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外体育交往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长期以来，我国体育界在处理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关系中，在参加各项国际体育竞赛中，都得到周恩来的重视、关怀和耐心指导。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和胆略，为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他那种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领导艺术，使我们终生难忘，受益匪浅。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国际体育组织蓄意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维护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尊严，周恩来义正词严地指出，“他们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搞‘两个中国’，我们要抗议，要退出。他们想限制我们，我们要有这种精神：你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你。”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由于国际奥委会坚持邀请台湾参加，周恩来指示中国体育代表团退出墨尔本奥运会，并亲自修改声明稿，揭露国际奥委会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表明了我国的原则立场。根据周恩来关于在国际体育活动方面，“要创造新局面”，“不要只钻一个死扣，要有新的创造”的指示，我国广泛团结第三世界的国家，与那些仇视新中国的国际体育组织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坚定的原则立场，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决心，赢得了国际体育界有识之士的尊敬。以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的恢复为标志，我们不断战胜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反华势力，全面登上国际体育舞台，提高了我国体育在世界的地位。
谈到体育对外交往，人们不会忘记70年代的“乒乓外交”。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指挥上演了一出举世闻名的“小球转动地球”的话剧，从而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有人赞扬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经典之作。
当时，中日两国邦交尚未恢复，日本国内右派势力十分猖獗。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亚洲乒乓球联合会会长后藤钾二先生一行四人来到北京，商谈中国派代表团参加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事。后藤钾二对我国很友好，极力主张邀请中国队参加，因而受到日本右派势力的忌恨，对他进行恐吓，但后藤先生不屈服于这种压力。到京后日本方面拿出一份会谈纪要的草稿，建议以此为双方会谈的基础。这份草稿的主调基本上是重申周恩来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提出的“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即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日中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当时我方参加会谈的一些同志要求加上“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句话。后藤钾二说：“来之前有人写信警告我当心脑袋，如果写上这句话，回去后我只能辞职，这样对你们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双方会谈就僵持住了，后藤钾二称病卧床不起。周恩来知道后出面听取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的汇报。周恩来听完汇报后说：“我看后藤先生的这份会谈纪要起草得挺好。你们要分清楚，他不是日本政府的外相，而是代表日本乒协来的。一个群众团体，就不必要求他加那句话了，不要难为人家。”当周恩来的指示传给后藤先生时，他立刻从床上起来，非常高兴。周恩来很快会见后藤先生，表扬他对中日乒乓球界的交流作出的努力。后藤钾二激动地表示要把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办好。这次会谈纪要定稿时，周恩来提议写进这么一句话：“中国乒乓球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感谢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日本乒乓球界和其他友好人士为增进和发展中日乒乓球界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所作的努力。”〔31〕届世乒赛如期在名古屋举行，我国派代表团参加比赛。按计划我国邀请英国、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和尼日利亚五国乒乓球队赛后顺道访华。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知道后向我国代表团询问，什么时候能邀请美国队？我国代表团立刻把此事向国内作了汇报，于是北京和名古屋之间的电话联系一天三次。毛泽东获悉此事后指示说：和名古屋每天通话三次还不够，要增加到五次。在那个期间，周恩来多次与有关部门讨论商量，请示毛泽东，终于决定邀请美国队来华访问。消息传到华盛顿，传遍全世界，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震动。尼克松总统事后回忆说：“我从未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求得实现。”
