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必须将党的领导与个人意见区分开来。“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党的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省、市、县委员会等)的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在政协中，个人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共产党员决不能自居于领导地位。“在政协里边，在我们的个人往来当中，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有领导机关和政策才是代表领导的。不然的话，我们的民主生活，民主风气就不能够发扬，我们之间就有隔阂，中间本来没有墙，就会有一座精神的墙隔着，妨碍民主集中制的贯彻。”〔22〕
第五，党外人士要有职、有权、有责。党外人士既然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就应享有与其职务相当的权力，履行与其职权相当的责任。周恩来说：“非党人士要有职有权。”“有职、有权、有责，自然会发挥他们的积极性”。〔23〕
第六，共产党员要多交党外朋友，交畏友、诤友。周恩来批评党内一些同志不敢和党外人士接触，或者像清教徒不能和荤教徒搞在一起一样不屑和他们在一起的现象，要求共产党员要主动地多交党外朋友。他说：“共产党员既然参加了政协，那就要特别注意多接触自己不熟悉的事情和不熟悉的人物”，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党外朋友往来，可以多交新朋友、要交畏友、诤友，“就是说，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习惯了就不是畏友而是诤友了”。〔24〕
光辉的工作典范
在领导人民政协工作的长期实践中，周恩来身体力行，创造了良好的经验和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一)广交朋友，以诚相待，团结合作
统一战线工作就是团结人的工作，周恩来以广交朋友，善于团结人而著称。他强调：要尽可能地团结最大多数人，要划“最大的圈子”，不要划“小圈子”，“要在观念上，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干部来看待。”〔25〕人民政协筹备之初，为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尽可能多地团结党外各方面人士共同建设新中国，他通过拍电报、发信件及地方党组织的关系，热情邀请知名人士参加新政协。他和毛泽东联名致电宋庆龄，恳切表示：“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26〕并派邓颖超专程前往上海恭迎宋庆龄北上。他极力挽留来北平和谈的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诚恳的话语使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团毅然留了下来。由于周恩来的盛情邀请，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工商界和文教科技界的知名人士以及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都留下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中国曾多次拒绝政府的高官厚禄，1949年来到解放后的北平也无意做官。周恩来找他交谈，指出：“这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政府，不是做官，而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各党派斟酌制定了《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编写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27〕诚恳的交谈使黄炎培终于同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部长。许多党外人士赞扬说：周总理最能团结人。
周恩来一生交了无数党外朋友，朋友们都把它视为引路人和知音。他交友成功的秘诀在于：以诚相见，平等相待。周恩来说：“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成朋友。”他多次批评某些党员干部对党外人士那种“剑拔弩张”的态度，强调要和和气气，平等待人，反对把自己的主张强加在别人头上。他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他所凭借的是坚定的信念、明澈的思想、宽阔的胸怀、巧妙的论对和自己的模范行动，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折服”〔28〕
“文化大革命”内乱中，大批的政协委员和各界知名人士遭到了打击和迫害，党的形象，也因此受损。周恩来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保护了一大批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使人们在劫难中从他身上看到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许多党外朋友受到伤害后仍对我党表示谅解，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合作初衷不改。
(二)充分发扬民主，在政协中营造宽松的政治氛围
这是周恩来在领导人民政协工作过程中始终贯彻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为此，他强调了如下几点：第一，政协委员的人选不能搞“清一色”。他说：“政协不是一盆清水，如果是一盆清水就没有意思了。政协就是要团结各个方面的人，只要拥护宪法，立场站过来，我们就欢迎。”〔29〕第二，在政协内部，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他指出：“我们不可能设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铁板一块，大家都是一个想法，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一样。”“我们是政协机关，可以同时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的结果，不一定得出一致的结论”〔30〕。政协重在民主协商，不重于形式上的通过和多数的表决。第三，政协内部要求同存异。周恩来十分善于在矛盾中求同，他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有不同要求和矛盾，但在共同要求上，在主要政策上是能够取得一致的；同时他也正视异，允许异之存在。他告诫党内同志说：“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31〕“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求大同存小异，这并没有坏处。”〔32〕而要求同存异就必须有适当的妥协和让步，政协中，“除非最原则的问题不会妥协外，凡是有极大可能采纳的问题，最终可以取得妥协。”〔33〕
(三)重视调查研究
周恩来是个非常务实的人。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作为国务院总理，他长期深入工农群众，深入社会实际，审度中国国情，以保证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在政协工作中他也强调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他说：“要使我们的建设搞好，首先要实地调查，才能知道实际情况，如实反映情况，才有具体材料、具体经验可供讨论和研究。不要面临政协开会了，才到下面视察访问，平常也可以分期去，比如说一年下去几次。”只要注重调查研究，“我们的座谈会、报告会就有生动的事例来讨论，就能够产生一些提案、意见和建议”。〔34〕在他的指导下，人民政协把调查研究、视察、考察作为主要的工作方法，使之经常化、制度化，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周恩来是人民政协工作卓越的开拓者和杰出的领导人，他将毛泽东思想运用于政协工作的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政策和工作方法，并身体力行，有力地推动着政协工作的开展。如今，我国统一战线有了深刻的变化，人民政协的理论与实践无论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发展。但当我们回顾人民政协建立和发展的历程，追述周恩来对人民政协所做的卓越贡献，学习他关于人民政协的理论和工作方法，仍然能从中得到深刻和启迪。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社科系)
