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对我国的国防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建设和巩固国防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为毛泽东国防现代化建设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认为，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建设强大国防。建国初期他就指出：“为了保卫我们民主、独立的国家，就不能不加强我们的国防。”〔22〕在他看来，建设强大的国防要达到以下目的：第一，保障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保障我国人民“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23〕第三，“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它发动战争，就叫它遭到失败。”〔24〕
军队是国防任务的首要承担者，我军的建设状况直接关系着国防的巩固。建国后，周恩来把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放在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地位，始终非常关心我军的全面建设。在革命化建设方面，他要求我军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色，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25〕。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提出要缩减陆军，加强海军、空军和各特种兵的建设。要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军事院校为基础，改建新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军事院校，各军兵种都要新建自己的各级专业学校。在正规化建设方面，新中国刚一成立，他就提出，解放军“将随之从战争状况下转入正规建军的新时期”〔26〕。还亲自落实了颁布新的“三大共同条令”的工作，等等。
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离开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没有巩固的国防，实现国防现代化，关键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国防。周恩来深刻地阐明了现代科学技术与巩固国防的关系。早在1956年1月，他就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传达并创造性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27〕“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28〕。为了实现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现代化国防的目标，他尤其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就需要各种科学专家。”〔29〕
国防现代化建设与我们国家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毛泽东曾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此进行过论述。周恩来作为总理，直接领导我国的经济和国防建设，对协调发展国防、国民经济及各行业有过许多重要论述。他十分注意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国防建设力度。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时，他认为这时“不能不把加强国防力量同恢复经济放到一个同等重要的地位上”〔30〕。在朝鲜战争进入到停战谈判阶段后则提出，“建设费应高于军事费”〔31〕。随着外部形势的进一步缓和，1956年再一次强调：我们的财政支出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要继续减少军队。他认为，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
建国后，周恩来由于担任多方面的领导职务，对军事以外其他斗争形式在国防中的作用有深刻认识，认为巩固国防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新中国建立初期，他就提出：“应该在和平斗争中巩固国防，加强经济力量”〔32〕，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他特别重视外交斗争在巩固国防中的重要作用。他从外交等方面加强国防的实践和思想，是对“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全面运用，拓展了“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内容，丰富了毛泽东的国防建设思想。
(五)
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在实践和理论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由于他长期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重要领导职务，以及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还对确立和维护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党的六大以后，周恩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等职，他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经验非常重视，非常注意推广红四军的经验，指导其他根据地的红军建设和游击战争。1928年6月15日，他就曾向贺龙介绍了毛泽东、朱德提出的包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在内的游击战争经验。后来，还在《军事通讯》上，要求各地红军、党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由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党内也存在着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等错误倾向，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未能继任前委书记。周恩来听了陈毅的情况报告后作了许多指示，又亲自审定了陈毅根据他的思想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一些原则问题作了正确回答。他还代表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并嘱咐陈毅回红四军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33〕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红四军党的九大，根据“九月来信”的精神和红四军建设的经验，作出了“古田会议决议”。周恩来将这个决议迅速转发各地红军。
红军长征出发前，在研究留人名单时，中央对毛泽东去留问题最初有争论，在周恩来的竭力坚持下，毛泽东才得以随队长征。在长征初期召开的几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多次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否定博古和李德的意见。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等系统地分析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周恩来作为会议的实际组织者，在代表军委作了副报告以后，又作了关键性的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3。4周恩来的思想和行动，不仅使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左”倾的“三人团”发生瓦解，而且影响到政治局其他成员转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方面，加速了“左”倾教条主义宗派集团的分化。遵义会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周恩来从中起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应当指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能够确立他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包括军事思想在内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但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的推崇，支持和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和主张，抵制“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的排斥和打击，心悦诚服地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全党的军事领导，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能不说起了关键的作用。
