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际分离后的困惑
当瞿秋白等人接受了斯大林的三阶段论，以盲动主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时，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毫无准备的暴动并不能挽救中国革命，只能给革命带来更大损失，便尽自己所能对盲动政策作了一些修正。这一阶段，他没有完全清楚地认识到“左”倾理论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但暴动接连失败这个现实使他处于矛盾与困惑之中。带着这种矛盾与困惑，他艰难地探索着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在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导下，八七会议开始清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罗明纳兹亲自指导下，对几乎所有参加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领导人给予了处分。共产国际这种惩办主义的做法在中共党内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如李维汉所说：中国共产党“无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重要的左倾政策，其创造者都不是中国同志，而是国际代表，主要是罗明纳兹。”〔4〕
以11月扩大会议为起点，“左”倾盲动主义开始在党内盛行。这时，周恩来虽然受到处分，但仍为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代理主任。在斯大林三阶段论影响下，他的思想处于矛盾和困惑之中：一方面，他接受了三阶段论，认为革命形势不是低落，而是高涨，毫不怀疑地支持城乡暴动。他说：“我认为依目前中国工农很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的潮流并未低落，是高涨的。”〔5〕他亲自参与起草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被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后，成为广州起义的指导性文件。广州起义遭到敌人残酷镇压后，周恩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要加紧湖南、湖北和江西的斗争，扩大暴动局面；海陆丰应向北发展，琼州的工作要深入，造成并扩大割据局面。〔6〕可以看出，他当时是赞成城市中心论的。关于这一点，他在1960年7月讲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曾直言不讳地说：“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7〕另一方面，他又在执行“左”倾政策的过程中，开始察觉到盲目的毫无准备的暴动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只能给革命力量带来更大的损失，便尽自己所能对其进行纠正。1928年1月至2月，他代表中央起草了一系列给各省省委的指示信，这些指示信集中反映出他当时极力纠正盲动错误的种种努力，其主要观点是：暴动必须有成熟的条件，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发动；暴动中的“烧杀政策”是错误的；城市暴动必须有农村暴动的配合才能成功，等等。经周恩来努力，及时避免了一些更大的牺牲。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在批评瞿秋白的盲动主义错误的同时，又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受这一倾向影响，周恩来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的，向高潮、高涨方面的前进，我们对于这一点是深信无疑的。党的任务是夺取千百万群众，准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8〕同时，在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进行全面检讨的过程中，他发现国际的指导并非完全正确，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也与其有相当的关系。带着这种认识，他对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部分代表给予了中肯的批评。他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胜任如此繁重而复杂的工作。客观的必要性要求共产国际在东方革命运动的工作中更前进一步。”他认为，“必须一方面要向那里派出能实际胜任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另一方面要使各支部有更多机会参预共产国际的工作。”〔9〕针对共产国际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共领导人身上这种不正确的做法，周恩来指出：“共产国际过去在中国的代表，有的不胜任工作，有的犯了严重错误。”也应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一定的责任。〔10〕周恩来虽然没有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也负有责任，但通过批评其派往中国的代表，实际上已经表达了他的看法。
逆境中的抵制
由于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继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又接连犯了两次“左”倾错误，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围剿”，中国革命面临十分危险的局面。周恩来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领导人之一，不得不执行国际的指示；但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又不能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负责。在这两难的境地之中，周恩来只能在工作中力求尽量减少由于国际的错误指导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通过这一阶段的实际斗争，周恩来对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的认识开始逐渐明朗起来。
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后，因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不能起核心领导作用，故在此后大约一年的时间内，他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恰在这一年，共产国际连续向中共中央发来4封指示信，这4封信一封比一封“左”，要求中共加紧进行反对右倾和反对富农的斗争，加紧进行反对改组派和中间力量的斗争，同时还要求让赤色工会公开。周恩来未对国际指示直接提出异议，但他在对党内发出指示和采取行动时，还是比较冷静和务实的，不赞成不顾一切的蛮干。比如，在反右倾问题上，他一方面指出“党在策略上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这一右倾的危险绝不仅是继续着党内机会主义的残余而复活，他更有现实环境之不可轻视的基础。”“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的右倾的特别危险。”另一方面，他告诫全党：“党内左倾危险自六次大会后虽逐渐失去了他发生的基础，但假使以为左倾的错误已经完全肃清，那便等于容许这左倾的残余在党内存在，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也同样要有危害。”〔11〕在反富农问题上，他一方面提出今后在乡村中要加强对富农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强调在反对富农的时候，不要混乱了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在不违反这一主要内容之下来加紧这一斗争。〔12〕这就是说，民主革命的内容是反帝反封建，只有当富农已经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以后才能进行反富农斗争，否则就“混乱了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在公开赤色工会问题上，国际要求必须“不顾并且违反着国民党法律而力争赤色工会的自动公开”。〔13〕周恩来对此虽未予以否定，却提出：目前客观形势不容许我们安稳地公开活动。只有在黄色工会之下争取多数转变为赤色工会，而不可能互相对立，公开存在争取群众〔14〕。
当李立三“左”倾错误出现之后，周恩来知道立三错误的根源来自共产国际，但他却不能明确地对国际提出批评，只能以立三路线的错误事实来提醒国际改变政策。1930年3月他再次到莫斯科后，利用出席共产国际书记处召开中国问题讨论会的机会，汇报了中共党内在暴动问题上的分歧和“左”倾错误带来的损失，以及中国苏区和工农红军发展壮大的情况，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共产国际当时虽未认识到其指导思想的错误，但认为李立三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夸张，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搞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等做法是错误的，因此邀请周恩来、瞿秋白参与拟定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7月23日决议。决议否认中国目前有直接革命的客观形势，指出现时革命条件下的第一等任务是组织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建立有战斗力的和政治坚定的红军。
1930年9月下旬，在共产国际指示下，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初步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此过程中，周恩来摈弃了惩办主义的做法，采取耐心说理和具体分析的方法，指出立三的错误所在，并主动纠正自己在认识上的偏差。
