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周恩来：《希望法国采取同中国完全建交的方式》(1955年11月1日)，载《周恩来外交文选》。
〔5〕本文引用的周恩来讲话和谈话，除注明出处的以外，都是从贸促会档案的记载中摘引的，以下同。
〔7〕〔8〕周恩来：《推进中英关系，争取和平合作》(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外交文选》。
宋瑞祥：周恩来与地质矿产事业
建国前对地质工作的支持
1935年4月，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解放了延长油矿。到1946年，延长油矿共生产原油3000多吨，为边区政府提供了汽油、煤油、柴油、机油、蜡烛等产品，为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军需民用，作出了贡献。
1938年，侵华日军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沿海城市相继失陷，石油进口的通道几乎断绝，开发国内石油的呼声日高，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决定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6月18日，资源委员会致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办事处，商借延长油矿钻机。周恩来当即同意，并指定由十八集团军驻陕代表林伯渠负责办理此事。〔1〕1939年3月，从延长调来的钻机运抵老君庙，立即安装开钻，第一口井于3月27日钻遇油层，日产油1吨多。之后陆续钻井4口，4号并于1940年4月22日发生井喷，发现了玉门油田的主力油层。1940年9月，资源委员会决定正式开发玉门油矿。从此，玉门油矿在中国西部诞生，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油田，也是世界上开发最早的非海相油田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召李四光回国主持地质工作
1948年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四光一直旅居国外。在此期间，党中央和周恩来始终盼望李四光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49年4月，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这封信是郭沫若领衔签署的，内容是请李四光早日返国。李四光在英国接到了这封信，心情十分激动，立即订好了开往香港的船票，办好了过路的签证。但遗憾的是，那时由英国到远东的船很少，要等上半年才能起程。1949年9月，身在国外的李四光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正以焦灼的心情等待启程的日期时，台湾国民党正策划着一个阻挠李四光返回祖国的阴谋。一天，旅居伦敦的一位朋友〔2〕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少交部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不然就有被扣留的危险。为保护李四光安全回国，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专门给时任新华通讯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写信，嘱咐他们：“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3〕1950年3月初，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经过三个多月的重洋飘渡，终于到达了香港。下榻在由他们多年的老友陈厚甫预先准备好的一个僻静的住所。
斗争正在无声地进行着。台湾方面已经接到郑天锡从伦敦去的报告，李四光不辞而别，去向不明。散布在海外各地的国民党反动特务，早已接到命令，对凡是要返回大陆“投共”的知名人士，一经发觉，就要采取紧急措施。反动派对待人民的办法是监牢和流血，而血的教训却使人民学会了警惕、团结和斗争。
李四光离开伦敦的消息，也早已通过另外的途径报到了大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更是关切李四光的旅途安全。按行程计算，已是该到达的时候了，为什么还没有消息呢？要查明情况。这个任务委托给以叶剑英为首的华南军政委员会，派人很快与陈厚甫、李四光接上了头。1950年4月6日，李四光和夫人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胜利地回到了新中国。5月6日，李四光和夫人抵达北京，住进北京饭店。第二天，周恩来即到住地看望他，同他谈了形势、地质工作和地质队伍的组建等问题。周恩来希望李四光除在中国科学院协助郭沫若作好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外，要把组织全国地质工作者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主要责任担负起来。为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李四光亲自草拟了一封关于如何组织全国地质工作的征求意见信，向当时留在中国大陆的299名地质工作人员发出了信件，信于5月中旬发出，到六七月份，陆续征得295人对于改进地质工作的意见。〔4〕经李四光综合考虑，并同有关方面协商，提出了成立一会(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一局(矿产地质勘探局)、二所(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和地质研究所)的方案意见，很快得到政务院的通过和任命。
