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求何种“同”存甚么“异”？周恩来对人才坚持德才标准但又不过分看重有才干之人的弱点。对贤者，他主张要看本质，看大节，看主流。这个主流就是我们所要求的“同”，即凡是承认《共同纲领》、凡是为新中国为人民努力服务、甚至只要遵守国家的法令、从事正常的劳动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不管是工农出身、小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出身，不管他对共产党曾有过不同看法以至反对过，我们都应该团结〔18〕。对海外知识分子，他认为同样不能求全责备，甚至容许其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因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相异，互相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面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而“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19〕，更不是取消矛盾，而是恰当存“异”，否则，团结只能是乌托邦式的一厢情愿。我们“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做有大勇”〔20〕。周恩来正是这种有大勇之人，处处显示出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贤者，携手并肩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信任支持求真情
团结之目的在于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而这就需为其创造各方面的便利，因为其所从事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给予和谐的环境和良好的条件，此为发挥其作用所应有的必要投入。这也正是我党在抗战时期能成功地团结和发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秘诀所在，即：政治上尊重、信任；工作上放手支持；生活上关心、优待。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险恶战争环境的结束，党转而日益注重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而对如何继续充分发挥其作用则有较大忽略，使知识分子反而无法像在战争年代那样尽情施展才华，这与建国后对知识分子的亟需显然产生较强反差。周恩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重申上述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还结合新中国的客观状况，予以进一步发展。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人最珍贵的莫过于理解和信任。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故周恩来强调，要团结他们，首先必须充分尊重和信任他们，要学会用同志的态度去接近并了解他们，保证他们享受适当政治待遇。“你信任他，他也就信任你，彼此有了信任，就可以团结在一起工作”〔21〕。在工作上，周恩来除重申要放手支持的基本观点外，针对建国后知识分子被非业务性事务占据太多时间所造成的浪费，他提出了著名的“六分之五”原则，即每周保证专业人员至少有40小时用在业务上。他说，“学习政治我赞成，但是要精通业务，不能占用钻研业务的时间”〔22〕。这在当时情况下无疑是非常清醒、理智并不乏勇气的观点。同时，他还勇当知识分子的“后勤部长”，竭力呼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图书、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在生活上，他更是为知识分子尽可能提高生活待遇以避免因日常生活琐事浪费太多时间而殚精竭虑，因为他将这一时间的浪费视同“国家劳动力的损失”〔23〕，故必须降低这类“影子价格”，要求各有关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务必充分重视他们的生活条件，认为这是解决知识分子生活问题的关键。此外，周恩来在要求根据按劳取酬原则适当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以消除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等不合理现象、修改妨碍新生力量培养和知识分子提拔的不合理的升级制度及建立一系列奖励等制度的诸多方面〔24〕，都提出了其独到、全面的建议要求，从而将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是对知识分子真正信任支持的体现，惟有如此，才能求得他们真情的回报。
润物无声化甘霖
承认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属于劳动者联盟的范畴，并不等于说知识分子已不再需要继续进步。至于如何帮助他们继续进步，则必须照顾到知识分子的特殊性。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习惯了急风骤雨式的群众政治运动，建国后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也有意无意间延用了这些做法，进而混淆了政治问题与思想、学术问题的界限，极大地损害了知识分子工作，破坏了党与知识分子在战争年代培养的良好关系。周恩来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毫无疑问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要卓有成效地实现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就必须根据其特点，充分体现平等民主精神。这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首先，他指出了党领导的特定范围，即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是“大政方针、政策、计划”的领导。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人家熟悉，要信任他们，使他们勇于负责。否则，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机构〔25〕。周恩来在此明确摒弃了对知识分子大包大揽式的专制做法。
其次，他又指出，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不管是谁”〔26〕。这样才能防止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因个人主观意志随时可能产生的偏差而引起失误，从而影响知识分子作用的正常发挥。这应该说是一条在我国非常有现实意义且具前瞻性的论断。
第三，他进一步提出，帮助知识分子进行思想转变，粗暴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觉，采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改造必须靠自觉，“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27〕。他一贯的观点是，作为执政党，当然需要领导，但领导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领导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28〕，故他强调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帮助人不能给人‘上大课’，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29〕
