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还用相当多的精力指导和关心空军的思想建设、院校建设、文化建设、体制改革、作风养成、专机保障、女飞行员和少数民族飞行员的培养等。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有20多年了，在这期间，人民空军在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两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有了飞速的发展。今后，人民空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乘党的十五大东风，插上高科技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双翼，向着充满希望的二十一世纪展翅高飞。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
注释：
〔1〕《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第2页。
〔2〕〔3〕〔39〕《当代中国空军》第35页、第50页、第621页。
〔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34页。
〔5〕〔18〕〔19〕〔21〕〔22〕〔23〕〔24〕〔25〕〔26〕〔27〕〔28〕〔29〕〔31〕《党中央、中央军委及一些领导人对空军军事工作的指示汇编》第227页、第46页、第77页、第29页、第33页、第251页、第225页、第227页、第186页、第281页、第191页、第190页、第251页、第29页、第229页、第81页。
〔6〕〔45〕〔46〕〔47〕〔48〕〔49〕〔50〕〔51〕《周恩来在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73年5月17日)
〔7〕〔8〕《蓝天之路》(上)，第〔40〕第40页。
〔9〕《周恩来与共和国将军》第141页。
〔10〕《刘亚楼将军传》第285页。
〔11〕〔12〕〔13〕〔14〕〔15〕〔17〕〔33〕〔34〕〔3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68页、第626页、第281页、第114页、第626页、第133页、第131页、第599页、第628页。
〔16〕〔38〕〔40〕〔4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15页、第725页、第734页、第111页。
〔20〕《百战将星刘亚楼》第199页。
〔37〕〔4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1〕第246页。
〔44〕《风雨四十年》第二部，第466页。
张补旺 孙祥瑞 屠绍土：学习周恩来加强武警部队建设的思想努力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军事运动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不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还亲自负责组建并领导了武警部队及其前身公安部队的建设。1949年8月3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1950年1月至5月，以公安中央纵队、地方公安武装及部分野战军为基础，分别组成各地公安部队。1950年9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的电令》，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从那时起至今的47年时间里，这支部队的体制编制、隶属关系、名称有过多次变动和调整，曾先后称“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中国人民公安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这支部队的组建、发展、壮大过程中，周恩来始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武警部队的许多重要文件、报告，都是经他修改、批准后呈毛泽东的；武警设的许多重大方针、原则，甚至连武警部队的名称、服装式样，都由他亲自审定过。他认真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依据，提出了许多加强武警部队建设的重要思想，指导武警部队出色地完成了打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捣乱和破坏、清剿土匪武装、镇压反革命分子、保卫国家边境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等繁重任务。
周恩来关于年轻的共和国需要一把护身剑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武警部队的根本职能，明确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武警部队的神圣使命
建国初期，周恩来就明确提出：“年轻的共和国需要一把护身剑”〔1〕。这一思想，为武警部队的成立、发展和壮大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任何一个国家政权特别是新生的国家政权，都必须“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2〕。就是通过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国家机器，对被统治阶级和敌对势力进行专政，对社会秩序进行管理，以实现和维护自己的统治。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西方敌对势力掀起反华“大合唱”，企图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地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颠覆破坏，妄图卷土重来。国民党残留的土匪武装和特务及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猖狂捣乱破坏。大陆上一些边远地区尚未解放，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处在匪特和民族极端分子相勾结的统治之下。新解放区的广大城乡，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广泛存在，城市封建把头、帮会头子、地痞流氓三位一体，农村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同流合污，横行霸道，欺压人民的状况尚未根本扭转，城乡社会秩序很不稳定。同时，国民党留下的破烂摊子百孔千疮，国民经济亟待恢复，新的社会秩序亟待建立。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周恩来强调“加强人民公安工作，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3〕，明确提出了年轻共和国需要一把护身剑的思想，并亲自领导建立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及其前身公安部队(以下统称武警部队)。
