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夕，周恩来接见了来京出席全国林业工作会议西北各省的林业厅局长以及西北林业建设兵团的代表，会见时他心情沉重地说：“16年来，全国砍多于造，是亏了。20世纪还剩下三十几年，再亏下去不得了。”“营林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吃光了就算，当败家子。”针对西北地区的特殊条件他指出：“西北黄土高原搞了多少年造林啦？劳大功小，要很好总结经验。”“西北地区造林要集中在黄河泥沙主要来源地区，不要孤零零地分散搞。分散了，投资很大，功效很小，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要求西北地区成立一个统管农林和水土保持的领导小组，协调好各方面的工作，他语重心长地说：“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总得坚持到21世纪。”
三
60年代，世界上不少国家已把环境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对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诸如大气、水质、噪声以及固体废弃物的污染采取措施，进行治理。中国在“左”的政治气氛影响下，环境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还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造成了两次生态环境的大破坏。
70年代初，中国的环境状况已经日益恶化，一些工业集中地区环境污染严重，直接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这时，有关环境污染的两件事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一是大连海湾发生严重污染，昔日蔚蓝的海水变成一片黑色，5000多亩贝类滩因工业污染荒废。海参、贝类、舰子等珍贵海产品损失惨重。港口淤塞，堤坝腐蚀损坏。第二件事是北京的市民反映市场上出售的淡水鱼有异味，经查明是因水质污染所造成的。此时，周恩来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在70年代初，他接连作出了许多有关中国发展环境科学研究和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并亲自部署及参与了许多有关工作。他利用出席各种会议，会见各界人士以及审阅文件、处理问题和去各地视察等多种机会，一再强调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
1970年12月，周恩来了解到一位日本公害问题专家正在我国访问，他马上要求国家计委组织有关方面人员召开座谈会，请日本专家讲课，会后还关切地询问会议效果。1971年4月5日，周恩来在谈话中提到：在经济建设中的废水、废气、废渣不解决，就会成为公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英国公害很严重。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发展中会遇到这个问题，要采取措施解决。仅在1972年2月间，周恩来在各种场合谈话中，就曾七次提到了环境保护问题。1972年9月8日，周恩来邀集国家计委和各省、市、区同志汇报情况时对治理“三废”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周恩来说：“资本主义国家解决不了工业污染的公害，是因为他们的私有制，生产的无政府和追逐更大利润，我们一定能够解决工业污染，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1973年，周恩来在接见一个外国经济代表团时指出，我们的外援工程，“要注意做好环境工作，保证不使土地、河流和空气遭到污染”，并指出：“如果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把这个优越性表现出来，那我们算什么社会主义国家？”
周恩来从中国地理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中国的地形和美国、苏联不同，是西高东低，江河的淡水东流，把肥沃的土壤带进了江河大海，这对发展水利有利，但下游一定要处理好工业污水问题，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水产资源。1970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接见国家计委地质局会议全体代表时，对上海代表谈到炼油厂的废油、废气、废水的处理问题，谈到黄浦江和苏州河的污染情况，并指出，搞工业不能给人民生活带来不利。
1972年7月，周恩来在从昆明去温泉的途中，望着滇池岸边喷吐浓烟的工厂，对云南省的同志说：昆明海拔这么高，滇池是掌上明珠，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发展工业要注意保护环境，不然污染了滇池，就会影响昆明市的建设。杭州的西湖是周恩来多次陪同外宾游览的地方，他对这里的水质和风景都十分关心，曾指示西湖养鱼不能影响荷花。1973年，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游览西湖时，看到机动船尾漂散的油花时，对浙江省的同志说：“现在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风景湖区都被污染了，水草枯死，鱼类绝迹，再不能游览观赏。我们的西湖不能污染，要给我们的后代，给子子孙孙留下一个风景如画的西湖，让更多的外宾能到这湖光山色之中一饱眼福。要少用游艇多用木桨船，这样既能使游者增添游兴，也可避免湖水污染。当得知已在试用电瓶船时，周恩来非常高兴。