无疑，这是一种如唐诗所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方法，是一种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符合知识分子特点的有效方式。它既保证知识分子拥有基本的学术自由权利，又给予民主平等而非强制、尊重其自主独立人格的教育帮助，这样的帮助才能使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工作才能做到其心中，因而也才能使我们的帮助真正化为知识分子思想的甘霖，从而使我们与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朝着共同目标前进。
扬鞭奋蹄须自强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因而人也总要不断前进，“停顿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思想生锈”〔30〕。知识分子亦莫能外。而任何事物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内因的决定性作用。知识分子的进步需外因的推力，更需内因的激发。因此周恩来在主张由外部和风细雨的帮助之同时，还向知识分子及时提出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要求。这也是吸取了我党历来所强调之观点基础上的产物。而周恩来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在于，他特别提倡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方法。在50至60年代他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三个著名报告中，都有较大篇幅谈到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问题。
首先，实事求是地分析知识分子的状况，率先倡导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并指明改造的主要内涵。他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属于人民内部的改造，其改造的内容首先要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这是解放后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任务。随着知识分子逐步接受党的领导，开始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种改造即告结束。此后，知识分子虽然仍要在新的水平上向更高的进步标准前进，但那是同其它人一样的“一种经常性质的任务”了，并特别指出，“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31〕。后来那种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作一个长期任务，搞没完没了的改造运动，显然不是周恩来所主张的。
其次，提出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途径。他认为这种自我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般说来，社会生活的教育作用最为广泛和直接；第二是经过他们自己业务的实践，这条途径也有重大作用；第三是经一般理论的学习，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它对于确立其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意义。这三条途径互相联系，不可任意割裂〔32〕，是带有知识分子自己的特点、因而也最为有效的道路。
第三，周恩来再次强调了自觉自愿的原则。他认为，我们应热情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实现他们的这种愿望，但必须坚持民主的、宽容的方法。世界观的改造要有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即便有的人在思想上坚持自己的错误，但只要他并不在言论和行动上反对人民，甚至还愿意用自己的知识和精力为人民工作，那么，我们在批判其错误思想的同时，就还要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创造条件帮助他逐步地觉悟起来，而不应采取任何简单粗暴的方式〔33〕。
显然，周恩来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上，充分坚持了求实和民主的原则。他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提出知识分子需要自我改造，扬鞭奋蹄当自强，而非一俊遮百丑；同时，他又特别考虑到了知识分子的特点，认为这一“扬鞭者”主要地应是知识分子自己而不是旁人，是自愿而绝非被迫地坚持自我改造，否则，必定事与愿违，欲速不达。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实了这一预见的准确性。
知识武装添保障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了上述从理论到实践的充分论述，按说已属相当完善，但周恩来作为一个卓越的实践家，敏锐地意识到还有一个常被忽略、轻视以至曲解，然事实上对知识分子工作做得好坏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即：党员干部队伍的知识化问题。
周恩来指出，我们绝不应设想，既然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就天然地会领导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建设，我们就天然地不会犯错误。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想法〔34〕。因为文化建设是一项非常重要但也最为复杂和专业化的任务，它同我党长期来所熟习的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大相径庭，所以仅靠过去那些知识和经验已远远不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已成为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要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基础知识，而且要熟悉各自领导范围内的必要的专业知识，掌握其特殊规律。否则，只能是空头政治，只能不着边际，瞎指挥。所以周恩来说，我们对待任何问题，都必须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不懂决不要装懂，“但是必须由不懂变为懂”，“无论中央各部门或各地区都必须学会更好地领导知识分子和领导科学文化事业”，因此“我们党必须培养出一大批精通科学和文化各部门知识的干部”〔35〕。这是决定我们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得好坏的重要保证。
在五六十年代那样的客观历史条件下，周恩来能预见并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确实体现了他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虽然早在30年代我党就作出了“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36〕的英明决策，但在建国后的大部分时间中，我党对党员干部的知识化问题常常是忽视的，以至还到过“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致地步。俗语“隔行如隔山”可做为最简洁的注脚。然而周恩来虽有能力及魄力认识到该问题，但欲真正付诸实施，在他所处年代却终究回天乏术。只是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才开始纠正这种片面性，并重申和坚持了他的正确论点。邓小平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明确地说：“毛泽东同志曾教导我们，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能长期安于当外行，要钻进去，逐渐成为内行。”〔38〕这标志着我们党在这一问题上经过实践的检验，终于达成共识，从而为在新时期切实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增添了有力的保障。
