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还积极介入了有关老挝问题的最后谈判。7月17日，越老双方就老挝的集积区问题进行最后谈判，但是未能取得成果。老挝方面抱怨越南想要得到半个老挝。18日周恩来再次同萨纳尼空会谈，提出老挝抵抗力量的集积区可在丰沙里、桑怒两省及伦不拉邦部分地区。这一建议是符合老挝抵抗部队现有力量的。19日周恩来会见孟戴斯—弗朗斯，修改了我方有关行政权力的建议，并同意法国在老挝保留一个基地，条件是法国将这个基地移到南部地区。〔10〕周恩来的这些建议为老挝问题的解决扫除了障碍。
在印支日内瓦会议两次面临破裂的关键时刻，是周恩来积极主导了会议的进程。在多边谈判中，使冲突降级的主导作用必须通过实施正确的谈判战略表现出来。周恩来在采取行动的时机，挑选谈判的对象，选择可以突破的问题，促使对手作出反应的方式等方面表现得极其出色。正因如此，他才能力挽狂澜，解决了会议两主席艾登和莫洛托夫无法应付的难题。
二
印支日内瓦会议是一次非常独特的多边外交会议，参加会议的八国九方分成东西方两个集团，而在这两个集团中，各方的利益又有明显差异。多边外交的复杂性在于与会各国不仅要维护本国的利益，还要维护集团其他成员的利益和集团共同利益。当然，为了使合作具有空间，还要兼顾对立集团的利益。日内瓦会议的进程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多边外交的这种复杂性。
中、苏、越三国具有联盟关系，他们在会议上同处一个集团。三国虽然在缓和紧张局势，实现印支停火的基本目标方面有共同利益，但是，在实现停火的迫切性，老柬两国政治前途，以及一般目标的取舍等方面也有不同的利益。越南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行为实际上表明，它最终将共同利益放在较优先的地位，并对自身利益进行了克制。它作出的这一正确选择，同周恩来引导越方认清全局，强调维护我方共同利益是分不开的。
中共中央对于日内瓦会议非常重视，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次开会进行讨论。1954年3月初，中央原则批准了周恩来精心准备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和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要求利用这次会议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文件指出，即使美国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和平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协议，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中央强调“要力争不使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可以看出，中国对于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愿望是十分迫切的。〔11〕
3月中旬，周恩来致电胡志明和越共中央，提出形势对越南进行外交斗争是有利的。关于具体方案，周恩来指出：“如果要停战，最好有一条比较固定的界限，能够保持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区。”在划界问题上，周恩来说这条线越往南越好，但是“一方面要对越南有利，一方面要看敌方能否接受”。显然，中国是把争取停战和实现南北分界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上。〔12〕
苏联希望印支战争不要扩大，但没有解决问题的紧迫感。赫鲁晓夫认为中、朝、越一起参加会议就是胜利，社会主义各国利用这次机会阐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和方针政策，“对有关事态作些声明、解释和澄清，就是一种政治收获。如果工作进行得顺利，能阐明和解决某些问题，那就算有益的收效了”〔13〕。
苏联的低调表明，他们的主要利益和兴趣在欧洲。在印度支那，苏联并不面对冲突扩大的直接危险，所以它希望通过日内瓦会议影响法国政局，打击法国的主战派势力。谈判期间，莫洛托夫一直坚持一些并非很重要的条件，如越南军事与政治问题不可分阶段解决，国际监督委员会必须由东欧和亚洲中立国组成等。6月上旬，莫洛托夫在回了一趟苏联后立场更为强硬。史密斯认为，莫洛托夫想对法国的政治危机施加影响，苏联真正担心的是法国可能批准“欧洲防务集团”。莫洛托夫要让支持“欧洲防务集团”的拉尼埃政府倒台，“减轻苏联在欧洲受到的威胁”。由于轻视民族主义国家，莫洛托夫对柬、老两国在会议上的作用估计不足，对他们提出的意见不予理睬。在周恩来已就老挝、柬埔寨问题提出妥协方案之后，莫洛托夫还在坚持说：“不能同意越南的形势与老、柬不同，后两国只是有些特殊性要考虑。”〔14〕苏方的这种民族利己主义态度无助于越南采取较为克制的立场，也使周恩来的处境更为艰难。
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利益最直接的一方。在3月底4月初，胡志明等人先后到北京和莫斯科，就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与中苏两国举行会谈。由于奠边府战斗进行得不顺利，越南领导人对于战争的结局没有把握，武元甲也信心不足，说：“损失太严重了。”胡志明向周恩来提出，如果越南最后抵挡不住法国的话，希望中国同意越军在必要时退入中国境内。他还希望中国能派出志愿军到越南同法军作战。越方的这种要求显然是中国难以接受的。而且，这也表明，越方对中国面临的困难缺乏认识，对于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没有足够的估计。〔15〕
