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于“文革”期间试图解决经济问题的思想主线，即“抓革命，促生产”。他在多种场合多次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文革”之初的1966年8月，毛泽东在他审改多次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第一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10月，毛泽东在印发全党全国的陈伯达的报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上批示：“‘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19〕67年1月上海爆发“一月夺权”风暴，毛泽东立即表示支持，但他在讲话中又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又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实现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周恩来于毛泽东作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后，立即抓住时机，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进行斗争的武器。1966年9月7日，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提出“要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周恩来还对红卫兵反复说：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所以，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生产减少了于国于民都不利。
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9月14日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规定在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在党委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抓业务等两个班子，职工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迅速返回，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大革命”可以推迟进行；工矿企业与科研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领导干部的撤换由上级党委主动调整，不采取群众罢官的作法；县以下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县以下各级领导应恢复和加强领导力量，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
周恩来关于以抓生产来限制“革命”的思想与谋略在实际执行中一再遭到中央文革一伙人的阻挠，他们对周恩来的意图也有所察觉。在11月9日《人民日报》中《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发出以后，中央文革一伙炮制了一个新的文件稿，与周恩来唱对台戏。林彪还两次亲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攻击周恩来用“抓革命，促生产”口号来压运动，形成对周恩来的政治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要保住从国务院到各省、市、自治区的骨干力量不被打倒，要维护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难度就更大了。
周恩来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他继续与中央文革一伙进行斗争，但是他更加注意讲究斗争策略，斗争艺术。在许多讲话中先是适当地提高“文革”的调子，将口号性语言放在讲话或文件开头，而后迅速将抓生产、抓经济的本意蕴含其间。比如：北京怀柔县在1967年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周恩来认为用“第一线指挥部”来直接抓生产，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形式。他抓住时机，起草文件，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发文在全国推广怀柔县的经验。文件要求：“全国省(市)、专区、县各级革命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当地军事领导机关或驻军，都要立即行动起来，以军事代表为主，建立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为了保证“第一线指挥部”能真正成为抓生产的权力班子，文件还强调指出：“在已经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地区，第一线指挥部应设在革命委员会之下，成为抓生产的班子，通过各业务部门，一直抓到基层生产单位。”当然，周恩来也十分明白，要在基层成立这样的“生产指挥部”必须在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的口号下提出，才能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为此，在文件中，周恩来十分用心地写了这么一段话：“要拿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及其增产措施，狠抓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对春耕生产的支援工作。”〔5〕这段文字先是以“文革为中心”，之后笔锋一转，一连用了两个“狠抓”，这样，即能将抓生产、抓经济的主要意图体现出来，又能得到主席的同意，减少中央文革一伙的阻挠，使文件能迅速发到全国，从而达到尽快在县以下基层中成立抓生产的班子这一目的。从一个仅五百多字的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出周恩来在十分复杂、困难的局面中，为维持经济运转的良苦用心与高超的斗争艺术。
农业是支撑全局的基础
在经济建设中，周恩来视农业为百业之基、重中之重而予以高度重视，他的这个思想，在“文革”前的各个历史时期表现的十分突出。“文革”期间，周恩来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同前17年的认识有着一贯性，同时也有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点。