在遵义会议后的几十年中，周恩来长期战斗在军事领导岗位或军事斗争的第一线，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和“参谋长”，参与了决策和组织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他“才兼文武”，雄才大略，多谋善断，不仅对贯彻落实毛泽东军事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以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造，为充实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六)
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所以能作出重要的贡献，除了客观的需要和条件以外，还同他勤奋刻苦的斗争精神和主观努力，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高尚的思想品德、渊博的学识和超人的智慧等自身条件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早在1917年时，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五四运动”中，他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武器，结合自己的实践，思考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1920年他前往西欧，进行社会考察，把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反复比较，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决心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并准备从事武装斗争，为共产主义献身。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适应时代变化、革命战争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相结合，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高度地统一起来，创造性地进行军事理论的探索，因而能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周恩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军事生涯中，长期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处于统揽全局的关键地位，这是他作出巨大军事理论贡献的实践基础。他参与领导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参与领导了反对外敌入侵和支援友好邻邦的战争，以及国防建设事业，既有武装夺取政权的实践，又有国防建设和国防斗争的实践，既有游击战争的实践，又有正规战争的实践，既有同国内敌人斗争的实践，又有同国外敌人斗争的实践，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经验，使他有条件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再到实践，不断总结军事实践的经验，进行军事理论的创造，并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地系统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
周恩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是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榜样，是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典范，是艰苦奋斗的表率。他的光辉思想、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使他能够勇于献身革命武装斗争和军事工作的实践，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军事实践，科学地总结军事斗争实践的经验，最大限度地集中党和群众的智慧，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军事领域的客观规律和指导规律，从而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周恩来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军的宝贵财富，它对新时期的军队和国防建设以及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就要认真学习周恩来的军事思想，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旗帜，坚决贯彻江泽民提出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35〕的军队建设总要求，积极推进军队的建设和改革，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注释：
〔1〕周恩来：军队中政治工作(第一讲)》，1925年6月2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同学纪念册》。
〔2〕〔6〕〔7〕〔10〕〔11〕〔12〕〔16〕〔17〕〔2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40-41页、第93页、第347页、第32页、第220页、第350页、第84页、第86页、第33页。
〔3〕《周恩来在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致词》，1934年2月7日。
〔4〕〔8〕〔9〕〔15〕〔23〕〔25〕〔27〕〔28〕〔29〕〔3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7页、第274页、第32页、第51页、第37页、第85页、第276页、第181页、第182页、第160页、第85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0页。
〔13〕〔18〕〔21〕《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36页、第186页、第241页、第212页。
〔19〕《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9页。
〔22〕《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4页。
〔26〕〔30〕〔3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9页、第182页、第238页。
〔33〕《周恩来传》第195页。
〔34〕《遵义会议文献》第117页。
〔35〕《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要文献选编》第252页。
单秀法：周恩来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的独特贡献
周恩来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光照千秋。本文仅从几个主要方面阐述周恩来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的独特贡献。
独树一帜，开创革命军队建设的基础
1937年，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指出：“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1〕毛泽东这一论述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军队建设史开始于大革命时期的军事工作，另一方面说明了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始于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这实际上也就确定了周恩来在我军建设史上的历史地位，因为大革命时期我党的军事工作主要是周恩来主持的。