结语追根溯源示后人
周恩来的知识分子观是全面的，完整的。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发现寓于其中的战略性、科学性、求实性、民主性和服务性等特点，其思想内容基本涵盖了现今我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精神，因而对我们当前的知识分子工作仍有重要的、直接的指导意义。而且，进一步剖析周恩来所以能形成这一思想之源，并进而反思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工作者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对时下如何更好地做知识分子工作当有极好借鉴作用，也是我们此刻重温其思想的又一目的所在。
周恩来能够对我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出巨大贡献，这当然与他在党内长期分管知识分子工作有直接关系，但这一理由显然远不够充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以为至少还得包括以下三种“活水”：
第一，对马列思想的承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来都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认为没有他们的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周恩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自从他早年在欧洲留学时认定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毕生的信仰和追求后，就再也不曾有丝毫的动摇。他在1922年就郑重声明：“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39〕。既然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原则，且认的主义不再变更，那么也势必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观点。而实际上周恩来知识分子观的基本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是一脉相承的。这当是形成其思想的一个基本来源。
第二，对中国国情及知识分子状况的洞察。周恩来在思考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始终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他通过考察中国的社会状态和阶级状况，认识到由于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导致中国知识分子所受之剥削压迫尤甚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因此决定其革命性更强烈；而在一穷二白基础上从事建设事业的我们，则更需要知识分子。由此，知识分子问题在我国具有了特别重要的地位，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同时，还因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因而他们在近现代大多走了一条由爱国的、民族的思想，继而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并进一步觉悟到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救中国，最终走上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道路。因此我国知识分子服务于革命与建设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可能的。正是通过对中国知识分子这一历史发展轨迹的研析，成为形成周恩来知识分子观的关键性“活水”。
第三，博大的个人胸襟及其优秀的个人品德是形成其思想的又一种“活水”。周恩来的知识分子观是知与行的有机统一，也是该思想的一大特色。在其关于“行”方面的思想中，无不体现着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和细腻的方法论的并存。这无疑来自于其胸襟和品德方面的特点，即：无我、真诚、民主和严细。
周恩来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其心中只有党和国家的利益，只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因此，一旦认定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他就能够真诚地想方设法团结他们，平等交往，而丝毫不计个人的恩怨与名誉得失。“谈到名声、荣誉、快乐、财富这些东西，如果同友情相比，它们都是尘土。”周恩来相信达尔文的这番话，也切实躬行了它的真义，因而才有那些宽宏而又精辟的论述。另方面，其性格中又有极为细腻的一面，他能把可以牵动知识分子“全身”的每一根“头发”都悉数考虑到，因而使他的思想具有极强的情感性而富于感染力及号召力。更可贵的是，他将这些思想不仅写在了有形的纸上，还写在了其无形的实践之中，从而使广大知识分子“闻其风而悦之”，赢得了他们的真诚拥戴，成为矗立于他们心中的一尊不朽的丰碑。
总之，周恩来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知识分子问题理论家，更是一个成功的实践家。今天，当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隆升、因而能否做好知识分子工作、“能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的时候〔41〕，揣摩并学习周恩来成功的“秘诀”就有着极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这些“秘诀”正是：
第一，心到，即对知识分子工作在思想上必须高度重视，并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现实紧迫感。
第二，情到，即对知识分子工作要满腔热情地投入，并坚持在工作中情理并重，以情寓理。
第三，眼到，即密切关注知识分子所思所虑，了解其客观状况，体察和反映其实际问题。
第四，脚到，即经常深入并扎根知识分子中间，解决其实际问题，少说空话，多办实事，使他们得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最大限度为祖国建功立业。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注释：
〔1〕〔4〕〔5〕〔7〕〔10〕〔11〕〔12〕〔16〕〔20〕〔21〕〔23〕〔24〕〔25〕〔26〕〔27〕〔29〕〔30〕〔31〕〔32〕〔33〕〔34〕〔35〕《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8-359页、第276页、第280页、第427页、第278页、第426-413页、第282-283页、第300、281页、第124页、第422页、第288页、第288-289页、第420-421页、第423页、第220页、第424页、第360页、第297页、第424页、第293-294页、第295页、第427页、第305页。
〔2〕〔8〕〔13〕〔15〕〔2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页、第354页、第342页、第16页、第343页。