如果说在建国初期周恩来更多地认为：农业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在“一五”计划期间针对我国在经济建设中一度重视工业而淡化农业是基础的情况，提出：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的思想。那么，在“文革”期间，周恩来更多地则是思考在混乱的局面中，如何保证农业的稳定，使它成为支撑全局的基础。
“文革”大动乱开始后，他在多种场合反复阐明这个思想。他说：“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人民要吃饭，农业生产绝对不能停止。”他深知农业生产如果被破坏，就会给其他方面生产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所以，他亲自过问抗旱打井、防洪排涝、粮棉生产等工作，亲自抓化肥、农业机械等支农工业的建设，使得农业稳定，全国就能稳定的思想在实际工作中被绝大多数人接受。
对在经济调整时期明确提出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按农轻重次序安排经济计划的原则，他总是理直气壮地强调要在“文化大革命”经济工作中贯彻实行。1968年5月27日，周恩来会见尼泊尔副首相比斯塔时说，经济发展的一般途径是先从农业着手，再发展重工业。1969年3月24日，他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指出，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就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人不能不吃粮，工业要支援农业。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对“文革”以来的历史进行分析，进一步加深农业是支撑全局的基础的认识。1973年3月，周恩来指出，发展经济首先是把农业摆在第一位，其次是轻工业，再其次是重工业。因为人首先要吃东西、穿衣服的，如果粮食国内不能自给，有求于人，那是很费事的。我国有8亿人口，进口粮食不仅要付现款，而且光运输也不得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把农业搞好，靠什么都是靠不住的，谁也没办法来帮助我们。1973年5月29日，周恩来要求驻外大使回国后到农村去走走，好好研究研究中国农村的问题，这是基本的东西。他说，中国的农业是门大学问，要好好学习学习，我们现在所以能够经过“文化大革命”两次路线斗争，反复不大，经济上能够稳定，就因为是执行毛主席的农业政策，农村还是基本稳住的。这段话，较为集中反映周恩来在“文革”中关于农业是支撑全局的基础这一思想。
“文革”十年，农村基本上是稳定的，正如决议上所说：粮食生产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人民基本生活能够维持，全国的局势就能逐步稳定，周恩来的这一思想为党和人民渡过危机，起了基础保障。
动乱中把住经济关口的重要思路——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
“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这是周恩来倡导的并在国家建设中始终坚持的经济指导思想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个重大历史时期，他都将交通建设摆在先行的位置，高度重视。
“文革”期间，周恩来关于交通建设是先行的经济思想依旧未变，他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个思想。但是，在当时那种混乱的局面中，他的正确经济思想一再受阻。但周恩来深知，交通部门尤其是铁路能否正常运行事关国民经济的大局，拖延不得，含糊不得。可以说，“文革”中周恩来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先后最多的，采取行动最坚决，最果断的当属铁路运输。
“文革”一开始，铁路运输线便危机四伏。首先是学生串连出现高潮。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5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一千一百多万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都是免费乘车、乘船，严重冲击和妨碍了正常的铁路交通，给铁路运输带来了极大压力与困难。学生串连，挤占了货物运输，使大批物品积压。1966年仅上海、广州两港就积压14万吨货物；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一伙人制造“安亭事件”，指使上海造反派在市郊安亭车站卧轨拦截客车，造成沪宁线中断30多小时，上海站36趟列车不能出发，开往上海的近百趟空货列车被迫停在沿线各站，造成建国后铁路运输线上最严重的3次阻塞。
1967年1月6日之后，受“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影响，全国各地响应“夺权”的口号，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派性武斗、砸、抢盛行，“天下大乱”局面形成。江青、陈伯达等人抓着铁道部部长吕正操不放，宣布其“撤职留用”。1月22日，铁道部被造反派夺权，一时间，全国各地铁路、轮船交通出现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进入1967年，情况更加严重，铁路1月份的运煤量比计划要少运了380万吨，2月份的平均日装车数只有3万多车，比计划要求将近少1万车，从1966年至1968年，交通运输的货运量下降幅度很大，1967年与1966年相比，货运量下降15.7%，其中铁路货运量下降21.6%，1968年比1967年钢运量继续下降6.9%，其中铁路货运量下降2.3%。
对于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出现的这种混乱局面，周恩来表现出一种沉着稳健，处理问题干脆利索、雷厉风行的作风，他始终将铁路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经济关口来把握，甚至将它作为“文革”最重要的经济工作来抓。
周恩来在“文革”中反复强调一个思想：铁路处于关键性的地位，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决不能中断。1966年开始，他一次又一次地接见铁路交通系统的代表，一次又一次地做铁路交通系统两派群众组织的思想工作，苦口婆心、反复申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6〕1967年10月29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代表时说：把铁路运输搞上去，这个问题太大了。粮食生产，工业生产，回过头来还是铁路运输问题。抓革命、促生产两大任务，铁路是关键性的地位。铁路运输牵连到各方面，铁路责任之大，在工交企业持首位。铁路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的，铁路断了，一切都受影响。1967年11月30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时再次强调：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铁路运输是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关系到全国七亿人口的大事。周恩来指示铁道部：铁路上不论什么时候发生重要的事情，都要立即报告给我，不要伯影响我的休息。他每天都要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了解铁路运输情况。不论哪个地方的铁路、航运发生了问题，周恩来总是不分昼夜立即处理。周恩来这种对交通命脉的重点维护，为减轻“文革”动乱对国家经济的破坏起了关键作用。