正当周恩来为纠正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而尽心竭力之时，共产国际却将立三错误升级，把其说成是同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路线错误，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对瞿秋白、周恩来仍将李立三留在政治局内，而将已经回国的王明拒于其外大为不满，认为这与国际的愿望相反。为了纠正六届三中全会的“错误”，共产国际改变了不再向中共派遣代表的决定，于1930年12月派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来华解决问题。从此，周恩来承受了很大压力。
在米夫逼迫下，周恩来于12月23日代表中央起草了《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一切指责，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三中全会对国际路线的解释，在理论上策略上也同样发生了许多错误。这样，就使调和主义的中央所领导的全党工作仍然重复与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15〕
但米夫等人并未善罢甘休。米夫支持王明等以江苏省委和团中央名义，通过了反对《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决议，指责这个通告又犯了3个错误。与此同时，原来拥护三中全会的一些人，也起而反对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召集紧急会议，正式宣布废除三中全会不正确的决议，对现任中央领导给予最严厉的制裁。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周恩来为了避免党内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最终导致党的分裂，同瞿秋白一起对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全部责任，并提出与瞿秋白一起退出政治局。但米夫在权衡各方面情况后，采取了“留周拒瞿”的方针。对此，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果然，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对三中全会的中央又进行了猛烈批评。会议通过的由米夫起草的《四中全会决议案》，指出三中全会的决议及有关文件错误的程度很大，中央九十六号通告也有好些错误；要求中共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去完全克服立三路线和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指责“党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代表有不可容许的不尊重态度”，以致可能“只是字面上承认共产国际路线”。〔16〕米夫在会上谈到改造党的指导机关时说：“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一致而斗争”，“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17〕这实际上是警告说，周恩来只有服从共产国际及国际代表的领导，才能留在政治局内。
四中全会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周恩来的心情是相当苦闷的。他苦闷的主要原因是四中全会使党内的矛盾更加复杂起来，同志间的互相攻讦和一些人无原则的争论，使党的组织纪律遭到破坏，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局面。为了使党能够渡过难关，周恩来忍辱负重，竭力维护党的团结，努力说服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志团结起来，他语重心长地说：“一脚踢开领导机关的做法，是站在派别观点，我们要斗争。”〔18〕
在重重压力之下，周恩来被动地执行着国际“左”倾指示，并在执行过程中尽量加以变通或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抵制，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他到中央苏区之后。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在赴长汀途中，他发现闽西党组织在肃反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扩大化问题，冒着被指责为右倾的危险，他写信给临时中央政治局，要求纠正其错误。1932年1月7日，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主持通过《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抑制。但由于临时中央仍坚持“左”的肃反政策，他遭到了斥责和指名批评。1933年春，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到达中央苏区后，在苏区工作中全面推行了一套“左”倾政策。周恩来目睹这一切，深感沉痛。但他这时已被取消了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无法对此进行纠正。1934年2月，周恩来虽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却被剥夺了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只担负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第五次反“围剿”时，周恩来被留在后方瑞金。在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不能参与重大决策，但他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多次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进行争论，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的意见。由于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走独立自主之路
周恩来在实践中痛切地认识到错误路线的危害，也认识到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才是挽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他开始坚决抵制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领导，支持毛泽东等人与错误路线和错误指挥进行斗争。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处理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开端，它与周恩来的思想转变有很大关系。独立自主原则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成熟。这一时期，周恩来还为共产国际和兄弟党了解中共和毛泽东作出了努力，使共产国际逐步对中共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给予了认可和支持。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的重大损失，使周恩来彻底否定了李德的军事指挥。为了挽救危机，他毅然站出来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转道入黔，从而避免了红军再次遭受重大损失。红军占领遵义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顺利举行并使党转危为安，周恩来在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会后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说，在遵义会议上，“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19〕他后来还说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遵义会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精神，既撤销了给革命战争造成重大损失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指挥权，又表示对国际的尊重，在后来军事形势有所改善时，派代表赴共产国际汇报情况。这次会议也标志着周恩来在摆脱共产国际的束缚，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同时它也是周恩来与毛泽东密切合作的开端。
1935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策略也随之作了适当调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决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根据这一策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次会议在与中共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选举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张国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根据国际七大精神，于12月17日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会议在批评“左”倾关门主义的同时，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会议还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会后，周恩来很快与东北军建立了正式联系，并促使张学良走上了联共抗日道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以“兵谏”的形式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致电中共中央共商大计。在对西安事变的处理上，中共中央再一次采取了独立自主的立场；处理西安事变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也再一次显示了他在复杂的事变中协调和处理重大政治事件的杰出智慧与才能。