关于成立地质部的说明
1952年初，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周恩来、陈云领导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1953-1957年)》，并就苏联援助问题而率团访苏。在有关冶金项目的谈判中，由于地质勘探资料特别是矿藏量资料不完全，使许多项目和设计迟迟达不成协议。正如毛泽东所警示的：“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因此，1952年8月7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周恩来关于成立地质部的“说明”只有极为简短的一句话，周恩来说：“关于地质勘查的重要性，想大家已很知道，故成立了地质部”。〔5〕这个似乎未作说明的说明，最好不过的说明了由于地质工作程度的薄弱，已直接影响到经济建设的发展。大力加强地质工作，使之能尽快赶上国家建设的需要，已成为与会委员人人关心的现实问题。由于“大家已很知道”的道理，所以也就用不着再赘述了。
无论是经济恢复时期还是随后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都对地质矿产资源提出了异乎寻常的迫切要求。在前苏联援建的著名的156项工程中，地质勘探类高达47项，占30%，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比例。中央对地质勘查工作进展情况的检查指导，不是以年、以季度，而是以月甚至是以周为期进行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1950年8月25日成立)和地质部成立初期的主要任务，是为鞍山、大冶、包头、石景山等几个“等米下锅”的钢铁厂解决急需的矿产资源。到“一五”末期，国家规定地质部门对19种矿产勘探出储量，工作结果是有74种矿产探明了储量，其中铁矿探明储量56亿吨，为国家计划探明24.7亿吨储量的226.7%，不仅解决了“一五”“等米下锅”的燃眉之急，并为“二五”计划建设的8个大中型钢铁厂准备了资源保证。
天然油气资源地质勘探的抉择
解放前，外国学者散布的中国贫油论的阴影，长期笼罩中国大地。新中国成立伊始就设置了燃料工业部，主管石油、煤炭、电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工作。1950年4月，燃料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业会议，确定集中主要力量，以陕、甘、川、新地区为石油勘探重点，到1953年底，共钻井142口，却多未获工业油流。石油天然气的资源情况不明，发展石油工业是开发天然石油还是走人造石油的路？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极大关注。1953年底，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此垂询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李四光根据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理论，认为我国勘探开发天然油气资源的前景是光明的，作了肯定的回答，得到中央领导人的赞同。周恩来说：“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石油地下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我们很拥护他的意见，现在需要去工作。”〔6〕1954年3月1日，李四光应邀到燃料部石油管理总局作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的远景》的报告。出席报告会的石油管理总局的负责人和前苏联专家，认为报告的“内容丰富而深刻”。1954年12月，国务院决定从1955年起，除由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继续加强对可能含油构造的细测和勘探外，由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分别担负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和科学研究工作，以扭转石油勘探工作的落后局面。经过几个部门的共同奋战，到“二五”末，大庆、华北、江汉等油田相继发现，使原油产量迅速增长，1963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648万吨。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告中国石油基本自给。这一辉煌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铀矿地质事业的开展与核能工业的上马
形势的发展，需要国家创建核工业。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物质，有没有铀矿资源，是能不能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的重要前提。铀资源的发现和初探，核科研的起步，国家基础工业的发展，客观上为建立核工业创造了基本条件。
