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层曾有过多次更迭。恩来同志能够在党的领导集体中长期保持核心成员的地位，时间达50年之久，这是极不平常的历史现象。除了客观原因外，主观方面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恩来同志作为具有领袖才能的思想家，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外国成功的经验，不盲目照搬，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发展理论，和全党同志一道顽强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恩来同志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始终保持崇高的革命信仰。无论革命处在高潮还是低潮，抑或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都坚韧不拔，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恩来同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时时处处以党的事业为重，顾全大局，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全力维护党的集体领导的权威。
恩来同志作为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既讲原则又不失灵活，既讲斗争又不失分寸，既宽厚又不怯懦，既自信又不专横。他处理党内矛盾的能力和参加政治斗争的经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正是由于恩来同志这种崇高的精神、坚强的意志和深厚的修养，造就了他的领袖风范，成为革命楷模。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核心成员达成了历史性的共识。恩来同志紧接着毛泽东同志之后，排在第二位。这是对恩来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功绩的公正评价，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意愿。
二
恩来同志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协助毛泽东同志的工作，共同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写下不朽的历史篇章。这两位伟人长期合作，相辅相成，是一对难得的革命战友和政治伙伴。
恩来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亲密合作，开始于遵义会议前后，这正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捩点。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长征路上，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同志一起行军，共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在通道会议上力主西进贵州，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击。12月18日，恩来同志在贵州黎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不顾博古和李德的反对，采纳毛泽东等同志放弃去湘西同红军二、六军团会合、北渡乌江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是中央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也是大部分中央领导人思想逐渐趋于一致的重要转折，直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好了准备。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当时我任三军团政委，和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专程从前线赶去出席。会上，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推卸他和李德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同博古的态度相反，恩来同志在副报告中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同时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当毛泽东同志作长篇发言集中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后，恩来同志又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具有革命胆略和卓越军事才能的毛泽东同志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恩来同志在会上所表现的鲜明立场和高风亮节，使与会同志深受感动。
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常委，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在军事上的帮助者。但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可以这样讲，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会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对毛泽东同志支持和维护，不是偶然的。1929年6月，红四军内部发生严重分歧，毛泽东同志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选举前敌委员会书记时落选。恩来同志于9月听取陈毅同志的详细汇报后，明确指示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并肯定地指出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这是在关键时刻对业已离开前委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同志极为有力的支持。
1931年底，恩来同志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和毛泽东同志在工作上有了直接接触。无论哪一方面的工作中，他都十分注意听取毛泽东同志的意见。1932年7月，他力举毛泽东同志出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10月上旬，当苏区中央局举行全体会议，批评毛泽东同志，并撤销其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时，恩来和朱德、王稼祥等同志是反对这一做法的。在随后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恩来、朱德等同志从实际出发，仍按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中国共产党人几经挫折和失败，经过遵义会议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才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正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从一个主要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成为主导全党全军的领袖，是一个充满斗争和艰难曲折的过程。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主张逐步深入到全党，他在粉碎敌人“围剿”中表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为全军所接受；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像恩来同志这样一些党的负责人，在血的教训面前，以党的利益为重，胸怀宽广，服从真理，坚决拥护和信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以后，恩来同志一直作为毛泽东同志难以离开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在革命战争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记得解放战争后期，恩来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我不能做一把手，只能作为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好助手。”那时，他还担任着人民解放军的代理总参谋长，毛泽东同志对战争问题有什么新的考虑，总是首先找他商议。有关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在毛泽东同志下定决心后，由恩来同志具体部署兵力，组织实施。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恩来同志是我指挥人民解放战争的最主要助手。”