注释：
〔1〕童小鹏等：《关于筹备和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回忆》，载石光树编：《迎来曙光的盛会》第9页、第11页。
〔2〕〔3〕〔5〕〔8〕〔9〕〔10〕〔12〕〔13〕〔14〕〔16〕〔18〕〔19〕〔20〕〔21〕〔22〕〔23〕〔24〕〔29〕〔30〕〔31〕《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33页、第135-136页、第137页、第132页、第261页、第127页、第136页、第146页、第136页、第431-433页、第137页、第350-351页、第188-189页、第189-190页、第436页、第175页、第436-437页、第262页、第432和435页、第202页。
〔4〕〔7〕〔11〕〔32〕〔33〕〔34〕《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第41页、第42页、第186页、第259页、第18页、第282-283页。
〔15〕《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5页。
〔6〕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页。
〔17〕参见《人民日报》1954年12月27日。
〔2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7页。
〔26〕转引自刘孝良等著：《周恩来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第195页。
〔27〕参见李世英主编：《周恩来行政理论与实践》第97页。
〔28〕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等编：《统一战线的珍贵文献——学习(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6页。
龚育之：周恩来和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当前的一个热点。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不仅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近50年历史的一个重大方面，而且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分子近5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所经历和参与创造的历史，他们的欢欣和痛苦，他们的施展和磋跎，他们的追求和迷惘，他们同人民一起进行的奋斗和牺牲，他们为民族、为人民作出的贡献。
历史的基本方面，是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民族振兴事业的认同，是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认同。
历史又深含矛盾，多经曲折。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成功和正确，也有严重的失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尖锐地指出：“要坚决扫除长期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正确和错误，相互消长，又相互交织。
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我们提出了一个论断：“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他1956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1951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一脉相承，是建国以后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1〕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共识。
(二)周恩来的第一篇讲话，是1951年9月19日应北京大学校长和一些教授联名邀请所作的、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动员报告的讲话。它的特点，不在理论和政策上的创新，而在周恩来以知识分子一员的身分，向广大高等学校教师和学生现身说法，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金岳霖晚年写回忆，记述了他对周恩来这次讲话的感受：“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中讲的是立场问题。先讲民族立场，从革命的要求来说，光民族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进入人民立场。从彻底的革命说，人民立场仍不够，要进入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他犯过错误，他的错误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他的报告可能有两个钟头。对听众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突出的经验。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接着思想改造运动，或称洗澡运动，就展开来了”〔2〕
(三)周恩来第二篇讲话，是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它的特点，则是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实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上的创新。
包含两个方面的适应：
一个方面是适应国家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急切需要，适应世界正处在新的工业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前夜的迫人形势。过去，党主要是从革命的需要，从敌我友的阶级力量配置，来谈知识分子政策；而到1956年，周恩来代表中央要求全党，着重从建设的角度，从实现现代化和迅速改变科学文化落后状态的角度，从赶上世界、赶上时代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知识分子问题。
另一个方面是适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深刻变化。过去，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总是作两重分析：从经济地位上，承认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等，以取得工资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知识分子，称为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政治思想状态上，则认为知识分子由于其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这两重分析中，过去主要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主要是着重第二重分析。而政治斗争，过去主要是反帝反封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属于革命动力的组成部分，不发生把他们视为革命对象的问题。进入社会主义，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不把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两重分析的矛盾解决好，就可能出现把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的情况。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在1956年这个历史转折的年份，这个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并且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份，周恩来代表中央，以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和政治上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两点为根据，把过去的两重分析统一起来，宣布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个结论，是周恩来亲笔加写到报告中去的。它至关重要，是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理论和政策上的一个全新的结论，成为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理论基础。