越共中央最初定下的方案是南北划界。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使越南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越南方面的要求也因此抬高，提出了法国撤出所有军队、通过选举实行国家统一等要求。越南认为，印支三国面临的问题“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类型上的不同”，他们希望让越军继续留驻在老挝和柬埔寨，以期建立受其支配的“印支联邦”。越方的一些人还低估了战争扩大化与国际化的风险，认为不必向法国作出大的让步。正如胡志明在1954年7月15日对越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说的那样：“一些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想不惜一切代价地打下去……他们赞成军事行动却忽视了外交行动……他们向敌人提出了不可接受的过分条件。”〔16〕
为了确保最重要的共同利益的实现，周恩来全力推动会谈向兼顾我方各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尽管周认为莫洛托夫态度比较僵硬，“对什么问题都用一个‘不’字来对付。美国人提一个方案，他说‘不’，英国人出来打圆场，他也说‘不’”。但周恩来还是与莫洛托夫耐心磋商，满足苏联的利益要求，在拉尼埃政府倒台后才提出了老、柬两国中立化的构想。中越柳州会议后，周恩来再次到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谈。这时苏方才表示应迅速争取和平，实现停火，如果在划分集结区问题上坚持孟戴斯一弗朗斯难以接受的条件，“则易为美国所乘，法国主战派势力又会得势，对解决印支问题不利，对越南不利”〔17〕。当然，这对苏联也不利，因为主战派势力更倾向于接受西德的重新武装。
多边外交理论认为，一个有效的领导者必须具有卓越的分析能力，以便找到一种潜在的构想，同时也要有说服能力，使其他人确信应当接受这一构想。〔18〕周恩来在日内瓦充分表现出了这种高超的外交能力和艺术。首先，周恩来对越南的立场和要求总是表现出理解和同情，高度尊重他们要求统一的民族感情。他对越方的事务从不越俎代庖，从不替他们同西方谈判具体问题。法国大使肖维尔指出，越南在会谈中有相当大的自由，只是在越方的要求超过了法国可能接受的限度，中国才会加以干预。〔19〕
其次，周恩来是以对形势的准确分析和从越方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说服对方。在7月上旬举行的中越柳州会议上，他分析了美国害怕所谓中国的扩张，绝不会允许越南民主共和国取得大规模的胜利的想法。他指出：“如果我们要求过多，印度支那不能达成和平，美国必然干涉。”周恩来的论证使越共中央相信，越南已经到了十字路口，必须和法国搞好，争取和平。从而与中国形成了共识。
其三，对有些方针的调整主动承担责任。在柳州会议中，周恩来在老柬问题上表示，中方要对没有在事先搞清楚印度支那的组成情况负责。同时他也指出，印支是由三个国家组成的，实际上都是民族国家，几千年来都是这样。这样做既给了越方面子，又坚持了正确原则，越方也比较易于接受这一立场。〔20〕
最后，在说服越南作出必要妥协的同时，周恩来也坚定地维护了越方的重大利益。他在会议期间多次强调不允许美国在印支建立军事基地、不得使用美军顾问，以及老、柬两国不得加入军事同盟等立场。这些问题事关停战后越中两国的基本安全利益，老挝和柬埔寨能否保持中立，以及越南以后的统一斗争。越战历史表明，老、柬两国的中立制约了美国的军事干涉，每当它破坏这两国的中立，它就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
三
由于多边外交有较多国家参加，谈判进程比较公开。因此，它相对说来具有较高的透明度。这一特点使得参加国在谈判中要谨慎行事，但也可以利用新闻媒介、动员国际舆论及别的方式来形成公众压力，向其他与会国使加影响。〔21〕与双边外交相比，多边外交可能更多地受到国际舆论环境的影响。
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非常重视舆论的作用，他不仅在中国代表团中专门安排了新闻发言人，而且还多次指示《人民日报》刊登配合会议的报道。6月上旬，周恩来批评了《人民日报》对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将访华的消息报道得不及时和不显著。他指示：“今后关于这类新闻以及日内瓦会议重要报道如何刊登问题，外交部与中宣部应经常联系与研究，以便密切地配合外交斗争。”〔22〕
周恩来还积极地同各国媒体打交道，对他们施加影响。早在4月1日，周恩来在祝贺法国《人道报》创刊50年时致电该报主编时说：“我们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并主张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和法国人民在内，应该和平相处。”向法国公众表示了中国希望和平共处的愿望。他在日内瓦也多次发表声明，表达中国政府谋求和平的积极态度。在日内瓦会议处于关键时刻的6月22日，周恩来会见印度记者说：“希望在最近的三周内，印度支那交战的双方……达成光荣的停战协议，而与会的其他各国的责任，应该是推动和支持，而不是阻挠和破坏双方停战协议的达成，同时，我们对于会内、会外某种势力企图使印度支那战争化的阴谋，不能不提高警惕，而这种阴谋正是科伦坡会议所反对的。”〔23〕
6月下旬，周恩来在日内瓦进行了大量外交活动，还访间了印度和缅甸。对此，各国记者进行了跟踪报道。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正日益独立地发挥国际作用，中国要求和平的愿望是真诚的。法国的《世界报》说，周恩来访问印度是“亚洲日内瓦会议的延伸”。6月28日，周恩来在新德里召开记者招待会，强调了和平共处、各国人民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以及革命是不能输出的等原则。这次招待会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广泛反响，使亚洲各国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配合了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推动老、柬两国走中立化道路的活动，加强了亚洲各国要求和平与中立的潮流。〔24〕
