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纲四目”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制定的，“一国两制”首先也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考虑的，现在“一国两制”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相信，经过两岸人民的努力，“一国两制”必定最后在台湾得以实现。
(作者单位：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页。
〔2〕〔7〕〔8〕《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8页、第200页、第202页。
〔3〕《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26页。
〔4〕〔6〕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41-42页、第34页。
〔5〕《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册，第2250页。
〔9〕《华声报》1994年5月17日。
〔10〕《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5日。
〔11〕《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第452页。
郑克卿 常 志：周恩来对港、台问题的战略思考与邓小平的新创造
香港、台湾历来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被英国占领，台湾被国民党集团盘踞。因此，如何实现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这是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重大历史使命。作为新中国的开国总理周恩来，在港、台问题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而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同样对港台问题极为关注，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形成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本文拟对周恩来关于港台问题的几点战略思考作初步探讨，并概要地分析一下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所实现的创造性发展。
一
(一)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对待英国占领下的香港，这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又紧迫的问题。对于香港，周恩来讲的很清楚：“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1〕这是基本立场。在这一点上，周恩来从未有过丝毫动摇。但是，何时收回香港更为有利？这对新中国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对新中国领导人智慧的考验。建国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做出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策。这个决策是极具战略眼光的。“暂不收回”香港，并不意味着我们党和政府承认关于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或者放弃香港，而是有更加深远的考虑：其一是从新中国的全球斗争战略考虑。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就预见到了美国将对新中国实行封锁。而英国在香港有直接利益，无论如何它是不愿意失去这块宝地的。据此，周恩来认为，如果我们把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上，就等于抓住了英国人的一条辫子，就等于拉住了英国，使其一方面对我采取较为友好的态度，另一方面又不能对美国的反华政策跟得太紧，从而有利于打破美国的封锁包围政策。其二是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考虑。周恩来认为，新中国需要同国外进行经济上的往来，而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的情况下，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里，它就有可能成为新中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2〕我国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周恩来的这一决策是极富远见的。在改革开放前，香港对保持国内与西方的经济往来，对促进内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足见周恩来上述思考和决策的远见卓识。
(二)在50至60年代，由于恢复行使对香港主权的时机尚不成熟，周恩来思考较多的是如何对待、利用英国占领下的香港这一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提出了一些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观点：第一，在香港实行不同于内地的政策。周恩来指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因此，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3〕周恩来在这里实际上阐明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在祖国大陆与香港实行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这虽然是针对英国占领下的香港而言的，但这种观点所蕴含的思维方式、思维方法是十分可贵的。如果我们按照这种观点的内在逻辑和思路来设想一下回归以后的香港应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这一问题，那么，是有可能得出要在香港和大陆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这一结论的。这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周恩来关于在香港实行不同于内地政策的观点是探索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第二，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周恩来认为，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比如原材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等等，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使其成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此外，香港还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周恩来在50年代提出的这些观点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在1978年以前，正是因为有了香港这个阵地，我们才得以从西方国家引进国内所急需的机器设备，才得以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如果没有香港这个阵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可能会更加封闭。