1924年11月，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从此开始了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出现了毛泽东所说的那种新气象。1925年元月，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负责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领导军队政治工作。9月，周恩来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是中国军队设立政治部的开始，也是军队战时政治工作的开始。在这一系列军队政治工作实践中，周恩来总结制定的军队政治工作原则和制度，初步奠定了革命军队建设的基础。
第一，确立了革命政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革命军队是革命的工具，必须坚持革命政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政治工作就是要保证革命政党对军队的领导，使军队成为革命政党实现革命目的的工具。这是周恩来确立革命军队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原则。周恩来指出，新型的革命军队必须坚持革命政党的领导，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因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2〕所谓新型的军队，就是革命政党领导的军队；没有这种领导，革命军队便不可能完成革命的任务，就不成其为新型的革命军队，甚至还可能成为新的军阀军队。这样，周恩来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党的领导和新型军队的关系，坚持了革命政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革命政党还不是只讲中国共产党，但其坚持革命政党对军队领导的思想和一些基本原则，为中国共产党确立对人民军队实行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在军队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形成了政治工作的新制度。周恩来认为要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保证军队遵循党的主义和政策，必须在军队中建立起革命的政治工作，形成新的政治工作制度。周恩来效法苏俄红军，在军队开展政治工作，坚持向军队灌输革命思想，“使革命军队确实其革命观念”，形成巩固的思想基础。“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转到革命方面来。为了加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工作，周恩来扩充了政治部，部内分指导、编纂、秘书三股；规定政治部的职责和任务是负责士兵政治训练；要组织举行学生政治讨论，对学员进行政治教育；负责学员文化体育活动。还在各学员队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并对党代表的职责范围，各级党部、党小组会议，报告制度都做了明文规定。
在东征战役前，周恩来主持制订的《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明确规定：“党代表与指挥官共同听阅，如下级军官之报告呈文，并决议问题，与指挥官共同署名，一切命令及发出之公文，凡未经党代表共同署名者，概不发生效力。”在东征战役中，发布了《战时政治宣传大纲》，对战时政治工作内容、要求和方法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还组织了政治宣传队，在连营团设立了党代表。要求军队政治工作人员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起先锋模范作用。
1925年11月，由周恩来直接创建的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化革命军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建立了中共支部，各营连建立了党的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内组织制度的最新创造。对军队中的党组织，周恩来还制定了严密的工作制度。如“各连队党部每星期必须依章开会，党代表及常务委员须负全责。”“各连队党部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两次……党代表须亲往参加会议”。各连队党部小组会议须注意从实际问题上解释主义之理论的根据；报告重要时事及党务；士兵生活之改良；同志间互相批评，以党的见地为中心。
第三，树立政治工作的优良作风，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中强调，军队政治工作人员比一般人员要有更高的要求。“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要言行一致，起模范带头作用。政治工作人员必须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密切与士兵的关系。1925年5月，为了加强北伐军的政治工作，周恩来专门举办了一期军队政治干部培训班，并亲自给学员们讲授军队政治工作课，培训了一大批政治工作骨干。7月，周恩来又在国民革命军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作《国民革命及军事政治工作》报告，对政治工作的必要性，政治工作制度作了全面的总结和阐述，为政治工作人员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在周恩来的言教身传和领导下，一大批优秀的治军人才在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叶挺、聂荣臻、徐成章、曹渊、蒋先云、卢德铭、许继慎、周逸群、周士第、张际春等人就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和帮助下，成长为优秀的军事干部。周恩来又通过这批优秀的人才，去建立我们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如1924年11月，周恩来商得孙中山的同意，筹组了大元帅铁甲车队。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1925年11月，周恩来以原铁甲车队为基础，指导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设党支部，连有党小组。党支部由广东区委军事部直接领导。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掌握的正规的革命军队。
当机立断，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在大革命失败的严峻关头，周恩来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关键问题上，作出了关键性决断和卓越贡献，他组织和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的历史时期。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1927年4月16日，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应“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3〕这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最明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建议。
1927年4月底，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没能作出挽救革命的正确决策。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届常委会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而正确的决定：任命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必要时可以参加常委会。周恩来本人没有参加第五次代表大会。5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建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军事问题。6月4日和20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会议上，两次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主张以发动湖南农民暴动来挽救革命。是时，湖南农民运动的力量很大，并且拥有不少武装；由共产党掌握的叶挺部队正驻军湘鄂边境，而唐生智的主力还远在河南，这是一个挽救革命的极好良机。可惜的是这个计划最后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而没有实行。