4月14日下午，周恩来在人大会堂亲切接见来华访问的各个乒乓球队。他对美国乒乓球队说：“你们这次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谊的大门，欢迎你们！”斯廷霍文说他们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周恩来当场表示“可以去”。接着，又引出了关于美国青年中“嬉皮士”的话题。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队后不到12个小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华盛顿发表一项声明，宣布为改善中美关系决定采取五个“新步骤”。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报道，称这是“中国乒乓外交的伟大胜利”。基辛格博士后来撰文称乒乓外交是“周恩来的一个代表作”。中国体育界从“乒乓外交”中得到许多教育和启示，进一步体会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更深刻地认识到体育工作离不开政治的道理。
五
周恩来身居高位，但对各行各业又都那么深入实际，亲近人民，与人民打成一片。在体育界他有许许多多朋友。体育领域处处留下他的足迹，留下他亲切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从北京体育馆、首都体育馆、工人体育场到广东、上海、云南等省市的体育训练基地，都留下他的身影。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与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促膝谈心，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思想、学习、工作和生活，引导他们关心政治，钻研文化科学，提高个人素养，为他们排忧解难。
60年代初，我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由于当时经济困难，物资缺乏，周恩来知道后指示有关部门为登山队调拨物资。有些必用的登山器材国内没有生产，他亲自写信让有关部门通知我驻外使馆从国外购置，紧急托运，从而保证首登珠峰的成功。他了解到一些女运动员出国比赛，因为没有女医生随行，带来诸多不便，便亲自为她们选派女医生。他关心郑风荣、陈镜开、姜玉民、蒋绍毅、钱澄海和乒乓球队的容国团、徐寅生、李富荣等著名运动员的成长进步，入团入党，直至他们的身体健康，许多老运动员至今回忆起来感动不已。一些外国友人看到、听到一国总理如此关心运动员，也都非常羡慕。十年动乱，极左思潮泛滥，有人指责一些国家队运动员是修正主义苗子，是锦标主义挂帅。周恩来出面为运动员撑腰。他针锋相对责问，运动员出国比赛为祖国争光，怎么是修正主义苗子？怎么能说是锦标主义挂帅？有人不要爱国主义，我们要爱国主义。练好技术，争取第一，这是运动员的责任，和修正主义毫无关系。
周恩来一向强调加强运动队伍的思想建设，强调要养成良好的体育道德作风。他一再叮嘱国家体委的负责人要帮助运动员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与技术、个人与集体、胜利与失败的关系，要注意政治，“风格就是政治、思想、品格、作风”。他还说：“要培养文艺修养，要学习写字、绘画、搞点音乐。要有思想修养，要读书，读历史，培养多方面的兴趣，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他曾对一些优秀运动员说：“要多培养新生力量。你们要带头，也要帮助别人，使后来居上，体育运动才能大大发展。新陈代谢，新老交替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后来居上，新手赶老手，年年有后起之秀，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新手总要出来，不能只靠老手。”周恩来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运动员。
一些重要赛事，运动员出国前周恩来召见他们，向他们交代外交的礼仪，介绍出访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由于当时国际形势比较复杂，有时连出访的路线、乘坐的航班，周恩来都要过问。1963年春天，中国乒乓球队即将出发去参加27届世乒赛，周恩来邀请全体队员到中南海，为他们饯行。他把陈毅、贺龙都请来了。大家上了席，邓颖超拿出一瓶酒对大家说，今天总理请客，粮票你们自己出，这瓶酒是外宾送给总理的，没舍得喝，今天拿出来给运动员送行，祝你们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席上周恩来亲切地谈到体育的功能，运动员的任务，鼓励大家通过比赛和交往，展示中华儿女的风采，建立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运动员比赛回国，他也尽量抽空接见，了解比赛情况，鼓励他们戒骄戒躁，不断上进。周恩来对运动员无微不至的关怀，深入实际的作风，无论是过去或者现在，都十分令人敬仰，值得我们学习。
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之际，回忆他的崇高思想和伟大人格，回忆他对发展我国体育事业的丰功伟绩，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体育工作的意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我们广大体育工作者要以周恩来为光辉榜样，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勤奋工作，奋发图强，把各项体育工作做得更好，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国家体委)
注释：
〔1〕摘自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的题词。
〔2〕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5页。
〔3〕摘自1971年7月29日周总理同志接见七个会议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4〕摘自1964年11月25日周恩来同志观看日本女排训练时的讲话。
〔5〕摘自1972年7月29日周恩来同志接见七个会议全体代表团时的讲话。
林 枫：敢于和善于说出真理敢于和善于进行斗争——学习周恩来的重要新闻论述
周恩来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处于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中枢，长期组织领导中国人民的政治、军事、统战、外交、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复杂斗争。同时，他一直熟练地运用新闻手段，精心地策划党和国家的新闻工作，发挥了历史性的重大作用。
周恩来生前虽然未能对新闻事业作专门的论述，但在长年领导党和国家的新闻工作中，在撰写以及审阅修改重庆《新华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众多稿件的过程中，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共产党的目标，也就是党的报刊的使命
