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周恩来认为主要是要把世界科学最先进的成就介绍到中国各个部门中来，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中国各个方面装备起来，使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在当时所说的科技现代化的具体标志是掌握和运用原子、电子、超音速等现代科学技术。他说：现在是“原子、电子时代，技术水平提高很快，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没有的。”〔20〕
对“四个现代化”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相互关系，周恩来在1962年12月曾指出，国民经济各部门如何结合？“一个是基础，一个是主导，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1963年1月，他又强调要把“四个现代化”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看待，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21〕又说：“必须在好的农业基础上、好的工业水平上，尖端技术才能突破，不然是不可能的。”〔22〕
周恩来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特点和我国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的实际水平，提出我国的发展目标和步骤，建立“四个现代化”合理的发展机制，并审时度势地进行调整以保证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决定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周恩来在组织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科技状况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对我国实现科技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与迫切性，对实现科技现代化的方针、途径、措施等有许多精辟论述。
早在50年代中期，周恩来就十分敏锐地看到了世界上科技突飞猛进的趋势，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生产过程正在逐步地实现全盘机械化、全盘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原子能、电子学等科学上的最新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23〕
同时，他十分清醒地看到了我国在科技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他指出：“我国的科学和技术的状况仍然是很落后的。”〔24〕不但在世界科学的很多最新成就，我们还没有能够掌握和利用，而且就是目前我国建设中的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我们也还不能独立解决。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25〕因为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不能实现国防现代化，就不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就不能提高各个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就不能增强我们全民族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因此，他的结论是“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强调“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26〕
60年代初，周恩来科学分析了我国实现科技现代化的有利条件，这就是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有广大的人力和丰富的资源做基础，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保证，有了一支不小的技术力量和一批科学研究机构，有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他说：“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把这些条件运用好，群策群力，自力更生，就一定能够后来居上，做出超过前人的贡献。”〔27〕
由于我国是一个基础差、底子薄、人口多的大国，周恩来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不能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应该集中力量，首先解决重要方面的问题，防止百废俱兴，平均使用力量的偏向。”〔28〕这里说的解决重要方面的问题，就是指重点抓原子、电子和导弹、航空、人造卫星等尖端科技。
为了突破尖端科技，他提出了抓好基础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早在1956年1月，以他的远见卓识，指出我国“技术科学上的落后同理论科学基础的薄弱是分不开的。”〔29〕“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39〕
为了突破尖端科技，周恩来还特别强调了大力协同、集智攻关的指导思想。1957年6月，他指出：“为了有效地发展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协作的原则。各有关部门必须协调地进行工作。”〔31〕这样才能为国家节约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才能加速科技工作的开展。
为了使科研工作和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他还提出了“领导、专家、职工群众”相结合，“使用、生产、科研”相结合以及“科研、教学、生产”相结合的原则。
为了早日实现科技现代化，周恩来特别尊重人才，强调培养和依靠科技人才的重要性。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始时，他就指出：“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32〕1959年12月，他又说：“掌握尖端技术，关键在于人才。”〔33〕在他的关心和过问下，一批海外科学家回到了祖国，我国一些重点大学办起了相关的系部和专业，对培养我国各种科技人才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了早日实现我国科技现代化，周恩来还直接领导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即十二年科学规划)这一规划提前5年，于1962年基本上完成了，从而为我国科技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又领导制订了第二个科技发展长远规划，即1963年至1972年科技发展十年规划，实行不到5年，受到“文革”动乱的严重干扰，被迫停止了，但由于周恩来的坚韧不拔、呕心沥血的努力，终于使我国“两弹一星”上了天。
实践证明，周恩来关于我国实现“四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科学论断，以及一系列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怎样实现“四个现代化”
周恩来对怎样实现“四个现代化”，除了大力发展生产力之外，有许多论述，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1957年9月，他在讲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时，指出：“从六亿人口出发，就是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农民是人民中的最大多数。”〔34〕要改变我国的经济面貌，必须从这一实际国情出发。1963年8月，周恩来指出：“必须抓住中国的特点。中国的特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国大、物博、人多、任重。”〔35〕
70年代，他在接见刚果总统时，根据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指出：“各国的建设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订一条正确的路线。”〔36〕
第二、经济发展要根据需要与可能，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进行。
