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亲自关心和指导教育的改革和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使旧教育能适应新中国培养新型人才的需要，周恩来亲自指导了对旧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改革。在1950年夏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和以后的多次谈话以及签署的教育文件中，都对教育改革问题作了多方面的阐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强调了一个至今对教育改革仍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思想，即既要坚决、积极，勇于改革，又不能鲁莽从事，过于性急；切忌粗暴和强迫命令；改革前首先要讲清道理，做好教师的思想工作。他十分深刻地提出：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一方面，文化教育的改革既是经济、政治变革的先导，同时它的改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因此，教育改革既要坚决，又要慎重，不能急于求成。〔24〕
——为了改革旧高等教育的结构，使之适应为新中国建设培养高级人才的需要，1951年秋起，全国陆续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在这一复杂而艰巨的调整开始之前，周恩来强调首先要做好教师特别是教授们的思想动员，于是他亲自给京、津大学的教授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院系调整中，他多次听取进展情况的汇报，及时提出：院系调整一定要实事求是，根据条件循序渐进；要有重点地稳步前进，不要齐头并进〔25〕。在调整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时，他又亲自过问。当实施上海交通大学迁西安的方案出现分歧时，他及时主持了有关方面的协商会议，使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十分关心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内蒙古大学等一大批学校的创建工作，亲自批准为它们调配教师和设备。院系调整中，他又抓了北京西郊“八大学院”的建设，在他的亲自关怀、督促下，一批新型大学以最快的速度从无到有地在环境优美的首都文教区矗立起来。
——建国后，为了指导教育工作，使各级各类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有章可循，周恩来又亲自抓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指示和法规的拟订、修改和审查，并以政府总理名义签署并发布了许多使教育工作逐步法制化、正规化的法令、法规，譬如《政务院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以及关于整顿、改进和发展小学教育、中等技术教育、师范教育、成人业余教育的决定或指示等等，对规范当时的各类教育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保证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领导制定了一系列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措施，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爱护教师。
——教育是我国知识分子人数最多、最集中的一个领域。周恩来历来把教师视为办好学校的关键，对他们十分尊重，十分关心和爱护。在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前后，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改善包括广大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待遇的政策措施，还经常检查这些政策措施的执行情况。
——他十分关心教师的健康状况。建国初期，当他知道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参加政治活动和政治学习过多影响健康时，他及时提出：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会使大家都得神经衰弱，也影响钻研业务，必须立即减轻他们的负担，并亲自督促改进。26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各级学校师生，既要参加频繁的政治运动，同时劳动又十分繁重，加上营养不良，师生健康水平急剧下降，病号大量增加，周恩来对此十分焦急。在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提议下，立即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联合发出了《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通知发出后，周恩来又指示教育部、高教部领导分头带队到全国各地检查落实情况。
——周恩来尤其尊重和关心小学教师，特别强调：小学教师肩负着教育新后代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尊重他们，指出“任何歧视、排斥小学教师的行为都是错误的”〔27〕。5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要着重提高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强调“小学教师的工资水平不应低于同等程度的其它部门的人员”，提出要实行“教龄津贴”，设立“特级教师制度”〔28〕。他还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布了改善包括高级教师在内的高级知识分子营养状况的《关于高级脑力劳动者食用植物油供应的规定》。
——周恩来总是竭尽全力从政治上保护教育界知识分子。在反右派运动中，他提出在中央草拟的文件里应增加一条重要政策规定，即“对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包括教授)和技术人员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29〕，力求从政治上保护卓有成就的教授和科学家。当康生等人提出要把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划为右派时，周恩来坚决反对，他说：马寅初是我国第一个经济学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过去同我们合作反对国民党，坐过牢，这段历史不能篡改，不能把他定为右派〔30〕。1963年7月，他又肯定了马寅初那篇被错误批判的《新人口论》“有可取之处”。〔31〕
在“文革”中，当周恩来得知著名数学家、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华罗庚的手稿被盗后，当即给国务院直属口和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尽快破案，提出要把华留在北京，不去干校，好好保护起来，防止坏人伤害，并嘱咐有关负责人一定要将执行这一指示的结果报告他〔32〕。1971年夏，当“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攻击建国后的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广大教师都是资产阶级分子的时候，周恩来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针锋相对地提出“文革”前“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33〕力求从政治上保护教育界的知识分子。
周恩来关心教育、重视教育、尊重人才、保护知识分子的感人事迹难以尽述。他那崇高而亲切的形象将永远留在我国教育工作者的心中。
周恩来这位人民的好总理，不仅在人才和教育问题上有许多卓越的思想、理论建树，在实践上也为我们树立了既高瞻远瞩，又实事求是，既提出思想主张，又躬身践履，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光辉榜样。
