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化学工业部)
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党组：周恩来与中国核工业
原苏联于1954年建成世界上首座原子能电站，标志着原子能时代的到来。这时，周恩来就敏锐地指出：“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于1955年元月决定创建核工业，周恩来是组织者和执行者。从组建管理机构到延揽人才；从制订规划到确定建设规模；从争取苏联援助到处理苏联停援事宜；从审批具体事项到确定指导方针；从两弹一艇研制到试验工作，他都事必亲躬，辛勤操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支持下，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中国建成了完整配套的核工业体系，原子弹、氢弹研制试验成功，核潜艇胜利下水，并建成了一支有效的核防卫力量。在此基础上，中国又建成了两座核电站。中国核工业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打破了核霸权主义者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巩固了国防，为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作出了贡献；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同时，促进了我国机械、电子、冶金、化工等基础工业和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
创建中国核工业的主要决策者
建国之初，周恩来政务繁忙，日理万机。然而对新兴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工作尤为重视，倾注了更多的心血。还是在建国前夕，他就趁钱三强出席保卫国际和平大会之机，拨专款在法国购置核仪器和资料，为开展核科研创造条件。1952年5月，在他主持下，中央军委领导开会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就开始酝酿发展特种武器问题。1954年10月，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得知在广西富钟县发现了铀矿化，分别召见负责这一工作的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杰，听取他的汇报，要求加强找矿工作。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邀集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刘杰到他办公室，仔细了解铀矿地质工作和核科学研究的情况，询问原子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以及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必要条件，并要求他们作好向中央汇报的准备。会后，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就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的参加人员和时间以及会议的开法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依照周恩来的建议，第二天，即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刘杰关于原子能的汇报。这次会议，作出了创建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进入了“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周恩来在协助中共中央作出创建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之后，立即开始繁重而又细致的组织和具体决策工作。1955年1月31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在会上专就发展原子能一事发表长篇讲话。他指出：“现在是原子能时代，原子能不论用于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我们要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在会上，他还部署了几项工作，如首先在高级干部中进行讲座，请核科学家讲课；编写通俗小册子，宣传普及原子能科普知识；要集中一批学生转到物理系学习；把现有的原子物理专家逐渐从行政工作中抽出来，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会上，还通过了对苏联政府于1月18日声明中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在原子能方面进行援助表示欢迎的决议。周恩来的讲话，得到了全面的贯彻，这就为发展原子能事业提供了很好的舆论氛围和人才培养的条件。
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成立了原子能小组。1956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决议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作为国务院对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归口管理部门。
