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广西与其他民族地区一样，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产业结构基本上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几乎没有现代工业，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家小工厂外，其余的只能算是手工作坊。1949年，广西全省工农业总产值11.4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6亿元，占14%；在工业总产值中，手工业产值1.45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91%。〔6〕经过1949-1957年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期间的发展，全省工农业产值达到25.94亿元，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提高到〔30〕。8%。贵县、横县、邕宁等甘蔗主要产地开始出现现代化糖厂，但工业骨干项目很少，影响了广西民族地区工业的发展。
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工业是少数民族现代化的关键。周恩来在1957年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1958年初南宁会议期间，广西省委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建设水电站、钢铁厂、化肥厂的要求，得到了支持。周总理嘱托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主持这三大项目的规划工作。很快，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准了这一规划，三大项目随即上马，这就是现在的西津水电站、柳州钢铁厂和柳州化肥厂。
三大项目是创建广西工业的开端，在建设过程中一直得到周总理的支持。1958年1月下旬，周总理批示解决西津水电站在施工中出现的材料供应紧张的问题。〔7〕1960年第一季度，西津需用钢材4000吨，水泥1.5万吨。当时国家有关部门按计划分配给广西全年的水泥和钢材远没有这样多。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领导经过反复斟酌，直接给周总理发了电报。总理在电报上批示：必须如数解决西津所需钢材水泥。电报转到了水电部，问题很快就解决了。1961年，为了渡过经济难关，根据党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全国许多在建工程相继下马。当时自治区政府认为，西津水电站是广西工业命脉所系的项目，不能下马。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自治区政府主席韦国清取得周总理的支持，向党中央、国务院呈交请求续建西津水电站的报告，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批准，西津水电站工程才没有下马，〔8〕于1964年按期建成投产。西津水电站当时是广西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23.44万千瓦，年发电量10.91亿千瓦小时。它的建成，推动了自治区工农业的发展，为广西大型电站的建设积累了经验，同时培养了一批电力工业技术人材，奠定了广西工业发展的基础。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柳州钢铁厂于1960年10月一号高炉正式开炉投产，1970年建成二号高炉，轧出第一批钢板，如今成为广西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柳州化肥厂也于1966年建成，1967年投产，现在成为广西最大的以生产氮肥为主的企业。
(二)关心和指导广西农业和其他经济建设。
周总理认为，汉族应更多地帮助少数民族，“最根本的问题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如果少数民族在经济上不发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所以，要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就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9〕周总理除支持和帮助广西三大项目建设外，还对广西其他经济发展予以殷切关怀。首先，广西水利资源极为丰富，但是降雨年内分配不均，年际变化很大，自古以来旱涝交错，灾害频繁，是障碍广西工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周总理非常关心广西的水利建设，早在桂西壮族自治州时期，周总理就来看过百色地区建的几个水库。〔10〕1960年3月5日，他在南宁召集有关人员专门研究广西水利建设和发展农业的问题，随后乘船视察邕江。〔11〕在周总理的关怀指导下，自治区党委加强了对水利建设和发展农业的领导。西津灌区、那板水库、百东河水库、澄碧河水库、青狮潭水库相继建立起来，周总理还亲自审查了青狮潭水电站的设计图纸。
1965年，三线建设的全面铺开，加快了广西经济的发展。周总理和罗瑞卿总参谋长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同志关于广西备战情况和国防公路、航道建设方案的汇报，并就着广西地图进行了认真讨论。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规划方案，同时还批准了韦国清的另一项请求：在广西农村征集一批青年农民，组建一个解放军工程兵团，用来修筑广西的国防公路；通过修路、军事训练和学文化，把这些入伍的农村青年培养成为将来的技术人才和农村干部，为广西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红水河的开发也在三线建设的时候开始了。红水河的开发，对于解决广西、广东以至中南地区的能源问题，开发桂、滇、黔等省区的有色金属矿藏以及建设华南电网，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从60年代至今，在红水河已经建成或正在施工的水电站7个，除提供电力能源外，还在防洪、灌溉、航运等几方面产生了效益。
(三)建设广西最大的海港防城港，为广西对外开放和成为西南地区出海通道奠定基础。
防城港是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建设起来的。60年代，为了援越抗美，中央、国务院决定建设防城港。后来周总理又指示，不管越南停战与否，防城港都要扩建为对外的贸易港口。〔12〕1973年春，越、美巴黎和平谈判签字，防城港的援越工作终止，对于防城港今后的去向和上千人马如何安排，周总理指示“防城港要继续扩建”。〔13〕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自治区政府把防城港的原班人马全部转向基建，保留防城港务局，成立防城港指挥部，一套人马两个招牌，建设万吨级码头，准备搞一个对外开放的大港口。1975年5月，国家计委批准自治区政府的立项申请，同意投资1.4亿多元在防城港扩建5个万吨级泊位。从此，防城港的建设纳入国家的规划建设项目。今天，防城港成为我国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自治区制定“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三沿’(沿海、沿江、沿边)突破，打通西南出海通道，北联南开，中部拓展，辐射全区，加快广西经济发展”战略，党中央作出“充分发挥广西作为西南地区出海通道的作用”的决策，我们不能不敬佩和感谢周总理当年在建设防城港问题上的战略眼光和先导作用。