1956年初，当发现有些部门和地方的负责人头脑发热，滋长了盲目冒进情绪时，周恩来及时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37〕特别强调制订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随后，他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纠正了经济建设中的“左”的倾向。在总结“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时，他指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38〕1963年7月，他说：“我们经过两年多基本上调整过来了，由此得出一条重要经验，经济建设要循序渐进。”
第三，重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要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搞好各部门、各方面之间的协调发展。
鉴于前段时间盲目冒进的经验教训，1956年9月，他在“八大”报告中指出：“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39〕同时，他说在建设事业中，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的关系都要作好适当的安排。1961年5月，他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指出：不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不按比例发展，综合平衡不讲了，两条腿走路也没有主导方向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也不认识了，违背了客观规律，结果是碰了壁。1962年3月，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他提出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第四、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安排国民经济发展以农、轻、重为序。
1956年1月，针对苏联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时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轻视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错误，周恩来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几个月常说，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40〕
在党的八大报告中，他指出：“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的，”“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发展农业，求得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互相配合，”“妥善地安排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关系，”“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41〕
周恩来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改变了原来安排国民经济发展以重、轻、农的次序，而采取了农、轻、重为次序的方针。他说：“1959年毛主席就指出，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排队，首先要使农业过关，也要注意市场供应，发展轻工业，同时加强重工业。”〔42〕
第五、“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积极开展技术引进，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争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1956年10月，周恩来指出：“主要是自力更生，但不放弃争取外援。”〔43〕争取帮助是重要的，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人民。
1962年6月，他说：“整个国民经济都要自力更生，这有战略意义，永远如此。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革命要靠自己，建设也要靠自己。”〔44〕
1964年12月，他进一步指出：“只有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45〕
同时，他主张要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64〕“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47〕只要我们努力贯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积极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就有可能比较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第六、国民经济发展要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
1962年6月，周恩来在谈到发展科学研究、尖端技术时说：“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要有步骤和秩序。登珠穆朗玛峰，也要分几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上去。”〔48〕
第七、在经济体制管理方面，1956年9月，他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提出要在适当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要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开放一部分自由市场、自产自销。1957年4月，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指出：“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49〕
提出“四化”的原因及意义
为什么周恩来能够成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首倡者和奠基人并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论断？
首先，立志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国繁荣富强，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和终身奋斗的目标。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满怀救国救民的豪情和志向。在他1917年赴日本求学时，写给同学的临别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50〕20年代，他刚加入共产党时，就曾设想“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那时候，才能够“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51〕建国后，他担任政务院总理，立即着手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1954年9月，他在一届一次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了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初步思想，并指出：“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52〕
其次，由于他建国后直接从事国内建设的实践，并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深入群众，倾听大家的意见。如他三次到大庆，七次到浙江，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重要企业，在河北城乡和浙江都有他调查研究的点。在他领导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使他认识到：“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53〕“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54〕“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55〕
