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又说：“我们对外宣传既不要浮夸，也不要说得很玄，把我们什么东西都说成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要实事求是。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世界先进水平，可是我们解说员就这样讲，人家一问就回答不出来了……(新安江水库的讲解员说，这个水库是世界上最好的)。这时，我们陪同人员应该马上纠正她。我们应该有这个勇气，敢于承认错误，这是主席思想嘛！不要以为我们当着客人的面纠正我们的错误不好，这不会降低我们的威信，相反，会增加我们的威望。即使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客人，我们当着他的面承认了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承认，他回去还得记上一笔，与其让他出去说，还不如我们自己先承认错误。”
周恩来又说：“我们的很多宣传总是铁板一块，不是一分为二。说好，一切都好；说不好，什么都不好，甚至把历史割断了，好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什么都不好。人家问你，那时候毛主席的红线呢？就哑口无言了……”
周恩来关于对外宣传的讲话和措施远不止我上面所简单综述的这一些，但我相信我列举了主要的特点以及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周恩来认为：我们的对外刊物应该在原则上统一于党的领导之下，但在内容和风格上应该按照受众的不同而定。对这些受众要通过实际的接触去加以了解而不是只有一个空洞的概念。每一个刊物都应尽最大努力向世界各地它的特定读者对象进行推广，因为我们不是在对自己而是在对世界讲话。
现在，时代和具体情况都已和过去不同了，但周恩来生前所作的关于对外宣传的指示，它的精神实质依然值得我们遵循、铭记。
(作者单位：中国外文局)
注释：
〔1〕编委会主任为金仲华，副主任为陈翰笙，成员有钱端升、李德全、刘鸿生、吴耀宗、吴贻芳。后来又增加一位副主任唐明照，成员中钱端升由陈麟瑞取代。以后，《中国建设》杂志社纳入外文出版社(1963年改设外文局)系统，刊物也由一种外文发展为多语种，现仍继续出版，但易名为《今日中国》。
〔2〕这样的文件，其中主要的有时也由《中国建设》散发，不作为杂志正文而作为附件，而且杂志先是双月刊、后改月刊，所以只能作为没有时间性的参考资料。
许怀熔：周恩来所树立的新中国外交风格
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制定了我国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并且以他非凡的才能，成绩卓著地予以贯彻执行。我国外交工作的辉煌成就，是同周恩来的名字分不开的。
周恩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外交实践，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气概，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树立了新中国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
独立自主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从一开始就充分表现出独立自主的精神，从而形成了新中国外交风格的一个显著特点。
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首先表现在继人民革命的军事胜利之后，立即采取一系列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控制权，包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同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不承认旧中国同外国缔结的一切卖国条约，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经济和文化事业作应有的处理，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等等。这一切，根本改变了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的独立和主权。
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还表现在它一开始就明确宣布了同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立场。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对于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新中国采取了不急于同这些国家建交的方针。周恩来在建国前夕就指出：“如果我们急于要求这些国家承认，就会陷于被动，它们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
台湾问题是涉及我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和人民，对美国政府企图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多次说明：“我们尊重美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不干涉美国的内政，我们要求美国也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他问道：“如果有人去侵占美国的长岛，并派军舰到长岛以北的海峡中去，美国人将如何感觉？”他强调指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坚持美国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废除“美蒋条约”、把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从台湾撤走，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在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这些合情合理的主张之后，中美两国才在1979年1月1日建立了外交关系。
对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也提出了三项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由于日本政府对这些原则表示了充分理解，并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日两国在1972年9月正式建交。
我国政府在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也都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这是新中国的性格。
还应该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曾同苏联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新中国在同苏联的关系中，也保持了自己独立自主的根本立场。早在建国前夕，周恩来就告诫我们：“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绝对不能“一切依赖外援”，“倒在外国人的怀里”。建国初期，他又提醒我们说：“我们同苏联在战略上虽是联合，但战术上也不能没有批评”。非常清楚，人民中国重视同别的国家在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的联合，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独立自主。我们主张平等的联合，坚决反对那种一方控制另一方、一方损害另一方的“联合”。对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我们从来是采取批判态度的。