(三)如果说周恩来在五六十年代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待和利用英国占领下的香港，那么到80年代，邓小平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则是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一雪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4〕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的立场非常坚定，他说，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无论周恩来，还是邓小平，两人都坚定地认为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国一定要收回香港。周恩来的说法是“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邓小平的说法是“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两种说法何其相似！两个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何时收回香港的问题。在建国初期，由于“时机”不成熟，周恩来作出了暂不收回，长期利用的决策。到了80年代，国内外形势大变，“时机已经成熟”，邓小平果断做出了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的战略决策。这个决策对于推进祖国统一的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我们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应当指出的是，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这两个具体结论虽然不同，但二者都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的，都不愧为一种正确的战略抉择。
二
(四)台湾问题是新中国领导人面临的又一重要课题。但台湾问题的性质不同于香港问题，后者是收回失地、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它涉及中英两个国家，而台湾问题则是如何统一，采取什么方式统一的问题，这纯属中国内政。建国初，我们党对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武力解决，并且进行了解放台湾的军事部署和针对性训练。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到抗美援朝问题上来。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特别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台湾问题才又被重新提到日程上来。但是，此时国内外的情况较之50年代初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从国内来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全面展开，发展经济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中国迫切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把主要力量用到经济建设上。其次，从国际形势看，朝鲜停战后，特别是经过日内瓦会议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协议之后，和平越来越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呼声日渐高涨。最后，由于美国加紧对台湾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控制，引起国民党许多军政人员的不满。鉴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周恩来开始考虑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1955年4月，在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之前，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明确指示代表团：“可相机提出在美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5〕这表明，此时毛泽东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就已经比较明确了。至1956年初，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中共准备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这年的1月25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里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他还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6〕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周恩来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政策。1955年5月13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周恩来首次提出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观点。