7月18日，会谈进入最后阶段。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秘密约见美联社记者托平。黄华指出，美国应对日内瓦会议的协议作出保证。同时，他也透露，西方国家如同意印支三国不参加军事集团，不在三国建立军事基地，会议就有可能达成协议。托平据此发出报道说，中国正在施加压力使美国赞同停战协议，英法两国已在原则上表示同意。美国作为会议成员，有义务签字并保证协议的贯彻，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与否有赖于美国的态度。托平特地指出，他的消息反映了周恩来的观点。托平的报道使公众了解了谈判最后阶段的情况。更重要的是，面对舆论压力，美国政府很难再阻碍协议的达成。史密斯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说，他感到如果达不成协议，盟国会让美国来承担失败的责任。〔25〕
周恩来还注重引导会场以外的舆论环境，以此增进各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在日内瓦，周恩来会见了许多欧洲国家的政治家，向他们阐述中国的立场。他与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谈判紧张的阶段，他们几乎天天见面。通过梅农，周恩来从英法两国得到保证，他们将阻止美国在老挝和柬埔寨建立军事基地。周恩来与艾登建立了较密切的工作关系，这也与周重视发挥印度的作用有关。美国人一直对艾登不满，认为他受到了尼赫鲁的影响，而尼赫鲁则受到周恩来的影响。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国代表团成员、一贯持反共亲蒋立场的助理国务卿罗伯森认为，他的顶头上司副国务卿史密斯受到了艾登的影响！〔26〕
周恩来访问印度以后，西方新闻界纷纷猜测，中印之间可能达成了关于科伦坡国家不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谅解。《纽约时报》在7月2日说，中印之间的默契对建立东南条约组织的设想，以及对英国提出的对印支提供洛加诺公约式的保证来说都是“凶兆”。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兰德尔认为，周恩来在6月开展的一连串的外交活动，使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吸引力对亚洲各国大为下降。〔27〕
四
周恩来在印支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经验，无论是对于指导实际工作，还是对于研究多边外交的理论都有重大帮助。多边外交起源于近代欧洲，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传统的多边外交虽然复杂，但由于与会国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它的成功可能性还相对大一些。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由于情况已发生巨大变化，多边外交的理论和实践面临更大的挑战。〔28〕从周恩来的成功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在印支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与各国代表团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耐心倾听与会各方的意见，特别是老挝和柬埔寨两国的要求，从而发现各方的基本利益和西方集团中的分歧，寻找各国普遍可以接受的共同点。正是在这一系列行动的基础上，尽管回旋余地有限，周恩来仍然发挥了他的杰出才能，提出了老柬中立化这一具有创造性意义的新建议，从而打击了美国的干扰破坏，分化了西方集团，将会议从破裂的边缘导向成功，实现了中央的与会方针。与双边外交不同的是，多边外交中存在着主导权问题。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行动表明，多边外交中的主导地位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在关键时刻积极发挥主导作用是维护本国利益和集团共同利益的重要途径。
第二，在日内瓦会议中，中国、苏联和越南三国既有集团的共同利益，也有各自的国家利益。三国虽然在会议中密切地进行配合，但在确定各种利益的优先权方面也存在着矛盾。苏联的利己主义态度，越南在外交事务方面缺乏经验，这些因素使矛盾变得更加难以处理。周恩来对苏越两国意图和利益的透彻理解，是他能够说服集团成员转变立场，兼顾眼前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键。这也表明，在多边外交中，集团成员虽然应当密切配合，但在重大问题上也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并力争将这种立场转化为集团的共同认识。
第三，1954年的印支日内瓦会议对于缓和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强中国与亚洲各国的相互了解和建立睦邻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在会议期间重视舆论影响和媒体作用，使我方收到事半功倍之利，使对手受到舆论环境的制约。多边外交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对舆论的成功引导不仅有助于形成有利的谈判环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弥补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加强谈判各国的互信关系。这些经验对当代中国外交也具有一定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注释：