爱憎分明的立场
坚持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在国际斗争中，总是站在一切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坚定不移地支持它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这是把我们的爱国主义同狭隘的民族主义严格分开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坚持的是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和后来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的全力支持，中国人民对遭到来自苏联领导集团的强大压力而处境十分困难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同情和援助，都是在周恩来的日夜操劳、亲自主持之下具体实现的。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唇亡齿寒，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履行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周恩来同志全力以赴贯彻执行中央的这一决定，把抗美援朝的事情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亲自处理。周恩来一直十分关心发展中朝两党、两国用鲜血凝聚成的战斗友谊，积极支援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和平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次到朝鲜进行友好访问，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合作关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朝鲜人民亲切地称呼周恩来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
周恩来对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也非常关心，为了从各方面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斗争，周恩来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美帝国主义狂轰滥炸、布雷封锁的严峻日子里，周恩来亲自下命令，要我国船只、车辆一定要把援助物资送到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手里，即使蒙受再大的损失和牺牲，也在所不惜。越南急需铺设输油管线，周恩来就决定推迟我们国内的输油管工程的建设进度，把现有的油管供给越南使用。他还亲自过问援越物资的运输工作。有一段时间，陆上运输遇到困难，周恩来亲自指派负责干部组织海运，把急需的物资及时运到越南南方。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力量有限，但我们还是努力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援助。关于这种援助的性质和目的，周恩来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若干新独立国家进行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和特权，是为了帮助他们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而不是为了使他们依赖我们。”1963年底至1964年春，周恩来在陈毅的陪同下，对亚、非、欧的14个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出访期间，周恩来提出了他酝酿已久的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把我国援外工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八项原则指导下，我国同第三世界友好国家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在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中，树立了真诚合作的典范。这同苏美两个大国借“援助”、“合作”之名，行掠夺、控制之实的丑恶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例如，一些非洲国家从中国进口茶叶，但中国政府却主动派出种茶专家去帮助他们试办茶场，以减少从中国的进口；中国帮助缅甸建立纺织厂，从设备、安装、施工到运转，都考虑到如何利用其本国生产的原料，以利其增强自立更生的能力，减少对外国的依赖。
中国对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的同情和支持，也表现为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坚决揭露和斗争。
当法国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的时候，新中国为了支持越南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不惜推迟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坚决揭露和反对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周恩来首次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的国际会议是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摆事实、讲道理，运用高超的外交艺术，把朝鲜问题不能和平解决的根源清楚地揭示在全世界面前，与气焰嚣张的美国国务卿、战争贩子杜勒斯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争取到了与会各国的普遍支持，使美帝国主义陷于十分孤立的地位。60年代当美国逐步扩大侵略战争，并且公然声称存在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的时候，周恩来就中国的对美政策讲了四句话：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是作了准备的；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这四句话，充分表达了新中国反帝立场的彻底性。
伸张正义，爱憎分明，不畏强暴，支持弱小，这是新中国在国际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形成的外交风格的又一特色。
求同存异的方针
如何在同各国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各国间的差异，是新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一个课题。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的方针，为解决这一问题开辟了正确的途径，从而形成了新中国外交的另一个特色。
