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中央文革”处心积虑考虑的，是如何突破9月中央两个文件的约束，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王力在一次会上说，工人闹革命的两次高潮，被两次“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压下去了。为此，陈伯达起草了旨在取消中央的限制性规定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公然写上了“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内容，蛮横地要求国务院立即下发。11月14日，谷牧就陈伯达的“十二条”一事向周恩来汇报，建议召开一次全国工交会议，商讨这一问题。周恩来同意把“十二条”拿到会上讨论，听取大家意见，他预计不会通过。11月17日至23日，全国计划会议、工业交通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人员果然对陈伯达提出的“十二条”中有关突破“文革”发动范围的条款表示强烈反对，“基本上是全盘否定”；对由于运动的冲击使得工交战线出现的混乱表示担忧，认为工厂不能像学校那样中断生产去搞革命。19日，周恩来出席工交座谈会并讲话，把当时的形势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4句话，鼓励大家要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冲跨也毫无埋怨。这是周恩来给部长、书记们在做思想工作，要他们认清形势，有相当的思想准备。对于下一步如何搞，周恩来明确指出：工交战线搞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地进行；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得擅离工作岗位；不得内外串连。他还根据座谈会提出的问题，提议成立国务院业务组，负责管理经济工作及工交企业的生产，并要他们立即起草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
这时，周恩来清楚，大势之下堵、挡都不是办法。唯有预作筹谋，早作准备，才能来而不乱，稳住大局。根据会议意见和周恩来多次讲话精神，谷牧等人起草出《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对陈伯达的“十二条”作了实质性修改。但文件尚未定稿，即遭到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反对指责。周恩来得知后，于11月22日同李富春一道向毛泽东汇报，毛基本肯定了周的一些意见和“十五条”，要谷牧带人下去调查，“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24日，周恩来再次出席座谈会，刘澜波、吕正操、吕东等对“中央文革”企图搞乱工交企业的一系列做法表示愤怒，几乎是“哄堂而起，说到最后都站起来”。周恩来再次鼓励说：“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要有当年跟敌人打仗深入虎穴取虎子的精神，抱定入“地狱”的决心。这充分说明，面对邪恶的动乱势力，周恩来早已具备了入“地狱”、下“苦海”的心理准备，他顽强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并不甘心起草的文件被否定，又以“十二条”为基础修改写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12月2日，周恩来主持会议进行讨论，补充为十条，会后又致信毛泽东，建议他在三四日内约谈一次工矿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可见周恩来对这些问题的焦虑和争取毛泽东支持的努力，但这次又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刁难攻击。12月4日至6日，林彪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实际是要以“革命”压生产。会上，谷牧在周恩来、陶铸等的支持下，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根据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提纲》，系统提出了与企图搞乱工交企业的指导思想完全对立的一系列意见和建议。但“中央文革”成员未听完汇报，就立即以《汇报提纲》为靶子展开围攻批判，指责国务院是以生产压革命，说什么“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张春桥指责这个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陈伯达则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是搞突然袭击”。周恩来听后沉稳而严厉地说：“这个提纲是我让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汇报提纲》虽然有些错误，但总还做了些工作。”王力发言，一口断定《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过去对学校搞了许多限制规定，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还有什么‘工业六条’和‘农村五条’，还适用不适用？如果这些适用，就走到压制群众、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了”。一“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九月上旬，就压，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后来又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14〕
面对无端的攻击，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周恩来审时度势，不得不暂时“退却”，以保住从国务院到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国民经济部门的领导骨干。于是，他在发言中一方面用词讲究地为广大干部解脱说：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交座谈会。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也对会上受批评的干部鼓劲说：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势不可挡，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大家要下决心敢于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现在有什么舍不得的？这段话周恩来讲得很策略，中心是强调干部们的情绪是客观的，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属于认识上“想通”、“想不通”的问题，而不是敌我矛盾，这就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
