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见《朱德选集》第393页。
〔10〕〔12〕〔14〕〔16〕〔18〕〔19〕〔20〕〔21〕〔22〕〔23〕〔25〕〔26〕〔27〕〔32〕〔34〕〔36〕〔38〕〔42〕《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5页、第33和36页、第33和34页、第33和35页、第37页、第42页、第83页、第87页、第268页、第310页、第33和35页、第16和18页、第85和101页、第62页、第86页、第68页、第85页、第346页。
〔11〕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作军事报告的记录(1928年7月3日)。
〔13〕周恩来：《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基本问题》(1930年9月30日)。
〔15〕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作军事报告的记录(1928年7月3日)。
〔17〕周恩来：《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基本问题》(1930年9月30日)。
〔24〕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536页。
〔28〕周恩来：《怎样进行持久抗战》(1938年1月8日)，载《群众周刊》第1卷，第5期。
〔29〕周恩来：《从实际战斗中来认识战术原则》，《红色战场汇刊》1933年8月。
〔30〕周恩来：《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1934年8月《红星》第60期。
〔31〕周恩来：《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1938年7月7日《新华日报》。
〔33〕《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41页。
〔35〕周恩来：《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
〔37〕周恩来：《怎样进行持久抗战》(1938年1月8日)。
〔39〕周恩来：《怎样进行持久抗战》(1938年1月8日)。
〔40〕周恩来《关于目前抗敌形势及任务》，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第227-233页。
〔41〕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43〕〔44〕周恩来：《军事原则》，参看陆军指挥学院课题组：《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第9章第3节，第420-430页。
〔45〕《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7-1248页。
季云飞 朱之江 宗成康：论周恩来国防建设思想
周恩来是我党我军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参与领导人民军队战胜国内外敌人，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他参与领导军事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建设思想，“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精力。”〔1〕本文拟从国防建设的战略目标、国防力量建设的基本内容和国防建设的基本方针原则三个方面论述周恩来的国防建设思想。
国防建设的战略目标：保卫国家安全，反对、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严峻的国防形势，周恩来即于1950年6月明确提出：“为了保卫我们民主、独立的国家，就不能不加强我们的国防。”〔2〕1950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周恩来再一次强调：“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盗匪的重要目标，因此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不可能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我们必须及时地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并且随时警惕地注视着帝国主义敌人扩大战争的阴谋。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和人民海军，才能够击退从空中和海上袭来的武装盗匪，保护我们的领空领海不受侵犯。我们的人民陆军必须陆续加以强化，使它足以战胜任何侵略者。”〔3〕周恩来的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我国国防建设的战略构想。
国防如何建设？重点放在哪里？这与国防建设的战略目标密切相关。为此，周恩来及时地指出了我国国防建设的战略目标：一，确保我国人民安定的生活和生产环境。周恩来在1950年9月30日所作的《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4〕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强大的国防力量为依托；二，以强大的国防力量反对、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5〕总之，“为防备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应该在和平斗争中巩固国防，加强经济力量。要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它发动战争，就叫它遭到失败”。〔6〕
周恩来确定的我国的国防建设战略目标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国防建设战略目标具有本质的差别，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时代特点。
一是正义性。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不侵略别国，也不允许别国侵略我国。我国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而建设国防的。这就表明我国的国防建设是正义的事业。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周恩来表示：“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向美帝国主义屈服”，我们要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力量，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7〕我们的国防建设如同我国的外交斗争一样，“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8〕实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在这种国防建设战略观指导下的国防建设，具有无产阶级的正义性。
