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建设强大海防必须注重武器装备建设，积极推过海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
周恩来极为注重海军武器装备的建设特别是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海军武器装备建设所经历的从缴获、接收、购买、转让制造、仿制改进，到自行研制、生产的各个阶段，都是在他的直接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最初时期，他特别重视船厂建设，亲自拨专款修复船厂，以用于修复舰船进而形成战斗力并为以后装配和制造舰船创造条件。为了解决海军履行保卫海防使命任务的急需，他又决定从国外主要是从苏联购买一批现代化程度较高的舰艇、飞机、大炮以及其他水中兵器、雷达和通讯器材等，为海军武器装备建设及其现代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但他认为，对于武器装备，单靠购买和搞搞修理是不行的，武器装备现代化、尖端化是买不来的。应该是先搞修理，再由修理发展到制造，不仅要自行研制常规武器，还要研制尖端武器，因为科技强军重点体现在武器装备现代化上，尤其体现在尖端武器的研制和运用上。他曾强调指出：“尖端要有”，要能够制造世界上最新的武器，因为“有了导弹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导弹核武器”；今后打仗仍以常规战为主，“计划要放在打常规上，但仍要继续抓紧搞尖端”。〔12〕接着，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聂荣臻元帅呈报的《关于开展研制核动力潜艇的报告》。核潜艇研制伊始，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原子能专家，并对我进行核技术封锁，核潜航研制工作面临严峻考验。据此，毛泽东发誓：“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13〕周恩来也坚定地表示：“就是没有裤子穿，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核力量”，“我们要搞尖端国防。”〔14〕后来，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核潜艇研制工作又面临新的考验，但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和部署下，这项工作仍在艰难地进行。1970年7月，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陆上试验反应堆即将进行启动运转试验，周恩来批准了这一重大行动，并作了“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的重要指示；〔15〕1971年6月，即将在潜艇上装填核燃料，作第一次启动的全艇联合试验，他在听取汇报后又作了重要指示：“核潜艇我们第一次搞，试验工作要稳当一些，一步一步把工作做好，多花一些时间充分试验，取得经验。”〔16〕试验前，他还再三嘱咐要通过试验取得各种科学的数据和资料，积累经验，并具体地提出了海上试验可分码头、水面、浅水和深水航行四个阶段进行。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各有关单位、部门经过精心组织，顺利地进行了四个阶段的试验，先后共出海20余次，进行试验的项目200个，累计航程6000多海里。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在海军武器装备建设中，周恩来关于计划要放在打常规上但仍要搞尖端国防的思想，关于建造核潜艇实现海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尖端化的思想等等，是一些极具远见卓识的思想，对于新时期海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仍具有指导作用。
其四，建设强大海防必须注重军事训练，实现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形成现实的战斗力。
周恩来对海军的军事训练格外重视，他多次到海军部队检查军事训练工作并作了重要指示。1950年7月，他对海军作出了“加紧进行战斗训练”的指示；1953年11月，他视察海军舰艇部队时又强调要“加强训练，提高技术”；1957年8月，他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胶州湾检阅了人民海军舰艇部队和航空兵部队，他对这次海上合成训练和海上表演给予很高评价。周恩来的这次检阅，极大地推动了海军正规化训练的发展，在海军训练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文革”期间，他力排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错误口号对军队训练工作的干扰，反复强调军队训练特别是海军等技术军兵种训练的极端重要性，他甚至作出全年“技术兵军事训练120天”的具体指示，从而使海军部队的训练工作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得以进行。在海军的军事训练中，周恩来关于在和平时期必须通过正规化训练提高战斗力的思想，关于带着敌情练兵的“练为战”的思想，关于加强训练、提高技术以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关于海军必须注重联合训练、合成训练的思想等等，在今天的训练工作中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五，建设强大海防必须注重发挥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的作用，不断推动海军现代化进程。