林彪听完汇报和发言，最后作总结讲话时断言：“这次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针对周恩来一再强调对运动是“欲罢不能、势不可挡”的态度，林彪从“天下大乱”的既定目标出发强调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限制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渗透每一个领域。”林彪的讲话大大助长了“中央文革”一帮人的气焰。
在上述基调指导下，充满政治高压的工交会议通过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第一次提出工矿企业可以成立派别组织，工人、学生可以进行内外串连等措施。会后，草案经修改报毛泽东批准下发。不久又下发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实质，是否定党委对运动的领导，从而突破了周恩来于9月14日定稿的“工业六条”和“农村五条”的规定。至此，“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遍及全国城乡各行各业，酿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周恩来等在工交座谈会上的正义斗争，是前几次限制“文革”发动范围斗争的继续和发展，目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虽然它以党内健康力量的暂时退却而告结束，却在党的建设史上留下宝贵的经验。
综合上述，周恩来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建设工作的“总管家”，在“文革”初期，面临夺权、内战、武斗等为主要特征的动乱局面，肩负着如何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现实关系的千斤重担。当时局面之复杂、形势之严峻、工作之艰难、问题之棘手，都是他任总理以来少见的。经过他的各种努力，不少造反组织的所谓“革命”行为有所收敛，一些地区和部门的生产危机有所缓解，国家职能要害部门的运转保持了相对的正常状态。然而，“左”的思想一经确立，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阻止。各造反组织在极左思潮及林彪、江青等人煽动下，只从本派利益出发，对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指示各取所需，甚至自行其是，派性纷争，武斗不止，对生产的人为破坏愈演愈烈。这种严重危害党和国家利益的行为，必然引起周恩来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的极大愤慨和忧虑，他们奋起抗争概因于此。
从本质上说，周恩来等为限制“文革”发动范围所作的三次努力，就是同极左思潮及林彪、江青等人搞乱全国、乱中夺权阴谋的三次正义斗争。这其中充满了胜利的欢乐与受挫的苦涩，智慧的闪现与邪恶的刁难，正义的呼声与阴暗的攻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殚精竭虑，费尽心血，以其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和高尚品格，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中和作用，从而使自己的威望达到人生历史的高峰。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3〕〔5〕〔7〕〔8〕〔11〕〔12〕〔1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9-50页、第50页、第57页、第61页、第64页、第69页、第74页、第99页。
〔4〕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载《我们的周总理》)。
〔6〕〔9〕〔13〕《周恩来总理生涯》第470页、第474-475页、第480页。
〔10〕《开国总理周恩来》第420页。
张 化：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中稳住农业基础——“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农业领域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和其他行业一样，不可能不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是总产值仍能缓慢增长，基本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究其原因，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记取了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对农业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是重要的一点。作为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更是坚持把农业摆在国民经济的重要位置，努力排除干扰，为促进农业发展付出了极大心血。
历史表明，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中，周恩来为稳住农业基础所做的大量工作，不仅保证了这一时期国家机器的继续运转，而且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借鉴。
一
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思想。周恩来不仅是这一思想的倡导者，更是在建设出现挫折和失误时，排除干扰，纠正失误，稳住农业基础的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我国农村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政治运动的冲击。遍及全国的造反、夺权浪潮，严重扰乱了农村的工作和生产秩序。主管农业的各级领导干部遭到打击迫害，农村工作机构陷于瘫痪或被撤销，农村陷入了无政府无组织状态。许多地区出现了工作无计划，生产无人抓的状况，有的地方甚至因“闹革命”，而使庄稼在“播种时节下不了种，收获季节入不了仓”。1967年至1969年，我国农业连续3年处于下降和停滞的状态。