二是防御性。我国的国防建设完全是为了防御。而我国的国防防御又是积极防御。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悍然出兵干涉。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朝鲜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应采取积极防御，“假如我们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那是不行的”。对于美国侵犯朝鲜，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出兵去管”。这是我国国防上在特殊条件下的积极防御，因为，“朝鲜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单是朝鲜问题，连带的是台湾问题。美帝国主义与我为敌，它的国防线放到了台湾海峡，嘴里还说不侵略不干涉。它侵略朝鲜，我们出兵去管，从我国安全来看，从和平阵营的安全来看，我们是有理的，它是无理的”。〔9〕
周恩来主张，实行积极防御，应坚持“后发制人”的原则。他说：“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10〕
1964年10月，当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时，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国政府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郑重声明：“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11〕可见，周恩来的国防建设战略观具有鲜明的积极防御性。
三是威慑性。威慑性是周恩来国防建设战略观的显著特点。在新中国国防建设起步之际，周恩来就提出“在和平斗争中巩固国防”，以实现“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的思想。1964年10月，周恩来在《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声明中明确指出：“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12〕12月，周恩来再次明确指出：我们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核讹诈。……如果搞得好，能够制止战争，最后消灭核武器”。又说：“尖端要有，有了导弹、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导弹、核武器；如果我们没有导弹，帝国主义就会使用导弹。”〔13〕以强大的国防实力推迟甚至制止战争，使我国国防在担负起打赢战争的同时，还能制止战争，尤其是制止核战争。这就充分体现我国正义性、防御性的国防力量发挥巨大的威慑作用，迫使那些战争贩子的活动有所收敛，从而使我国国防建设达到反对、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目标。
国防力量建设的基本内容：军队建设、国防工业、国防科技、国防后备力量及全民国防教育
国防具有很强的综合性，涉及到各个领域。凡是国家为增强自身的防卫力量，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追求国家的根本利益，而在军事、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与防卫有关的重大措施，都属于国防建设的内容。对此，周恩来在长达27年总理国务的生涯中都极为重视。尤其是对军队建设、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三方面国防建设内容有许多精辟论述，是其国防建设思想的精华之所在。
军队建设是国防建设的首要内容。周恩来认为：“有国家，就需要有军队保护；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军队的任务就一天也不会轻松”。〔14〕军队就是用来打仗的，因此平时就应进行战争准备，眼睛对着敌人，思想上警惕着敌人。新中国成立后，我军面临着强大的敌人，而我军在很多方面与之相比差距很大，所以，以应付战争为目的的自身建设任务是非常急迫和艰巨的。为此，周恩来要求全军切实加强政治、军事建设。
周恩来要求军队提高政治素养，保持稳定性。他强调：在和平年代，部队必须加强敌情观念，这是我们保卫和平的首要问题；党必须加强对军队的领导，这是建设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的关键；军队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中断工作，不能擅离职守”，“军队要保持坚定的稳定性”。〔15〕同时，军队还应注意加强军政联系，关心国家建设；改进军内关系，增进内部团结；密切军民关系，作好人民的子弟兵。
为了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周恩来认为，必须加速军队的诸军兵种的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历经了二十余年的战争考验，具有很强的作战能力，但就军队的技术和装备而言，则是非常落后的。一支500多万人的军队，几乎没有自己的海军和空军，更不用说原子弹和氢弹这样尖端武器。这显然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地位不相衬，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不相适应。所以，必须加速诸军兵种的建设。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全军通过精简整编，在减少军队的总人数，并减少步兵的基础上，以适当比例成立了海军、空军和其他特种兵；在武器装备上，认真规划装备的发展，力争“用三五年的时间迅速建立中国自制陆军武器、弹药和空军、海军弹药的基础”，〔16〕并适当进口，以保证装备水平的提高；在教育训练上，突出正规化，要求统一战略、战术、意志，统一教材、典范，统一训练机构、教育制度、学校管理，以保证战斗力的提高。
周恩来十分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他在百忙中抽空下基层视察部队。1953年，他在长江口检阅海军某部，号召海军官兵“加强训练，提高技术，为巩固祖国的海防而奋斗”。〔17〕1957年，他检阅驻青岛的海军部队，要求海军将士：“为建立一支更加强大足以保卫自己的人民海军，为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而奋斗不息”。181964年，他在天津视察驻军、观看军事演习时，勉励官兵“要学好毛泽东军事思想，搞好军事训练，练好近战、夜战本领，为反侵略战争做好充分准备”。〔19〕这一系列指示有力地促进了我军的建设。