在他领导制定和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使他深切地感到“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他们“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56〕成为“国家的宝贝”。〔57〕“总起来说，各种建设从恢复、整顿和调查开始，已经看出现有的专家是不够的。……我国的科学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58〕
再次，由于他在建国以后分管外交，经常接待外宾，较多地到国外访问，十分注意世界风云变化，能及时地了解世界的发展趋势。如他在1950年1月至1954年7月间，就出访了苏联、捷克、瑞士、印度、缅甸、德意志共和国、波兰、蒙古等国。他在会见外宾时，总是抓住机会，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做调查研究，他说：“接见外宾，不只是做工作的好机会，也是调查研究，向人家多方面学习的好机会，这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不要放过。”〔50〕正因这样，才使他早在50年代就提出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的观点；60年代提出了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60〕的科学论断；70年代初，他从会见日本调查公害的记者谈话中，详细地了解世界环境污染公害问题，立即决定建立起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61〕
如上所述。周恩来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最早提出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和步骤的领导人。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长达2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他亲自领导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领导制订和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我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之后，他又在国际上霸权主义对我封锁、撕毁协议、撤退专家、施加压力和党内“左”倾思想泛滥的情况下，为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作了不懈的努力，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推迟了，但他提出的关于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对我国的繁荣富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
(作者单位：安徽省马鞍山市华东冶金学院社科系中共马鞍山钢铁总公司党校)
注释：
〔1〕〔2〕〔3〕〔4〕〔5〕〔6〕〔7〕〔8〕〔10〕〔11〕〔12〕〔13〕〔14〕〔15〕〔16〕〔17〕〔19〕〔20〕〔21〕〔22〕〔23〕〔26〕〔27〕〔28〕〔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2〕〔53〕〔54〕〔55〕〔60〕《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52页、第288页、第339页、第403页、第519页、第176页、第373页、第408页、第503页、第518页、第563页、第652页、第596页、第425页、第548页、第404-405页、第495页、第493页、第504页、第426页、第234页、第233页、第505页、第318页、第362页、第142页、第405页、第374页、第518页、第648页、第251页、第278页、第280页、第336页、第289-290页、第423页、第329页、第493页、第564页、第
566页、第504页、第493-494页、第350-351页、第201页、第21页、第24页、第28-29页、第503页。
〔9〕周恩来1960年1月4日在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8〕〔24〕〔25〕〔29〕〔30〕〔56〕〔58〕《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8页、第166页、第159-160页、第166页、第183页、第160页、第26页。
〔50〕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36页。
〔51〕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转引自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第264页。
〔57〕转引自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第247页。
〔59〕《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196页；
〔61〕转引自《周恩来的决策艺术和实践》一文，载《毛泽东思想研究》(成都)1991年4月。
许先春：周恩来社会发展观与西方发展理论的比较研究
本文拟从发展哲学的角度来研究周恩来的思想，这一视角的选取，为我们分析和研究周恩来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虽然说，周恩来生前并不曾直接就发展哲学的有关问题做过集中的、系统的阐述，但是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都处处鲜明地反映出他的发展思想与发展战略。在他一生的理论和实践中，始终把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作为思考的中心。下面，我们将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尝试性地分析周恩来的社会发展观。
发展条件论
在西方发展理论中，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很有影响。依附论有两个基本前提：其一，反对局部分析和社会内部分析，提倡从世界系统里考察问题；其二，在许多因素中往往是外来因素对社会的发展有更为重要的影响。其代表人物劳尔·普雷维什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中心(美国等发达国家)与边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格局，中心以政治权力为后盾控制边陲，使后者依附于前者。世界体系论则进一步提出了“中心——半边陲——边陲”的世界体系结构论。针对这种不平等的格局，弗兰克提出“脱钩”战略，认为不发达国家只有割断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的联系，才能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从而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
周恩来关于发展条件论的有关论述如下：
(一)自主的发展，即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周恩来从三个层次论述了自主的发展：其一，什么是自主。周恩来说：“我们决不谋求霸权，在经济上，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我们需要作出长期的努力。我们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1〕这就告诉我们，所谓自主的发展，是以自己的力量为主的发展，是自己努力的发展，是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自己的发展。其二，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周恩来认为：“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毫无疑问，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2〕“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脚点。”〔3〕其三，为什么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周恩来满怀信心地指出：“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只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主，不听从超级大国的指挥，不论美国或苏联的干涉，都是要失败的。这样的国家虽然一时会遇到困难，但最终会胜利。”〔4〕因为自力更生能引导我们的事业走向胜利，所以我们应该选择独立自主的发展。“自力更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方针。”〔5〕对比西方的发展理论，我们可以看出：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论认为外来因素对社会的发展有更为重要的影响，把外因看成是比内因更为重要的因素，这显然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周恩来关于自主的发展的思想，是对唯物辩证法基本观点的坚持和运用。