考虑到中国核工业毫无基础，在周恩来的组织协调下，就核工业建设任务在有关部门进行了分工。专业教育培养人才的任务交给了高教部；保卫保密任务落实到公安部；核工程设计、建筑安装任务落实到了建工部；铀矿山、水冶厂、核燃料元件厂的建设管理任务交给了冶金部，其生产计划和基建费由三机部归口；辐射防护任务和医疗卫生任务交给了卫生部。1958年5月31日，周恩来又批示同意把核武器试验靶场、仓库由二机部负责设计，勘察施工由军队负责，建成后由军队管理。这样，就初步形成全国分工协作进行核工业建设的大好局面。后来，为了加强集中统一管理，经国务院同意，建工部的第三设计院和四个建筑安装公司，冶金部三司成建制地划归二机部，原子能保卫保密和辐射防护医疗卫生也移交到二机部直接领导，从而加快了核工业建设的步伐。
周恩来在人员调配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1956年4月和1958年9月，以中共中央名义两次发文，调配人员充实核工业建设队伍。又成建制地从地质部、煤炭部、冶金部、一机部等部门调入职工或划拨单位。为了加快人才培养，国家采取了很多特殊措施。如在苏联和东欧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与核专业相近的学生改学核科学和核工程专业，从国内增派这方面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各设了一个物理研究室，作为培训干部的中心；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设立核科学和核工程专业，选拔其他专业的大学二三年级学生改学这些专业。到1959年，全国发展到有核专业的高等院校27所。二机部也从1958年起开始筹办大学，还筹办了一批中专、技校，大量的培养新生力量。在周恩来的关心支持下，二机部又多次派科技人员到苏联进修、实习、参观考察，还派出140余名高中级科研人员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能研究所工作，从中了解、学习核物理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工作。这些人回国后，不少人成为有关学科的带头人。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基本上满足了核工业建设对人才的急需。
周恩来对核工业的建设方针甚为关注。1958年8月，二机部明确提出“军事利用为主，和平利用为辅”，“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得到周恩来和党中央的首肯。核工业在西方严格保密控制，国内又是一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争取苏联援助就更显重要。周恩来抓住苏联政府发表援助声明的大好时机，开展紧张繁忙的外交谈判活动。在他亲自与苏联驻华大使几次商谈并签订苏联援助中国进行铀矿勘察的第一个协定之后，在接见苏联核科学家代表团团长时，他虚心地请教核工业发展需要的条件，郑重征询代表团对中国核计划的意见和看法，机敏地了解苏联政府对核工业项目进行援助的可能性。当他了解到援助完全可能并要经过外交途径来商谈时，他亲自拟定给苏政府首脑的信函，审定外交文书，决定谈判内容，选定谈判人选，确定发展规划。在他的推动和组织下，中国政府先后同苏联签订了铀矿地质勘察、核科学技术研究、工业项目建设、核武器研究等六个协定。为全面开展核工业建设奠定了外援方面的基础。
核工业建设规模要多大？怎样与中国经济能力相适应？这是周恩来与三机部领导极为关心的大事。按照中苏间工业项目协定所确定的规模，投资过大，国力难以承受。周恩来提出：我国核工业要有完整的一套，能够形成独立的核力量，主要是解决有无问题，规模不宜过大。根据周恩来指示，1957年3月，三机部向周恩来并中共中央提出对苏联援助的规模进行调整的意见。从尽量缩小规模，减少投资又能保持最低限度的一套完整的工业出发，三机部又拟定了一个新方案，按照新方案，全部投资26亿元，比原方案减少投资18亿元。核工业建设第一期工程基本上是按新方案执行的。后来，苏联援助又增加了些项目，生产堆规模扩大，总投资有所增加。实践证明，这一个规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使战略需要和实际可能得到了统一，因而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中国核工业初创时的建设是比较顺利的，其中苏联援助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到了1959年6月，苏共中央突然来信，婉拒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这是苏联政府在核领域毁约停援的先兆。后经中方多次催促、商谈，仍无进展，直至1960年8月，撤退全部在华专家，停供所有设备材料。据统计，在苏方援建的30个工程项目中，苏方只完成16项设计任务，有9项被迫停工。仅核燃料循环后段工厂和核武器研究中心几个工程，约有776项12828台件设备没有供货，其中主要是中方尚不能制造的专用设备、仪器仪表和特殊材料。给中国留下一大批半拉子工程，造成了严重困难和巨大损失。有个别态度不好的外国专家断言，过不了几年机器会成为破铜烂铁，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面对苏共中央的背信弃义，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于1959年7月指示：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二机部立即组织全面彻底自力更生的大转变。从思想、组织、行动上转到依靠自己的基点上来。动员组织全部上下，摸关、排关、攻关、闯关，组织全国大协作。恰在这时，又遇上了国家连续3年的经济困难，在西北地区建设的几个重点工厂，数万人的建设队伍，不断传来停炊断粮的消息。
