、技术保证，乃至环境保护、地震资料等等，他都要一一了解清楚，从不放过一个疑点，有时还亲自到实地考察。他常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不能有半点马虎。周总理日理万机，仍然如此严谨精细，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赤胆忠诚。
第六，正确处理政府工作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始终把政府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周恩来说：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国家政权，而我们党在政权中又居于领导地位。党的领导，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如果什么都管，反而把大事丢掉了。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机构。他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为政府的法令和决定，然后颁布实施。他要求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规定政府工作中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他经常向党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说明政府工作中形成的重要文件和提出的重大问题的有关情况，以供中央决策时参考。从土地改革法的实施、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提出，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政策的颁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制订，再到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贯彻，都是如此。
周恩来离开我们22年了。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和任务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周恩来的经济思想和他在领导新中国经济工作中的成功经验，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周恩来的思想、作风和品格，是我们党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鼓舞全党全国人民继续前进。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最后，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钱其琛：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
同志们：
在纪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举行关于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的研讨会，是很有意义的。深入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并结合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形势变化，加以发扬光大，开拓各方面工作的新局面，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周恩来同志的最好纪念。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军队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也是当代中国和世界杰出的外交家。建国前，他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建国后，他出任总理兼外长，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各个方面的丰功伟绩，都将彪炳青史，与日月同辉！
我愿在这里就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作一发言。
周恩来同志早在建国前就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的外事工作。周恩来同志长时期来是我党对外的主要代表和发言人。他亲自领导和开创了我党最初的外事活动，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在抗日大后方广交朋友，宣传党的全民团结抗日和民主建国的主张，扩大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并在国际上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建国后他以政府总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长达9年，以后不兼外交部长的职务后仍然主管外交工作，前后达26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和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惊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才能，为新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的外交实践可说是新中国外交史的缩影。
建国前夕和初期，周恩来与毛主席一起制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和方针。1949年前后，他两次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为新中国的外交奠定了基础。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重大政策。1952年在第一次使节会议上，他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另起炉灶”、“一边倒”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决策和新中国初期外交工作的经验，对我国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全面阐述。新中国就是在上述方针和政策指导下彻底埋葬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创立和发展了我国新型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抗美援朝期间，他与毛主席一起领导了这场关系中朝人民命运的军事较量和外交谈判交织的复杂斗争。这一时期，他亲自起草和批发的指示文、电就逾千份。谈判期间，他直接指导我方贯彻“争取和、不怕战、准备拖”和“谈要耐心、打要坚决，直到取得公平合理的停战”的方针，始终驾驭着局势的发展，直到停战的实现。
朝鲜停战后，国际上出现了缓和的趋势。周恩来同志敏锐地抓住有利时机，经中央决策，积极推行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迅速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他创造性地提出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同印度、缅甸两国总理共同倡议把这些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载入史册。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他领导中国代表团为和平解决朝鲜和印支问题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更多的国家对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使会议在和平解决印支问题上达成协议。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以“求同存异”的战略思想促进了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使中国同亚、非新独立国家的关系得到稳定发展。在他的正确指导下，中国政府按照互谅互让的精神先后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中缅、中尼、中巴等国边界问题，极大地改善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1956年底到1964年初，他三度出访亚、非28国，坚决支持它们争取和维护政治、经济独立的斗争，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
1964年，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中法实现建交，开始了西方大国与中国建交的进程。对美国政府，周恩来同志强调要反对它的侵略干涉政策，同时一再表示愿意与它坐下来谈判，以解决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周恩来同志一直是这场马拉松式斗争的直接指挥者，他为揭露美国奉行的侵略和干涉政策、同时又保持中美双方这种联系和对话的独特渠道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时期，周恩来同志为巩固和发展双方的友好合作做出不懈努力。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中苏分歧逐渐扩大，他一面耐心维护中苏关系的大局，一面同苏联干涉和控制中国的图谋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显示了中国彻底的独立自主立场。