1953年底，周恩来在中印谈判中首先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指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新中国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得到当时印度政府的赞同。随后，印度和缅甸两国政府又与中国政府共同把这五项原则作为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的原则加以倡导，在国际上引起了普遍积极的反响。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这是新中国外交对当代国际政治作出的重大贡献，也为我们同世界各国“求同存异”提供了原则基础。
1955年，亚洲和非洲29个国家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这是在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情况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命运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自行召开的国际会议，它反映了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影响，也由于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许多与会国对新中国还不很了解，与会各国之间也有些分歧，并在会议开始时表现了出来。会议第一天，有人就在会议上提出了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所谓“颠覆活动”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把矛头实际上指向中国，使会议气氛一度相当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当机立断，临时决定将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先用书面散发，并且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在下午的会上作了发言。他诚恳地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强调地指出，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在亚非国家之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他响亮地回答：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在中国代表团和与会各国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下，会议终于对议程中的各项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制订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使这次会议作为亚非国家团结反帝事业中的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胜利载入史册。
在国际交往中提倡求同存异，是新中国外交的创造。它生动地反映了新中国主张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和平的积极态度和建设性立场。多年来，中国在外交实践中，把求同存异的精神运用到更加广泛的领域，解决了我国同各国之间存在的许多问题，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协定、联合声明。即使是一些迄今未能解决的问题，周恩来根据同有关国家领导人会谈的结果归纳的双方意见相同点或接近点，也被国际舆论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事实证明，这种把原则性同灵活性高度结合起来的求同存异的精神，对于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平等待人的胸怀
在倡导“求同存异”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还阐述了新中国外交的另一个原则立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他在这次会议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容易对小国不尊重……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容易对小国忽视和不尊重，因此我们经常检讨自己。到会的各国代表中如果有任何人觉得中国代表团对任何一国代表不尊重，请指出来，我们愿意接受意见并改正。”
周恩来终身信守了这一诺言。这是他同外国人士经常谈到的一个主题。特别是对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们，他时常虚心地询问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是否发现我们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直到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最后几次会见外宾时，仍然不倦地说明中国永远不称霸的方针。
周恩来在国际交往中平等待人的态度，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称赞。他对小国的尊重和体谅，尤其鲜明地体现了新中国平等待人的风格。1954年，许多国家派代表团参加我国建国5周年庆祝活动。在分配接待任务时，剩下欧洲一个小国外长率领的代表团无人负责。周恩来便自告奋勇负责接待。他说，我们是大国，但不能歧视小国。我们应该尊重别国的民族感情。这件事对外事工作者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令人至今难忘。
中国人民曾经饱受外来压迫的苦难。我们珍视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也深深懂得应当尊重别人的独立和主权。这就是新中国坚持平等待人的外交风格的深厚思想理论基础。
说话算数的作用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信”的美德。周恩来非常重视发扬这种优良传统。他曾经给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写下了“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字，这是他自己在外交实践中始终遵循的格言。
新中国成立不久，爆发了朝鲜战争。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文章，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又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就朝鲜战争问题向他郑重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指出：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但是，当时美国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命令美军越过了三八线，进逼鸭绿江。这样，中国人民言出必行，被迫奋起进行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战争。