海军作为现代科技密集型军种，科学技术现代化对其壮大和发展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得到了周恩来的极大关注，并深刻地指出：“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无论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17〕因此，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发展国防科学尖端技术的建议，并亲自领导了这项工作。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海军在第一届党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把海军战斗力量的建设和发展主要应寄托在“尖端技术”上的基本思路，并认为，海军作为技术型兵种，“如果不尽快突破尖端技术这一关，长期停留在现有水平上，即使制造了大批常规装备的战斗舰艇，在未来战争中也不可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搞尖端国防、尖端海防，人才是根本，海军的现代化必须依靠科技人员的参与和奋斗，这也是周恩来的一个基本思想。他曾指出：“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就需要各种科学专家”。〔18〕海军组创初期碰到的首要难题就是缺少有知识、有技术特别是有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周恩来提出，首先把政治可靠、有文化、有技术、有舰艇工作经验的原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人员调配给海军，同时要求从各野战军摸底查找有技术专长的人才输送到海军来，另外，还主张从全国招收一批大学生参加海军，向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国家著名高等学府和国家有关机构招聘和吸收专家教授参加海军。这些举措对于人民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海军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海军科技干部的数量超过了海军干部总数的一半，在海军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周恩来关于建设强大海防必须注重发挥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作用的这一思想为新中国海防、海军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至今仍具有重大指导价值。周恩来关于以海军力量建设为中心建设新中国海防的理论和实践，在新中国海防建设、海军建设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运筹帷幄，提出新中国海防斗争的战略原则
一是开展海防斗争必须坚持发动和依靠沿海人民群众的原则。
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保卫国防和海防，是周恩来的基本思想。1957年12月，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陆海空军军官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必须“依靠人民”的问题。他指出：“力量的源泉是人民，归根到底，一切胜利的取得是依靠人民的力量。由人民中的一部分优秀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成一支武装，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个力量丝毫不能懈怠，只有这样，敌人才不敢为所欲为。”的因此，他特别要求陆、海、空三军“加强军政联系”，“密切军民关系”，“永远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周恩来在视察部队时也总是特别注重了解军民关系问题。1960年2月，周恩来视察南海前哨的海军部队时，特别询问了西沙的民兵和渔民情况，询问了“军民关系搞得怎么样”。当官兵们回答说：“军民关系搞得可好啦”时，周恩来高兴地说：“军民团结紧了，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20〕
二是开展海防斗争必须坚持“三军”配合、协同作战的原则。
周恩来认为，“击退从空中和海上袭来的武装盗匪，保护我们的领空领海不受侵犯”，履行保卫国防、保卫海防的使命任务，陆、海、空三军部队是“常备军”，是海防武装力量的支柱。其中，海军是海上反侵略、“御海洋”的主力；沿海陆军是抗登陆、“固海岸”、“严城守”的骨干；沿海空军是打击空中袭扰之敌、支援地面和海上作战的空中堡垒，由此共同筑就新中国的“海上长城”。这是开展海防斗争必须坚持联合作战、协同作战的基本依据和基础。海军内部的舰艇部队、航空兵部队、岸防部队和陆战队等诸兵种也有一个配合协同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开展海防斗争中必须坚持“积极配合”、“主动协同”的作战原则，以提高海防武装力量的“综合作战能力”。1950年11月，周恩来对“学会现代军事技术与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的提法表示赞同；1964年6月，他对海军航空兵作战有功人员说：“你们打了一个很好的合同仗。这次战斗是群众的智慧与联合作战的胜利”；〔21〕1957年8月，他检阅海军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和海军航空兵部队举行的联合演习时，对合同训练的成果也给予了很高评价。1959年在穿山半岛又举行了由陆、海、空三军参加的渡海登陆战役的联合演习。这次演习进一步丰富了海军与陆军、空军协同进行近海岛屿登陆作战的经验，是训练中贯彻周恩来三军配合、协同作战原则的成功尝试。
三是开展海防斗争必须坚持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相结合的原则。