国防工业是国防建设重要内容，而重工业又是国防工业的基础。周恩来指出：“国防工业是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20〕因为只有重工业发展了，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国防力量的发展。一旦重工业建立起来了，随之我们就会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21〕这无疑是中国百多年来孜孜追求的宏伟目标。没有这样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实现工业化，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周恩来的“发展重工业以加强国防”〔22〕的思想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和长远利益的。当时中国虽有一点重工业的底子，但作为工业化的基础是很不够的。我们连制造坦克、飞机、汽车、拖拉机和高级的炮都不会，怎么保障国防呢？因此，不能不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加之我们建国后一直遭受超级大国的封锁包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所以，必须集中力量加速发展重工业。当然，发展重工业需要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消费。所以，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必然造成人民生活的困难。那么以牺牲人民暂时的利益来换取国家的安全是否正确呢？对此，周恩来作了肯定的回答：“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23〕
周恩来一再强调，国防工业要注重生产，抓好质量。他说：在军工部门，“生产是基础，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增加基本建设，要逐步地把生产基础扩大，不能把生产停下来搞基本建设”。〔24〕又说：“要抓紧步枪、机枪、高炮、地空导弹、飞机、潜艇、反坦克武器等常规武器的生产”。〔25〕周恩来在强调数量的同时更注重质量。尤其是尖端武器，周恩来提出：“要以质胜敌，数量不能太多，太多了反而背包袱”。〔26〕要求各军工单位“要抓产品质量，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对祖国的荣誉和战士的安全负责，要安全第一，重视质量”。〔27〕
从未来战争的实际出发，周恩来强调“工厂不能都放在沿海”。281964年7月，周恩来再一次明确指出：“从战争观点看，要设想一、二、三线，不但要摆在平原，也要摆在丘陵地区、山区和后方。工业太集中了，发生战争就不利，分散就比较好”。〔29〕这实际上提出了建设后方基地、改善工业布局的战略思想。旧中国的工业布局极不合理，70%以上的工业偏集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重工业主要集中在辽宁，轻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广州等少数大城市。广大内地，特别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工业。这显然是很不合理的。减少因战争给我国带来的损失，工业建设的重点应在内地，尤其国防工业，更“应搞在内地”。根据这一思想，国家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陆续调整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布局，把一半以上的基本建设资金投向内地，从而初步改变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在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这无疑对提高后勤保障能力和国防经济潜力在现代战争中的稳定性，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科学技术是国防建设的关键内容。周恩来认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30〕但建国初，我们的科技水平十分落后，尖端科学技术几乎是空白。这种状况显然与我国国防发展的需要是极不相符的。对此，周恩来鼓励大家树立实现科技现代化的信心，要看到我们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各方面有利条件：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保证，在旧社会，某些科学家赤手空拳，单枪匹马，也还能做出一些贡献，在新社会，社会制度有了根本变化，生产力解放了，人们思想解放了，单枪匹马变为群策群力，科学家有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广大的自由天地；有一支比旧中国大许多倍的知识分子队伍和科技力量，已经有了初具规模的工业。
实现科技现代化，保证国防科技迅速发展，必须要坚持党对国防科技的领导。周恩来坚决反对那种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为由，削弱或取消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的做法，他说：“科学事业的领导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领导，另一方面是政治思想上和行政上的领导”，“科学工作中的政治思想、方针、政策、计划等方面，更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31〕为实现党对国防科技工作的切实领导，周恩来要求各级领导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知识，进而通过学习，变不懂为懂，变外行为内行，提高党对国防科技事业的领导水平。
国防科技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周恩来要求科技人员加强思想作风的锻炼，“做到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要求有平凡而伟大的风格，要有终身为这门事业的思想；高度的科学计划性，要求一环扣一环，采取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克服松、散、乱、慢的现象”。〔32〕这是我国尖端事业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周恩来指出：“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33〕他提醒科技工作者；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因此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时刻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外国的最新成就入手，经过自己的努力，进行吸收消化，并给予创新。一旦我们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就可以以此带动其他，全面实现科技现代化，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并进而从根本上巩固我们的国防。