〔3〕〔6〕〔14〕〔17〕〔18〕〔19〕《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5页、第505页、第160页、第50页、第48页、第50页、第51页。
〔9〕〔2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9页、第131页。
〔36〕《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9-620页。
〔37〕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274页。
〔38〕《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第99页。
〔39〕《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0、46页。
〔40〕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1990年5月3日
王希恩：论周恩来的民族平等观
周恩来有关民族问题的思想是很丰富的，最突出的一点是他的民族平等思想，或者可以说，民族平等观是周恩来民族问题思想的核心和基础。
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既表现在国内不同的民族之间，也表现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周恩来对民族间题最早的系统表述是他1941年6月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一文。这篇文章在分析“民族至上”和“国家至上”两个口号在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积极意义的同时，也通过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阐发表达了作者的民族问题观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使中国民族自由独立于世界；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周恩来在文中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作了深入阐发，但他明确指出，国际间真正的民族平等是孙中山民族主义对外方面的精华，而中国境内各民族应一律平等又是孙中山民族主义对内方面的首要涵义。〔1〕因此，周恩来在这里表达的民族思想明确是以民族平等为基准的，而且这个基准在他以后的民族思想中始终没有改变。本文从五个方面对周恩来的民族平等思想加以论述。
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像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周恩来是从爱国走向革命的。周恩来在回顾自己青少年的历程时说过，我自己和大家一样受过旧教育，后来因为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2〕青年时代的周恩来曾东渡日本、西赴欧洲，他与他的同学感到“一出国门，就觉得中华民族处处受人歧视欺侮，国际地位很低，深感愤慨。”〔3〕周恩来深切地感受了民族危机的深重，他的经历使他有着极为浓郁的民族忧患意识，同时也使他有着为实现民族平等而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鲜明民族思想。这一思想早在他留学国外和投身五四运动时既已频频出现在他的言论和文章中，而在中华民族抗击外国侵略最为激烈的抗日战争时期显得尤为突出。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华民族是处在被压迫民族的地位，它要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自求解放，尤其在今天，它要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自力更生，从抗战中达到解放之路。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牺牲是中华儿女最光荣最主要的任务。〔4〕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中国共产党人完成民主革命的根本目标，周恩来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民族思想是和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根本目标相一致的。
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除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外，周恩来的民族思想着重强调了三个方面：唤起民族意识；实现全民族的团结；自力更生、独立自主。
民族意识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和利益的感悟。民族意识的觉悟是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标志，也是被压迫民族争取自身解放的必要条件。周恩来讲道：“一般的人开始最容易有一个民族观念、民族立场。因为中国是一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容易使我们产生爱国的民族观念。”〔5〕这里的“民族观念”、“民族立场”实际就是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总是首先发生在民族的先进分子那里，然后由他们向全民族扩展。无疑，周恩来是中华民族意识的最先觉悟者之一，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意识最积极的唤起者之一。他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华民族，教育人民热爱中华民族。他常说：“中国是古老的民族，也是勇敢的民族。中华民族有两大优点：勇敢，勤劳。这样的民族多么可爱，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源泉。”〔6〕他在中华民族最危机的时期大声疾呼：“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7〕
民族意识是建立在对自身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建立强固的民族意识，离不开优秀民族文化的树立。周恩来在阐发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时提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目前抗战中特别需要。中国的民族道德、民族气节应该发扬光大。〔8〕
团结是胜利的保证，也是实现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前提。这一点在周恩来的民族思想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他多次指出：“我们主张除汉奸外，全中国人民都应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就连汉奸除绝对坚决不愿悔悟者外，都应争取之，宽恕之。我们认为在中国，阶级利益并不与民族利益矛盾。除掉极端自私自利大发国难财的极少数分子外，任何阶级欲维持其整个阶级利益，只有从民族解放的利益中取得。日寇不打走，民族解放达不到，阶级解放也无出路。”〔9〕他在纪念辛亥革命27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今天在反对日本强盗的自卫战争面前，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不分任何种族、阶级、党派、信仰、性别，都应该联合起来……中国抗战，非全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不能成功。”〔10〕周恩来的这些论述，不但为当时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显然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争取民族独立、抗击外国帝国主义需要全民族的团结，维护民族独立、实现民族振兴更需要全民族的团结。