在停援和灾荒双重困难面前，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周恩来于1961年春也明确指示：要集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迎头赶上，要尽最大努力，少说多做，埋头苦干，少而精，争取3到5年过关。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二机部及时调整了工程建设部署，缓建刚开工的军用钚生产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条件稍好的浓缩铀生产线，同时部署原子弹探索攻关。1961年7月，针对二机部党组的请示，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决定，在人、财、物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研制两弹一艇的总指挥
1962年9月，二机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武器工业建设情况的报告》(即两年规划)，报告详细地汇报了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攻关的进展情况，以及请求中央解决的问题，提出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常委会讨论同意，并要求搞一个中央级的委员会，加强组织协调。据此，罗瑞卿在二机部报告基础上，于10月30日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写出报告，明确提出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建议中央成立15人专门委员会。11月3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毛泽东的批示是动员令，调动了全国各方面的力量支援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攻关试验。
12月14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中央专委由总理、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组成，周恩来任主任。从此，周恩来担当起两弹研制总指挥的繁重任务。
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攻关涉及面很广、未知数很多，困难重重，矛盾犬牙交错。没有高效果敢的总指挥决断，难以完成中央决定的任务。周恩来向来以机敏、细致、干练著称，中央专委主任的重担，诚如刘少奇所说，非他莫属。
还在中央通知下达之前，周恩来于11月17日就赴任视事，主持召开第一次专委会。在首次核试验之前，他就主持召开了9次专委会，讨论解决了100多项重大问题。围绕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攻关，组织了26个部(院)、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加攻关。
中央专委的高权威、高效率是与周恩来的崇高威望和组织才能分不开的。他亲自主持每次专委会并最后作出决策。对二机部的工作，他在专委会上先后提出：“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核武器试验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一次试验，全面收效”。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成为核工业战线职工的座右铭，时至今日，仍然是核战线基本的指导方针。
在第二次专委会上，周恩来明确提出国防尖端科技“先抓原子弹”的指导方针，要求二机部制订实现两年规划的详细计划，以便更精确地执行和便于检查落实。计划报到中央专委后，周恩来主持专委会审查批准，并将部外协作的任务，如数通知有关部门限期办理。
为了鼓舞斗志，二机部决定将苏共中央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来信日期，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即“596”。1963年底，1：2全球爆轰出中子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次年初，又生产出合格的高浓缩铀核燃料。周恩来得知后十分高兴，特意嘱托身边工作人员表示祝贺。1964年5月初，生产出了合格的核部件。6月6日，进行结构定型全球爆轰摸拟试验大获成功。这次试验除活性材料用代用品外，其他都是真产品。至此，仅爆轰试验就作了近千次的原子弹攻关成功在即。紧接着又顺利地做了次临界安全试验，核爆试验的条件基本成熟。
1964年4月11日，周恩来主持第八次专委会，研究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有关事宜。决定爆炸试验采用塔爆方式，要求在9月10日前作好一切准备，成立前线试验总指挥部，张爱萍任总指挥，刘西尧任副总指挥。同年9月〔16〕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九次专委会，根据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提出早试和晚试两个方案。随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毛泽东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就早试。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等，对首次试验作出部署。
