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出发，明确提出了要学习外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积极开展对外经贸交流和合作。
早在50年代初期，周恩来就曾指出，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关起门来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不行的。必须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开展广泛的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1〕这样，才能逐步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采取敌视态度，实行经济封锁，我们主要是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周恩来多次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我们不学，“资本主义生产上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以学的”。〔2〕他积极主张打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我们跟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3〕正是在这一精神指导下，我国政府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积极开展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从195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同西欧各国的与会人士就有关经济技术合作问题进行接触开始，到1957年，中国已同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并同其中24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或议定书，每年都派出一些代表团前往这些国家参观、考察，并进口了许多经济建设急需的物资和设备。进入60年代后，我国更是把对外学习和进行经济交流的重点转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63年6月，我国第一次从日本引进了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维尼纶成套设备。此后，又从英、法、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精密仪器和机械等成套先进设备和技术，共84项。〔4〕这些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后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他们攻击向外国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开展经贸合作是“崇洋媚外”、“爬行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不愿或不敢再提向外国学习，尤其是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受到了严重影响。此时，尽管林彪集团已经覆灭，但这种极左的路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周恩来顶住压力，重新提倡学习外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积极推动开展对外经贸交流和合作。1973年2月26日，他在计委的一次汇报会上，严肃地批评了有些人以“左”派自居，随便给人扣帽子，结果使得到欧美等国考察的几个代表团回来后，不敢作报告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他明确指出：“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5〕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又多次指出，不能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要虚心向别人学习，学习人家的长处。
由于长期缺乏对外交流，我们对当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和取得的成就，国际市场贸易往来的运作规律以及各方面信息都缺乏基本的了解，周恩来深知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对外经贸工作的正常开展。1970年6月21日，他在接见参加中日民间渔业谈判的有关代表时，了解到他们对有关的水产知识和市场信息知之甚少，就曾深有感慨地说，建国以来20年了，收集的资料太少了，简直没有资格和人家谈判。成了“关门主义”那还了得。〔6〕1972年11月24日，他在接见外贸部门的负责人时再次指出，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搞的，有很大的盲目性，如价格问题主要是缺乏调查研究，对国际市场的价格不太了解，有的是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价格不加区别，这怎么能做好生意呢？〔7〕“外交发展了，外贸也要发展”〔8〕。周恩来反复强调，要采取积极措施，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1973年6月29日，他亲自接见了首次来访的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认真向对方询问了作为国际兑换货币——美元的情况，谈话中，他对美方提出的与中国银行一起研究美国市场的第一手材料，并相互派代表考察对方的市场和需要的意见表示尤为赞赏，认为这是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一个良好开端。他说，发展双方经贸关系，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提出意见和要求，不然盲目性很大。”他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了解，找到在不同制度基础上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方法。〔9〕事后，根据他提出的银行要研究国际经济动态的指示，中国人民银行恢复成立了金融研究所，开始对国际货币、金融变化趋势，西方各国间的政治经济矛盾，贸易与货币的矛盾以及缓和矛盾的办法，美国的经济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甚至包括外国领导人，如尼克松、舒尔茨、德斯坦等的国情咨文、讲话材料，都作了许多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他自己也抽空查看这方面的材料，1973年3月26日，他就向有关部门索要尼克松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年度报告。〔10〕以便及时掌握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作出必要的指导。