周恩来有关人才和教育的思想、实践形成的基础
(一)在政治上，周恩来始终坚持新中国成立后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因此，总是从国家建设的全局需要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来重视人才和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周恩来就担任国家总理，统管国家建设全局，其全部时间与精力，都贡献给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整个后半生都在为国家的全面建设呕心沥血。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动摇其以建设为中心的决心。
坚持以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会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来促进国家的全面进步，而不是总去追求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超前变革；就会看到知识和人才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全面进步方面的重大作用；就会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而不是异己的力量；就会着眼于团结而不是斗争，并且尽一切努力把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共同奋斗。坚持以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要依靠作为国家主人的劳动人民(体力与脑力劳动者)，因此就必须高度重视高素质劳动者和专门人才的作用，必须高度重视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的战略作用。
(二)在思想上，周恩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力求把人口过多的负担转化为高素质人力资源丰富的有利因素，因而十分重视教育在促进这一转化中的关键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最显著的基本国情是：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人口过多而人民文化科学水平却很低。突出的矛盾是：一方面，要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教育、科学事业又很落后，劳动者的文化科学素质和知识分子的数量和政治、业务状况又与上述要求极不适应。此外，还有一个具有我国革命特点的情况，那就是建国后从农村进入城市、从部队转入建设的几百万工农干部，这些人政治水平较高，斗争经验丰富，但文化水平一般都较低，更缺乏现代管理知识，而他们大都是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这种状况，同新中国建立后亟待开展的大规模建设实在不相适应。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却在不断增加。从50年代起，大体每年要增加1400万人左右。
人口众多而人民文化科学素质低下；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人才而专门人才却又奇缺。这个由基本国情决定的矛盾只能依靠发展教育来解决。
60年代初，周恩来亲自召集国家计委、劳动部、教育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专门研究计划生育、劳动就业和发展教育的关系。会上，他反复强调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改革和分流普通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对提高人口素质的极端重要性；主张要尽一切努力，发展教育事业，把人口过多的负担转化为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专门人才辈出的积极因素，把弱势变为强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大国的优越性。
(三)在理论上，周恩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特别重视劳动者(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作用，把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同在视教育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
周恩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十分重视人这一社会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能动作用。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认为，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劳动力却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重要的要素。周恩来一贯重视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但他同那种以为人越多越好的主张有本质不同，认为真正能在发展生产力、建设新国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的数量而是人的质量。只有高素质的劳动者，即各级各类人才，才能在国家建设中起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说过：“最强大的生产力是劳动阶段〔34〕，列宁也说：“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35〕。但是，在现代生产条件下，劳动者要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却需要一个最根本的条件，那就是劳动者必须掌握现代文化科学知识和技能，必须全面提高素质，而这个任务又只能靠发展教育来实现。马克思说过：“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36〕，这个劳动能力，就是“劳动者体力和智力的总和”〔37〕。这就是说：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包括智力，都要依靠教育来培育，正说明教育的巨大作用。
由于周恩来深刻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学说，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重视人的作用，重视文化科学技术的作用和重视提高人的素质的教育的作用四者辩证地统一起来，才在人才和教育问题上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
(四)在国际斗争中，周恩来不仅洞实国际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而且敏锐关注和深刻了解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深知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的竞争，归根到底取决于科技的竞争、教育的竞争。因此，他不仅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当作国内建设的重点，而且也充分重视它们在国际斗争中的战略作用。