周恩来“护身剑”思想，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兼有对内对外两种职能的原理和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深刻阐明了武警部队的重要地位，精辟地揭示了武警部队的职能，明确了武警部队的历史使命。他曾多次把武警部队称为“内防军”，并指出：“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4〕。武警部队就是作为一支内卫武装力量，出现在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历史舞台上的。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都是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但它的职能又有不同。人民解放军主要担负对外抵御入侵之敌的职责，武警部队则主要执行对内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周恩来在阐述武警部队与人民解放军在职能任务上的不同特点时，用了一句很形象的话说：“军队是备而不用，你们是天天要用的”〔5〕。人民解放军时刻准备抗击胆敢入侵之敌，有备无患，备而不用，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武警部队担负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的任务是经常性的，是天天要用的，是“养兵千日，用兵千日”。1949年10月30日，周恩来在同当时的公安部长兼公安部队司令罗瑞卿谈话时，还对武警部队担负的任务作了进一步明确。他说：“共同纲领大家都是同意了的，维护地方治安，防止敌特活动，保卫边防，都是你们的责任”〔6〕。周恩来的这些论述，丰富了他关于“护身剑”思想的深刻内涵，进一步明确了武警部队的历史使命。几十年来，武警部队按照周恩来“护身剑”思想的要求，认真履行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神圣职责。哪里出现敌特分子的捣乱和破坏就冲向哪里，坚决打击敌人，维护国家安全；哪里出现群众性的治安事件和暴力案件就赶到哪里，化解矛盾，惩治罪犯；哪里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就出现在哪里，保护人民，保护国家财产，成为共和国名副其实的一把护身之剑。
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新的发展阶段，深刻理解周恩来“护身剑”思想，对于武警部队坚持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江泽民关于加强武警部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认清自己的地位，明确自己的责任，完成自己的使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于缓和，但矛盾、竞争和挑战依然存在。少数西方国家中的反共、反华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战略不会改变，对我国进行遏制的图谋也不会放弃，将不断利用台湾、西藏、人权等问题给我国制造麻烦。国内极少数敌对分子与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制造民族分裂，甚至搞暴力性破坏活动。同时，改革和建设事业深入发展遇到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也可能诱发一些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一定要认清“护身剑”职责，牢记江主席“居安思危”要求，不断增强忧患意识，时刻准备“上一线，打头阵”，努力为我国胜利奔向二十一世纪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
周恩来关于我们党在保卫工作上历来讲常委领导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武警部队的性质，明确了坚持党的领导是武警部队的根本原则
党的领导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根本原则。周恩来对武警部队坚持这一根本原则特别重视。部队刚组建时，来自野战军、地方公安武装和地方警察的人数共50多万，队伍庞大，成份复杂，高度分散，加之一些单位党组织不健全，各种问题比较突出。有的甚至提出武警部队是地方武装，不必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周恩来对这种错误倾向尖锐地进行了批评，指出：“我们党在保卫工作上历来讲党委领导”〔7〕。强调人民武装警察和人民解放军一样，都是党和人民的武装力量，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把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专门作为一条写了进去，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8〕。这就为加强党对武警部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法律依据。武警部队组建后，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体制编制和隶属关系多次变动。每次变动，周恩来都把保证党的领导作为首要问题进行强调。他批准的1951年12月的整编方案、1955年5月的整编方案、1966年6月的整编方案等重要文件，都一再重申党的领导问题。针对部队隶属关系变动中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又在《关于国家武装领导管理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应该统一，我们国家的武装应该是：解放军、地方部队、公安部队、人民警察、民兵，这几种领导管理必须集中统一，只能是军委和公安两个部门管武装，别的部门都不应该管武装”9。为切实加强党对武警部队的领导，周恩来还突出强调了三个问题。一是建立党委制。1951年6月29日，为解决一些部队党组织不健全的问题，公安部队领导在给周恩来的建议中提出：“按级建立党委会，形成党的垂直领导关系”〔10〕。周恩来批示同意，并要求公安部提出具体实施方案送政务院核定。同年12月10日，得到周恩来批准的《关于整编各级公安机关各地人民警察和人民公安部队的决定》，对“人民公安部队应与人民解放军一样实行党委制”问题作了具体规定〔11〕。针对一些部队党委团结和集体领导作用发挥不好等问题，周恩来亲自审定下发的《中央和军委批准中央公安部、军委公安司令部关于整编各级人民公安机关各地人民警察和人民公安部队的决定》，对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作了具体规定，特别指出：“下级党委应服从上级党委的领导和决定”〔12〕，及时纠正了一些部队党委班子建设上的问题，使党在武警部队的领导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保证。二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支部建在连上，是坚持党对军队领导最广泛也是最基本的组织保证。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3〕。根据武警部队一个连队往往分散在几个甚至十几个执勤点的特殊情况，1953年5月1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共同签发的《关于财经警卫武装领导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规定武警各部队“队建立党支部设政治指导员；单独的分队建立党分支部设政治指导员；小队建立党的小组”〔14〕。这一特殊的组织建设形式，对保证武警部队在环境艰苦、斗争复杂情况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饱满的战斗热情，独立地完成任务，起了很大的作用。三是服从地方党委领导。实行“双重领导”是坚持党对武警部队领导的重要形式。武警部队担负任务特殊，只有保证地方各级党委遇有紧急情况能够及时调动和使用这支部队，才能更好地完成维护当地社会治安的任务。