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1〕《在欢迎蓬皮杜总统的宴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3年9月12日。
〔2〕〔3〕〔5〕〔10〕〔12〕〔13〕〔15〕〔16〕〔17〕〔18〕〔19〕〔21〕〔23〕〔25〕〔26〕〔28〕〔29〕〔30〕〔33〕〔34〕〔36〕〔37〕〔38〕〔40〕《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页、第440页、第440页、第440页、第440页、第11页、第132页、第24页、第24页、第159页、第181页、第159页、第412页、第441页、第412页、第441页、第413页、第182页、第132页、第252页、第412页、第440页、第252页、第301页。
〔4〕〔6〕《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67页、第223页。
〔7〕《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4年10月1日。
〔8〕《在印度尼赫鲁总理宴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日。
〔11〕〔1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2页、第32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1页。
〔22〕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4-185页。
〔24〕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4-416页。
〔27〕【英】E·F·舒马彻：《小的是美好的》。
〔31〕参见【美】A·托夫勒：《第三次浪潮》。
〔32〕参见美C·E布赖克《现代化的动力》。
〔35〕S.N.EISENSTADT：“Modernization：ProtestandChange”，Prentlce-Hall，INC.EnglewoodCliffs，N.1.1966，PP.1.
〔39〕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探讨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9页、第162页。
陈雪薇：周恩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贡献
新中国开国之初，周恩来不只一次强调：不经过新民主主义就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当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以后，周恩来敏锐地指出：我们只有再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消灭了贫困，消灭了愚昧才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周恩来一生的最后20年间，一直围绕着以消灭贫困、消灭愚昧为中心任务，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这个基本问题而上下求索。1963年10月12日，他明确指出：“为建立起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摸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套完整的、成功的经验。”〔1〕他为解决这一历史任务，逐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和全面改革的理论构思以及一系列基本原则，成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导。
1961年9月，周恩来同蒙哥马利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2〕“现在中国很穷、很落后，离富强的要求还很远，需要几十年才能赶上去。因此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生产关系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应该予以纠正。”〔3〕周恩来以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和领导我国建设发展的实践经验为依据，精辟地提出：“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4〕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始终以经济建设为首位，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居于国家领导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始终把经济建设摆在国家生活的首要地位，是否正确提出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性的根本问题，也是关系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的大事。建国伊始，周恩来善于驾驭错综复杂的社会，明确指出：“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5〕“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6〕他在1954年9月又郑重地说：“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7〕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周恩来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在八大会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领导和组织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宏伟蓝图，是推进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的重要保证。但是，由于“左”倾错误开始抬头，没有真正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八大通过的这个建议报告难以实施，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周恩来把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根本立场，1962年3月重新强调：“现在面临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并努力使调整国民经济在5年间摆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然而，我国国民经济刚走出困境，一场“文化大革命”又使全国陷入混乱状态。周恩来对此十分焦虑，他意识到：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产生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因此，他同一批在国务院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呼吁“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在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经济建设有了转机。一方面抵制极左思潮，尽力消除一些破坏性后果；一方面使处于瘫痪的国民经济逐步走向正常。接着，周恩来力荐和促成邓小平复出，协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以大无畏的精神，进行了一场具有拨乱反正、探索新路意义的尝试，即全面整顿的重大斗争，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中心，推动各条战线的整顿。短短数月，国民经济取得可喜的进展。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表明，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在国家生活居于首要地位的思想及其实践，是正确认识和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反映，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直倡导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路线的思想先导。
同时，周恩来还依据变化着的国际形势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以及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首先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国防”的思想，进而确立以实现现代化为中心内容的建设“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8〕的发展战略。这实际上成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即“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先声。
在1962年3月28日召开的二届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寓意深长地说：过去我国人民用“愚公移山”的精神，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现在，在我国人民面前，还摆着经济贫困和文化落后这两座大山。我们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把这两座大山搬掉。我们一定能够把这两座大山搬掉。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一定能够用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比拟的速度，在我国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英国和法国花费300年时间所做的事情、美国花费200年时间所做的事情，我们只要花费100年左右的时间，就一定能够做到。这是周恩来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富有远见的构想，现在正逐步变成现实。为了实现这个战略，周恩来特别阐明了四个现代化的内涵：