(四)重视拼音壮文的创制和推行使用，推动广西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
民族语言文字是形成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民族平等和语言文字平等，是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历来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原则。建国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在民族文字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总理是这一政策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执行者。他要求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应尽速确定文字改革的方针，以便推动和帮助尚无文字而有独立语言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14〕壮族文字的创制和改进工作从此开展起来。1954年5月，政务院批准了《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创造壮文工作被列为帮助全国少数民族创立文字工作的重点。经过对壮语方言材料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进行全面的对比研究，制定了《壮文方案》草案，并在壮族部分地区试行。1957年11月29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第63次全体会议，正式批准了《壮文方案》，并决定在壮族地区全面推行使用。这样，壮民族合法的拼音文字诞生了，壮族从此结束了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壮文的推行使用，推动了壮族地区的文化建设，有利于壮族人民智力的开发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对于坚持民族平等，促进壮族地区社会的繁荣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力挽狂澜，努力维护广西民族地区社会的正常秩序
在“文化大革命”中，广西是形势最复杂、两派群众组织对抗最严重、动乱时间最长、两派的代表在北京谈判时间最久和最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区之一，是“文革”的重灾区。周总理在处理广西“文革”问题上，可谓弹精竭虑，《周恩来年谱》中关于周总理与广西“文革”的记载有35处之多。一方面，他未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文化大革命”“左”的指导思想，并执行一些“左”的政策，另一方面，他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和已经认识到的问题上尽量纠正“左”的错误，努力减少“左”的破坏，维护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发挥着力挽狂澜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广西民族地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执行干部政策，保护了一部分自治区党政负责人。
“文革”开始后，广西同全国一样，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的许多干部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和迫害，自治区主要党政负责人更是这样。周总理不愿意用过激的态度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对待为革命和建设做出过贡献的党的领导干部。他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尽力对一些在他看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干部加以保护。其中既有党和国家各部委、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也有一部分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在广西，他先后保护过韦国清、贺希明、霍泛、伍晋南、覃应机、安平生等自治区党政负责人。1967年3月13日，当韦国清(时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主席)开始受到冲击时，周总理打电话指示韦国清，广西地处援越抗美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要韦国清站出来当军管会主任。1517日，周总理又指示韦国清前往北京。1967年8月1日，周总理得知广西一派群众组织赴京代表团把被康生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和“叛徒”的贺希明(时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霍泛(时任区党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押回南宁批斗的消息，即电告限期将贺、霍安全送京。11日，该群众组织将贺、霍二人送回北京。161968年1月5日，广西几个群众组织批斗、侮辱、折磨伍晋南(时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达两个多小时。同日，周总理办公室来电指示，要广西这些群众组织对揪斗伍晋南的行为承认错误，否则通报全国。〔17〕覃应机(时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副主席)在他后来的回忆中说，“文革”初期，他因重病住院，“造反派”要揪斗他，时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打电话报告周总理，请示怎么办，总理说：病了就让他休息治病嘛！这样，覃应机得以由广州军区安排在边防部队保护起来。〔18〕周总理在接见广西群众组织代表时，反复向他们宣讲党的政策，对干部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说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不等于是“黑帮”等等。要求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要随便抓人、抄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革命群众对一些干部的迫害。