1924年2月1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共旅欧组织和旅欧共青团合办的机关刊物《赤光》创刊。创刊号上发表的《赤光的宣言》指出：“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我们是要以科学的方法，综合而条理出各种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张无误。本此，便是我们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的始意，同时也就是《赤光》的新使命了。”〔1〕
周恩来在革命初期，就把党的目标同党的报刊的使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这同毛泽东1925年于《发刊理由》中所说：办报为了革命，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人民的幸福，是同样的道理。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不久就迁到重庆出版。这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期间，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公开出版发行的共产党大型机关报。1月9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这是抗战时期党的奋斗目标，也是党的报刊的神圣使命。
其后不久，周恩来约见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党的机关刊物《群众》的副主编许涤新等人，指出：“《群众》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是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它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要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当时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2〕
这同恩格斯1847年9月26日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恩格斯认为党的报刊的任务“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
周恩来始终把新闻事业，看做是党达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目标，实现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一种重要舆论手段和有力思想武器。这正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真谛所在。
党的报刊要敢于和善于说出真理，敢于和善于进行斗争
1939年7月7日，抗日战争两周年时，中共中央发表时局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周恩来要求重庆《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这三大政治斗争口号，敢于说出真理，善于说出真理；敢于对敌进行斗争，善于对敌进行斗争，使得《新华日报》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和号角，同坚持在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样，也能起党的一个方面军的作用。〔3〕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几千英勇抗日的新四军战士被杀被俘。中共中央面对严重形势，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
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严词痛斥他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4〕同时，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坚决拒绝刊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反动“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准备刊载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社论。为了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同《新华日报》社同志商定，马上排两种不同版面的报纸。1月17日深夜，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所长看到了几份没有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新华日报》。在这同时，《新华日报》社正在加紧排印登有周恩来抗议题词的报纸。次日黎明前，就把印好的报纸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从后山偷运进城，抢在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5〕
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刊登在《新华日报》上的周恩来的题词有：一条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一条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条充满悲愤的题词，轰动了重庆和国民党统治区。
周恩来关于党的报刊要敢于和善于说出真理，敢于和善于进行斗争的论述，虽然是对当年重庆《新华日报》说的，但其基本精神适用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职责，就是要通过连续的新闻报道，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引导人民群众认识真理自求解放。
面对“左”倾盛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情况，周恩来在指导新闻工作时，尽可能地贯彻上述精神，发挥了难能可贵的作用。
1960年3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赞同邓小平对报刊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庸俗化的批评。邓小平提出，一定要使我们的报刊宣传不要把马列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这就不正确了。邓小平说，这就不利。始终在国际上拿出马列主义的旗帜，这样作战才有利，否则庸俗化了。周恩来说，一个是对立起来了，还有一个庸俗起来了，什么都说成毛泽东思想。刘少奇说，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彭真提出有些文章对毛泽东的领导和集体的关系处理得不恰当。毛泽东说，写给中央的报告写成“主席并中央”就不像样子了。〔6〕