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主席，主持一切；恩来同志身为总理，是共和国的大管家。他们和党的其他核心领导成员一起，共同撑起了共和国的大厦。那时候，恩来同志的工作范围比民主革命时期要大得多，广得多。在中南海里，他是睡得最晚的领导人之一。西花厅的灯光，经常要亮到深夜、凌晨，真可谓日理万机、呕心沥血。我曾劝说他：“总理，你啥子都好，就是不会休息。”他却认真地回答说：“党和国家必须有个全面负责实际工作的人，我应该担起这个担子。这样好让主席、少奇同志安心坐下来，对党和国家的大事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在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内，周恩来与毛泽东相差不到5岁，他们属于同一代人。但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使他们形成了不同的气质、性格和特点。毛泽东举重若轻，提纲挈领，大刀阔斧；周恩来举轻若重，处事周密，思虑精细。毛泽东质朴而豪爽，幽默而风趣；周恩来文雅而机敏，严谨而认真。他们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列宁曾经说过，领袖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中的成员都是经过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的优秀分子，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优长，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恩来同志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总是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并积极创造条件，注意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聪明才智，自己却从来不居功，不诿过，不争名利和地位。这是恩来同志留给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
恩来同志一生经历了无数政治风浪，处理过许多复杂事件，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当我们党处于重大事件的历史关头时，他坚持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化险为夷，以必要的让步换取大局的重新稳定；当党内意见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时，他努力维护党的团结，求同存异，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避免党内出现分裂；当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导致全局性灾难时，他权衡轻重，相忍为党，置个人的毁誉得失于度外，利用手中还保持的权力，相机挽回损失。寓刚于柔，融韧于忍，柔在外，刚藏内，勇于所当勇，退于所当退，这正是恩来同志大智大勇的品质修养。
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张国焘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企图由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处在党和红军有可能发生分裂的危难之际，恩来同志与毛泽东等同志商量后，主动提出让出自己红军总政委一职，打消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主席的念头。决定作出后，恩来同志又多次找张国焘谈话，终于使张国焘接受了党中央的决定。这样，为党中央有效地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恩来同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经济建设开始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1956年，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等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然而这一正确的方针却受到一系列错误的批评。恩来、陈云、先念等同志精神的紧张和心情的沉痛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后来“大跃进”带来大倒退的历史事实证明，反冒进是正确的，批评反冒进是错误的，但是恩来同志却不急于争辩，主动承担责任，不断地作检讨，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紧张气氛。
恩来同志曾多次讲过，他天性富于调和。在我看来，他所说的调和是个好字眼儿，决不是那种无原则的“和稀泥”。在党内斗争中，有时就需要善于调解矛盾，精心维护团结。过去，由于“左”的思想干扰，一讲调和、折衷，似乎都带有贬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世间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也有非对抗性的。党内矛盾主要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大多表现为意见不同、认识分歧，对这样的问题，完全应当采取调解的方式来解决。恩来同志对待和处理党内矛盾，从不整人，不以势压人，而是因势利导，求同存异，必要时采取折衷方案，适当妥协，使矛盾得到化解，为维护党的团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65年11月19日，在中央已决定调我到广东省委工作后，我去恩来同志办公室告别。这以前，得到毛泽东同志支持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在中央和地方引起了许多猜测和不安，不知道又要搞什么运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这种紧张气氛下，我曾激动地对恩来同志说：“照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可能将来要处分我，甚至开除我的党籍。”当时，他两眼一直盯着我，默默无语，然后才严肃地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看来，他当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今后要面对的将是一种怎样的艰难局面。我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文化大革命”就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来到了。
恩来同志被动地卷入这场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后果的深重灾难之中。在那个大动乱的年代里，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选择了一条比拍案而起更为复杂艰难的迂回斗争的道路，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巧妙周旋，躲过一次又一次明枪暗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系党和国家机器的继续运转，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党内外人士。“文革”初期，恩来同志因势利导，力图把无政府思潮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九·一三”事件后，他抓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有利时机，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解放大批党内外干部，促成小平同志复出。他提出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的几项措施，避免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他协助毛主席一起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抱病前往长沙，同毛泽东同志商定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挫败了“四人帮”组阁阴谋。他告诫叶剑英同志：“要注意斗争方式，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他在四届人大会议上，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等等、等等……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错误发动的一场长时期的、全局性的内乱。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无论哪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无法站出来公开反对。当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个个被打倒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就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恩来同志，视他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恩来同志几乎处在孤立无援的逆境中，他必须首先保住手中那部分被觊觎的权力，只有保住自己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地位，才能实现他所要做的事情。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讲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甚至说过错话，办过错事，都是可以理解的。陈云同志曾经说过：“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指责恩来同志当时的所作所为呢？！毕竟，历史留给他回旋的余地太小了。而在这样有限的时空中，他献出了全部的心血、智慧和忠诚。小平同志说：“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这句话充分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面对恩来同志这一巨大历史功绩的心情。