(四)然而，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理论问题当时没有透彻解决。就在同年9月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提法，虽然强调的是必须运用这些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前些年，我曾问胡乔木，为什么八大报告没有重申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报告的新结论？乔木也记不大清楚，但他记得，知识分子会议时已有不同意见，会后《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里就没有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我查了中央政治局于这一年2月24日通过的这个指示，果然如此。不过指示中还是明确宣布“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同周恩来报告的精神是一致的。八大报告一方面确认了“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提法，没有重申“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提法。这里面就包含着矛盾。而到1957年以后，知识分子被一般地归入资产阶级的范围，并且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这是反右派运动、“拔白旗”运动以后，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的发展，在理论上的反映和总结。
(五)周恩来第三篇讲话，是1962年3月2日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它的特点，用现在的术语，就是拨乱反正，用当时的术语，就是纠正几年来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偏向。在这里我想稍微多说一点这次讲话前后的情况。
1961年我国进入调整时期，在科学教育文化工作领域，调整，首先的和共同的，是纠正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偏向。表现在中央的决策和文件上，先是在《科学十四条》、聂荣臻关于《科学十四条》给中央的报告和根据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两个文件时的意见而起草的中央批语(7月19日发出)中；接着是在《高教六十条》和中央关于《高教六十条》的指示(9月15日发出)中，以及正在酝酿的《文艺十条》中。但是这些文件都还没有触及那个根本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与此同时制订的工业“七十条”倒是触及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国营工业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薄一波在说明这个条例草案的时候，分析了技术人员状况的变化，指出：“过去每一次运动，有不少的企业总是把这些人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叫做旧人员。《条例》上也讲到这个问题，不能笼统说旧的技术人员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能说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技术人员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3〕但是，这个文件只管国营工业企业，没有涉及科学教育文化机构中的广大知识分子。
不过，随着中央制订和要求全国贯彻执行这些条例，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根本问题的普遍提出，是势所必至的。还在这些条例通过之前，在1961年6月19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就说过：“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在这些条例出台以后，鲜明地把这个根本问题提了出来的，是当时任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这一年9月28日，在广东省委召开的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的座谈会上，陶铸发表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讲话〔4〕，郑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11月，中宣部的内部刊物以《中南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党给他们“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为题，反映了这一重要动态。其中说：“十月间，中南局召开了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在这以前，九月下旬和十月初，广东省委也举行几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据《广东宣教动态》反映，大家对陶铸同志在会上提出的‘今后一般地不再叫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为高兴’，认为党已经给他们‘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还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对陶铸讲话表示欢欣鼓舞的发言。
这件事表现了党的一位地方领导人，在贯彻执行中央文件的过程中，在政策问题上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六)1962年春天的广州会议(其实是一个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一个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和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面对的正是在中南地区已经形成的这样的舆论背景。
中宣部科学处的同志参加了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简报工作。会议按刚刚开完的七千人大会的精神，“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畅所欲言地总结几年来科学技术工作中的成绩和失误、经验和教训。纠正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的偏向，成为会议的一大主题。学部委员、声学家马大猷在会上激动地提出：为什么现在还把我们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响应的人很多。这些情况都登在会议的简报上。周恩来看了全部会议简报。他到会上来讲话，作为中央领导人，难以回避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一根本问题作出权威说明的强烈要求。
于光远(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当时告诉我们：周恩来就这个问题，召集在广州的一些领导同志(现在记得他提到的有陶铸、聂荣臻、张劲夫、于光远、范长江、杜润生等人)征求意见。陶铸非常明确，说：他在中南局的座谈会上已经讲了，今后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但是，他的话只是“地方粮票”，中央领导人说了，才是“全国粮票”。科学工作方面的几位领导同志都表示赞同。周恩来还特别问于光远，说：你是中宣部的，你是什么意见？于也说了赞同的意见和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最后周恩来说：不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范围，这是今天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致的意见，我们大家共同负责啊！