针对一些来自野战军的部队不习惯于双重领导，经常与地方党委、政府、公安机关闹矛盾，甚至发生了像粤北始兴县武警部队不服从县委领导的事件等问题，在根据周恩来指示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人民公安部队“其各级部队党委应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的原则〔15〕。周恩来还进一步明确指出：“为了人民公安部队与人民公安工作的密切结合，并为了各级公安部门便于指挥和使用公安部队进行工作起见，各级公安部门首长，一律兼任各该级公安部队指挥机构的司令员或政治委员”〔16〕。实践证明，周恩来强调的这种双重领导体制，是毛泽东关于“党指挥枪”原则在武警部队建设上的具体运用，是适应武警部队性质、职能特点，确保党的绝对领导的有效组织形式，不仅有利于地方党委调动和使用这支部队，也有利于武警部队更好地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各项任务。正是在周恩来关于保证党对武警部队领导的一系列论述指引下，武警部队在体制编制、隶属关系和部队名称多次变动的情况下，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保证了部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保证了各个时期党和国家赋予的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
在奔向二十一世纪的新征途上，在为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而奋斗中，武警部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坚持周恩来关于党对武警部队领导的思想至关重要。因此，一定要在部队不断强化党的绝对领导的意识，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地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指示，确保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确保政令军令畅通。要按照邓小平新时期党的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关于“一定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的指示，继续下大力气抓好各级党委班子这一“龙头工程”建设和基层部队这一“基础工程”建设，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各级党组织真正成为领导部队建设的坚强集体，使广大党员真正成为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武警部队的先锋战士。
周恩来关于公安保卫工作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武警部队的力量源泉和天职，明确了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是武警部队的最高要求
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也是周恩来对公安保卫工作及武警部队的一贯要求。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就指出，红军一定要与工农打成一片，“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17〕，否则就失去了红军的“阶级基础”。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要求保卫工作要“做到军民合作，使汉奸活动不易”〔18〕，保证了除奸、反特、警戒、维护交通秩序和社会治安等任务的完成，巩固了边区政权。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明确提出：“力量的源泉是人民，归根到底，一切胜利的取得是依靠人民的力量”〔19〕。建国以后，周恩来一再强调，公安部队是为人民服务的，要把公安部队建设成为政治上绝对坚定，永远听党的话，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为敌人害怕，为人民喜爱的队伍。要求部队的“一切工作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20〕。广大官兵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要求，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为人民排忧解难，以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良好形象赢得了人民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斗争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周恩来要求武警部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核心是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在相对和平环境，武警部队能不能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是周恩来考虑比较多的一个问题。1957年12月24日，他在上海驻军军官大会上的讲话中语重心长地指出：“近几年，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有些疏远了。我们回想一下，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完全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子弟兵。解放战争胜利时，全国人民对我们解放军那真是衷心拥护，军民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近几年来，我们有了营房，有了严格的军事勤务以后，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比较疏远了，这是要注意改进的。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今后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军民之间的联系”〔21〕。他特别强调：军队“要永远保持人民子弟兵的光荣称号，永远保持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永远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22〕。这既是对人民解放军的要求，也是对武警部队的要求。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第九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专门作出了《关于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的决议》，要求武警部队和地方公安、警察人员服从领导听从指挥，多办好事服务人民，使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得到了进一步恢复和发扬。