我国过去曾经欠了苏联一笔外债，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由抗美援朝时期苏联提供军火而形成的债务。对此，我们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既然欠了债，就一定要讲信用，就一定要还。即使在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仍然千方百计地挤出钱来还债。到1964年12月，周恩来宣布，“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亿600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亿8900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周恩来的这一宣告，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至少在和我们的接触当中，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正如周恩来喜欢说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说话算数，已经给许多国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种严肃的作风，维护了我们民族的尊严，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形成了新中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
实事求是的精神
外交活动的严肃性，不仅要求我们要说话算数，而且也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去处理问题。而周恩来也是实事求是办外交的模范。
让我们以中缅边界问题为例，看看周恩来的求实精神。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周恩来亲自查阅了汉朝以来的有关历史记载，弄清了中国历代对中缅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他分析了搜集到的各种地图，弄清了各个时期地图画法的不同及其原因。他调查了十九世纪以来有关中缅边界的历次纠纷和交涉经过，弄清了边界未决问题的由来。他还研究了边境地区双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况，以及处理边界问题的国际法论述和国际惯例。最后，他又把所获得的全部材料，同中缅两国的关系和我国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通盘加以研究。可以想像，这样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花费了他多少精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既考虑背景、又考虑当前实际情况、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方案，确定了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方针，并且通过同缅甸政府的共同努力，圆满地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为我国解决同其他邻国之间的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周恩来实事求是的精神还表现在，每当他发现违背我国对外政策的事情时，他一定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纠正或补救，必要时还亲自向对方表示歉意，或公开对我们的有关人员提出批评，力求挽回对外的不良影响，维护我国对外政策的严肃性。1967年8月，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竭力煽动极左思潮造成的混乱情况下，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对此，周恩来多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被烧坏的房屋修好后，周恩来特意接见英国代办，对他们搬回去表示庆贺，并且指出，代办处是被坏人烧的，中国政府是反对那件事的，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政府负担。对于一些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至蒙受冤屈，周恩来得知后都一一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并亲自向他们当面道歉。
周恩来还最讨厌弄虚作假。当他知道有关部门曾在外宾参观游览的地方专门布置一些青少年打扮起来装作在那里游览时，他当着外宾的面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作法。
对于苏联领导撕毁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背信弃义行径，周恩来怀着莫大的义愤。但是他对于50年代苏联专家对中国人民建设事业的帮助，却一直给予肯定的评价。他指示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说明词里应该提到运用了50年代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兴建武汉长江大桥的经验。
周恩来把实事求是的精神运用的国际交往中，形成了新中国独创的光明磊落的无产阶级外交风格。
广交朋友的态度
周恩来曾经指出：“我们需要和平，我们需要朋友。”我们寄希望于世界人民。周恩来最善于打破各种隔阂，广泛结交朋友。他总是强调，国与国之间只有通过增加往来，才能发展友好关系。思想一致的，也要通过一定形式的友好交往，才能增进友谊，否则还会有隔膜。思想不尽相同的，或者一时不理解我们的，更是需要通过一定形式的往来，才能彼此沟通思想，增进相互了解。即使暂时还没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我们也注意同那里的人民开展友好往来，认为这将会促进官方友好关系的建立。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周恩来一生为中国人民结交朋友之多，是难以数计的。
周恩来把广泛结交各国的朋友当做是获得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他把来访的各界外宾称为“送上门来的老师”。为了不放过求教的机会，他可以放下其他工作，挤出时间来同外宾长谈，有时从午夜谈到凌晨。他认为这种谈话对他是“很好的学习班”。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增加了许多新朋友。但是，我们从不忘记曾经为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过贡献的老朋友。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周恩来提出了“饮水不忘掘井人”，对长期为促进中日友好而努力的日本老朋友表示了极大的敬意。周恩来远在抗日战争时期结识的一些美国朋友，到70年代中美关系打开后，他还是一有机会就提到他们。曾经担任过孙中山先生卫士长的美国人马昆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访华。周恩来在访华外宾的名单中看到了他的名宇，立即接见，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他生前最后几次会见的外宾中，有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他在谈话中还念念不忘在万隆会议时结识的老朋友们，托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代为问候。
周恩来曾把他1956年底至1957年初的亚欧11国之行的目的，概括为“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和寻求和平”。实际上，他一生都在为中国人民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和平。