周恩来多次指示沿海地区海、陆、空三军部队，要善于把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等多种形式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曾在陆、海、空三军干部的一次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是主张和平的，但和平必须通过斗争去争取。比如说，我们的外交工作是和平斗争，军事工作是武装斗争，这两种斗争是互相配合的。外交斗争需要有后盾，这主要是军事力量。”〔22〕在开展新中国国防、海防斗争中运用“两种斗争相互配合”的原则，周恩来有着高超的艺术并取得了显著成效。1958年，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中东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央军委决定，通过“炮击金门”，严惩国民党军，牵制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炮击战斗打响后，美国国务卿即发表声明：“要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金门和马祖的有关阵地。”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12海里领海线的声明，同时庄严宣布：“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允许外国干涉”。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在封锁金门的斗争中，毛泽东、周恩来制定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等方针，对开战时间，打多少炮弹，何时停何时打、以及战区的范围和对美军采取何种对策等问题，都作出了适时而巧妙的部署。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导演的这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军事政治仗和军事外交仗，既打击了美国的威风，又造成了美蒋的矛盾，粉碎了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在坚持运用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相结合的原则中，周恩来一方面强调“军事力量”的“后盾”作用，注重利用“军事力量”争取海防斗争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要有政治头脑和政治观念，要从政治的高度去认识问题，去处理事件。1963年5月，周恩来亲自指挥调查“跃进”号失事事件，就是首先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针对西方某些国家利用这次沉船事件对我国进行挑衅和中伤以破坏我国政治声誉的情况，周恩来接连向海军、向交通部下达了对“跃进”号进行调查的命令。周恩来认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海上事故了，它已经成了国际事件了。因此，要从政治外交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这一事件。他指出：“能不能查明‘跃进’号沉没的原因，直接关系着我国的国威，我国的军威。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23〕他还针对海军舰艇部队官兵将去公海执行任务的特点，又作了具体的要求。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指示下，查清了沉船的原因，并通过新华社发表了“‘跃进’号触礁沉没”的声明，才平息了国内外舆论的风波，在政治上争取了主动。
四是开展海防斗争必须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的原则。
周恩来认为，开展军事斗争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作为军事斗争重要部分的海防斗争和海上军事斗争，要取得胜利也必须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1965年8月6日进行的“8·6”海战，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近战、夜战”和“灵活机动”等原则的成功运用。周恩来在听取参加海战代表的汇报后明确指出：“这次海战所以打得好，小艇所以能击沉敌大舰，主要是打了近战、夜战、群战。海战也要把敌人分割包围，先打弱的、小的，后歼中的，孤立大的、强的。总之，你们要好好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认真总结好海战经验，改进训练方法，进一步发扬我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24〕福建崇武以东海战是周恩来亲自指挥的一次海战，也是他在海战中成功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近战、夜战”原则战胜敌人的典型战例。周恩来发出“准备出击”的命令后，又在作战指挥室作出了明确的指示：“你们要吸取‘8·6’海战的经验，要集中兵力先打一条，一定要打好，发扬我军近战、夜战、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25〕海战胜利后，当参战海军官兵赞誉他的正确指挥时，他非常认真地说：“这次胜利，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结果。”“海战怎么攻，怎么打是你们的事，你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结合实际一讨论，办法就来了。我只是讲了几句，主要靠毛泽东思想，靠你们嘛！你们要认真总结经验，胜不骄，败不馁，去争取新的胜利。”〔26〕对于这次海战的胜利，陈毅元帅代表周恩来作了这样的总结：“这次海战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近战、夜战的胜利，是突然袭击、迅速包围的胜利，是打歼灭战的范例。”〔27〕这次海战虽然属于国家内部的海上军事斗争，但在这次斗争中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的成功经验对于开展海防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总理，作为军委副主席，对于新中国国防和海防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关于新中国海防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关于新中国海防战略地位的思想以及新中国海防建设和海防斗争的思想与实践，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部分而载入史册，成为新时期海防建设和斗争的重要指导思想而永放光芒。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学院)