为了积极发展和扩大对外经贸交往和合作，周恩来还明确提出要勇于开拓，在实践中采用国际上通行的贸易方式，特别是要敢于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做法。1973年在与美国大通银行董事长的谈话中，周恩来对中国银行向大通银行直接办理互相汇款和支付旅行支票业务的这一国际通用做法就表示积极支持，他认为利用两国的银行来推动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发展是非常有益的。随后，两国银行开始“办了第一个交涉”。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还特别肯定了台湾严家淦利用外资做生意，搞贸易的那一套做法，他说：“他(严家淦)知道一些国家市场的需要，然后他在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上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来后花样更新、色彩更好。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11〕根据他的指示，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开展了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1973年筹措到的外汇资金就达10亿多美元，有力地支持了对外经贸工作的发展。兴办自由港，创立“特区”，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实现，但他还是要求有关部门着手认真研究。1973年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就曾半开玩笑地对李强说：“你这个外贸部长不如严家淦，人家在高雄搞了个出口加工区，把外贸发展起来了。”“我们过去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情况变了，我们应当多想点办法。”〔12〕这一思想，对于改革开放后，我们创办特区，扩大开放，是有深刻启示作用的。
排除干扰，领导和组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促进民族工业发展
周恩来高度重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工作。他多次强调：技术引进工作非常重要，“这也是政治任务，是我们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赢得时间，多快好省地建设我们的国家。”〔13〕1969年，毛泽东提出国内要生产彩色电视机，周恩来责成计委组织攻关，攻关3年，见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提出引进一整套电视机生产线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根据他的指示，计委会同有关部门，把国内急需要引进的项目作了一次通盘研究和讨论，于1973年2月正式向国务院提出了一个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引进方案，又称“四三”方案。〔14〕这是建国以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
江青集团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竭力反对这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工作。先是江青到四机部讲话，无中生有地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国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的蜗牛礼品是“污辱我们，说我们爬行”。一时间，由所谓的“蜗牛事件”引发的政治批判浪潮给有关部门和中央涉外单位带来很大压力。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当机立断，指示有关部门，立即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很快弄清了事情的真相：所谓的“蜗牛事件”，不过是正常的礼节往来，并据此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处理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使这场轩然大波暂告平息，从而把这一事件对引进工作的不利影响减少到了最低程度。但江青一伙并不死心，又制造了所谓的“风庆轮事件”，借机攻击周恩来提出的立足于国内造船，并适当从国外买进一些船只，以加强和发展中国远洋运输事业的方针，是“洋奴哲学”，是在推行一条卖国主义路线。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周恩来和复出的邓小平的坚决抵制。〔15〕在周恩来等人的坚决斗争下，“四三方案”很快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批准，得以基本正常实施。
为了使引进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周恩来花费了巨大的心血，从项目的选择，到工程的具体实施，他都亲自指导。他认为技术设备的引进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着眼于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急需，要实事求是，保证重点，不能只看技术上是否先进，还要看它的经济效果和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当时的化肥生产，一直上不去，成为影响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国家每年都要花费10多亿美元的外汇进口化肥，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周恩来指示要把化肥技术设备作为这次引进的重点。最后，确定了进口13套不同类型、适合不同地区，以天然气或轻油为原料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48万吨尿素的大型化肥成套设备装置。这些设备弓进建设投产后，化肥的年产量达到524.4万吨，基本上满足了不同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每年增产粮食达500亿斤。〔8〕“四三方案”中的其它引进项目，也几乎全部都是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急需的项目。
在进行认真的项目选择的同时，周恩来还要求有关部门做好设备引进后的配套工作，以使其尽快建成投产，发挥效益。要求在建设过程中，认真听取和尊重国外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意见。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大多数技术设备在引进后，都能很快地建成投产，发挥预期的投资效果。13套大化肥设备引进后，到1974年就陆续建成投产，不但满足了农业生产的急需，而且也只用五六年时间就从利润中收回了投资成本。〔17〕
周恩来要求对于技术设备的引进，要有长远打算，要在学习和利用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从而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1972年2月，他明确提出“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八字指导方针。〔18〕就是说：“对引进的技术设备，必须加以研究，从仿制做起，进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加以改进和提高。”1973年5月31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技术引进工作再次指出，从外国引进是辅助方法，引进来，不仅是模仿，而是要创新，这样才能赶超。〔19〕周恩来这些指示的贯彻实施，不但推动了我国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和升级，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相应的科研管理水平和生产能力。
立足国内生产，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扩大出口