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动乱中，周恩来引导人们正确处理政治与生产的关系，尽力排除政治运动对农业的干扰，保证生产的进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减轻“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农村的冲击，坚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周恩来虽然接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努力引导人们把政治与生产统一起来，尽量减轻政治运动对生产的影响。1964年11月，他同意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面上工作的正式提法〔1〕。这种看似矛盾的提法，包含着周恩来保护农业生产，稳住农业基础的深远考虑。每当农业生产与其它工作、甚至政治运动发生冲突时，他总是将农业生产摆在首位。1965年3月，他接见参加农业工作座谈会的各省负责人时说：粮食是首要问题。面上工作的安排，第一位的是要以生产为中心。〔2〕同年11月，在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对国防、农业谁放在第一位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周恩来提出，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国防。并说：把农业摆在前面是提醒大家注意，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农业。对农业要抓紧、抓快、抓狠；要全民办农业。〔3〕为了改变北方农业的落后面貌，实现稳产高产，扭转南粮北调的局面，周恩来于1966年2月提议中央成立北方农业领导小组，并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小组组长。他在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上提出：要把这个地区作为农业上的主攻方向，由中央、国务院协同各级党政领导一起来抓。一直抓到“使这一地区达到‘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起码要求：粮食自给，队有余粮，国有储备，农民生活达到全国平均水平”。〔4〕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工农业生产受到猛烈冲击，生产指挥系统开始失控。周恩来十分焦虑。他反复宣传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强调“政治要落实到生产上”。他公开对林彪、江青一伙宣扬的“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的论调予以驳斥，说：“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5〕他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同志说，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6〕他说：“农业是不能一日放松的，我们搞计划，一定要把农业这个口子管起来，这是个基础工作。”〔7〕1966年9月初，当“文化大革命”波及到农村时，周恩来指示陶铸主持起草《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8〕强调要“坚守生产岗位”，学生不要到农村和工厂去干预那里的部署，并指出“农忙的时候，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集中全力抓好今年的秋收。”9月8日，周恩来召集中央碰头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强调：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学生、红卫兵和干部、社员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购；县以下干部不应由群众直接“罢官”；各级领导陷于瘫痪的，应迅速调整，把工作抓起来。这些规定虽然未能全部贯彻执行，但对保证当年的秋收、秋种、秋购起了有效作用。1966年底，农业总产值达640.9亿元，比1965年增长8.7%(按1957年可比价)，大大高于“一五”、“二五”计划时期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但是在1966年12月，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发到农村。《指示》修改了原先的规定，要求“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农村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立红卫兵组织，进行串连。这个文件下达后，农村急剧动荡起来。在造反、夺权的浪潮冲击下，周恩来于1967年2月11日接见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等夺权单位的造反派代表，要求打好春耕生产第一炮。要农口搞一个对全国的呼吁书，号召抓革命，促生产。〔9〕2月20日，他审阅《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要求“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10〕3天后，周恩来又与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要求省、地、县都要以军事部门为主，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11〕同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3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在当时，这些文件的影响虽然有限，但对减轻政治运动的危害，保证春耕生产起了有效作用。
第二、不失时机地把农业生产提上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自1968年下半年起，各地相继建立起了革命委员会，全国急剧动荡的局面有所缓和。这时，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把农业生产提上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亲自筹划并参加了一系列农业会议，着手清理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农村工作和人们的思想，将其引入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
为了克服人们不敢抓生产的思想，他指示农林部：每年都要召开一次棉花会议，检查工作落实的情况。对于农业机械修造等，也是如此。他还针对当时盛行的“政治挂帅”、“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现象，提出：没有抽象的政治，政治都是和具体事情联系在一起的，业务和政治不能分家。〔12〕“政治要挂到业务上，挂到生产上，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13〕历史表明，周恩来采取的这些措施，及时把农业生产摆到了国家工作的重要位置，使之常抓不懈，成为这一时期党对农村工作实施有效领导的开端。