1954年，地质部在综合找矿中，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的苗头。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等，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勘探情况，并一定要亲自看一看铀矿石。于是，刘杰等送去了铀矿石标本，毛泽东看了很兴奋，一边用探测器测量着矿石，一边对汇报的人说：“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被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同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谈话，详细地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人员、设备和铀矿地质资源的情况，还认真细致地了解了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薄一波、刘杰参加了这次谈话。周恩来告诉他们，不久中央要研究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届时请他们带上铀矿石和简单的探测器，进行汇报和操作表演。
就在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即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会议听取了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研究了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根据周恩来的嘱咐，汇报人员将铀矿石标本和探测铀矿石的探测器带到会上，向中央领导人作了操作表演。当听到盖革一弥勒计数管探测到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都高兴的笑了。接着，毛泽东询问了发展原子能的有关问题。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身旁，一边介绍情况，一边提醒李四光、刘杰、钱三强，重点地方应该汇报得细一些。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十分高兴地向到会的人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7〕这是一次对包括铀矿地质事业在内的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拉开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序幕。铀矿资源的勘查，在“一五”工作的基础上，1958年正式向国家提交了第一批工业铀储量，1960年提交了8个开采基地，初步奠定了中国铀矿地质的基础。〔8〕到“二五”末期，铀矿地质的丰硕成果，保证了我国核工业发展的需要。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和以后的氢弹爆炸试验成功，以及核潜艇、核电站的成功建设，无不凝结着铀矿地质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中国核工业的辉煌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
亲临三峡考察坝址
1958年初春，周恩来亲临长江三峡，对南津关和三斗坪两处坝址，进行了深入地比较和研究，决定将勘查、设计重点从南津关转到三斗坪。这是三峡坝址选择中的重大决策，为今日三峡大坝工程选址奠定了决策基础。
1958年2月21日，周恩来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刚刚回国，就受毛泽东委托，带领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和水利、地质方面的技术人员去长江三峡考察，以确定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地址。2月26日，周恩来等由武汉登上我国自己制造的江峡轮，冒着初春料峭的寒风和雨雪，溯江而上，沿途视察了荆江大堤、荆江分洪工程，狮子滩水电站和回龙寨水电站工地等。雪后初霁这天，船到宜昌，周恩来不顾劳累，直奔南津关，要看看美国工程师萨凡奇40年代曾在这里选择的坝址。考察了岸边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白行简和元稹一起游过而得名的“三游洞”石灰岩溶洞地貌。这是一个天然岩洞，高约6米，深30米，宽约20米，形如覆莲，中间9根钟乳石柱，把洞隔成前后二室。此洞是6亿年前的寒武纪石灰岩中形成的。地质人员介绍说，据调查，这一带都是石灰岩，南津关到南沱之间，就有174个溶洞，其中还有30多个溶洞通到地下河。要是有一个溶洞藏在大坝下面，问题就严重了。所以我们认为，南津关是不能修建大坝的。周恩来说，你们要推翻萨凡奇的意见，还要拿出更有说服力的科学论据才成啊！3月6日，视察结束，周恩来在三峡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以极其科学严谨的态度说：“三斗坪、南津关，都要进行规划性设计。地质工作同志怕力量分散，认为最好搞一个，我们认为如果学本事，不如都做，可以吸取经验，训练人才，况且地质情况如同每人的面孔一样是不同的，应两处都搞，地质部要勉为其难，两处进行比较，南津关再做一年工作，即使否定了，在科学上也是有成绩的。三峡大坝是个世界级的工程，有了根据也可以说服萨凡奇，虽然他是美国人，但他是一个科学家。”〔9〕
由南津关溯江西上约50公里就是三斗坪。湖北省地质局三峡水文地质队，已在这里勘察多年。周恩来仔细察看了岩芯箱内摆放有序的岩芯。地质人员告诉周恩来，这是用国产钻机从千米深处的地下取出来的，这一带地区全是这种结晶岩，地下没有溶洞。周恩来听了很高兴的说，看来这里比南津关的石灰岩好。我能带一节回去向毛泽东汇报吗？地质人员回答当然可以，不过岩芯都是编了号的，要请总理签个名。周恩来答应，抽出钢笔，在木板标签上写道：“周恩来取走岩芯一块。1958年3月1日。”〔10〕周恩来看完岩芯，深情的说，雄伟的三峡工程，就靠你们奠基了！
支持李四光开展地震预报工作
