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是植树造林主要的依靠力量。建国以后，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总结了一套农民造林的经验，从发展林业专业队到兴办社队林场，“造上一片林，留下一批人，管好一片山，办好一个场”的做法，成为我国农村发展林业的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完善分配制度的乡村办林场的形式，仍然不失为今天乡村林业发展的重要组织经营形式之
为了使全社会办林业形成制度，长期坚持下去，1964年周恩来首先提出：“从中央到地方，每个负责同志，除年老有病的外，每年都要带头种树，要养成一种风气，并对此事作出相应的规定。”〔10〕1981年，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下，全国人大颁布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成了一项国家的法律制度。邓小平带头参加一年一度的义务植树，并号召：“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20年，坚持100年，坚持1000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江泽民1991年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1981年至1996年，全国累计义务植树250亿株，植树造林、爱林护林的社会风尚已在我国初步形成。
今天，我们重温周恩来关于林业“主要任务是抓植林”，“要面向全国，依靠全党全民”的重要指示，对于我们更加坚定地把林业发展的主要目标确定在森林资源的培育和发展上，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把培养和发展森林资源作为林业建设的主要任务，对于我们继续探索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林业发展道路，坚持和发展适合国情的、具有本国特色的林业建设的基本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千万要注意保护好森林
“青山常在，永续利用”是周恩来关于林业建设的重要思想，确立了我国林业建设的基本方针。他多次指出，森林采伐不能违背科学的方法，没有护林和育林，森林地带就会成为荒山秃岭。如何实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首先，他根据林业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辩证地阐明了培养和利用森林资源之间的关系。他在1962年指出：“林业的经营一定要越伐越多，越多越代，青山常在，永续作业。”并说：“这四句话要联系起来考虑。不能说越多不伐，一定要给任务。不给任务不行。越多越伐，也不是伐过头。采伐是有条件的。要合乎这四句话。”他针对当时存在的重采轻育的问题指出：“你们(指林业部门)再不能把破坏自然当做慷慨，搞不好和赫鲁晓夫一样。咱们要慎重，林区开荒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违背自然规律什么都做不通。”他又说：“用剃光头的办法采伐，采光了就走，修一条路废一条路，这怎么得了。不能吃光了就算，营林是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当败家子”。“总之要使林木长的多些，用的少些才好。”周恩来要求联系起来考虑这四句话，一方面，“越多不伐”不行，要给任务；一方面“代过头”也不行。这两个方面，他更担心的是过度采伐。1966年2月，他在接见出席全国林业工作会议的有关负责同志时，十分不安地说：“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10%多一点，16年砍了6000万亩，造了5000万亩(指国营)，还是赔了。20世纪还有三十几年，再赔下去，不得了。”早在1951年，他在《关于林区经营问题》的批示中就指出：“采伐不得超过规定任务。要特别提起注意的是，不能把采伐木料当成财政任务去做，而要科学地合理地去采伐，即用护林育林的长远打算去采伐。”采伐多少要掌握一个度，周恩来认为这个度就是“长的多”，“用的少”，即“消小于长”，这就是决定采伐的前提条件。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思想，我国1979年试行、1984年正式颁布实施的《森林法》中明确规定：“林业建设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森林采伐实行了限额管理制度。
如何实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周恩来在强调采育结合的同时，特别强调对森林资源的管理保护。1950年他就指出，我国森林“基础太小，林政不修，森林采伐不按科学的方法，这都需要大力整顿。如东北森林地区，据调查，如果林业工作不加以改进，快则10年，慢则25年，就完全毁了。不科学的采伐，没有护林和育林，森林地带也会变成像西北那样的荒山秃岭”。1962年6月，他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视察，看到延边的山山岭岭森林不少，就一再叮嘱：“千万要注意保护森林，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子孙后代的问题。森林保护不好，后代会骂我们的，那还搞什么社会主义。”〔11〕他看到延边龙井附近的帽儿山还没有绿化好，就指示要把坡坡岭岭都栽上树，要把森林保护好。1961年4月，周恩来到被称为天然的“森林公园”和“动物王国”的西双版纳时，看到许多地方都在开垦，有的把陡坡上的林木也砍光了，就语重心长地说：“西双版纳号称美丽富饶之乡，如果把森林破坏了，将来也会变成沙漠，后果会不堪设想。要合理砍伐，保护森林，要保持水土，要保护自然资源。”对于森林资源的管理保护问题，周恩来一再叮嘱“千万要注意”，并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关系国计民生、子孙后代”，“保护不好，那还搞什么社会主义”的高度来看待。