1966年11月9日，周恩来主持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批驳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论调。社论按周恩来意见定稿、见报。〔7〕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周恩来在精心指导新华社、《人民日报》社撰写众多国际新闻、评论的过程中，贯彻敢于和善于说出真理、敢于和善于进行斗争精神，更是得心应手，成绩卓著。
要明确认识：新华社、《新华日报》等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1942年春天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同时，延安《解放日报》进行改版。3月14日，毛泽东在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8〕
《新华日报》的整风、改版，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成效显著。〔9〕
关于周恩来领导《新华日报》的指导思想，长期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担任该报最后一任总编辑的熊复认为：第一是“坚持党报的党性原则，按照他的话来说，《新华日报》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前锋’”。这就是说，《新华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新华日报》负有宣传党的主张和团结教育人民这样的双重任务，这两者是一致的。〔10〕
熊复认为，周恩来领导《新华日报》的第二个指导思想，就是坚持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得心应手的思想斗争武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而我们党的政策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两种政策针锋相对，反映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也是针锋相对的。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除了思想武器没有别的武器，而《新华日报》就是党所掌握的足以担负一个方面军任务的最锐利的武器。说《新华日报》是像八路军、新四军一样的一个方面军，这个话毛泽东说过，周恩来也说过，就是指此而言的。〔11〕
周恩来对于《新华日报》的指导思想，虽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但其基本点，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喉舌性质等等，具有普遍意义。
1949年春，北平解放后不久，九三学社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拥护中共主张，反对国民党继续打内战。但新华社北平分社没有报道，周恩来对此很生气。他在4月间谆谆告诫新华社领导人：新华社是党的通讯社(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是国家的通讯社)，同时也是人民的通讯社。新华社的所有编辑、记者，都要明确认识新华社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个根本性质。无论作报道或写评论，都要记住新华社这个身份，要照顾各个方面，当前特别要照顾你们不熟悉的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你们的报道要充分体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12〕
当新闻工作中出现违反党性原则、违背中央精神的严重情况时，周恩来总是及时指出，加以纠正。1959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1月到10月全国工业生产情况的材料，其中报道这10个月工业生产总值比1958年同期增长48.9%。遭到周恩来总理的批评。他指出，中央早有规定，凡全国性的数字，一定要经过中央的批准才能发表。另外，这是国家统计局的初步统计，没有核实，只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一般不能公开发布。中央早有打算，对今年各种产品的产量和总产值，不能满打满算，要留有余地。上述报道，严重违反了中央的规定。周恩来强调，《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要严格按中央的决定和精神办事，不能自作主张。〔13〕
1966年9月21日，周恩来在同红卫兵代表谈话中，针对黑龙江的报纸、电台一度被红卫兵组织接管的情况，指出：报纸、新华社、电视台、广播是专政的宣传工具，不容许任何团体去占领，只能掌握在党的手里。〔14〕
“一方面要站稳立场，另方面也要活泼巧妙”；不同情况下办报应有不同要求
1940年9月14日、1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会，听取《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关于报纸工作的汇报，周恩来在发言中肯定报纸工作有进步，缺点是没有充分发挥党的宣传鼓动工具的作用，把握政策不稳，有些内容没有站稳党的立场。提出《新华日报》一方面要站稳立场，另方面也要活泼、巧妙，不能呆板。〔15〕
周恩来在指导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以及港澳地区的进步报纸时，针对特殊情况，提出一些不同要求。1938年4月下旬，周恩来同《救亡日报》负责人夏衍谈办报方针，指出办报要学习邹韬奋办《生活》周刊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16〕
1958年11月30日，周恩来同中共港澳工委秘书长祁峰谈到办报问题时指出，要站稳爱国立场，坚持党的方针，但要灵活，否则办不好。可以采用一些外电，《大公报》、《文汇报》如果都用新华社电稿，是很难与别的港报竞争的。报纸的副刊要有思想性。香港新闻版不仅要报道对敌斗争的内容，还应增加一些群众生活的内容，不要脱离中间群众。写评论也要适合当地群众的水平，《人民日报》社论在香港不一定都登载。〔17〕
新闻要“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新闻典型应该选择而不能塑造
新华社于1965年2月19日发联合国休会消息，其中提到“联合国部队”。周总理要新华社查清楚此事是否准确。并且指出，无产阶级新闻同资产阶级新闻的区别，就在于尊重事实，实事求是。〔18〕1968年9月27日，周恩来又说，资产阶级报纸是靠造谣吃饭的。但是，严肃的资产阶级报纸，也是比较讲究事实的。我们无产阶级的报纸，更应该如此。〔19〕