周恩来还非常关心北京的环境保护问题。1970年以后，周恩来先后作了十几次有关搞好北京地区环境保护的具体指示，反复叮嘱大家，“要为后代着想”，“绝对不做贻害子孙后代的事”，“要把首都搞成一个清洁的城市”。1970年6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发出5周年之际，周恩来指出，毛主席讲“预防为主”，要包括空气和水，如果污水、污气解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了，就什么财富都可以创造，这是多大的财富。1971年10月9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参观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时，接连五次要求各级领导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危害工人健康的黄烟。外宾离开后，他仍留在现场和有关人员谈污水处理问题。1972年初，周恩来还与北京市的领导一起登上北京饭店的楼顶，观望北京城，只见烟囱林立，北京的上空黑烟滚滚。周恩来见状忧心忡忡，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污染不比国外轻。而在此前后，周总理还曾对有关负责同志说过：“要以世界公害为镜，看到我们自己存在的环境问题。”1972年11月，七十多岁高龄的周恩来又拖着重病的身躯，在冬日的寒风中登上了北海公园的白塔，在白塔平台上俯瞰北京的市容，了解北京市的消烟除尘情况，当场对有关人员指示，要把首都的环境保护工作搞好。
周恩来在多年的领导工作中，一直关心着各方面的环境保护事业，重视对“三废”的回收治理和综合利用，强调搞工业不能给人民生活带来危害。1975年3月，刚刚作完手术的周恩来，就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请来谈云南锡矿工人的肺癌问题，使在场的所有人都深受感动。在对自然环境的科学研究方面，他还曾对地质工作者指示，要把区域地质调查、地球物理探矿、地质实验工作、工程地质等各方面的工作都重视起来，也就是要解决好“环境地质”这个新的研究课题。
四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即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关保护环境的全球会议。在当时中国非常封闭的情况下，周恩来远见卓识，决定组成30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世界性会议。周恩来指示：“要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
为参加联合国首届人类与环境会议，中国政府要按规定提交一份报告。周恩来在审阅报告草稿时，发现其中大讲中国取得的建设成就，而对公害、污染问题却只字未提。阅后，他对起草人严肃地说：“还是实事求是嘛！我们也有环境问题，不好回避。西方环境不像你们讲得那么差，我们这里也没有这么好，污染到处都有，一些地区很严重。北京就有污水，冒黑烟。不能只把公害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顽症。”周恩来不但对文件草稿提出具体意见，还亲自提笔修改。于是，在中国代表团提交大会的文件中，增加了“中国也存在环境问题”一节。中国代表团对将由会议发表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草案提出10条修改意见，结果有3条写进了宣言，另外7条中的许多观点也被《宣言》的一些条款吸收进去了。在这次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得到周恩来赞许的有关环保的32字方针，即“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这32字方针受到了许多与会国家的赞赏。
人类环境会议后，中国环境问题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周恩来明确表示：对环境问题再也不能放任不管了，应当把它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国派出了城市建设考察小组到国外去考察。
1973年8月5日至20日，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全面研究了有关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从此，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诞生了，其中就确定了曾经得到周恩来赞许的“32字”为我国环境保护的方针。另外，有关全面规划、工业合理布局、改善老城市环境、综合利用、土壤和植物的保护、水系和海域的管理、植树造林、环境监测、环境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环境保护投资和设备等十几个方面的问题也有了具体的规定。周恩来在患病住院期间，仍一直关注着环境保护工作，多次作指示。他认为环境保护工作始终应该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应搞好工业、农业、林业、水产、交通、卫生、城建、气象、海洋、地质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工作。1974年国务院决定设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并监督实施。
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之后，中国的环保事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周恩来的多次指示和关怀下，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建立环境保护机构、环境监测机构和环境科学研究机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先后出台，如《森林采伐更新规程》(1973年)、《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197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1974年)、《食品卫生标准》(1974年)等等。也就是从这时起，一批国外先进的环境监测仪器设备引进国门。官厅水库的水质污染、包头钢铁厂的烟尘得到了有效的治理，连北京的垃圾桶都开始重新设计和设置。