周恩来在领导国内建设和国际斗争的同时，也在密切注视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竞争，并深刻思考着如何才能有效地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德、日等战败国经济的复苏，从40年代末起到50年代中期，世界科学技术有了迅速发展，出现了战后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的高潮。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时刻关注着这一场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和日趋激烈的竞争。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他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及时地吹响了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号角。1956年1月，他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详细分析了国际上先进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的新形势后，特别指出：原子能的利用、电子科学的发展“正在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已经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后面很远”〔38〕，“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39〕。并且代表党中央对全党、全国人民和全国知识分子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指出：“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40〕。
为了实现这一紧迫而庄严的任务，周恩来在这次会上反复强调要“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41〕，提出了一系列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有力措施。其中尤其强调要尽一切努力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特别是科学研究人才和科学技术人才，并指出“这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
此后，周恩来亲自领导我国科技发展12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并担任负责尖端科学研究和核武器设计、制造、试验的中央专门委员会领导小组组长。在此前后，还亲自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创办技术物理系和工程物理系，批准向苏联等国派出300多名留学生以培养核科学技术骨干。
正是由于重视科技和教育，我国才在不长的时间里，在尖端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掌握了制造原子弹、氢弹、中远程火箭及卫星技术，其它基础科学也缩短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可是，“文化大革命”却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科学研究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停顿了10年，而这10年，正是世界范围的又一次科技革命高潮兴起的时候。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周恩来不顾“四人帮”的阻挠，力求通过整顿，恢复科技、教育领域的正常秩序，提出要立即把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恢复起来，要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以恢复中断多年的专门人才的培养。邓小平1974年复出后，重病中的周恩来尽全力支持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科技和教育工作，支持他把中断多年的科学技术研究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尽快恢复起来。
周恩来如此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就是因为他深刻地洞察并掌握了国际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国际政治斗争、经济竞争，归根结底要取决于科学技术和教育的竞争，而核心则是人才的竞争。
把科学技术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把教育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大计，正是周恩来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和高度的政治智慧，总结了国内建设的经验教训，洞察了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后得出的科学论断，也是他高度重视人才和教育事业的一个根本原因。
(作者单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注释：
〔1〕〔2〕〔4〕〔6〕〔11〕〔16〕〔24〕〔25〕《周恩来教育文选》第71页、第31页、第34页、第71页、第28页、第71页、第11页、第78页。
〔3〕〔5〕〔12〕〔13〕〔14〕〔15〕〔17〕〔18〕〔19〕〔20〕〔21〕〔22〕〔23〕《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6页、第160页、第116页、第62页、第142页、第62页、第160页、第116页、第116页、第407页、第407页、第407页、第161页、第161页。
〔7〕〔8〕〔10〕〔27〕〔32〕〔38〕〔39〕〔40〕〔4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0页、第414页、第162页、第90页、第455页、第180-181页、第181页、第180-181页、第167-173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19-520页。
〔26〕〔28〕〔33〕《周恩来教育思想研究》第424页、第435页、第468页。
〔29〕〔30〕〔3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2页、第142页、第556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
〔35〕《列宁选集》第3卷，第843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页。
王凤胜 王景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贡献——论周恩来60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
周恩来的文艺思想是一座储量极为丰厚的富矿。特别是他在60年代前期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艺论著，更有其重大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可以说是他的整个文艺思想中理论建树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
一
所谓周恩来60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主要是指他在1961年至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文艺思想。换句话说，周恩来60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是在全党全国人民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全面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大背景下形成的。
