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夏天，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当时上海严重缺粮，根据上海和各省协商的数字，大约还缺粮4000至5000万公斤。周恩来了解这个情况后，立即同意再帮助解决5000万公斤，并请华东各省多支援一点，亲自找几个省的负责同志具体商谈。鉴于交通不便，运输尚有困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华东调粮指挥部，并由解放军部队出动数百辆卡车，把分散的粮食集中到铁路线上，以保证运抵上海。
1970年2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上，为保证当时的棉花生产，强调指出：“上海纱厂靠上海、江苏还不够，要加上浙江，还有别的地方帮助。”〔15〕
对于上海支援全国，周恩来同样十分重视和严格要求，明确指出这是上海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年上海支援全国，一是物质产品，二是建设人才，三是迁厂迁店，四是教育科技事业。
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经过国营商业部门调往全国的工业品总值，就达200亿元左右。这个时期，上海还为各地发展纺织、造纸、印刷、橡胶、制药等工业以及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提供了大量的设备。
上海支援兄弟省市的建设人才，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达到50万左右。当时调往各省市的技术工人约占全市技术工人的1/5。几乎全国所有在建的重点工程中，都挥洒着上海支援职工的劳动汗水。60年代初，上海按照当时国家工业建设的布局，约有一千多家工厂有支内任务，全部或大部迁往西南、西北和中南等地。
50年代初期，由于国际形势紧张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考虑，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注下，中央决定对沿海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院系调整，上海部分大学随之陆续迁往内地。交通大学准备全部搬到西安。当时交通大学要全部搬迁确有实际困难，会直接影响某些正在进行中的科研项目。这些情况反映到中央，引起周恩来的重视。1957年6月4日，周恩来亲自召集上海市、陕西省和高教部的同志开会，在广泛听取意见之后，最后由他决定把交大一分为二，在上海与西安同时办两所交大，并指示对迁往西安交大的职工及其家属做好各种安顿工作。如今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都是国内外享有声誉的重点大学。这是周恩来正确决策的结果，也是上海在教育科技事业上对全国的一种支持。
除此以外，上海是上缴国家利税的重要城市，每年上交中央的财政收入(包括中央在上海单位的上缴数)，约占全国总收入的1/6，这是上海人民对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贡献。
周恩来倡导的“全国一盘棋”思想，着眼于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大局，通过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互相支持，以达到全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体现了周恩来在处理全国各地关系上的卓越才能和领导经济建设的杰出贡献。当前，中共上海市委在领导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实现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过程中，继承发扬了“全国一盘棋”思想，打“中华牌”，吸引全国各地共同来开发开放浦东。
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实事求是是周恩来的一贯作风，也是他领导经济工作的一贯思想。
1957年周恩来在上海向工商界人士谈香港问题，可以说是周恩来一切从实际出发指导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最好体现。香港与上海有着密切的关系。1956年在我国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对工商业者在香港的企业怎么办？对以后的香港应采取什么政策？已提到党和政府的重要位置。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作了这一讲话。他说：“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在如何对待资本家在香港的产业问题上，周恩来态度明确地认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周恩来的这一认识，可以说是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先河。
在如何更好地利用香港这个基地上，周恩来从全局出发，指出，一要掌握好政策，二要发挥香港企业家的作用。他说：“现在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对其在香港的企业则不要去变动它。”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17〕
坚持实事求是，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1958年的“大跃进”其根源就是有悖于实事求是。1962年2月3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大跃进”年代出现的浮夸风和说假话的现象，重申了实事求是，指出：实事求是，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周恩来强调指出：“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18〕
周恩来在上海深入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作出结论，有些事已镌刻在上海的历史上。如1963年5月1日，我国第一艘国产的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首航日本时，不幸途中沉没。此事发生后，国内震动很大，引起国际上密切的关注。对于沉船的原因，船员众说不一。我国有关部门根据沉船报告，起草了一个声明，将此事归咎于某国。这个声明送给周恩来审批。周恩来阅后觉得事关重大，原因不甚明确，有进一步核查的必要。5月13日，周恩来专赴上海主持召开调查会议，并决定进行实地探测。经过14昼夜的搜索勘探作业，终于查清原因，系触礁沉没。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的实事求是精神。
在上海首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强调“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希望上海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做出应有的成绩
“周恩来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最重大的贡献是什么？”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业秘书的顾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深有体会地说：“他为我们绘制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规划了建设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战略布局，阐明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指导的辩证关系，开辟了一条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19〕