在这些一度被中断了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把政治与经济和生产联系起来，鼓励人们大胆工作，抓紧生产，是周恩来反复强调的问题。1970年1月26日至2月14日，周恩来领导召开了全国棉花会议。他在讲话中明确规定了全国棉花生产的重点和“四五”计划预定达到的生产指标。会上，有人反映：工作不敢抓生产，怕被说成是粮棉油干部；讲话不敢提生产，怕被批评为不突出政治，因此，“多抓敌我友，少抓粮棉油”的说法极为流行。周恩来于2月13日接见了与会者，他详细询问各地情况，督促落实生产指标，并说：如何种好棉花，自力更生是第一条。“棉花的政治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14〕周恩来的讲话打消了许多人的思想顾虑，他们纷纷表示：要把“怕”字换成“敢”字，把棉花生产抓上去。〔15〕一年后，全国棉花总产量达到4600多万担，比上年增长了12%。1971年3月，周恩来又领导召开了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他说：棉花上来了，今年重点抓油料。中央抓重点省，各省抓重点县，层层抓紧。“四五”期间，都要努力上进，粮食稳步前进，棉、油、糖自给有余。农、林、牧、副、渔都要搞上去。3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报告》，决定适当提高花生、油菜籽、芝麻、大豆等部分油料、油脂和糖料的收购价格，促进了经济作物的生产。特别要提到的是，在1975年初的四届人大上，周恩来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这不仅为人们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提供了理论根据，也对农业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二
“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仅扰乱了农村的工作和生产秩序，还加速了农村工作中极左思潮的发展。
还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少地方就无视《农业六十条》的规定，又一次“提出搞大队核算和联队核算，把原属生产队所有的山林”，“社员的自留地、牲畜和羊只”，全部收归集体所有。〔16〕“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所谓“三自一包”“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进一步加剧了极左思潮的发展，许多地方又刮起了“过渡风”和“共产风”。
针对农村再次出现的“左”倾偏向，周恩来提醒大家牢记1958年的教训。他说，对农民，只要路线、方针、政策搞对了，具体的由农民自己去搞，不需上面事事干涉，不要瞎指挥。定计划、定指标，要实事求是。“不要一下子就说得太好了，这样就会发生1958年头脑太热的情况”。不要“一哄而起”，“一搞就是上多少人，一窝蜂、大平调、大兵团、大呼隆。”〔17〕他还说：“农业规划一定要由下而上地搞，这是我们找到的一个方向。”〔18〕可是，这些提醒和告诫在当时收效甚微。
中共“九大”召开后，周恩来在把农业生产提上议事日程时，重申《农业六十条》的基本原则，通过农村政策的贯彻，纠正农村的极左偏向。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0-1971年。重申农村经济政策，抑制极左思潮。
1.遏制“过渡风”和“共产风”。1970年8月至10月，在北方农业会议上，除了讨论制定“四五”计划期间的农业发展规划外，还根据周恩来要起草一个讲政策的文件的指示，再次明确了各项农村政策。针对许多地方出现的“左”倾偏向，会议指出：前些时候，有少数地方违反群众的意愿，刮过一点任意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收自留地的风。面不算大，但波动不小，很有必要提醒各级领导同志充分注意。会议重申：《农业六十条》对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对运动中新出现的问题，特别是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要谨慎对待。会议还指出：在服从国家统一计划的前提下，要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切不可重犯穷富拉平的“一平二调”错误，不许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力、生产资料和其它物资，不得加重社员负担。在当时情况下，这次会议虽然也提出要“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等，但侧重点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重申各项农村政策，扭转“过渡风”和“共产风”，恢复农业生产。
2.克服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形式主义偏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少地方因强调学大寨要不走样，出现了照搬照套大寨某些“左”倾做法的现象。如：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生产关系上实行大队核算；分配上实行“政治工分”；搬山造田，毁林、毁草、种粮食等。周恩来从抓农村政策的落实着手，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引导，努力使其回到60年代初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轨道上来。1970年2月13日，他在棉花会议上说，“大寨经验是在山西，不一定在河北、江苏适用”，“各省都要找自己的‘大寨’”，因为各地“地势不同”、“面貌不同”。〔19〕同年10月，北方农业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强调了学大寨学什么的问题。会议重申了周恩来1964年在三届人大会议上对大寨经验的概括：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指出：“大寨在经营管理、生产技术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那是第二位的东西，决不能不顾自己的条件，照抄照搬。”否则，就“有可能学歪了。”〔20〕在1970年12月至1971年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进一步讨论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问题，发出综合简报第三期《当前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强调：要正确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不可只抓粮食，搞“单打一”。要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家庭副业。划清多种经营和正当的家庭副业同投机倒把、弃农经商的界限，不要不加分析地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批判。对已经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多数群众不满意又减了产的，要作适当调整。不能搞高指标，动不动就要翻一番。不能搞形式主义、“一刀切”等。这些问题的强调，使许多干部认识到，“收自留地、取消劳动定额、搞大队核算”是“学大寨未抓住根本”，会“走到斜路上去”，从而改正了这些作法〔21〕。