这一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的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时期。它的为期时间虽然不长，但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进道路上“左”的指导思想盛行以至泛滥成灾的两次洪峰之间，前为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后为“文化大革命”，故显现了许多发人深醒、非常宝贵的东西，很值得珍视。该时期的整个过程是以调整经济为中心的。但调整决不仅仅限于经济调整，而是一场涉及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全面调整。作为社会主义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文艺，理所当然地被周恩来当作调整的重要内容。他针对文艺界的实际明确指出：“文艺部门也有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问题”，“应当同样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围绕贯彻落实这一方针，周恩来在这一时期通过认真调查研究，对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规律作了认真的探索，写下了一大批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光辉的文艺论著。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广，论述之深刻，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周恩来60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尽管探讨的范围很广，但基本主旨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坚持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原则，认真总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经验，深入探讨繁荣发展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客观规律。正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各种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艺术也一样。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许多经验要认真加以总结。”并特别要求“大家都来研究规律”〔2〕。
在上述大背景和总的指导思想之下，周恩来60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形成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和个性特色。
第一，可贵的机遇意识。审时度势，善抓机遇，是周恩来思想作风的一大特色。早在1959年5月，他就针对大跃进直接给文艺界带来的严重后果，试图利用1958年年底以后中央相继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提出纠正部分“左”的错误的时机，对文艺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梳理和解决，从而写下了被称为“深刻论述文艺上的十大关系”的《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一文。随即风云突变，“左”的狂风再度刮起，致使这篇重要文艺论著“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3〕。到了60年代前期，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较为全面地总结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经验，探讨社会主义文艺规律的条件具备、时机成熟，这就是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进入了全面调整时期。加上在中国当代文艺走过了10多年路程，既有巨大成绩又有很多失误，既有宝贵经验又有沉痛教训的情况下，周恩来进行较为全面总结、探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就是难得良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二，系统的整体思想。周恩来观察文艺的思维方式是宏观的、立体的、全方位的，是从全局、整体出发的。他不是就文艺谈文艺，而是把文艺放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大背景下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进行战略性的观察、思考；也不是孤立地只看一面，而是既看到此面，又看到彼面，既看到相对独立性，又看到互为联系和统一，因而几乎涉及到了文艺所有亟待重视和解决的基本问题，显得很有全面性、系统性和辩证性。
第三，强烈的求真精神。周恩来早在1922年3月就说到自己有一颗极盛的“求真的心”〔4〕。所谓“求真的心”，体现的是注重实际、追求真理、相信科学、躬行实践、求实务实的唯物主义精神。这种“求真”的思想和态度，在60年代前期又表述为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5〕。他的文艺论述，都是经过坚持实践标准、深入调查研究、反复推求比较后得来的真知灼见。这种求真性表现为，一是不从本本、定义出发；二是不从主观所形成的思维定势、所定下的框子出发；三是不从已有的模式出发；四是不从表象、假象出发，如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文艺虚假繁荣现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认真的剖析，采取了果断的纠正措施。
第四，果敢的创新勇气。周恩来当时有一句“三敢一首创”的名言，即“提倡敢想、敢说、敢做，提倡首创精神”〔6〕。这在他的文艺论著中表现得极为突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作出了许多新的探索、新的判断、新的概括，表现出了一种真理在手、毫无畏惧的气魄和胆略。即使在这个时期的后半段对阶级斗争的错误估计又开始抬头，文艺上出现了“两个批示”的情况下，周恩来也没有减弱理论锋芒，而是采取巧妙的办法坚持了正确的理论主张。创新，应该首先是时代的创新。由此观之，周恩来在这个时期文艺上众多的独创性见解，就是生动地体现了当时全面调整，清理“左”的思想影响这个带有必然性的时代因素。
二
周恩来60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在总结和探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上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一)明确地提出文艺工作要研究经济基础，要与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周恩来针对建国以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时出现的偏差，特别是1958年文艺脱离实际而出现的严重后果，明确指出：“文化建设高潮要在经济高潮之后。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能漫无边际。文化事业……超过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会使基础、使生产受到影响。”因此不能“为文化而文化，最后消灭了文化”。为了使文艺工作更好地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他强调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也“要研究经济基础”〔7〕。要在树立起整体观念的前提下，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统一考虑、计划、部署和搞好文艺工作，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文艺要摆正位置，认清责任，要自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融为一体，既不能与之分离开来，更不能与之对立起来。要保证在总体上，既不能超越于经济发展搞为文艺而文艺，也不能滞后于经济发展而不重视文艺的繁荣工作。文艺工作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不断调整、改革自身的各种机制。文艺家要紧紧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积极地、主动地深入现实生活，在自己的文学艺术活动中准确地反映出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鲜明地体现出昂扬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