今天，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之际，在世界环境问题和我国环境问题日益尖锐之时，重温多年前周恩来这位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奠基人的有关中国环境问题的论述与实践，更感到弥足珍贵，周恩来对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倾注的心血，对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及其他各项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真正是“其功不在禹下”。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陈少峰 林完红：概论周恩来关于气象工作是保护人民的思想
“人民”这个淳朴的字眼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周恩来在对气象工作的众多指示、讲话中无不体现了这一伟大的思想。1969年2月7日，周恩来在听取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代表汇报时指出：“气象工作对国计民生各方面都有直接影响。我们研究气象就是使一切有生命的力量都能够很好地生存，让植物、动物很好地生长，就是为了保护人民，首先是保护劳动人民。”研究周恩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尽心竭力保护人民的思想，不仅对发展我国气象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改进工作作风都有着广泛的现实意义。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灾害频繁。在众多的自然灾害中，70%以上是洪水、台风、冰雹、寒潮、霜冻、干旱等气象灾害。这些灾害每年在工业、农业、林业、水利、航运、铁道、渔业、牧业等方面造成的损失约为600亿元至1800亿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周恩来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始终把人民的安危挂在心头。他反复提醒气象工作者要狠抓对国计民生影响极大的灾害性、转折性天气预报的准确性，不断提高预报水平，尽量减少自然灾害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损失，要把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气象工作的根本宗旨。1954年1月28日，周恩来亲自签署并以他自己的名义颁布了《关于加强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和预防工作的指示》。他明确指出：“现有中央气象台、各区气象台以及各地气象预报台站，对于台风、寒潮和随之而来的大范围的暴风雨(雪)和霜冻等灾害性天气的预报、警报必须力求迅速、准确，对于灾害可能发生的地区和时间，应注意具体、明确，如预报、警报发出后，天气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并应及时发出修正和补充。”他同时强调说：“气象科学为一年轻的科学，目前我国的技术条件和设备，尚不能满足各方面日益增长的要求，还需要在测报台站建设、干部培养训练和气象科学研究等方面，继续努力创造条件，提高天气预报质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无不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闪耀着气象工作是保护人民的思想光辉。
早在全国解放以前，周恩来就关心着人民气象事业的发展。在战火纷飞的1948年的一天，解放区的气象人员，收到一包捆得整整齐齐的印刷品，打开一看是几本气象杂志，还有一张天气图，上面写着：这张图不要丢掉，可能有用处。下面签着“周恩来”三个字。新中国建立之初，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就在政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还在操持着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建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全国上下普天同庆。10月13日，陆定一代表周恩来找著名气象学家涂长望谈话，委托他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气象管理机构。12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较早的一个直属局。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军委气象局在接管、整顿旧中国遗留气象台站的基础上，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在全国初步建立起严密监视天气变化和气候变化的新中国气象台站网。这些台站为保障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沿海岛屿，进军大西南以及抗美援朝，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气象服务。1953年，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8月1日，周恩来又不失时机地与毛泽东共同签署了气象部门由军队建制转为地方建制的命令。命令说：“现在，中央气象局无论在整顿组织，培养干部，建设台站，统一制度、规范和进行气象服务等方面，都开始走上轨道。今后，在国家开始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计划的时期，气象工作又须密切地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使之一方面既为国防建设服务，同时又为经济建设服务。”从此，我国气象部门遵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在为国民经济建设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转建命令发布的同时，气象局的名称也由周恩来亲自核定为中央气象局。