在把好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运输这个重要的经济关口上，周恩来除了在各种场合强调上述思想外，在措施上也显得十分有力，与中央文革一伙的斗争中，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敢碰硬不让步的精神，这与他在其它某些问题上采取较迂回、较温和的态度与作法有明显不同。
比如1967年3月19日，毛泽东看了《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的通讯，作了关于“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的批示。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立即具体部署对铁道、交通、邮电三部实行军管。但是中央文革一伙以“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为由，进行挑剔、刁难，有意阻挠文件下发。周恩来当机立断赶到毛泽东处，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对铁路、交通部门实行军管不可再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铁道部军事管制委员会迅速成立，中央发布了对铁路交通部门实行军管的命令，有效地控制了铁路交通出现的混乱局面。
再如1967年4月，北京红代会，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大“八·二六”、唐山铁道学院的学生五六百人进驻成都铁路局，向军管会提出设立办公室、安电话、发电报的无理要求。北京的学生以中央文革为后盾，有恃无恐。周恩来得知此事，立即作出：请中央文革小组出面解决的批示。既严肃地维护了中央停止串连、对铁路实行军管的决定，又让中央文革一伙明白周恩来在此问题上的决心，不让步、不容含糊、不容争议。
“文革”动乱中，不仅派性武斗破坏铁道、交通，而且管理混乱、有章不依也造成铁道交通事故增多。周恩来在批判极左思潮，严格铁道、交通管理的同时，多次直接抓铁道交通安全工作。不仅亲临现场处理交通事故，而且在会议上宣讲交通安全工作，并因时因事对交通安全作了许多批示，他既重视对发生交通事故原因的分析研究，以便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也重视对交通安全工作做得好的单位总结经验，予以表彰，以便发扬光大，普遍推广。
1970年9月7日，由上海开往重庆的23次旅客列车行至黔桂线贵阳附近，因司机在不良的线路上超速远行，造成6节硬座车脱轨。同年11月29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机务段还发生了470号机车锅炉爆炸这一铁路历史上罕见的事故。对此，1971年4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指出：1970年出现的事故是空前的，是解放以来事故数字最高的一年。无论如何，不许可再发生这么多的事故。同时，他表扬了交通安全工作做得好的“毛泽东号”机车组和古冶机务段。他说：“毛泽东号”机车安全运行这么长时间，25年了，从哈尔滨解放到现在，行车235万公里，没有发生大的事故，这不是小事，要把经验推广开来。对于古冶机务段，他说，10年没发生事故还节约了煤，应该很好推广他们的经验。由于周恩来对铁道、交通事业高度关注和卓有成效的领导与管理，使铁路交通混乱局面受到较有效的控制，在“文革”那么困难的条件下，铁道、交通建设仍然取得一些重大成就。“文革”期间影响很大的成昆、湘黔铁路和北京地铁就凝聚着周恩来大量心血。
坚持“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思想，反对“到处搞独立的经济体系”
“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周恩来一贯的经济指导思想，早在党的八大上，周恩来便全面深刻地阐述过这个经济思想。他强调：应当根据需要与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不懈地探索着，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一经济指导思想。然而，“文革”期间，许多正确的东西却被破坏的荡然无存，周恩来的这个经济思想也受到林彪一伙的严重干扰与破坏。尤其是在70年代初，正值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林彪一伙将国际形势，战争危险估计过于严重，到处大肆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林彪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备战”的重要，要与“帝修反抢时间、抢速度”，集中力量建设战略后方，要求各协作区要自成体系，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
在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影响下制定的“四五”计划，就是一个脱离客观实际的可能，盲目发展钢铁工业，盲目大上军工项目，随意性地搞独立经济体系的纲要。这个纲要不切合实际地要求：“1975年我国的钢产量要达到毛泽东曾经预计的3500万到4000万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还提出要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的经济协作区”等等。
林彪一伙干扰破坏的结果是使国民经济出现了危险的“三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三个突破”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后果：首先是工矿企业大批吸收农民进城做工，1970年～1971年新增职工中约有600多万人是从农村中招来的，过多抽调农业劳动力，影响农业的发展；此外，职工人数增加过多，使得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1971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劳动生产率只有10080元，比上年下降0.8；再次，城镇职工增加，扩大了消费品和商品粮的供需矛盾。1971年国家职工工资总额比1970年增加24亿元，粮食销售增加53亿斤，其中城镇销售即增加39亿斤，而这一时期粮食征购量却减少了30亿斤。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带来市场供应紧张，商品差额大，货币无法回笼，银行增发钞票，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危险的信号。