一是中国所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早在1959年底，周恩来就提出：“需要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国家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9〕1963年初，他又提出：“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保证。”〔10〕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和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则是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二是中国所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全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它有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中国是全方位实现现代化，包括少数民族落后地区。周恩来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我们有这样一个气概，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真正平等友爱的气概。我们不能使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如果让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这就是不平等，就是错误。”〔11〕第二，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要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各民族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在共同发展的目标下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因为，“汉族人口多、经济、文化比较发展，但是可开垦的土地已经不多，地下资源也不如兄弟民族地区丰富。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是祖国工业化的有力后盾。但是，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还没有开发，劳动力少，技术不够，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可能单独发展。”〔12〕
三是中国所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全方位的现代化基本要求。周恩来对四个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意义的精辟论述，他认为，农业现代化，必须从各方面支援农业，有步骤地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气化，还有良种化。工业现代化，主要是工业技术现代化，基本内容是工业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工业的各方面装备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国防现代化，要搞尖端的国防，即原子、电子、导弹，航空要更快地搞起来，从而建立起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和国防力量。其核心是建设一支掌握和运用尖端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对于科学技术现代化，他强调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关键，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努力用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把我国工业、农业和国防诸方面装备起来，并逐步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科学技术现代化就是指掌握和运用原子、电子、导弹、超音速等现代的科学技术。
四是人才问题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早在1953年他就提出：“培养大批的建设人才，是我们现在最中心的问题。”〔13〕他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设想不产生广大的建设人才，问题就在于我们抓好科学、教育这一环。所以，发展科学、教育，这是现在一个中心的任务。到了1959年他进一步指出：“搞独立的经济体系和尖端技术，没有人才是不行的。要建立经济体系，掌握尖端技术，关键在于人才。一个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一个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我们理论队伍固然缺，科学技术队伍也缺，两方面都要加强，特别是科学技术队伍需要量很大”〔14〕
周恩来这些善于在实践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思考，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
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周恩来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专政要继续，二是民主要扩大。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保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顺利推进。
周恩来指出：从国内来说，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从国外来说，帝国主义还敌视着我们，因此，“我们的专政应该继续。”〔15〕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消灭剥削阶级的需要。他同时强调，专政要继续，但绝不能扩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16〕这是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新见解。
民主要扩大，是周恩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他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根据，比较完善地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1957年8月，周恩来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17〕
他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拥有广泛的民主权利。第一，人民的选举权。要随着全国的经济和文化水平的发展，逐步实行普遍的、直接的、秘密的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二，人民的监督权。包括一是人民群众对人民代表的监督；人民代表对人民政府的监督，允许“唱对台戏”，把所有人民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发表出来，在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中可以开展争论。二是中央与地方的相互监督，“不要以为只是上面对下面监督，下面同样要监督上面，起制约的作用。”“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18〕第三，人民代表不仅检查政府工作，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这是对前苏联公检法机构置于苏共中央管辖之下的领导体制的否定。前苏联公检法机关拥有至高权力，不受来自群众和人民代表的检查监督，造成许多知法犯法，用专政手法对待群众的严重错误。我们要引以为戒。第四，少数民族享有民族自治权利。“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搞联邦制，也不实行自治共和国制，“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分别情况，成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或者民族乡，使所有少数民族不论聚居或者杂居都能实行真正的自治。这就有利于少数民族普遍行使自治权利。也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合作互助。”〔19〕周恩来特别强调：“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应当强调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对民族分裂、民族‘单干’。”〔20〕第五，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1961年周恩来尖锐地批评指出：“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21〕要改变这种风气，必须在学术界、文艺界、知识界造成民主风气。他说：“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22〕“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才能树立好风气”〔23〕。科学、文艺、教育都属于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有复杂性，更难掌握，它们同工农业生产一样，都有各自的客观发展规律，必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自由讨论、自由创作，要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才能出现科学、文化、教育的振兴与繁荣。
他强调在未能实现消灭政党的条件之前，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际上也是扩大民主。
以发展教育科学为重点，进行社会主义精神建设
第一，急起直追，迅速扩大和提高我国科学文化力量。