周恩来3月2日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立论谨慎，照顾周到，但是，指出党历来认为同知识分子的联盟属于同劳动者联盟的范围，重提6年前知识分子会议的“初步估计”，强调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则是非常明确的。
对于这篇讲话，会上反映热烈，大家极其拥护，又感到还有意犹未尽、话犹未透的地方。经过同周恩来商量，陈毅于3月5日在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3月6日在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快人快语，作了那个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讲话。在3月6日的会议上，陈毅说：“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12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您们行‘脱帽礼’。”
周恩来回北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准备即将提交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这个报告中明确肯定：“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12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这就表明，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的“脱帽加冕”，已经不只是中央几位领导人的共同意见，而是经过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同意了的正式意见。
(七)然而，同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情况相似，这个理论和政策问题当时仍然没有能够透彻解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在高度评价周恩来广州会议讲话的地方，胡乔木亲笔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5〕
在1962年9月“重提阶级斗争”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有同志提到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问题，毛泽东已经表示了他对此并不以为然的意见。不过，他没有多谈，会上也没有多讨论。会议公报中，知识分子是没有“帽子”的“光头”，既没有加上“劳动人民”之“冕”，也没有重戴“资产阶级”之“帽”，相关的文字是：“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当然只是一种暂时的情况。
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一方仍然赞成广州会议上的意见。争论另一方的意见，以这样一篇讲话为代表，这篇讲话认为：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左”发生在1957年，1958年，1959年的下半年和1960年的上半年，表现为“拔白旗”，宁“左”毋右的那个纲领，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中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的知识分子，团结的范围一直要伸展到“中右”的知识分子。用这样一条界限来防“左”、防右。〔6〕
11月26日，陆定一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会上的不同意见，周恩来听后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他还引用刘少奇在关于宪法的报告上讲过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论据，说：“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邓小平表示支持，说：“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邓小平还说：“上次在主席处谈了，这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不下传。”〔7〕
虽然有了这个正式决定，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后来，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学术文化领域各种过火批判的日益加紧，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大多数再次被一般地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宣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这些领域，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在一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从知识分子、从学术文化领域开刀的。
(八)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才真正实现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新发展和新问题，属于党的另一段历史的研究范围，这里不作讨论。只讲一点：周恩来这三篇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文献，为新时期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准备了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
注释：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平装本)，第377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3〕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996页。
〔4〕见陆健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38-343页。
〔5〕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平装本)，第377页。
〔6〕这篇讲话是根据我的笔记本中的记录写的，记的是1962年10月22日陆定一在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所说的“宁‘左’毋右”的那个纲领，指的是中宣部在1958年12月1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上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毋右》的材料，这个材料反映这个教研组党支部有一些不正确认识，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团员助教都被认为是革命对象；认为提“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等等。“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是指教育部门曾有文件规定，只有政治上属于左派和“中左”的教师可以提升职称；属于“中中”的，有一半可以提升，另一半不能提升；属于“中右”的都不能提升，已划为右派的更不能提升。界限划在“中中”的中间，“中右”被划到敌人一边去了。