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风格。周恩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国际舆论盛赞他的高尚品德，同时指出，世界主要是通过周恩来的形象认识了新中国。建国初期，周恩来就指示外交工作者，要不断地总结外交工作，把我们的经验科学化、系统化，使它成为一门学问。他号召外交工作者研究外国的有关著作，同时强调地指出，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实际上，周恩来创造性的外交实践，就是新中国外交学的一部辉煌巨著。
(作者单位：全国台湾研究会研究室)
刘土尧 程瑞山：试论周恩来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
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长期从事并直接领导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在外交战线上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形成了一整套外交思想和独特的外交风格。其中，求同存异思想在周恩来外交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它集中体现着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本文仅就其求同存异的思想，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周恩来是我们党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倡导者
我们有些学术著作一提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思想，就简单地引用他在1955年亚非会议上的补充发言，似乎周恩来关于求同存异的思想与实践仅仅局限于这次国际会议。实际上周恩来在这次亚非会议上的即席发言，只是他对求同存异思想的一次集中阐述，在此前后，周恩来对求同存异思想都有不少论述。可以说，求同存异的思想是他的一贯思想，它贯穿于周恩来外交实践的始终。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大后方直接领导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就表现出了善于在矛盾中求同的思想风格。他认为只要大目标一致，就可以求团结，一些小问题看法不一致不影响团结。抗战时期与周恩来一起在大后方搞统战工作的夏衍曾回忆道：抗战时期在重庆曾与一些民主人士看法不一致，我便去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对我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1〕这是周恩来最早提出求同存异这一主张，并把它用于处理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关系上。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直接领导策划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从广义上讲，外交也是一种统战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但是，也要看到，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把彼此思想沟通。〔2〕要做到思想沟通，就要通过多接触，努力寻找和扩大双方的共同点，避免和减少双方的分歧，求同而不是求异。1954年8月，周恩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我们和英国“有不同的地方，例如，我们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我们这种立场、思想是不必讳言的。但是，也不要跟他们争论马克思主义学说，争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总之，我们要互相尊重，不扩大争论，扩大争论就会对立起来，那是不利的。”〔3〕
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针对会议上出现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新殖民主义”、“颠覆活动”等不和谐音符，他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给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稿.并干当天下午做了关于求同存异思想的著名发吉。他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经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接着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4〕周恩来在发言中还举例指出，中国代表团本来可以在会议上提出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问题，但是为了不使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接着，他就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相互了解、友好合作的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及所谓“颠覆活动”问题，阐明了我国的政策，通情达理、心平气和地解答了一些代表的问题与疑虑。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集中体现了他的求同存异思想。这一思想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终于使会议达成了一致见解，形成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亦称万隆精神)。这是继日内瓦会议之后，周恩来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和风格的又一次成功的展示，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好评。出席会议的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事后对周总理说道：你出席万隆会议，毫无疑义对会议的成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你的合作态度改变了会议的整个气氛……你使我们感觉到，中国真诚地和迫切地要同别的国家友好相处并且共同求得发展。〔5〕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曾对王炳南说：“非洲大陆人们的解放事业受到国际广泛注意，正是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精辟讲话所引起的。”〔6〕就连当时任芝加哥《每日新闻》驻亚洲记者的鲍大可也评论道：大会上他既没有去刻意争取对共产主义的支持，没有做或鼓动他人做激烈反美、反西方的言论，也没有去破坏或削弱西方的反共防务联盟。但他达到了此行的重要目的，即使许多代表相信了他是一个心怀善意、通情达理而真挚诚恳的人，并相当成功地使人相信了共产党中国奉行和平的政策。〔7〕