为了加强森林资源的管理保护，周恩来十分重视林业法制建设。早在1951年7月27日，在讨论木材供应困难时，他就说：“今年2月公布的农林指示中说不要乱伐木材，但是没有说伐了怎么样。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教育，一方面要搞些法规来使其有法可依。这样才能把木材采伐引上计划性。”1953年5月23日，林业部副部长惠中权向周恩来汇报林业“三五”计划。当谈到世界各国管理林业都有个《森林法》时，他再次提出，我国要搞个《森林法》，主要是集体所能接受的东西，由国务院颁布施行。改革开放以来，周恩来的这一思想得到了体现。1984年，我国《森林法》颁布实施。为了加强森林资源的管理保护，周恩来十分重视森林防火工作。1951年10月7日，在接到东北、内蒙古等地林区先后发生火灾的报告后，他在给东北人民政府的指示中要求：“望督促各级政府加紧防火救火。”1952年3月2日，他在《关于1951年全国森林火灾情况的报告》上批示：“此件由政务院转发各大行政区、内蒙古自治区，并责成有关省区对其应负的责任进行检讨，保证今后不再重犯，并以书面报院。”〔12〕同日，他又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李富春写信。信中说：“火灾的损失实在太大，1950年伐木482万立方米，1951年预计伐木498万立方米，今年拟伐木795万立方米，而去年火灾便损失了670万立方米，似此非严加管制不可。”〔13〕周恩来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26年的时间里，国务院几乎年年发布严防森林火灾的指示。他说：“森林起火是每年的大事，要向广大群众进行爱护公共财产的教育，进行防火常识的教育，同时要作出规划，制订措施，配备防火扑火必要的工具和制品。”周恩来要求林业部对护林防火工作一定要有一个副部长专管。专管副部长不在家时，在家的副部长要兼管。护林防火要研究特殊情况，要检查护林防火机构是否可靠。为了加强对森林资源的管理保护，周恩来还提出，必须合理地分配紧缺的木材资源，使其得到最佳利用。1961年12月28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1962年的8项工作，第一项就是使木材等紧缺资源得到最佳利用。他说，从木材、煤炭、钢材来看，都是有限的。有限的东西，要不用在最有效的、经济效果比较大的、利于全局的方面，就很不利。他认为停减一部分企业的木材等资源的分配，是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是以退为进的正确决策。
“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千万要注意保护好森林”，是周恩来林业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一二十年来，尽管我国在加强森林资源保护方面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特别是这几年逐步实现了森林覆盖率与蓄积量的双增长，成绩不小，但是，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森林资源很少，人们对林业发展规律认识不够，多年形成的林业经济体制、机制、政策不太适应林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致使我国生态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根本的扭转。80年代末以来，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行动纲领，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森林是实现环境与发展相统一的关键和纽带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林业肩负着改善环境和促进发展的双重使命，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怎样在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考虑眼前又考虑长远，既对当代负责又对后代负责，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进行科学决策，加大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的力度，真正实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确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管理体制要符合林业特点，林业科技要先行