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同年7月30日和1956年6月28日，他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和一届三次会议的讲话中又两次重申这一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周恩来进一步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决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7〕他还真诚地指出，历史上国共两党曾两度合作，现在，“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8〕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是我们党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领导人之一。他不愧为和平统一祖国伟大事业的探索者、开拓者和播种者。事实证明，周恩来提出的这一设想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五)实现和平解放台湾的目标，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必须排除美国的阻挠。为达此目的，毛泽东抓住时机，及时作出了同美国谈判的决策。1955年4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在万隆发表声明：“中国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9〕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我国政府于同年8月同美国政府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对于中国来说，与美国谈什么，不谈什么，这又是一个涉及国家主权的重要问题。对此，周恩来明确提出：“只有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才能由中美两国讨论和解决；至于台湾回到祖国的问题，不论采取什么方式，都只能而且完全可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处理，决不容外国干涉。”〔10〕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和富有远见的，它划清了国际和国内两类问题的界限，使我国在国际和国内斗争两个方面都处于主动地位。主张与美国谈判，就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爱好和平的真诚愿望，得到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从而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而坚持台湾回归方式问题不在谈判之列的原则，则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与尊严，避免了自缚手脚，确保了我国政府有权使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来实现国家主权的统一，从而在处理内政问题上也立于主动地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处理外交问题的高超艺术。
(六)在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的进程和步骤上，周恩来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战略思想，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长远目标和近期策略的高度统一。50年代中后期，美国要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二岛，企图划峡而治，割断大陆与台湾的联系，搞两个中国，以达到它长期霸占台湾的目的。蒋介石则不愿意放弃，他仍然做着以金门、马祖为跳板而“反攻大陆”的美梦。为了挫败美国的阴谋，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用这种奇特的方式“帮助”、“支持”蒋介石守住金门、马祖，并把台、澎、金、马和大陆“联系”起来，从而维护一个中国的局面。周恩来亲自组织、指挥了炮击金门的战略行动。为什么要“支持”蒋介石守住金门、马祖？周恩来在1959年12月接见溥仪等人时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今天美帝国主义要把侵占台湾合法化，想把金门、马祖给我们，把台湾、澎湖留给自己，把蒋介石搞掉。我们认为台、澎留给蒋介石比留给美帝国主义好，将来这些地方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怀抱。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不给美帝国主义以机会。”〔11〕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不要金门、马祖这一两个小岛，正是为了将来能把台、澎、金、马一起收回。基于这种考虑，尽管当时我军完全有能力解放金门、马祖，但并没有这样做。事实证明，当年把金门、马祖留给蒋介石，对于稳定和维护两岸的关系，对于防止两个中国的倾向，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七)改革开放以后，围绕海峡两岸之间的关系，邓小平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思想。第一，在大陆和台湾为什么要统一的问题上，邓小平认为，这首先是一个民族感情问题，民族问题。他说：“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12〕其次，“台湾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13〕邓小平说，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一旦台湾和大陆统一了，形势就稳定了，这个热点也就消失了，这些人不也就死心了吗？基于这样两点分析，邓小平坚定地认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干年也要统一的。第二，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战略方针。1979年1月1日，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从而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扫清了一大障碍，提供了新的可能。邓小平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战略方针。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时公开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只提台湾“归回祖国”。这是我们党对台政策的一个重大发展。