3.抵制“破私立公”、“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左作法。1966年3月，周恩来说过：从全国来看，我们一穷二白的状态未摆脱，“现在，老区尤其是山区，连余粮都没有了。对这一点我很不安心”。〔22〕因此，关心农民生活，是他强调农村政策的又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一个农业中学发出给全国农民的倡议书，提出“把一切自留地、自留园田、自留树一起交给人民公社”时，周恩来制止了这一作法。231967年5月，他针对有人把粮食政策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修正主义批判，指出：是革命路线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水岭要从形势和政策实质去分析，不能把问题简单化。不要一看到物质，就说是物质刺激，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过去实行奖励政策是需要的”。他还针对有人称大寨是“大公无私”的说法，指出：说话不要绝对化，先公后私，这才人人能学嘛。〔24〕由于周恩来的工作，在继北方农业会议之后的许多会议上，要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分配上坚持按劳分配原则，防止平均主义等，几乎成为每次会议都要涉及的内容。〔25〕
第二阶段：1972-1973年。批判极左思潮，促进农村政策的落实。
农村政策的贯彻，对抑制农村的极左思潮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不少干部仍然认为，农村工作的主要方向，还是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肃清“三自一包”的余毒。还有一些干部虽然想落实农村政策，却心存疑虑：不敢由大队核算退回到生产队核算，怕说是犯方向错误；不敢讲按劳取酬，怕说是工分挂帅；不敢讲必要的奖励，怕说是搞“物质刺激”；不敢搞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怕被看成“资本主义倾向”等。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提出了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明确了农村工作的重点是批判极左思潮。这一问题的明确，打消了许多人执行政策的思想顾虑，为政策落实带来新的契机。
1971年12月26日，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指出了一些地方在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有的“分光吃尽”；有的集体增产了，社员不增收；有的超支户多，分配不能兑现等。要求：“当前要注意克服平均主义，应该按照社员的劳动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报酬。”“学习大寨劳动管理的办法，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可硬搬照套”。要“划清多种经营同‘金钱挂帅’的界限，不要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1972年前后，报刊针对农村工作中的极左作法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定额管理、合理奖励、家庭副业等问题上，引导人们划清是非界限。这些文章指出：“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毛主席、党中央早就有过明确的规定，现在要进一步狠抓落实”，领导干部要“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倾向，使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26〕文章还对“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现象进行了解剖：“‘割尾巴’的教训发人深省”，有些基层干部在落实农村政策时，“认为‘左’一点是‘好心’，右了是坏事。其实，‘左’的和右的，表现形式不同，本质却是一个，都是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反党的政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27〕在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中，周恩来还于1973年1月至3月主持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这次会议除了继续强调要加强农业，坚持农村政策外，还揭露和批判了林彪、陈伯达一伙强迫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砍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等作法。
1972-1973年是落实农村政策成效显著的年份。全国农村普遍举办了落实政策的学习班。许多被打倒的基层干部恢复了工作；一些地方建立起了生产责任制，恢复劳动定额管理、评工计分制度和小包工制度；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的规模被适当划小，或由大队核算退回以生产队核算。据山西省统计，到1973年5月，全省原有的29703个生产大队，实行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下降为9668个，占大队总数的32.5%，比1971年下降了21.5%。〔28〕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自北方农业会议之后，农村工作开始摆脱混乱，走向回升。1970年和1971年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总产值1970年比1969年增长5.76%，1971年又比1970年增长3.23%。1972年由于工农业比例失调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再次发生波折，但从1973年到1975年，农业又恢复了低速增长的势头，1973年比1972年增长8.3%、1974年比1973年增长3.55%。