万隆会议后，周恩来在不同的场合又多次对求同存异的思想加以论述。1955年5月，他在会见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欧文妮·戈登夫人时，对世界母亲大会要像亚非会议那样发扬求同存异的精神表示赞赏，指出：“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论。”〔8〕1957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的一些问题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各国并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有一致的看法，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对于我们各国原则一致的重要方面来说，毕竟处于次要的地位，而且这种不同意见是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基础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逐步地求得一致的。即使暂时还不能求得一致，只要团结关系受到珍重，保留这种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9〕这也就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间也适用求同存异的方针。”〔10〕
六七十年代，亚非国家和世界格局发生很大变化。如何处理各国之间的意见和分歧，周总理始终强调要用求同存异的原则来解决。1963年，他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求同存异的原则仍适用于第二次亚非会议。第一次亚非会议正是采用这条原则取得了成功，所以，第二次亚非会议如果召开，一定也会根据求同存异的原则解决问题。”〔11〕1972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下，中美、中日关系出现根本转机，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相继访华。周总理在致两国首脑的祝酒辞中，再次提倡求同存异，以促进中美、中日关系的发展。他指出：中国同美、日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同两国政府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但这些不应成为两国间平等相处的障碍，中美两国“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中日两国经过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12〕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是周恩来在其外交生涯中首创求同存异的方针，并在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多次加以强调和实行。正如他自己所说：“为有利于导致纠纷的解决，有利于团结，为致力共同事业的合作开辟道路，求同存异应是最好的选择。”〔13〕
周恩来是实践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典范
求同存异既是一种思想，也是认识问题、解决矛盾的一种基本方法。它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相统一原理的具体体现。同就是普遍、共性的一面，异是指特殊、个性的一面。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求同就是努力去寻求、扩大双方的共同点，存异就是正视并允许双方有一定的个性存在。二者是统一的。一方面，求同是存异的目的。另一方面，存异是求同的条件。那种不允许任何个性存在的所谓求同只能导致不平等的强权政治，最终只能是进一步扩大差异，实现不了求同的愿望。
周恩来不仅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思想，而且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长期运用这一思想，解决回答了一些重要的原则问题，创造了多种不同的形式，使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充满了活力与生机。
(一)回答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能否求同存异和求什么同、存什么异的原则问题。就国家关系而言，他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该而且必须求同存异。从大的方面讲，求同就是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存异就是把两种制度的矛盾“撇开”或“放在一边”，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和平共处。所谓“撇开”和“放在一边”应包括：在相互关系中不主动挑起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的争论；在交往中对“属于挑拨性的话要挡回去”，但避开争论；相互都不要把自己的制度和思想意识强加给对方，不要因制度和思想的不同而影响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外交的目的是推进国家关系的发展，而不是争取对方在制度、思想上跟我们一样。就社会制度本身而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不是各自铁板一块。他曾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来说明资产阶级的某些学说也有可以吸取的合理的因素，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取长补短，才能在和平竞赛中最终战胜对方。
(二)根据不同情况和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做法，创造了求大同存小异、求同抑异、异中求同、存异待同等多种形式。如对同我国历史遭遇大体相同，面临反帝、反殖以及要求和平发展民族经济共同任务的亚非拉国家，周恩来无论是在亚非会议上，还是在出访或接待这些国家的访问谈话中，都是强调我们与这些国家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尽管中间也存在许多不同意见，但不应该影响我们所具有的共同愿望。因此，总的来讲应该求大同存小异，着重于求同。对于西方及日本等国家，我们坚持政治上和平相处，经济上平等互利，科技文化上相互学习，但对其维护殖民利益，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也予以揭露和批评，对这些国家可以说是求同抑异。对于美国我们一时采取异中求同的做法，如中美上海公报既在求同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又对双方的分歧不加回避，也不强求统一，协议中采取一种“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的独特风格，既阐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又不因分歧而破坏可能达到的统一。另外还有存异待同的方式。1963年4月，周恩来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指出：“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强加于人，反而容易坏事，最好的办法是等待对方自己觉悟。”〔14〕“求大同存小异”、“求同抑异”、“异中求同”、“存异待同”，不同的矛盾用不同方法解决，这是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的实践艺术。