此后，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的讲话中又明确地把“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作为我们在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之一。为了促进和平统一的早日实现，邓小平建议国共两党进行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在统一祖国的问题上，“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14〕第三，在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了决不承诺放弃武力方式的战略思想并进行了深刻的阐述。1979年1月5日，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时说，我们多次声明，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现了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的愿望。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他把话讲得更清楚：我们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的统一？”〔15〕言外之意非常清楚：如果台湾当局一意孤行，拒绝和平统一。那我们只能以武力方式来实现统一。在统一的问题上，武力是一种决不能放弃的威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向美国人承诺放弃武力(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也不能向台湾当局承诺放弃武力方式(因为我们不能放弃国家统一)。总之，“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重点号为引者所加)〔16〕历史必将雄辩地证明邓小平这一“战略考虑”的正确性。
三
(八)妥善地解决统一以后台湾的前途问题，是实现两岸统一的关键因素。对这一问题，周恩来作了多方面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思想观点。首先，在台湾军政人员的个人前途问题上，周恩来提出，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只要他们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中发挥了作用，立了功，政府就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他们就一定能够得到祖国和人民的信赖和照顾。”〔17〕周恩来还多次谈到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等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的个人前途问题，认为统一之后，他们除继续掌握台湾党政军大权之外，肯定会在中央政府、人大或政协安排一定的职务。对此，中共自有善处。事实证明，这种态度和政策，对于消除台湾某些军政人员的担心和疑虑，对于缓和两岸紧张关系，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其次，对两岸统一后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方针政策，周恩来也作了深入思考，明确提出了“一纲四目”的方针。“一纲四目”是60年代初，由毛泽东提出并由周恩来归纳、概括而成的我们党对台湾的基本政策。“一纲”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是：一、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二、台湾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遣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这里，“四目”的第一条即是讲权限问题，从这一条可以看出，统一之后台湾是高度自治的。第三条实际上是讲社会制度问题，这一条表明，对台湾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可以“从缓”，即暂时还可以继续保持其原有的社会制度。这说明，周恩来当时对台湾未来前途的思考确实已深入到了社会制度这个层面。尽管这种思考还是初步的，不系统的，但它毕竟为后人继续思考和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九)与毛泽东、周恩来相比，邓小平对祖国统一大政方针的思考，大大地向前发展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毛泽东、周恩来主要考虑了两岸统一后中央政府的对台政策，并未涉及港、澳。而邓小平则不仅考虑了对台政策，而且全面思考港澳回归后的政策。毛泽东、周恩来等提出和概括的“一纲四目”虽然也涉及了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但是，他们更主要的还是从权限划分、人事安排、经费等等这些具体问题上来考虑基本政策。而邓小平则抓住了社会制度这个关键因素，重点考虑了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构想。所谓“一国两制”，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8〕邓小平把“一国两制”作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总体方略。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方略，我国政府先后与英国、葡萄牙达成协议，顺利解决了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的问题，并且香港已于1997年7月1日顺利回归祖国。问题之所以能够这样圆满的解决，除了历史的机遇之外，关键是靠“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高超之处就在于它允许差别存在，并把它法律化、制度化了。允许差别存在也就易于为各方所接受。更为重要的是，允许港、台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利于继续保持这些地方的繁荣与稳定，而这对祖国大陆也是有益的。所以，“一国两制”确实是邓小平的伟大创举，对祖国统一大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都是历史性的贡献。