在国防建设中，周恩来认为，除集中主要力量加强军队建设和国防工业、国防科技建设外，还应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和全民国防教育。在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方面，周恩来曾主持部队复员工作，接见过民兵工作会议全体人员，并明确号召：“使军事服从政治，平时不忘战时，为今后建设一支以复员军人作骨干与我国民兵制度相结合的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而奋斗”。〔34〕在全民国防教育方面，他多次强调“一切经济建设、文教、卫生、政治、军事等，都要有备战思想和备战准备”，“把一切工作和备战结合起来，边备战，边建设”。〔35〕他还要求人民为祖国锻炼身体，“中国人民的体质增强了，有了健康的身体，能够掌握现代化的武器，有了这样的国防”，帝国主义就不敢轻易地侵略我们。〔36〕在人防工作方面，他亲自审核全国人防战备重点城市方案，提出“全国应搞好人防工作的，一是城市，二是厂矿企业，三是港口、空军基地，四是交通枢纽”。〔37〕可以说，新中国国防从弱到强，无处不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
国防建设的基本方针原则：立足国内、依据国情、服从经济建设大局、平战结合
周恩来不仅提出了国防建设的基本内容，而且还制定了国防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原则。
周恩来认为，国防建设必须坚持党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他在回答中国的国家建设包括国防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的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小国应该这样，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更应该这样”。〔38〕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依据本国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当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是要拒绝接受外国援助，周恩来表示，“我们需要外援，友邦的援助我们是欢迎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但是，中国的国防建设还应坚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周恩来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物质需求量很大的国家，必须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39〕国际关系是变化的，完全依赖外国的援助是靠不住的，还会受制于人。早在50年代初，当苏联帮助、支援中国进行国防建设时，周恩来就要求“打破那种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批评那种认为中国的落后面貌反正不能马上改变、反正需要依靠外援的论调，指出这种“依赖和模仿”的思想，影响着中国防卫力量增长的速度。事实证明周恩来主张是正确的。50年代末，在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和图纸，给中国国防建设制造困难时，由于中国国防建设一开始就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不仅使我国战胜了困难，而且取得了国防建设的发展。
自力更生力量的支点在人民群众，周恩来主张国防建设应依靠人民，尤其“必需依靠工人阶级”。〔40〕依靠人民群众，不仅是人民共和国国防性质所决定的，而且也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新中国建立前后，周恩来多次赞扬人民群众对革命战争的支援力量，赞扬农民把他们的子弟、丈夫送去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将节约的粮食供给前方和后方，组织民兵、民工维持后方秩序，协助战争，正是“依靠了伟大、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这才有今天的胜利”。〔41〕周恩来还指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归功于工人阶级的努力”，大规模的战争首先不能离开兵工生产，解放军的武器主要是敌人送的，但弹药还靠自己补充，工人建立了兵工厂，生产的弹药数字最终“超过了国民党反动派”。建国初期，周恩来号召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参与国防建设，他说：“今天我们进入大城市以后，情况更不同了，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恢复和发展工作”。〔42〕必须让工人阶级“参加今后的国防建设”。又说：“今后对付帝国主义侵略，武器装备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生产，这就需要我们工人阶级作出更大的努力。”〔43〕
依据国情、实事求是，这是周恩来对国防建设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则。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情况是：长期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统治，使中国积累了过多的贫困，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国防工业十分落后，财力匮乏。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不能不考虑这些国情。早在1949年底，解放军组建新一代空军，急需飞机装备，周恩来针对航空工业技术含量高，而中国技术落后，财力有限的现实，提出先维修、后制造的方针，他说：“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我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6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应当是适应战争的需要先搞修理，再由修理发展到制造”。441953年，党中央酝酿确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时，周恩来提出：依据实际情况发展重工业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当时面临的情况一是“底子不行”，中国还不能制造坦克、飞机、汽车、拖拉机和高炮；二是与过去的苏联相比，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苏联从1928年开始计划建设，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把机器卖给苏联，国际形势还不像后来那样紧张，“可以按部就班地做”，而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时期，所以“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强国防”。1956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1956年至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周恩来又提出了根据国情，按照“需要和可能”制定规划的要求，将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中国来，将我国科技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45〕