〔1〕DepartmentofState，U.S.A.：ForeignRelationsofUnit-edStates，(以下简称FRUS)1952-1954，Vol.〔16〕，P.11〔10〕，11〔17〕，11〔46〕，11〔47〕，1167；JamesCable，TheGenevaConferenceOf1954onIndochina，St.Martin’sPress，NewYork，1986，P.93.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研究周恩来》第256页。
〔12〕〔22〕〔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82页、第358页、第379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85-387页；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65-67页；FRUS，1952一1954，Vol.〔16〕，pp.1182-1183.p.12〔01〕，1207.
〔4〕FRUS，1952-1954，Vol.〔16〕，p12〔34〕，12〔40〕，pp.1211-12〔12〕，p.1214.
〔5〕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研究周恩来》第258页。
〔6〕FRUS，1952-1954，Vol.〔16〕，p.1136.
〔7〕FRUS，1952-1954，Vo1.〔16〕，p14〔20〕，14〔36〕，pp.1438-1439.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99页；FRUS，1952-1954，Vol.〔16〕，pp.1368-1369，1373-1374.
〔9〕JamesCable，TheGenevaConferenceof1954onIndochi-na，p.119；FRUS，1952-1954，Vol.〔16〕，p.1420
〔10〕FRUS，1952-1954，Vo1.〔16〕，p.14〔05〕，14〔49〕，1466.
〔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56页；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5-6页。
〔13〕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39页。
〔14〕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53页；FRUS，1952——1954，Vol.〔16〕，p.11〔60〕，11〔69〕，1193.
〔15〕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54页；DouglasPike，VeitnamandtheSovietUnion，AnatomyofanAlliance，WestViewPress，BoulderandLondon，1987，pp.39-40.
〔16〕罗纳德·基思：《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第74页。
〔17〕夏衍：《永远难忘的教诲》，《研究周恩来》第22页；薛谋洪：《当代中国外交》第66-67页。
〔18〕P.TerrenceHoPmnn，TheNegotiationofInternationalConflicts，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Press，1996，p.266.
〔19〕FRUS，1952-1954，VoI.〔16〕，p.1322.
〔20〕李海文：《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作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香港大学，1996年)；《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94-395页。
〔21〕WlnfriedLang，LessonsDrawnFromPractice，OpenCon-venants，OpenlyArrived，InInternationalMultilateralNegotiation，ed.by.williamZartman，Jossey-BaxxPublishers，SanFranclsco，1994，p.20-202.
〔23〕《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7-58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册，第1894-1895页。
〔24〕FRUS，1952-1954，Vo1.〔16〕，p.1251；《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71页。
〔25〕FRUS，1952-1954，Vol.〔16〕，p14〔28〕，pp.1438-14〔39〕。
〔26〕B。R。Nanda，IndianForeignPolicy，theNehruYears.UniversityPressofHawaii，1976，Hounolulu，P.87-88；FRUS，1952-1954，Vo1.〔16〕，p.1281
〔27〕RobertRandle，Geneve1954，theSettlementofIndochinaWar，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reiceton，NewJersey，1969，P.309.