周恩来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深化过程。1954年9月，在一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国防。”在这里他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摆在首位的是“现代化的工业”；他所提出的战略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后来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特别是在经历了“大跃进”的曲折之后，针对我国农业还没有过关的现实，改变了以工业化为根本目标的提法，完整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市科技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对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决定意义的讲话，首次公开发布：“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个讲话将农业现代化的位置提到第一位，并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还强调了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0〕
历史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回头看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更加显示出周恩来这个讲话的意义。
首先，肯定了我国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一点现在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今天我们致力于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其次，指明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是周恩来在指导我国经济建设中，综观世界发展趋势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他认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21〕周恩来在这个讲话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对如何实现科技现代化，进行了具体而详尽的分析，提出了“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实现科技现代化的主要要求。由于以后的历史原因，周恩来的这一重要的指导原则，没有能一以贯之，丧失了“文革”中十年宝贵时间，使我们与世界科技的距离拉大了。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他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的这一思想，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认识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再次，对上海寄于厚望：“上海，作为我们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科学技术的重要基地”，“希望上海的科学技术界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作出应有的成绩。”上海在历史上就形成了约占全国半数的科学研究机构和众多著名的科研人员。到60年代初期，上海已初步形成了能适应当时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科研体系，开拓了若干新技术领域，培养壮大了科技队伍，研制了一批具有相当水平的“高、精、尖”的产品。周恩来的这一讲话，对上海的科技发展无疑是极大的推动。1963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决定把上海建设成我国的一个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基地。这就进一步把发展科技放到了重要的位置。1965年初，周恩来到上海视察工作，特意抽出时间，专门听取了制订上海科技发展规划的汇报，并亲自建议加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新型炸药、高级染料和高效避孕药等三项新技术，使上海科技发展规划的新技术达到18项。和平利用核能，是我国发展核事业的目的之一，也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就在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后不久，周恩来就指示，要搞核电站。在接见上海市代表时指出，要解决上海的能源问题，从长远看要靠核电，上海要建核电站，我支持你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70年初，上海成立专门负责建造核电站的“728”工程领导小组，开始了核电站的设计、筹建工作。上海核电站工程的进展情况，始终得到周恩来的关心，先后三次在北京听取工程领导小组的工作汇报，并反复强调要坚持“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原则。1983年6月1日，由周恩来生前亲自批准的上海秦山核电站正式动工，经过近千家单位协作，上万名科技工作者的8年努力，终于于1991年12月15日建成，并网发电。它的建成，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站的历史，使我国成为继美、英、法、前苏联、加拿大和瑞典之后，第七个能够独立设计、建造的国家。上海也成为我国设计、研制核电站设备的重要基地。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28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85-86页。
〔4〕〔5〕〔6〕〔8〕〔9〕〔10〕〔13〕〔14〕〔15〕〔16〕〔17〕〔19〕《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97页、第282页、第297页、第8-9页、第13-15页、第9页、第623页、第14页、第623页、第352-353页、第437-439页、第503一504页。
〔7〕引自《滚滚浦江水，难诉思念惰》，载自1989年3月5日《解放日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
〔12〕引自《邓小平同志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1993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18〕《世界伟人周恩来》第108页。
〔20〕《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9-160、181-182页。
魏明生：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历史地位及现实意义
周恩来在担任共和国总理的漫长岁月里，在治理开发长江，发展长江流域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思想、理论、计划和方案，在长江流域开发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深入研究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实施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长江流域开发开放总体战略，贯彻执行党的十五大精神，促进东部和中西部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形成
新中国刚一成立，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遵循“治国先治水”的古训，本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把治理长江水患，开发利用长江水力资源，促进长江流域经济的全面发展，当做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始终没有放松长江流域的工作。周恩来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思想、理论、计划和方案。其形成过程，