(二)和平的发展，即对外交往，和平共处。系统具有开放性，任何一个系统总是与它的外部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对外交往，目的在于学习其他国家一切先进的、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从而促进自己的发展。周恩来认为，关起门来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于这一发展的外部条件，周恩来是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的。第一，论述了和平的必然性。周恩来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只要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斗争，世界的持久和平是可以争取得到的。”〔6〕第二，论述了和平的必要性。“我们的国家建设事业需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但现在需要和平；就是在将来，在中国建设获有成就以后，也永远需要和平。”〔7〕这就告诉我们，和平的国际环境，不仅是现阶段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长远需要。第三，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不仅是我党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也应该普遍地成为世界各国在国际关系中所一致遵守的原则。”〔8〕社会的发展也就是人类的进步，五项原则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
(三)自力更生和对外合作的关系。周恩来认为要“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10〕首先，自力更生是对外合作的基础，先有自力更生，然后才有能力对外合作。“我们要自力更生，然后才能争取外援。”〔11〕“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一个国家只有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才能更有力量去支援别国。”〔12〕其次，对外合作必须有助于自力更生，但不能依赖。“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帮助”是“真正的帮助”，“这种真正的帮助，有助干我们自力更生。”〔13〕“外援如有利于中国，当然要，但不能依赖。”〔14〕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论者提出的“脱钩”战略，其目的是为了使发展中国家要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这种愿望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决意割断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的方法不可取。实际上，处于世界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也决不能割断同其他国家的联系。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加强自力更生，另一方面又要学习发达国家的长处。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才能摆脱自己所处的不利的依附地位，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
总之，周恩来分别从事物发展的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探讨了自主的发展与和平的发展。周恩来关于发展条件论的论述，处处闪耀着哲学的智慧和辩证法的光辉。
发展动力论
“我们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15〕这段话言简意赅，系统而又集中地表述了周恩来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其一，解放生产力必须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旧中国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其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新中国必须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把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和限制中解放出来，解放生产力。周恩来还以土地改革为例，明确指出：“现在进行的土改，就是要使农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桎梏中解放出来。”〔16〕其二，解放生产力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具有不断进步的趋势。解放生产力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与现实空间。还是以土改为例，周恩来指出：“首先是实行土改，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17〕周恩来认为，为了达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18〕。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的经济才能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国家更加强大和安全。总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促进社会的发展，推动人类进步。
周恩来的科技发展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科学技术在发展系统中的决定性地位。“科学是关系我们的经济、国防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19〕。周恩来的这一论述，是对马克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20〕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并且已接近于邓小平所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21〕这就从时代的高度、从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发展的要求，揭示了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迅速地接近其他世界大国，周恩来提出了六项措施。〔22〕他既亲自领导了我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又为实现这一发展规划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思想。
第二，科学技术现代化。周恩来深刻地指出：“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3〕周恩来提出了四点具体的意见〔24〕，指明了实现科技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用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合。”〔25〕这就是说，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挥聪明才智，发扬创造精神。“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26〕这就告诉我们：必须把实事求是、稳步前进同革新独创、迎头赶上的雄心壮志辩证地统一起来。如果只有实事求是而没有雄心壮志，就难以迅速改变科学落后的状况；如果仅有雄心壮志，而不从本国的情况出发，不坚持实事求是，那么科技现代化还是不可能实现。