周恩来去西安前，没有接到国际的指示，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也还不十分明确，这样，处理如此关系重大的事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周恩来以灵活的斗争艺术，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忘我的牺牲精神，排除各种干扰，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经过细致周密的工作，终于使蒋介石接受了中共的条件，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通过处理这一事件，周恩来在政治上完全成熟起来，从此他一直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成为国内外瞩目的政治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从1937年2月起，周恩来代表中共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与国民党代表和蒋介石本人先后进行了5次谈判，最终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上，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对国共合作要坚持“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原则，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11月，又派王明回国贯彻国际指示。12月，王明出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王明打着国际旗号，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长江局的工作在王明影响下，出现了不少失误。周恩来曾说：“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20〕尽管如此，他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完全听命于王明，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坚持了中共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批评和斗争。
1939年8月，周恩来在延安坠马摔伤右臂，中央决定周恩来赴苏治疗。在1931年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等人采取支持王明的态度，致使有些兄弟党的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缺乏正确的了解，认为王明才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因此，中共很有必要加强与共产国际和各兄弟党的联系，介绍党内与王明先“左”后右的错误斗争的情况，宣传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共产党走上正确道路的功绩。周恩来到莫斯科后，便自觉地承担了这一重要使命，使苏联、共产国际以及兄弟党的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消除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和误解，进一步增进了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信任。此后直至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它虽然也不时对中共有所指示，但已基本改变了要求中共绝对服从的口吻，更多地则是以民主的协商的态度提出建议，给了中国共产党更大的自主权。
通过对周恩来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周恩来与共产国际交往的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重要地位，所以他对党走向成熟起到了特殊的、举足轻重的作用。2、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既具有特殊意义，又具有普遍意义。就周恩来个人来说，由于在党内的重要地位，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比较密切，所受的影响较大，所经历的思想变化历程较长，也更加激烈和痛苦，因而认识也更加深刻；从对共产国际绝对服从到最终摆脱束缚，周恩来又与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为了这一认识过程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同时也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就必然会使革命遭到挫折。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注释：
〔1〕〔6〕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87页、第130页。
〔2〕《粤区政治报告》(二)，1926年11月23日。
〔3〕《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8页。
〔4〕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5〕〔8〕〔12〕〔14〕〔18〕《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36-137页、第142页、第166页、第168页、第201页。
〔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6页。
〔9〕〔10〕《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401页。
〔11〕〔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第132-134页、第368——370页。
〔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第547页。
〔16〕〔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第15-16页、第28页。
〔19〕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星火燎原》丛书之二，第211页。
〔2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7页。
杨 超 刘文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周恩来的贡献*
一
经过1924-1927年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的根本任务，是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大革命的惨痛失败，把革命方向道路问题严重地急迫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能否尽快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能否尽快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思想的中心和实践的重点，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道路之上。
大革命的教训，使毛泽东等人最先警醒。八七会议前后，毛泽东提出了“上山”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主张。八七会议是一个中介，此后毛泽东革命的立足点从辅助、支持国民党完成民主革命，转到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民主革命之上，并且开始了农村武装革命斗争的实践。创建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成功地进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尝试。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毛泽东并且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指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同年11月，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了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关系。指出：党的领导正确是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保障；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建设这三者是互为条件，互为依托的。
关于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问题。毛泽东1929年4月5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的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关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问题。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工农革命军，即在工农革命军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并且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营、团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1928年5月，毛泽东又给红军提出了“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使红军的建设进一步革命化和规范化。
关于红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1928年5月，毛泽东和朱德等根据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客观实际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与敌作战的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为后来红军整个作战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29年以后，又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等等。