〔28〕GordonA.CraigandAlexanderL.George，ForceandStatecraft，DiplonaticProblemsofOurime.OxfordUniversityPress，Inc.1983，p.165.
爱泼斯坦著 沈苏儒译：周恩来和对外书刊出版
本文中所述的是我个人的观点，它来自我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也来自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以下简称“外文局”)热心地为我提供的更丰富的资料。从这两个来源都可以看到，周恩来关于对外宣传的思想和行动显示出两个主要的特点：既严格遵守原则，又在实践中发挥最大的灵活性和广泛性——也就是说，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去接触受众和他们所属的各个阶层。而且，周恩来在开展这些工作时不是用“遥控”的办法，而是用“亲自动手”的办法——他不仅是指导并且还具体深入地参加实际操作。这一切显示出他对优质多样的对外宣传的重视以及他在对外宣传工作中所花费的心血。
下面我叙述在解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中的一些重要事实。前一部分作为后一部分的背景，后一部分是主要的，它具体地说明周恩来对于外文局系统中几个对外宣传刊物的指导思想和影响(他对其他宣传部门如新华社、广播、电视等新闻单位及媒体的作用需要另作考察和研究)。
解放前——背景
我们应当记得：在解放以前很早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开展国际交往和全球宣传的组织工作中，周恩来就开始发挥开拓性的、关键性的作用。总的原则自然是由毛泽东为首、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的中央所决定的。但这些原则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执行却常常是由周恩来主持和掌握的。
在这方面，他的作用可以追溯到1936年埃德加·斯诺对刚刚完成长征的党中央和红军的访问——这次访问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打开大门”的访问。受毛泽东的全权委托，周恩来是在边区会见斯诺的第一人，并为他以后几个月的访问安排了日程。这次访问的结果是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英文书名为《红星照耀着中国》)。自从1927年以来，蒋介石对红色区域就实施新闻封锁，这本书引人注目地打破这种封锁。周恩来对斯诺的历史背景早已有所了解，现在又见了面，所以他对这位美国记者很快作出了积极的评价。这对于毛泽东后来同意接受斯诺的一系列访问是一个重要因素。斯诺的这些访问纪录以后蜚声世界，有力地打破了中国反动派所宣扬的中共形象。斯诺的著作第一次告诉外部世界，中共是中国战胜日本侵略的潜在力量的核心，而且当时已在一个还很小的范围内建立如同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的政治样板。
1937年7月以后，在抗日战争的开始阶段，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民族统一战线处于最好的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的正式代表，在中国的战时首都——先是武汉，以后是重庆——成为重要人物。1938年在武汉时，他又是中国全军政治部副主任。他利用所有这一切机会同外国新闻界和某些外国官员进行十分广泛的接触(有的亲自出面，有的通过进步人士)，获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
我当时是美国合众社的记者。在武汉和重庆，通过龚澎、陈家康、章汉夫、朱宝森、叶君健等在周恩来手下工作的同志以及他当时的副手郭沫若，我在报道工作中得到很多教育和帮助。此外，周恩来还曾帮助过多方面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人士到延安或其他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根据地去亲自看一看那里的情况，进行正面报道。在抗战初期一段时间里还有可能这样做。
当时已可明显看到，周恩来在宣传工作中把主要精力放在以下一些方面：对中共领导下的地区的政治和军事情况的介绍，战时中国整个情况的广泛说明以及这两方面的情况对全世界将会产生的影响——当时的世界正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并正在奋起斗争。在所有这些方面，外国新闻记者(不论他们个人的政治倾向如何)都知道，他们从周恩来及他的联络人员那里所得到的材料比国民党发言人所提供的材料更真实。周恩来还有他工作的重点。对于那些基本同情革命的新闻记者(我是其中之一)，他自己不花费很多时间而是让他的部下去直接接触。但对于那些处于中间状态或者甚至于右的新闻记者，如果他们心地正直，有可能变得更为友好，他会一次次长时间地同他们一起讨论、分析。他争取中间势力(甚至于较右)、孤立敌对势力的工作是成功的。