应该说明，陆定一虽然曾经不赞成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但他那时是坚决主张团结“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知识分子，直至“中右”知识分子的。为了体现这样的团结政策，陆定一建议把当时作为“中右”标兵的傅鹰教授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陆定一就被打倒，中宣部被称为包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阎王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陆定一复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包含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对周总理的敬佩和对自己的批评。文章中说：“对于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情况，周总理也作了实事求是的估计。有人把我国知识分子队伍说得漆黑一团，周总理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好的，他们听党的话，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陆定一认为，周总理着重看知识分子为谁服务，而不把世界观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当然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改造世界观。这是很对的。陆定一说：“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努力向周总理学习。”在另一篇文章中，陆定一又说：“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建设。要团结工人农民，还要团结知识分子。党内对于是否团结知识分子，又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主张。一种人，包括周总理、陈毅、聂荣臻、王震等同志，是重视而且能团结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是‘臭老九’，是敌人，‘知识越多越反动’，要打倒。‘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打击知识分子开头的。还有的人，在两者之间，比如说我自己吧，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同时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上述两篇文章，见人民出版杜1992年版《陆定一文集》第697-698页、第780-781页。
〔7〕转引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07页。
董 明：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思想的理论探析
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一直都是困扰人们的主话题之一。美国最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博士在其《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写道：“知识分子和国家当局的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议论纷纭的主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下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个来，那只不过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就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而言，费博士的这一席话可谓一语中的。虽然我党自诞生之初就与知识分子结下不解之缘，但在几十年的风雨征程中，它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却成为一个难解的“结”。在我们党内，第一个比较彻底地从思想、理论乃至实践上解开这个结的是周恩来。他的知识分子观既富于科学的理论性，又长于具体的实践性，即从理论的抽象层到实践的操作层，无不进行了独到的阐发，达到了知与行的高度统一，从而使其思想形成为一个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客观定位
研究知识分子问题，首先需对它进行客观定位，此为最根本的前提和基础。我党在遵义会议后，曾对知识分子的作用有过正确定位，因而在民主革命中较大程度地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周恩来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该问题上有其独特的贡献。他不仅肯定“自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知识分子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1〕，并旦还从经济地位上分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迟早都要走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的原因，认为他们服务于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是其理智的、必然的选择，是符合其历史发展逻辑的。而他独特的贡献则在于对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正确定位。随着建国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逐渐展开，他从战略高度向全党提出了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这个极为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指出：“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需要人‘急’，需要才‘专’，这是事实”〔2〕，“今天最大的不足是知识分子不足”，“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3〕。他还告诫全党，若现在不重视这个问题，势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他认定知识分子已成为我国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4〕，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5〕。所以他进一步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的思想〔6〕，认为“他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是我们国家的财富”〔7〕。这样，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就得到了客观而有力的肯定，为党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指向度。
科学定性
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均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它归属何种性质的力量？即如何科学定性。这也是我党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最挠首、因而也最多曲折的一个问题。
在此问题上，周恩来是我党内作出最大贡献的一位，也是其知识分子观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点。他首次正确解决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详言之，他在该问题上的思想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第一个提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阶级的科学观点。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党内普遍认为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一样是个单独的阶级。而周恩来还在1925年6月就指出，“知识阶级”的说法不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他们完全不是一个阶级，只可说是知识分子或知识界。1962年他更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8〕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处于统治地位，知识分子则基本转变到为人民服务。