由于林彪一伙在“文革”时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周恩来要将其正确的经济指导思想付以实施，十分困难。在“九·一三”事件之前，周恩来唯一的办法只有尽最大的能力去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的状态，但收效并不理想。“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鲜明地再次亮出他一贯强调的“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对经济工作进行全面整顿。
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在相继召开的一系列全国专业会议上，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文化大革命”对经济方面的严重破坏。针对经济工作中存在“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他在1972年初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三个突破”给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但是，林彪等人破坏经济出现“三个突破”一直到1972年底仍在发展，无法刹车。这年底，职工人数达到5610万人，工资总数达到340亿元，粮食销售量达到927亿斤，国家出现了粮食周转困难的状况。1973年3月，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后，生气地说：“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他在这次会上十分严肃地指出：“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应将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7〕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从1971年底至1973年，国务院召开了多次全国专业会议，批判林彪一伙自立政策，自成系统，搞独立王国，破坏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破坏党的经济政策等等。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指导精神，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这个规定，再次集中体现了周恩来关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在当年全国计划会议上，除了“四人帮”把持的上海外，其余28个省、市、自治区都表示赞同。在此期间，国务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采取一系列措施，坚决控制基建规模，减少基建投资，压缩基建占用民工人数，增加农业财政拨款和支农工业投资；加强劳动工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并发出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凡未经批准超计划招收职工和违反国家政策和规定增加工资的，银行有权拒绝支付；同时，积极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经过周恩来的不懈努力，“突破”问题得到解决，国民经济开始走向好转。
“文革”这场历史悲剧，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周恩来人生中最艰难的履程，最闪光的亮点都在这个时期留下深深的印记。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所付出的心血与奉献，共和国的经济大厦永远铭刻他的丰功伟绩。
(作者单位：福建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第30页。
〔3〕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的周总理》第18页)。
〔4〕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第471页。
〔5〕〔6〕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08-609页、第612页。
〔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64-465页。
柳建辉：周恩来为维持国民经济正常运转，限制“文化大革命”发动范围所作的三次努力
“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60年代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一场以内乱为基本特征的“左”倾政治运动，为害颇深。面对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暴，当年的周恩来深知必须做“弄潮儿”，既不能旁观，又不可阻挡，只有因势利导，作韧性的努力，进行艰难曲折的抗争。考察“文革”初期(1966年8至12月)，他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维持国民经济正常运转，限制运动发动范围所作的三次努力，真不愧为“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1〕的典范。
利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力图使革命和生产两不误，把运动阻于生产领域外
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周恩来无法阻止这场所谓的“政治大革命”，能做的就是尽量争取毛泽东的支持，限制运动的发动范围，避免对国民经济的更大冲击。
运动刚发动时，周恩来就认识到它的非同寻常。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时，他即与陶铸向毛泽东建议，首次写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着重强调“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批评“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虽然这一口号有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特定含义和片面性，但毕竟反映了广大干部要求稳定局势，发展生产的愿望，得到群众的一致拥护，也成为周恩来抵制“左”倾错误的有力武器。