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以及红军战略战术的一些基本原则，只是他两年来革命斗争实践的总结和理论思考，还并无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也并未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是在1930年以后。
二
中共六大以后，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常委秘书长、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实际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1929年3月19日，周恩来在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就明确指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目前还是一个宣传的口号。”“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特别地肯定了毛泽东的经验：“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
由于红军队伍在其建军初期残留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的滋生和蔓延，由于中央指导方针的摇摆以及“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按：指共产国际)到来”的影响，1929年五六月间，红四军“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红四军党内发生意见分歧进而发生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一时不为前委认识和接受，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落选，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随后，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奉召受派到中央出席军事会议并汇报红四军党的工作及全部情况。
周恩来在听取陈毅向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两次详细汇报，以及此后和李立三、陈毅的多次谈话讨论后，于9月28日审定发出《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就中国革命的特征、红军的基本任务、红军中党的领导、毛泽东的地位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
在指示信中，周恩来明确而肯定地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是第一次以中央身分对中国革命特征也即道路这一根本问题作出的正确结论，这一结论是对毛泽东等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升华。
周恩来指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关于红军的发展和战略问题，‘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
关于红军中党的领导及其组织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对红军中一切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并作为军队和政治制度的建设把它巩固下来。
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及前委工作安排问题，周恩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恢复毛泽东和朱德在群众中的信仰，“毛同志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周恩来并嘱咐带此指示信返回红四军的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三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红四军前委于12月28日、29日在上杭古田召开了党的九大，此即著名的古田会议。由于陈毅迅速、忠实、全面地贯彻执行周恩来指示，用九月来信分清是非，结束争论，统一思想，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取得圆满成功。
古田会议的根本任务，是解决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问题。因此，古田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肯定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明确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强调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
——确立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重申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规定。
——规定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
——规定红军政治工作作风和方法，强调调查研究，党内批评要注意政治等。逐步树立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思考的升华，是对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充实、完善和发展。它在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方面，起到了巨大的现实作用和深远历史作用。
古田会议结束后数日，毛泽东再次向党内同志阐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道理。明确指出要想“在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说明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革命高潮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立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逐级扩大人民武装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政策，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全国人民的信仰，给反动派以极大困难，动摇其基础促进其瓦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可以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已正确掌握了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群众运动与武装斗争、党的领导与军队建设等方面重要关系，基本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道路的理论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以及红军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基本原则，找到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方向道路。
四
1930年1月15日，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创刊，刊登了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并配发了编者按。编者按强调“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编制、战术、筹款给养、群众关系、军事和政治训练、军中供给开支原则等等，“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没有看过听过的。”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都要学习朱、毛红军的经验，坚决执行红军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战术原则。”
2月1日，周恩来在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又表示：毛泽东的复职，红四军的中心的政治领导已确立，“稍可使中央放心。”要求广东派干部支援。
为了解决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如何对待中国的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的争论，周恩来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派，于3月初前往莫斯科汇报。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汇报了毛泽东等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张，阐述了自己“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思想。周恩来的汇报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促使共产国际、苏共以及斯大林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也促使他们重视和赞赏毛泽东。《真理报》因此公开宣传肯定中国红军，宣称“红军的各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正在变成为土地和政权而斗争的劳动农民群众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