第二，正确解决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属性，即：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一部分。1949年4月，他提出劳动知识分子的概念，同年7月，又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9〕。这是我党最早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工人阶级成员的论述。建国后，周恩来运用列宁关于进行阶级划分必须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思想，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又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探索和研究。正是在此基础上，到1956年，他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就正式宣布：“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0〕，“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11〕。这是完全符合我国现代知识分子发展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因此不仅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欣然接受，也被党的八大所吸收。在以后曲折前进的道路上，周恩来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这一观点。
第三，要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党内宗派主义倾向。为使以上观点能真正变成党的行动指南，周恩来还严肃批评了低估知识界在政治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否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而也很少在知识分子中间吸收党员的看法和做法，认为这是党内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倾向，是放弃领导、妨碍我们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妨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错误做法。因此这种倾向必须纠正。他认为我们所应当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就是“必须尽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同时尽一切努力尽可能迅速地给以进一步的改造、扩大和提高，使这种改造、扩大和提高的速度和规模能够真正符合我们国家的各方面伟大发展的巨人式的步伐。”〔12〕这样，就从正反两方面尽可能地保证了该科学论断能在实践中得以正确贯彻执行。为制止此后知识分子因从事业务而被定为走“白专道路”进而打击、压制知识分子，实际上也就从另一角度否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左”倾思想，周恩来在60年代初期的一个明确观点是：一个在本职工作中训练有素的人，比起一个热衷于政治但没有专业技能的人对社会主义发展更有价值。他说，“白专道路”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13〕。这就从知识分子的职业特质上规定了知识分子之所以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内涵，以防止一些形而上学的人借此打击知识分子，给知识分子钻研业务、发挥专长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有力的支持。
合理定量
定位和定性诚属必要，而定量也必不可少。在此，周恩来又率先在我党对它进行了明确、合理和全面的阐述。他以其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透过建国初尚有大量知识分子失业的表象，清醒地认识到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在数量上极端匮乏的问题，1950年8月就明确指出：“培养大批的建设人才，是我们现在最中心的问题”〔14〕。那么如何扩大这支队伍？周恩来在这一问题上总的思路是：开源和节流并举。
所谓开源，也即通过各种教育途径逐步建立起一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我们一定要在若干年内从劳动人民中培养出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15〕。至于培养渠道，他在1951年提出了提高工农干部文化水平、训练旧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有步骤地从现有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教育以及工厂里的艺徒教育等这样一套教育体制中培养三条措施。同时，他还把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工作也列入了科学发展规划中。特别是他在50年代提出应将派遣优秀科研人员到苏联等国学习、请来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培养人才及就地向来华苏联专家学习而不只是将其当作普通工作人员来利用相结合，这应当说是当时极为明智、最经济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所谓节流，即充分利用现有力量，做到人尽其才，杜绝人才浪费。周恩来对建国初普遍存在的浪费人才现象表示了其极大的不满和忧虑。他视浪费人才的现象为“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是“严重的损失”，并把造成该现象的错误视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要求坚决加以纠正。不仅如此，在节流问题上，周恩来还提到了学科平衡这样一个颇具专业性的问题。他指出，“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16〕这里周恩来已考虑到了学科结构平衡对现有力量利用最大化问题，防止出现类似木桶理论中的短板效应所产生的巨大浪费，这在当时是极富远见的，即使在今天亦不失为金玉良言。此外，通过制订并执行科技事业发展规划，把知识分子工作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局密切结合起来，也是周恩来在领导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其作用中的一个创造。它使知识分子的作用及潜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总之，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这一定量颇为合理，它从数量到质量、从要素到结构、从方式到内容等多个方面均作了相当周详的阐述。这不仅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的极端重视，还说明了他对当时我国国情的明察，因而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极具指导性。
求同存异话团结
如果说上述三条总体上是对周恩来知识分子观中的基本思想内涵即理论层面予以展开的话，那么从此处开始，则是针对怎样在具体工作中对待知识分子，也即主要从实践操作的方法论层面进行论述，正是它使周恩来这一思想达到了知与行的有机结合。
知识分子既非独立阶级，其世界观往往取决于其所处环境和条件，因而其政治思想必定不可能整齐划一；而且，他们常常是一小群甚至是极少的几个人在一起工作，因此养成各种不同的性格。“科学家的良心、骨气是可钦佩的，但是科学家的脾气有时是很难相处的，这都是一定的生活环境造成的”〔17〕。如对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不予置理，显然很难达到充分发挥其作用之目的，这也正是建国后我党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形成强制阶段与相对放松阶段循环出现的症结之一，其结果是消蚀了知识分子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激情，以至对知识分子的利用率几降至“冰点”。基于此，周恩来认为，为实现整体的共同目标，就要广泛吸纳人才，包括有缺点、有过错的人才，也即他主张求贤不求全，要用其大端。若求全责备，则人才难得，欲速不达。只有广纳贤士，兼容百端，求同存异，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兴旺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