按毛泽东的意图，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由上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第2位的林彪主持中央工作，但他只主持了几次会议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实际由周恩来负责(林彪还是名义上的主持，也经常插手一些工作，这是周恩来处境艰难的一个特点)。他在陶铸等协助下站到了斗争前沿。但“文化大革命”究意怎么搞？搞多长时间，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周恩来当时并不清楚，只是从自己的理解出发，认为不会持续太长，担心影响生产。所以，8月14日他在会见波兰驻华大使时说：这次运动主要是解决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方面的问题，是个长期工作，“我们以文化革命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是在继续发展。”〔2〕18日，在陪同毛泽东、林彪接见红卫兵及群众代表时，与林彪的煽动性讲话不同，他特别强调：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3〕正因为他这样理解“文化大革命”，才向毛泽东提过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运动到10月中旬告一段落的设想。〔4〕
与周恩来的愿望相反，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造反小将们不仅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而且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杀向社会，“停课闹革命”带来遍及全国的大串连，社会开始动荡，生产秩序被打乱。周恩来心急如焚，一批又一批地接见红卫兵，不断说服引导，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图使造反行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把洪水纳入河道中”。
8月下旬，周恩来指示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是其努力的一个重要步骤。在这里，他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设立办公室，不断召开各种座谈会，竭尽全力引导他们正确处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9月5日，他在北京市中等学校红卫兵座谈会上讲话，明确提出革命的目的还是为了促进生产，工厂和学校不同，不能把生产停下来，放假闹革命。他说，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9月初他还对派到国务院协助抓工业的余秋里、谷牧两人不无担忧地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周恩来对别人这样说，自己也这样做。除上述措施外，他还采取一系列行政手段，从管理入手限制“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范围，希图达到保护和发展生产的目的。
8月23日，他审定李富春与李先念、谭震林等人依据《十六条》精神拟定的国务院8个口(外交、文教、科学3口除外)的机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10条意见稿，主要精神是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保护国家机密；注意保护一部分受到冲击的领导干部等。周恩来在一旁批注说：这10条意见同样适用于外事、文教、科学3口。由此可见，他不仅认为运动尚未全面发动起来的国务院各机关应有个约束，就是运动已经搞起来的文教科等部门也应加强领导。由于江青等人的干扰，这10条意见被毛泽东以已有“十六条”为由而否定。8月31日，周恩来又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稿，意图保护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机密部门和单位。这是周恩来根据当时形势变化，为避免“造反派”的冲击，指示陶铸等人起草的，准备下发到县团级，但9月1日通知送毛泽东批发时，由于江青等的反对，又没有下文。9月2日，他又亲自主持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运动提出10条要求，强调组织行动要有纪律性；要学习和掌握党的政策，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要保证党和国家职能部门对内对外工作及国民经济动脉的铁路运输等“不受影响”。其中特别强调，“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的中间性生产不致停顿，尖端技术的厂区不被闯入，尖端技术资料不受损失，服务医疗事业不致中断。”〔5〕
这份意见稿是前两份未能下发文件的进一步补充和具体化，中心内容很一致，即革命要进行，但必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不能冲击生产和国家职能部门。为了早日使其下发，周恩来3日凌晨进行最后修改，当天上午即开会讨论。会上，陶铸、陈毅等多数同志均赞成，“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等却持否定态度，认为文件发下去有“包办”、“代替”、“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这样，周恩来等人的正确意见和行动再次受阻。
面对一次又一次地被否决，周恩来坚持不懈，不断做工作，不断调整斗争策略。
红卫兵“大串连”进入高潮后，铁路运输面临极大压力。周恩来不得不承担起一切组织接待、生活安排、宣传教育等工作。与此同时，每天还要亲自过问、审看生产报表、货运计划、煤炭产量、货运供应等。他特别要求铁道部要精心编制运输计划明细表，多次指出：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须的货运量，然后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周恩来担心铁路停断和堵塞，从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瘫痪。为此，他让谷牧在9月底突击起草了一个不得随便干扰铁路航运秩序的通知稿，强调运动要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得影响生产和生活供应。