周恩来关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为武警部队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指明了方向。周恩来认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必须做到三条：一要树立群众观点。他指出：“警卫要从政治出发，要有群众观点，不要有单纯的‘首长观点’”〔23〕。二要坚持群众路线。周恩来指出：“我们党在保卫工作上历来讲党委领导、群众路线”〔24〕。三要保护群众利益。周恩来指出，我们的部队“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是为人民谋利的”〔25〕，“必须坚决站在保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为人民解除痛苦”〔26〕。他主持起草、审查、批准的所有关于武警部队建设的文件中，都把保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任务加以明确。他主持起草和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突出强调要“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合法权益”〔27〕，以保卫人民的利益为天职，做保护人民利益的忠诚卫士。
武警部队成立以来，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以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为崇高使命，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受到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誉。1964年6月26日，毛泽东在接见武警部队的英模代表时，高兴地说：“公安部队是敌人最害怕的队伍，敌人就怕公安部队”〔28〕。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参加戒严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领导同志时，称赞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险面前，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以来，多次到武警部队视察，对武警部队在保卫国家和人民利益中发挥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不论警政、警民关系发生什么新变化，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不能丢，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不能变。必须更加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认真贯彻江泽民“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重要指示，一切以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在完成执勤和处置突发事件任务中，要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参加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中，要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保证“驻守一地，稳定一方”，为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一心一意建设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证。在处理警政、警民关系上，要自觉尊重和服从地方各级党委的领导，大力发扬拥政爱民优良传统，积极开展警民共建活动，积极参加地方经济建设，积极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努力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周恩来关于武警部队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深做透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是武警部队建设的首要任务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看家本领和传家法宝。周恩来作为我们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历来十分重视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在国民革命军中开展了政治工作。1934年，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他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28〕。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指出：“只有在抗战军队中把政治工作实际地建立起来，才能把民族抗战的战斗力提高，才能把官与兵、军与民联结成一条心，像一个人一样，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斗到底”〔30〕。武警部队组建初期，一度思想比较混乱。一部分由野战军改编的武警部队，认为武警不是主力，在武警干“不光荣”，想回老部队；一些由地方公安部队和警种收编的武警部队，认为武警太辛苦，在武警干“不实惠”，要求转业干地方。面对部队存在的问题，负责部队组建工作的周恩来强调一定要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广大官兵提高了政治觉悟，树立了艰苦奋斗思想，继承和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为部队的顺利组建和发展壮大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1966年，“文革”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要求，武警部队“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深做透”〔31〕，使武警部队在动乱中保证了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为保证党和国家重要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保卫国家重要目标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关于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深做透的思想，深刻阐明了政治思想工作在武警部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武警部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担负的任务特殊，履行职能的方式特殊，既要与公开的敌人作斗争，又要与隐蔽的敌人作斗争；既有政治斗争，又有军事斗争；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政治性政策性很强。部队高度分散，面临的环境特殊，接触社会阴暗面多，受社会消极现象影响大。这一切，都要求切实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深做透，充分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为此，周恩来作了许多具体指示，特别强调了两点：一个是，要结合各项任务一道做。