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广大气象工作者在旧中国气象事业极其薄弱的基础上加快了气象台站的建设速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我国已拥有包括中央气象台在内的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兰州、成都等7大区域气象中心和遍布全国各地2600多个气象台站，初步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气象综合探测系统。它们昼夜监视着天气变化，是全国人民忠实的风云哨兵，努力实践着周恩来关于气象工作是保护人民的光辉思想。
气象科技的腾飞，关键在于人才；气象事业的发展根本在于队伍的素质。我国气象科技人才奇缺，各个领域都急需培养一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敬业爱岗，有真才实学的专门人才。周恩来不仅重视气象台站的建设，对气象科技人才的培养、气象队伍的建设也十分关心。
建国初期，全国仅有气象人员654人，气象科技人才更是寥寥无几。为了满足气象台站网建设和开展气象服务的需要，军委气象局确定了“短期的、操练式的，与实际密切结合的大量培养训练干部的原则”，培训了大量的观测员和助理预报员。1972年7月30日，周恩来批示，气象部门人不够，要从“五七干校”调回，或者将转业或遣散走的调回。后来，在周恩来的关心下，经国务院批准，气象部门先后办了南京气象学院、北京气象学院、成都气象学院以及湛江气象学校、南昌气象学校、兰州气象学校等大中专院校。周恩来对青年人才的成长尤为重视。他说：“青年要锻炼，应以四海为家。不但要以四海为家，也要以五洲为家。”
广大气象工作者不负周恩来的厚望，以高山为家，与海岛作伴，常年工作在风雪高原、戈壁沙漠、高山海岛。那里自然条件恶劣，工作生活艰苦。对于这些，周恩来常挂记在心头。1964年10月下旬，他指出：“气象部门西北高原边远站很艰苦，可考虑实行轮换制。”现在，气象部门艰苦台站实行的轮换制正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开始并延续至今的。一批又一批气象工作者在轮换的过程中坚守在荒无人烟的气象台站，始终不渝地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观天测地，搏击风云。
提起周恩来对基层同志的关心和爱护，气象科技人员感受更深。1965年6月19日9时，周恩来、陈毅等同志从新疆和田飞往开罗，在飞越明铁克山口时，于208号专机上向气象哨、导航台发去慰问电。慰问电说：“你们为了保证安全航行，克服重重困难，不怕艰苦，在高山辛勤工作，在我们飞越国境的时候，特电慰问，希继续努力。”1973年，周恩来在审查党的十大代表名单时指出：“气象人员队伍很大，有几万人，有的在高山、边境，条件很艰苦，应有气象部门的一名代表。这个代表应选一名气象科技人员。”周恩来对气象事业的重视和关心，真可谓“一枝一叶总关情”，连选举党代表这样庄重的事，他都忘不了气象科技人员。可见，气象工作这项保护人民的事业已深深印在共和国总理的心坎上。
天气现象十分复杂，影响天气变化的因素更是捉摸不定。要深刻地认识大气现象，准确地预报各种天气，做到准确、及时，就必须加强气象科学研究和提高现代化水平。
周恩来对气象科研工作十分关心，给予了许多指示。1971年5月14日，周恩来看了《参考消息》发表的《世界气象变化反常》、《亚非拉许多地区气候反常》的报道后，要求气象局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1972年7月30日，他在给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的批示中说：“要打破军民界限，共同协力，军民两用，预防各种气象变化，特别要防气流、大风突变转向。总结经验，并且要考虑到空中有无新的因素、元素增变。”气象部门遵照他的这些指示，加强了气象科学研究和探测工作，对摸清我国天气发生发展的演变规律，发现了许多新的现象，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为探测、预报我国的天气收到很好的效果。
周恩来以其深邃的战略眼光洞察到加强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1972年，中央气象局提出上海以北的沿海地区没有测台风的雷达，台风到黄海后，测不到其位置，要求在这一带安装测台雷达时，他给予了大力支持。现在，北方沿海地区增加的测台雷达站，就是在他的关怀下建立起来的。1969年1月29日，周恩来说：“应该搞我们自己的气象卫星，气象火箭也要搞。”1970年12月24日他又批示：“这两种卫星规划是否已经落实，承制单位和协作地区是否已经可靠，排列时间是否恰当，均请你们再谈一次，以便正式列入‘四五’计划。”广大气象科技人员把周恩来的指示化作实际行动，坚持不懈地攀登气象业务现代化高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1988年9月和1990年9月，我国先后成功地发射了“风云一号”第一和第二颗极轨试验气象卫星。1997年6月10日，我国第一颗静止气象卫星“风云二号”又由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升空。周恩来生前的夙愿终于实现了。特别是“风云二号”气象卫星的发射成功，将大大提高我国对中小尺度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报能力，是气象部门不断满足国民经济建设和保护人民的重要手段之一。
气象无国界，为了扩大国际气象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我国就恢复在世界气象组织中的合法席位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72年2月25日，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致函各国外交部长，通报了表决结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是中国在世界气象组织中唯一的代表，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从些，中国开始在这一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邹竞蒙连任两届世界气象组织主席一职，成为在联合国专门机构中担任最高职务的中国人，这充分表明中国的气象事业发展水平已受到世界各国的公认。