林业具有自身特殊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根据林业的特点，周恩来强调对国有重点林区要实行统一计划，统一管理。1950年8月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强调内蒙古林业与东北林业“如不很好整顿，东北10年后(每年砍伐400万立方米)，东蒙25年后(每年砍伐40万立方米)便将无好木可伐，而森林培植至少需80年为一期。”“从林政、林业观点来看，保林、育林、伐林如没有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只从地方经营和收入着眼，其害与水利之不统一相等，而时间性更过之”。141962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林业部成立东北林业总局，直接领导和管理东北和内蒙古林区的林业生产建设。为了加强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营林工作，1964年周恩来又提出，东北、内蒙古地区的营林所要恢复。其他地区的营林工作，也恢复林业指导站，以加强指导。周恩来认为林业管理的集中统一必须与因地制宜结合起来。他提出像东北、内蒙古这样的大林区直属林业部统一管理，对于小的林区，由地方管理，群众性造林要交给地方去做，林业部起指导作用即可。伊春林区原来是多县市交界地带，森林面积大，资源丰富，但建国初期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行政领导机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62年他批示：“将以前各县都不管的这一地区单独划分出来，成立伊春特区政府，既管林业，也管行政。”建国初期，他在给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主席《关于林区经营问题》的电报中要求，“为加强护林防火及合理化经营，希大量训练干部，于各级人民政府内建立林政机构，充实采伐机构，加强对林业工作的领导与督促检查”，并将此件抄送内蒙古自治区、东北人民政府。1952年，周恩来亲自批示，抽调部队，组建护林武装部队，加强对东北、内蒙古森林的保护管理。
针对建国以后林业建设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他提出林区建设应“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15〕要“以林为主，林农结合，因地制宜，全面发展”。近些年来，国有林区的可采森林资源大量减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林区人口大量增加所造成。如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已由开发初期的几万人增加到现在的50多万人。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1964年就早有预见。他提出：“为了减少大量人员进山，造林和森林采伐可采取征兵入伍的办法来解决劳动力的问题。”
周恩来十分重视林业科技。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他任命林学专家梁希为林垦部(后改为林业部)部长，并多次对林业科技人才培养提出具体的要求，指示要充分发挥林业科技人才的作用。1952年，林业部梁希、李范五等部领导，为加快开发大兴安岭林区，向政务院提出了引进苏联专家与技术设备，进行森林航测的方案。周恩来十分重视。在他的关怀下，经国家批准列入苏联援建我国项目。同年，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谈判，指定林业部副部长李范五参加，达成协议后，随即组织实施。从此开创了我国利用国外先进技术进行森林资源航测的新局面。1961年，周恩来到西双版纳看到不少地方的森林远看郁郁葱葱，近看却有不少是弯弯曲曲的无用之材，当即嘱咐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协助当地研究如何解决好合理开垦、保护自然资源的问题，如何使无用之材，让它变为有用之材，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建国以来，我国重点国有林区在国土保安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功不可没。但是，国有林区人口剧增，可采森林资源越来越少，已成为当前和今后林业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到了非下决心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文革”以后，重点国有林区的管理体制发生了变化，但是，国有重点林区在国家生态环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变，林业自身的规律没有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在借鉴世界各国林业管理体制的经验，研究如何推进重点国有林区经济体制、管理体制改革，真正把国家最宝贵的这几块生态屏障管理保护好的过程中，重新学习和深刻理解周恩来当年关于林业管理体制方面的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对我们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周恩来对林业科技工作的高度重视，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在为实现建立比较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宏伟目标的奋斗过程中，一定要紧紧地依靠科技，并使林业科技与林业生产建设紧密结合，真正发挥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作者单位：林业部)
注释：
〔1〕〔3〕〔5〕〔6〕〔8〕〔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5页、第138页、第447页、第446页、第138页、第446页。