(二)深入地论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彻底打掉套在文艺家身上的枷锁
周恩来1962年3月2日在广州召开的戏剧创作等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这篇文献，虽不是专门论述文艺问题，但却对文艺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它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于知识分子的根本态度和基本政策，而且也是周恩来一贯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的继续，并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深化。众所周知，在我党的领袖人物中，就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而言，周恩来是头脑最为清醒、认识最为深刻、论述次数最多的一位。早在1949年7月，他在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8〕在5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的关于专门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几篇著名文章中，又多次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党无论在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建立之后也多次强调重视知识分子。本来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是不成为问题的，但由于理论认识上的偏颇和具体执行上的失误，恰恰在这个关键环节上被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念纠缠了许多年。因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常常被视为异己力量，作为打击对象，头上戴着一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有鉴于此，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同陈毅一道，理直气壮地为包括文艺家在内的整个知识分子队伍脱去资产阶级之帽，加上无产阶级之冕。这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套在文艺家身上的沉重枷锁。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及在同时期发表的其他论文，有两个方面的突出表现。一方面，具有可操作性的特点，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科学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特点，显示了理论的创新性、深刻性。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没有停留在一般化的号召上，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走过的独特道路出发来深入思考、研究问题，从而提出了“知识界不是独立的阶级”的新观点，进而重申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定要‘’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为我党以后制定知识分子政策、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根据。
(三)郑重地提出要充分发扬政治民主、艺术民主，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良好环境
周恩来认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在文艺界形成浓厚的民主风气。所谓形成民主风气，就是指在文艺界彻底清除“五子登科”，即动不动就对文艺家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恶劣做法，营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融洽的良好环境，以使文艺家们心情舒畅起来，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民主风气、良好环境的形成和保持，最根本的就是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持续的而不是短暂的在文艺界切实贯彻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使这一方针落到实处，就要在文艺界通过充分发挥民主，大力提倡不同流派、不同见解的自由争论，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竞争，就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遵守宪法的前提下切实保证创作自由、评论自由。周恩来在贯彻“双百”方针上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认为文艺民主的发扬，有赖于全党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有赖于整个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为了使文艺界形成民主、活跃的风气，营造起有利于文艺繁荣的良好氛围，周恩来还郑重提醒文艺界同志们要认真克服存在的种种错误偏向。一是“一言堂”。要解决“一言堂”的问题，关键是鼓励大家敢于“放”，敢于“争”，在于各级领导带头，做出表率。二是“都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斗争”。在文艺界，除少数的、个别的问题外，大量的、绝大多数的问题是属于艺术性、学术性的问题，决不能混淆政治问题与艺术、学术问题的界限，更不能将艺术、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三是“要求完全没有缺点”。用“完全”、“彻底”的观点要求文艺家、文艺作品十全十美，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利于探索性、创新性作品的出现。四是无谓的争论。贯彻“双百”方针无疑要敢“争”、要大“争”，但有些问题不能“争”，原因是争来争去，既无意义，也没有好效果。比如，周恩来就说道：“到底交响乐水平高，还是中国的民族协奏乐高？我看不要去争论，它有它的高，我们有我们的高。”〔9〕五是“山头主义”。文艺需要发展流派、学派，但不需要宗派、“山头主义”，因为流派众多、学派林立是文艺繁荣活跃的重要表现，而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则是造成文坛混乱、风气日下、环境恶劣的一种深刻反映。