周恩来早在1956年初就强调：“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24〕他指出，年轻的新中国的科学文化力量同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需要很不相称。他敏锐地看到从四五十年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有了特别巨大的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他预见到，随着原子能利用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动力系统，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同时，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水平。“这些最新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25〕周恩来面对现实，立足本国，放眼世界，高瞻远瞩提出：“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26〕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建设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第二，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
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尤为突出。1956年，周恩来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1957年后，党内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出现了“左”的错误，把知识分子作为剥削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严重地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62年，周恩来为纠正这种“左”的错误，作了巨大的努力。他于2月间，在广州召开的科技会议和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申明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属于劳动阶层，无产阶级同知识分子联盟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有根本区别的，强调“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27〕。他充分肯定了建国12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根本的转变和进步”。3月6日，陈毅受周恩来的嘱托，在广州会议上向科学家、剧作家讲话中指出：周总理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28〕。同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三次会议上郑重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很大不同。“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29〕他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30〕这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31〕。这是代表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它正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国家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然而，由于“左”倾错误观念和政策，使这一正确思想难以在实践中贯彻下去。尽管如此，周恩来仍然坚持这个正确观点，可惜他的正确意见未能为毛泽东接受并在全党切实加以贯彻。同时，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启发和教诲广大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改造世界观，更好地为新社会服务，“‘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32〕明确提出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三条途径，即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实践，理论学习。
第三，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双百”方针是毛泽东倡导和确立的。它是繁荣和发展我国科学文化的一个长期性的基本方针。周恩来为坚持这一方针，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突出贡献是：是把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联系起来；是把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四个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将贯彻“双百”方针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统一在四化建设的实践中；是把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纠正党在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联系起来。这些都是按客观规律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原则。周恩来认为，我们党适时地提出“双百”方针，目的就是要多种多样的出来，然后才能辨别，才能争论，才能出真理，才能更丰富这个正确的。
努力开拓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新格局
周恩来为创造国内建设的国际环境，不仅在外交工作方面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而且在对外经贸方面也为开拓新的格局作出历史性的贡献。周恩来纵观近数十年世界发展历程，反复强调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依靠国际合作。”〔33〕无论是我们中国和所有发展中国家乃至战后日本、欧洲、美国都是如此。周恩来曾向缅甸领导人说：“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关起门来进行建设，不同别国互通有无。”〔34〕周恩来还向墨西哥客人说过：“‘闭关自守’这在中世纪都不可能，何况现在。”〔35〕各国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对各国自身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周恩来有句名言：“人不能离群而生活，国家也不能没有朋友。”周恩来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典范，是我国和平经济政策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他在长期领导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我国和平经济政策和一系列方针。
第一，他坚持和平经济政策是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指出：“我们对外是和平共处的政策，决不向外扩张。当然，如果人家攻来，最后我们还是要反击的。我们的对外贸易也是这样，不是向外扩张，我们的对外贸易政策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36〕
第二，周恩来“根据政治与经济是不能分开的，基本上是不能分开的，但是，有时也可以分开”的原则，对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的外贸外经，提出了不同的具体方针。
第三，他本着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制定、执行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援助、支持都是相互的、双方是平等的精神，同大国沙文主义、殖民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照，为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开创了光辉范例。
第四，为了不断地扩大经贸往来，更为了国家的信誉，周恩来提出了外贸工作一定要重合同、守信用、重质先于重量的原则。
第五，他以其超人的智慧和坚强的毅力，开通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贸易的渠道，实现着他一贯主张的“外交发展了，外贸也要发展”的正确主张。
建国二十多年间，我国已先后同世界上数十个国家发展了经济贸易的合作关系，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必要的条件。奠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基础。周恩来一贯主张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把学习、利用、发展结合起来，强调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方面，“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37〕他强调把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吸收过来，为我所用。
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要长期奋斗
应当以什么样的精神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周恩来经常强调并身体力行的一个问题。他深知自己祖国的国情，也洞察世界经济发展全局，所以，他一贯主张“艰苦奋斗，建设国家”。这些科学思想，我们应当发扬光大。
一是大国穷国的建设比革命更艰难。早在1954年周恩来郑重指出：“不能说建设比革命容易，当然革命成功是艰难的，但现在建设就更艰难。”我们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好像困难就少了。在某一意义上说，建设比起万里长征来，可能是困难要多一些。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在我们这样落后的经济基础、落后文化基础上，我们的知识这么有限，我们对于建设、对于科学的经验这么少、建设也许比革命更困难。”〔38〕