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问题上，没有一个问题比科学技术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科学技术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在西方发展理论史上，中间技术战略与适宜技术战略对此作了专门的探讨。所谓中间技术，是“既比过去各个时代的原始技术优越得多，又比富国的高技术简单、便宜和实用”的技术〔27〕。中间技术具有技术简单、规模小、所用资金少、立足当地、吸收劳动力较多五大优点。舒马彻的中间技术采取了“回归”到人的现实状态的形式，人是小的，因此小型为佳。所谓适宜技术战略即是指依据本国的物质条件，引进各种类型的经过检验的技术，其核心之点是慎重地选择和管理技术，使技术与本国的情况适宜。应该说，中间技术战略与适宜技术战略直接针对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中所出现的问题，很有启发与借鉴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发展中国家引进的中间技术、适宜技术往往是过时的、二流的、效率不高的技术。周恩来关于科技现代化要实事求是、迎头赶上的思想，既包含了中间技术战略与适宜技术战略的某些合理成份，又扬弃了这两种战略中保守、落后的因素，倡导迎头赶上的雄心壮志。周恩来指出，外国一切好的经验、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周恩来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多次重申毛泽东科技发展的有关主张。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实行技术革命，“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28〕他告诫我们：“我们应该迎头赶上，也可以赶上。我们不应该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遍，那样，我们将永远落在后面。”〔29〕“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我们要记住，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30〕可见，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引进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这一问题上，周恩来关于科技发展的思想无疑优于中间技术战略与适宜技术战略。未来学家托夫勒形象地指出，中间技术战略与适宜技术战略是一种失败战略，是一种“急救绷带”，发展中国家要坚决抛弃这种战略，大力引进西方国家最先进的技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跃向未来的赛跑”。〔31〕
发展目标论
发展目标是发展理论的综合体现。周恩来力倡社会主义现代化。他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启动了中国奔向现代化的历史巨轮。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是周恩来发展理论的新生长点，这一思想的提出，使周恩来在其晚年再一次占领了一个新的理论制高点。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布赖克曾指出，现代化是继人类诞生、文明出现之后的人类历史上第三次最伟大的社会变革。〔32〕从西欧现代化的发端至今约500年的历史，是世界各国由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演进的历史。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有的国家较早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有的国家正处于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周恩来以其不懈的努力和艰辛的探索，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光辉思想。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构想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是周恩来一生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双重结晶。它既是贯穿于周恩来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科技思想、教育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等领域的一根红线，同时又是这些思想的总体现。如果说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旋律，那么周恩来无疑是这一宏伟篇章的第一提琴手。
周恩来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旋律，始终定位在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上。一方面，他从国内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以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如果不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33〕另一方面，他又放眼世界，从国际关系形势出发，认识到现代化是我们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生死攸关的迫切问题，如果不把握时代趋势，在社会发展宏观决策上顺应历史潮流，那么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将处于被压迫、被支配的地位。他指出：“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若不强大起来，不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就要受帝国主义的欺侮。”〔34〕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周恩来自建国以来，不仅先后三次庄严地提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且系统地阐明了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方针政策，从而形成了富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框架结构：
1.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结构。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提出经历了一个修改、补充和完善的过程，其中每一个具体细微的变化无不紧密联系着当时的客观实际。周恩来四个现代化思想的定型是1964年三届人大上所提出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结构，相互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即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国防是保障，科学技术是关键。这一核心结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结构中至关重要，它决定和制约着现代化的其他方面。
2.政治、文化、军事、法律等方面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基本结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有其内在结构的机体：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军事、法律等，都是人们社会活动的不同领域，是整体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现代化，只能是整体社会的现代化，是社会各领域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过程，具有复杂的互动性质。而决不是某一个单一领域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有其积极的号召作用，但它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内容。事实上，周恩来多次论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他的现代化思想是多视角、全方位的。我认为，从核心结构和组成部分这两个层面理解周恩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较为符合周恩来的本意。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的时序结构