从1953年朝鲜停战到1965年，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外交工作得到全面发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由建国初期的18个增加到49个，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提高。新中国外交的伟大成果是同周恩来同志身体力行分不开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交工作一度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周恩来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四人帮”插手外事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抵制，并极力设法保护受到“四人帮”迫害的干部，维护了外交工作的运行。
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毛主席和周总理审时度势，及时接过了美国作出的和解姿态，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导致了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的解冻。中美关系的这一重大发展震动了世界，迎来了世界格局的大变化，世界上掀起了同中国建交的新高潮。到周恩来同志逝世前，与中国建交国家由49个增至107个，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也得到恢复。
周恩来同志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交思想，即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他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与外交风格。深入研究和学习他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不但对我们全面理解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十分必要，而且对指导当前的外交斗争也具有重大意义。
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简要说来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独立自主是决定我国外交政策、处理国际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这一原则适用于我国同各种类型国家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
——战争与和平是世界的主要矛盾，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干涉，维护我国安全与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新型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准则，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制度相同的国家，都应和平相处，共同发展；
——外交是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各国人民在交往中有义务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但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革命不能输出，要正确处理外交与革命两者的关系；
——大力开展民间外交，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
——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极少数反动势力，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实行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既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相结合，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互通有无，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和优点；
——在国际关系中提倡“求同存异”，作为处理各种矛盾和分歧的指导思想，不强求一致或强加于人。
周恩来同志善于从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中吸取营养，并根据他自己的外交实践和工作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形成了一整套充满辩证法的独特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包括外交斗争要“针锋相对”，但又要作出必要的妥协；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令行禁止”，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外交行动要“后发制人”，“决不开第一枪”，但又要“见机而动”，“来而不往非礼也”；等等。他在这方面的精辟论点和有益教诲很多，在这里不一一叙述了。
对于周恩来同志留给我们的所有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都应该认真学习和掌握，这对指导我们的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的外交工作任重而道远，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完成。更重要的是，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变化，新的问题，新的困难层出不穷，要我们去解决，去克服。新的任务，新的挑战要我们去完成，去应付。因此，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认真学习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遗产，把我们的工作和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要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出发。周恩来同志一贯倡导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重视调查研究，尊重事实，全面掌握情况，因而能正确制定对策，解决面临的问题。比如对“一边倒”的决策，不能离开当时两大阵营严重对立的客观现实，也不能离开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现实威胁来理解。周恩来同志当时就指出，“一边倒”并非倒向某一国，也不是依赖人家，而是指外交上采取的基本立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一边倒”与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并不矛盾，当时周恩来同志主持下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明文规定“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新中国的外交从“一边倒”、反对美苏两霸，到执行全方位外交有一个适应不同形势的变化发展过程，这是我们看问题应注意到的。
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要与学习和运用邓小平外交思想相结合，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在国际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两大主题的情况下，中国外交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在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我国新时期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在学习周恩来外交思想时，又要着眼于今天的现实，结合当前形势和任务，加深理解和更好掌握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更好地开拓创新，以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要与学习他的外交艺术、外交风格相结合，因为他的外交思想与外交艺术和风格是一个整体。我们外交人员在外交场合待人接物，言谈举止，要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对外交涉要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摆明事实，以理服人；对待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不搞霸权主义，以实际行动充分表现新中国外交人员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处的形象；对外表态实事求是，说到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这些外交风格对贯彻周恩来的外交思想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
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要与学习他的崇高思想和品德相结合。他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祖国、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情操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他以身垂范，公而忘私，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善于学习，不耻下问，勇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面临的复杂问题，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他以身作则，遵守纪律，廉洁奉公，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这些崇高思想和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们今后培养和教育年轻一代外交人员的方向。