纵观周恩来、邓小平对港、台问题的战略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在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上有这样几个共同特点：第一，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邓小平，他们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贯穿着一条红线，这就是实事求是。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再到“和平统一祖国”；从在香港要实行不同于内地的政策到“一国两制”，这一系列的发展和变化无不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第二，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是原则性极强的人，在原则问题上他们从不妥协退让。但同时他们又是很讲灵活性的人。在涉及国家统一、主权与领土完整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他们都寸步不让，而在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则又能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第三，立足长远、立足大局看问题。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是战略家。他们思考问题总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或国家的总体战略出发，从不拘泥小节，不拘泥于眼前和局部利益。以上三个方面是周恩来和邓小平思考港、台问题的共同特点。当然，通过分析、比较我们也发现，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许多新的重要论点和构想，这些是毛泽东、周恩来在他们那个年代不可能提出的。
(作者单位：华北航天工业学院)
注释：
〔1〕〔2〕〔3〕《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52、第354、第352页。
〔5〕〔6〕转引自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2部，第273页。
〔7〕〔8〕〔10〕〔1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2页、第202页、第201页、第202-203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70页。
〔11〕《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97页。
〔4〕〔12〕〔13〕〔14〕〔15〕〔16〕〔18〕〔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页、第219页、第219页、第31页、第86-87页、第87页、第58页、第215页。
毕万闻：周恩来与幽禁中的张学良
关于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交往与友情，特别是西安事变前后的交往与友情，以及张学良被囚之后周恩来多次呼吁释放他的种种情形，已有不少论著谈论，许多人已耳熟能详。但在张学良幽禁期间，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秘密交往，以及周恩来对张学良的暗中保护和关怀，至今仍鲜为人知。笔者根据文献和对有关人士的采访，将此情形做一介绍。
周恩来对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使张学良大为敬佩
众所周知，周恩来生前总是高度评价“千古功臣”张学良，并称他为自己的“老朋友”。张学良在被幽禁55年之后，刚一获得自由就公开讲道：“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他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我俩见面感情极好。”〔1〕1936年4月9日夜，在国难深重的时刻，两人在延安(时称肤施)初次秘密会晤，谋求携手抗日共同救国的途径和办法，披肝沥胆，一见如故。5月12日夜，两人举行第二次延安密谈，又谈了一夜。西安事变期间，应张学良之邀，12月17日，周恩来飞抵西安，住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里，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种种事宜，至25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飞往南京为止，周与张朝夕相处了8天。此后，张学良即被长期幽禁，再也没有与周恩来见过面。这就是说，两人在一起聚晤的日子，前后加在一起，只有8天零两夜。
1937年2月17日，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受顾祝同的派遣，到溪口拜见张学良。张学良听了何柱国等人的汇报之后，公开地给杨虎城、于学忠各写了一封信，表示凡有利于国者，一切都无足顾惜，嘱告东北军将士和衷共济，“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2〕并要何柱国暗中转告部下：“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3〕这个朋友，指的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来。除了写给杨、于的这两封信之外，张学良还背着看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密信，要何柱国秘密地带到西安，交给周恩来。不久，周恩来收到了此信。但为了张学良的人身安全，周恩来与何柱国生前对此信内容都一直守口如瓶。该件大意如下：
柱国兄来谈，番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
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
此信对周恩来和红军大加赞扬，这些皆有事实根据。1937年初，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并派重兵压向西安，强硬坚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撤兵移防，以便中央军进驻陕西境内陇海铁路沿线，否则即向西安方面开战。为了防止内战重新爆发，尽早实现全国一致抗日的大目标，张学良毫不顾及个人及东北军团体的利害，一再写信或拍电，要东北军撤兵移防。周恩来也从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赞成先撤兵移防，然后再设法营救张学良。可是东北军内部矛盾激化，高级将领主和，中下级军官即所谓少壮派则主战。少壮派坚持只要南京方面不放回张学良，西安方面就决不撤兵移防，如果中央军进攻，即与之决一死战。但内战一旦打起来，无论谁胜谁败，损失的都是中国的国防力量，受益的只能是日本侵略者。再说，当时“三位一体”(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军事力量远不及中央军。特别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其战斗力更弱。如果战败，势必在更苛刻的条件下接受和平，而张学良获释的可能也就更加渺茫了。然而，在张学良陪蒋去京之后，由于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坚持，西安方面匆忙放走了事变爆发时与蒋介石同时被扣的陈诚、钱大钧等十几位南京政府的军政大员，放走了数十架战斗机和500名空军地勤人员，使西安方面失去了确保张学良返回西安的人质和物质。