十年浩劫，一场噩梦。我们历尽磨难，终究幸存下来，而恩来同志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堪以告慰的是，恩来同志在“文革”中千方百计地保护下来的一大批战友和同志，继承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未竟事业，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李 琦：关于周恩来研究的几点思考
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工作，是在周恩来逝世以后一步步开展起来的。21年来，周恩来研究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我回顾、归纳了一下，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编辑出版了《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周恩来关于经济、外交、军事、统战、文化、教育等方面论述的专题文选以及《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早期文集》、《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等；二是撰写出版了反映周恩来一生的《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三是出版了不少回忆周恩来的书籍；四是出版、发表了许多专题性研究的著作和文章。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信息中心统计：1976一1997年出版的有关周恩来的著作约500多种，各类纪念和研究周恩来的文章约6000多篇。这是很大的成绩。
在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到来之际，我想就周恩来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
怎样更全面、更深刻、更科学地认识周恩来
通过多年来的研究，人们对周恩来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更科学了。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我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7年，对他的认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在他身边工作时，他给我留下的最难忘的印象是：工作极端繁忙，精力过人，才华横溢，对事情处理得非常细致周到，有条不紊。后来，我离开西花厅，做了更多的实际工作，经验逐步增多以后，用更加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对周恩来的认识和理解又有所加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到了专门研究党的领袖人物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看了大量的文献档案，联系到本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程来思考，对周恩来的认识和理解就更加深化了。他在我心目中已不仅仅是负责政府运转的一个出色的“大管家”，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今天，我觉得应该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周恩来是民族英雄、党的领袖、开国元勋、人民公仆、世界伟人。综观建国前后周恩来的经历、业绩和贡献，这样的评价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周恩来是杰出的民族英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苦难越来越深重。这使每个热爱自己祖国的人都不能不感到痛心。中国人面对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周恩来自青年时代起，为此奋斗了整整一生，建立了不朽功勋。他从小就立下“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壮志。投身革命后，他始终战斗在中华民族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枷锁，抵抗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的斗争第一线，并作出特殊贡献。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周恩来积极参与倡导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是中华民族打败日本侵略者所必需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其中突出的就是大家熟知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西安事变后的那种险恶复杂、一触即发的局势中，试想，如果没有周恩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当机立断的巨大魄力，没有周恩来那种善于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没有周恩来那种善于把各种不同思想的人凝聚到一起的品格和魁力，稍一不慎，西安事变就很有可能演化为一场在民族大敌当前时的大规模内战，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建国后，周恩来更是为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为把中华民族引上富强之路而呕心沥血。他作为开国总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长，在毛主席支持下，领导新中国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结束了旧中国历届政府100年来跪在地上办外交的屈辱历史。尤其在抗美援朝中，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克服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最终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这以后，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过去被欺压、被侵略的历史命运，周恩来多次在庄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把中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并为之坚持不懈地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直接领导我国的国防尖端事业的建设，在短时间内使我国拥有了原子弹和氢弹，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当时的法国总理蓬皮杜得知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感叹说：顷刻之间，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周恩来还为香港、澳门的回归，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做了很多“播种”、“开路”的工作，为民族统一大业作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可以这样说，周恩来的一生，体现了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统一、富强而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的民族之魂。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袖。1921年，周恩来在法国参与组建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的8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和创建人之一。从1927年起，他就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直到去世，长达整整半个世纪，从来没有中断过。六大以后，在一段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党的主要负责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难以离开的亲密助手。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在多次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关头，为挽救党，为党的事业的继续和发展，周恩来总是顾全大局，沉着坚定，起了极为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例如，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挽救党中央机关、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及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50年代末60年代初扭转“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等。作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前后半个世纪，周恩来参与过党中央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而且是实施这些决策的重要组织者和指挥者。他思想深邃，善于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他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统战、科技、教育和文艺等方面提出的许多观点，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像周恩来这样长期担任党中央核心领导的职务，时间之长，工作范围之广，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中间是罕见的。他一生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