二是周恩来这种估计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他概括为八个大字：“国大、物博、人多、任重。”国大而耕地少；人多而素质不高；物博而人均占有率低；任重道远是千真万确的。
三是必须牢固地树立节约观念。勤俭建国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作好长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准备，应该有临事而惧的态度，丝毫大意不得。现在，我们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特别需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几代人乃至十几代人共同承担的伟大工程。它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伟大人物。半个世纪以来，已经涌现了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样的伟人。
周恩来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和实践的限制，并未能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因而不可能没有缺陷，然而探索者的业绩是永存的。我们从总体上看，邓小平为党创立科学的理论，制定正确的路线，开辟新的道路，同周恩来的贡献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在周恩来和邓小平之间，寻找和开辟新路的科学思想是相通的；实事求是的思路相通，社会主义要全面改革全面建设的思想相通，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也是相通的；还有不少方面是相互吸取和借鉴的。当然，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作出了历史性的新贡献，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有重大突破和创新。
邓小平发展和完善了周恩来所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尤其是，邓小平把解放思想作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39〕郑重提出；又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大创新，也是实现中国伟大历史转折的关键，从此以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面貌为之一新，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
邓小平发展和完善了周恩来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思想，逐步变成为现实，使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邓小平成功地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并坚决彻底、始终如一地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邓小平发展和完善了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并科学地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部署；邓小平发展和完善了周恩来“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的正确构想，确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总目标，并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使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思想系统化、科学化，成为亿万人民跨世纪的行动纲领。
邓小平发展和完善了周恩来所祈盼的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思想，并付诸实施，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邓小平突破了计划和市场是姓“资”姓“社”的禁锢，首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根基；邓小平成功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推进了全国范围的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全方位开放的伟大事业，使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
这一切，既有亿万人民的共同奋斗和智慧，又有一代代伟人的心血和创造。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一生是为中华崛起与腾飞而奋斗的一生。他俩都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他俩的英名同我们的民族命运紧紧相连。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续推进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所开创的伟大事业走向胜利的彼岸。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注释：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86页。
〔2〕〔3〕《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98页、第99-100页。
〔4〕〔8〕《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98页、第447页。
〔5〕〔6〕〔7〕〔10〕〔11〕〔12〕〔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30〕〔31〕〔32〕〔3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页、第4页、第133页、第413页、第266页、第252页、第207页、第207页、第266-267页、第209页、第260页、第261页、第325-326页、第325页、第325页、第159页、第181页、第180-181页、第359页、第160页、第160页、第368页、第412-413页。
〔8〕《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47页。
〔9〕〔13〕〔14〕〔36〕〔38〕《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08页、第160页、第405页、第395页、第347-348页。
〔28〕《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122页。
〔29〕《周恩来教育文选》第202页。
〔33〕《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13页。
〔34〕〔35〕《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第47页、第47页。
〔3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
曹应旺：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他们通过几个月系统的调查研究，同几十个部门的负责人谈话，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然后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出来的。周恩来对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形成、阐释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与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形成
在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形成过程中，周恩来参与了最高决策层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周恩来曾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汇报会议，如1956年3月1日至27日，先后七次出席毛泽东召集的轻工业各部、交通部、邮电部和财贸各部工作汇报会议；4月9日至11日，到毛泽东处分别听取财政部、人民银行的工作汇报；4月18日至21日、23日至24日，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计划设想的汇报。在这些汇报会上，周恩来对几个关系问题提出了重要看法。
1956年3月4日，周恩来向出席全国基本建设和劳动工资等十一个专业会议的代表作报告时，阐述了正确处理中外关系，向一切国家学习、开门建设的思想。他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怎样摆脱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呢？就是要把人家的长处学来，融会贯通，用于中国的实际。周恩来还强调，“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点长处我们都要把他学来”。这是对此前只能借鉴苏联的经验，只能学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向其他国家学习的错误倾向最早的批评。
当时调查研究的重点，一是如何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是如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即改进体制的问题。在周恩来过问下，1956年3月26日，国务院体制研究十人小组正式成立。4月2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这个小组的报告。在谈到体制问题时，周恩来指出：体制问题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中央要注意分权，站在分权地位的要注意集权。周恩来还阐述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他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忽视了农业就会犯大错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对农业的忽视不能不影响到工业。重工业搞多了，轻工业就要少搞。不要怕搞轻工业，搞轻工业，国家、人民有利可图，又积累了资金。