周恩来去莫斯科之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想发展并迅速形成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数月之内使中共党组织和红军遭到严重损失。中共和红军即将面临国民党蒋介石的空前巨大的压迫。
周恩来和瞿秋白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纠错，于8月下旬相继到达上海。迅速采取措施坚决停止城市暴动和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9月24日至28日，周恩来和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评李立三的错误，恢复党、团、工会组织的正常工作，撤销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攻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和行动，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会议，却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中，向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将要派往各地的红军领导人介绍“朱毛红军”的发展及其现状，介绍“朱毛红军”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出：“朱毛红军”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从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是战略性的转变，是完全正确的。
五
1920年至1930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里艰难探索的十年。这十年，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和解决的是两大问题：思想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认识中国革命的本质规律，形成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道路的科学理论；实践上，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
经过十年的艰难探索，经过大革命特别是经过1927年至1930年农村武装革命斗争的实践，毛泽东等人逐渐自觉地摒弃教条主义，逐渐树立起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断开拓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认识中国国情，认识和掌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规律。从“上山”、“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到“工农武装割据”；到“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到“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等人经验逐渐丰富，思想逐渐明朗，认识逐渐升华，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道路的科学理论形成，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方向道路。
在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道路的科学理论形成过程中，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确道路形成的过程中，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是作出了突出的重大的贡献的。
周恩来具体领导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并且从南昌起义吸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他在1928年至1930年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努力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方向道路的问题，努力克服“左”右倾思想干扰和政策的摇摆，支持毛泽东等人的实践，努力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在毛泽东等人的实践基础之上，作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正确结论和正确决策。在毛泽东的实践还不被认识、主张还不被接受，毛泽东处于困难境地之时，周恩来以中共中央指示信的方式，肯定和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使毛泽东的主张为全军认识、接受并顺利实行。古田会议以后，又因周恩来的大力介绍和推行，毛泽东的实践和思想逐步为全党全军以及共产国际、苏共所认识和接受。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本文原分8个部分，收入本论文集的为后5个部分。
盖 军：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贡献
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一种是指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本文内容是论述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过程中周恩来的贡献。
倡导建立工农武装割据
1927年夏，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中国革命处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极端白色恐怖统治的条件下，中共中央依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实行武装起义、创建工农革命军、独立领导革命的总策略。继“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党组织相继领导了许多地区的秋收起义。
在领导秋收起义过程中，一些领导人都在不断总结经验，探索保存和扩大革命力量的道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受挫后，曾决定沿罗霄山脉南下以求发展。但因湘南有敌重兵把守，工农革命军难以攻取，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适值井冈山上敌军空虚，毛泽东抓住有利时机，打击地方反动武装，打土豪、分浮财，发动广大贫苦农民，建立了红色政权。湖北的黄麻起义，攻占了黄安县城，成立了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由于敌军来攻，到12月，退出县城，鄂东军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5月，决定在光山县南部柴山堡地区开辟根据地，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广东的海南岛，在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攻占了嘉积县椰子寨，并会合文昌、琼东等地农民起义武装，建立了工农革命军，也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等等。
当时，中共中央不认为革命形势进入低潮，而是急于求成，不切实际地要求广东、湖南、湖北等省很快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与此同时也在密切注意上述地区武装起义的情况，连续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研究讨论、总结经验教训，或形成决议，或单独写信指导各地斗争的开展。
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失利后回到中共中央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在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中央的形势下，他对全国革命形势还没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因而对坐镇指导的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意见虽然未能抵制，但他非常注重实际，敢于批评实际工作中的“左”右倾错误，尤其是注重总结秋收起义、各地武装起义中保存与发展革命力量的经验，较早地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
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偏重于发动工农群众，忽视掌握革命武装力量的军权，当蒋介石、汪精卫叛变时无法组织有力的反击，导致失败。这是经验教训之一。在总结了血的教训之后，开始懂得掌握武装的极端重要。但在贯彻武装起义总方针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又出现了忽视发动群众，单纯依靠军事力量的现象。例如，在领导农民起义中，有的地方不重视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农民，而专靠少数农军或军队的力量；对于农民自发的斗争不去积极领导，只想用少数军队去发动起义，形成孤军作战的冒险。周恩来很重视总结这些经验教训，认为既不能只发动群众，不掌握革命武装；也不能单纯依靠军事力量，不发动群众。必须是充分发动群众，建立革命军队，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众，才能夺取政权，创立起“割据的暴动局面”。这些思想在1927年12月他写给浙江省委、江苏省委等信中都有充分的表述。
秋收起义和各地武装起义中一个重要的经验是工农革命军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政权的过程中要形成一个“割据”的局面，即建立一个根据地。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罗亦农汇报湖南、湖北秋收起义情况时，充分肯定了两湖地区农村的起义，在开展游击战争时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例如瞿秋白、罗迈等也都认为这是巩固起义胜利的一条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