核试验准备工作是在极为严格的保密情况下进行的。在原子弹试验前的几天里，周恩来连续给刘杰写了4封亲笔信，指导前方工作，确定试验时间。在15日12时发出的第三封信中说：“请以保密电话复张、刘，同意零时定为正点减四，十五丈。”〔2〕同时，审定新闻公报、贺电、政府声明、致各国政府首脑的公开信，起草向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周恩来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殚精竭虑，夙夜孜孜，不胜操劳。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按照事前的约定，张爱萍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报告这一喜讯。周恩来勉励说，国家为你们骄傲，人民感谢你们，代表党中央、毛泽东祝贺并慰问大家。并要求迅速查明试验结果。19时30分，张爱萍向周恩来再次报告，确认实现了核爆炸，初步估算爆炸威力两万吨TNT当量。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毛泽东、刘少奇等接见《东方红》演职员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会场立即欢腾起来，人们欢呼跳跃。当晚1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新闻公报、贺电、政府声明等，《人民日报》特发了“号外”和社论。由此引发的全国一片欢腾和国际上的巨大反响，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周恩来指示氢弹研制要加快，并要求作出发展核武器的全面规划。毛泽东也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据此，二机部提出在加快原子弹武器化的同时，加快氢弹攻关步伐。
由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如果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攻关时还有一点点资料可供参考的话，氢弹攻关则必须从零开始。但也有有利条件：在中央专委的关心支持下，热核材料生产线即将建成投产，计算工具有所改善，全国大协作的局面已形成，科研队伍在第一颗原子弹攻关经受了锻炼，积累了经验。核武器研究院很快提出了一个从理论探索入手，做三次核试验，分三步走的氢弹攻关的《两年规划》，争取1968年爆炸第一颗氢弹。周恩来主持专委会予以批准，并责成有关部门大力协同。
科学家和广大科技人员共同努力，使理论探索很快有了突破。紧接着按计划进行三次热试验进行考核验证。第一次是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原子弹试验；第二次是氢弹原理试验；第三次是全当量氢弹试验。这三次试验也都是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从理论方案制定到试验现场组织，从试验方式的改变到攻关路线的变更，他都一一审定，作出决定。
在周恩来的直接组织指挥下，1966年5月9日，加强型原子弹作空投核爆试验获得成功，实测威力12万吨TNT当量，获得了宝贵的热核反应的实测数据，达到了预期效果。1966年12月28日，利用塔爆方式进行的氢弹原理试验再获成功。试验结果表明，这种新方案，先进捷便，可以直接作为导弹的核弹头。据此，周恩来主持专委会，停止另一方案的攻关。
按照新方案，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部内外厂、院、所的大力支援下，克服技术和“文革”动乱的双重困难，保质保量的完成了产品研制任务，按期运到了试验现场待命。这次试验以空投方式进行，比前5次试验当量大的多，安全问题尤为重要。周恩来要求切实作好飞机改装、飞行员安全、试验场区及周围地区群众的安全防护、烟云走向及剂量监测工作，确保试验万无一失。5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18次专委会，全面审查了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决定：试验准备的期限提前到6月20日。6月12日，周恩来等再次听取关于试验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他反复强调试验安全问题，委派聂荣臻赴现场指挥，场外工作由周恩来、李富春等直接领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国防科委、兰州军区、卫生部、铁道部等，按照分工各自做好了以备不测的准备。周恩来又逐项检查上述安全措施落实情况。总后勤部组织的医疗队从北京出发时，他亲自去车站送行。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了，实测TNT当量360万吨，提前实现了毛泽东在1958年6月提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中国人民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再一次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在国际上又引起巨大反响。国际舆论认为“这是中国核武器发展中的一个质的飞跃”，中国“氢弹制造一开始就选准独特的技术路线”，公认中国已进入核先进国家行列。
早在第一颗原子弹攻关后期，周恩来就考虑核武器的下步发展。在他主持下，制订了核武器系列的发展规划。关于核武器的运载工具，他指出，“以导弹为主，空投为辅”。1965年2月，中央专委决定把导弹也纳入管理范围，从而加快了导弹核武器统筹协调发展的步伐。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也是在他的组织指挥之下，原子弹的武器化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采用的内爆法，技术水平起点比较高。在此基础上作了改进，同时作了一些必要的环境条件试验和配重弹试验后，1965年5月14日空投核爆试验获得成功。同时，原子弹头与导弹结合的产品也在加紧研制。
导弹核弹头与航弹相比环境条件苛刻的多。为此，在技术和结构上作了一系列改进，以确保在飞行状态下的环境适应性和安全可靠性。这次试验原计划在地下进行，后经研究论证，这种试验方式以及各种模拟试验均不能综合检查原子弹在飞行状态下的真实情况，向中央专委建议直接进行两弹结合飞行热试验。周恩来主持专委会予以批准。