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要与学习他关于外交和外事队伍建设的一系列教导相结合。他关于外交队伍是“文装解放军”的教导，关于外交干部要“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教导，关于勤俭办外交的教导，关于“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做外交工作要多请示，不可自以为是”的教导，关于遵守外事纪律、宣传纪律、保密纪律、财务纪律的教导，关于在对外交往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教导，等等，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一代特别能战斗的、钢铁般的外交队伍。今天，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些教导，以它来培育一代新人，让它世代相传。
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是一座极其丰富的宝库，值得我们从事外交工作的新、老同志作深入的研究和发掘。周恩来同志在其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宣传、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留下了内容丰富的教诲，大家都应深入研究和学习，并结合当前需要加以发扬光大。让我们共同努力，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为完成党的十五大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振兴中华和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继续开拓前进，争取更大的胜利！
朱光亚：深切怀念新中国科技事业的伟大奠基人周恩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在我国的科技事业中，同样凝结着周恩来的辛勤劳动和卓越智慧，他是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伟大奠基人。
我于1950年春从美国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亲身经历了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历程，并有幸在核工业技术领域接受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多次聆听他的教诲，目睹他的风范，使我深受教益，终生难忘。他在科学技术事业方面的不朽功绩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他的光辉思想和行为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关键作用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医治多年战争创伤的同时，还面临着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敏锐地注意到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1963年1月，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指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此后周总理多次重申“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到1975年1月，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以无比顽强的意志，用激昂有力的声音，再一次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要求。他在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上的远见卓识，令老一辈科学家敬佩不已。没有周总理在科学技术事业上的这种高瞻远瞩，新中国前期的科学技术成就的取得，是不可设想的。
不断排除各种干扰，制订并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亲自保护了一大批科学家，保证了
我国科技事业的不断发展
1956年1月，为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加强党对于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当前的根本问题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力量很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目前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党外知识分子的一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他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知识分子要给予信任和支持，使他们有职有权；要给高级知识分子配备助手，解决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问题；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历史问题；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注意方式方法，等等。
周总理的这个报告，实事求是地评价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而又循循善诱地开导知识分子，使我深受教育。有的老科学家读过这个报告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使他们倍感亲切，深受鼓舞，从而大大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然而，事情常常会有反复。后来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扩大化以及“大跃进”运动中，批判所谓“白专道路”、“拔白旗”等，又大大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
为了纠正这些错误，1962年2、3月间，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会议，周总理到会讲话。他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压在头上是知识分子最大的精神负担这个问题，明确指出：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三座大山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从观望、中立逐渐靠近革命。真正成为反动统治阶级工具压迫人民的只是少数。“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中。”“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他还说：“现在大家肚里有气，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帮助不够，要把这个扣子解开。”讲话后他还不放心，又嘱托陈毅副总理再到会上讲话，这就是那篇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著名讲话。陈毅说：“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对我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科学家们顿时欢欣鼓舞，反应强烈。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受到冲击，一些知名科学家和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甚至受迫害致死。周总理忧心如焚，他连夜给中国科学院、二机部、七机部等各有关单位的军管会负责人打电话，要他们开列出需要加以保护的科学家名单，并亲自一一交代和安排保护措施，使一大批科学家幸免于难。
亲自领导和主持制定了《1956一1967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全面推进我国科
技事业的发展
周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响亮口号，并指示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等有关部门，抓紧制定《1956-1967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12年科学规划)。他对制定规划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指出：这个远景规划必须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规划确定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科学技术研究任务，既涵盖了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包括尖端技术、冶金、能源开发、长江黄河综合治理开发、几种主要疾病防治等等，又突出了国家急需的重点；这个规划指明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又勾画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蓝图，展示了令人鼓舞的前景。到六十年代前半期，规划中的许多目标提前实现，有的接近或达到当时世界的较好水平，为以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周总理在制定规划中的民主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使科学家们尤为钦佩。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有很多争论，周总理、聂老总他们一方面在大的规划原则上掌握方向，另一方面在具体项目上又放手让科学家们去讨论决定。关于规划的原则，当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是按任务来规划，还是按学科来规划。通过充分讨论，中央决定“按任务带学科”作为这次规划的基本原则。这项原则虽然得到多数科学家的赞同，但仍有一部分科学家，特别是搞基础理论研究的，还有不同意见。对于这少部分人的意见，周总理也十分重视，他细心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决定增加“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一章，作为重点任务的第12项，使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周总理的民主作风和善于集思广益的领导艺术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在组织领导“两弹一星”的大规模科学技术攻坚中创造了成功经验，树立了光辉典范