中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破坏性地震常有发生。1966年3月8日5时，邢台发生7级以上强烈地震。当天下午，周恩来召开抗震救灾工作会议，讨论有关地震发展趋势。李四光应邀出席。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说：“李四光独排众议，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是的，李四光针对地震是不能预报的说法，指出，“如果是这样，我们做工作就没有意义了。”地震预测、预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世界上还未解决。李四光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有可能首选解决这个问题。
地震与任何事物一样，它的发生总是有个过程的。不管地震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不管哪一种或哪几种物理现象，对某一次地震的发生，起了主导作用，它总是要把它的能量转化为机械能，才能够发生震动。震动使地下岩层，在一定部位，突然破裂，又必然是有股力量不断地加强，直到超过了岩石在那里的对抗强度。这股逐渐强化的力量，也就是积累起来的地应力，造成破裂，引起地震。所以，在地震发生以前，在有关的地应力场中必然有个加强的过程。如果能在地震发生前抓住这个变化的过程，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1966年3月22日，邢台地区又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为研究邢台地震发展趋势，周恩来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一次会上，有人提出，从邢台地区小震分布和动物异常的情况来看，近期有可能发生一次较大的地震。周恩来请李四光发表意见。李四光根据掌握的资料，认为邢台地区已经发生了两次强震和万余次小震，基岩至少是上层破坏得很厉害，产生了大量的裂隙，即使再有地应力积累情况的重演，那些积累起来的应力，大部分都可能通过裂隙活动释放能量，所以在邢台地区及其邻近属于同一构造体系的地区，近期再发生强烈地震的可能性不大。但就整个华北平原来看，“震源带有可能向东北方向发展的趋势。”4月10日，在周恩来召集的研究震情发展趋势的会上，李四光进一步明确提出：“深县、沧州、河间这些地区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是不能忽视的。”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京津地区的安全。一年之后，即1967年3月，河间地区发生了6.3级地震，证实了李四光的这一推测。
邢台地震，周恩来两次亲临灾区视察，李四光深受感动，竟不顾年迈重病，也亲临震区考察，决心利用邢台地震的机会，把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向前推进一大步。李四光根据各观测站获得的资料，经常思考着地震发展的趋势。1967年10月20日，李四光在国家科委地震办公室研究地下水观测的会上提出：“应向滦县、迁安地区做些观测，如果这些地区地应力活动加强的话，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果不其然，不到十年，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毁灭性的7.8级地震。
1968年2月12日，李四光在听取了地震办公室关于京津地区震情汇报之后说：“我看北京地区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带。对北京的情况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一个深夜，李四光接到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当他赶到会议厅时，已近凌晨两点钟。会上正在研究有关方面向国务院的报告，说由于北京附近的小震突然平静，一些动物表现惊恐不安，而提出当天清晨7时，北京将要发生7级地震，请国务院批准立即通知北京居民疏散到室外。周恩来问李四光，情况真是这样紧急吗？李四光根据北京附近各地应力观测站都没有记录到什么异常时，才对周恩来说：“根据邢台等地区地应力的长期观测，有大震，一般都是有变化的。看来，今晚不一定要发警报，当然要密切注意观察。”周恩来同意不发警报。但这一夜，周恩来并没有休息，为了首都人民的安全，他在国务院办公室监视新情况的发生，一直等到平静的黎明来临。李四光这一夜也没有合眼，他的判断又一次被证实——北京安然无恙。
1969年7月18日，渤海发生地震以后，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召集有中科院和地质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周恩来就地震工作体制和统一领导问题讲了话，并宣布，为了加强地震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四光担任组长。周恩来日理万机，为了减轻北京和全国人民遭受地震灾害之苦，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给地震预测预报工作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有力的支持。〔11〕