特别在当今实现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中，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从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地促进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团结。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主张，争取民族独立，主要的不是依靠外部力量，而是要自力更生。周恩来的民族平等思想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他反复强调，中华民族是能自立能奋斗的民族。他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对外方面涵义的第一点解释就是“中华民族依靠自力更生，求得独立解放。”〔11〕这一思想也贯穿于以后周恩来的整个外交思想中。建国前夕，他在论述党的外交方针时就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在政治上，我们的立场仍然是民族独立，平等相待。”〔12〕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办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独立的表现，也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从无数带血的事实中得出的教训和经验。
总之，唤起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独立和解放，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平等地位，这是周恩来民族平等思想在对外方面的首要一点。
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主张国家平等和相互尊重
对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被压迫民族来说，长期的落后需要长期的奋斗加以改变。在此过程中，它仍然需要同帝国主义的各种阻挠破坏作斗争，需要同各种具有自身利益的外国或外国集团打交道。因此，获得独立以后怎样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各种对外民族思想必须要回答的问题。由于作为共和国总理和长期主持外交工作的特殊身份，使得周恩来民族思想在这方面的内容十分充分，而它所体现的仍然是民族平等的基本精神。
首先，周恩来极力主张维护中华民族在国家关系上的独立和尊严。建国之初，周恩来在《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讲话中提出了六项外交方针，其中第一条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而这个新的基础就是毛泽东在建国之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的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六项方针的第三条则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13〕这些比喻很恰当，且有不可动摇的原则性，它充分显示了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方面的坚定立场和严正态度。
其次，基于民族平等的思想，周恩来不但为维护和保卫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和尊严竭尽全力，而且向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主张国家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讲道：“我们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观念，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的民族是统治世界的特殊民族，而其他民族都是被统治者。我们也反对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优越观念，或人种优越观念，因为他们认为被他们统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或其国内的有色人种，都是劣等民族，或将被淘汰的人种。”〔14〕周恩来也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中国人民反对一切压迫其他民族的非正义行为，同情和支持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解放以后更反复陈述了这一观点，并为建立一个平等公正的国际新秩序而作着不懈的努力。更有意义的是，由周恩来提出并由他和印度及缅甸领导人共同倡导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如今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国家关系准则。这是周恩来为实现国家关系方面的民族平等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然而，就上述而言，周恩来国家关系方面的民族平等思想似乎并未超出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所具有的民族主义思想范畴，但周恩来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民族平等思想决没有停留在这一点，因为他在国家关系方面的民族平等思想始终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基础之上的。建国初期，他在阐述我国外交工作的思想领导时，所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处理党的关系、国家关系以及民族之间关系的一项基本准则。马克思主义要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结合。周恩来早就说过：“中国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矛盾，也不冲突。国际主义者在中国必须坚决实行中国民族主义，才能使中华民族得到独立解放，走向国际舞台。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必须同情和联合国际主义的运动，才能共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求得国际上真正的民族平等，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15〕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总是在热爱自己的民族，维护自己民族利益的同时，也以博大的胸怀无私地支持和帮助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一切正义事业。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的民族观和其他一切民族主义思想区别开来。周恩来的上述思想也正是他的民族平等思想有别于其他民族主义平等观的根本所在。
坚持反对大汉族主义