所谓现代化的时序结构，是指现代化的构成要素、部分在时间先后、轻重缓急等实施程序上的排列组合。本世纪50-60年代，现代化理论被称为社会发展理论的主流理论。现代化理论家提出了趋同论(convergencetheory)，认为不发达国家现在所处的阶段是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阶段，发达国家的现在就是不发达国家的未来。艾森施塔特干脆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现代化即是向西欧和北美在17世纪至19世纪发展起来的那种类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转换的过程。”〔35〕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条件已经与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大不相同，所以现代化无论如何不再等同于西方化。周恩来的现代化思想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相比，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内容：
1.现代化的起点不同。周恩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分析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落后状况，认为在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摆在第一位，与此相联系，在实现工业化的远大目标下，具体的现实的目标只能是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经过“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实现工业化成了具体的实现目标。西方的现代化是直接始于工业化，其起点是大工业的现代化，进而向其他方面渗透、扩展。而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先恢复后建设，其起点是经济的恢复，在此基础上，才能有工业化所必需的基础。
2.现代化的程序不同。西方现代化理论家们一般认为，现代化首要的和主要的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是由工业向农业推进。在他们的很多著作中，大工业和城市化(城市的扩大化、规模化、密集化)甚至于显示出一种轻农的价值取向。因此，工业化战略和再工业化战略成为许多国家现代化的首选战略。新中国开始实行的也是工业化战略，并且是赶超式的工业化战略。经过“一五”计划和调整时期的反思，周恩来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有着自己特殊的道路：工业化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应“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次序排列为农、轻、重。这就把农业现代化提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周恩来对农业现代化问题提出了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科技化等许多重要观点。必须指出，工业与农业的现代化本无先后之别，它们不是历时态而是共时态；另外，工业与农业也不可绝然分离，工业现代化的成果用于农业，使农业生产机械化、电气化，本身就是农业现代化的内容之一。“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36〕与西方现代化理论显著不同的是，周恩来把农业放在现代化的基础性地位，把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的位置作了互换。这一置换的底蕴在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37〕，由农促工、以工带农，农工互动，实现现代化的起飞。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现代化如何开始，从哪个领域开始，并没有固定的、现成的历史公式，而要根据各个民族、各个时期的具体历史情况而定。这不仅仅是一种东方的现象，它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农业国家都有很大的启示。
3.现代化的目的和实质不同。在西方现代化理论家们看来，现代化是一个文化过程，是西方工业文明和西方价值观念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的过程。周恩来则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38〕，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周恩来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健康的、尽可能迅速的发展，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在其指导思想、价值观念、战略目标等方面都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面对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我们在吸收其合理内核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决不是“西化”，更不是什么“趋同”，在性质上是“非资本主义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尤其是“四个现代化”思想的提出，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它表明了后发展国家、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不必然只具有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这一重大问题。在理论上，它把周恩来所一贯坚持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有机地衔接起来，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晚年设想所描述的历史发展图景——东方社会理论的认识。在方法论上，它解决了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在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跨越后如何继续发展生产力的问题。20世纪的上半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社会主义发展前途与资本主义发展前途这一重大方向问题。20世纪下半叶，处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一重大发展目标问题。非资本主义前途39——非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一清晰的思想逻辑显示了周恩来社会发展观的彻底性和具体化特征。
通过周恩来发展思想与西方发展理论的比较研究，我们深刻认识到：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和卓越的领导人，周恩来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始终与国际上的发展思想同步。他思考了发展与现代化、科学技术与发展战略等重大理论问题，并对这些“国际性的问题”进行“民族式的求解”，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观点与对策。“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40〕正是在对这种富于民族特色的探求之中，周恩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发展观。联系到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周恩来对这些发展问题所作的与西方发展理论不同的解答，除了基于现实情况的考虑之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周恩来要探寻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因而，周恩来的发展思想实质上是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其本身就是一种东方式的发展理论。这种“东方式的道路”同时又昭示了一种“世界性的意义”，即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是同一的，各个国家、民族应当努力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国际性的问题，民族式的求解”，“东方式的道路，世界性的意义”，周恩来的社会发展观，既把握时代潮流，又注重中国特色，给我们以深深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