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4年)，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产生。新中国成立前夕，正当全国解放战争胜利进军之际，长江洪水泛滥，给中下游人民群众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从这个时候起，周恩来就已开始考虑如何同长江这个“不平凡的对手”打交道。新中国成立仅3个月时间，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武汉成立，在周恩来指导下开始制订治理长江水患的方案。这期间，周恩来认真研究了自西汉初年至清朝末年二千多年间长江洪水给历代劳动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分析了形成长江洪水的西部和中部两大暴雨区，掌握了平均每隔5～10年就有一次洪水和大洪水的自然规律；主持了荆江分洪工程的兴建。这一时期的实践重心在于治理长江水患，在理论方面，提出了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方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方针的提出，标志着周恩来治水思想也是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产生。
第二阶段(1954～1958年)，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形成。1954年夏天，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全党全国为之震惊，根治长江水患已成当务之急。为寻求治本之策，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开始了对三峡水利工程和长江流域的勘测，并请求苏联政府派专家来华帮助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1958年2～3月，周恩来率领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区负责人及中外专家一百多人，从武汉乘船至重庆，沿途进行实地查勘和大讨论，周恩来在亲临现场考察的基础上，吸收了各方面的正确意见，经过认真总结，形成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方案，提出了长江流域规划的基本原则。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方案，由周恩来首先提出，经过成都会议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成为全党的共识。这个方案的形成，是周恩来关于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第三阶段(1959～1976年)，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丰富和完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方案形成之后，在周恩来指导之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制定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从而使长江流域规划更加具体化，内容更为充实。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的兴建，以及西部攀枝花工业区的建设，把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应用于实践，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得到进一步发展，内容更加丰富和完善。
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主要内容
周恩来关于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内容十分丰富，集中反映在他在三峡现场会上的总结发言和由他主持起草的《总结纪要》、在成都会议上所作《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和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的一封信和听取葛洲坝工程情况汇报时的多次谈话，以及在他领导下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制订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等文件中。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有一个贯串始终的主题，即：综合利用、全面发展。围绕这一主题，从各个方面展开，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提出了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方针。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必须积极从流域规划人手，采取治标治本结合、防洪防涝并重的方针，继续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这里所指“为害严重的河流”，当然包括长江在内。周恩来在治理长江流域的实践中，使这一方针的内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周恩来认为，治理长江洪水，加高加固现有堤防，分洪蓄洪，是一种应急措施，是治标；只有从全流域出发，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对水力资源进行综合利用，全面发展，才是治本。周恩来十分注重对长江的根本治理，他在沙市市召集有关负责同志研究长江防洪问题时，指着地图上九曲回肠的荆江，语重心长地说：“长江是一个不平凡的对手，不能等闲视之！我们要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从长江上中下游出发，以修建三峡大坝为主要工程，从根本上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1〕从而强调了治本的重要性。
在周恩来看来，治标与治本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从长远看，要寻求从根本上治理，只有治本，才是维护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但从当前利益看，也不能放弃治标的应急措施。1958年2月28日，周恩来视察荆江大堤时，非常严肃地指出：“我站在荆江大堤上，却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三峡大坝未兴建之前，洪水的威胁依然存在，荆江大堤一定要加固加高。”〔2〕他在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时，为此专门写了一条：“长江较大洪水一般五年发生一次，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蓄洪排渍工程等，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3〕
(二)长江流域规划的基本原则。周恩来通过对长江流域的实地考察，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于1958年3月6日在重庆的总结讲话中提出了“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的原则。这是周恩来提出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一个重要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周恩来对长江流域规划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主要有：
1.就规划的区域范围来说，包括长江的上、中、下游和各个支流，即整个长江流域，要有综合计划，要有全局的设想和安排；要作出整个长江的干支流、大中小、水网化、湖泊化的具体安排。