要有效地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准确的天气预报是前提，但各地能否充分重视和及时应用气象预报，积极地采取预防措施则是关键。对此，周恩来特别强调道：“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于得到是项预报、警报时，应在统一的领导下，及时派遣干部，深入群众，动员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各种有效的预防措施和抢救工作，以防止或至少减轻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财的损失。”每当他看到气象部门预报有重大灾害性天气时，都是很快就作出批示。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对气象服务、防灾减灾的批示、指示有20多次。1969年的第三号台风，其强度之大和影响范围之广均是历史上罕见的。7月26日，周恩来知道这一消息后，批道：“第三号台风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前进，27日至28日晚登陆，地点泉州至珠江口，但不排除在闽北、浙南登陆的可能，中心附近风力在12级以上，并有暴雨，如风力不减，破坏力就很大，希望有关部门注意。”周恩来在批示中对台风的时速、登陆地点、风力都写得十分清楚，目的就是为了让有关地方、部门能够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由于周恩来指示的下达，沿海各地加强了防台抗台工作，大大减轻了台风造成的损失，海上无一人死亡，陆上伤亡也很少。据当地老人回忆，1922年8月初有个台风也在这个地区登陆，风力没有这么强，潮水也没有这么高，但造成6万多人死亡。当时，尸横遍野，瘟疫蔓延，惨不忍睹。新旧社会对比，真是天壤之别。1972年5月，内蒙古、京津地区出现大风天气，江南持续降雨。周恩来看了中央气象局的《天气公报》后批示：“即送华国锋同志办，嘱农林部与风雨严重的省份、地区保持联系，唤起他们注意，并做好预防和补种准备。”从如此详细的批示到一个“唤”字，我们不难看出周恩来心系人民的一片真情。
周恩来认为，气象工作者要保护好劳动人民，就必须永远把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每时每刻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就必须经常深入到群众中，深入到服务第一线，随时随地了解实际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做到心中有数。1969年1月下旬的一次强寒潮，席卷了全国，很多地区下了冻雨，致使全国大范围交通受阻。更严重的是，电力线网和通信线路，被沉重的冰凌压断。大片地区停电，通信中断，对国计民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周恩来得知这场寒潮造成的严重灾害后，十分焦急。他两次紧急召集邮电部、气象局的同志研究这一问题，讨论应急措施。2月7日他在与气象工作者谈话时说：“气象对邮电、铁路、交通、工业、农业、航海、航空、牧业、渔业等各方面都有影响，劳动人民的各种正常的生产都要受到影响。气象人员要到现场去看看，懂得一些气象对劳动人民生活，海上航行，铁路交通运输影响的情况。你们搞过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应该搞，要不你们怎么做好工作。”为了让老百姓能够听懂气象预报，周恩来要求气象部门发布天气预报时要通俗易懂。在与气象科技人员谈到为什么会出现冻雨时，他说：“冻雨就是老乡所说的冰凌，不要用气象术语，人家都不懂，气象用语要通俗化。”
正是出于对群众的爱护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周恩来既对气象工作者的成绩给予热情的鼓励，也对气象工作提出严格的要求。1959年4月14日，周恩来在关于吕泗洋海上风暴事故的报告上批示：“请今中央气象局查明气象预报是否准确和应负的责任。”当然，周恩来对气象工作的失误，更多的是给予帮助、教育。1972年第三号台风预报失败后，周恩来在中央气象局给国务院所写的检查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并委托李德生同志找中央气象局的领导谈话，指出不仅要在思想上检查，还要在技术上、条件上(包括设备、人员)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地改进工作，提高预报水平。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对台湾同胞的安危，周恩来更是关怀备至。在周恩来看来，台湾同胞虽然不能同大陆人民共享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但理应受到祖国人民的关心和爱护。1972年8月14日，中央气象局在《天气公报》中说，第9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台湾省。周恩来看后，马上批示：“可立即经气象局系统(或经总政)告我福建前线，用作向台湾同胞的宣传消息，告以预防台风袭击和祖国周胞的关心。”后来，周恩来又亲自审定了气象部门对台湾广播的第一份台风警报稿，还在稿件的最后加了一句：“祝祖国同胞晚安。”作为一代伟人，周恩来高瞻远瞩，通过一份普通的天气预报，给台湾同胞送去的却是党中央和祖国人民的满腔热爱之情。
48年来，我国气象工作者牢记周恩来气象工作是保护人民，首先是保护劳动人民的教导，经过几代气象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不断把有中国特色的气象事业推向前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目前，我国的气象业务现代化水平已达到发展中国家领先水平、发达国家80年代中后期水平，某些方面的技术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今天，我们重温周恩来关于气象工作是保护人民，首先是保护劳动人民的思想，不仅要毫不松懈地加快气象事业的发展速度，让气象科技在为保护人民方面不断作出新的贡献；还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始终把“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我们工作的标准，扎扎实实，一心一意地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更好地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周恩来这一思想永远光耀当代，惠及神州。