到1927年7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确定了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计划。初步决定以贺龙、叶挺部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7月24日(或25日)，在周恩来的一再督促下，临时中共常委会议最终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起义部队起义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要紧的时期。”〔4〕很显然，这个新时期的第一枪是周恩来组织领导打响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采纳陈独秀的取消主义，而采纳了周恩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主张而开辟的新时期。是南昌起义、是周恩来重新树起了新的革命旗帜，使千百万革命人民在经历了一连串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燃起了新的希望，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心悦诚服，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全党的军事领导
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最后取得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在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开始还只是一支红军、一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只有确立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他的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毛泽东由一支红军、一块根据地的领导人，成为全党全军的领袖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全党的军事领导，并心悦诚服地拥戴毛泽东的领导。
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中，是周恩来最早认识毛泽东的军事才能。1928年11月，周恩来起草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朱毛红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周恩来起草的这个报告对共产国际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自此以后，“毛泽东”这个名字在苏共中央的《真理报》上不断出现。共产国际这一态度对后来毛泽东在不断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况下，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1929年3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贺龙并湘鄂西前委的信中，推广介绍了毛泽东所创造的经验。周恩来在信中指出：“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党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时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据朱、毛处来人说，这样组织，感觉还好。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5〕9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并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1930年1月，周恩来在《军事通讯》创刊号上，要求各地红军、各地党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2月，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又说：毛泽东的复职，四军的中心的政治领导已确立，“稍可使中央放心”。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是周恩来最早认识和肯定毛泽东卓越的军事组织才干和由他创造的军事斗争经验。
在毛泽东受到打击、排挤时，又是周恩来坚持和维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1932年6月，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按常规理应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但是临时中央对毛泽东不信任，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总政委。周恩来没有接受这一提议，并于7月两次致电致信中央局，认为毛泽东的军事决策“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提议由他任总政委。经过周恩来的努力，中央局于8月8日才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10月的宁都会议上，临时中央、中央局后方成员集中批评毛泽东，把毛泽东反对打赣州，主张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把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克敌致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并要毛泽东回后方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坚持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作战。他认为对毛泽东的批评和指责是过分的，也是不应该的；毛泽东积累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留在前方对战争有帮助。但由于中央局的错误决定，毛泽东只好暂时请病假回后方休假。尽管如此，周恩来仍指示所起草的作战文电要送毛泽东阅。这不仅是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重，更是对毛泽东军事指挥才能的倚重。
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全党的军事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的湘江战役中又损失过半。严重的损失和严峻的局面，促使人们从根本上思考党的军事指挥问题。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周恩来主持举行了一次临时性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问题。李德仍然坚持到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力主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湘江战役后实际担当部队指挥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向贵州前进。这就是有名的“通道转兵”。“通道转兵”是中央红军长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中央红军纠正了原来错误的战略方向；毛泽东实际上参与了中央红军的领导和指挥。
通道临时会议后，又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再次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意见，指挥红军向遵义前进。这次会议“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6〕。周恩来不断地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一方面削弱和排除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另一方面加大毛泽东对中央红军指挥的分量，为遵义会议最后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创造了条件。