注释：
〔1〕195O年7月对海军的指示；1953年11月2日视察长江口舰艇部队时的题词。
〔2〕〔27〕《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当代军事问题研究》第287、325页。
〔3〕〔17〕〔18〕〔19〕〔2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34页、第182页、第160页、第274页、第274页。
〔4〕〔11〕《张学思将军》第298页、第298-299页。
〔5〕《萧劲光回忆录》第149、150页。
〔6〕1949年8月28日为华东军区海军的题词。
〔7〕〔8〕1950年7月对海军的指示。
〔9〕1957年8月4日在北海检阅海军部队时的题词。
〔10〕〔15〕〔16〕《当代中国海军》第106页、第247页。
〔12〕《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16页。
〔13〕〔21〕《海军史》第83页、第141页。
〔14〕《周恩来谋略大全》第241页。
〔20〕〔23〕〔24〕〔25〕〔26〕《大海的骄傲——人民海军纪事之一》第45页、第58页、第49页、第50页、第51页。
何孝明 董晓钟：周恩来建设人民空军的理论与实践
周恩来为人民军队包括空军的创立与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然而，正如江泽民主席指出的那样：“周恩来同志为党的军事工作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人们对他的军事建树知之不多。”〔1〕对他在空军建设方面所作的贡献人们就知道得更少了。因此，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应进一步深入研究周恩来建设人民空军的理论与实践，以便更好地继承他的遗志，实现他的遗愿，让他的军事思想遗泽后世，永放光彩。
中国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没有空军的条件下，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为了取得这些胜利，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为了改变没有人民空军的历史，党中央、中央军委在多年准备的基础上，决定于1949年正式组建人民空军。同年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由他负责完成这一历史重任：“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2〕随即，周恩来开始了紧张的筹建工作，在全党、全军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于1949年11月11日正式成立。
周恩来在孕育、创建人民空军的实践中，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组建人民空军的方针、原则和理论，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一)为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与我军的战略转变，应优先加速组建人民空军
1948年底至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新中国即将成立。但已濒临绝境的蒋介石并不甘心最后的失败，他凭借空中优势，对北平及其他新老解放区进行空中袭扰。国民党空军的肆虐行径，严重威胁着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政权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周恩来认识到：要彻底解放被国民党空军控制的领空，给人民一片和平的蓝天，就必须优先、加速组建人民空军：“迅速组建一支空军作战分队，负责北平的防空。”〔3〕“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和人民海军，才能击退从空中和海上袭来的武装盗匪，保护我们的领空领海不受侵犯。”〔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从称霸全球的战略出发，实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当蒋介石即将彻底失败时，便在亚洲建立从日本、台湾、菲律宾到巴基斯坦的半月形军事包围圈，妄图扼杀新中国，继续称霸亚洲。这种国际环境使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解放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进入一个战略转变的新的历史时期，主要作战任务将由消灭国内的阶级敌人、解放全中国转变为防御外敌的入侵、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主要作战对象将由国民党军队转变为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外国侵略者。为适应这一转变，周恩来提出了优先加速组建和发展人民空军的战略思想，他认为在现代战争中，空军的“任务最重，不但要掩护陆军，配合海军，本身还要独立作战。”〔5〕“现代战争的打击力量主要是空军掌握。”〔6〕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在周恩来优先、加速组建人民空军思想的指导下，人民空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相继完成了空军领导机构、6所航校和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组建工作，为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作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空军今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组建人民空军应首先培养航空技术人才