2.就规划的内容来说，要提出长江防洪、发电、航运、灌溉、水产等全面的综合利用的整体规划，要和防洪、水土保持、排涝结合起来搞，并且要涉及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都要适当安排。
3.中央和地方要有分工，中央各部门要各负其责，地方各省、市、自治区也要明确责任，共同配合，互相协作。
4.对于长江支流的治理，周恩来要求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进行具体安排。他明确提出，由于条件的比较成熟，汉水丹江口工程1959年正式开工。
(三)三峡水利枢纽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对于三峡工程是不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这个问题，中外专家有着不同的认识。周恩来认真听取和分析了各方面的意见，从以下几个方面确立了三峡水利枢纽的主体地位。
1.肯定三峡工程对上调蓄、对下补偿的独特作用。1955年12月30日，周恩来听取了林一山和苏联专家组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战略重点的意见后，明确指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有着“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4〕的独特作用，三峡工程应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周恩来的这一论述，精辟地揭示了三峡水利枢纽的本质意义。长江上游约100万平方公里山区的暴雨洪水，经三峡奔腾而下，进入中、下游约12万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在东汉以前，有云梦泽调蓄，此后形成了洞庭湖自然分流。苍桑巨变，云梦泽消失了，洞庭湖萎缩了，它们的调蓄功能，唯有兴建人工水库代替。三峡水利枢纽既可调蓄上游洪水，又可发电、改善航运，从多方面进行补偿。
2.三峡水利枢纽是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远大目标。1957年12月3日，周恩来为全国水利发电建设展览会题词：“为充分利用5亿4千万千瓦的水力资源和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远大目标而奋斗！”这个题词，突出了利用水力资源，并且把三峡水利枢纽作为治理长江的远大目标提了出来，从而进一步突出了三峡工程的主体地位。
3.三峡工程是千年大计，政治上、经济上具有伟大意义。1958年3月2日至3日，周恩来在“江峡”轮上主持三峡讨论会，围绕需不需要修建三峡大坝，能不能修建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不是开发长江水力资源的主体工程，这个工程是不是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是不是要争取提前修建这个工程这几个问题展开辩论，让争论双方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作到求大同、存小异。最后，周恩来作总结，指出，大家一致肯定三峡工程必须搞，而且也能够搞，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具有伟大意义。他强调说，三峡工程是千年大计，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在不太长的时间，15年到20年，就可建成。
4.三峡工程是重点，重点不能代替一切。周恩来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了纯熟的程度，时刻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他在肯定三峡水利枢纽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三峡工程是重点，但是重点不能代替一切；三峡工程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但是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他和以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他还亲自把这一点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中。
(四)水利工程要做到五利俱全。1957年8月20日，周恩来在谈到水利问题时指出，要有综合计划，要有全局的设想和安排，要和防洪、水土保持、排涝结合起来搞。1958年8月3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北戴河长江会议，他在作总结发言时，责成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各省的水利化规划，作出整个长江的干支流、大中小、水网化、湖泊化的具体安排，提出解决长江防洪、发电、航运、灌溉、水产等全面的综合利用的整体规划。这就把综合利用、全面发展更加具体化了。后来，他又把这几个方面归纳为“五利俱全”。1972年底，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长江总是顾此失彼，总是不完全。防洪、发电、航运、灌溉，还有水产，这五种效益都有的现有水利工程有没有？丹江口将来有可能，现在还是开始。要从现有的大坝找五利俱全的。〔5〕
(五)综合利用水力资源，全面发展流域经济。1958年3月5日，周恩来带领大批专家学者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参观狮子滩水电站，总结在长江支流上进行梯级开发的经验。狮子滩水电站在重庆以东的长寿县境内，由龙溪河4个梯级和大溪河、桃花溪共6个电站组成，是长江支流梯级开发的一个先例。狮子滩水电站的成功经验，使参观者们看到了长江支流梯级开发的广阔前景。周恩来也非常高兴，当即书写了“为综合利用四川水力资源树立榜样，为全面发展四川经济开辟道路”的题词。周恩来的这一题词表明，综合利用水力资源是前提条件，全面发展经济才是最终目的。他在这里具体指的是四川，但对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六)正确处理7种关系。周恩来提出，长江流域规划要正确地解决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排涝、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的相互关系，共6个方面。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时，增加了“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成为7种关系。周恩来认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当然要涉及全江和整个长江流域，必须要联系到远景与近期的开发，干支流的关系，大中小型工程的结合，上中下游兼顾，以及水火电的比例等一系列问题，也就必然涉及长江流域的综合利用，整个工业的布置，和电力网的建设等问题，对这几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进行具体安排。
(七)长江上出了乱子“是国际影响问题”。周恩来最担心长江出乱子，他说：水利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水利抓了20年，现在这么多科学试验，总是出乱子。周恩来在几次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上，反复强调，葛洲坝水利工程要综合考虑，不要光把重点放在发电上，要保证通航、发电和泄洪的安全。不能坝一做，船也下不去。长江是一条大河流，葛洲坝是个大工程，很复杂，要不断修改设计。他特别强调说：“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一点马虎不得，马虎一点马上出问题，是关系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怎么能得过且过！”并且指出：太急容易出乱子，长江出了乱子不得了，“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长江上如果出了问题，砍头也不行，这是国际影响问题’，〔6〕