1939-1941年，我在香港，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有机会看到周恩来工作的另一面。当时在内地的统一战线形势不断恶化，所以中共的主要文件(包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英译以及向国外散发的工作都集中到香港(有时在马尼拉)来进行，把文件打印成小册子，邮寄出去。关于出版的决定来自周恩来领导的党中央南方局(在重庆)，传达给它的驻港代表廖承志，由他组织当地的工作。廖承志会多种语言，同社会许多阶层都有交往，所以他在香港和海外建立了许多统一战线的和国际的联系。
1941年1月，国民党背信弃义，袭击新四军。这一事件的真实情况通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斯诺很快传播到了外部世界——斯特朗在重庆时曾由周恩来亲自向她介绍了当时的恶劣形势，斯诺则是从廖承志那里听到情况介绍的(廖这样做是依照周恩来的指示)。另一条向外报道的渠道是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通讯》。那个时候新华社还没有开始从延安用莫尔斯电码向外广播英文新闻。
当时在重庆，周恩来和他的得力助手陈家康、龚澎、乔冠华等同外国使馆和新闻界频繁接触。他们所谈的和所散发的书面材料都是真实情况，所以比国民党官员和发言人所捏造出来的东西，更为人所相信。在美国军人中包括司令史迪威将军和他的政治顾问们——美使馆秘书谢伟恩和约翰·戴维斯——产生出一种同八路军和新四军合作抗日的强烈意见，而这两支军队是国民党正在加紧封锁和破坏的。
1944年1月，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党政府允许第一批重庆中外记者组团访问延安。周恩来在延安亲自指导有关这次访问的安排。内容有对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或单独采访以及提供进行现场报道的各种机会。尽管随行的国民党官员和其他特务分子试图挑衅破坏，绝大部分记者对于中共所取得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成就、解放区的蓬勃生气同国民党区域的停滞腐败的强烈对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争取盟国对日作战胜利中的重要潜力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有利的报道。对传播真理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对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和虚假宣传来说，正如他们自己所无可奈何地承认的那样，是一次倒霉的失败。这一经验不仅反映出周恩来所做的努力，也显示出党的主要领导人积极关心对外宣传并直接参加这一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盟国的胜利告终。1945-1946年间，周恩来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在南京和上海积极有效地开展宣传工作，揭露反动派的内战阴谋。接着，从1946年下半年内战被强加到人民头上之后，党的英语宣传工作中心再次转移到香港。周恩来派乔冠华和龚澎赴港创办英文刊物《中国文摘》，向全世界发行。
解放以后
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长，参加创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本英文刊物《人民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香港《中国文摘》的继任者(总编辑乔冠华以及以刘尊棋为首的编辑部工作人员中有一部分是《中国文摘》的人)，它保持了《中国文摘》的朝气。由于是在新中国首都出版的，它又更具权威性而且发行也更广泛(尽管美国及其它一些国家不准来自北京的出版物进口)。当时还没有外文局，它的主管机关是国际新闻局。
《人民中国》英文版和俄文版1957年底停止出版，由《北京周报》(以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取代。两者功能相似，但后者更适合于它的特定任务。这件事也是在周恩来的推动和亲自参加下完成的——下文将详述。《人民中国》日文版则继续出版至今，但它的性格同原来的《人民中国》英文版有很大不同，更富有群众性。
1951年，在周恩来的直接创议下，决定创办一个新的英文刊物——《中国建设》(初创时为双月刊，后为月刊)，由宋庆龄主持。周恩来提出这个创议是考虑到宋庆龄为中国进步事业从事对外宣传有长期的丰富的经验。这本杂志的政治色彩应该淡一些，通过人民的生活来宣传新中国，使之能为一般受众所接受，甚至于进入家庭。如果说《人民中国》是在二战胜利后由《中国文摘》发展而来的产物，那末《中国建设》可以说是《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的更壮大的继任者(《保盟通讯》从1938年至1941年底在香港出版)。“保卫中国同盟”也是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于1938年在香港成立的，它致力于为中国的抗日力量——特别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向海外的中外友人征集道义上的支持和救济物资方面的援助。