(二)关注祖国南大门边境安全，保证援越抗美战备工作和怍战任务的完成。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周总理十分关注援越抗美前线的情况，尽一切努力排除对援越抗美战备工作的干扰。1967年3月，周总理指示，要对广西实行全面军管，要韦国清当军管主任。9月2日，周总理亲自接见在广西上空击落美国来犯飞机的有功人员。1911月7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广西军区和驻军“支左”干部代表时叮嘱他们：广西是援越抗美前线，战备工作一定要搞好。〔20〕1968年，广西两派武斗升级，他们冲击军事机关，抢夺部队武器弹药，铁路运输中断，援越物资受阻，形势混乱。为稳定广西局势，恢复铁路运输，周总理做了大量工作。一是责成广西“革等”小组和军队“支左”干部解决广西铁路问题。要求他们做好群众工作，及时地把援越抗美的敌情告诉群众，把任务告诉群众，把政策交待清楚，以便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共同对敌。〔21〕二是多次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批评他们的严重错误，促使他们达成协议，有效地保证铁路畅通。三是主持制定和亲自修改下达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维护铁路交通，保障援越物资运输畅通的紧急补充命令，对各种破坏铁路交通的行为予以严厉制裁。
(三)努力维护广西工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
周总理对于“文化大革命”冲击工农业生产，各地出现的停产和混乱非常不安。他认为：“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22〕1967年初，鉴于地方党政机关已经瘫痪，周总理指示：“当前春耕生产，由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领导”。1967年3月，广西军区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组织自治区直属机关和军区机关800多名干部分赴春耕生产第一线。〔23〕1967、1968两年，广西武斗迭起，工农业生产连连受损，周总理多次向广西两派群众和支“左”部队指出武斗给生产建设带来的危害，制止破坏铁路交通、调动农民进城武斗的行为。1969年9月，周总理又亲自主持制定和下发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要求各个地区和业务部门应“立即加强和组成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停止串连，坚守岗位，保证本单位革命和生产的正常进行。1971年，周总理抓住了林彪集团被粉碎之机，及时召开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纠正极左思潮，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使全国包括广西在一段时间内，工农业生产形势有明显好转。
(四)反对武斗，努力化解、和缓广西两派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维护社会正常秩序。
“文化大革命”初期，广西两大派对立不断加剧，在1967年至1968年发展到进行大规模武斗，破坏铁路交通，冲击军事机关并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的严重地步。周总理自始至终反对“中央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恶劣行径。从1967年6月1日至11月19日，周总理八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敦促他们消除对立，严厉批评他们抢夺援越军用物资和派性武斗，呼吁各派立即停止“内战”，封存并上交武器，保证铁路畅通。在周总理的劝导下，两派组织曾先后三次达成关于停止武斗、上交武器、实行联合的协议。为了尽快制止武斗，稳定广西的局面，周总理多次参加关于解决广西问题的会议，亲自向广西各派赴京代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并写信给毛泽东等人，提出“停止武斗、纵火，恢复铁路交通，将是目前政治动员中在广西首先要实现的任务。”〔24〕还审阅、修改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颁发的关于制止广西等地武斗、恢复社会秩序的文件，加写了“坚决停止铁路系统和地方的群众组织相互串连”，“绝对不许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坚守‘四不’方针，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争取团结绝大多数群众，孤立打击一小撮敌人”等内容。〔25〕在处理广西两派冲突过程中，对抢夺枪支武器弹药、攻夺建筑物、纵火烧民房等严重行为提出了具体解决措施。这些工作不知耗费了周总理多少时间和精力。
(五)为建立走向有序的广西“革委会”操劳。
“革命委员会”是毛泽东为约束各地严重混乱状况而提倡的一种地方政权形式。它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是国家政治体制的一种倒退。但是，与运动初期的无政府状态相比，成立“革委会”毕竟是把“无序”纳入“有序”的一个重要过渡步骤。周总理参与了各地“革委会”的组建筹备工作。为了广西“革委会”尽快成立，周总理做了许多说服劝导工作。1967年11月16日、17日，周总理分别接见广西两派代表，重申在大联合中要正确对待干部，消除对干部的派性观点。说服双方要让韦国清、安平生、伍晋南进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261968年5-8月，周总理多次接见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广西两派群众代表和军队“支左”干部，要求大家支持革命委员会，这是经过双方协商、上级批准的合法机构。在广西无论如何一派掌权是不行的，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如果联合不起来，广西的混乱局面就要继续下去，再继续就会犯罪。〔27〕经过反复的艰苦工作，1968年8月26日，广西革命委员会在南宁成立。从此，广西的局势逐步走向稳定。
周总理在“文革”中对广西这一局部地区所做的部分工作，与他作为全国总管家的工作量相比，只是沧海一粟。他虽然支持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这个运动的错误决策，并讲了一些违心的话和做了一些违心的事，但同时他又为遏制动乱、稳定局势、减少危害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和牺牲。对“文革”中广西问题的处理也是如此。正如陈云后来所说：“没有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28〕这就是广大人民对“文革”中的周恩来不仅能够理解他而且崇敬和讴歌他的重要原因。