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为中国人民推翻国内外敌人的反动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创立新中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在总结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时曾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周恩来是我党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1927年5月，周恩来担任党中央军事部部长。不久，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了人民军队，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林彪这6个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当时都聚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此后，周恩来先后担任过中央军事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长期处于党中央对军队的领导指挥核心。党的六大以后，他为指导各地农村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军长征中，参与指挥红军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战略转移。抗战胜利以后，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他不仅参与领导陕北战场的作战，而且，参与了各个战略区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毛泽东曾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后来他又协助毛泽东指挥了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三年解放战争，消灭由美国武装起来的几百万国民党军队，迎来了中华民族解放史上的最大盛事——新中国的诞生。新近出版的四卷本《周恩来军事文选》，生动地记载了周恩来在中国革命主要战线上的历史功绩。为了创建新中国，除主要靠武装斗争以外，还需要有其他各种非武装斗争形式的配合。从这方面看，无论是土地革命初期的上海地下斗争，还是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周恩来作为主要领导人，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周恩来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筹划组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担任总理达26年之久。
周恩来是人民公仆。李先念曾说过：“我们常讲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是全心全意？我看恩来同志就是我们的榜样。”的确，周恩来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生前常说：“要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这样说，也这样做，真正做到了心系人民，克己为民，急人民所急，忧人民所忧。周恩来一生心底无私，廉洁奉公。虽身居高位，却永远把自己看作普通一兵，凡是要求党员和公民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从不搞特殊化，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从不顺从迁就，绝不允许他们有“沾光”的思想。他历来任人唯贤，从不搞小圈子、小集团。他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即使是生活中的小事，他也总是率先垂范。陈毅元帅感叹地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周恩来一生只求奉献，不思回报，他把为革命出生入死，为国家和人民建功立业，看作是共产党人应尽的责任，从不把功劳和贡献当作向人民索取的“资本”。到了晚年，周恩来的胸前总是别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就在逝世前，他还交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一个人在自己将要离开人世时还想到要为人民服务，这是一种何等的境界！周恩来的一生完全超越了“自我”，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
周恩来是世界伟人。他对20世纪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在当代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精神遗产，是举世公认的伟大政治家。他倡导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的方针，被国际社会广泛承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以他的卓越才智和个人魁力，为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促进亚非团结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万隆会议是世界上第一次召开的没有帝国主义者参加的会议。为了制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发生，实现世界和平，周恩来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其中包括：支持和平运动，团结广大地区的国家，组成最广泛的反战和平统一战线，等等。他十多次出访亚非欧国家，其中，从1956年底到1964年初，曾三次大出访，对维护国际和平，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支持亚非拉国家争取与维护政治经济独立的斗争，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视中国为他们的真正朋友，在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斗争中同我们并肩战斗。周恩来一贯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国际经济合作，以求得世界的共同发展与繁荣。1964年，他提出了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成为当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先声。作为世界性的伟大外交家，周恩来那种以理服人而不强加于人，落落大方、不亢不卑，实事求是、说话算数，以诚待人、肝胆相照的外交才干和外交风格，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和崇敬。周恩来逝世后，联合国为他下半旗致哀。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说：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对全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指出：周恩来是一位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度过的。在党和人民陷于深重灾难的日子里，周恩来以常人难以想像的大智大勇和自我牺牲精神，面对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尽力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苦撑危局。
现在的青年朋友也许已很难想像“文化大革命”时的情景，甚至认为有些事情是荒唐而不可思议的。往往有人提出：周恩来为什么不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周恩来要执行一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等等。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而不能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研究问题，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用这样的观点来看，许多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一直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他在党内外享有极高的权威。他对自己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决不让步和妥协，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去实现它。对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也好，其他领导人也好，在当时情况下都难以反对。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是酿成“文化大革命”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永远记取。