《中国建设》的出版者中国福利会是战时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接续组织，也是宋庆龄领导的。《中国建设》的初期工作人员中有一些是在香港和上海时就同宋庆龄在一起工作的，包括主持创办刊物的陈翰笙教授和著名的进步新闻工作者金仲华(后来担任刊物的第一任总编辑)。在创办阶段，我和已故妻子邱茉莉应邀从美国回来参加刊物的工作。为了表示他对这一新的事业的关心，周恩来在我们到达北京时就设宴招待我们，告诉我们他对创办这本刊物的支持，并希望这本刊物能扩大它的读者范围，不限于以前的外国老朋友。
《中国建设》最初的编辑委员会成员是很广泛的，包括若干位在新中国显要的民主人士，他们在国外也很著名。〔1〕
从一开始，周恩来就要求这些对外的刊物各有分工，他在多次讲话中反复说明这一点。总的方针是共同的，那就是：争取对新中国和它各项政策的理解和可能的支持，但每本刊物要针对各自的主要受众。有些是为这样一些读者办的，他们是政治上的同情者或者是研究新中国的专家。另外一些刊物则为更一般性的公众。周恩来常常强调，这两类刊物不应重复雷同。前面一类刊物的功能是提供基本的资料(包括文件)以及各项政策的阐释和典型范例，它们不应该总想用更加通俗的材料去吸引各式各样的读者。后面一类刊物的对象是极端多样的、非常广泛的受众，它们不应该用过多政治性强的材料，使内容变得沉重。两类刊物要互为补充而不要去争取同样的读者对象。
本着这一精神，周恩来为《中国建设》创刊五周年的题词是这样写的：“继续作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在这同一期杂志里还刊出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反法西斯自由同盟(这个组织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独立)主席吴努，这一情况反映出刊物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受到欢迎。当时刊物主要在这些国家发行，在西方国家因受种种限制，读者不多。但周恩来和宋庆龄都希望《中国建设》能冲破阻碍，进入那些国家以及尚未同新中国建交的或者甚至于敌对的国家，到达朋友们和可能成为朋友的人们手中。在开始时，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功。
当然，这不是说周恩来对于及时传播中国基本观点和官方声明的工作不重视，相反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之更加重视，他认为这是原来的《人民中国》杂志的主要功能。1958年，他赞同创办《北京周报》来取代《人民中国》英文版，理由之一是1954年在日内瓦参加印支问题会议时他听到外国新闻界同声抱怨不能及时得到中国文件的正式译本，要等待很久才能从《人民中国》这本半月刊中看到。〔2〕
周恩来始终坚持不同的出版物应发挥不同的作用。1958年，有一些来自“左”的方面的压力，要《中国建设》刊载“更多的政治内容”。周恩来的意见(按编委会听到的传达)是：“要保持杂志原有风格。”他的意思是，《中国建设》报道中国目前多方面经济文化建设的情况就已经有了政治的内容，如政治化过多，改变原有风格就会与《人民中国》等没有多大区别，反而不好……《中国建设》编委会也仍以不动为好，如果增加一些中共党员和官方人物，作用反不如原来，所以最好不动(编委会也受到一些要它“政治化”的压力，后来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动作)。
1961年底，周恩来提前为杂志创刊十周年题词：“把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传播得更广更远，并且加强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团结。”在杂志十周年生日之际，他同外交部长陈毅一同来杂志社向宋庆龄和全社中外职工表示祝贺。
1967年2月，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杂志社新成立的“左”派领导机构成员作了如下的口头指示：“我们的读物是供给国外的。要争取广大中间读者。在民族主义国家，他们处在反帝、反封建的阶段。我们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阶段，我们文化大革命的这些东西，对阿尔巴尼亚宣传还差不多，对其他许多国家，人家不敢买，等于号召他们的人民起来把他推翻。这样宣传反而使毛泽东思想不能普遍照耀，只能照耀左派。如果这样作，只能左派接受，其他都不能接受。都是左派就没有意义了……事情要有阶级分析，不能蛮干，要区别对待……你们的杂志调子高了，拿出去没人买了。《中国建设》就是要做资产阶级的工作，要区别对待。主席一再强调要有的放矢，要看对象。他们还是民主革命时期，杂志不区别性质是出不去的。多种刊物都要区别对待，要有分工，如果不这样，内容就都一样了。”