周总理是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决策者之一，同时又是这项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对尖端技术事业的领导是高瞻远瞩和深入具体的。从方针、政策和基本原则的提出，到各级专门机构的组建，专业人才的调配；从发展规划的提出和制定，重大项目的实施和攻关，到每次试验任务的具体组织和部署，都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和智慧，创造了许多成功经验，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概括起来，有以下6点：
(1)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规模系统工程，必须在国家顶层确定或成立一个有权威的组织协调机构，统一审议、决定各种重大问题。“两弹一星”就是这样的“大科学”、“巨型工程”，技术复杂，综合性强，涉及的范围广、部门多。而各部门、各系统之间又需要紧密联系，协调行动，因而强有力的领导、指挥工作非常重要。1962年11月成立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就是这样的一个权力机构，它由总理、副总理和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周总理任主任。委员会下设有由司、局级干部组成的精干的办公室。钱学森同志曾经说，周总理、聂老总他们就是按照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大兵团作战的办法，把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组织起来，攻克了一个个难关，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
(2)大力协同，联合攻关，是这项事业取得成功的又一条重要经验。1962年9月，二机部向中央报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和试验“两年规划”报告。10月底，罗瑞卿副总理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同意二机部提出的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计划安排，并成立中央专委。11月初毛泽东主席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在1964年10月我国首次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之前的近两年时间内，周总理主持召开了9次中央专委会议，讨论解决了100多个重大问题。随后，一直到70年代中期，在原子弹、氢弹、核潜艇、核电站和导弹、卫星事业发展中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讨论、协调落实，全国各地方、各有关部门也都本着“大力协同”的原则给予配合，不提困难，不讲条件，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3)处理好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也是“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民引以自豪和骄傲的是，原子弹爆炸和卫星上天，主要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然而也必须说明，在“两弹”事业的起步阶段，我们曾经得到当时苏联政府和人民的援助。周总理要求我们既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也不能无限期的依赖苏联专家。毛主席也告诫我们：对于苏联的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所以，在“两弹”事业的初创时期，我们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并没有放松我们自己尖端事业的建设和尖端技术人才的培养，十分注意发展壮大自己独立的科学技术实力。因而，1959年6月苏联毁约停援时，我们能够迅速组织实现全面自力更生的大转变，使我国的“两弹”事业基本上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在处理好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问题上，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的政治远见。
(4)科研工作要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中央专委会成立后，在1962年12月初召开的第三次专委会会议上，由刘杰、钱三强同志汇报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研制“两年规划”及进展情况，我作了补充。汇报完后，周总理作了重要讲话，概括起来是科研工作要遵循的这4个要点，共16个字，即“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后来成为指导“两弹一星”事业的一条重要原则。它虽然带有一定时代烙印，但也揭示了科学研究工作的特点，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当时的中国，虽然在政治上纠正了“大跃进运动”不从实际出发、不尊重客观规律、急躁冒进的错误，但在具体问题上人们仍怕犯右倾保守的错误，“左”的影响远没有消除。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总理说：实事求是，既是思想方法，又是指导原则。要认识客观规律，也不能怕失败。在科学实验中，有时必须经过失败，甚至多次反复，才能成功。要循序而进，想超越阶段跳过去是不行的。还要坚持不懈，做任何事，总靠突击是不行的，只能在有一定可能性时才能突击。无论成功或失败，都要戒骄戒躁。略有所成就骄傲起来固然不好，急躁也容易犯错误。
遵照总理的这四点要求，在核科技领域，从1964年10月开始，我们在原子弹装置塔爆试验和飞机空投核航弹爆炸试验之后，又安排了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和氢弹原理塔爆试验，到1966年底，一步接着一步地实现了我国核武器的所谓“三级跳”计划。
(5)坚持质量第一，确保万无一失。周总理作风严谨，历来重视科研生产的质量和安全，强调质量第一是个政治问题。特别是1964-1965年进行我国第一、第二次核试验期间，他对做好各项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经整理、概括成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16字方针，并在后来成为历次核试验和各种重大科研试验实施时必须遵循的方针。周总理不仅是要求大家这样做，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每次核试验前听汇报，他总是要仔细地询问可能影响成败的各个关键环节，而且要求我们把各种不利或意外情况考虑周到，并设想多种预案，做到万无一失。他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搞试验关系重大，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们国家还很穷，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周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
(6)科学技术工作的组织管理，也要实行民主集中制。钱学森同志常说，周总理、聂老总当年抓科技工作，管“两弹一星”的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对此，许多老一辈科学家也都有切身感受。比如在“两弹一星”事业发展的岁月里，每次专委会开会，周总理总是嘱咐多找一些人参加，以便全面听取大家的意见。他还不时提出问题同大家讨论。他尤其重视不同意见，只要有一个人提出疑问或有道理的反对意见，而又难于下定论的，他都不马上拍板，暂时休会，要求大家回去把问题搞清楚后再复会讨论决定。只要听到不同意见，哪怕这个意见来自一位普通科技人员，他也会立即加以考虑，对照研究自己原来的决定。他曾不止一次当众宣称：“我批过的事，错了也要改嘛！”总理的这种民主作风，使在场的科学家们都深为感动。当他们听到总理把不同的意见巧妙地集中起来，得出比争论各方更为高明的结论时，又甚为敬佩。
与此有关的让大家深受教益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周总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知识渊博，但仍然十分重视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他在抓尖端技术的过程中，总是力求弄懂一些关键技术问题，不厌其详地听取一些技术难点的讲解。他还常常教育周围的干部要虚心向科学家学习，应视科学家为国家的宝贵财富，不仅要在政治上信任他们，工作上支持他们，还要在生活上关心和爱护他们。总理在接见科学家们时，常常径直走到站在后排的科学家中间，和他们热烈握手，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令科学家们十分感动。
“两弹一星”的成功，是周总理在我国科技事业上建立的不朽功绩的光辉篇章。那些成功的经验，都闪耀着他的智慧火花。他的一言一行，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一贯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认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