“文化大革命”中，出口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对外贸易从1967年到1969年，连续3年停滞下降，1969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40〕29亿美元，比1966年的46.14亿美元下降了12.7%〔20〕。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周恩来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为确保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一个重要“窗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免受造反派的冲击，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会见有关方面的代表，反复做工作。林彪集团垮台后，他不失时机地多次强调要搞好出口工作。1972年4月9日，他在广州接见了参加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各地区和各部门的代表，经询问得知不少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品种存在问题后痛心地说：“我们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但能够出口的还要争取多出口，我们的数量不大，质量这么差，怎么向国家交待？”“批判依靠外汇的思想，结果有的能出口的也不出口了。”〔21〕他要求大家采取一切措施，“一定要在‘四五’计划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对外贸易。”他具体提出，首先要恢复、保护和发展工艺品的生产和出口。他说：“中国人民有传统手工艺，时间长，要保持自己的特点。木刻、象牙刻，这些好的传统很难学，带徒弟要好多年才能培养出来，这个东西没有人与我们竞争嘛！”“应该把土特产，手工艺搞上去。”“今年开始，每年都要提倡。”〔22〕有关部门随后采取得力措施，迅速恢复和发展了手工艺品的生产。1972年9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还举办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历时达4个月之久。其次，他提出要加强管理，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他要求有关部门对出口产品的质量要严格把关，对广交会的全部商品要进行质量检查，有问题的要撤下来，不好的不要摆。他还专门提到要做好产品的包装工作。他在外贸部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做好包装工作。”后来成立了专门的包装机构，负责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指导和管理，从而使出口产品的包装有了很大的改进。〔23〕他还特别提出要加强对生产过程的管理，“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确保出口产品的质量。
“抓外贸首先要抓出口，抓出口首先要抓生产”，“外贸要促内贸，促生产。”〔24〕为了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周恩来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内劳动力和部分产业优势，采取灵活的方式，扩大加工出口。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从1971年开始，恢复了“以进养出”业务。五六十年代，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扩大，我国的出口货源供应紧张，外汇短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周恩来提出要向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学习，采用“以进养出”的方式，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从1957年开始，外贸部门有计划地开展“以进养出”业务，从国外进口了一些急需的原料，然后加工产品出口。当年这方面的出口贸易额就达到了2.1亿美元，到1963年和1964年，“以进养出”的出口额均占当年全国出口额的30%。〔25〕“以进养出”业务恢复后，做的第一笔生意是进口棉花加工成棉布出口。当时，由于国内棉花连年歉收，棉布供应紧张。而国际市场上是棉花价格低，棉布价格也偏高，因为美国等产棉大国受国内工资高的影响，棉布加工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进口棉花加工出口，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外贸部门在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后，经国务院的批准，当年就进口了850万吨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既为国家赚取了大笔外汇，也满足了国内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还先后进口了饲料、肥料、种子等养殖和农副土特产品加工出口，并进口了某些机械主件和零配件加工出口。此后，来料加工，定牌生产，中性包装等灵活的贸易方式都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随着“以进养出”业务范围的扩大，方式的增多，我国的对外贸易出口有了很大发展。直到今天，“以进养出”业务依然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方式。
为了从根本上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周恩来还提出，出口贸易要有大计划，要有远见，要进行基本建设。根据他的指示，从1972年开始，我国又陆续恢复和新建了一批出口商品生产综合基地。早在60年代初，周恩来就极富远见地提出，对外贸易部搞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和基本建设很有必要。为此，对外贸易部于1960年专门成立了生产基地局，由国家拨出专款，在海南岛办了“五料”(油料、香料、物料、饮料、调料)生产基地，并在其它地方建立了一批专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6〕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于1973年颁布了《出口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和出口工业品专厂的试行办法》，首先开始在广东佛山地区试办了第一个出口商品生产综合基地，随之又建立了渤海垦区生产基地和河南生猪生产基地，并在全国其它地区陆续建立了一些单项农副产品出口基地和出口工业品专厂、专车间。根据“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的方针，国家通过实行投放资金和给予优惠贷款等措施进行扶持，逐步形成了全国性的出口商品生产体系。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恢复和发展，在扩大出口货源，形成和巩固出口骨干商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中国长毛兔生产，1955年出口兔毛只有4吨，通过专门生产，1975年则达到2100吨，创汇1940万美元。为了不断扩大出口商品的生产，一些企业和单位还把“生产、使用和科研结合起来”〔27〕，通过深入地挖潜革新，提高深加工能力，研制和开发出不少新的出口产品品种，增加了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份额。
坚持原则，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对外经贸事业健康发展