〔2〕〔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49页、第641页。
〔4〕《周恩来与治水》第140页、第171页。
〔7〕《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一辑，第128页。
〔11〕《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二辑，第158页。
〔12〕1952年3月2日周恩来《关于1951年全国森林火灾情况的报告》上的批示。
〔13〕《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67页。
〔1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2页。
〔15〕《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二辑，第210页。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易先行以民促官——周恩来指导贸促会对外工作的思想和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多数国家在外交上不承认新中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一些西方国家和接受美援的国家，也宣布对中国实行“禁运”政策。
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对外政策原则，一方面执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外交方针，另一方面也利用一切机会开辟对外联系渠道，“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1〕，同时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同外国做生意，以逐步打破西方对我国的“封锁禁运”。
周恩来一直是管理和指导我国各部门执行上述对外政策和方针的主要领导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促会或贸促会)也主要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成立和开展对外工作的。
1952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国际经济会议，提出了各国成立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倡议。会后，周恩来迅速批准了立即组建中国贸促会的报告。
贸促会成立后的第10天，出席莫斯科会议的3位日本国会议员应邀到达北京访问，双方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以此为开端，贸促会以民间性贸易团体的身份，积极建立民间外贸渠道。
本文主要是从贸促会在周恩来指导下开展对外工作的这一个局部，试图探讨周恩来的部分思想和实践。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根据1952年以来我国各有关部门对日本开辟和发展民间性交流的具体实践，周恩来逐步形成了一个打开外交局面的新思路，即“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他不断指导各部门先从贸易、渔业、日侨问题、文化、体育、和平事业等领域的民间交往做起，不断扩大各种交流渠道，广交朋友，以期日积月累，最后终将水到渠成，达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的。1956年在会见日本外宾时，他说：“我看，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这也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2〕这里所说的“国民外交”，是为了适应日语习惯的说法，周恩来在其他场合则用“民间外交”或“人民外交”来表述这一思想。这一思想是对他1952年提出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3〕这一论断的补充、丰富和发展。后来，不仅中日关系是按照周恩来的这一思想逐步发展并最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而且中国同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也是按照这一思想发展的。
例如，1955年他在会见法国议员时曾提出：“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法国走北欧国家的道路，同中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如果法国政府、法国议会有困难，现在可多进行人民之间的来往，多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造成气氛，然后水到渠成，承认新中国，同蒋介石割断关系。”〔4〕实际上，在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前，贸促会和其他部门就是按照周恩来的这一思想同法国各界开展民间交往的。1956年和1957年，由贸促会出面邀请和接待了法国经济代表团两次访问中国，周恩来于1957年9月26日夜亲切会见了第二次来华的法国经济代表团，谈到希望通过两国经济和工程技术界的交流和合作来弥补两国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缺陷。1956年，贸促会以民间性团体名义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参加了巴黎国际博览会的展出，还争取法国总统戈蒂来中国馆参观。