周总理对广西民族地区的发展所倾注的心血和期望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崇高精神。一是平等对待少数民族的民主精神。他尊重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干部，态度谦虚，从不盛气凌人，善于根据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办事，帮助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与祖国大家庭一起共同繁荣和进步。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了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他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三是顾全大局的宽广胸怀。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为了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他能认真听取不同意见，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处境和困难，在分歧的意见中求同存异；就是对于持错误意见者，也能耐心说理，循循善诱，不强加于人。四是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他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对工作极端负责，一丝不苟。对广西地方的请示报告多次亲自动手修改，容不得半点马虎和懈怠。周恩来的精神在广西各族人民心中矗起了高大的丰碑。
(作者单位：中共广西区委党校)
注释：
〔1〕〔3〕〔7〕〔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9页、第29页、第121页、第291页。
〔2〕〔4〕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委员会召开的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广西民族区域自治文件资料汇编》第126页)。
〔5〕《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57页。
〔6〕《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地理》第45页。
〔8〕〔10〕〔12〕〔18〕覃应机：关于解放后在广西工作的回忆(《忠心耿耿为人民》第152页、第146页、第164页、第165页)。
〔13〕江明：覃应机同志与防城港(《忠心耿耿为人民》第380页)。
〔9〕〔1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82页、第219页。
〔15〕〔17〕《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22页、第65页。
〔1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75页；《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47页(两书对送贺、霍回京的时间记载不一，前书为11月，后书8月11日，文章以后书为准)。
〔20〕〔21〕〔27〕焦红光：“文革”中周恩来处理广西问题忆(《广西党史》1996年第6期第14-17页)。
〔19〕〔24〕〔25〕〔2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86页、第248页、第243页、第200页。
〔22〕《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73页。
〔23〕《当代广西年表》第172页。
〔28〕《陈云文选》(1956-1985)，第218页。
冯今源：试论周恩来的宗教观
本文拟就周恩来宗教观形成的基础与历史地位作一初步探讨。
周恩来宗教观的理论基础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的宗教，处理中国的宗教事务，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共建社会主义祖国，是周恩来宗教观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周恩来宗教观最坚实的理论基础。
共产党人历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在国际、国内讲坛上明确宣布：“宗教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不同就是不同，不必隐瞒。”〔1〕“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2〕，信仰共产主义，不信仰任何宗教。同时，周恩来认为，宗教在人类社会里是一种长期的、普遍的现象：“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管农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子让人家不信仰宗教“是不可能的”。〔3〕他指出：“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有的信仰具有宗教形式。有的信仰没有宗教形式。宗教界的朋友们不必担心宗教能不能存在。按照唯物论的观点，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4〕
上述论述，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论。
第一，周恩来不是就宗教本身谈宗教，而是把它放到一定的社会、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一贯倡导的。“宗教本身既无本质也无王国”〔5〕，考察宗教现象必须以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6〕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周恩来所强调的〔19〕世纪末的中国农村，正是那种“颠倒了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玉皇大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构成的“神权”，同政权、族权、夫权一起，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成为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7〕这正是宗教赖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在那个“颠倒了的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地主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们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8〕19世纪末的中国封建社会，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都不是支配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阶级，因此，他们一般地也不得不接受统治阶级思想的支配，接受宗教神权思想的束缚。这是宗教在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阶级根源。周恩来关于农民或工人家庭出身的人都有可能信仰宗教的观点，正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这种宗教理论基础之上提出的。