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建设的前几年，周恩来就积累了处理政治、经济诸方面关系的经验，阐述过城乡(工农)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等思想观点，也为毛泽东综论十大关系提供了思想素材。
城乡关系又表现为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周恩来向来重视正确处理城乡关系。1949年12月他指出：“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都是辩证的两方面，决不能取消或忽视任何一方面。”“我看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1〕城乡关系不仅是经济关系，也是政治关系。1950年4月21日，周恩来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工农关系。要巩固工农联盟，要使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得到正确解决，对工农关系就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2〕。1953年我国开始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为避免片面发展重工业，轻视农业、轻工业，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指出：“要用极大的力量注意发展农业，注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地方党委，除去一些城市搞工业外，主要的力量都应该放在农业方面，这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有很大的作用。”上述关于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的认识，首开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工农业并举并重思想之先河。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起，周恩来就十分重视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1949年12月，他把上下关系作为必须正确解决的新中国经济的六种关系之一。如何正确解决？他认为既不能片面追求集中、统一，也不允许各自为政；既不要犯本位主义，也不要妨害地方的积极性。他指出：“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3〕1950年4月12日，周恩来又把上下关系作为处理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四大关系之一。1951年1月12日，在政务院第67次政务会议上讨论水利工作时，周恩来强调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统一性与积极性的关系。几个月后，他在全国秘书长会议上作报告，当谈到财政问题时指出，要继续巩固财经统一，但不应妨碍地方积极性。他说：“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应留给大行政区、省以至县以因地制宜的权力。中央如此，地方亦应如此。过分统一的倾向是不对的，应该在适当的情况下，让地方分管，有计划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4〕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实践，对恢复经济，对新中国站稳脚跟是极为重要的。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时，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加上财经会议以后的高饶事件，中央过分强调了集中，使这种探索一度中断。从1956年起，毛泽东、周恩来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认识，继续了上述探索的过程。
关于党派关系，1950年4月，周恩来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指出：“这里包含参加党派和无党派的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党派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应该主动地和各方面搞好关系。”“处理好党与非党的关系就是要使联合性与排他性结合起来，运用得当，不然的话，便会破坏统一战线。”〔5〕“一五”计划开始后，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周恩来多次提出民主党派也要发挥积极作用。从周恩来的上述认识可以看到，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调动民主党派的积极性的思想决不是突然产生的。
关于民族关系，1950年4月12日，周恩来指出，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必须团结合作。“我们要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对少数民族，首先要在政治上使他们求得解放，然后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再帮助他们发展，稳步前进。”〔6〕两个月后，他在政务院第37次政务会议上讨论西北地区民族工作时指出：“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矛盾很大。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向他们赔不是。”在经济上，“今后就应该多补贴、多支出一些，让少数民族同胞多得一些利益”〔7〕。周恩来处理民族关系的论述，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提供了先行的思想材料。
在内外关系上，开国以来，周恩来始终坚持内外交流的方针。他指出内外交流的基础是独立自主、平等互利，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中国作为西方国家的消费品市场。国家建设要以国内力量为主，但不拒绝国外援助，争取同一切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贸易往来。他多次论述内外交流的必要性。1955年11月15日，他对日本来宾说：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孤立地进行经济发展，不可能把一切需要的都生产出来，也不可能把一切生产出来的东西都不出口。周恩来对内外关系的认识和实践，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积累了经验和素材。
此外，周恩来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工商关系的论述，关于“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的认识，也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分析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提供了先行的思想材料。
毋庸置疑，建国以来，毛泽东自己的探索及所积累的经验，对其十大关系思想的形成是主要的方面，但最高决策层其他领导人的探索及积累的经验所起的作用，亦不容忽视和低估。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国务，站在处理方方面面关系的第一线，要进行实际操作并解决问题，他的经验和认识尤为重要。加上周恩来是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能手，是建国伊始就认识到“做好工作决定于处理好各种关系”的领导人，因而，他对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是很自然的。
周恩来对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宣传、阐释和发挥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的讲话。此后周恩来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会议上对毛泽东的讲话进行了传达、阐释和发挥。周恩来对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宣传、阐释和发挥，在方法上有重要的特点。
第一，抓住中心。毛泽东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此，周恩来阐释道：“三大改造取得胜利，生产力又会更大发展，需要我们动员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因此，在各种制度上也就需要作相应的改变。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中心，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前提下提出了分权给地方的问题，以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便于动员全国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周恩来指出十大关系是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个中心、这个前提下提出来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具体地说就是为发展生产、建设国家服务。这不仅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心思想的阐释，而且是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化。就十大关系、十对矛盾而言，周恩来没有将其平列看待，而是突出了重点。1956年11月10日，他指出：十大关系“前五种关系直接联系到建设”〔8〕。7月中旬他还指出：十大关系头三种属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即第一，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第二，沿海与内地的关系；第三，建设与国防行政的关系。11月9日，他说：十大关系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摆得是否恰当，其他各条有政治生活上的、思想上的和是非问题，而主要的是经济关系，中心是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