在“文革”的困境中尽力支持地质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地质部被撤销；地质队伍被下放；大批干部和科技人员被打倒；各项规章制度被砸烂；十年的派性积怨，使各地质单位的工作、生产处于瘫痪状态，地质事业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和破坏。一贯关心支持地质工作的周恩来，对此也十分焦急。1970年11月21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党接见国家计委地质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时，针对“文革”“左”的思想氛围，对地质业务中的某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抵制与批评。如对所谓批“专家路线”，他表示了不同态度：“‘专家’前面不要再加‘修’吧！骂得太宽了！所有‘专家’都‘修’？”特别突出的是，他一如既往地坚持强调地质先行的指导思想：“地质是先行，铁路也是先行。设想也好，计划也好，地质是头一关，把这一点肯定下来，比铁路还先行。”“要把地质工作赶上去，成为先行部门。”〔12〕这一指导思想，对地质工作在“文革”的困境中及其以后能够得到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73年，周恩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指示要在《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修正草案)》中专门加上“要大力加强地质工作”一段文宇。同年6月，他在一次中央专委会上向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说，建国已二十多年了，全国水文地质情况还不清楚。国防工业搞个什么项目，都得从头搞起，搞个实验，搞个基地，都不知有水没有水。四届人大时，我得检讨几句。他指示谷牧，过去没搞清楚，现在要补这个课。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是国民经济建设的先行步骤。但是，到1973年，全国还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地区未进行区域水文地质普查工作，这些地区的水文地质情况还不清楚，给国防建设和农牧业生产造成困难。
谷牧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召集有关部门和专家研究加强水文地质工作的方案，提出在1980年以前，完成雪线以下，沙漠腹地和边远地区的350万平方公里的水文地质普查任务。为此，国家建委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写了《关于组建水文地质普查部队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这个请示报告上作了四条具体批示，要求这支基建工程兵部队尽快掌握从事水文地质普查工作的业务技术。〔13〕经过水文地质普查部队和广大水文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已查明全国地下水天然资源为每年8700亿立方米。〔14〕为各地特别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开发利用地下水，提供了资源保障。
由于“文革”的破坏，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国库黄金储备已经到了最低程度的极限。为扭转这一危险局面，1975年，周恩来委托王震亲自过问和领导黄金地质工作。使我国的黄金地质工作有了很快的发展，成为年产黄金超过百吨的黄金生产大国。
(作者单位：地质矿产部)
注释：
〔1〕《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第10页。
〔2〕这位朋友是陈源的夫人凌淑华女士。见上海《自然》杂志第14卷第4期第305页，1991年4月。
〔3〕《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25页。
〔4〕地质矿产部档案。
〔5〕地质矿产部档案。
〔6〕地质矿产部档案。
〔7〕《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13-14页。
〔8〕《当代中国的地质事业》第154页。
〔9〕地质矿产部档案。
〔10〕来层林：《周恩来决策三峡坝址》，《地球》杂志1992年第5、6期。
〔11〕陈群等：《李四光传》第324-331页。
〔12〕地质矿产部档案。
〔13〕地质矿产部档案。
〔14〕1985年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年鉴》第13页。
顾秀莲：周恩来与新中国的化学工业
周恩来在建国前，就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化学工业的恢复和建立积极准备条件；建国后，又亲自确定了发展新中国化学工业的重大方针政策，亲手组织了新中国化学工业的大规模建设工作，他曾视察过很多化工企业，对化工生产建设作出过一系列重要指示，有效地促进了化学工业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使我国化学工业在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后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化学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新中国化学工业的每一个进步，每一项成就，都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
重视和保护民族资本化工企业，为建立新中国化学工业积极准备条件
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旧政权，解放生产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新中国，建立独立、富强、民主、繁荣的新国家。还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在考虑新中国诞生后的经济恢复和建设问题。他们在战火硝烟中，一方面指挥战争，争取中国革命的早日胜利，另一方面思考着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问题，勾画新中国建设的蓝图。