宗教信仰现象的存在，还有其认识论的根源。恩格斯曾经指出，灵魂不死的宗教观念在原始人那个发展阶段，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是由认识上的普遍局限性造成的。把“能解释的东西都称为自然的东西”，“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归之于超自然的原因”〔9〕，这是宗教的认识论根源之一。周恩来关于信仰宗教是因为“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的观点，完全符合恩格斯的上述思想。
第二，周恩来提出了宗教长期性的著名论断。这一论点的提出，同样基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政治解放的观点没有权力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要求一切人放弃宗教。”“就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这就证明，宗教的存在和国家的完备并不矛盾。”〔10〕宗教的消亡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产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物。”〔11〕在马克思主义这种宗教长期性理论基础上，周恩来提出了关于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的精辟论述。他甚至认为，信仰宗教的人，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也依然有可能存在。这是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继承和发展。他对宗教长期性的这种深切认识，为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共中央1982年19号文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周恩来还依据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提出“不搞反宗教运动”〔12〕的方针。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历来主张应该“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3〕他们从对宗教的长期性、规律性的深刻把握入手，提出宗教的产生、发展与消亡自有其客观规律性，并不依人的主观意志、感情好恶为转移。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对鲍威尔批判宗教、废除宗教的错误主张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关于无条件地禁止宗教存在而促使宗教消灭的荒谬主张，也作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他们都是以实现人类彻底解放去促使宗教反映的最终消失，批判鲍威尔、杜林等人错误主张的。列宁也曾一再重申恩格斯对“比社会民主党人做得更‘左’或更‘革命’的人”的谴责：“认为他们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14〕他从宗教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总任务、总目标出发，批判杜林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禁止宗教存在这一似乎是革命的主张”是“重蹈俾斯麦反教权派的覆辙”；指出“俾斯麦的这场斗争，只是巩固了天主教徒的战斗教权主义，只是危害了真正的文化事业，因为这样一来不是把政治上的分野提到首位，而是把宗教上的分野提到首位，使某些工人阶层和民主派忽视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迫切任务而去重视最表面的、资产阶级虚伪的反教权主义运动。”〔15〕
周恩来关于“不搞反宗教运动”的方针，正是在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
周恩来宗教观的实践基础
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是周恩来宗教观得以形成的实践基础。
同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样，周恩来也是在中国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历史巨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作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观察、分析中国的宗教问题，深刻地把握中国宗教的特点，参与制定并积极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倡导宗教界朋友在反帝爱国、建设新中国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中国共产党的精诚合作，积极引导宗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金光大道。周恩来以其极富中国特色的宗教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中的重要篇章。
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国家都是政教合一的。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正如列宁所说：“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16〕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提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7〕
中国的宗教与欧洲却有所不同。周恩来指出：
第一，“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在中国，宗教同政治一向是分开的，所以宗教问题不像欧洲政教合一的国家那样严重。”〔18〕
中国有多种宗教，但中国从来没有占统治地位的所谓“国教”。最高统治者可以是某一宗教的信仰者，但那属于其个人信仰，不代表国家的整体信仰。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中包括神权；但神权不仅不代表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而且始终小于皇权，受皇权的限制和支配。封建宗法制度决定政治体制，政治体制决定宗教体制。宗教依附于政治，依附于皇权，为皇权政治服务。宗教必须向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靠拢；否则，即难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因此，中国的宗教问题确实如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向来“不像欧洲政教合一的国家那样严重”。
第二，中国宗教界素有爱国爱教、反侵略反压迫的传统。