(作者单位：中国气象报社)
张文清：周恩来的经济思想及其对上海建设与发展的指导
上海，是周恩来生前有重要活动的城市。建国后，他是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政务繁忙，日理万机，但从社会主义大局出发，始终关注并亲自指导这个全国第一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希望上海成为全国带头的先进城市。〔1〕对此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思想与指导原则。这些思想、原则与上海人民的实践相结合，已凝聚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中国的基本国惰出发，确立沿海工业基础“是我国工业化的出发点”，充分发挥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的作用
1956年，毛泽东率先在党内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并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许多新思路。合理调整工业布局，恰当地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2〕
作为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周恩来，经过调查论证，把毛泽东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的思想，落实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工作中去。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就生产力分布问题时指出：“我们必须充分地利用近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我们在内地进行工业建设所需要的许多原材料、设备、资金和技术人才，都需要近海城市原有工业来供应和支援。可以说，近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是我国工业化的出发点，，〔4〕
周恩来提出的“近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是我国工业化的出发点”，是依据中国具体情况而得出的正确结论。首先，我国历史上形成了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中心城市，它们地理位置优越，工人阶级集中，技术力量雄厚，轻重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基础都较好。据统计，占国土面积12%的沿海地区占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当时国内供应的设备、材料和大部分轻工业品都是上海等沿海工业城市生产的。全国销售的纱布、卷烟有1/3是上海生产的，日用工业品有60%是上海生产的。其次，内地的工业建设，需要沿海城市输送技术、人才、资金。从1953年到1956年，仅上海支援内地和重点工程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政工干部就达21万人。另外，中国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上海等沿海城市加工工业集中，技术水平高，协作面广，生产成本低，工业利润高，可以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一五”计划期间，上海实现的利润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0%；5年内上海财政收入达177亿元，其中90%以上上缴国家，有力地支援了国家重点建设。再次，“一五”时期与沿海工业基础所能发挥作用相矛盾、掣肘的是，对沿海工业采取了限制发展的方针。建国初期，帝国主义对我国新生的政权采取了军事挑衅和经济封锁的高压政策，国家考虑处于战争前沿的沿海工业为应付突发事变，以恢复与维持为主，不作大的扩建和发展，有些行业甚至压缩内迁。这就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突出的问题，例如不少行业的生产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从当时上海40种主要工业产品设备使用来看，除重工业方面设备利用率较高外，35种产品的设备利用率均在80%以下，其中有16种在20～40%之间，利用率在20%以下的有8种，抑制了上海的经济发展。其它沿海城市也有类似情况。然而，随着朝鲜停战，以及1955年万隆的亚非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成功，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党中央及时地把握国际形势这一重大变化，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十年或更多一点的和平时期。针对这一重大变化，周恩来在总结“一五”教训时指出：“这几年来，我们在建设事业中，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的关系，也作了大体适当的安排，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缺点的。有一段时间，我们重视了中央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地方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我们重视了内地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近海地区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今后，我们应该经常地注意调整上述的关系，避免发生片面性。”〔5〕