周恩来十分重视旧中国原有的工业基础，重视民族工商业者。他对中国近代民族化工企业——永利久大公司和实业家范旭东很关心。在白色恐怖下保护他们，支持他们，以期新中国建立后，同他们合作，共同发展新中国的化学工业。这一点充分体现在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在重庆逝世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挽词和挽联中。
1943年范旭东拟定过一个建设十大化工厂的计划，并与美国的进出口银行草签了借款协议，由于国民党政府制肘而流产，范旭东大失所望，抑郁成疾而辞世，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痛惜。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词。周恩来和王若飞联名写了“奋斗垂30载，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和平正开始，方期协力建设，深痛中国失先生”的挽联。挽词和挽联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对永利久大公司、对范旭东的高度评价和殷切期望。
1949年5月，全中国即将解放，新中国即将诞生，刘少奇视察永利久大公司塘沽碱厂，邀请当时正在印度的永利久大公司总工程师侯德榜回国。侯德榜闻讯后，欣喜若狂，辗转绕道回到北京，聂荣臻亲自到火车站迎接。7月，周恩来专程到永利久大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看望侯德榜，祝贺他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回到祖国；赞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说他回来得非常及时，永利久大公司需要他回来主持，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需要他参与设计。侯德榜提出永利沽厂、宁厂生产原料不足、产品销路不广、资金周转迟滞等问题。周恩来当即表示，政府可以收购产品，提供周转资金，原料供应待交通畅通后一定尽力帮助。周恩来还嘱咐侯德榜，只要对发展生产有利，不管有什么困难，希望随时相告，政府一定全力协助。接着，毛泽东在中南海也亲切地会见了侯德榜。毛泽东对侯德榜说：“革命是我们的事业，工业建设要看你们的了！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在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永利沽厂、宁厂的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支援解放战争和国家建设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至今沽厂仍是我国八大纯碱厂之一，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远销国内外；宁厂改称为南京化学工业(集团)公司，生产氮肥、磷肥和合成纤维原料，为化工11家大公司之一。
1949年10月，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百忙工作中，又在北京会见了另一位化学工业实业家吴蕴初。吴蕴初在旧中国创办了上海、重庆、宜宾天原化工厂，都是以烧碱为主产品的重要基本化工企业，还开办了上海天厨味精厂，同范旭东齐名，人称“南吴北范”。新中国一成立，吴蕴初就从香港回来主持天原，周恩来同吴蕴初一见面，就风趣地说：“味精大王回来了，欢迎，欢迎！”周恩来设便宴招待吴蕴初，对吴蕴初亲切地说：“中国化学工业将会有很大发展，希望吴先生能为化工事业继续努力。”吴蕴初深受鼓舞，立即回到上海组织各地天原化工厂生产。今日，天原各厂仍是我国化工烧碱行业的重点生产厂。
在建国初期，永利和天原不仅生产了大量化工产品，他们还出技术、出设备、出人才，为新中国化学工业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功不可没。
重视和发挥老化工企业的作用，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建国伊始，为了尽快建立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周恩来就开始同苏联谈判，后来确定了由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当时周恩来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既要积极争取苏联援助，又要自力更生。凡是国内老企业经过改造能够解决的产品，就不要从苏联引进，发挥老企业的作用，支援和推动新中国的工业建设。
1950年3月3日，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从苏联乘火车回国，路过沈阳，下车视察了国营橡胶一厂。这次毛泽东、周恩来去苏联，初步谈了苏联拟援助我国的156项工程，其中包括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周恩来考虑到我国已能生产汽车轮胎，就不需要苏联配套援建轮胎厂了。当时国营橡胶一厂是我国东北生产轮胎的最大企业，毛泽东、周恩来顺道视察这个厂，正是为了解决给长春第一汽车厂配套生产轮胎的问题。他们不顾赴苏访问的疲劳，仔细地视察了炼胶、压延、成型、硫化等生产轮胎的全过程，他们看到硫化好了的轮胎，颜色黝黑，亮晶晶的，还有花纹，十分高兴，连连说：“很好，很好。”毛泽东、周恩来的视察，极大地鼓舞了全厂的职工，也迅速推动了东北地区各橡胶厂恢复生产的工作。后来这个厂迁址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长期生产为长春第一汽车厂配套的卡车轮胎，现在这个厂已能生产先进的子午线轮胎，他们生产的红旗牌轮胎不仅为长春第一汽车厂配套，还远销国内外。