(八)要总结历史经验，要有创造，有提高。周恩来非常重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治理长江的经验，他视察荆江大堤时，对古代为防止河岸冲刷而修建的导流顶坝颇为赞赏，他指着坝顶说：“这是公元1870年建筑的，它充分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和古代水利专家的智慧。170年前有改变水流方向的思想可不容易啦！”〔7〕1955年，他视察了长江支流岷江上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后来，他在水利工作会议上，甚至在接见外宾时，多次提到都江堰，对古代巴蜀人民的治水成就念念不忘。1961年7月4日，他在一次会上说，我国兴修水利至少有三千年的经验，这是科学。中国历史记载两千多年了，最古老的有四川省灌县都江堰，是秦汉时代依照水势修起来的，引岷江水，灌溉了很多地方。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有一套经验，要很好研究。都江堰总算是科学，有水平，有创造嘛！两千年前有水平，两千年后我们应更高嘛！〔8〕
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在整个长江流域开发史上的地位。
长江流域的治理开发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据考古发现，早在七千多年前，华夏先民就在长江流域的广大范围创造了人类早期的辉煌文化。在古代，人类对长江的开发和利用，主要体现在灌溉和航运两个方面，随着人类认识视野的不断扩大，科学的不断发展，对长江的认识和改造也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在长江三峡修水库发电，最早是由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孙中山在他的宏伟著作《建国方略》一书中，从改善川江航运出发，进而提出“以水闸堰其水”，“资其水力”。孙中山是提出兴建三峡水库设想的第一人，并且最先把改善航运同开发水力资源发电结合起来。
孙中山逝世以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曾对长江上游包括三峡在内，进行过勘测、设计，并且请来美国的经济专家和著名水利工程专家，帮助进行勘测、设计。但是，无论是恽震等人的《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的勘测报告》，还是由美国人搞的《潘绥计划》，即或是当时最著名的高坝工程权威制订的《萨凡奇计划》，也都是从发电、用电角度设计，并没有超出孙中山的设想范围，甚至没有把孙中山反复强调的改善航运放在应有的位置。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从长江中下游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以防洪为主要目的，重新提出修建三峡水库。周恩来则走出700里三峡，放眼于整个长江流域，提出了治标与治本兼顾、干流与支流相济、综合利用、全面发展、“五利俱全”等一系列思想、理论、计划和方案，使长江流域的治理开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在长江流域开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治水理论，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周恩来是其集大成者。
周恩来全面贯彻了毛泽东关于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在三峡问题上，对毛泽东提出的修建三峡水库防治洪水的思想和“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是贯彻始终的。周恩来除了吸收毛泽东的治水思想以外，还吸取了其他中央领导人如刘少奇、朱德等人关于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思想。他还广泛听取了中央各部门、有关省市负责人和一大批专家学者的意见(包括中外专家的正面和反面的意见)。因此，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从内容看，具有更大的广泛性。他所坚决主张的“综合利用，全面发展”，把毛泽东提出的防洪问题放在首位，但又大大超过了防洪的范围；他提出“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的基本原则，既体现了毛泽东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方针，又包含了具体的操作性内容。这就不难看出，说周恩来是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集大成者，一点也不夸张。
(三)在周恩来的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周恩来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从五四运动开始，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除了战争年代以外，总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长达26年时间。周恩来曾经说过，二十多年来，他最关心的是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上天，指的是原子弹试验；水利，主要是指对全国各大江河的治理。周恩来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是被公认的“大管家”，他所作出的贡献，绝不只这两项。但是，从这里可以说明，在周恩来的心目中，兴修水利占有接近一半的地位。
事实上，兴修水利也的确耗费了周恩来相当大的精力，并作出了前无古人的建树。祖国的江河湖海，无不倾注着他的心血，全国各省区的水利建设，甚至是对许多兄弟国家的水利建设，他都给予了极大地关注。但是，对其他河流、其他地区的水利建设，在周恩来的日程表上大都有一定的阶段性，唯独对长江的治理开发，从没有间断过。周恩来的治水思想，来源于治理全国江河湖海的实践，其中更主要的是来源于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实践。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一方面是在其他流域取得的经验在长江流域再实践的理论升华；另一方面是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直接的经验总结。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周恩来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中，经济建设思想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在周恩来的经济建设思想中，治水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治水思想的主体，则是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因此，研究周恩来思想，不可不研究他的经济思想；研究周恩来的经济思想，不可不研究他的治水思想；研究周恩来的治水思想，不可不研究他关于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思想。
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四大制定了长江流域开发开放的总体发展战略，即：“抓紧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等跨世纪特大工程的兴建，“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的新飞跃”〔10〕。这是一个以长江流域为杠杆促进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体化发展战略，其中许多方面包含着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理论和实践。
首先，长江流域总体发展战略体现了周恩来关于三峡水利枢纽是长江流域规划主体的思想，仍然把三峡水利枢纽摆在对长江流域进行综合治理的首要地位，并且吸收了几十年不断实践论证的成果，使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更加科学，更加可靠。