在自己的国土上以两弹结合方式进行核试验，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要冒极大的风险。因此，周恩来极为关心，反复强调安全问题，要求七机部做到，导弹在飞行中不能掉下来；要求二机部做到，导弹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还就若干技术细节，一一询问专家的看法，并就这次试验作出全面部署。待二机部、七机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周恩来提出的要求后，他才批准了试验方案和时间。1966年10月27日，核导弹点火升空，准确地飞向靶区，实现了核爆炸，实测威力1.5万吨TNT当量。
核潜艇隐蔽性能好，续航能力大，有核国家都列入发展目标。中国从1958年开始研制起步，1962年决定暂援研制，1965年中央专委决定重新上马。周恩来是其中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从机构设置和各部门的分工，到试验堆、模式堆、艇用堆三步走方案的审定，他都煞费苦心。当他主持专委会决定在某地建立潜艇核动力装置研制基地后，投入了更多的精力。1970年5月，模式堆具备了启动和提升功率的条件。同年7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听取运行小组关于启动提升功率准备情况的汇报。他一再叮咛要做到安全可靠，周到细致，以搞好为准，并指派专家组成提升功率学习指导小组，亲自为该小组安排飞机飞往现场。当他得知启动中出现些问题时，18日、20日，两次打电话指示参试人员“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必须全力以赴，丝毫不苟，才能符合要求，取得全部数据”。参试人员兢兢业业，认真操作，7月25日模式堆功率达9.6%的额定值，两台发电机组并网带负荷运行，在中国首次实现核能发电。到8月30日，堆功率达到99.75%的额定值，主机功率达到设计值，模式堆一次启动成功。这是中国核工业取得的又一项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同样型号的艇用堆也在建设。1970年12月26日，艇体下水，1971年8月完成系泊试验。此后，他就首艇试验多次批示，给予指导，要求确保安全。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交付部队。
中国核电事业的奠基人
发展核电是和平开发利用核能的主要途径，也是核工业为国民经济服务和自身发展的归缩。周恩来在“两弹”已突破，潜艇核动力装置即将启动之时，从国家全局和核工业发展出发，于1970年2月8日提出：二机部不光是爆炸部，而且要搞核电站〔3〕。同年7月16日，在听取潜艇模式堆启动准备情况汇报时，他指示，模式堆一定要搞好，这也是为核电站奠定基础。他还指出，上海和华东地区从长远看，解决电力要靠核电。
1970年12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讨论728工程。他提出：第一是安全，无论多好，出事故，伤人不行，安全第一。第二是实用，要有发展前途，不能搞起来将来不能用。第三是经济，如果为了安全，开始为了试验，费用多些是可以的。材料都用国内的，自力更生。具体方案可以百花齐放。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指示，二机部不能光投不用，也要变有害为有利。
这次会议，在我国核电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周恩来提出的“安全、实用、经济”、“自力更生”成为以后我国发展核电事业的基本指导方针。
1971年9月9日，周恩来再次主持专委会听取728工程汇报。他仔细询问了该工程的一些细节。如核燃料消耗、建设地点、三废处理等情况；他反复强调，这项工程是试验性工程，不要要求过急，要实事求是，稍微迟一些中央不会怪你们，重要的是要搞好。他要求有关部委在一起很好地研究一下，搞好计划和综合平衡。最后，他指示：原则上批准这个方案。
1973年10月，上海市和二机部联合向国务院提出建设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方案。11月9日，周恩来指示上海市和二机部作一次详细汇报。次年3月31日、4月12日，周恩来抱病主持两次专委会听取728工程汇报，进行仔细审查并决定：同意采用压水堆，电功率30万千瓦。工程建设应尽可能争取1979年前建成。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该工程久拖不决，直到80年代中后期，该工程才开工建设。
周恩来虽然没有看到中国首座核电站建成，但他为首座核电站耗费了大量心血，并为中国发展核电在方针政策上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的精神永世长存
出于核工业的战略地位，周恩来对它的生存和发展关怀备至。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还是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他就一线工厂的伪装、防空以及资料和人员的转移作出指示和安排。在核工业三线建设中，他亲自审定规划方案，选定厂址，确定指导方针，排除动乱的干扰，引导三线建设稳步发展。当二机部汇报到对一线工厂采取“分、搬、缩、停”时，周恩来当即指示：“分、搬、缩、停四个字还不够，有些还要坚决完成，应加续宇，不然要走到另一偏向”，对三线建设，“积极勘察，加快建设，一三线相结合，前后衔接，自力更生”。二机部遵照周恩来指示和决定，在抢建三线的同时，军用钚生产堆和后处理厂仍抓紧在酒泉原子能联合基地配套建设，争取了时间，为核武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到1969年，林彪在三北会议上提出：“酒泉、包头原子能工业”要搬，据此二机部军管会提出了搬与不搬两个方案。周恩来得知后，针锋相对地指出：“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坚持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同时，为了战备必须抢建三线工厂。”防止了核工业一线工厂因搬迁造成的大破坏。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还没有定型时，林彪集团提出“边试验、边定型、边小批生产”的所谓三边政策。周恩来得知后，在一份定型委员会的报告上批示：没有定型好，不要忙于搞小批生产。并把三边政策修改为：“边试验、边定型，定型合格后再小批生产，交付部队，以利战备”，从而制止了核弹头在生产上造成重大损失。