周恩来在主持国家建设中，始终要求和坚持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主张和平时期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重点是发展尖端武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局势紧张，所以，当时“应该加紧发展的不仅仅是重工业，国防工业也要平行发展”。1956年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周恩来完全赞成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放慢国防建设步伐，加快经济建设的决定。他认为，国防建设必须以国民经济为基础，其规模和发展速度一定要同国力相适应，并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而逐步加强。在和平时期，如果将人力、物力、财力统统集中搞国防建设，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因此，他主张，大胆“设想可能有一个和平时期，容许我们把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起来”。〔46〕重点加强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把底子打好”。当然，和平时期放慢国防建设的速度，并不是不要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而国防建设又是经济建设的可靠保障，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所以，周恩来又主张，在国际形势缓和后，于重点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发展尖端武器，研制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60年代初，他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且指出：“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如何把握平时与战时国防建设的关系？周恩来还提出了平战结合“离战于平，寓军于民”的思想。中国的国防是防御性的，而战争决定于人力、物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总和，中国未来反侵略战争必须是全民动员，这就决定了国防建设不仅仅是国防工业部门和军队的任务，而是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广大人民群众肩负的重任。防患于未然，为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各个经济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必须有适应未来战争的能力，所以，周恩来指示各个企事业单位和经济部门，只要有可能，都应该“打破军民界限，共同协力，军民两用”，〔47〕明确提出工交、通信、航运、农田水利建设及气象都要贯彻这一方针，其他民用工业也要按照不同行业、生产工艺，分别制定转产军品的计划。另一方面，周恩来又要求军工部门在和平时期为经济建设服务，不能一味考虑生产军品，武器造出来，仗又不能打，枪炮又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而且武器装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不断更新，大量的武器生产会造成严重浪费。周恩来指出，和平时期军工部门能够生产的，民用工业不要重复搞，“可以结合起来共用，现在和平时期可以用作普通的民用的机械生产”，〔48〕这样可节省一些资金。军工部门支持经济建设，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同样也就增强了国防力量，提高我国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总体实力。
周恩来的国防建设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国防建设仍具有指导意义，他的关于我国国防的正义性、防御性、威慑性的论述，关于国防科技要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的主张，以及关于国防建设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人民，依据国情，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平战结合的思想，仍然闪耀着不灭的光芒，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注释：
〔1〕江泽民：《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序言》。
〔2〕《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4页。
〔3〕〔4〕〔5〕〔6〕〔7〕〔8〕〔9〕〔10〕〔11〕〔12〕〔14〕〔20〕〔21〕〔22〕〔23〕〔28〕〔30〕〔33〕〔36〕〔38〕〔45〕〔46〕〔47〕〔48〕《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页、第37页、第37页、第85页、第33页、第91页、第87页、第50页、第431页、第431页、第275页、第110页、第232页、第110页、第144页、第25页、第181页、第182页、第130页、第10页、第232页、第182页、第236页、第472页、第238页。
〔13〕《战后国际关系手册》第293页。
〔15〕〔25〕〔26〕〔27〕〔35〕〔3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20页、第280页、第280页、第501页、第3页、第476页。
〔16〕〔1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51页、第333页。
〔18〕〔19〕〔29〕〔31〕〔32〕〔3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7页、第644页、第654页、第55页、第542页、第145页。