部队刚组建时，周恩来就明确要求把政治思想工作与部队组建任务一致起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当时的公安部队专门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部队组建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有力地保证了部队的顺利组建和思想由战争向和平环境的转变。按照周恩来“一道做”的要求，全部队大力加强执勤和训练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效地保证了部队执勤和训练任务的完成。再一个是，政治工作干部必须言行一致，以身作则。这是周恩来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他指出，做政治工作一是靠说，二是靠做，而且做比说更重要。“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能够做全体官兵的模范，忠实于革命主义，以百折不挠的意志，艰苦耐劳的作风，去影响全体官兵”〔32〕。1953年7月，针对一些边防检查站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提出加强政治工作干部的教育，认真“纠正个人主义、特权、违法乱纪等错误思想和行为”〔33〕，要求政治工作干部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觉悟，坚强的战斗意志，具有高度的政策、纪律观念，养成勇敢、坚定、机警的优良品质，成为遵守国家法律、执行政策的模范。
武警部队在其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中，按照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深做透的要求，充分发挥政治思想工作这一我军特有的优势，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表现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成为一支使敌人害怕、人民喜爱的钢铁之师和威武之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武警部队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所处的地位更加重要，担负的任务更加艰巨，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深做透具有更为特殊的重要意义。因此，一定要适应新的形势，按照江泽民的指示，坚定不移地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到部队各项建设的首位，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坚持围绕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这一主题，深入抓好“四个教育”，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和“酒绿灯红”的影响，不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坚持抓好干部的“形象工程”建设，使干部特别是政治干部自尊、自重、自警、自励、自强，树立政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坚持把政治思想工作贯穿到完成执勤和处置突发事件等各项任务中去，不断增强针对性、系统性和创造性，确保部队建设的正确方向。
周恩来关于武警部队教育训练要从实从严从难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武警部队战斗力的生成规律，明确了加强教育训练是武警部队提高执勤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的有效途径
大力加强教育训练是周恩来加强武警部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武警部队担负着警卫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脑机关，警备重要城市，守卫国家重要目标，看押罪犯及处置各种突发性事件的多重任务，军事化要求很高。但初创时期，由于部队来自各个方面，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军事素质普遍比较低，与担负的任务很不相称。为适应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使命对武警部队的要求，周恩来要求从野战军中拨出一部分质量比较高、素质比较好的部队，转入武警部队，以改变武警部队的成份，迅速提高部队的质量。同时，周恩来强调，要大力加强教育训练。他指出，一些新入伍的战士，“没有经过战争锻炼，象暖室里培养的花朵，没有经过风霜”，如果“不去教育他们，他们就会松懈”〔34〕。他还强调：“对警卫人员要加强教育训练，培养接班人”〔35〕，要求武警部队从培养接班人的战略高度认识和对待教育训练问题。
周恩来加强教育训练思想深刻揭示了武警部队战斗力的生成规律，为武警部队指明了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针对部队组建后一些部队训练标准不高、要求不严和训用脱节等问题，他反复强调必须贯彻毛泽东提出的“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教育训练方针，坚待从实从严从难训练部队。要求从贴近执勤实际和实战出发，立足现有装备进行训练，尽快熟悉和掌握履行职能的本领；从内卫和边防部队在执行任务中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况出发，不断加大训练力度，保证部队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都能过得硬。在强调加强部队训练的同时，周恩来还指出，提高部队战斗力，必须把院校办好。他认为，和平时期教育训练的主要基地在院校，搞好院校教育，是搞好部队教育训练的基础。为此，他多次指示部队要办院校，并亲自主持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培养对象以及编制、等级等具体问题。在他的亲自关心下，武警部队到1952年7月，成立了6所军政干部学校，到1953年8月，增加到14所，为各部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人才。
在周恩来关于大力加强教育训练思想的指导下，武警部队迅速掀起了练兵热潮。五十年代全部队先后两次开展大规模的正规化军事训练，六十年代又进行了军事大比武，使部队的军事素质不断提高。在新的历史时期，武警部队担负的任务更加繁重，随着犯罪背景国际化，犯罪手段趋向智能化和现代化，完成任务的难度不断增大。这就对武警部队的教育训练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的要求。因此，认真学习和贯彻周恩来关于坚持从实从严从难训练部队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一定要适应新形势下武警部队担负任务的特点，切实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把练技术战术、练作风意志、练情况处置、练组织指挥结合起来，不断提高现代条件下执勤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使部队真正达到江泽民关于“军事过硬”的要求，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胜利完成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光荣使命，成为合格的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