其次，长江流域总体发展战略体现了周恩来关于综合治理、全面发展的思想，在内容上比以往任何开发治理长江的方案要丰富得多。长江流域作为纵深达三千多公里的开放型经济区域，除了防洪、发电、航运之外，金融、信息、房地产、市场建设、国际贸易等许多方面都是以往开发治理长江流域方案所未曾涉及过的。尤其是正确处理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备受关注。上游开采矿产、砍伐木材、开荒种地，不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必然造成植被减少，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危及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实现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将在有计划地开发资源的同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做到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综合治理。这既是兴建三峡水利枢纽的需要，也是发展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建设的需要。而做到这一点，以防洪、发电、航运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治理是很难办到的，只有通过推进长江流域总体发展战略才能实现。
此外，长江流域总体战略体现了周恩来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基本原则，在注重长江中、下游及两湖(洞庭湖、鄱阳湖)间的防洪区域的同时，把受洪水威胁不大的上海、南京、重庆等大城市也包括进去，由干、支流的结合发展到东西部的优势互补，这对于开发长江中、上游的经济资源、强化基础工业，提高国民经济的高效化程度，意义十分重大。长江流域总体发展战略以浦东为龙头，以上海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必然改变长江流域东、西部经济分布和资源分布的失衡状态，使东西部由相互制肘走向优势互补，形成同步发展的经济合力。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五年来，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加快。”这一显著变化，是同大力推进长江流域总体发展战略分不开的。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实现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进一步推进长江流域总体发展战略，仍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任务。认真学习和研究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弘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科学、务实精神和高尚品格，有助于加深对长江流域总体发展战略的理解，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快步伐，对于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加速长江流域的改革开放和开发，促进中西部经济优势互补和同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1〕〔2〕〔9〕见林一山、杨马林著：《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第一版，第154页、第154页、第101页。
〔3〕《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中央成都会议〔19〕58年3月25日通过)，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1期。
〔4〕〔5〕〔6〕〔7〕曹应旺著：《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第37页、第49页、第57页、第38页。
〔8〕曹应旺：《周恩来治水思想》，载《中国水利》1990年第2期。
〔9〕转引自《孙中山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287页。
〔10〕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
巩玉闽：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经济指导思想
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周恩来在这场内乱中，以“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维护党的团结，维系国民经济的运转。所以，“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但从几个方面来看，仍然取得一定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一批重要成就”〔1〕。
成就的当中，凝聚着周恩来的智慧与心血。在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能运用正确的经济思想，巧妙地引导着已经偏离航道的经济航船，绕过急流险滩，避开触礁沉船的危险，继续航行。周恩来在这个时期的经济思想博大精深，尤为珍贵。
巧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使其成为“抓生产”、“抓业务”的代名词，成为与林彪、江青一伙作斗争的特殊武器，从而达到以抓生产来限制“革命”，尽力保护生产的目的
“抓革命，促生产”，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特殊的口号。从理论上说，“抓革命，促生产”是并不科学的口号。但是，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口号对于治乱、保证生产正常进行起了积极作用。周恩来正是充分利用这个口号，使它成为“抓生产”、“抓业务”的代名词，成为同林彪、江青一伙作斗争的一个特殊武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民经济陷入全面混乱，遭到严重破坏。领导机关陷于瘫痪，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遭到批判，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1%。仅1967、1968两年中损失的工农业总产值达1100亿元。〔2〕
“文化大革命”之火燃烧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其破坏程度如此严重，出乎周恩来的意料。他作为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必经贯彻执行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干什么？怎么搞法？将来的发展是个什么结局？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样设想的？所有这些，周恩来当时也搞不清楚。
面对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周恩来心急如焚。他曾多次对余秋里、谷牧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3〕
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是不允许任何人反对“文革”的，周恩来如果要站出来反对“文化大革命”，抛开革命口号去抓生产建设，那么“他在24小时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4〕在十分特殊又复杂的条件下，周恩来已经不能公开坚持用“文革”前形成的一整套正确规章制度和经济原则来领导国家的建设。然而，周恩来毕竟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具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高层领导，他较好地把握了“文革”期间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主线，巧妙运用尚方宝剑，将其正确的经济指导思想贯穿其中，维持了国民经济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