(四)深刻地阐述文艺工作的独有特点，文艺家要切实遵循文艺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周恩来看来，“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当然，文艺是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10〕并详细论述了数量与质量、原料与加工、思想与业务等关系问题。可以这样说，只有认识和掌握了文艺规律，才能把握其本质的、内在的联系，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创作自由、评论自由，才能极大地解放文学艺术的生产力。比如，他反复强调文艺家要懂得“艺术要有形象”的规律，通过形象思维来表现社会生活；要掌握“文艺总要有独创精神”的规律，做到充分发挥创作个性和创作出新颖独到、富有特点的作品；要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辩证结合”的规律，做到运用艺术技巧使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高度统一；要认识“最好是创造典型人物”的规律，做到努力塑造出性格鲜明、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要认识“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的规律，努力写出复杂而又丰富的思想感情来，等等。如此地积极倡导和深刻论述，表明了我们党对文艺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五)认真地探索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努力实现文艺更好地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周恩来把能否正确处理好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否愿意努力为人民服务，作为对文艺家的一条基本要求，作为在为什么人的范畴上是否体现社会主义性质、方向和取得成绩大小的根本标志。在总体要求上，提出应以能否真正为人民服务作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来规范指导社会主义文艺的整个实践活动。在文艺源泉问题上，主张以人民大众的生活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在创作动机上，要把为人民大众而创作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在创作主体上，要求文艺家与人民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永远做他们的忠实代言人。在服务对象上，主张要冲破只局限于“为工农兵服务”的范围，提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1962年5月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时，《人民日报》就根据周恩来这一要求发表社论进行了具体论述。在评判标准上，主张文艺作品的批准权应牢牢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应以人民群众是否高兴、满意、喜闻乐见作为根本标准去衡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效果。在文艺功能上，主张应将文艺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审美功能与娱乐功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提出“寓教于乐”是指导社会主义文艺工作、满足人民群众对文艺需求的重要原则之一，并对这个古老的命题进行了富有创新意义的阐发。在对文艺人民性的认识上，更有其深刻之处。长期以来，人们对文艺人民性的认识和理解，偏离了经典作家们的一贯主张，其主要表现是把人民性当成评判文艺遗产的专用名词，并将阶级性与人民性严重对立起来。周恩来从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性原则出发，既分析了人民性的历史性，也论述了人民性的现实性，既分析了人民性与阶级性之间的一致性，又论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性，特别强调文艺的人民性与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两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文艺中努力追求、实现“今天的人民性”是当今文艺家的重要使命。
(六)反复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在处理中外关系时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走民族化的道路
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不少论著都论述了文艺要正确处理好中外关系、走民族化道路的问题。如《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将论述的“中外问题”、“高低的标准”归结为“是个民族化的问题”；认为14年来文艺战线上有很大的建树，但“总有疙瘩，没有完全解开”。这个“疙瘩”就是在某些方面没有处理好中外关系，没有更好地坚持文艺民族化。为此，深刻地论述了民族化关系到大众化，两者之间是可以画等号的；民族化和国际化是统一的，互相结合的；民族化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两者具有显著的不同性；坚持民族化，是体现文艺客观规律的一个重要内容。周恩来还从正确处理好中外关系、实现文艺民族化的高要求出发，提出了应遵循的一些重要原则，即坚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坚持一切都是为了今天的创造，坚持“以中为主”，坚持在学习外国文化时要“加以溶化”，坚持切实尊重中国人民的艺术趣味和民族的审美爱好、欣赏习惯。在正确处理中外关系、实现文艺民族化的过程中，要首先认真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把中国的东西弄懂弄通，打牢根基。要有开放的眼光和胆略，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不断吸收和借鉴外国文艺的宝贵经验和新颖独到的艺术手法。同时，还要在不失时机地深入新的社会生活中不断探索、创新，因为这是实现文艺民族化的现实基础。
(七)科学地理清党领导文艺的基本思路，要求切实提高执政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文艺的水平
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党领导文艺的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了既要加强又要改善的原则。他首先强调共产党应该领导文艺工作，也能够领导好文艺工作。党领导文艺工作既是我党的光荣传统，也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所决定的。与此同时，还重点强调了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更好地领导好文艺工作的问题。这是因为，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临的情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不相同，加上文艺工作的特殊性，从而使得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情况更为复杂了，任务更加艰巨了，要求更高了。恰恰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党的不少领导同志认识肤浅，总结、探讨不够，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失误。对此，周恩来认为领导文艺是一项复杂而又难度很大的工作，有着很高深的学问；执政党要切实掌握如何领导、管理、协调、组织好文艺工作的规律；在组织文艺创作时，一定要根据文艺的特点，正确处理好宏观与微观、多与少、快与慢、优与劣的关系问题。他在《论知识分子问题》一文中，就党领导文艺工作的范围和应掌握的原则，提出了要弄清楚大权与小权的区别，组织与个人的区别，上级与下级的区别。这三个区别，不仅澄清了多年来在领导文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大的方面科学地理清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思路。具体地说，党领导文艺工作，必须首先是通过制定和落实方针、政策来进行，因为方针、政策能管宏观性、根本性、长远性的问题，是保证文艺方向正确、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要把握文艺界的舆论导向、思想动态，着力做好思想和组织工作。要抓好重头作品的组织实施和重大典型的推广工作，充分发挥它们的示范和引导作用。要在文艺界广交、深交朋友，与他们保持亲密无间、小心相印的关系。这些思想，表明我们党对领导文艺工作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积累了新鲜经验。