注释：
〔1〕〔4〕〔5〕〔6〕〔15〕〔28〕《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组织史资料总卷》第5页、第7页、第7页、第6页、第9页、第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9页。
〔7〕〔2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页、第1页。
〔8〕〔10〕〔27〕〔33〕《武警部队40年》第2页、第26页、第134页、第65页。
〔9〕〔11〕〔12〕〔14〕〔16〕〔31〕《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武警部队建设的指示汇编》第4页、第14页、第14页、第23页、第13页、第39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17〕〔18〕〔25〕〔26〕〔30〕〔32〕《周恩来选集》上卷，第42页、第90页、第277页、第98页、第92页、第97页。
〔19〕〔21〕〔22〕〔3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4页、第279页、第279页、第275页。
〔2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96页。
〔23〕〔35〕《对警卫工作指示》1965年3月31日。
〔29〕《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教学研究资料》第183页。
赵德强：周恩来有关人才和教育的思想与实践及其形成的基础
周恩来从新中国建设需要的全局出发，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极其关心和重视我国的教育事业，对教育工作发表过许多重要而精辟的见解，形成了系统的教育思想。他还亲自指导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建设，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这些教育思想和实践，对当前和今后我国的教育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是我国人民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应当努力继承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周恩来教育思想、实践的内容极其丰富，这里仅就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才和教育地位、作用的论述和相关的实践及其形成的基础作一些探讨。
周恩来在人才和教育地位作用问题上的主要思想主张
(一)人才是国家建设的决定性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面临着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开展有计划经济建设等十分艰巨的任务。作为主管国家建设全局的周恩来，深切感到要把一个经济十分落后，人民文化科学水平很低，专门人才奇缺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高素质的劳动者，要有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尽管建国之初我国财力、物力都很薄弱，但周恩来认为，只要有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就能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物质财富，增强国力。因此，开展建设，起决定作用的是干部，是人才，所以他说：国家要建设，即使“其它条件都具备，缺乏干部、人才也是不行的。”〔1〕
新中国建立后，他就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我们今天最大的不足是知识分子不足”〔2〕“我国的科学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3〕，“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4〕，“现在我们国家最需要的是建设人才”〔5〕。因此，他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6〕的科学论断。
(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尊重知识分子，最充分地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周恩来高度重视知识分子(也就是人才)的作用，一方面是从国家建设需要的现实出发，深刻认识到在一个文化落后、专门人才奇缺的国家里，要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一刻也离不开掌握文化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他说：“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7〕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8〕必须倍加珍惜。同时从根本上说，周恩来认为，我国的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热爱祖国，新中国成立后又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他特别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并且率先垂范。
1955年1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强调：要充分信任和依靠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信任的中心问题是尊重他们。光是口头上尊重不行，还要让他们心情舒畅地运用知识，哪怕是一技之长；并且要注意改善他们的待遇，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工资甚至可以超过国家副主席、主席〔9〕。两个月后，他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0〕的著名论断。并且对如何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如何“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等问题作了最为深刻的阐述，提出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措施。周恩来不仅关心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作用，关心他们政治上、业务上的提高，而且特别强调要在普遍提高工农劳动人民文化科学水平的同时，培养大批新型人才，即新中国的知识分子。
(三)应当把培养人才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教育事业放在“当先”、“中心”和“关键”的战略地位
在强调知识分子、专门人才作用的时候，周恩来也十分重视提高生产第一线的工农劳动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新中国建立后，“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需要提高，而首先需要提高的是工人和农民”〔11〕。