在积极加强和扩大对外经贸交流和合作的同时，周恩来还明确提出要坚持原则，维护国家的利益，防止为资本主义所利用和控制的思想，从而促进了对外经贸事业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
周恩来深知资本家惟利是图的本性，经常告诫外贸工作的同志，既要机动灵活，又要坚持原则，在与资本家打交道时，一定要谨慎，以免吃亏。早在60年代初期，一次外贸部同国外商人谈判购买小麦，周恩来就及时指示，不要让对方摸到我们的底，这样，在同对方谈判时，他们就不好满天要价了。他特别要求在与外国厂商谈判时，要进行多方实地的考察、询价活动，既要让对方赚取差价，又要在对方各个公司的相互竞争中，使我们买到价格较低的产品。“四三方案”的引进工作在执行中，很多项目就是按照考察、询价、谈判的程序在各个公司中分别进行的，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这次引进工作中，他多次强调在引进国外成套设备的同时，要注意进口配套的设备和零部件，尤其是要注意以技术为重点，一定要进口相关的技术资料和图纸，以免事后被对方卡脖子。在谈判进口一米七轧机时，李先念和陈云都曾指出如果进口旧轧机，要防止人家实际上是在推销废钢铁。因此，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设备能用，哪些不能用，并先准备好配件……要花大力量到外国去看和检查拆卸装箱。〔28〕对此，周恩来非常重视，于1973年9月11日作出批示：“同意先念同志的批示，并附上陈云同志批注意见，交计委立即执行，随时检查。”〔29〕在计委的督促下，有关考察团对此事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检验，保证了设备的顺利引进。有关部门还根据他的指示，在这次总计引进的222项新技术和成套设备项目中，签订了216项引进专利使用权和关键技术的合同，占整个项目的97.3%，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在以前引进过程中，由于没有掌握关键技术，出现的若干项目工程拖期或生产不正常的被动情况，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除了提出在经济方面要防止资本家对我造成不利影响，维护国家的利益外，周恩来还多次指出要在政治上对此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反复告诫从事外贸工作的干部要站稳立场，防止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1973年，他在一个派代表团出国考察的报告中作出批示，不仅要求“一定要精选能够学习考察一些知识，把经验、先进技术带回来的人去”，同时要求出国的人员不要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引诱，专门讲排场，不重实效，无所获而归。〔30〕他特别提出要把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与政治结合起来。他提出对外引进技术设备，不仅要看技术上是否先进，是否适合国情，还要把它与外交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注意它在全局中的地位。他在国务院的一次引进工作会议上就提出：“我这个会议从来不讨论单纯的技术问题”〔31〕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针，也是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重要基本原则，周恩来明确提出，要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利益，防止被资本主义所利用和控制，必须要坚定地坚持这一基本原则和方针。长期以来，周恩来反复强调，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学习外国的长处。但不要过分依赖外援，要把立足点放在独立自主、自己动手的基础上。建国初期，他就提出我们这样的大国，不同于一般的小国，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建立自己的强大的民族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免受制于人。1973年2月3日，他在给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回信中，对智利出现债务危机，经济陷入困境的状况深表同情，表示中国要全力支持智利摆脱危机，但同时他也指出，摆脱危机的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他说不少发展中国家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发展本国经济，需要外援，但如果经济不能立足国内，过多地依靠外援，特别是依靠大国的贷款，这是很危险的。〔32〕周恩来提出的这些思想，不但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的对外经济工作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09.76亿美元，1975年更是达到了147.51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的45.8亿美元的2.4倍和3.2倍。其中，1973年的出口额是58.2亿美元，1975年上升为72.64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22.6亿美元的2.58倍和3.07倍。一方面，国外成套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冶金、化肥、石化等基础工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民族工业的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外贸出口的迅速扩大，增加了外汇收入，有力地支持了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同时也推动了国内生产的发展。〔33〕
虽然，对外经济工作中的这种良好发展势头并没有能继续保持下去。随着1975年底全国又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一伙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极力攻击周恩来领导的对外经济工作是在执行一条卖国投降主义路线，但这并不能否认周恩来提出的一系列富有远见的战略设想和措施的正确性，更无法削弱其对我们确立新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形成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政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5页。
〔2〕〔3〕《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60页、第158页。
〔4〕〔20〕〔25〕〔26〕《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卷，第15-16页、第34页、第26页、第178-194页。
〔5〕〔6〕〔7〕〔8〕〔10〕〔11〕〔13〕〔18〕〔19〕〔21〕〔22〕〔24〕〔27〕〔29〕〔3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59页、第374-375页、第564-565页、第518-519页、第585页、第574页、第518页、第511页、第596页、第518页、第518页、第364页、第518页、第620-621页、第577页。
〔9〕《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42-647页。
〔12〕吴庆彤《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第706页)。
〔14〕〔15〕〔16〕〔17〕《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60页、第361-362页、第361页、第361页。