三
从上面的简要论述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在60年代前期这个特定环境条件下所形成的文艺思想，无疑有着丰富深刻的内容和巨大的理论价值。用历史的、比较的、全方位的眼光加以审视和评判，更感到周恩来在这一时期文艺思想的杰出贡献，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历史意义。
首先，从在周恩来文艺思想发展历程中所占的重要位置看。周恩来的文艺思想，经历了60多个春秋。它萌生于“五四”前后的文化革命的浪潮之中，标志着破土而出的萌芽是1914年10月在《敬业》创刊号上发表的诗作、散文和文艺论文。随着以后的革命实践活动和参与文艺领导工作，相继发表了有关文学革命、中外文化相互借鉴、文艺要“切合人生”、在文艺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论述，而标志着周恩来文艺思想形成的则是他在1949年7月发表的《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这篇重要文献，总结了“五四”以来30年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阐述了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文艺中的指导地位，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新文艺应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直到50年代末，虽然也在文艺工作中有过许多精辟论述，但基本上是上述政治报告内容的具体展开和不断深化，诸如进一步论述了文艺改革、文艺家要取得新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落实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等。周恩来在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文艺思想和极左文艺思潮作了坚决斗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特有的形式和办法，保护了一些文艺家和优秀作品。同上述各个历史时期相比，我们不能不惊喜地感到，周恩来60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是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系统化、更加闪耀其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阶段，也是一个周恩来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阶段。周恩来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不仅抓住有利时机，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系统的探索，而且也是他一生在文艺方面深厚的艺术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的一次犹如群体性井喷的总爆发。
其次，从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过程中所处的历史地位看。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科学地研究和阐释文艺现象方面，作出卓越贡献者，应该首推毛泽东。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确立起来，并推向前进。其中，周恩来是一个佼佼者。这就是说，周恩来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其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周恩来文艺思想放到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史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整体格局中进行考察，贡献最大的是三个人，一是毛泽东，二是周恩来，三是邓小平。毛泽东在文艺方面虽然在建国以后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如论述了“双百”方针、“两结合”、共同美等，但由于50年代后期以后指导思想的失误，因此在60年代前期理论建树不多。恰恰在这一时期，周恩来的文艺思想表现了非凡的才能和勇于创新的理论勇气，从而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捍卫了毛泽东正确的文艺观点，又对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失误作了最大限度的抵制和纠正，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许多新的文艺理论主张。这一现象告诉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过程中又一个大放光彩、再度辉煌的时期，不仅保持了延续和加快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也指明这个历史发展进程的努力方向。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创立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作为这一理论的重要部分的邓小平文艺思想形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其标志是《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艺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观点，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关于发扬政治民主、艺术民主的观点，关于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观点，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界反倾向斗争的观点，关于党如何领导好文艺工作的观点，等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色。然而，只要我们把它同周恩来文艺思想稍加进行比较、分析一番，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文艺思想是比较明显地、也是重点地继承了周恩来60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是一个毋庸争辩的事实。由此可见，周恩来60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即直接承前和继往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启后和开来于邓小平文艺思想，是连结50年代后期以前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文艺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的伟大桥梁和闪光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