1950年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旅大市委书记、市长陪同下，视察了大连化学厂。
这个厂原名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1933年创立，1935年投产，生产合成氨、硫酸、硝酸、硫酸铵、硝酸铵等化工产品。日本投降后，我党从苏联红军手里接管该厂，生产过炸药等军需民用产品。在淮海战役中，该厂生产的炸药，炸掉了无数国民党的炮楼，曾为淮海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功劳。
周恩来在厂里看了炼焦、造汽、变换、合成、硫铵等车间，听了厂长的汇报，详细询问了恢复生产的过程。周恩来勉励大家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加强党的领导，依靠群众，依靠老工人，做好技术人员的工作，培养教育青年工人；要学会技术，搞好管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发展化肥工业，支援农业和国防工业多做贡献。周恩来还说，像你们这样的化工厂，目前我们国家还不多。你们应该继续发展生产，培养更多的懂技术、会管理的人才，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
按照周恩来视察国营橡胶一厂和大连化学厂的指示，原重工业部指导和组织化工企业，迅速恢复生产，加强管理，进行技术改造，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取得了很大成绩。1952年，全国化学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3倍多。主要化工产品如纯碱、烧碱、硫酸、硝酸的产量，都已超过新中国建立前的最高水平，设计、研究、施工等化工技术队伍开始形成，为即将到来的化工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重视和组织了化工基地建设，为化学工业的更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党中央和国务院确定，从1953年开始，我国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化学工业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地发展化学肥料，相应发展酸、碱、染料等工业，加强化学主业与炼焦、石油、有色金属工业的配合。”周恩来亲自赴苏联谈定了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其中化工行业11项。此外，还有苏联援建的华北制药厂，还从苏联买来了保定电影胶片厂生产的关键设备。是周恩来亲自批准了化工11个项目的相继开工，并亲手组织了化工11个项目的建设工作。这些项目分别建在吉林、兰州、太原，形成三大化工基地。
吉林化工区由肥料厂、染料厂、电石厂、热电厂组成，国家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从各地调集了3万名职工，顶着凛冽的寒风，夜以继日地战斗在松花江畔，从1955年4月开工，经过两年半时间基本建成，于1957年10月25日举行了开。
兰州化工区由肥料厂、合成橡胶厂、热电厂组成。从全国各地调集的1万多名职工，战斗在黄河之滨，历尽艰辛。1958年11月，肥料厂建成投产，1960年5月，合成橡胶厂丁苯橡胶装置建成投产。1961年底，还建成我国第一套以炼厂气为原料的乙烯装置。
太原化工区由肥料厂、化工厂、制药厂、热电厂组成。前三项分别于1961年、1958年、1960年投产，1958年6月建成山西磷肥厂，后归属太原化工区。
此外，苏联援建的我国最大的医药联合企业——华北制药厂建成投产，设计能力年产青霉素32.5吨、链霉素53吨，基本上满足了当时国内对青霉素、链霉素的需要，不再依靠进口。这期间还建成了我国最大的电影胶片生产厂——保定电影胶片厂。
以上这十几个重点项目的建设投产，加上对上海、天津、大连、南京、沈阳、锦西、青岛等地的老厂进行了改造和扩建，并且基本上完成了对私营化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公私合营，新中国的化学工业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成为实力比较雄厚、门类比较齐全的相对独立的一个大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化学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客观上就要求国务院有个专门的行业管理机构。1956年5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1956年6月6日，化工部部长彭涛向周恩来汇报化工部工作，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化学工业很重要，是原材料工业部门。化工很复杂，要好好学习，认真地抓”。正是有了周恩来的关心和重视，以及他的亲自设计和指挥，化学工业才得以迅速发展，并为重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视和关心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积极支持多增产农用化工产品
1962年6月24日，周恩来视察了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周恩来这次视察是在当时三年困难时期，为解决人民吃饭、穿衣而进行调查研究的。
周恩来先到化肥厂的空分车间，详细询问了当年合成氨的生产情况，当听到生产计划为11万吨时，周恩来提出：“不能多增产一点合成氨吗？你们的生产能力比任务大吧？”当公司领导回答，“今年生产任务要超过11万吨有困难”时，周恩来非常仔细了解困难的原因，当得知原因之一是由于设备材料短缺，有一些国外进口材料规格对不上，不能完全满足需要时，周恩来说：“噢！大概有些是苏联的规格，和资本主义国家规格不完全一样。”大家对周恩来这样深入地了解细情，非常折服和敬佩。