促使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他第一个明确向毛泽东表示要把博古、李德轰下台；向张闻天谈了要在遵义开会，总结党的军事路线问题。但是，没有周恩来的同意和支持，会议也是难以召开的。周恩来不仅支持召开遵义会议并且实际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军委作了副报告。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在五次反“围剿”中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但未能取得胜利，其重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对军事指挥的错误，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报告后，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切中要害的分析。当毛泽东的发言一结束，王稼祥就讲：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践经验的人来指挥；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王稼祥的提议受到凯丰的反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又作了关键性的发言，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讲，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完全是自觉的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铺平了道路。
多谋善参，协助毛泽东指挥中国革命战争
遵义会议后，中央常委作了新的分工。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议决议是这样定的，实际上周恩来自觉地主动地把自己置于与毛泽东相反的位置——毛泽东实际上负起了军事指挥的责任，周恩来为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帮助者。
周恩来实际上成为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决不能认为，周恩来无主见无建树，仅仅是组织落实毛泽东决策的“参谋长”，更不是某些西方人所说的，周恩来只是生活在毛泽东的阴影中。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周恩来以其雄才大略和多谋善断，不仅参与了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协助毛泽东指挥革命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而且还以自己的理论建树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指挥八路军实施战略展开，初步总结了抗战的经验。1937年9月，周恩来以中央代表的名义赴山西抗战前线。按中共中央原来部署，八路军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后来根据华北战场局势的变化，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应将三个师分别部署于晋东北、晋西北和晋南太岳山脉，这样才能在战略上立于主动地位。当时山西的阎锡山对八路军进入山西心存戒心。他企图将八路军留在正面战场打阵地战，以达到他消耗八路军的目的。周恩来洞察阎锡山的用心，他利用阎锡山作战计划不完备和抗战信心不足的弱点，建议八路军一一五师开赴五台、灵丘地区，在平型关东北地区侧击日军，支援晋军正面防守平型关。结果八路军旗开得胜，取得了平型关战斗的胜利，也顺利地在晋东北地区实施战略展开。9月24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建议一二0师开赴晋西北，一二九师速开正太路，然后向西南山地转移。10月下旬，周恩来向中央提出必须发展绥远游击战的战略性建议。他指出，敌人已进入包头，转瞬将达五原，西北门户洞开，欲保陕甘宁边区及争取蒙、回族，联系新疆、内蒙，必须发展绥远游击战争。周恩来这些建议均被中央采纳，八路军各师旅分别挺进到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和晋西南敌后战场，一部挺进大青山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为尔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周恩来在山西直接领导抗战，虽然只有短短的八十天，但他对抗战战略方针的探索，对发展和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1937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中提出：“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华北抗战能持久，日寇将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7〕并具体分析了华北能够持久抗战的原因：敌人的兵力没有可能统治全华北，不仅是乡村占不了，城市也占据不了太多；华北特别是山西的山地最便于我活动、存在与扩大；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民众武装，根据地的发展；八路军坚持在华北作战，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作战。“这一切有利的条件，将决定着华北持久战的极大可能。这个抗战的性质，在极困难的时候，将成为以游击战为主体，来坚持华北抗战。”〔8〕周恩来不仅比较早地明确提出持久战的思想，而且分析了能够持久作战的原因以及持久战与游击战的关系。这些论述对1938年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无疑是有帮助的。
确立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形成三种意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周恩来是主张“运动游击战”的，即“部署敌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团力量消灭敌人”。到山西抗战第一线后，周恩来很快加深了对游击战战略地位和战略作用的认识，提出“以游击战争为主体，来坚持华北抗战；游击战将有胜利的前途；它要在持久战中，壮大自己，武装人民，恢复许多城镇，破坏敌人交通，消灭部分敌人，最后得到全国生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寇帝国主义出中国。”〔9〕并按“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原则，组织、指挥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在山西实施战略展开。同时，他又根据当时山西抗战的实际，组织了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配合友军的正面作战，推动了山西及整个华北抗战的发展，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决心，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周恩来在山西抗战的实践以及对抗战经验的总结，使我党在洛川！会议上确定的军事战略方针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后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把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原则明确规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参与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组织指挥人民解放军转人战略反攻和进攻。毛泽东曾讲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如毛泽东所言，周恩来作为军委副主席和代理参谋长，参与了解放战争几乎所有重大的战略决策，这里只突出说说周恩来对转入战略进攻决策的贡献。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当时毛泽东曾设想了一个外线作战的方案。强调：“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军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毛泽东这一设想无疑是具有独创性的并为以后的战略反攻，转入外线作战播下先声。但是当时广大中间人士和国统区的群众对和平还抱有幻想；人民解放军尚未完成从游击战向大规模运动战的转变；解放军作战还不能离开解放区的依托。根据这种情况，周恩来于10月15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军事战略应与政治相配合，主张在国大召开前后，解放军不宜打到外线，暂不实施外线作战方针。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于12月20日给陈毅、粟裕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的主张，其基本精神是先在内线作战。