三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农业领域做的大量工作，是他在这一时期苦撑危局，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一个方面。由于毛泽东对农业所持的相对谨慎的态度，更由于周恩来在农业领域长期不懈的纠“左”努力，我国农业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没有出现大的“滑坡”，并有缓慢增长，这不论对当时，还是以后我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减轻了“左”倾错误对农业的危害，促进了农业的阶段性恢复和缓慢增长。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总体上处于发展很不平衡的状态，年际之间起伏大，个别年度出现下降。如：1966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8.7%；动乱严重的1967年、1968年、1969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分别为1.6%、一2.6%和1.2%；而1970年、1971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分别为5.76%和3.23%；1973年、1974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分别为8.3%、3.55%。以上年度间农业总产值的起伏显示出三个上升阶段，即：1966年；1970-1971年；1973-1975年。农业总产值的变化与多种因素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与周恩来在不同阶段的地位、作用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呈现出了对应关系。由此可见，周恩来在农业领域的纠“左”努力，对农业获得阶段性恢复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先后被打倒的情况下，周恩来的这些努力，实际上是把波折迭起的农业一次次地引导到对生产比较有利的轨道上，使屡次抬头的极左思潮，屡次被纠，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得到了坚持，亿万人民的吃饭穿衣大致能有保证，国家机器得以继续运转，是周恩来晚年的一大重要贡献。
第二、在农业基本建设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为今后农业的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
周恩来不仅通过农村政策的坚持，为农业生产提供相对有利的环境，还采取各种措施推动农田水利、农用机械、农用化肥和地方“五小”工业的发展。周恩来“一有机会就要讲支援农业的问题，指示国家计委每年在计划中必须作出支农的具体安排，在资金、物资上支持逐步改变农业的生产条件。”〔29〕1971年，周恩来提出，要从有限的外汇中挤出一部分进口大化肥技术设备。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于1972年前后引进了13套大化肥技术设备。这一年，国务院针对当时出现的“三个突破”，调整工农业投资，加大农业投资3.7亿元。与此同时，周恩来布置上海制造上百套小化肥设备，发展各地的小化肥工业。〔30〕这些设备的进口和建成投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为80年代农业的新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此外，在周恩来领导下，农林部于1972年着手对《农业六十条》进行修改，对于其中如“公社一般地不办企业”等内容作了相应的改动。这项工作，后来由于形势逆转而未能完成，但是中央对社队企业的政策放宽，无疑为其今后的崛起打开了闸门。
第三、为今后在农业领域继续克服极左思潮，提供了历史借鉴。
以《农业六十条》作为农村纠“左”的依据，是周恩来这一时期抓农村工作的特点，这不仅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具有积极影响，也为今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1975年，在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工作时，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仍然是以《农业六十条》作为依据的。同样反映出周恩来在农业领域的历史影响的，还有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声浪中，部分领导干部阻止进行生产关系“革命”的事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筹备过程中，陈永贵等人提出了继续进行生产关系“革命”的主张(如革自留地的命、革住宅私有的命、实行大队核算、取消定额包工等)。对此，农林部负责人表示了反对意见，他们提出：这些作法“当前还不能在全国推广。就全国大多数地方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文件中提出的，如何很好地学习大寨经验中根本的东西，第一位的东西。”“在执行政策上，主要还是坚持贯彻党在现阶段农村的基本政策问题(例如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于是，对有关的发言稿进行了修改，避免了在更大的范围内造成影响。
谈到周恩来在农业领域的纠“左”努力时，不能不看到，这一时期的农业纠“左”仍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第一、面临的“左”倾错误更加严重，纠“左”的阻力更大，取得的效果相对有限。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左”倾错误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农业，不仅受到急于求成、急于过渡思想的影响，还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比如，不少地区认为，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是大势所趋，是“继续革命”的要求。这就使“过渡风”和“共产风”屡纠屡犯。从1973年下半年起，“过渡风”和“共产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又盛行起来。
第二、在纠“左”的措施上，经济手段的运用受到明显削弱，农村封闭式的自然经济格局更为突出。
在贯彻农村政策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60年代初进行农业调整的一些作法，如：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恢复农村集市等被明显削弱，而统一规划、强迫命令等行政手段则难于纠正。比如，当时虽然也强调要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但是，由于把批判“三自一包”扩大到批判“重副轻农”、“重钱轻粮”，致使部分地区硬性规定社员只能饲养多少头猪、羊和多少只鸡、鸭，有的地方甚至取消了社员的家庭副业，代之以集体统一经营。农村集市贸易也逐步萎缩。农村封闭式的自然经济格局得到强化。
第三、周恩来在60年代初的农业调整中曾经闪现出的一些思想火花受到窒息。
在60年代初的农业调整中，周恩来曾表达出一些十分可贵的思想火花。如：1962年五六月间，周恩来曾托杨尚昆打电话给在上海的田家英，提出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31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包产到户”的问题。会后，陈云向周恩来提出：有些地方可以用重新分田到户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迅速恢复农业产量。周恩来表示赞同。〔32〕又如，要重视农业科技，是周恩来在60年代初提出的重要思想。1962年9月29日，他接见农业科学家时，介绍了美国、日本发展农业的经验，说：日本首先抓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对我们并不生疏，就是我们重视不够。只要把农业这一关键问题搞好了，新的发展就会出现。他批评过去把农业科研机构精简过头的做法，提出：该请回来的就请回来，该归队的就归队；要恢复和充实农业方面的业务机构，培养一支广大的农业科学技术队伍。〔33〕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所谓“学术权威”、“专家路线”的作法，使我国农业科技受到了严重破坏。