在“十年动乱”中，周恩来对核工业的保护更是费尽心思，采取特殊措施予以保护。仅从1967年3月至11月间，他和毛泽东等先后签发了22封电报，指示“不准夺权”、“不准串联”、“停止四大”、“制止武斗”、“坚持生产”；对核科学家采取保护措施。1967年7月13日，核武器研制基地两派群众组织各集结队伍，手持棍棒长矛，对峙在办公楼前，事态一触即发。军管会报告周恩来，他立即发出五条指示，两派队伍即刻解散，防止了一次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发生，维护了基地科研生产秩序。他还在百忙中，亲自接见核武器和核燃料4个厂的群众组织代表，苦口婆心地作说服教育工作，要他们消除隔阂，搞好生产。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爱护，才使得核工业在“十年动乱”中，三线建设得以继续进行并相继建成；一线工厂继续进行科研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
周恩来呕心沥血、辛勤操劳换来了核工业的累累成果。可以告慰周恩来的是：由于坚持“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我国核武器研究用四十几次核试验，达到或接近美国千余次试验才达到的水平；第一座核电站已建成投入运行，引进的大亚湾核电站也已建成投产。在邓小平、江泽民为首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关心支持下，经过第二次艰苦创业，核工业如今已形成核电、核燃料、民品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九五”期间还要建设四个核电厂共8个堆，总计660万千瓦；同位素的生产全面提高，在工业、农业、医疗以及国民经济其他各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中国核工业已展现出光辉前景。周恩来生前提出促进核能的和平利用，造福全人类的夙愿正在稳步实现。
(执笔：杨连堂)
注释：
〔1〕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将第三机部改名第二机械工业部。
〔2〕正点为20日，减四即为16日，十五丈，即为15时，均为暗语。
〔3〕为了纪念这一日期，人们把我国第一座核电站命名为728工程。
刘 东：周恩来关于环境保护的论述与实践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以其睿智和机敏的判断力开始论及环境问题，并在彼此的通信中交换有关环境和生态问题的看法。马克思高度赞扬18世纪唯物主义者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合理思想，而且从哲学高度强调了人类生命活动、生产实践对环境的直接依赖、强调了人对自然环境积极能动的改造作用，甚至把自然界形象地比喻成人的无机身体。可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是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问题看成是符合人类发展长远利益的崇高事业。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和科技起步晚、底子薄，民众的科技意识还较落后，环境观念更是处于朴素状态，但作为伟大政治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周恩来，却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较早地把环境问题当作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长远大计来看待。周恩来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环境问题的科学理论，并且在指导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自觉贯彻和实践了保护环境、造福人类的指导思想，为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江河水系是古代农业文明乃至现代社会生活所依托的最为重要的自然条件，同时水患也是危害人类最严重的天灾之一，治理水患、防止水土流失，是改善环境和保护环境的重要内容。周恩来在建国后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关心祖国的治水工程，关心祖国的水利事业。从北京的密云水库、天津的海河，到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甚至还有许多跨国流域的水利工程，到处都留下过周恩来的身影，到处都倾注了周恩来的心血。
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派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中就有重视治水的条款，其中第34条为“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防旱”；第36条则有“疏竣河流、推广水运”的内容。新中国建立伊始，周恩来就组织有关方面的干部和专家，紧张地投入治理淮河、海河以及荆江分洪的工作中。1951年，在第67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就治水问题作了总结性发言，他指出，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治水的理论，只是那些理论，对今天情况来说，是远不够的，是要予以提高的。水可以灌溉、航行，还可用以发电。治水为了用水，从现在的蓄泄并重，提高到以蓄为主；从现在的防洪防汛，减少灾害，提高到保持水土，发展水利，达到用水之目的。同年8月，在第98次政务会议讨论农业和抗灾问题时，周恩来又指出：“在未经过大造林、大水利等工作之前，水旱灾害是难以避免的。中国这样大，发展又不平衡，有些地方人多地少，有些地方人少地多；有些地方水量多，有些地方水量少。要改变这种情况，要完全摆脱自然灾害，必须经过长期斗争才行。”他还要求当时的中财委在今后的工作中对农林、水利等部门的工作加强领导。