人才是建军之本，航空技术人才是组建人民空军的关键。一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周恩来，深知航空技术人才的可贵。他为实现我党创建人民空军的夙愿，未雨绸缪，很早就注意培养、吸纳航空人才。
早在大革命时期，我党就选送了一批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共产党员去孙中山办的飞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以后还相继选送了4批共产党员去苏联学习飞行和航空工程。抗日战争期间，我党又选派了43名红军干部到新疆盛世才所办的航校学习飞行和航空机械。周恩来对这批人才十分关心，他先后两次看望他们的代表并指出：“我们现在没有飞机，先培养干部，将来一旦有了飞机，你们40多个同志，就能形成战斗力。”〔7〕“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就有骨干，有种子了。”〔8〕1942年9月，盛世才公开拥蒋反共，将我党派出学习航空技术的全体成员囚禁起来。后经周恩来多方营救，这批航空人员才安全返回延安，得以保存。周恩来还利用做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参与策划了多起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起义和著名的“两航”起义。从1946年至1949年6月，仅国民党空军就先后有20多架飞机，近60人驾机或随机起义。
创建人民空军的大量人才，仅靠上述来源是很不够的，必须由我们党自己培养，建立自己的航校。周恩来以一个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关注创办航校的工作。从校址的选定，人员的选调，经费的保证，飞机设备的配置以及油料的供应等，都亲自过问。他在召见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时指出：“开办六所航校的经费中央给予优先保证，选调干部和航空学员的命令，军委已经发出。”〔9〕并提出要求，“要很快把学校办好，越快越好，快一个月也好。”〔10〕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空军领导和机关仅用50多天的时间就完成了6所航校的组建和开学的准备工作。以后，又相继建立了5所新航校和培训班，到1953年底，航校共培训出飞行人员5945名，机务人员2.4万名，基本上满足了加速组建航空兵部队的需要。
(三)组建人民空军应争取外援，但不能依赖外援
周恩来根据我国国情、军情，提出了加速组建人民空军应争取苏联援助的思想。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都很落后，航空工业几乎等于零。创建人民空军所需要的大批飞机、器材、设备在短时期内我国都不可能生产，而组建航校和航空兵部队又都急需飞机和器材设备。当时解决这一供需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向苏联购买。为此，周恩来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1950年10月他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与苏联领导人重点商谈援建中国空军问题，回国后又就飞机装备等问题，多次向苏联领导人发出电报。在中苏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苏联基本上满足了中国组建空军的需要，对中国加速组建空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周恩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苏联政府的这种慷慨援助，使我们能顺利地巩固国防、战胜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11〕
争取外援但又不依赖外援，是周恩来始终坚持的建国、建军原则。他反复强调：“我们要去掉依赖思想，争取苏联的帮助。”@这是因为：其一，苏联的国情、军情与中国不同，苏联提出的援建计划有不少脱离我国、我军实际的地方，我们不能全盘接受。例如，苏联专家为上海防空所提出的建议就被周恩来婉转地拒绝了：“苏联防空专家所提扩大防空机构的建议，是从将来发展的角度提出的，不是要马上大搞，而是要逐步实现。目前还不需要也不可能这样做。”〔13〕其二，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财力极为困难，国家拿不出更多的外汇进口空军所需物资。因此，他指出：“凡我们自己已经有了的或能从其他地区调拨的机器、材料，就不要再进口，凡我们自己能够找到的专门技术人员就不要再从苏联请人来。”〔14〕其三，苏联共产党的少数领导人，喜欢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如果中国空军乃至整个国防建设完全依赖苏联，难免受制于人。因此，周恩来清醒地指出：“如果苏联有困难，或在某些方面留一手，就要依靠我们自己想办法，主要是自力更生。”〔15〕他坚信“自己走出来的道路是最可靠的。”〔16〕实践证明，周恩来提出的不要完全依赖苏联的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当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时，我国经济、国防包括空军建设都没有受到致命的影响。
人民空军要在战斗中成长，在训练中提高
人民空军组建后，周恩来不仅十分关注空军的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和国土防空等作战工作，还用相当多的精力指导和关心空军的军事训练，为提高空军的作战能力，倾注了大量心血。
(一)人民空军要到斗争中去增强自己，在狂风暴雨中锻炼自己