〔23〕周化民：《周恩来在外贸领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不尽的思念》第268页)。
〔28〕《李先念文选》第298页。
〔30〕袁宝华：《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几件往事》(《我们的周总理》第149页)。
〔31〕力平：《周恩来与四个现代化的提出》以业绩·方略·情怀》第10页)。
〔33〕《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下卷，第370-378页。
张凤琦：周恩来社会主义民主意识论
本文拟就周恩来社会主义民主意识理论的形成、主要内容、理论基础等问题作一粗浅论述，力图把握周恩来社会主义民主意识思想的基本框架及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期求教同仁。
周恩来社会主义民主意识的形成
周恩来的思想与中国许多第一代革命家一样，经过了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历程。从人的思维逻辑和思维定势而言，周恩来这一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必然对其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产生重要影响。据此，周恩来民主意识升华的轨迹，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青少年时期，受西学和新学的影响，从旧民主主义者的角度，周恩来注重人自身的价值及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五四及旅欧时期，周恩来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通过五四运动的实践和对欧洲社会的考察，他开始认识到人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争取民主的斗争，是人民民主的事业，应唤起人民群众争取民主的意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周恩来社会主义民主意识思想的体系亦基本形成。
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历史巨变。辛亥革命虽以失败告终，但民主思想起已深入人心，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在中国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一场提倡新学，反对旧学，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这一思想解放潮流，对求知欲盛，求“真”心切的周恩来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启发了他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各种学说众说纷纭的情况下，为了求得真知，少年周恩来主张“慎思明辨”，对各种学说要“深就而悉讨”〔1〕，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周恩来广泛阅读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解放。1916年，周恩来发表了著名哲学论文《老聃、赫胥黎二氏学说异同辨》，其民主意识进一步加强。
周恩来在文中竭力主张人们不能迷信盲从，人云亦云，应“阐扬独见之理”。他对统治人类社会数千年，被中外亿万人奉为至理的孔子儒学、基督教义和佛家经伦，大胆提出了怀疑；对赫胥黎破除迷信，在“潮流所及教义偕行”的情况下，“独能发抒怀抱，倡物竞天择之说，开文化之先河，破耶氏之教论”的反潮流创新精神和独立见解，备加赞扬。进而周恩来应用进化论的自然观，从赫胥黎的物竞天择说中得出打破权威迷信，尽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结论。他告诉人们，要发挥人的作用，就不能墨守陈规，拘泥于陈腐之说；新的要代替旧的，人类要向前发展，这是进化论的发展论，也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规律。〔2〕由此可见，周恩来在这篇哲学著作中，不仅以其独到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令人耳目一新，而且通篇闪耀着他反对权威，崇尚独立思考，看重人主体意识的民主精神的异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19年，周恩来进一步明确提出“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3〕的观点，使其民主意识更趋成熟。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对欧洲社会现状进行认真考察，以及对各种社会思潮反复进行探索、推求、比较，周恩来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为人民民主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争取民主的斗争必须发动群众，唤起人民群众的觉醒。这一观点是五四时期周恩来民主意识思想的主要特征。
周恩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1917年，他提出“人民国家之主人也”，“共和国之统治权在国民全体”，〔4〕明确地把人民群众置于国家主人的地位。十月革命的启示和五四运动的实践，使周恩来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19年，他目睹了日本的抢米风潮，深切感受到“国民自觉”所爆发出来的巨大力量，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唤醒同胞，发动群众。为此，周恩来认为，首先应该使人民群众“觉悟”，认识到自己的权力和应有的地位。他从进化论的角度论证了这种“觉悟”的可能性，指出：“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因着自觉，遂能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于‘人’的生活。”〔5〕只要人民群众“觉悟”了，就会转化为无穷的力量，就能“‘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则目的终可达到。”〔6〕
五四及旅欧时期，由于周恩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逐步确立和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深刻认识，使其民主意识思想也呈螺旋式升华。这时，周恩来已打破了最初较注重人自身的独立、自由和自我主体意识觉醒的思维框架，转而认识到人民群众在民主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以及唤起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重要性。这些思想对周恩来社会主义民主意识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矛盾出现了新的情况，人民共和国正处在由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转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的转变时期。从50年代中叶到60年代初期，周恩来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报告，如《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等，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与建立民主政治的关系，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必要性等方面，较全面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民主意识的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意识的途径及其重大意义，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主义民主意识思想体系。