性质的进步和革新
早在1956年1月，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时就指出：“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他还特别指出：“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理论研究的忽视。”
然而，由于我国在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的投入有限，基础理论研究又往往不能较快收到实际效果，与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相比，总是难于得到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基础理论研究更是被批判为“理论脱离实际”、“经院式研究”、“理论至上”等等，使基础理论研究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这种状况，许多科学家身处困境，一直是十分忧虑。
周恩来一贯重视基础理论研究，非常理解科学家们的这种心情和处境。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周总理着手清理整顿、落实政策，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尽可能对科学家们的要求给予有力的支持。举两件事为例。一是1972年7月他在北京大学会见美籍华裔学者参观团时，用巧妙的语言鼓励北大校长周培源同志提倡一下理论研究。不久，周培源同志提出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建议》，周总理立即批示：要求“在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另一件是，1972年张文裕同志和我等18位科学家为要求加强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工作上书周总理。9月11日，他在复信中批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中国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项目之一。”然而，在1972年8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后期，周总理的这些正确意见，却遭到“四人帮”的批判，这次会议也被定性为“复旧回潮”的典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周总理在尖端技术开发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乃至整个科技事业领域的光辉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得到了发扬光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理论学说，大大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今天，在我们集会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追昔抚今，使我们一方面感慨万千，另一方面又倍受鼓舞。让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努力开创我国科技事业的新局面，以更大的成绩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杨尚昆：相识相知五十年——我所了解的恩来同志
今年是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回想1976年初，当恩来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我和伯钊被监护在山西临汾。在悲痛欲绝中，我们当即致电邓大姐表示吊唁，同时向中央请求到北京参加悼念活动，但这样的要求却遭到拒绝。怀着满腔悲愤，我曾陆续记下一件件恩来同志的往事，以排解心中的悲痛。
我同恩来同志相识于1928年夏天。当时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那里筹备和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那年他刚刚30岁，英俊潇洒，干练老成，令人亲近和佩服。
1933年初，我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后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接受红军总政委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同朱德、叶剑英、彭德怀等同志朝夕相处。在浴血奋战的反“围剿”中，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我和恩来同志都保持着密切交往，从他那里受到许多教益。
解放战争时期，恩来同志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我相继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后委副书记等职。从延安到西柏坡，我一直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开会，研究和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长期担任中央副主席、共和国总理。我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在这期间，亲眼目睹了恩来同志日理万机、辛勤操劳的工作情况。
如果从1928年与恩来同志初次相识算起，至今已有70年了。在漫长的历史征程中，他给我的教益，是说不尽的；我对他的经历、思想、工作和为人的多方面的了解，也是逐步深化的。
如今我已年逾九旬，有责任把我对恩来同志在党内重要地位和作用的了解写出来，以缅怀先人，告诉来者。
一
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也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921年，他在法国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和创建人之一。大革命时期，他出色地领导过国民革命军的军政工作、广东东江地区的政权工作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党内出名的实干家。国共合作破裂后，他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第一支人民军队。从1927年5月起，他就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六大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担任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的向忠发根本没有能力在中央起领导作用，恩来同志实际上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在白区工作中，他发展组织，开拓局面，机智果断地处理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事件，挽救了党的中央机关和大批工作人员。遵义会议，他排除干扰，旗帜鲜明，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长征途中，他有理有节、针锋相对地同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作斗争。西安事变，他运筹帷幄，顺应民心，团结张学良和杨虎城，赢得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大好局面。重庆谈判，他协助主席，纵横捭阖，挫败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解放战争，他精心谋划，周密部署，协助毛泽东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和完成战役行动，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开国伊始，他知人善任，团结各方面人士，悉心组阁，恢复国民经济，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开创建国初期的稳定局面。三年困难时期，他殚精竭虑，顾全大局，提出并坚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从严重的困难中摆脱出来。十年“文革”，他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保护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自1927年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1976年病故，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子里，恩来同志一直是党的核心领导成员。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只有恩来同志一个人。他长期在中央做实际工作，是党中央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参与制定者和指挥者。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作为全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主帅，恩来同志是名符其实的副帅。他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防、外交、统战、科技、教育、文艺等多方面的建树，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他一生走过的革命道路，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重要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