50年代初爆发的朝鲜战争，对年轻的人民空军来说，既是一次极为严峻的挑战与考验，同时也是一次在战斗中迅速成长的极好机遇。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军事思想，在1950年8月，创造性地提出了“轮番实战”的战略思想。他指出：“凡国内的部队都要轮番到朝鲜作战，这样既可替换第一线部队休整，又可锻炼部队，提高全军现代化作战指挥能力；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开赴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17〕周恩来“轮番实战”的思想，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指示空军：“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机进行实战锻炼，要十分重视实战锻炼对空军部队的意义，哪怕求得打几个空战也是好的。”〔18〕当抗美援朝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再次要求空军：“加紧战斗锻炼，加紧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多培养有一定战斗经验的飞行员。”〔19〕
根据“轮番实战”的精神，人民空军(合防空军)在历时两年多的抗美援朝作战中，一共击落敌机743架，击伤敌机1654架，打出了军威、国威。连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也发出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便成了世界上空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20〕的惊呼。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空军又先后进行了援越抗美以及入闽、入桂的轮战锻炼。实践证明空军参加实战锻炼不仅是战争客观形势的要求，也是促使空军成长壮大的正确道路；实战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年轻的人民空军敢不敢打、能不能打的重大问题，而且有效地保卫了祖国领空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了世界和平。
(二)空军作战要坚持“准备第一，逐步使用，逐步学成，由少而多，由后而前”的方针
空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作出之后，摆在决策者面前急需解决的新课题是：空军何时参战，在什么条件下参战，以什么形式参战？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为回答上述问题，及时提出了：“准备第一，逐步使用，逐步学成，由少而多，由后而前”〔21〕的作战方针。
这一方针符合人民空军的实际情况，人民空军是刚刚在陆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军种，缺乏与敌空军作战的实践，对空战的特殊规律缺乏应有的认识。而所面临的作战对象，又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考验，有着丰富空战经验、装备精良、规模庞大的美国空军。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态势下，为争取空战的胜利，在战斗中壮大自己而不被强大的敌人所消灭，空军不能过早地、零星地使用兵力。
人民空军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积极准备，慎重出动，第一次空战便取得了击伤敌机一架的战果。志愿军空军在初战告捷的基础上，一面扩大作战兵力，由出动几架飞机的小打，逐步扩大到同时出动上百架飞机的大打；一面认真总结空战经验，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由不会空战到能够空战直至精通空战的转变。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空军在援越抗美以及国土防空作战中，都较好地贯彻了周恩来的这一作战方针，出色的完成了作战任务。
(三)人民空军要坚持“从实、从严、从难”〔22〕的训练原则
周恩来对空军的飞行训练十分关心并提出了“从实、从严、从难”的训练原则。“从实”就是从实战要求出发，仗怎么打，兵怎么练。周恩来指出：“三从主要是从实，要从实战情况出发实际地去打。”〔23〕“从实”的另一层含意就是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周恩来指示：“敌人的机型、性能都在不断变化，U-2就有新的变化，我们要及时跟上去。”〔24〕“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帝国主义，它提高，我们也要跟着提高，在技术上、战术上拿它做榜样，要赶上和超过敌人。”〔25〕“从严”对飞行训练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周恩来对空军历来要求很严，他在与空军领导人谈话时指出：“不管做任何一件大小工作，都要认真负责，严格要求，都要细致踏实去做，才能做好，才能落实。”〔26〕有一次，当他看到飞机起飞前，有人骑自行车通过跑道时，便非常严肃地批评道：“飞机要起飞，怎么还有人骑自行车通过跑道，你们管理太松弛了，这样以后要出事故。”〔27〕“从难”是指空军训练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敢飞高难度课目。他指出：“各种条件都要飞一飞，不要太神秘了，自己把自己束缚住了。”〔28〕“从实、从严、从难”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是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军事领域里的具体体现，是周恩来求真务实思想在飞行训练中的具体运用。
但是，60年代，空军的飞行训练受到了林彪“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三从”原则没有很好坚持，训练质量急剧滑坡。周恩来对此非常焦急，曾多次指出：“飞行像打乒乓球一样，像学写字一样，像骑自行车一样，不经常搞，乒乓球就打不好，写出的字就不像样子，不经常飞，技术就会生疏起来，要多飞一些，多练一些。”〔29〕“飞行人员后备潜力大得很，训练总是上不去，搞得很慢。”〔30〕“9·13事件”后，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空军军事训练又逐渐走上正轨。