周恩来社会主义民主意识的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民主意识是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地位、权利和义务的一种内在意识，是广大人民对于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迫切愿望和自觉要求。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文稿、书信、讲话、报告等，对周恩来社会主义民主意识理论的主要内容似可作出如下概括。
(一)主人意识主人意识实指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以谁为主体的问题。周恩来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应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即“人民当家作主人”。鉴于“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周恩来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界定为：“拥护社会主义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方面的爱国人士，也就是说按照宪法享有公民权的一切人。”〔7〕
人民之所以具有主体地位，这首先是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与人民息息相关。中国的天下是靠人民的力量夺取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一百多年来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牺牲奋斗的结果。“共产党是有一份，但是，离开了人民，共产党有什么本事？”〔8〕其次，从法律上，根据宪法，“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这种权利日益扩大并且日益得到充分的保障。”〔9〕第三，从社会主义事业的性质而言，“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而且能够吸引最广大人民群众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10〕在此，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无可置疑，所以我们应培养和提高人民的主人意识，使他们真正意识到作为国家主人翁的权利和义务。
(二)平等意识人民是国家主人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他们应该享有平等地位。周恩来从领袖与政党、党员与群众、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等方面论证了这一问题。周恩来认为，执政党是一个胜利的党，党内容易滋生骄傲自满情绪，又容易出现人民群众对个别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因此，正确理解群众、政党与领袖之间的关系，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至关重要。他针对一些群众和宣传部门把毛泽东说成是“生而知之”的天才，指出“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而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否则，我们等于承认“我们的领袖成了空谈”。“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11〕周恩来关于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的真知灼见，在当时党内歌功颂德之声日趋高涨的时候，向全党敲响警钟的同时，也精辟地论述了领袖与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平等关系。
推而论之，周恩来又从共产党领导的角度，论证了党员与群众、执政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平等关系。他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从工作上说，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于领导地位。”〔12〕既然是党的政策起领导作用，那么，在政协里，在共产党员与民主党派的个人来往中，不应该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否则，“我们的民主生活、民主风气就不能够发扬，我们之间就有隔阂”，就会“妨碍民主集中制的贯彻。”〔13〕
平等意识堪称周恩来民主意识思想中的精华，他在许多谈话和文稿中，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一问题。他推崇战争年代党的干部与老百姓“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平起平坐”〔14〕的平等关系；反对如今有些人“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15〕予以让路的特殊作法；对“惟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16〕的官僚作风更是痛加指责。周恩来不仅主张平等，而且身体力行，他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伟大人格，至今令人记忆犹新。他与人平等相待，使极普通的人敢于和他争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赵丹就很感慨地说过：“我有时很怕部长、书记，但是我不怕总理”〔17〕
(三)参与意识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平等地位，因此，人民群众应该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这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周恩来认为，人民的参与权，主要通过“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来实现。具体表现为：其一，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比如，参与讨论国家重要法律、经济计划等的制订；企业职工通过职代会来参加管理企业和对企业行政领导工作进行监督；在农村，成立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务委员会；公民可通过“人民来信”的方式对政府工作进行批评、建议等。〔18〕其二，充分发挥人民代表的监督职能。周恩来指出，人民代表应经常去接触人民，接触实际，从中了解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在人大会议召开期间，要允许所有代表充分发言，充分揭露政府工作的缺点；而且要扩大透明，在人民中公开披露这些缺点，“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是有好处的。”〔19〕周恩来认为，政府应当允许人民代表批评自己的错误，允许“唱对台戏”，可以辩论，也可以争论。其三，中央和地方之间要互相影响，互相监督。