(三)周恩来善于协调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在复杂的矛盾中寻求一致。如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上，印支问题的焦点最后集中到如何划分交战双方集结区这一点上，越南坚持以16度线为界，法国坚持以18度线为界，各不相让，谈判几陷僵局。美国企图扩大战争，插手支那。刚上台的法国孟戴斯--弗朗斯政府则迫于国内人民要求和平的压力及战场失利的现实，希望早日解决印支问题。周恩来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以17度线为界的折衷建议。他一方面建议法国代表，另一方面又同越南代表协商，使双方作出了让步，达成了印支和平的协议，粉碎了美国的企图。又如1955年亚非会议，周恩来通过两次求同存异的发言，缓和了矛盾，端正了会议方向。在最后达成会议协议的问题上，周恩来更是显示了他灵活应变、协调矛盾的本领。他提出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大家共同遵守的原则，当有的代表认为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时，他当即改用联合国宪章中“和平相处”的提法，当有的代表不同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措辞和数目时，他表示：“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共同的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15〕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周恩来的多方协调，会议终于达成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扩展起来的“亚非会议十项原则”。
(四)平等协商，互谅互让，以理服人，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化异为同。国家的对外行动，归根到底都是以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为转移的。不同国家的利益有一致的地方，也必然有不一致的地方。周恩来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珍视自己的利益，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为此，可以求同存异，并争取化异为同达成妥协。当然这种妥协必须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通过平等的协商和互谅互让才能实现。周恩来主张要善于求同，即使是严重对立的双方，也要努力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点。日内瓦会议后，他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颇有感慨地说，日内瓦会议本来可以不必花这么多的时间的，问题在于美苏两国外交部长相持不下，莫洛托夫对什么问题都用一个“不”字来对付，美国人提一个方案，他说“不”，英国人出来打圆场，他也说“不”。一切都不，那就没有会谈和对话的必要了。对于朋友则既要肯定大利益的一致性，也要善于调节具体利害的冲突。从日内瓦到万隆，从中缅边境谈判到中美建交谈判，无不表明周恩来是善于化异为同、解决难题的大师。
需要指出的是，求同存异并不是无原则的退让妥协，而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就重申新中国的外交，必须改变旧中国跪在地上办外交的屈辱历史，必须以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原则。1953年他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我们与其他国家求同的原则基础。他要求在这方面要有政治空气。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原则变成教条来背诵”，并不是张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叫政治空气浓厚。就是说，要坚持原则但不是我们所有的原则都要求别人接受，要允许人家有一定的个性存在，如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信仰马列主义，不信神，人家是君主国，信神，信仰上帝和真主。这些“异”并不影响我们根本的外交原则，应该允许其存在。总之，求同存异中，求同是建立在根本原则基础上的求同，而不是一味的妥协退让，存异必须以不违背我根本外交原则为前提，超出这个前提，就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善于存异，相互容忍各种风格、个性、和思想意识的存在，才能有助于求大同。
周恩来使求同存异思想在实践中充满生机与活力，还在于他善于做外宾的工作，他在处理人际间、民族间、国家间的关系时无不显示出一种量大容人的气度，能够在共同的基础上允许各种风格、各种个性、各种思想意识的存在。1961年9月，英国退役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他在陈毅外长主持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和平三原则，即：1.都承认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2.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3.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周恩来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但当蒙哥马利参观洛阳时，他不看当地为其准备的专场文艺演出。而是随意闯进一正演《穆桂英挂帅》的小剧场。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中间休息时他退场，说这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当时陪同他访问的熊向晖对他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熊向晖以为这样能说服这位英军元帅，没想到蒙哥马利更不以为然，说：我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佩服，不知道还有女将军。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熊向晖一时兴起，争辩道：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蒙哥马利不吭声了。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严肃地批评熊向晖说：你讲得太过分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些年外交，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随后周恩来专门了解了蒙哥马利的文艺爱好，并马上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要他们从已为蒙哥马利准备的文艺晚会节目单中撤掉他可能反感的《木兰从军》，另加上他喜欢的杂技和口技节目。这不仅是对蒙哥马利个人也是对他所代表的民族和国家个性的尊重。这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如在田中角荣访华的宴会上，周恩来让乐队演奏了一首田中家乡的民谣，田中感动得几乎流下眼泪。这些都体现了周恩来外交艺术，它使周恩来在外宾面前有一种特殊的魁力，这种魅力除了与他的才华和经验相关之外，也是和他的善于求同存异的宽广胸怀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