新闻要“尊重事实，实事求是。”这是周恩来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的重要论述。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必须尊重事实，而不能向壁虚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还要一般通过连续报道，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找出客观规律，做到实事求是。这样唯物辩证的报道，才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新闻学一般也主张“要翔实报道”，但是由于受到形而上学的影响，以及阶级立场的局限，资产阶级的新闻报道，从总体上、本质上来看，不可能真正做到尊重事实。资产阶级新闻学根本不提新闻要实事求是。所以，周恩来把是否“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看做是无产阶级新闻同资产阶级新闻的区别所在。
我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闻报道，总的说来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但是由于政治的、思想的、作风的多种原因，也曾出现过严重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虚假作风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多次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作进一步阐述。
1958年下半年，周恩来在审阅新闻纪录片《祖国颂》时指出：“新闻纪录片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客观现实的情况。这样，对人民才能起宣传教育作用。纪录片要真实地反映时代的历史的特色，不能脱离历史，弄虚作假，不能用虚假的东西欺骗群众。新闻片要真实、自然。”他强调：“新闻影片应该从生活中选择典型的东西，而不能去塑造。”〔20〕
1963年5月24日，周恩来对《人民日报》23日刊登的欢迎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回京的照片，提出批评。严肃指出，这张照片把一些人头剪下来搬来搬去，任意移动位置，这是弄虚作假，是“客里空”作风。同年5月30日，他在接见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9位获奖摄影师时说，纪录片一定要完全真实，如果有几个镜头与事实不符，会使人连其他材料也不相信。〔21〕
周恩来关于新闻典型应该选择而不能塑造的论点，不仅适用于新闻纪录片、新闻摄影，而且是整个新闻工作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
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决定了新闻典型必须是新近发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因此，新闻典型只能从现实生活中去选择，而不能采用艺术典型的手法去塑造。否则，就是在“用虚假的东西欺骗群众”。
典型报道，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闻报道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党一贯主张，要在报纸、广播、电视上表扬典型的好人好事，揭发典型的坏人坏事，以“发扬正气，压倒邪气。”〔70〕多年来，我们在典型报道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有不少严重的教训。成败、得失，关键在于是否真实，是否实事求是，是否坚持新闻典型应该选择而不能塑造的原则。
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在做好公开报道的同时，还承担着向中央提供内部情况的任务。新闻界要完成这些任务，基础是对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做好调查研究。周恩来对提供情况和调研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意见。
1962年2月26日，周恩来在新华社一份情况反映的批示中提出“以后提供情况，一定要提供两面的东西，不要只提一面。领导上要什么就是什么，不全面反映情况是不好的。”〔22〕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如实反映情况遇到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1969年8月3日、6日，在接见新华总社和贵州分社记者时语重心长地指出：在听取不同观点的双方意见的同时，还要听听第三者的意见；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情况，让我们来判断。反映情况时，对事实一定要核实清楚。我们这样信任你们，你们一定要把事实告诉我们。〔23〕
周恩来对新华社向中央提供情况问题的上述两次谈话，虽然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但提出的要求、原则，具有普遍意义。
周恩来认为，新华社在一个国家、一个地方应放上二、三个记者，做政治、经济的调研报道工作。要注意观察动向，研究经济问题，不能只注意政治。当然政治指导经济。但是，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不研究经济问题不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制度，看政策。他嘱咐新华社要好好研究香港的经济、政治、文化情况，因为香港的情况反映世界的动态。〔24〕
关于调查研究的基本态度问题，周恩来在1965年7月10日曾经指出：应该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尊重客观事实，服从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观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考虑问题要一分为二，有了一个看法以后，也可以从反面去考虑。〔25〕这些话同样适用于新闻工作。
《参考消息》大量刊登西方的消息和评论，使于部群众“有所比较”，“辨别是非”
在社会主义中国，有一张被毛泽东誉为“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参考消息》。它大量刊登国外、海外，主要是西方新闻机构的消息和评论，连骂我们的言论也登。这家报纸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发行量多年来居全国报纸的首位。《参考消息》原来只供领导参考。后来扩大发行，提高了我们干部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产生广泛而深远的效果。这同毛泽东主席的大力倡导，周恩来总理的精心指导，密切相关。