显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这次农业纠“左”只能在《农业六十条》的基础上进行，没有、也不可能跳出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三级经济管理体制的思想框架，与60年代初期的农业调整相比较，在一些方面还有后退。因此，谈到这一时期的农业纠“左”时，不能不谈到两个方面：一是，这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极左思潮，恢复了被“文化大革命”批判和否定的有效作法；二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左”倾错误限制了这次纠“左”的深入展开，使其未能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一次机遇，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周边国家的差距继续在拉大。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注释：
〔1〕〔2〕〔3〕〔4〕〔31〕〔32〕〔3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88页、第716页、第763-764页、第8页、第481页、第488页、第499页。
〔5〕〔6〕余秋里：《中流砥柱，力挽狂澜》(载《我们的周总理》第45页、第56页)。
〔7〕余秋里：《七亿人民的“总管家”》(《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91页)。
〔8〕〔9〕〔10〕〔11〕〔10〕〔13〕〔14〕〔17〕〔2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9页、第126页、第131页、第132页、第466页、第558页、第349页、第16页、第447页。
〔15〕1970年2月15日，棉花会议简报第3期。
〔16〕《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问题的指示》(中发(1965)516号文件)。
〔18〕〔19〕《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97页、第621页。
〔20〕197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
〔21〕〔22〕〔23〕〔24〕农林部《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情况简报》第1期，第21页、第67页、第495页。
〔26〕1972年3月18日《人民日报》。
〔27〕1972年9月5日《人民日报》。
〔28〕王龙：《山西农业互助合作四十八年概述》(《党史文汇》1986年第5期)。
〔29〕〔30〕余秋里：《七亿人民的“总管家”》。
王 骏：周恩来“文革”后期在对外经济工作中的贡献浅析
林彪集团覆灭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他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措施，纠正各个领域的“左”的错误，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使国内形势开始逐步好转。在对外经济工作方面，周恩来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抓住国际上出现的对我有利的外交局面，明确提出要学习外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积极地推进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我国较为成功地实施了对外引进的“四三”方案，对外出口工作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整个对外经贸工作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这不但对当时国民经济的整顿、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也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抓住时机，强调学习外国长处，提出利用外资、开创“特区”的设想，积极推进对外经贸交流和合作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世界科技革命和发展大潮的冲击下，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内部经济协作体系逐步走向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趋密切的经济联系和交往。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虽然在经济技术领域还占有很大的优势，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本身也潜伏着经济衰退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寻求新的发展，它们迫切需要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寻找新的商品市场、新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地、新的有利可图的投机场所；另一方面，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借助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来加快经济的发展、增强国家的实力。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已成为发展经济的客观要求。
这一时期，国际上也出现了对中国有利的外部环境，美国为了改变自身在与苏联争霸中的不利态势，求得世界力量的均衡，急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周恩来协助毛泽东适时地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战略，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所处的不利态势。随着中美关系走向缓和，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以及与日本、加拿大等大批西方国家的建交，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局面。这一切使得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