“出发点”的观点一经确定，上海势必成为周恩来最关注的城市。1956年7月，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贯彻中央精神，确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周恩来亲自参加了会议，对这一方针给予充分肯定。不久，周恩来对如何充分利用近海城市原有的工业基础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应该注意合理性，避免盲目性。这种合理性就是：改建那些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建的企业，而不是改建一切的原有企业；在工业企业已经比较多的城市，一般地应该少建新的企业；新建和改建的企业，必须注意到原料来源、产品销售、生产技术和运输方便等条件并且注意同其他地区的合理分工。”〔6〕周恩来的这一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充分利用什么，怎样去合理发展。
在“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指导下，上海通过对原有工业进行必要的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在利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必要的改造和扩建，使上海工业建设迅速发展。
周恩来不但肯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并在上海贯彻这一方针的过程中给予许多支持，使这一方针焕发出更大的作用。1958年经国务院讨论研究，周恩来亲自批准，将与上海毗邻的江苏省所辖的10个县划归上海市，为上海建设一批新的工业区和卫星城镇创造了条件；同时，为保障全市人民的生活供应、后勤服务，提供了物质基础。交通是实施城市功能的基本条件。为了解决上海浦东、浦西过江难的问题，周恩来亲自过问上海第一条黄浦江隧道的建设，并到实地视察，对隧道的进出口及长度、高度都作了具体的指示。在他的直接关怀下，打浦桥越江隧道于1965年动工兴建，到1971年建成通车，实现了浦东、浦西地下沟通的梦想。筹建上海地下铁路工程，从50年代一开始，就得到了周恩来的关注，他亲自视察了施工现场，并对地铁建设者作了具体指示，提出了“地方出钱，中央帮助，每年搞一二公里”的设想。上海钢铁工业的发展中更是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他曾几度视察钢铁企业，即使是在十年动乱时期，他为了解决上海炼钢缺铁的困难，排除干扰，亲自过问梅山工程。
在周恩来的关心指导下，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不但改变了工业结构，而且焕发了青春，发展成为全国的钢和钢材生产基地，重要的电子仪表、汽车、机械、无机及石油化工等基地；在人力、财力、物力和技术方面，起到了内地建设和实现全国工业化的根据地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所作出的积极利用上海特有的地域优势、人才优势、经济基础优势，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决策，可以说，这是在新形势下，对“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继承和发展。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推进上海工作，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上海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过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海工人阶级更是肩负着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上海工人阶级得到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并寄予殷切的期望。周恩来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曾深情地说过：上海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有各方面的专家，希望上海成为带动全国的先进城市。〔7〕
在上海解放前夕，周恩来就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明确指出：“在城市，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因为它是先进的阶级，它能够创造社会，创造出新的力量来，它能够使全中国和全世界都走向社会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依靠工人阶级来改造城市。”〔8〕