中央包括党中央和国务院处于领导地位，可以把握宏观，总揽全局，“但也比较容易忽视某些实际问题、局部问题和群众眼前的利益”，而地方在此方面则处于有利地位，“正好可以弥补中央的不足。”〔20〕换言之，通过地方政府这一中介机构，了解和反映实际问题、局部问题以及群众的呼声，从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四)法制意识及法制与民主相统一的意识作为人类民主制度最高形态的社会主义民主，其根本特征应在于能够保证全体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能够以人民意志制约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使人民权利的实现具有普遍性。但这一切势必以相应的制度和措施为前提，即做到民主法制化。为此，周恩来提出：“为了保卫我们国家建设事业不受到破坏，必须加强国家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必须加强立法工作和革命的法制。”他强调：“所有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成为守法的模范；同时还必须教育全体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以保证表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在全国统一施行。”因为我们的宪法和法律越有威信，“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就越有充分的保障，而人民的敌人就越要受到严厉的打击。”〔21〕在此，周恩来阐明了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必要性和民主与法制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必须实现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以便消除任何人、任何组织超越法律的特权，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内，真正做到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由于“人民的文化水平还不高，他们行使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的权利还不免受到一定的限制”，〔22〕故在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同时，尚需通过各种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增强其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使他们能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而提高其参政议政能力，并以此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进程。
(五)培养和提高民主意识的基本途径首先，从宏观上，周恩来认为应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增加生产总量，为培养和提高民主意识创造经济条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直接或间接地培养人民的民主意识；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充分调动全体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培养和提高人民民主意识等。〔23〕其中，周恩来尤为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问题，他曾在许多场合谈到由于我国体制上过分集权而抑制了民主意识发展的问题。他说：“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24〕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25〕即改进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改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让地方多一些自主权；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人民代表有充分的发言权，并通过他们实现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建立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互相尊重，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平等关系。通过制度建设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进而真正形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26〕的社会主义民主。
其次，从微观上，为培养和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周恩来认为，第一，必须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社会主义民主有无保障，党内民主生活是否正常，有无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应是一个基本尺度。50年代末60年代初，针对当时虚假浮夸风盛行的情况，周恩来先后多次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27〕许多人不敢说话。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风气？周恩来分析说，主要是党内民主生活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搞“一言堂”，领导压群众，上级压下级。如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有一个使大家敢于讲真话的民主氛围，而要创造这种氛围，就应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是领导者应带头作自我批评，“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28〕领导者所发表的意见，应“允许大家讨论，商榷”，甚至批判。因为“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29〕并加以修改，那么，作为领导者个人的意见为什么就不能讨论修改呢？所以，领导者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意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才有心情舒畅。”〔30〕事实证明，领导者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的确对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民主风气会产生直接影响。周恩来在主持政务会议或国务院工作会议所营造出的那种总理与委员间不分高低，发言争先恐后，人人畅所欲言的民主氛围，〔31〕就是最好的例证。第二，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做。周恩来说：“人又不是石头，哪有不思想的道理。我们要使人们把所想的都说出来。”〔32〕而人们之所以不敢说出来，主要是由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作祟。例如，在文艺创作上就缺乏民主自由的风气，作者须根据某些人的要求，按照某种固定模式进行创作，从而抑制了人们真实情感的流露。〔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