又如，1956年周恩来会见一批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宾时曾表示：中国希望同拉美各国开展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人民团体开始。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思想，中国贸促会先是在50年代里与阿根廷贸促会互派代表团访问，先后邀请和接待了巴西贸促会主席、巴西工业联合会副主席等人访华；而后在60年代初，由贸促会代表团访问了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并在巴西先后受到副总统古拉特和总统夸德罗斯的接见，从而促成了古拉特副总统应我国董必武副主席的邀请于1961年访华，在两国未建交的情况下，签订了贸易与支付协定。1963年12月中国贸促会在墨首次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以及邀请墨西哥贸易代表团于1964年4月访华。
再如，1956年7月14日周恩来在会见贸促会邀请来华访问的奥地利工商界代表团时，也表达了上述思想。他说：“首先由民间接触开始。不管是贸易、文化、学术的接触都好。因此，我们欢迎你们来访……我建议由贸易促进会与你们订个加强往来的协议，民间协议也有助于关系的发展。”〔5〕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意见，贸促会随后曾两次到奥地利去参加维也纳国际博览会的展出，后来与奥地利联邦商会建立了合作关系，于1964年9月两个机构签署了关于促进两国经济关系的协定，并附有进出口货单，同时双方以换文形式达成了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
从以上事例中不难看出，周恩来在50年代中期形成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思想，既是从他指导各部门对外工作的实践中产生的，又反过来对包括贸促会在内的各部门以后的对外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针作用。
重视发展我国与外国的贸易关系
早在1952年，周恩来就把“互通有无”、“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作买卖”列为我国当时的六项外交方针之一。他说：“美帝国主义对我搞禁运，我们就以货易货，不用结汇，这对打破禁运是极有利的。”〔6〕在当时西方大多数国家对我国实行“禁运”的情势下，周恩来把对外贸易提高到外交方针的地位上给予足够的重视，是极富远见的。
贸促会成立后，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思想，努力开拓民间的对外贸易渠道。在最初的几年中，曾先后同日本、英国、法国、西德的民间或半官方团体签订了以货易货为主要内容的贸易协定和协议；同马来西亚联合邦(现名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工商业考察团分别签署了联合声明，主张发展双边的民间贸易往来；还与锡兰(现名斯里兰卡)、比利时、阿根廷、奥地利、巴西、意大利等国建立和发展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和合作。
根据贸促会和其他部门开展对外贸易往来的实践经验，周恩来后来又进一发展了他一贯重视对外贸易关系的思想，把发展中外贸易关系与主张和平、倡导和平共处并列，作为搞好国际统一战线的两项基本条件。他说：“中国六亿人口的市场很大，同中国发展贸易很有前途，西方国家都懂得这一点。我们跟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美国害怕这两点……我们可以根据这两条跟一些西方国家结成统一战线。”〔7〕
1957年，周恩来在会见贸促会接待的日本关西经济界访华友好代表团和日本市长地方议员访华团时，曾先后阐述了我国愿与日本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意向。此后，周恩来于1958年2月亲自指导了我国外贸部及其所属的公司与日本以稻山嘉宽为首的几家大钢铁厂代表进行谈判，签订了中日长期易货协议(中方出口铁砂和煤炭，日方出口钢材，易货总金额为2亿英镑)。虽然这一协议因故未能履行，但是周恩来后来亲自邀请日本资深政治家松村谦三两次访华，促成了1962年11月中日双方签订《廖承志——高(石奇)达之助备忘录》，终于实现了两国间以综合易货、进出口平衡为原则的长期贸易。
70年代初，贸促会先后邀请了菲律宾商会代表团、泰国经济代表团参观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并来北京访问。在中菲、中泰间没有外交关系、中断贸易关系也已有20多年之久的情况下，菲、泰两国政府领导人都有意先与我国恢复贸易关系，而后再视情况考虑建交问题。周恩来总理十分重视菲、泰两国政府的意向，不仅指示贸促会接待好两国代表团，力争与两国客人分别达成进出口交易，而且还亲自出面先后会见了菲商会商业委员会主席埃乔斯率领的贸易代表团、菲商会主席克拉维西拉率领的贸易代表团，泰国副外长和以后升任外长的差提猜两次率领的贸易代表团，亲自向菲、泰的贸易使节们做工作，并决定以优惠价格售给泰国急需的5万吨轻柴油，使菲、泰派来的“探路团”满意而归。随后，周恩来同意派贸促会主任王耀庭率我国建国以来第一个访菲、访泰的贸易代表团回访两国，继续以扩大双边贸易为主题，增加接触，加强相互了解，增进友谊，促进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至1975年6月，应中国政府邀请，菲律宾总统和泰国总理先后访华，周恩来抱病在医院里分别会见了两国领导人，并签署了中菲、中泰的建交公报。至此，周恩来关于贸易先行、推动外交关系的思想，又一次在与菲律宾和泰国的关系中得以完满实现。