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包括周恩来在内，尽管最初对有些做法感到难以理解，可是仍以为它的目的是发动群众，消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后来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最初的预料。在广大群众、特别是一大批青年当中，已经形成一股狂热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来势凶猛。周恩来曾试图纠正青少年中的某些过火行为，但他深知这绝非轻而易举能奏效的，只能根据条件和可能，采取独特的、如鲁迅所说的韧性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方式。“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不止一次地强调对群众运动必须“因势利导”。可以肯定，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所选择的方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非常困难的，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斗争经验，需要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一位“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专家在对大量史料作了详尽的考察之后，提出：“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公众场合批评各种错误做法最多的党内高层领导人，当属周恩来。这也正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的缘由所在。此后，无论是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还是在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都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表现出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纵观“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周恩来同毛泽东在不少问题上的想法、做法是有差别的，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别。就周恩来而言，他一方面必须处处维护毛泽东的威信，适时地、恰当地对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全面解释、补充修订，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加以完善；另一方面，他又要抓住有利时机，提出正确的口号、措施和意见，见缝插针地、千方百计地加以贯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但是人民谅解他。毕竟历史为他留出的回旋余地太有限了！周恩来为人做事一向光明磊落，遇到这种情况，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立党为公、相忍为党，这是周恩来毕生所恪守的信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环境下，党和人民的利益要求维护大局、避免分裂、保持统一，在这个前提下，努力减少损失，为拨乱反正创造条件。如果党分裂了，国家分裂了，军队分裂了，后果将不堪想像。邓小平说过，“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因为当时党还起作用，国家权力还起作用。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用自己全部的智慧、信念和忠诚，竭尽全力地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这对于我们历尽坎坷却依然存在和发展壮大的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和军队来说，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重要和幸运啊！
周恩来自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一直处在斗争前沿、政治旋涡的中心，历尽千难万险。而“文化大革命”的10年，又是他一生中最困难、最艰险、步步充满荆棘的岁月，以至他自己也随时准备着什么时候被突然打倒。但是，身为党中央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国务院总理，他还担负着保障七八亿人民衣食住行和维系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难以想像的重任。此外，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人民共和国仍须保持她独立自主、不容欺侮的主权和尊严。面对这样的局面，这样的重担，周恩来没有逃避，没有退缩，而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样一种崇高且不无悲壮的信念，挺身而出，拼死一搏。正是这种纯洁、坚定、明确的内心动力，驱使这位年逾古稀、身患绝症的战士无私无畏，为党为国，奋斗不息。
叶剑英元帅讲：“最艰难处显奇才。”周恩来置身“文化大革命”之中，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场内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他忍辱负重，义无反顾，巧妙斗争，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历史作用，正可谓“一身系天下之安危”。回顾这段不寻常的历史，更使人感到陈云所说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评价是多么公正和深刻。试想，没有周恩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做中流砥柱，林彪、“四人帮”就有可能篡夺并把持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大批老干部将难有出头之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局面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单就保护和“解放”广大老干部这一问题来说，周恩来的历史功绩便难以估量。至于其他方面，如经济、国防、外交、统战、科技、文教等等，哪一项事业的发展没有浸透周恩来的心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种别人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不仅对历史，对现实也有密切关系。历史都是相联系的。只有深刻了解昨天，才能懂得今天，把握明天。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离不开研究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研究，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很不够，需要继续加强。
研究周恩来的现实意义
对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就周恩来留下的丰富的精神遗产而言，研究任务仍是长期而又艰巨的。在周恩来诞辰90周年时，我说过，研究周恩来，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今天，我们研究周恩来，不仅仅是缅怀他的业绩和品德，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历史不能割断。今天的中国是前天和昨天的中国发展而来的。新的理论概括离不开对以往实践经验的总结。正确总结和科学认识过去的历史，有助于理解和解决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种种问题，有利于正确决策的形成和执行。周恩来长期处于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层，他的一生是党史和国史的缩影。尤其是建国后，他在担任26年的政府总理期间，为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例如：要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放在国家工作的首位；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要大力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经济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社会主义建设要正确处理好自力更生与开展国际合作的关系，包括吸收与利用外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领导文化建设工作；如何解决港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等等。