1971年10月27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谢伟思和夫人时指出，我们发行这些报刊可以教育我们的人民，使他们辨别是非，所以说思想是没有国界的。不使人们进行各种思想的比较，怎么能够认识正确的主张、正确的意见？总是封锁，不是办法。〔26〕
在这前后，周恩来同外宾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我们出了一张《参考消息》，发行几百万份，介绍外国通讯社的消息和外国报纸的议论。不更改一个字，也不加评论。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增加国际知识，培养其判断能力。就是说，不要把外来的思想，或者是西方的舆论，使我们的干部和人民不知道。这样，他们就不能辨别是非好坏了。
周恩来还认为：《参考消息》的标题要纯客观，不要有任何倾向性，让我们的干部和人民自己去判断；《参考消息》不能报喜不报忧，不能光登对中国好的反应，也要选登反面的东西，骂我们的东西，使大家有所比较，否则不能起广泛的教育作用。
对外宣传要有的放矢，区别对待；既不丧失原则，又不强加于人
1957年，周恩来为中国福利会出版的大型综合性期刊《中国建设》创刊5周年题词：“继续作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1967年，周恩来在对《中国建设》工作人员谈话中指出：要有的放矢，区别对待。调子不要太高，要争取广大中间读者。
周恩来关于对外宣传的论述还有：
我们的新闻要注意对象，按对象发稿较好。(1964年3月23日)
对外宣传把对国内的，硬搬来对国外，不动脑筋，不管对象，人家需要什么不管，只管我们自己。应该研究一下，对外既不丧失原则，又要讲效果，有不同的特点。(1967年6月)
宣传工作要有针对性。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讲容易讲，但也要看对象和需要，不要乱宣传。(1970年8月)
1970年8月7日晚，在谈到宣传成绩时，周恩来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这方面的报道，要注意留有余地，有了十分成绩，只讲五分就可以了，不要讲十分。内部可以讲实况，对外报道要收藏一些，要谦虚。〔27〕
周恩来认为，当前形势发展很快，很复杂，对外宣传的提法要谨慎、要统一。(1972年7月10日)
报刊、通讯社是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工具
周恩来在运用新闻手段，反映和促进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称得上是得心应手。重庆《新华日报》时期，就是这样。
熊复认为：周恩来领导《新华日报》的“第三个指导思想，就是坚持党报必须是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工具。”要我们“注意团结多数，团结的人总是越多越好，《新华日报》要成为统一战线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它的版面要成为所有友军的讲坛，即是张申府所说的所有反法西斯的人讲话的地方。”〔28〕当时，《新华日报》同重庆各界人士有广泛而深入的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周恩来通过新闻活动，促进国内国际统一战线方面，又有许多建树和论述。1950年12月，周恩来约齐燕铭、徐冰、吴冷西谈话，嘱齐、徐帮助新华社熟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情况，并订出名单排列的先后次序。还指出，这是一门学问，是处理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问题。新华社领导人和编辑、记者都要掌握这门学问。〔29〕
周恩来经常提醒新闻界，要重视小国，尊重外国朋友，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1970年5月5日，他说：“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不要喧宾夺主，今天《人民日报》二版标题：周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观看《红色娘子军》，不妥，应标为：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总理陪同下观看《红色娘子军》。”并指示，“明天报纸，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成立的声明，要放在上边，我国承认的声明放下边。先是他们，后是我们。”〔30〕
周恩来针对有关报道的缺陷指出：外事报道要多写客人少写主人的名字。新华社编发外国给我国的贺电时，导语中应该把外国人放在前面。原来外事消息中，常用我领导人“接见”某外宾。1970年6月18日见报的周恩来总理会见阮氏萍一稿，原来写的也是“接见”，周总理说，“接见”这个词太封建，同意改用“会见”。
新闻报道要准确、鲜明、生动，要让群众看得懂
这是1958年7月中旬，周恩来在上海参观视察中提出的。他还说，报纸不单是文字，也要有图片，报纸没有图片就不生动。〔31〕周恩来关于新闻文风的论述还有：
要用事实服人，以理取胜。1952年5月18日，周恩来嘱秘书杨刚传达下列指示：今后不论写新闻还是评论，都要尽量避免刺激性的语句，如“匪徒”、“血腥事件”、“滔天罪行”等等。要尽量用事实去说服人，阐述我方意见，揭露对方伎俩，以理取胜。火气太大，外国报纸和读者很难接受。
新闻要准确。1970年12月22日，周恩来说，新闻界要传播准确的消息。如果传播不准确的或错的消息，在全世界要产生不好的影响。
要短，要生动，要引人入胜。1961年11月22日，周恩来说，我们宣传的弱点是硬邦邦，有骨肉的生动的东西太少。1970年3月4日，周恩来在全国棉花会议上指出：《人民日报》同志，你们写稿长，我们实在怕，今天写得短，我赞成。写东西要引人入胜。典型写得太短，也不行。
新闻单位要加强协作。1968年9月26日，周恩来就新闻摄影工作指示说：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注意协作，互相通气，不要搞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要抢新闻〔32〕。
周恩来1970年8月1日，对新华社有关人员说：西方记者写的东西就很活泼，你们可以学习一下。〔33〕
要当好记者，就要于一行，学一行，精一行
1957年5月21日，周恩来在同新华社记者徐熊和外交部亚洲司一负责人谈话，指出：要当好记者，就要干一行，学一行，精一行。外事记者必须透彻通晓时势；要采访什么学什么，遇到复杂问题要经常与行家切磋琢磨；搞时事采访也是做外交工作，要懂得外交工作的艺术，并且为外交工作做出贡献。〔34〕
4天以后，周恩来同部分外事记者谈话中，又指出：记者写的报道要合乎逻辑，对所看到的现象，应该有所选择。作为记者遇事要保持冷静头脑，只有这样，才能深刻而透彻地观察和分析宣传的时机是否适当，宣传的分寸是否恰到好处，从而使外事报道更有利地服务于当前的政治斗争。记者既不能缩手缩脚，也不能自以为是，既要大胆负责，独立思考，又要多向别人请教，特别是遇到重要的政策性问题、外交问题，应向有关方面请示，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自己难以发现的错误。〔35〕