〔40〕〔41〕〔42〕〔4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9页、第348页、第349页、第363页。
〔24〕〔44〕转引自段子俊《新中国航空工业的主要奠基人》，见《不尽的思念》
徐明善 唐复全 曲维加：周恩来与新中国海防
在我国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始终关注着新中国海防问题。他与毛泽东、朱德等从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的高度出发，对新中国海防的战略地位以及新中国海防建设、海防斗争等战略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原则。
高瞻远瞩，确立新中国海防的战略地位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代革命家就曾预见到抗战胜利后巩固中国海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提出要加强海防问题研究，并决定由叶剑英主持成立海防研究小组，开始研究海防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又多次强调，必须“迅速组织力量，建设海军基地，建立海防”，要“为巩固祖国的海防而努力奋斗”。〔1〕1951年10月，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其颁布的中央军委命令中进一步强调：“海防为我国今后主要的国防前线”。〔2〕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从三个方面具体而深刻地阐述了新中国海防的战略地位。
首先，新中国海防，是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保障。
我国作为一个濒海大国，海洋方向的安全历来都与国家的安全利益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海洋方向的形势一直是相当严峻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就通过操纵联合国和勾结英、法、澳等16国实施对华禁运，把国民党政府的海上封锁扩大到国际规模。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后期，美国进一步推行海上孤困中国的政策，派重兵驻扎台湾地区。进入70年代后，超级大国在西北太平洋的角逐异常激烈，其海上力量不断增加，周边海上某些邻国不断侵占我海洋岛屿、分割我海洋区域、掠夺我海洋资源，使我国海上斗争出现严峻而复杂的局面。周恩来之所以高度关注新中国海防，首先正是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深切关注。这是他确立新中国海防战略地位的第一个“支撑点”。1950年9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曾强调指出：“中国百多年来的历史特别是近二十几年的历史表明：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盗匪的重要目标，因此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不可能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我们必须及时地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并且随时警惕地注视着帝国主义敌人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和人民海军，才能够击退从空中和海上袭来的武装盗匪，保护我们的领空领海不受侵犯。”〔3〕1963年10月，他在视察海军舰艇部队时又十分感慨地说，有了强大的海防，就不怕帝国主义从海上来欺侮我们了，党中央就放心了，全国人民就放心了。
其次，新中国海防，与国家发展利益息息相关。
我国海域面积辽阔，资源丰富，海洋事业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繁荣密切相连。对于海洋的巨大经济价值、海洋经济与国家发展的密切联系，周恩来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这是他确立新中国海防战略地位的第二个“支撑点”。1951年初夏，周恩来在会见张学思时就曾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人类是在地球上生活的，地球的十分之七是大海，大海是一个非常奥妙的自然王国，它的财富和资源比大陆要多得多。所以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发展，将来必定要向海洋进军，把这个自然王国变成自由王国。”接着，周恩来把话题由海洋转向海防，他对张学思说：“我国是个濒海的大陆国家，海岸线北从鸭绿江口起，南到北仑河口止，绵长得很啊。因此，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海上长城’。你们海军前途很远大，既是大海的保卫者，又是大海的建设者，你们是海洋的骄子啊！”〔4〕
再次，新中国海防，直接关系到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
中国海区拥有众多具有国际战略意义的海上通道(如朝鲜海峡是日本海与中国海的唯一通道，巴士海峡和大隅海峡是太平洋与中国海的重要通道，马六甲海峡是印度洋与中国海的战略通道)，中国海区的战略形势对于西北太平洋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举足轻重。因此，加强中国海防，不仅对保卫我国安全和保障我国经济建设有着重大意义，而且直接关系到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等在思考新中国海防战略问题时，极为关注海防建设与世界和平的这种必然联系，这是他们确立新中国海防战略地位的第三个“支撑点”。毛泽东曾多次强调，我们要建设强大的海防，要使太平洋太平。1957年8月，为庆祝我军建军三十周年，军委决定海军在青岛举行海上阅兵。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主席检阅海军部队。在阅兵式上，他强调指出：“必须继续努力，为建设一支坚强的足以自卫的海军力量，保卫祖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奋斗！”阅兵式结束后，应受阅官兵请求，他又挥笔写下了“为建设一支更加强大的足以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海军而奋斗不息！”的题词。〔5〕新中国成立后，我海防部队始终牢记毛泽东及周恩来的期望和嘱托，通过多种方式，如援外作战、舰艇出访、公海训练、极地考察等，积极支持和贯彻国家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对于显示和提高我国的国威和军威，维护和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发展演进，在海洋战略领域出现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特别是随着海洋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海洋经济活动的不断拓展，海洋政治斗争日益加剧，海洋权益之争已经成为濒海国家之间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海洋经济活动的不断拓展和海洋政治斗争的不断加剧，海洋军事斗争日益激烈，当前世界濒海国家在纷纷调整军事战略，其中的一个基本战略趋向，就是重视发展海上军事力量，注重扩大对海洋的军事控制。因此，周恩来关于高度重视新中国海防，并确立其战略地位的思想，在当前具有更加重大的现实意义，它仍然是我们进行海防建设和海防斗争的重要指导思想。