至于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就更不用说了。这些都为后来党中央、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理论、思想和经验。当然，周恩来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问题，对他从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不可能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如同每个人一样，他也会有自己的弱点和历史局限。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深入地进行挖掘，研究他在探索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遇到过哪些复杂而棘手的问题，他当时是如何思考和处理这些问题的，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又为什么会出现某些失误。只有这样来研究周恩来，才有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中国国情和党的历史，增长我们的智慧，避免过去走过的一些弯路；也才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坚持邓小平理论，更有成效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周恩来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他的品德、人格、风范、情怀为中华民族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他那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那种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心底无私、一心为公的清廉精神；那种顾全大局，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的牺牲精神；那种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求实精神；那种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磊落精神；那种对党、对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工作一丝不苟、周密细致的严细精神，正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所迫切需要发扬光大的。周恩来的这些精神，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炎黄子孙把中华民族不断推向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研究周恩来，就是要不断挖掘并理直气壮地宣传、学习周恩来的精神，使它更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总之，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是时代赋予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更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的现实需要。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石仲泉：周恩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又一历史伟人
在1996年4月中央文献研究室举办的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曾经提出：要加强周恩来历史定位的研究，即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怎样？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怎样？认为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问题。
十五大报告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概括。笔者完全赞同这个概括。周恩来尽管不是20世纪中国三次革命的主要开创者，但是他的思想和业绩与这三个历史伟人都有密切的关联。综合他在多方面的突出贡献和影响，用中华民族历史上评价人物的“三不朽”的标准来评价周恩来，在笔者看来，无论就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作用而言，还是从他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来看，或者说，从他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影响力、对中国人民的亲和力，以及从世界历史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认同率来看，周恩来都可堪称中华民族的又一位伟人。
从“立功”看周恩来的伟业巨绩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先进的、强大的民族，曾经在世界上独领风骚数百年。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封建帝国渐渐地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社会发展史看，由完整的封建社会变成在半封建社会中有了半资本主义成分，就对生产力的发展而言，应当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就一个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变成只能行使部分主权的半殖民地社会而言，则是民族的奇耻大辱。这个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何况这两个半个——“半殖民地”和“半资本主义”，并不是一半对一半，而是前者成分大大重于后者成分，因而，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的双重统治，使中华民族极度衰败，濒临灭亡的边缘。拯救中华，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振兴中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必须解决的两大历史任务。孙中山从19世纪起为此奋斗了40余年。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之业，自创党以来一直为此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如果说毛泽东一代主要是解决了第一个历史任务，那么，邓小平一代则更多地是在解决第二个历史任务。
周恩来出生在上个世纪末年。他的一生参与了解决这两大历史任务的伟大事业。他为拯救中华和振兴中华献出了毕生精力。他的伟业巨绩可以举出许多，能否说，其大功主要有这样八条：
(一)凝聚中华民族精英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和半个世纪的核心领导成员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周恩来虽未参加党的一大，但他是那时寻求救亡、启蒙真理的先进青年。在五四运动时，他是天津地区的学生运动领袖。以后，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的旅欧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是其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个旅欧党组织虽然是一个海外支部，但却培育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的两代核心领导成员，即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周恩来从1924年回到祖国后，就一直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在1927年大革命后期的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从此，他就进入了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直到去世，长达半个世纪。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他是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伟大转折起了决定作用的关键人物之一。此后，他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比较成熟的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半个世纪以来，他参与过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斗争，领导过各方面的工作。党的历史与他个人的历史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就某些方面而言，周恩来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投影。因此，可以说，他既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发生开天辟地事件的一把“利斧”，也是使中国共产党顶天立地的一根擎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