周恩来在《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四次谈话》中说：“但是应该指出，自五四运动以来，基督教里面有进步分子，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是同情中国革命的。比如大革命时期，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中的进步民主人士，曾掩护过一些从事职工运动的革命分子和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团体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有很多基督教进步人士同情并参加了反蒋、反美斗争，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迫害。解放战争获得基本胜利以后，在北京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宗教界的进步民主人士也有代表出席。”〔19〕他曾特别提到“在上海一直奋斗的宗教界人士吴耀宗先生”，称赞吴先生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马寅初、李达、符定一等人一样，在抗战时期“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迫”，在国民党统治区“单枪匹马地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领导着很大一批民主人士，联系着许多方面的人士在奋斗着”，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20〕
基督教界如此，其他宗教界也如此。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
就中国的具体环境而言，到了近代，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宗教信仰者与整个中华民族一起，“是受外国侵略、欺凌和压迫的，所以人们首先产生的是一种民族的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21〕在这样一种具体环境中，各种宗教的信仰者的主流思想，必然是反压迫、反侵略的，必然是民主的、爱国的。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在面对外来侵略日益猖獗的时候，广大信教者及其知识分子会同全国人民一起，“可以由民族思想、爱国思想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的思想”〔22〕，投身到革命洪流、反对外来侵略的洪流之中。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群众性是中国宗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宗教团体不同于政党，它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政治组织，而是由思想信仰一致组成的集合体。在宗教团体中，固然有剥削阶级出身的人，但更大量的信教群众则是劳动人民及其知识分子。诚然，历代统治阶级曾利用宗教为其反动统治服务，某些宗教甚至还深受帝国主义的影响。例如：“我们知道，天主教徒里边有不少是受了梵蒂冈影响的人，还有一些是带有反动意识吃洋饭的人。但是天主教有几百万教徒，这首先就是一个群众问题。我们不能把几百万信天主教的人都看作是吃洋饭的。如果这样说，一定会脱离群众，因为这里边有很多是劳动人民。”〔23〕又例如：帝国主义曾利用基督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做过“许多坏事”，发生过“许多坏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基督教内仍然还有“甘心情愿做帝国主义走狗的”人。但是，这“并不是说宗教界的每一个人都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都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分子是少数”〔24〕；以吴耀宗先生为代表的民主爱国力量，代表着中国基督教的主流和广大教徒的心愿。
第三，历史上的中国宗教具有多样性、包容性的特点，长期共存，相互影响，彼此合作，而不互相攻击。周恩来说：“我们从来不像有些国家那样在宗教问题上争执得那么厉害，甚至被帝国主义者挑拨引起战争。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本来是可以合作的。我国信佛教的最多，第二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第三是信天主教的，第四是信基督教的。我国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向来就是合作的。”〔25〕的确，处于相同社会地位的中国各种宗教和睦相处，一般并不像西方宗教那样过分强调信仰上的差异，因信仰划分敌友。除个别历史时期的个别地区外，就全国范围而言，基本上没有西方宗教史上那些残酷的宗教战争发生。
第四，中国宗教具有民族性和国际性的特点。周恩来1956年5月30日接见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两个伊斯兰教代表团时说，中国差不多有一亿人信教，其中，“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信仰宗教，并且有不少的少数民族是整个民族信仰一种宗教的。回族、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等都是整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藏族全都信仰喇嘛教。这一点和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信仰伊斯兰教，但你们民族中也有信仰基督教的，还有信仰印度教的。我国少数民族中信仰宗教的占很大比例。”宗教在我国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对全民族信仰一个宗教的少数民族来说，宗教对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影响就更大些。”〔26〕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还涉及到中国宗教的国际性特点。他欢迎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代表团来华访问、考察，“对我们提出批评，可以推动我们的工作”。“今后，我们和亚非伊斯兰教国家的来往将要更多。我们的邻居不仅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还有很多信仰佛教的国家，他们的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对于我们的工作也是一种推动，会推动信仰佛教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发展。”他希望中外“伊斯兰教友之间今后多多来往，每年开斋节都应该彼此往来”。〔27〕在1950年5月《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四次谈话》和1951年1月2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茶话会上的讲话》中，周恩来则谈到中国宗教国际性特点的另一方面：基督教、天主教接受帝国主义或梵蒂冈影响的问题，美帝国主义仍企图利用中国的宗教团体来进行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问题。