深入地研究周恩来重视发展中外贸易关系、以贸易促进外交的思想，在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显著提升的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民间来往官方挂钩
1952年6月和1953年10月，中国贸促会先后与日本有关团体签订了第一次、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但是由于日本吉田政府秉承美国旨意横加阻挠，两次协议的履行情况都较差。第二次协议于1954年年底期满时，正值以鸠山首相为首的日本新内阁成立，在日本人民广泛开展的日中友好运动的推动下，鸠山新内阁表示了积极考虑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某种意愿。在这种形势下，贸促会派贸易代表团应日本有关团体的邀请，于1955年3月底至5月初访日，商签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文件。代表团临行前，周恩来总理指示，要代表团此行采取“民间来往，官方挂钩”的方针，即争取把两国间的贸易纳入政府间的轨道，特别是要推动日本政府承担责任，使两国间的贸易关系正常化。根据这一指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副团长都是以政府官员和贸促会负责人的双重身份访日的；与日方谈判签署的文件，不再称“协议”，而称“协定”，虽然不是政府间协定，但有与政府挂钩的含义；在签订时，双方还进行了换文，日方申明鸠山首相对协定表示支持和协助，我国陈毅副总理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此外，双方还约定将尽早互设享有外交待遇的常驻商务代表机构；双方将努力促请本国政府尽早就贸易问题举行政府间的谈判，并签订政府间协定；双方同意在1955、1956年互办商品展览会。总之，代表团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取得了积极成果，其实质是把民间贸易关系提升为半官方贸易关系。
“民间来往，官方挂钩”的方针，还指导了贸促会寻求与其他未建交国家建立半官方关系的途径。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会晤并达成谅解，埃及于当年8月派政府代表团访华，与中国外贸部长签订了两国政府间的贸易协定。埃及方面还同意中国外贸部在开罗设立商务代表处。这样就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过渡模式——先设商务代表机构。
同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乌拉圭驻香港商务专员时，曾指出：中国愿同乌建立外交关系，如乌政府有困难，可以从建立贸易关系开始，可以互派代表团讨论和签订贸易协定，可以互设贸易机构。至此，应当说，周恩来关于在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可以先与外国特别是亚、非、拉国家做贸易，可以先互设商务代表机构的方案已臻成熟。
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思想，贸促会曾通过民间渠道与巴西、智利、阿根廷、墨西哥、意大利、奥地利等未建交国家先后探讨过发展双边半官方贸易关系和互设商务代表机构的问题。并在60年代前半期，陆续同巴西、意大利、奥地利、智利的半官方机构达成了互相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商务机构的协议。
周恩来逝世后，他的这一思想仍然继续指导了外交部、外贸部(外经贸部)和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对尚未建交国家的工作。例如，在中央的部署下，外交部先后在沙特阿拉伯、南非设立了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外贸部在新加坡设立了商务代表处，贸促会在韩国设立了中国国际商会代表处，都对促进双边外交关系的正式建立发挥了先导作用。
广交朋友深交朋友
1952年9月，锡兰政府不顾美国的压力，决定派商业、贸易和渔业部长申纳那亚克率领贸易代表团访华。周恩来在召集有关同志研究接待工作时，特别指示贸促会要学会广交友，深交友。这一指示成为以后贸促会几代人开展对外工作的座右铭。
周恩来一向十分重视结交外国朋友，建立与各国友人的深厚情谊。他本人身体力行，广交友，深交友，乃至把某些有敌意的人争取过来，成为朋友，在全世界面前显示了他的人格的独特魁力。所以，在他逝世后，我们只听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各界人士赞扬他、怀念他、崇敬他的声音，而没有什么人敢于站出来诽谤他、贬低他。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周恩来的这种独特魁力，是由他的许多优秀品德、广博的知识和实事求是的风范构成的。
第一，以诚会友，耐心释疑。〔50〕60年代里，外部世界对新中国有许多恶意的宣传，许多外国客人，包括对中国抱有友好情谊和愿意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人士，在来中国访问前，都在头脑中装有大大小小的问号。周总理在会见贸促会的每批外国客人之前，都要详细地了解每位客人的情况，特别是他们头脑中有什么问号，然后进行有的放矢的谈话。他的言谈举止，总是落落大方，不卑不亢，谈话既有针对性，又入情入理，而不强加于人，使客人感到可亲可敬。他常常在解答客人们问题的过程中结交了朋友。周恩来的谈话艺术，是以“诚”字为精髓的。