这在东北军内部，已进一步增强了少壮派对王以哲等高级将领的不满，而张学良陪蒋去京反遭囚禁的不幸遭遇，大大激发了东北军将士对自己统帅的深切爱戴和对蒋介石背信弃义的强烈愤慨，这种发自内心的激情也感染了十七路军官兵和社会群众，因此，一月下旬，少壮派的主张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同情。与此同时，1月27日，西安与南京双方代表在潼关的谈判达成了东北军撤往甘肃等口头协议。但潼关谈妥之时正是少壮派主张在西安得势之日。27日夜，应德田等50余名少壮派官兵到金家巷中共代表团住处，围逼周恩来，要求红军能与他们一道作战，否则就与红军“破裂”，一直闹到后半夜。28日，周恩来整天劝说他们，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少壮派仍然群情激昂。这时，原来主和的东北军高级将领有的动摇了，有的不敢讲话了。原来就拿不定主意的杨虎城也赞同不释张即不撤兵的主张，主战空气几乎弥漫了整个西安。有人竟扬言要对中共代表团实行“兵谏”，甚至拟好了暗杀名单，内有主和将领和中共党员。周恩来闻讯后，即派人把当时已在西安的张闻天等人送到红军驻地三原。后来又把博古、叶剑英等大部分中共代表团成员送到三原，自己仍留在西安继续做各方面的工作。
1月29日，张学良又一次写亲笔信，“飞送”西安。强调“目下大局及国家问题重于良个人问题千百倍”，“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务必依照潼关口头协议撤兵移防〔4〕。可是当晚，东北军团长以上军官在渭南开会。在应德田的鼓励下，会议通过了不释张即不撤兵的决议。与会者包括实际上主和的何柱国在内都在上面签了名。至此，正如周恩来所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两友军决心打，红军不打更刺激他们”，出现了“红军出卖朋友”的不满言论〔5〕。30日，有几批军官到中共代表团住处表示抗议。“三位一体”面临着破裂的危险。而在不了解西安严重局势的中共领导人之中，有的正提议红军率先撤兵，对此，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而且建议撤消原定的红军不参加作战的决定。30日下午，周恩来赶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部，说服了在那里的张闻天、彭德怀等人，商定一旦中央军进攻，为了不与两友军对立，红军要与两友军一道进行自卫战。当夜24时，在延安的毛泽东等人复电同意。31日中午，周恩来赶回西安，将红军与两友军共进退的决定通知了张、杨两部，那种“红军出卖朋友”的言论不攻自破了。
可是，31日上午，东北军51军军长于学忠自兰州飞抵西安。张学良去京前曾以手谕令东北军听从于学忠指挥。于学忠是主和的，这时已与南京方面建立了联系。当夜，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举行最高会议，于学忠的主和发言得到了王以哲、何柱国的支持，杨虎城表示与东北军采取一致立场。周恩来最后发言说，西安事变的目的在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红军原来是主和的，但你们两方许多人主战，我们为了保持团结，也可以保留原来的主张，与你们一道作战。现在你们两方又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但周恩来特意提醒他们：“不过，请你们注意内部的团结和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6〕就这样，最高会议决定派代表去潼关尽快签定撤兵协议。
不幸，东北军主和将领没有重视周恩来的提醒，而早已头脑发昏的少壮派头头，面对遽然主和的决定，竟然不顾大局，于2月2日枪杀了王以哲。接着有几个青年军官突然冲入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见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立刻明白他们是来“兵谏”的。周恩来霍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大声斥责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7〕待他们平静下来，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蒋介石杀害了无数的红军将士，我的头颅就是在蒋的屠刀下滚过来的，我们对蒋的仇恨比你们不知要大多少倍；我们与张副司令结下了血肉难分的关系，我们对他的感情丝毫不下于你们。然而，日本要灭亡中国，国家民族的根本利害重于个人、团体甚至阶级的感情，我们应当识大体，顾大局，相忍为国！听了周恩来这番肺腑之言，青年军官们惭愧得泪流满面，并跪下来向周认错请罪。
王以哲被杀，西安顿时陷于紧张混乱状态。周恩来却不顾危险，立即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到王以哲家中吊唁。当时，灵堂还没有设好，周恩来亲自动手帮助摆设，然后行礼默哀。此举使王以哲家属和东北军上层人士倍受感动。王以哲是张学良的心腹大将，在东北军中颇有威望。王之被害，激起了东北军官兵的强烈愤慨。在渭南前线阻挡中央军的刘多荃部，闻讯后即撤出防线，准备回师西安，讨伐凶手。王以哲的六十七军也要为其军长报仇。应德田等人惊慌失措。为了避免东北军内部自相残杀，周恩来在严厉谴责应德田等人杀人罪行的同时，冒着掩护肇事者的嫌疑，把应德田等人送出西安，使急于为王以哲报仇者失去了对立面；另一方面，周恩来又派刘多荃的族弟刘澜波去渭南说服刘多荃，维护东北军的团结。
周恩来后来曾说：“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8〕尽管极为困难，周恩来仍然以各种方式多次劝说东北军高级将领坚持调驻甘肃，不要远离红军。在他们执意改调豫皖苏之时，东北军和十七路中下层一些官兵要求加入红军。周恩来表示，我们不能在友军困难时以吸纳友军成员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结果，红军没有接受两友军的一兵一枪一弹……这一切，张学良听说之后，甚为感动，就写了这封密信，对周恩来的“大无畏精神”表示敬意，对红军的“种种举措”表示钦佩。
周恩来为和平统一“再作红娘”张学良诚心祝愿“早成佳果”
抗战胜利前后，周恩来做为中共代表，接连地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和平谈判。重庆谈判所达成的《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中共方面在上面签字的首席代表即周恩来。《纪要》规定“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坚决避免内战”，以便“和平建国”。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张群、周恩来又签署了停战协定。同时，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宣布了四项诺言：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各政党均有合法地位，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积极推行地方处治，依法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周恩来在致词中说，“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9〕。14日，在讨论人民自由权利时，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四项诺言表示拥护，并说“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说张学良、杨虎城在9年前挽救了“国家民族一大危机”，使中华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要是张、杨两先生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给人民自由，对国家只有好处”〔10〕。……所有这些，都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通过旧属莫德惠给周恩来捎去了第二封密信。