1947年春，毛泽东、周恩来又两次考虑外线作战问题。1月24日，中共中央致华东野战军并告刘邓的电报指出：“准备五月开始(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10〕5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对转入外线作战作了初步规划：刘邓十万大军，休整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陈谢主力在现地待命，随时准备入陕北配合彭德怀军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顽。7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商定陈谢集团的出兵战略方向，经商定改由西过黄河进陕北为南下渡黄河经略中原，在豫陕鄂边实施战略展开，配合刘邓大军向中原出动。7月21-23日的小河村会议，正式形成了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陈谢、陈粟两翼配合，大举经略中原的战略反攻的英明决策。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精心策划，精心组织下，我三路大军在中原大地成“品”字形展开，胜利地转入了战略反攻。
总结战争经验，为人民军队作战提供理论指导。周恩来对军事问题有深刻的研究和理论建树，1948年春撰写的《军事原则》提纲就是代表。《军事原则》提纲是解放战争基本经验的理论总结，对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作了概括和发挥。《军事原则》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总结归纳了十条人民解放军基本作战原则：1、避强就弱。先打分散之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2、先面后点。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及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3、歼敌为主，略地次之。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一点两面的包围战，歼灭性打击。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五倍、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5、无准备、无把握不打。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求有准备。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与连续作战(即短期内不休息地连续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意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及城市。8、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城市，则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之守备而又为环境所许可之据点及城市，则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完备强固之据点及城市，则等条件成熟时，然后取之。9、主要补充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与整训部队，休息时间一般不要过长。第二部分主要讲了正规战与游击战，野战军与地方军，正规军与民兵的关系；内线与外线的关系；夺取敌人装备，加强自己，以提高技术和战术；大踏步前进、后退和机动，发动群众创造战场；节省人力、物力及弹药等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三部分对蒋介石可能采取的作战原则进行分析，也有十条。
周恩来在《军事原则》提纲中所体现的精神实质和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两人在指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实践中，不管是重要的战略决策，还是战争经验的理论概括，大致是三种情况。一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某一设想，然后在与周恩来，有时还有任弼时的商讨过程中使之完善。二是周恩来首先提出某一设想，然后加以提高和完善。三是他们在共同商讨过程中形成新的战略思想和决策。不管在那种情况下，周恩来都能做到多谋善参，以自己的思想和才干协助毛泽东指挥中国革命战争，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注释：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0页、第548页。
〔2〕《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的讲话》。
〔3〕〔5〕〔7〕〔8〕〔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页、第16页、第24页、第85页、第86页。
〔6〕《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42页。
〔1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38页。
刘 焱；论周恩来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理论与实践
周恩来是中共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杰出军事家，他最早懂得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人们对此已有共识。但周恩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人民战争和战略战术方面的重大贡献，在国内外有关研究著作和教科书中，还很少提及，这是一个应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根据大量史料，笔者认为：周恩来是中共开创人民战争的先驱；是我军战略战术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
周恩来：中共开创人民战争的先驱
(一)大革命时期对人民战争进行开创性探索
1924年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奉调从欧洲回到当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大本营广州，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并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在参与领导两次东征、平定商团和杨、刘叛乱的战争中，就开始对人民战争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初步萌发人民战争思想。
周恩来认为，革命战争是人民群众求解放的战争，必须依靠群众，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战争。这正是人民战争思想的核心。他明确指出：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为奴役被统治阶级，必然会使用武力。而被统治阶级“受了过甚的压迫，也必然会觉悟起来用武力去反抗压迫者。”〔1〕因此，反抗压迫者的革命战争，必然会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也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取得胜利。
周恩来深信：战争的实力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1924年10月，他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张。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士兵可以做先驱，有学生可以做宣传，有商人可以做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因此，他认为要战胜敌人，“必须团结起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向反革命派进攻。”〔2〕这明确反映他依靠人民，进行战争的思想。周恩来深信：必须武装民众，把军队和群众的武装斗争结合起来，是夺取胜利的保证。1926年他分析广东的革命形势时指出：“民众武装在广东已成为自然必不可少的组织”，“农民自卫军，工人自卫队的组织，亦为势所必需。”〔3〕打倒敌人“唯一的方法就是工农兵大联合起来！”他强调两次东征和平定商团及杨、刘叛乱，“亦是广州工农与革命军联合势力”。他还明确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4〕“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的中坚”，是“唯一可恃之革命力量”。〔5〕他号召工农兵联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