周恩来还经常教导各部门从事涉外工作的同志：“一方面我们不要把进步说得过分，另一方面，讲缺点要实事求是。这样我们才能取得主动……人家提出好的意见要接受，有缺点知道了就要改，‘知过必改’是中国很好的一名古话。”〔8〕
1955年1月，日本国际贸促协会首任会长村田省藏应中国贸促会邀请第一次来华访问。他在日本侵华时期出任过内阁大臣和陆军省顾问等，战后被定为战犯。1954年9月，他出任日本国际贸促协会会长，来华访问一方面是要与贸促会商谈会务工作，另一方面主要是想观察一下“中共在有6亿人民的中国当政这几年，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1月23日，周恩来会见了村田省藏。村田向周恩来直率地提出了5个有关国际政治、中日关系、日台关系等的大问题，并且亮出了自己某些并非正确的观点。周恩来耐心地与他谈了5个小时，详细地解答了他的每一个提问，使村田大受感动，回国后写了一篇《中国访问记》的长文，详细记述了他的访华经过和他亲眼看到的新中国在各方面发生的巨变，还转述了周恩来对他的部分谈话内容，向周恩来表示由衷的敬佩。1955年，他在日本全力接待了中国贸易代表团，表现十分友好；1956年又两次访华，主持了在北京和上海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他说，他已下决心把自己的晚年贡献给日中友好事业。
日本国际贸促协会的第四任会长藤山爱一郎，1958年进入政界，曾任岸信介内阁的外相，负责谈判日美安全条约。当时，《人民日报》曾点名批判过他的一些错误言行。后来他竞选自民党总裁失败，在晚年献身于日中友好事业，以国际贸促协会会长身份每年率代表团访华。周恩来总是抽出时间来会见藤山，作长夜之谈，使藤山感铭至深，二人成为挚友。1975年他来华访问，成为周恩来最后会见的日本友人。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日本政、财界的著名人士松村谦三、高(石奇)达之助、土光敏夫、稻山嘉宽、冈崎嘉平太等人身上。冈崎嘉平太在92岁高龄去世时，紧紧抱着周恩来的照片入殓，使不少日本朋友为之感泣。
1956年9月底至10月下旬，英国贸促会主席波以德一奥尔勋爵(英国上议院议员，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及夫人访问中国。10月10日，周恩来会见了他们。波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有6亿人口，不仅影响亚洲、非洲，也影响全世界。日本工业化只花了40年，中国有头等的政府，组织起来速度会更快些，再过几十年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是任何力量不能阻挡的。我要提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欧洲人要了解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强大之后会不会侵略别人？”
周恩来以和蔼的、真诚的态度回答说：“你提得很好，这也正是我要谈的问题。第一，中国强大不是短期能实现的，需要几十年才能赶上美国。东方只有在与西方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强大。美国人的技术，我们也需要。我们不排斥西方。只有互相帮助，各国的经济才能发展很快。第二，中国强大了会不会像日本那样扩张呢？这是不允许的。首先是制度不允许，我们是社会主义，它是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其次是历史教训不允许，过去的德国和日本不是都失败了吗？我们要造成一个反对扩张的国际环境。我们公开地告诉朋友们，如果我们扩张，大家都会反对我们。中国刚摆脱殖民地的境地，我们不会重蹈覆辙。我们希望邻邦都强大起来，大家彼此都强大就不会有殖民主义的对象。我们将殖民主义的祸害告诫我们的下一代，你们也同样告诫你们的子孙。”
周恩来的娓娓一席话，使这位英国客人心服口服。波以德—奥尔在会见后说：“周总理是第一流的政治家”。在他路经香港时，向报界发表谈话，认为西方对中国的禁运是愚蠢的，主张中英两国互设贸易机构；回到英国后向英国商界、外交界人士发表过演说，主张解除对中国的禁运；他还在《苏格兰报》发表了两篇文章，介绍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主要是谈中国工业和农业的迅速发展情况；他曾两次去美国讲演，盛赞中国建设成就，并主张不应把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第二，谦虚自处，平等待人。访华的外国朋友们，在会见泱泱大国的总理周恩来之前，心情往往有一些紧张。但是一旦见到了他谈笑自若的风度，便立即消除了紧张心情。周恩来还常常向外国朋友们求教某些问题，征询对某些事情的意见，对中国的某些工作做自我批评，都使在座的外国客人们如坐春风，不胜赞叹周恩来的谦逊和平易近人。
1957年9月26日，周恩来会见了法国经济代表团。在会见中，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法国客人在中国考察参观的情况，听取他们对我国的几处铁路、桥梁建设的意见，并当场承认“我们赶工赶得太急了，这是我们的缺点”。周恩来然后仔细询问了法国化学工业、水利工程建设、农业机械化等方面的情况，请客人们做介绍。周恩来最后表示愿派中国技术代表团去法国访问。这次会见和谈话，没有外交形式，双方均无拘束，令法国朋友们非常惬意。