空军要服从和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
空军自组建以来，周恩来在处理空军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上，在充分发挥人民空军的作用方面，作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工作，并提出了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的经济建设，军队要能军能民、军民结合，军队要积极参加生产建设与抢险救灾等建军思想。
(一)空军建设要服从国家的经济建设
建国初期，为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的需要，周恩来虽然提出了优先加速发展空军的思想，在财力上尽量满足组建空军的需要，但同时他又强调空军的发展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顾及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尽量节省国家的资金，要勤俭建军。1951年，他在空军修建机场和扩建航校的两个报告上批示：“望再议一下，看可否节省几个机场不修。”〔31〕“再议，考虑减少一些人员，节约一些开支。”〔32〕同年2月，他给正在苏联订货的何长工打电话：“苏联帮助我们搞航空工业建设是要算帐的，我们的外汇不多，把钱过多地用到航空工业上国家吃不消，这样就不能照顾其他工业部门的建设了。可将建设的规模缩小三分之一。”〔33〕1956年，他又指出：“你要加强国防力量，你就要很好地进行经济建设。”〔34〕“国际局势和缓了，军队的需要就减少了。军队多了妨碍建设。”〔35〕从此他对空军投资项目的审批比以往更严了。例如，在空军请示购买捷克飞机的报告上批示：“价格现涨，应予减半订购。”〔36〕在修建西郊机场候机楼的报告上批示：总经费45万余元，不合节约简朴原则，请减掉一半，至少1/3。
空军发展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思想，在空军建设的实践中，起到了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为国家节省了大批资金，另一方面使广大空军指战员养成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有力地促进了空军的革命化建设。
(二)发挥空军的优势，大力支援农业、工业和民航建设
周恩来不仅提倡和平时期空军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思想，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军队要能军能民，军民结合，应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的思想，他指出：“解放军也要参加生产建设，寓兵于工，寓兵于民。”〔37〕从这一建军思想出发，他多次指示空军要支援农业建设、工业建设，特别要支持中国民航的建设。人民空军为了支援农业建设，不仅派出大量官兵直接参加农业生产，还将某些机场的多余用地转交给农民耕种，此举曾受到周恩来的表扬：“请总参和国防工办对空司这个减少场地、支援人民公社的积极措施加以表扬和推广。”〔38〕人民空军还先后多次执行过航测森林、航测铁路、飞播造林、空中探矿摄影、航空物探、人工降雨、科学试验等任务，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民空军对中国民航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49年组建人民空军时，中共中央决定：“民用航空事业统一归人民空军司令部指挥管理。”〔39〕从此以后，空军对民航事业的发展给予了应有的关心和支持，从领导机构的建立，飞行人员的培养和调配，机场设施的使用，飞行的保障，航线的开通，空中飞行管制等，空军都本着军民两利的原则给予安排。特别是遍布全国的空军雷达站、导航台、气象站，不分昼夜的为民航飞行服务。地处新疆的空军某导航台、气象站的干部战士，长期坚守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寒地带，专门为民航和国际航班服务，他们多次受到周恩来的表扬：“你们在高山辛勤工作，不畏艰险，克服了重重困难，望你们继续努力。”〔40〕
(三)参加抢险救灾，保护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是人民空军应尽的义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建军宗旨，是人民军队本质的表现，也是周恩来建军思想的精华。在空军建设的实践中，他总是要求人民空军将保护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指出：“战争也好，经济建设也好，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依靠人民，为着人民。”〔41〕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之一，频繁的自然灾害，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心中只装着人民的周恩来，一直将防灾、救灾、抗灾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在领导和指挥抢险救灾的战斗中，他始终注重发挥人民空军所特有的作用。哪里有危险，哪里能派上用场，他就指引人民空军飞向哪里。人民空军在他的指挥下，出色地完成了各种抢险救灾任务。1951年3月下旬，周恩来命令空军轰炸黄河上的冰坝，使河套地区50万群众和100多万亩粮田免遭水患；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后，周恩来一方面乘空军直升机飞赴灾区视察、慰问，另一方面指挥空军出动飞机参与救援工作；1967年6月13日，大兴安岭林区发生特大火灾，周恩来亲自指示空军和民航派飞机参加灭火战斗；1968年7月16-22日，河南、安徽两省部分地区遭受洪水侵袭，75万群众被洪水包围，周恩来亲自召见空军的领导人，布置抗洪救灾任务，并特别强调：“空投救济物资时须注意及时准确，又要注意安全。”〔42〕以上事例既反映出了周恩来对灾区群众的关怀，又反映出了他对人民空军的信任。近半个世纪以来，人民空军积极参加了几乎所有较大规模的抗洪、抗震、抗雪、灭蝗、灭火等救灾活动。