上海刚解放的一段时间里，在恢复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一是要改变半殖民地的经济组织；二是要克服美蒋对上海封锁轰炸造成的困难；三是要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难关。虽然这些困难是严重的，但周恩来认为毕竟是革命胜利后碰到的暂时困难，只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还是可以克服的。周恩来说：对城市“原封不动地接收是比较容易的，天津、北平、南京、上海、武汉，一个城市比一个城市接收得好。进一步管理就难得多。”“中国的半殖民经济结构，是服从于帝国主义的意志的，现在要把它改变过来”，“重新组织中国经济结构”。“像上海的纱厂，主要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棉花纺成纱织成布，用外国的运输工具运到外国市场去推销，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加上帝国主义经济封锁，“我们会看到原料缺乏，生产降低，销路减少，运输困难，不少人失业。”“特别是那些人民不需要的消费品的制造厂和商店是要关闭的，由于这些生产的减少，就会有一部分人失业。”针对这些困难，周恩来指出：“这只是生产发展中的减产，商业发展中的萧条，交通恢复中的停滞，工作增加中的失业。这是全局与局部、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周恩来向工人阶级发出号召：“我们要准备迎接和克服这些困难。”〔9〕周恩来密切注视着上海的情况，1949年7月16日，批发中共中央致各地区财委电，指出，中央委派陈云到上海召开金融贸易会议，希望会议能“找出一些支援战争与稳定沪、汉经济阵地的办法。”
在经济恢复时期，上海碰到的困难与矛盾，归结起来就是“四面八方”的问题，即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的问题。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些困难与矛盾呢？周恩来指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个本。”“解决劳资问题，就是为了工人得利，同时也要使资本家生产有利润。假如资本家垮了台，工人也就失了业，这样对工人也不利，为了工人也要解决资本家方面的问题。”在城乡关系上，周恩来指出：“恢复和发展生产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关键。”“城市的工业发展了，才有力量领导乡村，我们的政治任务才能实现。”〔10〕上海工人阶级将周恩来的指导思想，认真地落到实处。上海解放时，全市有私营工厂20164家，年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3.1%，但大多数私营工厂陷于困境，开工率只有20～30%。一方面在党的政策扶持下，另一方面工人自愿降低工资帮助资本家克服困难，使私营工厂逐步走出困境，不仅粉碎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而且还获得恢复时期的经济发展。
在经济恢复时期克服困难需要依靠工人阶级，在经济发展时期同样要依靠工人阶级。1956年7月，周恩来到上海进行调查研究，他深入到一家钢铁厂的转炉车间，眼见的是工人们干劲十足，但操作的设备非常落后，他希望工厂领导依靠工人群众改变这种落后状况。事隔两年之后，当他再次视察上海钢铁企业时，他被发生的变化所吸引，高度称赞上海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在上钢三厂，他充分肯定了用小机床加工中板轧机大机架的技术改造成果，说：“这是蚂蚁啃骨头精神。”得到周恩来肯定的这一精神，很快在各条战线推广，于是，在全市掀起了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在永鑫钢管厂，周恩来看到一个弄堂小厂自制土设备居然能加工出无缝钢管，他称赞说：“这是草窝里飞出金凤凰！”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上海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工人深受鼓舞，发扬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极大地焕发了自己的积极性。从1956年到196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上海曾以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取得的成就受到举世瞩目。
当历史进入到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样对上海、对上海人民充满希望：“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1〕“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12〕从周恩来“希望上海成为带动全国的先进城市”，到邓小平“上海是我们的王牌”、上海工人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充分说明两个伟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上海工人阶级的期望。历史也向这两个伟人作出了回答，在党的领导下，上海人民不辱使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都作出了上海人民应有的贡献。
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倡导“全国一盘棋”
在周恩来的倡导下，把实现全国范围的大协作誉为“全国一盘棋”。他指出：“要全国一盘棋，统筹安排，尽可能满足国家需要。”〔13〕“全国一盘棋”，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也是周恩来考虑问题和指导经济建设的出发点。
“全国一盘棋”在上海的具体体现，就是：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上海是一个工业城市，工业生产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市区的粮食和副食品，基本上是依靠兄弟省市支援的。上海刚解放时，城市粮食、煤炭供应的缺口很大，中央通过全力协调，四面八方支援上海。上海解放的第二天，首批粮食就运进上海。由于全国支援，在上海解放初最困难的日子里，从未发生过缺粮的情况。煤炭是运入上海的最大宗的物资，解决煤炭的关键是交通运输。周恩来指示恢复淮南的铁路，“使淮南的煤产量增加，保证上海工业的恢复。”〔14〕为利用长江航道组织水陆联运安徽煤炭抵沪，当时采取果断措施把山东境内一段长120公里的铁轨搬到安徽，开辟合肥至裕溪口的淮南路段，于1949年9月10日通车，保证了上海的用煤供应。除了粮食、煤炭的支援外，还陆续以华北、西北、华中、苏北、浙江等地，调运棉花等工业原料供应上海，以保证上海工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