审时度势，制定新中国海防建设的战略规划
以建设一支强大的足以保卫自己的人民海军为目标，以海军力量建设为中心，建立和建设新中国海防，是周恩来关于海防建设的基本构想。因此，他在1949年8月为华东军区海军的题词中就明确提出“为建设中国人民海军而奋斗”的重要口号。〔6〕人民海军组建后，他又适时地提出了制定海军建设的战略规划问题，他指出：“在抗美援朝作战的统一部署下，海军要迅速组织力量，建设海军基地，建立海防；加强战备，随时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的战争，加紧进行战斗训练和力量建设，……研究一个三年建设计划，一面备战，一面从事长期建设。”〔7〕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指示，海军党委召开海军建军会议，专门研究海军建设规划问题。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周恩来审阅了海军提出的三年建设计划。这一建设规划，明确规定了人民海军的建军路线、组织原则、基本任务和具体实施方针，提出了“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的奋斗目标。从而对海军力量建设作出了战略性的筹划。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海军三年建设计划，在海军和海防建设史上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制定的海军建设计划，集中体现了他的“建立海防”必须把海军的“力量建设”放在中心地位的思想。这一思想包括：
其一，建设强大海防必须注重海军兵种建设，把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岸防兵部队、海军陆战队等诸兵种的建设作为海上战斗力量建设的基础。
海军是一个合成军种，因此，周恩来十分重视海军诸兵种的建设。海军兵种部队的建设作为新中国海防建设的基础，最初是以空(海军航空兵)、潜(潜艇)、快(鱼雷艇)为主，其他兵种部队相应发展。然而，海军的这种兵种构成还远远不能适应海上防卫的需要。建立以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为主的海上战斗力量部队，就成为海军力量建设的重要任务而提到议程。为了落实这一建设计划，周恩来亲自筹措资金并与苏联签订了1.5亿美元的贷款协定用于海军舰艇部队建设，虽然由于此贷款因用于购买抗美援朝物资而没有完全落实到海军，但此后又把这一计划提到了议事日程。在他的直接关怀下，海军诸兵种相继建立并在加强建设中得到发展，从而奠定了海军力量建设的基础。1950年，海军组建不久，他就为海军作了加紧“力量建设”等重要指示。〔8〕1951年，他在视察潜艇学习队时又书写了“遵照毛主席指示，学会潜艇作战”的重要题词。此后不久，中国第一个潜艇基地在青岛组建。1952年，他批准了海军萧劲光司令员呈送的《关于一九五二年海军空军建设问题》的报告，同年4月，海军航空兵部队宣告成立。1957年以后，他又多次视察、检阅海军舰艇部队，并多次提出“建设一支更强大的足以保卫自己的人民海军”的重要嘱托和期望。〔9〕1966年以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他对海军诸兵种建设特别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核潜艇兵种的建设更加关注，并抱着病体为海军建设和发展扫除障碍。周恩来关于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军情的以海军为主体，以水面舰艇、潜艇、海军航空兵、海军岸防兵、海军陆战队为骨干的海防力量体系的思想，关于建立以核导弹潜艇为标志的海军战略兵种以遏制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我实行海上威胁的思想，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
其二，建设强大海防必须注重海军院校建设，把培养海军高素质人才放到战略地位。
创办海军院校，培养海军建设人才，是“建设海军的基本环节”。为了紧紧抓住这一环节，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专门研究并制定全军包括海军院校建设方案和办校方针。为了办好正规的海军学校，他特派张学思赴苏联考察，并授权他与苏方商谈聘请苏联海军顾问帮助中国创办海军学校。以张学思向中央军委呈送的《关于学校教育的初步意见》为基础，聂荣臻元帅向毛泽东、周恩来等呈报了《关于创办海军学校的报告》，提出了建立大连海校的办校方针、教育计划、招生条件和名额分配等问题。周恩来在审阅这一报告时针对学员来源问题作了重要批示：“再从起义人员中选一些政治可靠的青年，分入普通班与速成班，然后才能鼓励来者，望注意。”〔10〕接着，又由周恩来主持，邀请中组部、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和军队各大单位负责同志，商议动员大批知识青年进军校。根据他的安排，海军学校除了从海军内部挑选一部分文化较高的工农分子外，又从地方工科院校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和高中生中接受了一批学员。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人民解放军第一所培训水面舰艇初级干部的正规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在大连正式创建并按期开学。大连海军学校创建后，他仍然十分关心海校的建设和海军人才的培养，并亲临大连海校视察。1951年6月，他在大连接见了大连海校副校长张学思，并乘坐张学思亲自驾驶的炮艇视察了大连海湾。在听取张学思汇报他自己学习海军技术的情况后，他鼓励说：“你干得很好嘛！作为一个海军学校的领导，才干了一年多，就会亲自操船，能带领学员海上实习，这就不简单嘛！”接着又说：“海军是个新军种，我们这些人都是陆军出身，谁也没搞过，有困难不要紧，知难而进，边干边学嘛，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你还很年轻，下苦功，钻它几十年，等你象我这个岁数的时候，就成了海军专家了。”〔11〕之后，人民海军又陆续在青岛、南京等地组建了10多所海军学校。在海军院校建设中，周恩来关于通过院校“培养干部，训练水兵”的思想，关于院校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既要技术过硬又“要把思想教育搞好，要把作风带好”的思想，关于善于学习国外先进办学经验、实行开放型办学的思想等等，对于指导新时期的海军院校建设仍有着现实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