1964年5月1日，周恩来会见了墨西哥第一个访华的贸易代表团。周对代表团说：“不论在现代和古代，墨西哥都有很高的文化。你们出土的文物可以证明，在几千年前，你们和亚洲、非洲和部分欧洲的文化同样古老。讲到中墨两国的经济关系，我在年轻时还有个印象，就是墨西哥人平等待人……我小的时候，我们的银元就是学你们，用的是银币……和你们的银币大概是等值的。你们的银币并不因为和我们的银币等值，就控制中国的经济。这证明你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证明你们平等待人，从立国起就有良好的传统，从一有经济来往，就是平等的态度。这点我也是很钦佩的。”在谈了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形势后，周恩来又说：“我觉得墨西哥不存在种族歧视，尊重别人主权，这两点非常值得我们钦佩。”听了周的谈话，墨代表团团长说：“阁下对美洲和墨西哥的问题非常熟悉。”周恩来说：“我一知半解。”团长说：“等于上了一堂大课。”
会见后，团长对贸促会负责同志说：总理平易近人，知识广博，真是一个伟大人物。
第三，在对国际反华势力的坚决斗争中，争取和团结外国人民和朋友。周恩来在对国际反华势力的斗争中，一是“后发制人”，伸张正义，做到“有理”；二是通过斗争尽量争取和团结外国人民和朋友，做到“有利”；三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做到“有节”。在斗争中争取和团结朋友方面，大家都熟知对日工作的许多事例。周恩来一方面多次指挥了对日本吉田内阁、岸信介内阁、佐藤内阁敌视中国言行所进行的坚决斗争，另一方面也指导了我国各部门在上述历次斗争中争取和团结广大日本人民和各界朋友，把对反华势力的斗争与中日友好运动结合起来，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本文不再重述。这里想披露另一桩鲜为人知的史实。
1962年10月，贸促会代表团准备动身赴锡兰首都科伦坡出席亚洲经济讨论会之际，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突然通知代表团负责人晚两天离京。原来，周恩来即将从外地返京，要当面交待一项重要的使命。周回京后立即召见代表团负责人，要他到锡兰后紧急求见锡兰总理，转达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对印度入侵部队实行反击、但仍然希望与印度和平相处的立场，为此希望锡兰总理出面居间调停，促成和平谈判。第二天早晨，香港各报均以醒目大标题报道了中印边界战争打响的消息。代表团负责人到达科伦坡后迅即通过中国大使，紧急求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总理破例于清晨4时在官邸接见。班总理欣然同意接受了这一和平使命。后来，班总理果然在科伦坡主持了亚非6国的会议，为促进和平解决中印边境冲突提出了具体建议，并写信给周恩来转达了6国会议的建议。周随后复信班达拉奈克夫人，表示中国政府原则上接受科伦坡6国会议的建议作为中印官员会晤的初步基础。
关于中国边防部队对印军实行自卫反击的这段历史，是大家都清楚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开始自卫反击战之前，周恩来就已经考虑好了而后的行动方案，并预先请求友好的中立国家出面做调停工作，使印度反华势力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没有占到便宜。这一招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罕见其匹。
第四，不忘老朋友。在贸促会的历史档案中，记录着周恩来多次会见外国客人时主动提及他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和其他场合结识的老朋友，并请在座的客人回国后向这些老朋友转致问候。如1957年9月26日晚周恩来在会见法国经济代表团时，曾向客人们问到富尔夫妇、麦耶、孟戴斯·弗朗斯、皮杜尔等老朋友的近况，并请代表团团长罗希洛(法国参议院经济事务委员会主席)回国后向这些老朋友转达致意。1957年5月2日周恩来在会见比利时经济学者访华团时，曾向客人们打听比利时原外交大臣斯巴克的近况，对团长范·奥弗仑(比经济部办公厅主任、教授)说：“我对斯巴克印象很深”，“在日内瓦会议时，朝鲜问题上，我们差一点就和解了，但是美国阻止了”，“请回去代问候一下”。1972年4月16日夜会见中英贸易协会主席凯瑟克夫妇和保守党议员小丘吉尔夫妇等人时，周恩来问及蒙哥马利元帅的近况，请小丘吉尔再见到他时转达对他的问候。1973年5月5日周总理会见菲律宾访华贸易代表团时，请团长克拉维西拉(菲商会主席)回国后转告##罗慕洛外长，作为老朋友，欢迎他到北京做私人访问。周恩来一有机会就问候老朋友，这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一种外交风格，显现了他一贯重视结交朋友、不忘老朋友的人品，同时也同初次见面的新朋友拉近了情感的距离。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日本一些老朋友感到他们的“历史任务”业已完成，今后将由日本政府和大企业来主导日中贸易，他们自己恐怕该“失业”了。周恩来注意到日本各民间团体的这种处境和心情，由是提出了“官民并举”的方针，并用“饮水不忘掘井人”的古代格言提醒各部门要“不忘老朋友，欢迎(或广交)新朋友”。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周恩来还不时地过问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日本友好商社的交易情况，要求做到不让老朋友空手而归。有一次还专门为日本友好商社延长了交易会会期，使许多日本老朋友们感念不已。
注释：
〔1〕〔3〕〔6〕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1952年4月30日)，载《周恩来外交文选》。
〔2〕周恩来：《中日两国人民要多多来往，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道路》(1956年6月28日)，载《周恩来外交文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