第五，周恩来认为，“宗教在教义上有某些积极作用，对民族关系也可以起推动作用。”〔28〕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是以大量事实作基础的。以伊斯兰教为例，其教义中确有许多积极的内容，在人类进步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在中国的民族关系史上起过很好的推动作用。伊斯兰教提倡学习文化，鼓励追求学问。公元7世纪以后，遵照先知穆罕默德“学问远在中国，当去求之”的“圣训”，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阿拉伯、中亚、波斯的穆斯林，梯山航海，来到当时世界文化最发达的中国，孜孜不倦地刻苦攻读中国传统文化。至元代，“回回之人遍天下”，涌现出一大批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天文学家、历算学家、医学家、建筑学家、政治家、理财家、军事家、哲学家、地理学家、文学家、诗人、学者。在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成份的基础上，以伊斯兰教为纽带，东来的阿拉伯、中亚、波斯的各族穆斯林，凝聚成一个新的民族——回回民族，使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到今天，回回民族遍布全国各地，拥有近千万人口，是中国分布范围最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周恩来曾多次称赞回族，指出：“回族所以这样多，就是因为他能把别的民族成份吸收进去，吸收了就壮大了。”这种“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的民族同化，“本身就有推动进步的意义”，〔29〕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其中，伊斯兰教在教义上的积极作用功不可没！千百年来，我国10个民族的穆斯林，历尽沧桑，百折不回，艰苦奋斗，建设家园，保卫祖国，投身革命，日益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宗教教义的熏陶和激励，取决于其心中坚定的信仰。伊斯兰教是这样，其他如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也都是这样，其教义中都有一些积极的内容，起过积极的作用。如周恩来所说：“基督教是16世纪马丁·路德反抗罗马教皇的专制、实行宗教改革而建立的一个新教会，它在当时的社会上曾起了积极的作用。”〔30〕
这一论断是科学的，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信仰宗教，并且有不少的少数民族是整个民族信仰一种宗教的。”宗教对这些民族的影响极大，宗教文化是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一些民族的主流文化。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上没有优等民族与劣等民族之分，如果我们承认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智慧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同时承认给这些民族以各方面巨大影响的宗教在教义方面确有积极作用。宗教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一种曲折而特殊的反映，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产物。化天下以宗教，崇道德以信仰，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历史告诉我们，每当社会价值观念伴随时代发生变迁时，就会与陷入危机的旧的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冲突，就会呼唤与传统价值观、传统伦理道德观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新学说，呼唤解决社会信仰危机与伦理危机的新宗教。佛教、道教、早期基督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都是应当时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需要解决，社会价值观念需要变迁，社会信仰与伦理道德需要重建。因此，这些宗教的产生都曾受到旧势力的迫害，都对当时的社会进步有过一些积极的贡献。它们之所以能够凝聚广大信教者并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们那些有积极作用的教义，得益于能为一般群众接受的宗教伦理道德的感召力。〔31〕
周恩来处理中国宗教问题的具体主张
根据对中国宗教的这种整体认识与具体分析，周恩来提出了处理中国宗教事务的一系列具体主张。
第一，“只把宗教信仰肯定为人民的思想问题，而不涉及政治问题。”〔32〕他说：“我们把宗教信仰问题常常看得太简单了，拿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认识来要求所有的人，要求所有人的人生观、世界观都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思想认识是逐步改变的，而且思想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就宗教信仰来说，更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们只是希望，爱国的宗教界人士，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愿意努力学习。这样，他们思想上还有宗教信仰，这并不妨碍我们整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团结，并不妨碍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33〕这就为我们确立了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基本原则。
第二，信教者与不信教者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是根本一致的，享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例如选举权问题，他说：“我们要做到真正的选举，不分性别，不搞种族歧视，不分宗教信仰，不论财富多寡和教育程度的高低，只要达到适当的年龄，没有其他特别原因，便可参加普遍的选举。”〔34〕
第三，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说：“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35〕他强调对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必须“正确地执行”、“实实在在地执行”〔36〕；“对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其他群众性的风俗习惯，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坚持不干涉的原则。”〔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