民主革命时期，由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最主要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周恩来的民族平等思想主要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民族关系。但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被推翻，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实现，周恩来的民族问题思想就大量地侧重于国内民族关系了。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汉民族在人口、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绝对优势，汉族的统治阶级又较长时间地掌握着国家政权，并长期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从而造成了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不满、戒备、敌视和民族关系的紧张。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在自己的民族纲领中始终将铲除民族压迫和歧视，反对和消除大汉族主义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解放以后，对此问题更是充分重视。这方面，周恩来的民族思想表现得十分充分。具体来看，他是从四个方面论述这个问题的：
1.“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16〕这是因为，汉族在历史上长期占有统治地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不承认少数民族，只提‘边疆问题’，并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压迫少数民族，这样就加深了民族隔阂。”〔17〕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歧视使得大汉族主义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解放以后，虽然铲除了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政治制度，但由于长期的历史影响，汉族社会中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不尊重现象在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这种现象的存在极大地妨碍了民族团结，妨碍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和社会主义总目标的实现。地方民族主义也是需要反对的。“如果在兄弟民族中存在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分裂的倾向。”〔18〕
2.大汉族主义有时是自觉的，有时则是不自觉的，要充分注意少数民族的心理感情。周恩来多次讲到：“历史上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现在也还有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当然，不自觉的多，自觉的少。”〔19〕“任何民族都有它的民族心理感情。汉族因为居于优势地位对少数民族的心理感情是不容易体会的。”〔20〕“我们的干部，在处理民族问题的时候，大汉族主义常常会不自觉的表露出来。就是很注意这个问题了，有时也不免会有一些疏忽。所以，我们在工作中要处处谨慎，否则小事情会变成大事情，局部性问题会变为全局性问题，即刻就会闯出乱子来。”〔21〕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长期的被压迫地位，使得他们在与汉族的交往中对涉及他们民族的问题十分敏感，经常表现出对于汉族的戒备和怀疑，这一点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自然消除。而汉族同志如果对此不警惕、不谨慎，往往就会在不自觉中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因此，在各民族的相处中，“汉族一定要自觉，遇事应多责备自己，要严于责己，宽于待人。这样少数民族也就会跟着汉族的样子做，各个民族就会真正自愿地合起来。”〔22〕反对自觉的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和警惕不自觉的大汉族主义，这是周恩来严密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民族问题上的体现。他切实揭示了当时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而这种揭示至今仍不失儆戒意义。
3.历史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现在我们应“代为受过”，向少数民族赔不是。周恩来多次说：“我国有些少数民族，原来是居住在中原的，后来汉族逐渐发展，就把他们挤到边疆去了。汉族人口多，所居住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好，经济、文化也比较先进，处在有利的地位，这样汉族就逐步地得到了较快的发展。”〔23〕而汉族统治阶级又长期地掌握着中国的政权，对少数民族实行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近代以来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更加深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因此“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向他们赔不是。”〔24〕周恩来的这些论述符合列宁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一条原则：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社会上实际形成的不乎等。它也在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周恩来对此讲的很清楚：“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必须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共同目标出发。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目标，就反对不了两种民族主义。”“要把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事实上不平等的现状逐步加以改变，为共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这就需要各民族互相团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批评。汉族同志中如果确实有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和错误，就批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而不要简单地、不加分析地指责，不要对汉族的整体产生怀疑、不信任。不然就会助长民族分裂的倾向，不能达到民族间的团结。”〔25〕共同目标和团结这一点十分重要。不管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应该时刻牢记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时刻不忘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管批评地方民族主义还是大汉族主义，都应该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团结统一、从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这一共同目标出发。“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民族的最高利益。”〔26〕今天我们重新温习周恩来的这些论述，依然感到具有十分重要的教益意义。