人民空军参加抢险救灾活动，不仅保护了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同时也使空军部队得到了全面锻炼，是和平时期加强军队革命化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有效途径。
人民空军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听从党的指挥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队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周恩来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根本原则。他反复强调：“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要使它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43〕周恩来在空军建设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坚持党对空军的领导方面，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保证了人民空军始终置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之下。
(一)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利用空军搞武装政变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
空军机动性强，杀伤力大，而且用途广泛。因此，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将空军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为了篡夺空军的领导权，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吹捧林彪是“统帅”，“非凡的天才”，吹捧林立果是“群众的最好领袖”，是“第三代接班人”等，为林家父子篡党夺权作舆论准备；他们采用封官许愿，请客送礼等手段，欺骗和拉拢一些人，组成武装政变的大小“联合舰队”；他们制订“571”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妄图谋害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以实现篡夺党、政、军大权的美梦。当上述阴谋被毛泽东粉碎之后，林彪一伙又密谋分乘空军专机，逃往广州，另立中央。
周恩来在党和军队面临分裂的关键时刻，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防止林彪南逃的措施，首先他命令吴法宪：林彪私调的256号专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再与叶群通电话，劝他们不要“天上动”；尔后又命令李作鹏，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不要动，要动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一起下令才能放飞。周恩来的这些措施，使林彪一伙感到南逃计划败露，他们便仓皇出逃，叛国投敌，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新中国历史上一场绝无仅有的、惊心动魄的政变与反政变、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斗争的胜利。党、军队、国家避免了分裂，人民免受了动乱，社会保持了稳定。“9·13事件”如果没有周恩来，后果很难设想，正如陈云同志所说：“如果没有周总理，‘文化大革命’不知怎么样；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党和国家不知怎么样。”〔44〕
林彪折戟沉沙的可耻结局说明，在当今中国，妄图利用军队篡党夺权、搞武装政变的人，无论他职务多高，权力多大，都不会有好下场。
(二)空军广大指战员经受住了“9·13事件”的考验，党指挥枪还是灵的
在“9·13事件”中空军是受林彪破坏的重灾区，少数干部跟随林彪一伙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特别是空军党委常委中，犯错误的人不少，已很难继续领导空军的全面工作。因此，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改组空军党委常委，部队进行全面整顿。周恩来又承担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他在改组空军领导班子和部队整顿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辩证地、历史地看待空军存在的问题。周恩来明确表示：“责任主要追究上面，不往下追。”〔45〕“真正的死党就那么一些。”〔46〕空军多数成员“还是听指挥的嘛，这说明党指挥枪还是灵的嘛，说明党的威力，毛泽东思想的威力。”〔47〕“空军建立二十多年，已经成熟了。尽管工作上还有些问题，领导改组后会搞好的，经过整顿，到七五年会改观。”〔48〕周恩来对犯错误的党委成员一方面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关键时刻，党委就应当起作用，坚持党指挥枪，而空军党委不是这样。”〔49〕另一方面，对“检讨好的，还能起作用的留下来，有的调动工作。”〔50〕“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划清时间界限，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区别对待”〔51〕上述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充满了周恩来对广大空军指战员的信任、理解、爱护和关怀。完全符合空军的实际，深得人心，不仅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更重要的是保持了空军的稳定和各项工作的连续性，使空军很快重新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