莫德惠曾在张作霖手下任奉天省省长、北京政府农工部总长，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任东北政委会委员、中东路督办。1930年中苏谈判时，他出任中国首席代表，此后即与蒋介石建立了联系。1936年秋，张学良搜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后，曾派他去见蒋，缓和与蒋的紧张关系。抗战期间，他和邓颖超都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1946年的政协会议，他也以社会贤达身分参加了。因此，与周恩来也有许多交往。1946年4月，莫德惠奉蒋介石之命，自重庆到贵州桐梓天门洞探望张学良。莫德惠于18日到达张之幽居地天门洞草湖之滨，在这里留居5宿，23日离开。张、莫二人在湖边垂钓时，特意摄影留念。在莫德惠见到张学良的第2天，即19日，张公开写了两封信分致蒋介石和自己的旧部，还在私下给周恩来写了封密信。莫德惠回到重庆后把这封密信偷偷地交给了周恩来。莫德惠后来在台湾做过“考试院”院长，1968年在台北病逝。他与周恩来一样，生前从未透露过此信。50多年后的今天，这第二封密信也可以公布了(此信原无收信人姓名及称呼，显然这是有意如此，可见大胆的张学良也很谨慎)。此信大意如下：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原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尽一。
张学良后来曾说过，他的一生，他的祖国，几乎被日本给毁了。张学良所以发动西安事变，根本目的就是要抗日。因此，驱出日寇是他平生最快乐之事。张学良认为“周恩来是极有才能大胆的人”，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释放蒋介石起了重要作用〔11〕。因此，抗战胜利后，他祝愿周恩来在国共和谈中“早成佳果”，使国家走上和平统一的富强之路。然而，张学良似乎也颇为担心。他说“友人惨死”，虽然包括王若飞、博古、叶挺等人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的“四八”烈士，但他说“数难”，显然不止这一次。在这之前的“一二二”惨案、“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等等，都表明坚持一党专政的反民主势力，正竭力破坏政协及其决议，而美国帮助蒋介石运兵，抢占东北，也使内战危机更加严重。张学良感到痛苦，为之“心吊”的，恐怕还包括即将失去的中国和平统一的局面。周恩来在追悼“四八”烈士时说：“和平、民主终必会在全中国实现。”〔12〕在关心国家命运方面，张、周二人的心是息息相通的。
思悠悠，念悠悠，弥留之际在心头
周恩来深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张、杨特别忌恨，杨虎城一家4口惨遭杀害就是明证。在蒋介石主政台湾时期，祖国大陆方面对张学良过于直白的关怀和赞誉有时会刺痛蒋氏专制政治最敏感的神经，从而使张学良的处境更加难堪。因此，周恩来曾多次嘱告有关部属，所有涉及张学良的宣传、报导都要严格掌握分寸，一定要顾及张学良的人身安全。但周恩来对张学良的怀念和关怀却从来没有中止过。他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关系暗中了解张学良的状况。他曾不止一次托请来自台湾的朋友设法保护张学良，并对他们说：“如果张学良将军的生命有个一差二错，我们就不好见面了，不好说话了。”1958年12月，定居美国的宋子文来到香港小住。周恩来听说后，立即找人向宋传话，推动这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的“担保人”，设法释放张学良或改善张的境况。郭增凯先生这时正在香港居住，西安事变时，郭曾作为宋子文的随员，陪宋自南京飞抵西安，协助宋做调解工作。后来，郭也主张释放张、杨。周恩来即设法托郭增凯向宋子文传话，要郭对宋说，“北京的一位老朋友”还记得，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宋子文先生曾有三条保证：第一条是停止内战；第二条是对日抗战；第三条是确保张、杨两位将军的安全。“北京的老朋友”想请教宋先生，这三条保证如今怎样了？这次传话，虽没有让郭提周恩来的姓名，宋子文却很明白。宋迅即传回话来，说头两条都早已兑现了。至于第三条，“请转告周恩来先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实在无能为力，请周先生谅解！”周恩来听了之后说，宋子文的话虽用的是外交辞令，但讲的倒也是实情。
张学良虽嘱告周恩来“如有密便，盼有教我”，但周恩来担心危及张学良的安全，一直十分谨慎。1961年春，经过再三考虑和分析，决定通过在海外的朱光沐夫人朱湄筠女士向张学良和赵一获传递密信。朱光沐原来是张学良的贴身亲信，后来做了宋子文的秘书。朱湄筠是一直深受周恩来敬重的朱启钤(1964年在北京病逝)老先生的第5位女公子，即通常所说的“朱五”小姐。1961年5月末，朱五传回话来，说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亲笔密信，连同张学良二弟张学铭、四弟张学思写给其大哥张学良的信，都已成功地传到了，并说在台北的张学良当时住在(曾任蒋介石外交使节的)董显光先生家里〔13〕，享受着有限度的自由。朱五回话并未言及传递密信的经过，因此，朱五传书的具体过程至今仍然是个谜。周恩来、张学思、张学铭、朱光沐都已辞世，朱五早已患上老年痴呆症。笔者只好专程去采访张学铭的夫人朱洛筠女士(即“朱六”小姐)。她虽年事已高，记忆力却惊人的好。周总理请她和张学铭一道吃饭、“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设法保护他们夫妇的许多往事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当我问及向张学良传递密信一事时，她说：“那时候，周总理曾不止一次地找过二父(张学铭排行老二)。他们讲了些什么，二父一个字都没有讲，当时我只有一种神秘兮兮的感觉。”笔者又去拜访张学思的夫人谢雪萍，她只听说过当时周总理召见过张学思，谈什么事情，她完全不知道。现在，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密信可以公开了。这封亲笔密信只有16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