尊重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强调民族区域自治
政治权利平等是民族平等的首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民族政治权利的平等，尤其重视对被压迫民族和处于少数地位的民族政治权利的尊重。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半个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制度。周恩来是我国民族工作实践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创立人之一，而他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有关论述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这方面理论的经典之作。周恩来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篇文章：《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1957年3月)和《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1957年8月)。这两篇文章透彻地分析了我国实行这项制度的特点、必要性和意义，也是周恩来民族平等思想的重要内容。
民族区域自治首先是建立在对少数民族应该享有政治平等权利的承认和尊重基础之上的。每一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政治权利，但在不同的国家这种权利的实现各有区别；而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则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实现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正确选择。周恩来从我国和苏联的对比中详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苏联的自治共和国和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与两国的历史有关，也与两国革命的背景有关。“俄罗斯在19世纪已经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还有很大的封建性。一方面，它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另一方面，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拥有殖民地。那个时候，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些民族，都是被沙皇这个俄罗斯政权统治着。这是一种殖民统治。而且，当时俄国的各民族都是一个一个地各自聚居在一块。中国的历史同当时俄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中国的民族发展在地区上是互相交叉的，内地更是如此。汉族曾经长时期统治中原，向兄弟民族地区扩张；可是，也有不少的兄弟民族进入过内地，统治过中原。这样就形成各民族杂居的现象，而一个民族完全聚居在一个地方的比较少，甚至极少。”“历史的发展使中国各民族多数是杂居的互相同化，互相影响。中国民族多，而又互相杂居，这样的民族分布情况，就不可能设想采取如同苏联那样的民族共和国办法。因为要构成一个民族共和国，需要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绝大多数的民族人口要聚居。”俄国十月革命“是在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里进行革命的，所以必须摧毁旧的殖民地关系。为了把各民族反对沙皇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同无产阶级、农民反对资产阶级、地主的斗争联合起来，列宁当时强调民族自决权这个口号，并且承认各民族有分立的权利，你愿意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也可以，你愿意参加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生义共和国来也可以。当时要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站住脚，就必须强调民族自决权这个口号，允许民族分立。这样才能把过去那种帝国主义政治关系摆脱，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主义国家站住脚。当时的具体情况要求俄国无产阶级这样做。中国是处在另一种历史情况之下。旧中国虽然有北洋军阀和后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压迫劳动人民，压迫兄弟民族，但是整个中国则是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成为半殖民地，部分地区则成为殖民地。我们是从这种情况下解放出来的。革命的发展情况也和苏联不同。”我国各民族的密切联系，在革命战争中就建立了起来。“总之，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对外曾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内部是各民族在革命战争中同甘苦结成了战斗友谊，使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得到了解放。我们这种内部、外部的关系，使我们不需要采取十月革命时俄国所强调的实行民族自决、允许民族分立的政策。”〔27〕这里，周恩来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我国为什么必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学习苏联，实行民族联邦制的原因。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思想基础。我们正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找到了实现民族政治权利平等的最好途径。周恩来对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的充分论述和强调，是他的民族平等思想在此问题上的充分展示。
但是，在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不仅是实现民族政治权利平等的终极目标，作为一种政策、一种制度，它更多地是一种实现民族团结和繁荣的手段。如同反对大汉族主义最终是为了促进民族团结一样，周恩来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论述，也强调了它的归结点的问题。周恩来反复说明：“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应当强调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对民族分立、民族‘单干’。”〔28〕“我们主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样做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好处。”〔29〕可见，在周恩来的民族思想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归结点就在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以及共同的发展和繁荣。离开这个归结点就不可能正确理解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也不可能正确执行这一政策。这一点，是周恩来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极重要内容，我们对此不可有丝毫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