这次视察，周恩来还同公司领导讨论了吉化扩大再生产的问题，当周恩来听说化肥厂准备扩建一个4万吨尿素车间时，问“需要多少投资？”公司领导回答：“大约800万元，另外还需把现有合成氨生产从(年产)15万吨扩大到18万吨。”周恩来间：“这又需要多少钱？”答：“大约3000万元。比建一个新厂要便宜。”周恩来当即对自己的秘书顾明说：“合成氨增加到18万吨，尿素4万吨，只要3800万元投资，这很好，应记一记，回去帮他们解决一下。”接着，周恩来询问了化肥厂花了多少投资，我们自己搞个新厂要多少钱，最后周恩来说：“那你们扩建上算，省钱。”周恩来来到电石厂，询问了用电石生产维尼龙情况。当公司领导提出，为了加快维尼龙的建设，最好从日本购买一套(年产)1万吨维尼龙专利，因为日本的原材料消耗定额低，日本厂商报价2900万美元时，周恩来说：“2900万美元差不多相当1亿元人民币，这也不多可以解决。”接着，周恩来又问：“1万吨维尼龙可以做多少衣服？”公司领导回答：“大约2000万套，6000万米。”周恩来说：“6000万米相当于1.8亿尺”，“那不错，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维尼龙应该搞”，周恩来又问：“为什么只搞1万吨，不搞2万吨呢？”“2万吨就是7.2亿尺啊！”最后，周恩来还希望这个工程再快一些。周恩来深入调研研究、认真细致的作风和对人民急需的吃饭穿衣问题的关心，对化肥和化纤生产的重视，使大家深受教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还十分重视和关心国防化工的科研和生产。从1958年起，化工部和有关省、市化工厅局以及化工企业、研究院(所)成立了专门为国防工业尖端事业服务的机构，并把国防化工的科研计划纳入国家科委制定的新型材料科技发展计划。多年来，国防化工部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按照“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和“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要求，为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新型飞机、军舰、潜艇、电子装备和各种常规武器的研制配套，按质、按量、按进度提供了上万个品种和规格的国防化工产品，为国防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重视开发和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化学工业技术水平
周恩来非常重视开发和引进先进的化工技术，一方面热情鼓励支持国内开发化工新技术，另一方面积极引进国外化工新技术，为我所用，努力提高我国化学工业技术水平。
1956年10月，南京化学工业公司试制成功合成氨厂用的可以耐受320大气压的高压容器，为我国自行制造大型合成氨设备提供了技术和设备。周恩来得悉这一消息十分高兴，国务院嘉奖了试制有功人员。在国务院批准关于奖励永利宁厂试制成功高压容器有功人员的文件上，周恩来批示：“这是我国自己解决高压设备的开端，对促进化学工业和炼油工业的发展将起重大作用。”
周恩来对保定电影胶片厂一直十分关心，从50年代购买苏联设备器材、建厂到投产，经常亲自过问。这个厂投产后，承担电影胶片生产任务，后又承担航天胶片研制任务，许多技术都要自力更生进行攻关。攻关中发现生产胶片用的原料澄色剂不过关，是影响胶片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60-70年代，化工部在保定、北京、青岛同时组织攻关，久攻不下。后来，还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将攻关力量全部集中到北京，较快的攻下了这一技术难关，胶片质量改进了，航天胶片也试制成功了，从太空摄下的地面图像非常清晰。
顺丁橡胶是我国化工部门自行开发的新工艺新产品，现在已建9个大型工厂并且援助国外，70年代这一工艺在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建立的胜利化工厂实现大规模生产时，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统及夫人要求去该厂参观，总统夫人是罗马尼亚化工研究院院长、化工专家，看了我们的工厂十分赞赏。在他们一行参观燕山厂第二天，周恩来专门派人向化工部陪同的工程师询问了总统夫人的反映，对这一新技术表示十分关切。
1962年10月，周恩来亲自批准从法国进口塑料增塑剂丁醇、辛醇技术和设备，建在吉化公司，从而改进了我国塑料制品的塑性，扩展了塑料的用途；1963年6月，周恩来亲自同日本友好人士商谈，鉴于当时我国同日本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从民间贸易渠道，购买日本聚乙烯醇、维尼纶大型成套设备和专利技术，发展我国的合成纤维工业，解决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1964年10月，经周恩来批准，从英国进口年产10万吨合成氨设备，从荷兰进口相应的尿素设备，这批设备比苏联援建的吉化、兰化、太化化肥厂技术先进、生产规模大、产品质量高，从此我国大量生产高效氮肥——尿素。70年代，周恩来还力主和支持进口13套年产合成氨30万吨的大型化肥厂，年产30万吨乙烯装置和大型化纤装置。这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使我国化工技术特别是石油化工技术接近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根本改变了我国化工技术面貌，加上我们自己研究开发的新技术，我国化学工业进入世界化工之林，为80年代化学工业的改革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