周恩来的上述两段话，虽然是对外事记者说的，但是阐明了记者工作的某些普遍规律，适用于所有记者、编辑。
周恩来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相当丰富，也有条理，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财富。周恩来的新闻论述，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理论一脉相承，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新华通讯社)
注释：
〔1〕1516《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65页、第477-478页、第420页。
〔2〕《周恩来传》上，第511页。
〔3〕《新华日报的回忆》第8、9页。
〔4〕《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74页。
〔5〕《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98页；《新华日报的回忆》第14-15页。
〔6〕〔13〕〔17〕〔18〕〔21〕〔22〕〔25〕〔34〕〔3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96页、第297页、第269页、第192-193页、第712页、第557页、第457页、第743页、第44页、第46页。
〔7〕〔14〕〔19〕〔23〕〔24〕〔26〕〔27〕〔32〕〔3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88页、第66-67页、第260页、第313页、第339页、第491-492页、第384页、第260页、第383页。
〔8〕《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3页。
〔9〕《的改版与整风》(《熊复文集》第五卷，第255——266页)。
〔10〕〔11〕〔28〕《熊复文集》第5卷，第519页、第520页、第520一521页。
〔12〕吴冷西：《严师的教诲——回忆周总理片断》(《新华社回忆录》二，第39、40页)。
〔20〕《蒋齐生新闻摄影理论及其它》第14页。
〔2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01页。
〔30〕崔奇：《忆周总理对人民日报国际宣传的关怀和指导》(《人民日报回忆录》第23-24页)。
〔31〕《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4辑，第237页、第239页。
冯子直：周恩来与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
周恩来在参与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过程中，一贯重视档案和档案工作，亲自领导了党的档案工作和新中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思想、观点，从而形成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观。纪念和学习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继承他一贯重视并领导档案工作的实践和思想、观点，继续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档案事业，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领导党和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建设的丰富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档案工作，特别是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是和周恩来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周恩来是党和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周恩来在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以后，就十分重视党的文书、档案工作的建立，十分重视党的文件、档案的收集、安全保管以及当前和长远的利用。1927年4月18日，即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几天后，周恩来就指示中共上海区执委会发出《关于搜集过去文件存底问题的通知》。1931年，周恩来提出区别不同情况保存和整理文件的意见，并在瞿秋白起草的秘密文件——《文件处置办法》上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这个《办法》除了对党中央机关文件的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以外，还提出：“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决心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和决心，以及重视保存和利用档案的深这目光。此前，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和领导下，在上海建立了中央地下文库，经过艰难曲折，奋斗牺牲，为党保存了大批珍贵历史档案。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在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通过上海党组织从地下文库找出了一批档案送往延安，供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档案文件汇集使用。1946年，他又派人从这个档案库中取出4000余件珍贵历史文件运回延安，交给党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保管。1947年，蒋介石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我党从延安战略转移时，为了保护党的档案和机密，周恩来指示党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曾三带着几十箱档案转移到晋绥，由贺龙安排隐蔽。1947年2月8日，周恩来亲笔起草了《收集顽政权一切档案的通知》，要求各路解放大军在解放了敌人占据的城市后，立即“收集顽方政府一切档案、文献、法令，转送后方，得便送延安。”这是周恩来为了协助毛泽东掌握分析敌情，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研究城市接管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