9月7日，陶铸根据周恩来指示主持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发表(简称“九七”社论)，强调革命不能影响生产，而应是“革命和生产两不误”；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成立一个专抓业务生产的领导班子；广大劳动者“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学生不要到农村和工厂去干预那里的生产和革命。接着，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学生大会和中国科学院辩论大会上都提到这篇社论，要求大家好好学习。在后一个会上，他说：我们在进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要推动其他两大革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就是今天《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凭我们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不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当中，使我们最紧急、最需要的业务受到影响。
总之，在“文革”发动的最初阶段，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七”社论发表，周恩来的坚定信念和斗争目标，就是“生产绝不能停”。其基本策略，是利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个谁也不能反对的口号，在宣传“以文化大革命为纲”的同时，有侧重地突出抓生产、抓业务等思想，力图使“革命”和生产互不干扰或干扰较小。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斗争策略。
主持中央两个文件的起草，进一步限制“文革”在工厂、农村的发动范围
上述种种努力，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运动初期对生产建设的破坏性影响，但种种事实说明，运动正在突破原定范围，向着周恩来最担心的方向发展。
首先，全国各地串连来京的学生到9月初已达34万人之多，总趋势仍在增加。其次，红卫兵运动对生产建设造成巨大冲击，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不少基层单位干部被打倒或出走，生产无人负责。9月4日凌晨，周恩来看到了《要事汇报》中黑龙江省双城县的严重情况：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跨了，全县21个公社已有11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秋收临近，怎么办？要求中央尽快给予明确指示。〔6〕实际上，周恩来案头的情况反映不只黑龙江一地，全国好些地方如江苏、江西等都类似。面对各地告急的来电和沉甸甸的现实，周恩来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则时逢“三秋”(收、种、购)大忙季节，生产不能无人抓；二则与前相比，运动的范围一步步被突破，如今工人、农民也开始离开生产岗位，四处串连，互相斗争起来了。
为防事态蔓延和扩大，必须调整斗争策略，力争毛泽东的支持，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以约束，办法就是立即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鉴于上几次制定文件时，“中央文革”一再阻挠，周恩来决定把有关材料直报毛泽东。
主意定下后，周恩来先与陶铸商量，又找李富春，要他同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协商起草有关文件。由于他们对运动的理解和担忧比较一致，加以前几次起草文件的良好基础，很快就将拟定的《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简称“农村五条)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简称“工厂六条”)两个文件送周恩来审定，主旨是限制“文革”在工厂、农村发动的范围。
周恩来于9月8日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讨论。会上，“中央文革”仍挥舞“革命”的大棒加以反对，断言运动正处于高潮，突然下发这样的文件，会给运动泼冷水，等等。根据以往斗争经验，周恩来毫不让步，坚持要把两个文件发下去。会后，他直接将两个文件及黑龙江、江苏、江西等地来电反映的有关材料一并报送毛泽东，并附信要求“在政治局讨论一次”。毛泽东9月14日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7〕同日，两份文件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全党。文件重申：前此中央于7月2日、22日下发的《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和补充通知仍然有效，同时针对近期出现的严重情况做出若干新的应急规定：工、农、交通、财贸等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组织抓革命和抓生产业务两个班子，确保生产等工作的正常进行；各有关单位和行业的文化大革命放在业余时间搞；学生和红卫兵不要进入上述单位去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不要外出串连；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应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未开展的单位可推迟进行；领导班子已瘫痪的，应迅速调整干部，成立生产指挥机构，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
如果说“抓革命、促生产”口号是周恩来抵制“左”倾错误，维护国民经济正常运转，限制“文革”发动范围的第一次努力，那么这两个文件就是周恩来第二次努力的结果。它们有利地支持了各地党委的工作，抵制了“文革”对生产的大冲击，全国城乡生产秩序相对稳定，基层一线干部群众普遍欢迎。然而，这却招致林彪及“中央文革”一伙所谓“革命左派”的强烈不满，周恩来不得不为文件的切实贯彻执行，继续进行各种努力。
文件下发第二天(9月15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接见来京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并在林彪之后讲话。讲话着重强调“革命”应有领导、有范围，应促进或不影响生产：“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这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串连，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革命。〔8〕这实际是借机宣传中央的两个文件。