关于《北京周报》。周恩来从1954年以来一直想要办一本周刊，刊登我国多项政策的内容和解释。到1957年底，外文出版社一些同志(编辑和记者)提出了具体建议并贴成一个样本，周恩来为此专门召集了一个会议，亲自同他们讨论，出席的还有在外交部工作的乔冠华、龚澎、浦寿昌。这是实现由《北京周报》取代《人民中国》的重要一步。《北京周报》在1958年3月诞生。
《北京周报》创办之后，周恩来更加强调它同《中国建设》不应重复或偏离各自的主要读者对象。《中国建设》不要改变它的受众和办刊方针，《北京周报》应报道中国的政策、社会主义建设和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它的编委会应包括所有这些方面有关部门的代表。
1963年，当《北京周报》庆祝创刊五周年时，周恩来亲自出席。庆祝活动本来打算在花费很大的北京饭店举行，周恩来建议改在外文局食堂举行，既节约又可以有更多人参加。在庆祝酒会上，他同工作人员和外国专家一同进餐并致词。他说：“今天聚会是为了《北京周报》。《北京周报》是要发行到全世界去的，因此，这实际上是五大洲朋友团结的聚会。今天在座的有来自……五大洲的朋友……如果中国革命不胜利，我们就不可能有这个机会同五大洲的朋友聚会在一起，一起工作。正因为中国革命先胜利了，我们就有义务为五大洲人民服务，各位也有责任为五大洲人民服务。”在着重谈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取得进步的同时，他指出在欧洲和北美，人民斗争也在开展。“来自五大洲的朋友不仅为《北京周报》工作，也要把五大洲人民革命斗争的情况在《北京周报》上反映，支持五大洲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革命虽然胜利了，但要巩固下去，还要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要互相支持……中国革命才能巩固……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
至于这一时期外文出版社的书籍出版工作，周恩来亲自指导了《毛泽东选集》外文版的翻译和出版。他作了许多具体的指示。1960年11月18日他在一份有关报告的批示中说，“毛选”第四卷的英文版和俄文版应在1961年五一节前出版，第一至三卷在“十一”国庆节前出版，其他法文版、日文版、西班牙文版在1962年底前出版。他还关心外文版所用字模及纸张等事务。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对外宣传充满了各种歪曲和刺耳的标语口号，周恩来对此自然是强烈反对的。他把《中国画报》即《人民画报》作为他的“试验田”，在1970年指示要把每期清样在印前送他审阅。有些稿件他认为有大国沙文主义、自吹自擂、强加于人、照搬国内报刊等问题。他希望工作人员不要怕“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他还建议有些稿件涉及外国历史的要送给有关外国专家征求意见，他们的意见“只要合理，我们应尽量采纳”。关于图片，他曾对一张过分加工的中央领导人照片提出批评，还曾直截了当地指示不要刊用江青和叶群(林彪妻子)要求发表的一些照片。这是1968年以后周恩来防止她们控制画报的斗争的一项内容。1971年林彪死了之后，他对还很猖狂的“四人帮”发出警告，指示画报：“对外宣传这个阵地，不让他们插手。”
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时，周恩来赞同发表毛泽东同斯诺在一起的一张历史照片(这张照片被广泛转载)，斯诺已有多年没有在中国出版物中出现了(这件事是在那张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著名照片拍摄之前)。
关于其他方面的对外宣传，他在1967年的一次会议中说：“把国内的硬搬来对国外，不用脑筋，不管对象，要研究一下，对外又不要丧失原则，又要有效果，有不同的特点。”
1971年7月，周恩来在同外文局部分领导同志谈话中严肃指出：政治没有抽象的政治，政治都是和具体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业务和政治不能分家。你们没有搞清，这样不是政治和业务分家了吗？怎么能分开？毛主席的对外宣传指示传达了没有？讨论时联系实际了吗？
早两个月，即1971年5月，在一次外事会议上，他说：“现在两种倾向都存在，一种是自吹自擂，强加于人，使用不适当的语言，夸大的语言。第二种是，对人家不知怎么是好，缩手缩脚。这两种倾向有一个特点，都是不实事求是……主席历来主张谦虚、实事求是，既不夸张，也不贬低，应该是一个什么估价，就是什么估价。另一条是应该有针对性。当然这也有一个困难……现在延安的讲解员都是些娃娃，只有二十多岁，解放时刚生下来或者还没生，没有办法回答问题，只能照本宣科，多一句话就不能说了。这不能怪讲解员……有时候讲解员讲过了头，(在场的年长一些的同志)应该起来纠正。各代表团的接待机关和陪同人员事先应该和地方联系，做工作，互相通气……知道客人的情况和要求……”(周恩来说这番话时可能在心里想到的是较近发生的一件事。斯诺1970年访问延安时曾回忆道，周恩来有一次不慎从马上摔下来，伤了一只胳臂。当时一个年轻导游因为不知道确有其事而拼命加以否认，斥之为“来自海外的恶意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