无论是从下一代中培养人才还是普遍提高工农劳动者的文化科学素质，都只能依靠教育来实现，为此，周恩来总是不断强调要把办好教育、发展教育事业置于国家建设的“当先”、“中心”和“关键”的地位加以特别重视。他提出，在经济建设高潮到来的时候，要把教育放在“当先”发展的地位〔12〕并提出“培养训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建设的一个中心问题”〔13〕，“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14〕。
(四)发展教育事业要有紧迫感，要有超前意识
面对恢复经济和开展大规模、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形势，周恩来特别强调发展教育要有紧迫感，要有超前意识，要为中国空前规模的经济建设预作人才准备。他在1950年秋和1953年秋两次提到：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10年才提出干部决定一切，我们则应从新中国建立起就提出这个问题，不应该把发展教育看作是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15〕。
(五)科学地认识发展经济和发展教育的辩证关系，强调经济与教育必须同步发展
周恩来在谈到经济和教育的关系时，总是辩证地分析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甚至相互决定的关系。固然，经济是基础，教育要靠经济为其发展提供物质条件，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为经济基础服务，因此，教育的发展要受经济发展的制约。但也应看到，只有依靠教育，才能为发展经济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离开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发展经济就是一句空话。因此，要发展经济必须同时发展教育；在一定时期，甚至还要优先发展，预作经济大发展的人才准备。1952年，周恩来在政务院讨论文教工作时就提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16〕(参照此前在146次政务会议的讲话，这里所指的“文化建设”主要指教育——本文笔者注)。这就是说，在抓经济的同时，必须抓好教育，使之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一样，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同步前进，两者缺一不可。
通常认为，经济与教育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教育只能由经济来决定。其实，教育固然有上层建筑的属性，但根本的作用是造就发展生产力的最重要要素——高素质的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也具有间接生产力的属性，不同于其它上层建筑，它是经济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教育不仅对经济发展有制约作用，甚至也起决定性作用。周恩来的上述譬喻相当深刻，不仅在理论上可以纠正经济与教育关系的机械论，而且在实践上也向我们明确指出：发展教育是发展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两者必须同等重视，同时抓好。
(六)把教育提到“救国”的高度，同当今的“科教兴国”战略决策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周恩来高度重视教育的“救国”“兴国”作用。1952年7月25日在146次政务会议上讨论劳动就业问题时，他联系到二三十年代以什么来救国的争论时特别指出：过去，到底是工业救国还是教育救国，争论不休，我们先来个政治救国，现在，却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这就是说，在推翻三座大山、人民取得政权之后，就要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办好教育都放在能使国家彻底摆脱贫困、落后的具有“救国”(即振兴中华)意义的突出地位。这一思想，同我们今天党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可见周恩来的远见卓识。
周恩来尊重人才和重视教育的模范实践，为各级领导于部作出了表率
(一)不仅反复讲解自己的思想主张，而且躬身践履，以实际行动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
周恩来从国家建设的全局需要出发，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反复向各级干部宣传人才和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同时，他又身体力行，躬身践履，亲自督促有关部门切实从各个方面支持教育的发展和建设。
——发展教育首先要有必要的经济投入。解放初期，我国经济尚待恢复，国家财力仍很拮据，但迅速发展的教育事业又急要大量经费，教育部深感困难，不得不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亲自给毛泽东、刘少奇和分管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他们批准教育部追加经费的申请。1952年7月，我国即将实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那时，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是国家建设的重点。尽管如此，周恩来在主持146次政务会议时仍然提出：“今后教育事业要有很大发展，我们对教育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18〕，并要求有关部门认真落实，从各方面挤出经费来支持教育。后来，他视察我国东北重工业基地，向各省、市领导干部做报告时，再次强调发展教育是“现在的一个中心任务”〔19〕，是百年大计，要求各地的领导“在培训人才方面还要加一把力”〔20〕，并殷切“希望东北三省管计划、管建设的同志安排一下，有些项目宁可少搞，不十分急的宁可推迟，也要把校舍搞上去，多办一些学校”〔21〕。作为主管建设的总理，在国家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时候，在重工业基地的干部面前，却如此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可见教育事业在他心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发展教育事业，也需要有人力的支持，需要向教育战线输送、配备领导骨干和教师。周恩来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195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周恩来在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时，要求各地领导切实重视为教育战线配备管理干部并抓好培养建设人才的工作。他严肃地提出：“把你们请来就是向你们要人。培养建设人才，是摆在你们面前的第一项任务，你们要搞社会主义就是搞这个东西，别的是空论，这是实际，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22〕。并且指出，在调配干部时，要特别重视为教育部门配备和输送干部，他说：“不给大学校长，不给中学校长，那个地方没有人去领导，人才就训练不出来”〔23〕。根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决定和提名，不久就陆续从团中央和各地向大中学校调配了大批政治、文化素养较高的领导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