为了使两个文件迅速发生作用，周恩来还集中抓了“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问题。9月14日，他主持中央碰头会，商定先由各部门指定专人就有关政策进行调查，提出问题再报中央讨论。16日，再次主持碰头会，讨论李先念起草的《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就公私合营企业、大型合作商店改为国营和允许小商小贩、个体劳动者存在等作了明确规定。24日，主持中央碰头会，就在上海串连的北京红卫兵准备强制一二百名资本家游街示众一事，商讨给华东局等组织的电报稿，强调必须严格执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决定，明令停止。与此同时，对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人物、高级知识分子、华侨代表，周恩来都给以特别关照，亲自拟定国庆上天安门和观礼台名单，以显示党中央的政策。
然而，上述种种努力都被林彪、江青等人诬为“以生产压革命”，特别是周恩来9月15日在天安门的讲话，竟被攻击为“大毒草”。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江青气汹汹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陶铸也毫不相让，说：“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江青又转向周恩来：“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周恩来正色反问：“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江青立刻吵闹说：“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周恩来也针锋相对地说：“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还能搞什么革命？”〔9〕江青无言以对，撒泼而去。
“文革”发动以来，林彪、江青一伙十分恼怒周恩来的言行，在“中央文革”小组内把他比作三国时主张降晋的谯周，说“谯周是老臣”。〔10〕周恩来毫不顾忌，巧于应付。9月25日，他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头头时，针对有人对他16日讲话的攻击，反驳说：“这是不对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农村三秋到了，不抓怎么能行？工人不能放假不搞生产。到外地串连要停止。”〔11〕
工交座谈会上的斗争，周恩来限制“文革”发动范围的努力受挫
进入10月，已被全面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又通过三个严重步骤而加足马力，周恩来限制“文革”一发动范围的努力进入更艰难的岁月。
月初，中央批转由林彪建议作出的关于军队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使“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行动合法化，动乱的局面进一步发展；月中，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以批判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要内容，倡导“天下大乱”和“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尽管会上不少同志撇开会议主题，呼吁要注意“抓革命、促生产”，会后周恩来又向毛泽东反映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法的不同意见，但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情却被江青等人斥之为不关心“革命”。〔11〕月9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唆使一部分工人，以赴京“告状”、争取承认为名，在该市北郊安亭站卧轨拦车，制造了沪宁全线交通中断31个小时的“安亭事件”。前往处理的张春桥竟置周恩来有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的电告于不顾，对“造反派”的行动作了双重承认，并把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煽动工厂搞“文化大革命”等，这就在实际上承认了工人可以跨行业组织和停止生产闹革命。
上述中央一个文件、一次会议和对一次事件的处理，使党政机关及生产业务部门的绝大部分领导被“炮打”、遭批判，工人纷纷离岗串连，生产无人过问，国民经济进一步恶化。党中央9月14日下发的两个限制性文件也不再具有多少约束力，“文化大革命”的“洪水”迅速向广大厂矿、农村蔓延。
周恩来是一位历史唯物主义者。为了顾全大局，他必须在总体上拥护“文化大革命”，承认革命“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势不可挡”，但在具体问题上又要“因势利导”，坚定不移地维护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限制“文革”的发动范围。这就势必面对林彪、江青等人的种种压力，处境更加艰难。与前段极力治乱所坚持的“不准跨行业串连”、“不准停止生产”两条不同，如今必须面对现实，采取迂回斗争策略，突出强调运动要有领导有秩序、分期分批地进行，尽力稳住国民经济这一支柱。
10月9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周恩来预感到这次会议必将带来的严重后果，曾于7日致信毛泽东，就会议召开的利弊和时机问题征询意见，问是按时召开还是推迟发代表来京的通知，实际上是他个人认为时机尚早，又不好违拗毛泽东的意见，便采用了这样一种努力方式。毛泽东批示“照样开会”，而且提出原定会期要延长。〔12〕努力未果，他又于会议期间抽空听取有关经济建设遭受严重干扰的情况汇报。会后为了使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工作免遭更大冲击，11月9日他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严厉批驳只强调“抓革命”，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论调，说：“不搞生产，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经过尖锐斗争，社论第二天见报，突出强调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社论重申：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单位”。王力等人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竟然在坚持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这个最关键的字句中抹去“党委”二字，只剩下“在统一领导下，组成两个班子”。仅两字之差，反映出斗争的实质，一方要坚持党委领导，一方却要踢开党委闹革命，斗争进一步表面化、尖锐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