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总结和论述，他深有远见地指出：“今后必须积极从流域规划入手，采取治标治本结合、防洪排涝并重的方针，继续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同时积极兴办农田水利，以逐渐减免各种水旱灾害，保证农业生产的增长。”
1956年6月，周恩来参观了北京的规划模型展览并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汇报，北京的用水引水问题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北京的官厅水库、密云水库、怀柔水库以及十三陵水库等，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规划并建成的。1958年夏季，周恩来先后三次同党政机关的领导们一起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并先后六次去密云水库视察工作。1959年8月，潮白河流域发生特大暴雨，密云水库工地情况紧急，这时正在庐山参加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的周恩来几乎每天都从庐山打来电话，鼓励水库工地人员战胜洪水，确保施工安全。
60年代初，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周恩来多次召开有关会议，亲自审定了根治海河的第一期规划，并领导组织实施。1965年，华北大旱。1966年2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京、冀、鲁、豫、晋、陕、辽、内蒙古等八省、市、区的抗旱会议，鼓励大家变压力为动力，把抗旱作为一个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的长期任务，以扭转南粮北调的局面。会议后，组成了八个抗旱工作组，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亲自兼任河北省抗旱组组长，还指定了另外几位副总理和有关领导分别担任其他各省、市、区的抗旱工作组组长。“文革”期间，周恩来还克服各种阻力，使海河流域的治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震后第二天，周恩来就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赶赴灾区慰问，同时还视察了漳河上的岳城水库，周恩来指出：水库要注意综合利用，不仅要考虑防洪还要变水害为水利，积极发展灌溉。
黄河被中华民族尊为母亲河，同时它又是一条忧患之河、难治之河。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就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黄河问题上展开过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蒋介石以水代兵的所谓“黄河战略”，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有利条件，而且也保护了黄泛区人民的切身利益。解放后，周恩来对治黄问题极其关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治理黄河问题被列入重点项目。第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得到审察批准，报告中强调：“三门峡工程对于防止黄河下游洪水灾害有决定性作用”。会后，周恩来领导了这一工程机构的组建工作，专门成立了三门峡工程局。
1957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兴建了。1958年，周恩来亲临工地视察并召开了各方面领导和专家参加的现场会，他认为，三门峡工程的兴建只是根治黄河的开始，并进一步指出，“将三门峡作为一个特定问题来开展讨论和争论，来更好地解决根治水害、发展水利的问题，就可以推广到其他的流域，对海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等等，总有好处。”周恩来心系黄河，并始终把治黄问题放到全局性和变害为利的高度来看待。1964年，在北京主持治理黄河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总的战略性方针：“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1958年，黄河又一次发生特大洪水，郑州黄河铁桥都被冲断了，周恩来赶到现场冒雨视察灾情，组织各方面两百多万人上堤抗洪，并在关键时刻果断决定，不开分洪区，使一百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免受了损失。
从50年代起，周恩来曾多次视察黄河流域的情况，并三上三门峡，即使是在“文革”期间那样严峻的形势下，他还十分关注三门峡以及黄河上游刘家峡水电工程的情况。周恩来还曾提议让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师生们到三门峡去深入实践，参与研究三门峡工程的改造问题。后来，周恩来身患重病住院后，在医院中还多次询问三门峡工程改建后的效果，担心三门峡水库的淤积问题是不是真的解决了。
应该说，新中国的水利工作各个阶段的方针任务都离不开周恩来的指导和部署，许多江河的治理和大型水电工程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作为中国第一大河的长江的治理工作就更是挂在周恩来的心上，从50年代初的荆江分洪工程，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从对三峡水利工程可行性的细致考察，到70年代初精心筹划并实施的葛洲坝工程；从南水北调计划，到全流域的水土保持及污染的防治，二十多年的建设历程，处处都能看到周恩来的大胆谋略和细致工作。周恩来亲自实践了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的许多宏伟设想，为社会主义中国日后的繁荣和全面发展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
二
1966年2月，在全国林业工作会议之前，周恩来非常沉重地对林业部负责同志说：我当总理16年了，有两件事交不了账，一是黄河、一是林业。这句话体现了周恩来对中国水土保持和绿化造林事业的强烈的责任感，也体现了这项工作所担负的沉重的历史使命。
作为一个大陆性气候和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国森林和植被的覆盖率是相当低的。旧中国的落后和自然环境的恶劣，曾十分明显地表现在水土流失严重和林业事业的凋敝上。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周恩来在抓水利建设的同时对水土保持和植树造林工作予以极大的关注。周恩来多次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是造成水土流失的关键性原因。中国的森林覆盖率还很低，和世界上许多森林国家相比还差得很远。1951年9月7日，周恩来在第101次政务会议上强调了造林、护林的重要性，并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两句话要写得适当才行，不然一旦“靠山吃山”把树木砍光了，灾害就降临了。
1952年12月26日，周恩来审阅签发了《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并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文中指出：“首先应在山区丘陵和高原地带有计划地封山、造林、种草和禁开陡坡，以涵蓄水流和巩固表土，同时应推行先进的耕种方法，如修梯田、挑旱渠、等高种植和牧草轮作等方法，期使降落的雨水尽量就地渗入，缓和下流，不致形成冲刷的流势和流量。”1955年在视察官厅水库时，周恩来讲了库区林业建设对发挥水库工程效益的重要性，他还向有关管理部门的同志指示，要充分利用水土资源，使水里有鱼，山上有树。
回顾过去，周恩来在许多重要场合都十分中肯地讲到过植树造林的重要性。他认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减少，不仅是造成许多大河流域的水土流失，而且是造成沙化的根源。当年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是古代文明繁荣的地区之一，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但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尤其是破坏了森林植被，后来变成了沙漠。我国西北的许多地方如敦煌一带，恐怕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周恩来不止一次地指出，古老文化的负面影响之一是破坏了森林资源，这是对大自然的损伤。中国有林的山只有10%左右，好多山是荒山，古代人只知建设，不知保护森林，后代子孙深受其害。文化越古，不知保护，树木越少。我去过的地方，如从尼罗河经过中东，中亚细亚到中国这片都如此。“黄土高原是我们祖宗的摇篮地，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这个地方的森林被破坏了”。
1957年1月，水利部在会同林业部、中国科学院以及西北各省、自治区的有关力量调查讨论的基础上，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召开黄河流域水土保持会议的报告》，周恩来逐句地审阅修改了这一报告，并指示：“过去几年来，在水土保持工作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农业、林业和水利方面的综合措施和配合不够的现象，希望你们研究解决。”三门峡水利工程开工后，周恩来在多次视察过程中，对黄河沿岸的干部群众都深入细致地讲了植树造林和水土保持的重要性，鼓励人们多种树、种好树，周恩来认为水土保持要同保土耕作结合起来，只搞工程措施不搞植物措施是不行的。为解决西北黄土高原地广人稀地区的植树造林问题，他亲自批准配备飞机，进行飞播造林和种草。
60年代初，中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周恩来在视察各地工作时仍不忘提醒大家造林、护林的重要意义。1960年，周恩来在海南岛视察工作时指出，搞开发建设一定要配合以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毁掉森林的地方台风一来就会造成很大损失。1960年4月，在出访南亚国家的间隙，周恩来回到贵阳，与贵州省的领导同志谈建设问题时曾说，贵州要保护好自己的资源优势，要做好蓄水造林工作，并对贵州一些地区树林砍伐过量深表不安。1961年和1962年，周恩来先后到过广西和云南的西双版纳以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在不同场合他都谈到了植树造林的重要性和忽视造林所带来的弊端。1975年，党的十届二中全会期间，周恩来还特意找来延边自治州的负责同志，询问13年前所视察过的龙井附近的帽儿山的绿化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